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科背景下數字出版的專業建設與知識體系重構研究

摘要：在互聯網技術高速發展和媒體融合的背景下，數字出版成為傳統出版行業的轉型發展目標。為了滿足數字化內容生產與運營人才需求，運用數字技術應對數字化生態，各大高校相繼在不同院系下開設數字出版這一新專業，如今數字出版這個新興專業正處于沒有完善的發展生態和專業建設的摸索階段。各高校的課程設置重心偏向不同，導致人才培養相關的學術研究和就業前景也不同。處于實踐階段的專業課程體系雖然涵蓋的知識面較廣，但存在泛而不精的弊端。新文科背景下數字出版專業建設加速發展，知識體系亟待重構與優化。文章對開設數字出版專業的各高校展開調研，分析學科建設前景，對數字出版專業建設進行評估，為知識體系重構提供有益參考。通過研究發現，目前數字出版專業學科仍存在歸屬劃分不明確、專業建設概念不清晰、理論和實踐脫節等情況，在教學實踐層面缺乏既有豐富實踐背景、又有教學經驗的教師。

關鍵詞：數字出版；新文科；專業建設；知識體系；學科劃分

中圖分類號：G230.7；G64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8883（2022）18-0026-04

一、引言

數字技術革命帶來的諸多變化直接影響了融媒體時代的社會發展，大數據、人工智能、VR、5G等技術的突破一方面影響了出版業界，推動了出版業的產業革命，使出版業的業態更新加快，并向多元化發展；另一方面，學界也受到了影響，新技術的出現催生了產業革命，滿足了行業發展在理論、實踐和人才上的新需求。因此，2017年由美國西拉姆學院率先提出的“新文科”概念暗含了新的發展趨勢，新文科可以理解為由不同專業的學生打破專業的壁壘和界限進行的跨學科、跨專業的研究學習，也就是說，新文科主要是“專業重組”[1]。

為了擺脫中國文科學術對西方學術的過度依賴，避免過度西化在文科上的延續，在這個百年來最為重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時代，文科研究應該形成中國學派。在研究中國實踐的基礎上產生理論，從中國的文化文明中挖掘凝練自己的東西。前沿科學技術的發展也是新文科需要同時關注的方面，新文科建設需要緊跟時代發展的腳步，通過形成跨學科的思維，培養可以解決復雜的綜合性問題的復合型人才。這意味著新文科建設必須著眼于課程設置和課程體系的重構與優化[2]。

由于新文科是以新時代、新經濟與新產業為背景，融合了理、工等諸多學科要素的包容性框架[3]，所以新文科建設會囊括更多的新課題，相應的研究范式也會發生轉變。新文科建設在人才培養模式上以產學研一體化的新方式突破了單一學術專業研究傳統，使文科人才走向多學科、多模塊化，從而使新文科在學科專業上轉變為現實需求導向，研究目標也更能體現主動性。在這樣的背景下，一系列融合性強的新專業應運而生，如數字出版。北京印刷學院的數字出版專業始設于2008年，最初以“傳播學（數字出版）”的名稱申請開設，招生方式是文理兼招，旨在培養數字媒體及相關產業的應用型高級專門人才。

數字出版與傳統出版的本質性不同在于信息的組織方式、傳播方式、生產流程發生了革命性的變革[4]。因此，區別于傳統文科高等教育偏重學術理論，數字出版這種應用型專業更加強調在學術理論的基礎上，滿足市場對人才和技能的需求，并通過學習專業知識和實踐，熟練掌握技能技術，達到轉化為實際生產力的效果。

2014年，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財政部印發的《關于推動新聞出版業數字化轉型升級的指導意見》提出，“支持出版企業與高校、研究機構聯合開展基礎人才培養，開展定向培養”。2019年，《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明確提出支持各地調整優化高等教育布局結構，推動高校多樣化辦學、特色化發展，鼓勵產教融合、校企合作。因此數字出版專業的人才培養體系定位在“校內+校外”融合的教學環境中，利用校企合作，將先進的技術手段融入文化，形成知識與智能融合的產值創造過程[5]。

二、數字出版專業的現狀

數字出版專業出現于中國最重視優秀傳統文化的當前時代。技術革命帶來的新文科建設，使數字出版這個應運而生的專業需要著眼對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研究，同時在兼收并蓄的基礎上充分學習和利用互聯網數字技術，克服“技術至上，忽視思想”的慣性思維，從而使數字出版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新文科專業。

截至2021年，中國已有20所本科院校開設了數字出版專業，其中公辦院校14所、民辦院校6所。雙一流、211院校3所，分別為武漢大學、中南大學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軍醫大學，其中武漢大學和中南大學為強基計劃和985院校。

（一）數字出版專業培養方案概況

由于部分高校開設數字出版專業的時間較短且數據不完善，且以往研究主要針對編輯出版的數字化進程、數字出版專業人才需求、高校數字出版專業課程建設現狀和核心課程體系等，并沒有涉及數字出版專業開設的10年間，同一院校課程設置的逐年調整和人才需求、科研需求之間的關系；同一時期在不同院系下，數字出版專業的核心課程體系的設置偏向不同；數字出版專業究竟歸屬工程類專業還是人文類專業，以及相對應技術和人文側重點的區別；在新文科建設的背景下，數字出版專業作為文理層面的交叉學科，是否僅僅是為了解決傳統文科存在的發展瓶頸，培養的人才是否僅僅以市場為導向，還是需要更多以學科科學角度來考慮。

基于以上考量，本文選擇了5所較早開設數字出版專業的公辦院校進行橫向和縱向對比研究。

一個專業對人才的針對性培養方向和人才就業方向可以通過該專業的核心課程體系的設置體現出來，這也可以反映出該專業的市場人才需求方向。北京印刷學院2008年就開設了數字出版專業，是最早開設這一專業的高校，該專業設于新聞出版學院。中南大學的數字出版業開設于2014年，與北京印刷學院的情況相似，開設于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其核心課程與北京印刷學院的數字出版專業設置類似。作為全國排名第一的數字出版專業院校，武漢大學將該專業設置于信息管理學院。不同于新聞學院側重的出版方向，信息管理學院下的數字出版專業更關注對學生數字技術的培養。天津科技大學也增設了數字出版專業。由于天津科技大學創建時是全國首批4所輕工類本科院校之一，隸屬當時的輕工業部，且前身為天津造紙工業學校，所以在專業設置上立足于輕工工程，保持了原有的印刷工程和包裝工程的優勢特色。湘潭大學的數字出版專業設于公共管理學院?；诠补芾淼墓步M織以及為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職能，該校的數字出版專業培養目標強調培養以新聞宣傳、新聞教育和新聞管理為核心的，服務于企事業單位的編輯出版高級專門人才。

（二）數字出版專業課程設置研究

數字出版與傳統出版一樣，都是出版的一種方式，其本質意義——編輯、復制、發行沒有改變。因此，數字出版與傳統出版的不同落在“數字”二字之上。高校在建立數字出版課程體系時，為區別其作為“互聯網+”時代出現的新興專業與傳統新聞傳播和出版專業，將核心課程著力點放在數字技術培養上。與二進制相聯系的數字化，可以理解為一種數據處理技術，因此依靠數字化而區別于傳統出版的數字出版模式必然包含計算機技術、通信技術和網絡技術。也就是說數字出版就是將原來在線下以實體形式（如報紙、雜志、圖書出版等）出現的文章內容進行數字化（互聯網化）處理后，在線上出版的模式。

在目前中國高校數字出版專業的課程體系建設中，授課核心圍繞如何實現出版物由傳統模式向數字化模式轉變的技術可能和規則合法化。這要求在設置數字出版專業的核心課程時，既要保留原有新聞、傳播、出版的核心理論課程，也要開設計算機、信息技術等課程作為出版物新的數字化載體的技術支持。也就是說，數字出版產品形式的多樣化導致了數字出版專業人才所需知識的多樣化。

以武漢大學、中南大學、湘潭大學、天津科技大學和北京印刷學院這5所獨立開設數字出版專業的高校為例，其共開設核心課程43門，包括從基礎的出版、傳播理論，到出版物相關法律法規，再到從事該行業普遍需要具備的圖文、音頻、動畫、計算機與網絡技術、出版與編輯技術、多媒體設計等，但5所高校同時開設的課程數目為0。其中，數字出版概論和數據庫原理與應用為僅有的兩門同時被4所高校開設的課程。由此可見，對數字出版專業而言，學習有效管理數據信息的實用性科學和掌握該專業知識體系的總綱及骨架的理論性科學被放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

因為不同高校的數字出版專業是依據高校自身傳統的編輯出版學特色和優勢而開設的，所以在核心課程的設置上，在5所高校出現相同課程的覆蓋率不高。同時被3所高校開設的核心課程約占所有核心課程的14%，同時被兩所高校開設的課程所占比例也僅有18.6%。作為綜合性雙一流大學的武漢大學和中南大學在該專業核心課程的設置上，從理論到實踐、從出版流程到數字化技術，分布比較均勻。設置于信息管理學院下的武漢大學數字出版專業信息科學課程明顯多于設置于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下的中南大學數字出版專業，中南大學的數字出版專業更關注數字媒體的呈現。湘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下開設的數字出版專業單獨將出版經濟學、電子商務這類經濟學課程納入核心課程。而天津科技大學的數字出版專業起源于包裝印刷學院，因此該高校特別設置并保留了與印刷相關的核心課程。

（三）數字出版專業師資構成分析

數字出版專業的老師來自多元的研究方向。根據不同高校在不同學科背景和專業特色下設立的專業，數字出版專業的老師大部分來自新聞學、傳播學、出版學和計算機方向。各高校根據自身的教學實力和水平將數字出版專業作為一門二級學科設置在不同的學院和專業下。在師資力量的構成上，該專業的師資隊伍是由各高校將已有專業的相關老師重新組建而成的。

武漢大學于2012年在信息管理學院下新增數字出版專業，因此其師資構成以新聞傳播和出版方向為主。武漢大學數字出版專業的教授和副教授共有16位，其中圖書館學專業出身的老師占多數，共有6位（包括圖書發行專業、圖書情報專業等），計算機技術方向的老師共有4位（研究方向包括信息行為、信息資源、大數據等）。值得一提的是，武漢大學的數字出版專業有一位從事數字藝術研究的副教授，其研究方向屬于數字出版專業下細分出來的數字藝術出版方向，不同于其他老師多從事傳統的新聞傳播、出版理論與計算機技術的研究。這為數字出版專業下研究方向的細分以及區別于傳統出版專業構建提供了新的方向和可能性。

作為另一所開設數字出版專業的985高校，中南大學于2014年開設該專業。因為前身為中南礦業大學，屬于理工科類高校，文科專業基礎較為薄弱，所以中南大學數字出版專業的老師大部分來自數字出版所在的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下廣播電視和中文專業的老師，以及一部分計算機專業老師。該專業共有17位老師，其中6位教授、4位副教授。從老師的研究方向來看，中南大學數字出版專業老師的研究呈現出“原有研究+數字化”的模式，研究方向趨于多元化，專業集中性不明顯。

各高校在自身傳統的編輯出版學特色和優勢的基礎上開設數字出版專業，通過大部分沿用原學院相關課程的教師和少部分引進數字技術和新媒體教師以及從相關企事業單位外聘從業人員的方式，組建數字出版專業的教師團隊。這種在各高校分屬于不同學院帶來的學科歸屬不明確性，直接導致數字出版專業教師構成簡單地由新聞傳播、出版和計算機技術組合而成，并加入了特聘的出版從業人員。

三、新文科背景下數字出版專業學生的培養目標

（一）新文科建設的特點與要求

新文科是突破傳統文科思維模式而產生的文科發展新趨勢和新方向。由于全球范圍內出現的新科技革命和新經濟改革，文科的學科建設不再單一學術化，而是以學科交叉融合、研究協同共享為主要途徑。相較于傳統文科，新文科把技術（特別是互聯網、計算機技術）融入語言、文學等課程，推動傳統文科轉型升級，將以往割裂的文理學科交叉融合，同時兼顧學科研究和市場需求的雙重導向，為學科重組和文理交叉提供了新的發展方向。

相較于傳統文科，新文科更加強調學生綜合素質的培養。新文科的突出特點就是對綜合性、融通性和跨專業的要求。綜合素質與學科能力的結合要求學生通過學習信息技術來支撐文科專業水平的提升。金融科技、技術哲學、社會計算、計算機語言等專業的興起很好地解釋了新文科專業和方向的發展趨勢。

（二）學生培養目標的更新與發展

新文科建設的培養模式旨在通過寬泛的通識教育促使學生形成豐富的基礎知識儲備，循序漸進地深入開展專業領域學習，改變傳統學科間各自為政、故步自封的狀態（特別是填補技術和專業之間的鴻溝），通過學科協同、文理交叉研究和文科內部融通（而非依靠單一學科）來認識事件全貌，解決“互聯網+”的復雜社會問題。

新文科建設打破了傳統文科的常規研究方式和研究場景，馬費成認為技術取代研究的過程容易出現兩個極端：一是“技術主導一切”，二是文科學者對技術應用存在的偏見。使二進制代碼為主要構成的信息技術取代以人為本的研究人員作出學術研究的判斷，會導致批判性思考的缺失，這意味著信息技術無法表達人文社會科學不同于理工學科的文化意義。而文科學者對使用新技術的抗拒心理和懷疑態度會阻礙信息技術在新文科建設中的學科交叉融合進度和研究效率提升。由此可見，新文科建設不是簡單地將文科理科化，也不是文學和哲學之間的博弈，而是需要在文理融通的過程中更加強調文科的本質和特質。

四、數字出版專業培養方案目前存在的問題

（一）數字出版專業學科歸屬劃分不明確

數字出版專業作為二級學科，會根據各高校的辦學理念、學科特色、學術水平和教學實力被設置于不同的學院和專業下，這也是對數字出版專業教育方向細分的區別體現。例如，武漢大學的數字出版專業被設置于信息管理學院，中南大學的數字出版專業屬于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而湘潭大學、天津科技大學和北京印刷學院則分別將該專業設置于公共管理學院、包裝印刷學院和新聞出版學院。

由此可見，針對數字出版專業，我國的高校目前沒有達成學科歸屬劃分共識。數字出版專業的學科歸屬混亂會直接導致所培養的專業人才知識結構的混亂。換句話說，專業存在的意義是通過建設和組織相應的關聯學科，來滿足專業人才因為處于不同領域而對不同知識結構出現的特定需求。如果無法確定該專業應該所屬的領域，就無法適配相應課程來優化知識體系的構建。

（二）專業建設概念不夠清晰

數字出版專業人才培養方案的教學課程結構仍然以傳統出版理論知識為核心基礎，把數字出版簡單認為是“數字技術+出版”。數字出版是以“數字”作為定語，象征著這個專業的更新能力極強。在新文科建設的背景下，總體來看，數字出版專業旨在培養“互聯網+”時代需要的高素質復合型出版人才，傳授這類人才所需要具備的互聯網思維下的編輯能力、市場營銷能力、社交公關能和計算機技術，以及樹立大編輯、廣文化、多媒體的理念。這導致各高校在編寫培養方案時，將數字出版專業簡單地作為一個由數字技術和出版理論構成的交叉學科。

但是作為新文科建設的重要專業之一，數字出版的“新”不應該僅僅只是組織形式上的變化，更應該是教育內容的改革?，F實生活變得高度技術化，因此量化方法和基本技術的掌握應該貫穿新文科教育的始終。這意味著傳統的學科融合是對各學科知識網絡構建中底層邏輯關系的簡單強調，而新文科建設不僅應該涉及如何掌握和運用技術，更應該關注如何使文科專業適應技術和貫通技術以及何時、何地、以何種程度運用技術來提高文科的研究效率。

（三）理論和實踐脫節

各高校在對數字出版專業的課程設置上，仍然遵循傳統的高校授課方式，專業課、理論課和通識教育課程的占比較高。雖然相比傳統出版專業，數字出版專業的實務型課程（如數據庫原理與應用、數字媒體運營、網頁設計與網站建設、平面設計與排版）有所增加，但仍然存在重理論、輕技術的情況。

我國高校數字出版專業較少以項目為載體開發實訓教學資源；較少鼓勵學生通過自管媒體鍛煉數字出版經營和管理能力；校內數字化實驗室無法與行業技術更新保持一致且配套電子設備落后；校外數字出版實習企業存在實習專業不對口、技術應用不熟練的情況；實習基地和實訓站的建設滯后；沒有足夠的實踐學時和學分，對實訓過程的跟蹤不夠及時，對實訓結果的考核不夠嚴格、規范，也較少將實踐成果通過數據庫實現資源共享。目前，多數高校仍僅基于人才社會化培養模式（基于需求導向）培養人才，沒有依靠利益和資本驅動，以市場為導向僅僅只是確定人才培養方向需要考量的內容之一，從學科角度出發的考慮應該成為人才培養的主導力量。市場經濟以利益為導向，更加強調經濟發展，實現利益的最大化。

（四）缺乏既有豐富實踐背景、又有教學經驗的教師

師資力量的專業性不足。一方面，數字出版教育人才存在總量偏少、結構失衡等問題。高校師資中具有較高理論水平和豐富從業經驗的數字出版專業人才較少，數字出版專業多數是和傳統編輯出版專業共享師資隊伍，不少教師是從中文、新聞傳播等學科半路出家，專業性不足。

五、結語

數字出版專業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傳統出版行業面對由信息技術進步帶來的全新出版形態時，數字化技術人才缺失的短板。但由于培養計劃的不成熟，各個高校的數字出版專業都處于純技術和純出版的尷尬學科境地。在新文科建設背景下，數字出版專業的課程設置需要擺脫單一的市場人才需求，通過劃分研究型人才和就業型人才，細分理論課與實踐課的不同專業知識需求，從而實現出版行業的數字化轉型，使數字出版成為整個行業未來的重要發展方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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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樊麗明，楊燦明，馬驍，等.新文科建設的內涵與發展路徑（筆談）[J].中國高教研究，2019（10）：10-13.

[3] 段禹，崔延強.新文科建設的理論內涵與實踐路向[J].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52（2）：149-156.

[4] 張大偉.數字出版即全媒體出版論：對“數字出版”概念生成語境的一種分析[J].新聞大學，2010（1）：113-120.

[5] 王倩倩.融媒體時代數字出版專業培養方案探析[J].文教資料，2018（3）：153-155.

作者簡介 段玥涵，碩士在讀，研究方向：國際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