《新譯紅樓夢》的譯者主體性*

敖著名

內容提要:哈斯寶以嫻熟的編譯技巧和視角獨特的文學評論呈現了一部別樣的《紅樓夢》。他力圖把握原著《紅樓夢》的創作意圖、主旨，極力保持人物、情節與敘事時間的連貫性，連接譯入語文化語境，為蒙古族讀者了解《紅樓夢》全書脈絡提供了方便。本文從文化理解、文化歸屬和文化傳承等三個方面探討哈斯寶在翻譯《紅樓夢》時表現出的譯者主體性，重點分析哈斯寶對后世讀者寄寓的期待，以期拓展《新譯紅樓夢》翻譯主體的研究，同時哈斯寶作為翻譯的主體，更是建構民族文化的重要參與者，他在翻譯實踐中以讀者為中心的翻譯，對深化蒙漢文學關系研究和翻譯文學之間相互交流及文學的共同發展有著重大意義。

《紅樓夢》成書于乾隆年間，后逐漸傳播到中國各地及世界各國。據現有的資料來看，《紅樓夢》“大約有二十個語種的摘譯、節譯和全譯本，不僅有外文譯本，也包括我國國內的少數民族譯本?！逼渲斜惆ㄒ晃磺宕晒抛逦娜斯箤毞g本，即蒙古文四十回《新譯紅樓夢》(Sin-e orcigulugsan Qung leümeng bicig)。哈斯寶以嫻熟的編譯技巧呈現出的《紅樓夢》譯景得到了學界的廣泛關注。亦鄰真先生認為哈斯寶的“譯文和評點是用規范蒙古文即所謂‘古典蒙古語’寫成的，翻譯絕少舛誤，文筆有獨特風格，反映出他蒙漢文造詣之深”。陳崗龍也力陳其價值說:“《新譯紅樓夢》是《紅樓夢》翻譯史和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歷史地位和學術價值的經典譯本”。這樣的評價是客觀公允的，也是對哈斯寶翻譯實踐與理論方面做出的成績的一次肯定?！耙徊孔g本的優劣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譯者的主體意識，忽略了這一點談不上解決翻譯中的根本問題?！笨梢?，學界對《新譯紅樓夢》翻譯價值的肯定等于是對哈斯寶譯者主體性的肯定。主體性是指“主體的本質特征，是主體在對象活動中的特性”，那么譯者在翻譯活動中表現的“自覺的文化意識、人文品格和文化、審美創造性”等特征就是譯者主體性的表現形式。

哈斯寶植根于蒙古族文化歷史語境視翻譯、評點《紅樓夢》為一種文化身份的表達。他對《紅樓夢》主題的把握，對曹雪芹創作的贊賞及對后世讀者(知音)的召喚體現著作為譯者的一種自覺的意識。換言之，譯者主體性不僅體現于譯者對作品的理解(選擇)、闡釋和再創造，也體現在對翻譯策略的選擇及對潛在讀者產生文化效應的預期等方面。下面具體探討并分析哈斯寶在翻譯《紅樓夢》時體現的主體性和讀者意識。

文學翻譯是一種再闡釋的過程，譯者對翻譯策略、技巧的選擇直接影響翻譯水平。哈斯寶一直視《紅樓夢》為傳世的優秀作品，深表愛慕追隨之余，自侃其翻譯和批評只是“從井底窺測星宿，演述自己一知半解”的修心消遣之舉而已。對此，巴·格日勒圖教授解釋道，哈斯寶其實是為突出曹雪芹原著當中的某些主要的方面，進行刪繁就簡，從而使讀者探幽發微。這個解釋是中肯的，哈斯寶對《紅樓夢》的語言操作、藝術創造、美學標準及人文社會方面的思考巧妙地體現了獨特有內涵的主體性。

《新譯紅樓夢》是《紅樓夢》節譯本，但“仍然能給讀者留下完整的《紅樓夢》之印象”是在深刻審視《紅樓夢》反映的正邪善惡斗爭的實質的基礎上，對內容進行增刪、改編，這是其一。其二，“哈斯寶的譯著和回批著眼于蒙漢文化的互融程度及其差異，著眼于蒙古族讀者的審美需求、閱讀期待和接受水平”。故而，哈斯寶節取主要故事情節進行翻譯，再對“有些刪減部分，哈斯寶根據不同的情況和條件作了交代，竭力使讀者不感到突然”，為蒙古族讀者理解其故事，探尋其趣味提供了巨大的幫助。

關于哈斯寶的“節譯”，有論者指出:“在哈斯寶的翻譯和評語中，有大量的個人創作，可以說是對《紅樓夢》的一次改編。從這一角度看，這一時期，某些蒙語地區對《紅樓夢》的接受并非文本接受，更多的是對愛情悲劇與家族興衰故事的欣賞”。這句話強調了哈斯寶的翻譯是基于對當時讀者的接受水平的思考。簡單的愛情悲劇和家族興衰的敘事對牧民、農夫讀者而言更便易于接受和理解的。哈斯寶說他批的這部書，“即使牧人農夫讀也不妨。他如果讀而不解，自會厭倦”。他對《新譯紅樓夢》讀者身份的圈定并不只是“üjekümerged”“medegcid”“adali sanakaten”“gegen kümün”等，且還要包括“牧人”“農夫”和有一定知識結構的人共同欣賞的。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蒙語詞匯是“明(賢)哲之士，有知識的人”的統稱，是有區別于“農牧民”階級的。這樣的稱謂另一方面表現了哈斯寶對“讀者”寄予的厚望。細讀哈斯寶評語會知道，他許農夫牧人閱讀《新譯紅樓夢》以作消遣，但更重要的供具有知識的、賢明德人閱讀深發進而與曹雪芹，與哈斯寶產生心靈的共鳴。

哈斯寶把百二十回的篇幅縮譯成四十回，與寶黛無關的很多人物、情節(或細節)進行了刪減省略，同時又加長了敘事時間，解決了讀者閱讀時的不適，加深了讀者閱讀的趣味。除了刪減原著中不具有關鍵性地位和意義的人物、情節，主觀增加了幫助深化主題思想的內容。例如，黛玉之死。哈斯寶對黛玉一形象同情和袒護之馀，更多是用洋溢之詞傾盡情感去歌頌其才華德識、情真質潔的內在氣質，認定黛玉是裙釵中的佼佼者。當黛玉不幸殞命時，哈斯寶情感的流露極為豐富，為其自撰一段哀辭道:

“知音者其哀怨相同，知心者腸斷而來?？蓱z千世百載的絕世佳人呵，惜哉!十月廿日吾書中所云‘志女’:聞汝之貌美，堪比嫦娥織女，才德如絡秀、蘇蕙勝三分。貞堅若金玉，質潔如皚雪。嗟呼!汝自幼伶仃悲戚，父母早亡，棲身母家。出幽閨無親熱之人，獨見奶媽惡語冷淡。聞啼聲似金雉哀怨，見淚滴如晨露溉花?！?/p>

這段詩賦體寄托了哈斯寶悲哀的感觸，慨嘆知音其難，似乎有解《石頭記》“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之意。哈斯寶對黛玉不吝惜筆墨地渲染，無非是向人們表達對理想的、崇高的人格的追求。

文學翻譯都是向譯語文化的趨近。翻譯要忠實于原作，但絕不能忽略滿足譯語文化的要求。哈斯寶的翻譯是根據譯語文化語境，也就是譯者所生活的社會、政治、文化及意識形態，有目的地進行翻譯。從源語文化到譯語文化的轉變更能解釋哈斯寶自覺的文化意識和審美的創造性。

《新譯紅樓夢》問世即面對的是蒙古族讀者，還包括會看懂蒙古文的讀者。而曹雪芹《紅樓夢》中蘊含的文化精神并非完全為蒙古族讀者所理解和接受。為能滿足蒙古族民眾閱讀需求，哈斯寶力爭譯文忠實于源文，又符合蒙古族讀者的文化心態和閱讀習慣。舉個例子來看，《紅樓夢》第九十四回中，寶玉丟玉，林之孝在劉鐵嘴那里測了一個“賞”字。哈斯寶把拆解的漢字改為蒙古文的“tangkai toikulba”兩個字。為此解釋道:“我自幼讀先師們譯為蒙古文的諸書，漢字象形會意，全都音譯加釋，不必說不通漢文的一讀而過，不明其奧妙，即使通漢文的讀了，索然無味?！薄白g音加釋”的內容只會削弱讀者對作品的期待，只有在理解源語用詞、文化內涵的前提下，找出與之相應的母語意思進行翻譯，讀者才會避免一讀而過，索然乏味的審美體驗，才能夠知其韻味?！皌oikulba”的詞根是“toi”，在蒙古語中指筵席上的桌椅，書中則暗指“玉”是在一個酒筵上不見的。再例如，賈母帶劉姥姥一行人到櫳翠庵喝茶，妙玉用兩只精美的古玩奇珍斟茶與黛玉寶釵，而“將前番自己常日吃茶的那只綠玉斗來斟與寶玉”。寶玉見狀便笑著說了個“世法平等”，哈斯寶用蒙古族一個諺語改譯為“ayagan-nu alag magukai”。這個諺語完整為“aduun-nu alag sayikan，ayagan-nu alag magukai”是教導人們對朋友或親近的人要平等相愛、關懷，與原句的“世法平等”意思一致。書中趙全帶司官番役查抄寧國府，西平王說政老和赦老是同房各“爨”，哈斯寶譯為“tolga tolkü”。蒙古族文化中，孩子長大成人娶妻后離開家會另起爐灶，這個蒙語就叫“tolga boskaku”，也就是說賈赦和賈政是各自起火過活。除此之外，哈斯寶嚴格遵循蒙古詩歌固有的押韻對仗、頭聯腳韻的規律，多采用意譯的手法，以壓頭韻、腹韻和尾韻來突出蒙古詩歌特點，同時力求保持漢古典詩詞形神具備的特點。例如，《紅樓夢十二釵綜曲》中諸句，略加改動，用蒙古語頭韻，連綴于一處。從保持本民族的語言文字的結構與特性方面來講，哈斯寶在翻譯《紅樓夢》的故事情節、人物對話，還是翻譯詩詞都比較追求樸素的語言，尤其是使用接近那個時代的生活中的活形態語言(即蒙古語口語)，從而直接拉近了《紅樓夢》與蒙古族讀者之間的距離?！白g者都是文化的產物，他們對源作的選擇和翻譯過程中對翻譯策略的選擇都具有文化意義?！币虼?，哈斯寶通過自己對《紅樓夢》的理解，引導讀者對《紅樓夢》有正確的文化理解和認識，同時又以譯入語讀者為歸宿，盡量保留原著文化特征，以最大限度地將源作所包含的主要內容翻譯出來，表明了自身的文化歸屬。

哈斯寶在翻譯實踐和評點活動中充分表達了對曹雪芹的崇敬之情和無限熱愛。他在翻譯評點過程中欲與后世“明哲之士”進行交流，表現了他對潛在讀者的一種期望。他對曹雪芹的崇敬，即是對《紅樓夢》這部作品的無限熱愛。他說曹雪芹是奇人，兼備“諸才子書所寫不出的筆法”，使《紅樓夢》“從一詩一詞到謎語戲言都有深意微旨”，雖近荒唐，細按則深有趣味。這無疑是給讀者提出了較高的接受鑒賞要求。陳崗龍教授指出“哈斯寶不僅崇敬曹雪芹，認同《紅樓夢》的進步思想和價值觀，而且還以積極的主動態度參與到以《紅樓夢》為代表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連續體的傳承和發展當中去”。也就是說，哈斯寶自己成為曹雪芹的知音是遠遠不夠的，他還要號召后世人去做他的知音，曹雪芹知音的知音。另外，哈斯寶翻譯《紅樓夢》某種程度上來說是對曹雪芹進步思想的認同。他通過翻譯將這部充滿作者血淚的作品，對當時的要求思想進步、憧憬自由民主和社會理想的蒙古族讀者起到了一定積極意義。

翻譯是作者、譯者和讀者共同參與的以文本為題的一場對話。哈斯寶是《紅樓夢》千萬讀者中的一位，他與曹雪芹的對話的結果便是蒙古族讀者供為精神食糧的《新譯紅樓夢》。哈斯寶對《紅樓夢》文本的闡釋是第一層面的闡釋，在作者的闡釋之上做出進一步闡釋，也就是第二步闡釋。那么，哈斯寶所期待的就是在基于文本(《新譯紅樓夢》)上的不同的闡釋。哈斯寶在翻譯策略上的選擇，對《紅樓夢》及作者的認同都體現了他在文化理解、文化歸屬和文化傳承上的獨立思考。

譯者主體性反映的是一種讀者意識?！都t樓夢》是深有趣味的書，哈斯寶為了每個讀者都能讀到文章的神靈微妙，他下意識地讓作者留在原處，讓讀者去無限地接近作者。他非常期望讀者同他一樣，對《紅樓夢》另有所釋。不止，他說后世明哲要有批判精神，看出哈斯寶翻譯、評點中的謬誤，力爭作“我師”。

《紅樓夢》是用“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的藝術創作來展現一層籠罩著真真假假、實實幻幻的神秘面紗的世界。讀者需要積極地發揮想象，讀到書中通貫的脈絡，才不負作者勞心費神之苦。此外，哈斯寶領悟到曹雪芹創作中寓意的深邃和文字的巧妙，對書中“寓意深邃、原有由來的話”“加圈”“加點”“劃線”以作標識?？垂儆纱巳腴T，便會步入深處。他希望更多的讀者“由此入門”，反復考慮其劃的重點內容，從而進一步欣賞和理解《紅樓夢》內涵。哈斯寶為讀者了解《紅樓夢》提供了方便，同時努力讓讀者無限地接近作者，讓“讀者在閱讀過程中產生的心理機制是一步步補充和完善文章的空白”。哈斯寶強調的是讀者內在情感與接受客體所傳達的內在的情感因素產生深層的契合，從而使讀者進入一種豁然開朗、心領神會、賞心怡情的境界。這就要求讀者必須以一定的社會政治觀念、道德修養為前提，展開豐富的想象，以一定的社會政治倫理道德觀念，才能把文本納入到他理想的社會人倫和禮儀教化的軌跡上來，從而理解作者深藏于文章的性靈。

《紅樓夢》在內容和結構上眾多的人物與事件互相制約，縱橫交錯又層次分明，再加上曹雪芹又善于用筆迂回曲折，有彼及此，“忽而如鬼神哭泣，忽而又是歡天喜地”的犀利的筆法，應當要細讀無遺?！都t樓夢》是一部充滿興味的作品，需要讀者以“品味”，去理解“文外之重旨”，達至審美至樂的體驗。而去解《紅樓夢》的內涵，就要按照朱熹所論的讀詩之法。朱熹道:“只是熟讀涵味，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措置，務自立說，只平恁讀著，意思自足?！比绱艘粊?，讀者通過熟讀、多讀，直接主動地感知體味出《紅樓夢》蘊含的旨趣意。哈斯寶在翻譯評點《紅樓夢》時肯定通過不斷地閱讀，反復思考，才有了今天的人們所評價他的那樣——準確把握了《紅樓夢》的主題思想。除了要“熟讀”文本之外，“善讀”也能幫助讀者提高其創造性的感知。哈斯寶想要把自己的這種體驗傳承下去，讓更多的人通過閱讀《小紅樓夢》的細枝末節，去了解源作者、譯者的意圖和思想，去欽羨作者、譯者的藝術手法。在一定程度上，哈斯寶的節譯給了讀者足夠的填補空白的空間，在一步一步，不斷地閱讀和重構中讀者自身的鑒賞水平也會不斷的提升，從而無限地接近作者(譯者)。

文學接受是一種審美活動，是作家和讀者之間的一種審美經驗的交流。作品的閱讀和接受不是讀者被動的感知，而是通過作品表現出的外相，讀者自主創造性地對作家言而未言的空白進行補充和完善。文本不是語言中靜止不變的標本，而是讀者(譯者)理解作者意圖并將這些意圖創造性再現于另一種文化的語言表現。哈斯寶通過反復思考意旨，創造性地對原著進行再闡釋。同理，讀者的閱讀也具有創造性。他說:“此書便是我的另一部《紅樓夢》”，旨在強調《新譯紅樓夢》雖然是翻譯文本，但是飽含了譯者的主體創造。接著說:“后世明哲讀此書，若以我的評論為是則他便是我的知音。若另有所釋另有批評，那又是他的別一部《紅樓夢》，而非我今日之《紅樓夢》了。但他若另作批評，必是看出我批評的謬誤，所以我說他便是我師?！边@段話表達了哈斯寶所期待的讀者要具備看出哈斯寶翻譯評點中的謬誤的高度，按照自己的審美體驗繼續深挖其內在的本質，要做到“設身其中，潛心腔內，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以入情合理”。哈斯寶對《紅樓夢》的接受與評價不僅重視情感因素對讀者的感染力，同時還非常注意讀者“悟”的接受方式。

譯者和讀者之間是以“譯語文本”為對象的跨文化交流。源作翻譯發生的文化轉向使源文本的意義更加豐富，哈斯寶的翻譯活動開啟了清晚期大量漢古籍蒙譯的大幕，引領了19世紀蒙漢文學關系史的發展，更是對蒙古族文學創作和文學傳統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哈斯寶的蒙譯實現了《紅樓夢》故事在蒙古地區的傳播和接受，深刻影響了尹湛納希等蒙古族文人的文學創造，豐富了蒙古族文學。

文學翻譯是一種跨文化的交流活動，是兩個不同民族進行文學交流的重要途徑。自元代起，蒙古族就有翻譯家選取介紹中原傳統文化和倫理道德方面的書籍進行翻譯介紹的歷史。悠久的蒙譯漢傳統鑄就著一代一代蒙古族翻譯家的主體創作精神。翻譯家對對象文化的理解、對自己文化的歸屬感和對優秀作品的傳承等方面做出的努力直接推動了蒙漢文學的進一步交流。哈斯寶以其成熟而鮮明的翻譯在漢古典書籍翻譯史上占據著重要的地位。

總之，哈斯寶作為翻譯的主體，更是建構民族文化的重要參與者，他在翻譯實踐中以讀者為中心的翻譯對深化蒙漢文學關系研究和翻譯文學之間相互交流及文學的共同發展有著重大意義。哈斯寶強烈認同《紅樓夢》和曹雪芹，并且把自己的認同踐行于《新譯紅樓夢》的翻譯和評論中。他用自己的母語翻譯給蒙古族的廣大讀者閱讀和欣賞，而且以“我批的這部書，即使牧人農夫讀也不妨”的心態去傳播。從哈斯寶的思想和實踐來看，他對《紅樓夢》和曹雪芹的認同是完全自愿的、主動的和積極的，這種認同主要是民族精神、價值觀和進步思想的認同?？梢哉f，這是哈斯寶成為曹雪芹后世知音的真正原因，而這也是我們在建設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中值得學習和吸收的正能量。讀者不僅是接受者，更是傳播者。像《紅樓夢》這樣的舉世作品，需要人們一代代傳承下去。如此來看，將哈斯寶的《新譯紅樓夢》從文化理解、文化歸屬和文化傳承等三個方面來看，確實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翻譯的目的是實現交流，所以譯文要考慮譯入語，符合其文化背景與語言習慣，為讀者呈現符合其文學審美特征以及具有藝術表現力的形式，以讀者看得懂、覺得美的方式有效接收本文的文化內涵，運用最貼近、自然的語言等效地傳達信息以實現譯文的交際性。只有讀者與作者(譯者)積極地從理解到共鳴最終轉化為文化認同心理，實現交流的目的。

① 王慧《2018年度中國紅學發展研究報告之二——以《紅樓夢》改編及翻譯傳播等為中心》，《紅樓夢學刊》2019年第3輯。

② 哈斯寶著，亦鄰真譯《〈新譯紅樓夢〉回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頁。

③ 陳崗龍《論哈斯寶〈新譯紅樓夢〉詩詞翻譯》，《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17年第6期。

④ 袁莉《也談文學翻譯之主體意識》，《中國翻譯》1996年第3期。

⑤ 查明建、田雨《論譯者主體性——從譯者文化地位的邊緣化談起》，《中國翻譯》2003年第1期。

⑥ 蔣艷柏《哈斯寶〈新譯紅樓夢〉讀者意識》，《桂林航天工業學院學報》2016年第1期。

⑦ 巴·格日勒圖《關于哈斯寶的〈新譯紅樓夢〉及其它》，《內蒙古大學學報》1979年第1期。

⑧ 莎日娜《紅樓隔“語”相望冷》，《紅樓夢學刊》2015年第6輯。

⑨ 哈斯寶譯《紅樓夢》(教學科研內部參考)內蒙古大學蒙古語出版，民族印刷廠印刷1975年，第1507—1508頁。

⑩ ［清］哈斯寶著，亦鄰真譯《〈新譯紅樓夢〉回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4頁。

[11] 《新增批評繡像紅樓夢》(文畬堂藏版)東觀閣梓行，嘉慶辛未重鐫(1811年)，第41回第7頁。曹雪芹著、無名氏續《紅樓夢》，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552頁。

[12] 高勝兵《新歷史主義文化詩學與翻譯文學的文化批評》，《安徽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2期。

[13] 陳崗龍《論哈斯寶的文化認同》，《民族文學研究》2019年第3期。

[14] 陳歷明著《翻譯:作為復調的對話》，四川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00頁。

[15] 朱立文著《接受美學導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5頁。

[16] 朱熹著《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94頁。

[17] Mary Snell-Hornby，Translation Studies-An Intergrated Approach，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pp.2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