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視域中的“重寫紅學史”

梅新林

內容提要:紅學史不僅僅是中國本土的紅學史，而應臻于全球視域中的世界紅學史。鑒于長期以來既有紅學史研究視野、理念、體系與方法存在的種種缺陷，本文提出全球視域中的“重寫紅學史”這一論題，并重點歸納和申述了如下意見:一是全球視域中“重寫紅學史”旨在將本土紅學史引向世界紅學史，具有基于學術而又超越學術的多重意義;二是全球視域中“重寫”而成的世界紅學史應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不能停留于內容上的簡單綜述與體例上的“附加”地位;三是全球視域中的“重寫”世界紅學史主要取決于國別紅學史的夯實根基與洲際紅學史的重點突破;四是全球視域中“重寫”的關鍵問題是跨語言的困境，必須有賴于不同語種學者的協同攻關方能完成;五是全球視域中的“重寫”特別需要引入文學與文化地理學的理論、方法與技術，并與數據庫建設和數字化平臺相結合，助力重繪世界紅學史地圖。

經典既是民族文化獨特的價值載體，也是人類文明共同的精神財富?！都t樓夢》自1794年傳至日本之后，在迄今為止的200余年海外傳播中，相繼以34種語言出版了155個不同篇幅的譯本，其中有18種語言36個全譯本。與此同時，從海外諸多語種的《紅樓夢》文本翻譯，到各種中國文學史論著對《紅樓夢》的介紹評述，再到一系列相關論題的專題與比較研究，紅學業已成為一種跨區域、跨語言、跨文化的世界性學術，成為中外文學對話與文化交流的重要場域，成為推動中國學術“走出去”并能夠“走進去”的重大課題，充分彰顯了中國文學—文化經典的深厚底蘊、獨特魅力與精神價值。所以紅學史不僅僅是中國本土的紅學史，而應臻于全球視野中的世界紅學史。鑒于長期以來既有紅學史研究視野、理念、體系與方法等方面存在的種種缺陷，本文試圖聚焦全球視域中的“重寫紅學史”的這一論題，擬從“重寫紅學史”之需求、意義、定位與實踐提出相應意見與建議。

一、全球視域中的“重寫紅學史”之需求

一代有一代之學術，一代亦有一代之學術史，這是因為每個時代都有對學術理念、路向、范式的不同理解，都需要對特定時代的主要學術論題作出新的回答。從這個意義上說，“重寫學術史”既是一種即時性學術思潮的反映，又是一項永無止境的學術創新活動。不同時代“重寫學術史”的依次鏈接與推進，即是最終匯合成為學術通史的必要前提。然而，這里所論的“重寫紅學史”，除了上述的普遍性內涵之外，主要基于矯正與拓展既有紅學史研究的雙重需求。

回顧《紅樓夢》問世以來紅學史的產生與發展歷程，先后大致經歷了以下六個重要環節:

第一個重要環節是《紅樓夢》問世之際“一芹一脂”的“作者批評”與“讀者批評”?！都t樓夢》開篇即云:“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后，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之說，撰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云?！薄按嘶刂蟹灿谩畨簟谩谩茸?，是提醒閱者眼目，亦是此書立意本旨?！边@一發端于《紅樓夢》創作的“作者批評”可以視為紅學史之先聲。與此“一芹”的“作者批評”相比，“一脂”的“讀者批評”更具紅學批評之內涵與性質。按照徐恭時的推測，曹雪芹約于乾隆六年(1741)開始創作《紅樓夢》，約至乾隆十六年(1751)經過“十年辛苦”，在悼紅軒里著成《紅樓夢》稿本，脂硯齋亦于此際開始評點《紅樓夢》，乾隆十九年(1754)再評，乾隆二十一年(1756)三評，乾隆二十四至二十五年(1759—1760)四評。徐恭時又引陳慶浩《脂硯齋評語研究》按八種版本加以統計，共有6472條評語，除去各本相互重復者(包括文字略同的)外，計為3920條。就這些評語的形式而言，有回前總批或韻文、回后總評或韻文、雙行批語、行間夾批、眉批、特批等。其中存在問答之批，或云某些注釋系“一芹”之筆，但難以找到確證。然而不管如何，脂硯齋的“讀者批評”已屬于典型的小說評點，也是開創紅學史的學術起點，脂硯齋堪稱為第一位紅學家。

紅學史的第二個重要環節是晚清光緒年間“紅學”的命名。據1918年《文藝雜志》第8期所載光緒舉人均耀《慈竹居零墨》云:“華亭朱子美先生昌鼎，喜讀小說。自言生平所見說部有八百余種，而尤以《紅樓夢》最為篤嗜。精理名言，所談極有心得。時風尚好講經學，為欺飾世俗計?；騿?‘先生現治何經?’先生曰:‘吾之經學，系少三曲者?！虿唤馑^，先生曰:‘無他，吾所專攻者，蓋紅學也?！北M管朱昌鼎所言“紅學”本出自戲稱，但自此方有“紅學”之名行世。又據1919年刊行的李放《八旗畫錄注》載:“光緒初，京朝士大夫尤喜讀之(指《紅樓夢》)，自相矜為紅學云?！庇纱丝梢?，晚清京朝士大夫研讀《紅樓夢》風氣之盛，而且“紅學”之名已從戲稱逐步轉化為一個具有專學意涵的學術概念。張云《晚清經學與“紅學”——“紅學”得名的社會語境分析》以“紅學”一詞緣起為案例，聯系晚清社會政治現實，特別是今文經學在當時政治生活方面的實踐進行社會語境的分析，認為從中不僅能夠讀出經學的衰微、小說觀念的變遷、晚清時局的動蕩對士人閱讀取向的影響，亦可讀出“紅學”出現于偶然中的必然性。

紅學史的第三個重要環節是20世紀初的“新紅學批評”。先是1904年王國維《紅樓夢評論》連載于《教育世界》第76—81號。此文主要引入叔本華哲學重新闡釋《紅樓夢》的意義與價值，在第五章《余論》中集中批評了索隱影射和自傳說:“綜觀評此書者之說，約有二種:一謂述他人之事，一謂作者自寫其生平也”，提出研究者要了解文藝本身的特點，而不能把小說創作中某個人物形象與實際生活中某一個人混為一談。就王國維《紅樓夢評論》的創新觀點與批評功能而言，實已開啟了“新紅學”之先聲。然后至20年代初，“新紅學”的“三駕馬車”——胡適、俞平伯、顧頡剛同時開創了“新紅學批評”。從胡適《紅樓夢考證》批評“向來研究這部書的人都走錯了道路”，“他們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紅樓夢》的著者、時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卻去收羅許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來附會《紅樓夢》里的情節，他們并不曾做《紅樓夢》的考證，其實只做了許多《紅樓夢》的附會!”提出“我希望我這一點小貢獻，能引起大家研究《紅樓夢》的興趣，能把將來的《紅樓夢》研究引上正當的軌道去:打破從前種種穿鑿附會的‘紅學’，創造科學方法的《紅樓夢》研究!”到俞平伯《紅樓夢辨》中《石頭記底風格與作者底態度》提出“大家都喜歡看《紅樓夢》，更喜歡談《紅樓夢》;但本書底意趣，卻因此隱晦了近二百年，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然后重點批判“猜謎派”與“消閑派”的誤入歧途，強調此文旨在“祛除社會上對于《紅樓夢》底謬見”，再到顧頡剛《紅樓夢辨序》將以往紅學研究的局限與根源作了歸納:“浮淺的模仿出于《尚書》之學，尖刻的批評出于《春秋》之學，附會的考證出于《詩經》之學”，并率先確認“新紅學”的命名，謂“我希望大家看著這舊紅學的打倒，新紅學的成立，從此悟得一個研究學問的方法”，于是以“新紅學批評”為紅學研究劃出了一個時代——一個從“索隱紅學”走向“科學紅學”的新時代。

紅學史的第四個重要環節是20世紀30年代之后的紅學史學術論文的問世。追本溯源，嚴格意義上的第一篇紅學史學術論文是雪岑連載于1915年3月2日、3月16日、4月16日成都《四川公報》增刊《娛閑錄》第16、17、19期的《紅學發微》。文中開篇《弁言》有“欲窮流別，請次章目:哲理中之《紅樓夢》;節記中之《紅樓夢》;鉤稽中之《紅樓夢》;文藝中之《紅樓夢》”云云，可見此文所謂“紅學發微”之構架。作者于該刊第19期標明“未完”，然在第20期以后直至29期，不僅第一章《哲理中之紅樓夢》未見續載，而且《節記中之紅樓夢》《鉤稽中之紅樓夢》《文藝中之紅樓夢》三章全部未載，所憾是一篇未竟之稿。至1937年5月，阿英《紅樓夢書話》刊于《青年界》第11卷第5號;1938年9月1日，白衣香《紅樓夢問題總檢討》刊于天津《民治月刊》第24期;1944年2月15日，楊夷《紅學重提》刊于《民族月刊》第1卷第3期;1948年6月14日，習之《紅學的派別》刊于北平《新民報日刊》。這些均為比較成熟的紅學史論文，其中白衣香《紅樓夢問題總檢討》具有比較典型的學術史論范式，習之《紅學的派別》則拓展至紅學流派研究。自此之后，每當紅學史的重要節點，總有相應的學術論文問世，諸如林以亮(宋淇)刊于1972年2月《香港所見紅樓夢研究資料展覽》的《新紅學的發展方向》;余英時刊于1974年6月《香港中文大學學報》第2期的《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一個學術史的分析》;潘重規刊于1974年7月《幼獅文藝》第40卷第1期的《紅學六十年》，以及大陸學者的“紅學”三十年、四十年……七十年系列論文，都在紅學界內外產生重要影響。

紅學史的第五個重要環節是20世紀中葉之后紅學史學術專著的問世。先是1960—1961年，郭豫適為華東師大中文系“中國古典文學專題研究與評論”課程教學的需要而編印《紅樓夢研究簡史》講義。后經陸續增補、刪削和修改而成《紅樓研究小史稿》，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這是《紅樓夢》問世以來第一部紅學史研究專著，具有填補空白的意義。次年，郭豫適《紅樓研究小史續稿》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同年，韓進廉所著《紅學史稿》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上述兩書的接連出版，一同開啟了紅學研究專史著作的新階段。

紅學史的第六個重要環節是21世紀之初中外紅學史的初步對接。在紅學史研究領域，張慶善、梅新林先于2001年在《紅樓夢學刊》第3輯發表《讓歷史啟思未來——關于〈紅學通史〉編纂的構想與思考》，討論和提議按照“總結過去，反思現在，啟示未來”的三結合原則編纂一部擁有新視角、新見解、新體例的集大成的《紅學通史》。2005年，陳維昭以個人之力所著《紅學通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書具有兩大鮮明特點:一是強調“縱橫貫通”;二是強調“解釋學立場”。關于前者，按照陳維昭在《緒論》所言:“從‘縱’的方面看，它以自‘紅學’誕生至今的整個發展歷程作為考察對象;從‘橫’的方面看，它要把每一時期的中國大陸及海外(臺港地區及其他國家)的《紅樓夢》研究現象納入視野?！贝藶槁氏葘⒑Ｍ饧t學納入紅學史的研究范域之中，具有開拓性意義。再至2010年，李廣柏所著《紅學史》由廣東教育出版社出版。書中下冊設立第十六章“臺灣、香港地區的紅學”與第十七章“《紅樓夢》在國外的流傳及國際紅學”，專題探討臺港地區與國外紅學的發展歷程與主要成果。以上兩種紅學史著作的出版，標志著21世紀之初中外紅學史的初步對接。

由上六個重要環節可知，200余年來的紅學史研究經歷了從評點到研究、從論文到著作、從專史到通史、從本土到世界的演變。然而與本土紅學史研究不同，海外紅學史研究乃至中外紅學史的有效對接，畢竟存在著跨語言、跨文化的重大障礙，單靠一人之力的確無法完成，所以特別需要充分吸納從事外國文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的專家學者一同參與世界紅學史研究。令人可喜的是，王麗娜、胡文彬、李紹年、姜其煌、孫玉明、張惠、高玉海、唐均、閆敏敏、陳宏薇、江帆、王燕、馮慶華、呂世生、王宏印、吳珺、謝依倫、高源、王琳等眾多學者參與了海外紅學的介紹與研究，并有一批重要論著相繼問世，相信通過中外紅學史的有效接軌，可以為全球視野中的“重寫紅學史”鋪平道路。

二、全球視野中的“重寫紅學史”之意義

全球視野中的“重寫紅學史”，即是從本土的紅學史走向世界紅學史研究，并一同納入全球視域中的“大紅學史”體系之中。因而，本質上是基于本土——世界兩個維度的紅學史對話，具有“互觀”“互補”“互鑒”“互融”之重要意義。

1.“互觀”之意義

相同的《紅樓夢》，不同的紅學史。這是《紅樓夢》在海外跨語言、跨文化傳播的必然結果。在此，我們固然要重點關注那些有關《紅樓夢》與世界經典名著的比較研究成果，諸如以《紅樓夢》與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法國中世紀詩人特雷蒂安·德·特洛亞的長詩《帕西法爾》、英國女作家莎拉·司各特的小說《千年圣殿》、薩繆爾·理查生的小說《克拉麗莎》、馬克·吐溫的《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赫爾曼·麥爾維爾的《白鯨》、俄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白癡》、盧梭的書信體小說《新愛洛伊絲》以及20世紀賽珍珠的《大地》、安德烈·馬爾羅的《人類的命運》，以及與11世紀日本紫式部的《源氏物語》和17世紀朝鮮金萬重的《九云夢》等進行的比較研究。但更為重要的是在不同學術體系中的互觀與對話，也就是從比較文學走向比較學術。李廣柏談到他于1993參加在北京香山舉行的中國古代小說國際研討會時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參加會議的中國內地學者提交的論文，大都是運用‘新批評’方法的，意在跟上國際潮流;而來自歐美的學者所提交的論文，幾乎都是運用中國傳統的考證方法作各種史料的考證，大概是歐美學者覺得到中國來開會應當入鄉隨俗。真是令人大跌眼鏡!”由此可見中外紅學研究理論與方法的源流關系以及明顯的時空差。鑒于長期以來海外紅學史被排除在整個紅學史書寫之外，而海外紅學史本身研究也存在著諸多不足與局限，所以當務之急是加強對海外紅學史的系統梳理、總結與研究，以便為中外紅學史的“互觀”提供新的學術基點與起點。

2.“互補”之意義

在20世紀的紅學史敘述體系中，大致分為以考據學為主潮的新紅學、以社會學為主潮的當代紅學以及多元化發展的新時期紅學的“三段論”，盡管中外學界對“新紅學”存在不同的評價，但最終都難以撼動“新紅學”的學術創新價值與地位。而就以社會學為主潮的當代紅學而論，主要借助20世紀50年代的“批紅運動”，即通過對現代“新紅學”觀念與方法的徹底清算，最終確立以社會學為主潮的當代紅學傳統。從中外紅學史的發展曲線來看，上述三個階段經歷了一個合—分—合的演變過程，與本土紅學的社會學—政治學主潮相對應，當時更趨多元發展的歐美批評界則以“新批評”為引領，所以也出現了諸多以“新批評”應用于紅學研究的論著，諸如珍尼·諾愛爾(Jeanne Knoerle)由美國布盧明頓印第安納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紅樓夢評介》(1972)，盧先·米勒(Lucien Miller，又譯作盧西恩·米勒)由美國亞利桑那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紅樓夢〉中小說的面具:神話，模仿和人物》(1974)，普拉克斯(Andrew Plaks，又譯作浦安迪)由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紅樓夢〉中的原型與寓意》(1976)，等等，皆為“新批評”應用于紅學研究的代表性成果?？陀^而論，由于《紅樓夢》博大精深的容量與內涵，無論是社會學還是新批評，都適合于紅學研究，也都有各自的長處與不足，何況學術研究的質量不僅僅取決于批判的武器，同時也取決于武器的批判。而就社會學與新批評而論，一重“外部研究”，一重“內部研究”，彼此正好構成內外對比與互補。

3.“互鑒”之意義

《紅樓夢》作為中國文學經典，凝聚著中華民族的文化智慧，所以中國學者對于《紅樓夢》的文化認同與深刻感悟具有天然的優勢。但在文學批評理論與方法方面，海外學界更處于不斷新變的前沿地帶，所以在學術創新方面往往走在前列，但又不乏牽強附會或隔山望牛之憾。就此而論，身處歐美的華裔學者諸如夏志清、余英時、余國藩等則更能取其長而避其短。從夏志清《紅樓夢里的愛與憐憫》、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余國藩《重讀石頭記:紅樓夢里的情欲與虛構》等重要論著，皆可充分印證這些著名華裔學者同時兼具中國文化修養與西方前沿理論之長，所以彼此“互鑒”的意義與作用更為顯著。歷史地看，中外紅學研究的“互鑒”存在明顯的時空差，當代西方紅學研究不同程度地受到新紅學尤其是胡適“自傳說”的影響:賽珍珠同意曹雪芹的主題是講述他自己生活的故事;史景遷、布蘭道爾、帕蘭得里都相信這部小說包含了許多自傳性材料;夏志清、余英時、周策縱、余國藩也多認可《紅樓夢》的“自傳性”獨特價值。彼此從不同方向實現理論和實踐的雙重超越。進入新時期之后，大陸學界為突破當代紅學的社會學—政治學研究的局限，積極引進西方新理論新方法應用于紅學研究領域，廣泛涉及文化學、神話原型批評、心理學、美學、性別批評、后現代主義、比較文學、敘事學、闡釋學、新批評等等，促進了傳統紅學研究范式的變革，激發了紅學研究的新活力，拓展了紅學研究的新空間。新時期“紅學學術范式實踐表明，時代精神、外來理論和學術創新是紅學學術范式演變的核心動力、學理依據和內在要求;意識形態的主導性、外來理論的本土轉化和文學研究的本位性則在紅學學術范式演變過程中一直發揮著重要作用”，在為紅學研究結出新的豐碩成果的同時也留下了一些值得認真總結和吸取的教訓。與以往自發“互鑒”所不同的是，當今中外紅學界可以更為自覺也更為從容地進行全面、系統、深入的“互鑒”，相信這樣的“互鑒”才能取得更為豐碩的學術成果。

4.“互融”之意義

比較之下，“互融”的重要性與難度系數都在“互觀”“互補”“互鑒”之上。盡管海外紅學史已逐步引起本土紅學界的重視，而且在陳維昭《紅學通史》、李廣柏《紅學史》等著作中，也都已將海外紅學史內容納入其中，但主要還是借助和引錄既有研究成果加以綜述，難免有泛泛之談、深度不足的缺陷。而另一方面，這些被引錄成果的學者主要分布在外國文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研究領域，由這些領域進入《紅樓夢》海外傳播與接受的跨界研究，則又往往缺乏對于紅學研究尤其是紅學史研究的深厚積累，其中也有一些如孫玉明、張惠、高玉海、唐均等學者，多能打通彼此之間的壁壘?；谌蛞曇爸械摹爸貙懠t學史”跨界研究的內在要求，一方面需要紅學界更加關注海外紅學研究，并不斷提升從“互觀”走向“互補”“互鑒”“互融”的能力，另一方面則需要從事《紅樓夢》海外傳播與接受研究的學者更多關注紅學尤其是紅學史研究，至少在自己的研究項目中強化紅學史意識。當然，比較可取的是跨界研究中的通行補救辦法，就是組織兩支隊伍開展合作攻關研究，以實現揚長避短、優勢互補之最大效應。

如果說中外紅學史“互觀”之意義是為“重寫紅學史”打開了新的視界，“互補”之意義在于中外紅學史的“物理反應”，“互鑒”之意義在于中外紅學史的“化學反應”，則“互融”之意義應臻于中外紅學史的“生物反應”。

三、全球視域中的“重寫紅學史”之定位

全球視域中的“重寫紅學史”無疑是一個十分浩大的工程，需要對其加以明確的學術定位。這里擬重點提煉為“時間—空間”“文學—文化”“傳播與—接受”三重維度加以討論。

1.時間—空間維度

時間和空間本是一切物質運動的存在形式，當然也是學術史研究定位的兩個基本維度。所以，全球視域中的“重寫紅學史”如何定位的第一個核心要素就是“時間—空間”維度。其中的時間定位，需重點關注海外紅學史中諸多“第一”的時間節點，比如乾隆五十八年即日本寬政五年冬，公元1793年12月25日，中國王開泰的“寅貳番南京船”從浙江乍浦港出發，1794年1月10日抵達日本長崎，所載貨物內有圖書，其中包括“《紅樓夢》九部十八函”?！都t樓夢》由此走出國門、傳入日本，也是《紅樓夢》在亞洲傳播之始;嘉慶二十一年(1816)，英國傳教士馬禮遜專為外國人學習漢語而編譯的漢語語言教材《中文會話及凡例》在澳門出版發行。書中的會話第五篇與會話第二十五篇均選取了《紅樓夢》第三十一回里寶玉和襲人對話的英文翻譯。這是《紅樓夢》最早的外文——英文翻譯，也是《紅樓夢》在歐洲傳播之始;關于《紅樓夢》在美洲的傳播，據黃安年《1870年前〈紅樓夢〉刻本在美賓州被發現》載:1999年，路德康教授在題為Asian Pioneers in the Eastern United States:Chinese Cutlery Workers in Beaver Falls，Pennsylvania，in the 1870s(《美國東部亞洲先驅:賓州水獺瀑布市刀具廠的中國工人》)的論文中提到有一本華工留下的《紅樓夢》，于是作者幾經周折終于聯系到該市歷史協會，并與妻子呂啟祥最終確認1870年前《紅樓夢》已經通過美國華人勞工傳至美國了，此為《紅樓夢》在美洲傳播之始。當然，更為重要的是《紅樓夢》以34種語言翻譯出版了155個不同篇幅的譯本，各種中國文學史論著、“百科全書”對《紅樓夢》的介紹與評述，以及一系列專題或比較研究的相關時間節點，這些時間節點的依次排列組合，具有學術編年史的重要價值。其中的空間定位，則需重點關注海外紅學史的空間流向與區域分布。唐均《〈紅樓夢〉譯介世界地圖》在這方面作了新的探索。作者搜集了中國民族語言和外國語言中已知的《紅樓夢》譯本基本信息，以所繪制的地圖形式展示了《紅樓夢》在東亞、西北歐、東南歐、北美等地蓬勃發展的空間傳播態勢。盡管此文主要聚焦于《紅樓夢》的“譯介世界地圖”，但可以由此進一步拓展至《紅樓夢》傳播乃至紅學研究史的“世界地圖”?！拔膶W地圖之不同于一般的文學史研究，關鍵在于時空軸心的轉向與重構，即從以‘時間’為主導轉向以‘空間’為軸心，以空間流向引領時間流程，所以文學地圖的時空重構，首先體現在通過切割時間、重組空間的時間—空間化?！蓖瑯?，海外紅學史的學術地圖也應注重時空定位，追求時間的空間化與空間的時間化的相互交融，而逐步臻于時空互化的境界。

2.文學—文化維度

《紅樓夢》首先是一部小說，是一部文學經典，但同時又是中華民族文化精神的藝術結晶，因而是一部文化經典。所以全球視域中的“重寫紅學史”如何定位的第二個核心要素即是“文學—文化”維度。這里所言“文化”維度主要包括文化的包容性、主體性、變異性等不同指向。既然《紅樓夢》是文學經典與文化經典的復合體，那么，作為研究《紅樓夢》的紅學史也就遠遠不能局限于文學研究史，而是從文學進入到文化的形態與精神層面。從某種意義上說，一部紅學史就是一部文化史，或者更確切說是二百多年來中國文化發展與中外文化交流歷程與命運的一個縮影。此為紅學文化包容性的主要特點之所在。關于紅學的文化主體性，主要意指各個民族譯介和闡釋《紅樓夢》的不同價值取向。馮慶華《母語文化下的譯者風格——〈紅樓夢〉霍克斯與閔福德譯本研究》重點探討了母語文化對《紅樓夢》翻譯的影響，認為母語文化對譯者翻譯文化觀和翻譯思維模式同時產生影響，而譯者的翻譯文化觀和翻譯思維模式對譯者的風格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譯者的翻譯文化觀是顯意識的，而譯者的思維模式則是潛意識的。母語文化是譯者的第一文化優勢，在翻譯理論與實踐中，譯者會潛意識或顯意識地發揮自己的母語文化優勢。另有李曉姝《東方主義視野下的〈紅樓夢〉王際真譯本研究》、唐均《〈紅樓夢〉翻譯中的東方主義問題撼拾》則探討了西方《紅樓夢》譯介中的“東方主義”問題，認為即便是華裔學者——不管是受“東方主義”的浸潤還是為了迎合西方讀者，似乎都難以擺脫“東方主義”的潛在影響和束縛。關于紅學的文化變異性，則主要意指不同時代文化思潮變遷之于紅學研究的影響。張惠《紅樓夢研究在美國》總結美國紅學研究第一個特點，即是追隨學科發展與理論更新，不斷將新的觀念、方法引入《紅樓夢》研究。影響美國紅學各個時期的理論思潮不同，如20世紀60—70年代的文化社會學與哲學，70—80年代的人類學和敘事學，80—90年代初的統計學與修辭學，以及90年代之后的后現代女權主義，等等。這是因為美國學界崇尚“科際訓練”(Multiple Discipline)，往往將各門各派的社會科學理論包括哲學、歷史、人類、考古、心理、社會學等應用到紅學研究上。尤其90年代以來文化研究大行其道，率先踏入《紅樓夢》研究的建筑、疾病、服飾等領域，試圖綜合不同人文社會學科的方法，以及用統計學、心理學、比較文學、病理學、電腦、電視等種種方法和媒介進行研究，對紅學發展的可能性做出全面嘗試。盡管這些文化學術思潮與方法論的更替在歐美之間具有同頻共振性，但在視野較寬闊、思想自由的美國表現得最為突出。美國紅學界特別善于提出一些問題，這些疑問也許是因為了解不夠而產生，也可能永遠找不到答案，但它們可以啟發靈感，刺激我們用新的角度來審視自己的歷史文化。要之，在“文學—文化”維度中，“文學”一維指向《紅樓夢》的文本譯介與闡釋，而“文化”一維所蘊含的包容性、主體性、變異性，則同時標示著紅學研究的廣度與深度。

3.傳播—接受維度

傳播學重在研究傳播主體、受體、內容、媒介、效果以及通過傳播而建立一定的關系。廣義的傳播學包括了傳播與接受兩個層面，但在具體的學術研究中則多有重心落點之不同。就《紅樓夢》的“傳播—接受”雙重維度觀之，主要體現在譯介、評述、闡釋以及系列專題研究等方面。第一個層面即《紅樓夢》的譯介，乃是海外紅學史研究的基礎。注重從傳播的維度看待《紅樓夢》的譯介，謝依倫《〈紅樓夢〉在馬來西亞與新加坡的傳播與研究》與李大博《海外譯本與〈紅樓夢〉海外傳播的關系探析》具有“點—面”不同取向的范本意義。李文認為，海外傳播是《紅樓夢》文本價值重構的重要途徑，也是紅學研究中的重大課題。通過全面梳理《紅樓夢》海外譯本的現狀及存在問題，進而闡發《紅樓夢》在譯介過程中所要著力關注的三大領域，即文化、美學、人學，并力圖以此為《紅樓夢》的海外傳播提供全新的視角。謝文以1820—2018年近兩百年為時間軸線，嘗試還原和呈現《紅樓夢》的傳播主體、信息、途徑、受眾，以及根據受眾的反饋來探討《紅樓夢》傳播的影響力，然后再對已出版的《紅樓夢》相關文章與研究成果進行梳理和評述，并參照世界紅學的研究思路與方法，為未來的紅學研究的拓展提建議。第二個層面即《紅樓夢》的評述，乃是海外紅學史研究的起點。主要呈現于海外中國文學史有關章節以及“百科全書”條目對《紅樓夢》的評述。關于后者，姜其煌在所撰《〈紅樓夢〉在歐美百科全書中的反映》中扼要論述了歐美百科全書中反映和評價《紅樓夢》的變化與進展，從19世紀的空白，到20世紀前期評論的進步，中期的充分肯定，再到70年代以后“研究的深入，評論的準確，探討的細微，都已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也就是說，歐美整個學術界對《紅樓夢》的認識，已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此與海外中國文學史有關章節的書寫，集中代表了歐美學界對《紅樓夢》的整體認知與價值評判的歷史變遷。第三個層面即《紅樓夢》的闡釋，乃是海外紅學史研究的重點。張惠《百年美國紅學之路——范式、意義、不足與啟思》一文認為，海外紅學中，美國紅學的成就獨樹一幟、成果斐然?；仡櫚倌昝绹t學發展史，其研究分期、學術范式、所用版本、研究方法都有自己的獨到之處，不但可與西方文論相結合，亦可開拓出跨學科、跨專業的研究方式。美國紅學的活力和發展，不但與中國紅學密不可分，也對中國紅學頗有啟思。其中成果最為顯著、最為豐富、也最具特色的是借助西方各種理論與方法對《紅樓夢》進行意義重釋，而且在夏志清、浦安迪、李惠儀、斯科特、裔錦聲、余國藩等學者身上同時交織著多重理論的使用，只是因為他們文中的某種理論特別突出，不僅與自己所處時期的思潮合拍，而且出類拔萃足以秀出同儕，因而他們成為各時期理論思潮影響的代表。第四個層面即《紅樓夢》的專題研究，乃是海外紅學史研究的深化。這些專題研究廣泛分布于文獻、文本、文化研究之中，具有學術創新的獨特價值，但同時也容易引發新的爭議。茲以美國學者盧西恩·米勒《為旋風命名:曹雪芹與海德格爾》為例，作者旨在對“通靈寶玉”同為“命根”與“禍根”的神奇合一提出新見，于是借用海德格爾關于人的生存概念觀察，認為黛玉的覺察是很有見地的，寶玉本不該借一個非人的客體來自省。然而，從他的生命、他的實際情狀的前定關聯的觀點來看，他又勢必如此。這對他的“沉淪”，即他“淪入”與黛玉的愛網步步相悖。在實在的最深層次上，即形而上的(領域和石頭的劫運)層次上，她是他的“對頭”。確乎，當“通靈寶玉”果真失落，寶玉陷入癡呆狀時(第九十四回)，黛玉倒為之慶幸(第九十五回)，實指望那“金玉良緣”之命就此受挫。而當她被自己的“沉淪”(她鐘情于寶玉)和他對被拋狀態的抗爭所左右時，她自身也就融入了煩慮不安的彌漫性現身狀態。所以黛玉不得不在夢幻中與寶玉親近，而一旦夢覺，卻又彼此疏離，無法溝通。直到二游太虛幻境得一僧一道點化后，終于從機械地遵從與玉石的一種確定關系中獲得了自由，并且超越了實際情狀與沉淪。此類專題研究，既需要海外學者去尋找與開拓，也需要本土學者去發現與總結，相信隨著海外紅學研究的深入與中外紅學研究的交流，必將成為一個新的學術增長點。

四、全球視域中的“重寫紅學史”之實踐

全球視域中的“重寫紅學史”最終落實到實踐層面，需要由微觀而宏觀、由局部而整體、由分散而集成加以逐步展開，從而形成國別紅學史、洲際紅學史、比較紅學史、世界紅學史四個不同序列。

1.國別紅學史

此為全球視野中“重寫紅學史”的根基所在。在既有成果中，以孫玉明《日本紅學史稿》、張惠《紅樓夢研究在美國》為代表，具有開拓性意義。孫著以時間為經，將日本紅學歷史劃分為五個階段，不僅比較準確地勾勒出了紅學在日本的產生與發展趨勢，而且對日本歷代學人有關《紅樓夢》的翻譯、注解、評論和研究成果作了扼要的評述。張著主要對1960年起迄2000年止美國漢學界的《紅樓夢》研究成果和研究進程進行系統的梳理和評述，并通過對這40年美國紅學的研究成果的整理及其得失的總結，觸及了相關的紅學重大問題及其學術前景。首先，本書梳理了美國紅學的方法、成就和影響，考察美國紅學的學術價值及其在《紅樓夢》傳播的歷史過程中發揮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其次，考索了《紅樓夢》研究在美國呈現出怎樣的面貌，在傳播過程中體現了怎樣的特征，參與其事的學者構成;再次，就美國紅學的特點、專長、不足以及和中國紅學的交流做出了研究和判斷;最后，總結了美國紅學的貢獻和啟示意義，可以為我國紅學研究提供重要借鑒。以上兩書皆為國別紅學史的成功嘗試，具有先導與示范意義。而在重要論文方面，則日本伊藤漱平《漫談日本〈紅樓夢〉研究小史》(《首屆國際紅樓夢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姜其煌《英美紅學》《俄蘇紅學》《德國紅學》(載姜其煌《歐美紅學》，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江帆《他鄉的石頭記:《紅樓夢》百年英譯史研究》(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7年)，張惠、王妍卓《美國紅學史的學術史反思》(《中國礦業大學學報》2015年第3期)，張惠《百年美國紅學之路——范式、意義、不足與啟思》(《光明日報》2022年1月3日)，姚軍玲《〈紅樓夢〉在19世紀德國的譯介和批評》(《紅樓夢學刊》2015年第5輯)，韓國崔溶澈《紅樓夢在韓國的傳播與翻譯》(中華書局2018年版)，謝依倫《〈紅樓夢〉在馬來西亞與新加坡的傳播與研究》(山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8年)等。但總體而論，目前的國別紅學史研究還未引起學界的高度重視，已經問世的國別紅學史研究的論著畢竟為數有限，有的論文還停留于介紹性的文字，離學術史的內在要求之間尚有一定的差距。所以國別紅學史這一根基還需進一步加以夯實。

2.洲際紅學史

即以洲際地理為空間單位，重點分為亞洲、歐洲、美洲三大版塊?！都t樓夢》最先傳入日本，此后亞洲的紅學研究也是以日本為中心，以韓國為次中心，同時還流向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等地。但目前的亞洲紅學史研究還沒有從國別走向洲際，尚無亞洲紅學史論著問世。關于歐洲紅學史研究，目前同樣未曾出現獨立的學術論著，姜其煌《歐美紅學》作為最先問世的歐美紅學專著，因其研究重心在歐洲，庶幾可以彌補這方面的缺憾。作者借助自己精通歐洲多國語言之長，廣泛收集了英、法、德、意大利、俄羅斯等國的紅學資料，大致勾勒了“紅學”在歐美中的發展歷程與主要成果。周汝昌在《歐西〈紅樓夢〉研究得失之我見——姜其煌著〈歐美紅學〉序言》中指出:“像姜先生，精通很多種西語，卻沒有不屑于紅學的意思，竟然為了介紹西方的紅學狀況而投入了這么多的工夫，寫成這部品種獨特的新著，以饗國人，填補了一個多年來無人肯填能填的紅學空白，這不是一件小事。不但在紅學史上，即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也是應該大書一筆的篇章節目?！睆谋緯闹鲎谥寂c體例來看，作者并非要撰寫一部嚴格意義上的紅學史，所以歐洲紅學史還有賴于精通歐洲主要語種的學者承擔這一學術使命。至于美洲紅學史，與上述亞洲、歐洲紅學史有所不同，主要集中于美國，同時波及加拿大。所以《紅樓夢研究在美國》的作者張惠可以在此基礎上著成美洲紅學史著作。

3.比較紅學史

按照英國波斯奈特(Hatcheson Mcavlay Posnett)《比較文學批評導論》所論“比較文學”的規范:“比較文學是關于跨越兩個以上文化的文本的跨學科研究，也是對跨越了時空的兩個以上文學相關模式的關系研究”，則比較紅學史研究需要同時思考如何確立空間單元、拓展學術路徑、搭建交流平臺等等。先說如何確立空間單元。其中最大的空間單元當然是中外紅學史比較，姜其煌《歐美紅學》注重運用“比較”的方法，從主題內容、社會意義、藝術技巧和語言等方面對歐美“紅學”和中國“紅學”進行比較，并試圖勾勒出“紅學”如何隨著西方中國“紅學”的變化而變化。其次的空間單元是洲際之間的比較。通觀亞洲、歐洲、美洲紅學史，彼此同中有異。亞洲的紅學重地是在東亞日本、韓國和南亞馬來西亞、新加坡等，皆處于漢文化圈，具有漢文化共同體背景下獨特的價值取向與研究傳統;歐洲紅學廣播于英、俄、法、德、意、西、荷、瑞、保等十余個國家，在西歐與東歐之間，明顯存在著兩大文化版塊、文化傳統中的分野;北美的《紅樓夢》傳播起步相對晚近，紅學研究史相對年輕，但最為豐富多彩，也最具學術創新活力。當然更為可行的是不斷拓展非對稱單元的多元化比較，籍此將比較紅學史逐步推向深入。次說如何拓展學術路徑。尤其需要平行研究、影響研究以及跨界研究的綜合集成。比如中蘇學者普遍注重《紅樓夢》的社會意義，彼此在理論與方法上具有一定的趨同性。1954年，蘇聯學者L.D.波茲德涅娃(L.D.Pozdneeva)在《論長篇小說〈紅樓夢〉》中指出:“中國文學中的最偉大藝術家曹雪芹，創造了一部巨大的現實主義小說，真實地再現了他那個時代的實際生活。他揭示了統治階級的最主要代表在經濟上、政治上、道德上的崩潰和中國封建家庭內部的矛盾?！薄安苎┣鄣倪@種矛盾，也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出現以前很多世界偉大現實主義作家所具有的矛盾，這種矛盾絲毫不會降低《紅樓夢》的藝術價值和認識價值，因為這部小說現實主義地反映了他那個時代充滿于實際生活中的那些矛盾。小說作者站在民主主義的立場上，表現了‘下層’對封建社會壓迫的反抗。除此之外，他的民主主義立場還表現在他在小說中面向人民，使用人民的語言寫作，從而創造了一座中國古典文學語言的豐碑?！?959年，蘇聯漢學家O.菲什曼(O·Fishman)在刊于蘇聯《外國文學》雜志第4期的《紅樓夢》(Son Krasnom Tereme)中認為:“《紅樓夢》的偉大和力量，在于它勇敢地批評了封建制度，真實地揭露了被當時生活環境所扭曲了的人的悲慘命運?！監.菲什曼還特別關注到了“不同的時代產生了對《紅樓夢》的不同評價。1911年辛亥革命時，評論者認為這部小說是對滿洲侵略者的諷刺。1919年文學革命時期，《紅樓夢》被認為是一部用白話文寫成的散文杰作，但它的社會意義遭到忽視。1954年以后，小說則被看成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百科全書，一部現實主義的作品，而不是作者愛情故事的自傳”。這些觀點與當時中國的社會學紅學頗為相近，并對中國紅學界乃至整個知識界產生重要影響，彼此可以展開綜合性的平行研究、影響研究與跨界研究。又如美國紅學界最具求變求新的鮮明特點，總是不斷將新興理論與方法引入《紅樓夢》研究，從注重外部研究的文化學、人類學、社會學、女權主義以及注重內部研究的敘事學、修辭學、新批評等等，正好似“你方唱罷我登場”，紅學研究幾乎成了各種新理論、新方法的“試驗場”。其中有的理論源地在美國，但更多的源自歐洲。所以在源地歐洲與引入的美國之間以及歐洲源地的不同國別之間，都可以展開綜合性的平行研究、影響研究與跨界研究，如此追本溯源，顯然有助于比較紅學史研究的深化。再說如何搭建交流平臺。其中的一個成功案例，即是1980年6月16日周策縱在美國威斯康星大學主持召開的首屆國際《紅樓夢》學術研討會，這是紅學史上的首次國際學術研討會，也是首次單獨為一部中國小說召開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極大拓展了《紅樓夢》的國際影響，促進了中美兩國紅學界的接觸、聯系和交流，成為紅學研究正式走向世界的標志。應該說，這樣的會議之于比較紅學史的效應與意義當非單純的論著之可比。

4.世界紅學史

全球視域中的“重寫紅學史”的最終成果是編寫世界紅學史。一個饒有意味的參照系是:1991年，比利時比較文學界的何塞·蘭伯特在《尋找文學世界地圖》一文率先提出繪制“文學世界地圖”的構想。而后同是比利時籍的學者西奧·蒂漢即以此為基點，在所著《繪制世界文學地圖》一文追溯和反思了世界地圖“投射”于世界文學地圖繪制的種種影響，演繹并比較了幾種世界文學地圖，重點分析了非西方國家比較文學學者對世界文學格局的“重新定位”，最終提出以“橢圓”系統為單位、永遠處在“流變”互通中的“完美”世界文學地圖模式。蒂漢在文中結尾特別提出“逐步將世界文學地圖擴展為世界文學歷史地圖集”，實際上是旨在強調將“空間”形態的“世界文學”擴展和轉化為“時間”形態的“世界文學史”，以期實現全球空間觀融入世界文學史觀的變革。而在世界文學史編撰實踐方面，則有俄羅斯科學院高爾基世界文學研究所編撰的《世界文學史》的先行創新。然后于2014年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此書的中文版。全書8卷16冊，近1000萬字，幾乎涵蓋了全世界各個有文明記載的民族和區域，論述所及包括歐洲之外的美洲、亞洲、非洲、大洋洲以及一些我國學界聞所未聞的、資料罕見的特定區域的文學創作，無論在篇幅規模，還是在時空跨度上，都是迄今為止世界上規模最為龐大的文學史研究工程。編撰者尤其注重采用比較文學、比較文化的研究方法，以揭示世界各民族文學文化流播、傳承、發展的規律和不同特色，并配有1000余幅珍貴的資料性插圖，由此構成某種“圖—文”互釋的效應，有助于拓展我們原有的世界文學眼界和概念，繼而更新我們對于世界文學的想象和圖景，遂有“繪一幅力求完整的世界文學地圖”、“是一套真正意義上的世界文學發展史著作”之譽。對于世界紅學史的研究與編撰而言，無論是何塞·蘭伯特與西奧·蒂漢所提出的“繪制世界文學地圖”的設想，還是俄羅斯科學院編撰的《世界文學史》的問世，都具有重要的借鑒與啟示意義。何況世界紅學史畢竟只是由一部經典名著孕育與激發的專書學術史，其學術容量與難度系數遠在《世界文學史》之下。就此而論，世界紅學史雖然工程浩大，也的確超出了個體學者的能力，但完全可以通過協同攻關取得成功。

概而言之，一是全球視域中的“重寫紅學史”旨在突破既有紅學史研究的局限，將本土紅學史引向世界紅學史，具有基于學術而又超越學術的多重意義;二是全球視域中“重寫”而成的世界紅學史應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并非只是中外紅學史的簡單相加，更不能停留在內容上的簡要綜述與體例上的“附加”地位;三是全球視域中的“重寫”世界紅學史作為一項系統工程，需要長時期持續不懈的努力，主要取決于國別紅學史的夯實根基與洲際紅學史的重點突破，這兩項工作要先行提前謀劃與布局，然后才有足夠的學術成果支撐世界紅學史的編纂;四是全球視域中的“重寫紅學史”的關鍵問題是跨語言、跨文化的嚴重制約，尤其是跨語言的困境必須有賴于不同語種學者的通力合作、協同攻關方能完成，別無其他捷徑可走;五是全球視域中的“重寫紅學史”特別需要引入文學與文化地理學的理論、方法與技術，并與數據庫建設和數字化平臺相結合，助力重繪世界紅學史地圖。從一定意義上說，“重寫紅學史”即是重繪世界紅學地圖——不管是實體性的還是隱喻性的紅學地圖，都需要借助人工智能實現視覺化、集成化、虛擬化，并以“地理信息系統”(GIS)與“虛擬地理環境”(VGE)為媒介，系統繪制與立體展現集大成的世界紅學地圖，以期為全球視域中的“重寫紅學史”提供強有力的技術支撐。籍此不僅可以超越紙質地圖的種種缺陷，而且會收到數智賦能、迭代升級的理想效果。

①[16] 參見宋丹《〈紅樓夢〉最早抵日時間的再確認》，《紅樓夢學刊》2017年第2輯。

② 關于《紅樓夢》譯本的統計，主要涉及文獻依據與統計口徑等問題，所以難免有所出入。此據唐均《〈紅樓夢〉譯介世界地圖》(《曹雪芹研究》2016年第2期)，統計時間截止2016年。

③ 引文據曹雪芹著、無名氏續《紅樓夢》，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校注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

④ 徐恭時《紅雪繽紛錄》(下)，閱文出版社2019年版，第568、574、576頁。

⑤ 參見王正《松江才子朱昌鼎世系生平雜考》，《紅樓夢研究輯刊》2012年第5輯;詹健《關于朱昌鼎的幾項補考》，《明清小說研究》2014年第4期;秦基琛《早期“紅學人物”朱昌鼎的新資料考釋》，《紅樓夢學刊》2013年第5輯。

⑥ 張云《晚清經學與“紅學”——“紅學”得名的社會語境分析》，《中國文化研究》2010年“秋之卷”。

⑦ 胡適《紅樓夢考證》，上海亞東圖書館1921年初版《紅樓夢》卷首。

⑧ 顧頡剛《紅樓夢辨序》，載俞平伯《紅樓夢辨》，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6—7頁。

⑨ ［美］葛銳《英語紅學研究縱覽》，《紅樓夢學刊》2007年第3輯。

⑩ 李廣柏《紅學史》下，廣州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741頁。

[11] ［美］夏志清《〈紅樓夢〉里的愛與憐憫》，臺灣《現代文藝》第27期(1966年2月)。

[12] ［美］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香港中文大學學報》第2期(1974年6月)。

[13] Anthony C.Yu，Rereading The Stone:Desire and the Making of Fiction in Dream of the Red。Chambe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美］余國藩《重讀石頭記:紅樓夢里的情欲與虛構》中譯本由李奭學譯，臺灣麥田出版社2004年版。

[14][22][27] 參見張惠《紅樓夢研究在美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267—268、270、273頁。

[15] 梅新林、曾禮軍《紅學六十年:學術范式的演變及啟示》，《紅樓夢學刊》2010年第4輯。

[17] 黃安年《1870年前〈紅樓夢〉刻本在美賓州被發現》，《人民政協報》2018年5月7日。

[18] 唐均《〈紅樓夢〉譯介世界地圖》，《曹雪芹研究》2016年第2期。

[19] 梅新林、葛永?！段膶W地理學原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904—905頁。

[20] 馮慶華《母語文化下的譯者風格——〈紅樓夢〉》霍克斯與閔福德譯本研究》，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21] 李曉姝《東方主義視野下的〈紅樓夢〉王際真譯本研究》，碩士學位論文，西南交通大學，2013年;唐均《〈紅樓夢〉翻譯中的東方主義問題撼拾》，載唐均《紅學·迻譯·文化西行》，遼寧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85—402頁。

[23] 李大博《海外譯本與〈紅樓夢〉海外傳播的關系探析》，《白城師范學院學報》2017第5期。

[24] 謝依倫《〈紅樓夢〉在馬來西亞與新加坡的傳播與研究》，山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8年。

[25][32][35] 姜其煌《〈紅樓夢〉在歐美百科全書中的反映》，載《英美紅學》，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49—58、1—9、95頁。

[26][36] 張惠《百年美國紅學之路——范式、意義、不足與啟思》，《光明日報》2022年1月3日。

[28] ［美］盧西恩·米勒《為旋風命名:曹雪芹與海德格爾》，載《文化:中國與世界》第一期，三聯書店1987年版，第144—145頁。

[29] 孫玉明《日本紅學史稿》，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年版。

[30] 張惠《紅樓夢研究在美國》。

[31][33] 姜其煌《英美紅學》。

[34] 蘇聯學者L.D.波茲德涅娃(L.D.Pozdneeva)時任莫斯科大學語言系東方部中國語文教研室主任，其《論長篇小說〈紅樓夢〉》(0 Romane〈Son v Krasnom Tereme〉)首刊于1954年王力在莫斯科出版的《中國語法概要》俄譯本卷首。邢公畹將此文為中文，刊于《人民文學》1955年6月號，用以配合當時開展的批判“新紅學”運動。1955年作家出版社的《紅樓夢問題討論集》收錄此文。文中主要觀點對當時中國紅學界乃至整個知識界都有廣泛影響。參見姜其煌《英美紅學》，第92頁;李廣柏《紅學史》下，第734—735頁。

[37] ［比利時］何塞·蘭伯特《尋找文學世界地圖》，轉引自［比利時］西奧·蒂漢《繪制世界文學地圖》，殷國明、劉嬌譯，《江南大學學報》2014年第5期。

[38] ［比利時］西奧·蒂漢《繪制世界文學地圖》。

[39] 參見顏維琦、曹繼軍《繪一幅力求完整的世界文學地圖》，《光明日報》2014年8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