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石磬的類型和序列

文◎方雪揚

中國出土有大量上古時期（新時器時代至漢代）的石磬。在商代之后，石磬與青銅鐘類樂器配置組合，共同構成所謂的“金石之樂”，成為中國古代禮樂文化的主要物質表征。關于石磬的考古類型學研究，前人已做過不少工作，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不過，目前各家對于石磬的類型學研究，無論是在型式的劃分標準還是在分類的方法上，仍存在一些分歧。本文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重新考察與分析中國出土上古石磬的形制和類型，嘗試構建新的石磬類型框架，探索石磬形制演變發展的序列。

一、考古類型學視域下的石磬類型

中國現代考古學中的類型學，常以分類排隊方式來探求器物發展的相對年代序列。不同類型的器物，形制變遷有不同的速率。其中，陶器的形制和紋飾變化最快，因此常被用于類型學排序的最佳選擇。金屬武器或工具的形制變化比較快，所以作為年代學標志也很有用。相反，石器類的工具如石斧，式樣變化相對緩慢，因此較少用作時間推移的標志，而更適用于在較長時期之間做一般劃分。①〔英〕科林·倫福儒、保羅·巴恩著，陳淳譯《考古學：理論、方法與實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版，第107 頁。石磬作為石類樂器，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一定會產生形制和類型的變化，即便其變化緩慢，但仍然有跡可循。

一般而言，類型學研究要以一定的量作為基礎，否則所得結論就可能不全面、不準確，且容易被新的考古發現所否定。②方建軍《音樂考古學通論》，人民音樂出版社2020 年版，第95 頁。目前新石器時代石磬的發現數量較少，進行類型學研究尚有明顯不足，但可與后世的出土石磬進行對比，嘗試從中探索出石磬的不同類型。商周和漢代石磬的出土數量較多，適合做考古類型學的梳理和分析，以及型式劃分，并排列出不同類型石磬的發展序列。

關于石磬的形制和類型，已有學者做過考古類型學的相關研究，但類型劃分方法存在差異?？傮w看來，其分類方法有兩種：一是基于磬的制造材料進行的分類；一是依據磬的形制和表面紋飾等所做出的型式劃分。

目前看來，若單純按磬的制造材料予以分類，則磬有五種：（1）石磬——實用樂器；（2）陶磬——明器，非實用樂器；（3）木磬——明器，非實用樂器；（4）瓷磬——可能大多為非實用的明器樂器；（5）琉璃磬③據張維、柯黎《從?；韬钅钩鐾烈魳焚Y料探討?；韬顕挠脴分贫取罚ā缎呛Ｒ魳穼W院學報》2019 年第3 期）一文介紹，原來所說的?；韬钅顾鲨F磬，經專家檢測屬琉璃磬，而非鐵磬。故未將鐵質列入造磬材料中?！赡転閷嵱脴菲?。其中，陶質和木質的磬，雖然也能發出聲響，但因陶磬材質易碎，屬于石磬的仿制品，不可用于演奏，只是作為明器來隨葬。木磬，僅能敲擊出短促的噪聲，亦屬明器而非實用樂器。陜西西安紅廟坡漢墓出土陶磬和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木磬皆其實例。④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第1 卷，文物出版社2004 年版，第171 頁；《中國音樂文物大系·陜西卷》，大象出版社1996 年版，第23 頁。瓷磬，發現于東南越族文化區，皆為東周時期的制品，如浙江海鹽黃家山和江蘇無錫鴻山越墓出土的瓷磬即是。⑤芮國耀《浙江海鹽出土原始瓷樂器》，《文物》1985 年第8 期；南京博物院等《鴻山越墓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07 年版。這類瓷磬質地較陶磬堅硬，敲擊亦可發出聲響，但目前測音資料闕如，是否全為明器，尚待進一步鑒定。江蘇盱眙大云山漢墓出土的琉璃編磬，乃琉璃質磬的典型，⑥南京博物院、盱眙縣文廣新局《江蘇盱眙縣大云山西漢江都王陵一號墓》，《考古》2013 年第10 期。據對復制品進行實驗研究，可以發出清脆聲響，估計原來有可能為實用樂器。⑦王子初《江蘇盱眙大云山一號墓出土仿玉玻璃編磬的復原研究》，《藝術百家》2016 年第2 期。

上述五種質料的磬，其中石磬作為“金石之樂”的主奏樂器之一，發現數量最多，分布地域最廣；而其他材料的磬發現較少，有的還較為罕見，均應屬石磬的仿制品。有鑒于此，這里僅對石磬的形制和類型進行梳理分析。

較早對石磬進行考古類型學研究的是陳振裕，他以磬頂部的變化作為分類依據，將先秦時期的石磬分為八種類型，同時，也兼顧磬底部的變化特點。⑧陳振?！段覈惹貢r期石磬初析》，《湖南文物》第3 輯，湖南大學出版社1988 年版。李純一根據磬背形制變化和特點，將上古石磬劃分為直背型、折背型、弧背型和倨背型四種類型，每種磬型之下還細分有亞型。⑨李純一《中國上古出土樂器綜論》，文物出版社1996 年版，第31 頁。方建軍以磬頂部的變化為分類依據，將上古石磬的類型劃分為直頂、弧頂、折頂和倨頂四種。⑩方建軍《中國古代樂器概論》，陜西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第45 頁。王安潮依據磬的形態、紋飾等要素，將石磬分為四型，即模糊型、變革型、穩定型和美飾型。?王安潮《石磬的形態研究》，《中國音樂學》2004年第4 期。鄭祖襄從磬的音樂性能角度出發，結合磬的整體外部形態，將石磬劃分為三種類型，即不規則形、鈍三角形和倨句形，分別對應懸石為樂的音高無意識階段、鈍三角形的音高可設計階段和倨句形的特磬編磬階段。?鄭祖襄《出土磬和編磬的考古類型學分析》，《黃鐘》2005 年第3 期。王子初以磬的倨句的形成和規范，鼓、股分離及比例，以及弧底的形成等為依據，對石磬進行斷代，實際上已具備探索石磬形制和類型演變的意義。?王子初《石磬的音樂考古學斷代》，《中國音樂學》2004 年第2 期。其他一些研究，雖沒有對石磬進行專門和系統的類型學研究，但涉及了磬的形制特征等相關問題。?高蕾《西周磬研究綜論》，《南京藝術學院學報》2004 年第2 期；任宏《晉侯墓地出土樂器的音樂考古學研究》，中國藝術研究院2008 年碩士學位論文。

威廉·亞當斯（William Adams）和厄內斯特·亞當斯（Ernest Adams）曾經指出，器物類型的劃分方法，沒有本質的對與錯。事實上，許多類型學研究中囊括的類型劃分并非局限于一種方法。?W. Adams, E. Adams. Archaeological Typology and Practical Reality: A Dialectical Approach to Artifact Classification and Sort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183.不同的分類方法，體現出不同的劃分依據和標準，其側重點也有差異，因此不能輕易判定孰是孰非。但是，就個體研究者而言，每個人對器物類型的劃分，其標準必須統一，這是器物分類的關鍵。上述學者對磬的類型劃分，即是從不同的視角和標準出發的。相比之下，李純一的石磬類型劃分，建立在對石磬資料的全面把握之上，在型和式的劃分依據上有較為統一連貫的標準，是目前比較可取的石磬類型劃分。

然而，任何器物分類都不可能涵蓋所有器例，并且隨著石磬考古新發現的不斷累積，其形制和類型的多樣性愈加顯現，已有的類型劃分已不能覆蓋現有出土的石磬。故此，筆者在各家研究的基礎上，嘗試提出一種新的石磬類型劃分框架。

二、石磬的類型劃分

依據形制和紋飾對石磬進行類型劃分，是目前較為常見的方法。由于出土石磬多為素面，而包含紋飾的石磬發現較少，因此在對石磬進行考古類型學研究時，應以磬的形制為主，以紋飾為輔。

前文已經指出，石磬的類型劃分須以一定的數量為基礎。目前已出土的新石器時代石磬為數不多，且均為特磬，因此關于這時期石磬的類型劃分尚不能做定量分析。商代至漢代，考古發現有大量的特磬和編磬，已經具備類型學研究的量化基礎。因此，筆者將上古石磬資料統合一起，進行總體性觀察，以磬的頂部外觀形制變化作為類型劃分的統一標準，而非將磬的紋飾和銘文等作為主要依據。按照這樣的思路，把上古石磬歸納為兩個大的類型，再分出若干式。

A 型：不規則頂型。磬的頂部是不規整的幾何形狀，依磬的頂部外觀形態分為二式：A-1 約直頂式（下文簡稱“A-1 式”），頂部并不完全規則，整體約略顯得平直（見彩版圖1）；A-2 式非直頂式（下文簡稱“A-2式”），頂部或略顯弧度，或為其他不規則形狀（見彩版圖2）。

B 型：倨頂型。頂部為鈍角。依磬的底部形制變化可分為三式：B-1 直底式（下文簡稱“B-1 式”），底邊基本平直（見彩版圖3）；B-2 弧底式（下文簡稱“B-2 式”），底邊為拱弧形（見彩版圖4）；B-3 角底式（下文簡稱“B-3 式”），底邊形成一定的角度（見彩版圖5、6）。?圖1 為筆者攝影，圖2—4 為方建軍攝影，圖5采自《中國音樂文物大系·山東卷》圖1.9.8，圖6 采自《浙江長興鼻子山越國貴族墓》圖四〇，1。

為避免出現一器一式及可能造成的類型劃分冗雜，根據石磬頂部發展的歷時性變化特點，這里統歸為不規則頂型和倨頂型兩個類別。不規則頂型，主要見于新石器時代至西周中期的特磬和少量編磬。這時的石磬多為打制或打磨兼制，純磨制磬較少，故磬的表面通常凸凹不平，周邊形狀也不規則；表現在頂部，或看起來略顯平直，或略有弧度，或略呈折線形，但實際上均為不規則形狀。不規則頂型據具體頂部輪廓分為“約直頂”和“非直頂”二式。由于它們都不是嚴格的幾何形狀，故不是過去所說的“直頂”或“直背”，這里稱為“約直頂”。而過去所謂“弧頂”“折頂”等，本文則統稱為“非直頂”。

倨頂型，由磬頂部的名稱“倨句”引申而來。據《周禮·考工記·磬氏》所載：“磬氏為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為一，股為二，鼓為三?！薄百啤睘殁g角形，銳角稱為“句”?！百凭洹焙掀饋砑粗疙囗敳繌澢慕嵌?，“一矩”為90 度，“一矩有半”，即為135 度的鈍角。因此，倨頂型磬即頂角為鈍角的磬。據已公布的考古數據，商代至漢代的倨頂型磬，大部分頂角在100—140 度左右不等。

雖然倨頂型磬在夏代既已出現，在商代考古中也有零星發現，但是其大量應用卻是從西周中晚期至漢代，這時石磬的類型基本為倨頂型。然而，同為倨頂型的磬，其底邊形態卻不一樣，按時代早晚呈現平底（直底）、弧底和角底的發展變化。因此，根據磬底部的形態，將倨頂型磬再分為“直底”“弧底”和“角底”三式。目前來看，平底磬主要流行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初期，春秋時期至漢代，以弧底磬占絕大多數，而角底磬在上古時期則十分罕見。其中，倨頂弧底磬發現數量最多，是發展成熟時期的磬型，其外觀呈凸五邊形，而角底磬的外觀則呈六邊形。

三、石磬的發展序列

在所有上古磬的型式中，A-1 式磬流行于新石器時代晚期至商代晚期；A-2 式磬大約存在于新石器時代晚期至西周時期。山西襄汾陶寺M3015：17 及殷墟西區M701：72 特磬，可為A-1 式磬的代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臨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第二冊，文物出版社2015 年版，第672 頁；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1969—1977 年殷墟西區墓葬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79 年第1 期，第103 頁。A-2 式磬有山西夏縣東下馮H15：60 特磬，以及山西聞喜縣南宋村所出特磬。?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歷史博物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夏縣東下馮》，文物出版社1988 年版，第98—99 頁；《中國音樂文物大系·山西卷》，大象出版社2000 年版，第14 頁。

B-1 式磬見于商代早期至春秋早期。如內蒙古喀喇沁旗錦山西府遺址和遼寧北票出土的夏家店下層文化磬，?吳釗《追尋逝去的音樂蹤跡：圖說中國樂器史》，東方出版社1999 年版，第33 頁；鄭瑞豐、張義成《喀喇沁旗發現夏家店下層文化石磬》，《文物》1983 年第8 期，第54 頁。陜西周原召陳乙區遺址以及陜西扶風云塘出土磬。?羅西章《周原出土的西周石磬》，《考古與文物》1987 年第6 期；周原考古隊《陜西扶風縣云塘、齊鎮西周建筑基址1999—2000 年度發掘簡報》，《考古》2002 年第9 期。這些B-1 式直底磬的出土數量相比B-2 式磬不是很多，應為B-2 式磬之前的早期形態。早在夏代二里頭文化時期，便有B-2 式倨頂弧底磬，如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K3 出土的二里頭文化三期特磬。??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偃師二里頭遺址新發現的銅器和玉器》，《考古》1976 年第4 期。? 《中國音樂文物大系·山東卷》，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淮陽縣文物保管所《河南淮陽平糧臺十六號楚墓發掘簡報》，《文物》1984 年第10 期。?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長興縣博物館《浙江長興鼻子山越國貴族墓》，《文物》2007 年第1 期。? 李曰訓《山東章丘女郎山戰國墓出土樂舞陶俑及有關問題》，《文物》1993 年第3 期。? 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文物出版社2004 年版。? 圖7 采自注?之圖二（3）；圖8 采自注?之圖八四。? 《中國音樂文物大系·陜西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24 頁。? 《中國音樂文物大系·北京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24 頁；方建軍《音樂考古與音樂史》，人民音樂出版社2011 年版，第148 頁。? 方雪揚《尋訪葡京的樂海遺珠——記里斯本博物館收藏的康熙五十五年石磬》，《文物天地》2020 年第5 期，第86—87 頁。但是，從夏代至西周時期，B-2 式磬發現極少，直到春秋早期之時才大量涌現，而在戰國時期和漢代繼續發展，成為石磬發展的主流形態。

B-3 式的角底磬出土數量不多，大部分屬于東周時期之后的仿制品（明器）。但從考古記錄來看，此式磬的實用器在西周中期既已出現，如山東膠縣張家莊西周中期墓所出石磬（見彩版圖5）??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偃師二里頭遺址新發現的銅器和玉器》，《考古》1976 年第4 期。? 《中國音樂文物大系·山東卷》，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淮陽縣文物保管所《河南淮陽平糧臺十六號楚墓發掘簡報》，《文物》1984 年第10 期。?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長興縣博物館《浙江長興鼻子山越國貴族墓》，《文物》2007 年第1 期。? 李曰訓《山東章丘女郎山戰國墓出土樂舞陶俑及有關問題》，《文物》1993 年第3 期。? 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文物出版社2004 年版。? 圖7 采自注?之圖二（3）；圖8 采自注?之圖八四。? 《中國音樂文物大系·陜西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24 頁。? 《中國音樂文物大系·北京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24 頁；方建軍《音樂考古與音樂史》，人民音樂出版社2011 年版，第148 頁。? 方雪揚《尋訪葡京的樂海遺珠——記里斯本博物館收藏的康熙五十五年石磬》，《文物天地》2020 年第5 期，第86—87 頁。?？墒?，此式磬在西周時期很少見到，直到東周時期才有一些發現，且基本都是隨葬的明器磬，不能實際演奏。如河南淮陽平糧臺十六號楚墓出土的戰國時期陶磬，??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偃師二里頭遺址新發現的銅器和玉器》，《考古》1976 年第4 期。? 《中國音樂文物大系·山東卷》，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淮陽縣文物保管所《河南淮陽平糧臺十六號楚墓發掘簡報》，《文物》1984 年第10 期。?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長興縣博物館《浙江長興鼻子山越國貴族墓》，《文物》2007 年第1 期。? 李曰訓《山東章丘女郎山戰國墓出土樂舞陶俑及有關問題》，《文物》1993 年第3 期。? 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文物出版社2004 年版。? 圖7 采自注?之圖二（3）；圖8 采自注?之圖八四。? 《中國音樂文物大系·陜西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24 頁。? 《中國音樂文物大系·北京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24 頁；方建軍《音樂考古與音樂史》，人民音樂出版社2011 年版，第148 頁。? 方雪揚《尋訪葡京的樂海遺珠——記里斯本博物館收藏的康熙五十五年石磬》，《文物天地》2020 年第5 期，第86—87 頁。浙江長興鼻子山出土的戰國時期陶磬，??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偃師二里頭遺址新發現的銅器和玉器》，《考古》1976 年第4 期。? 《中國音樂文物大系·山東卷》，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淮陽縣文物保管所《河南淮陽平糧臺十六號楚墓發掘簡報》，《文物》1984 年第10 期。?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長興縣博物館《浙江長興鼻子山越國貴族墓》，《文物》2007 年第1 期。? 李曰訓《山東章丘女郎山戰國墓出土樂舞陶俑及有關問題》，《文物》1993 年第3 期。? 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文物出版社2004 年版。? 圖7 采自注?之圖二（3）；圖8 采自注?之圖八四。? 《中國音樂文物大系·陜西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24 頁。? 《中國音樂文物大系·北京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24 頁；方建軍《音樂考古與音樂史》，人民音樂出版社2011 年版，第148 頁。? 方雪揚《尋訪葡京的樂海遺珠——記里斯本博物館收藏的康熙五十五年石磬》，《文物天地》2020 年第5 期，第86—87 頁。山東章丘女郎山出土戰國時期陶俑所擊陶磬，??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偃師二里頭遺址新發現的銅器和玉器》，《考古》1976 年第4 期。? 《中國音樂文物大系·山東卷》，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淮陽縣文物保管所《河南淮陽平糧臺十六號楚墓發掘簡報》，《文物》1984 年第10 期。?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長興縣博物館《浙江長興鼻子山越國貴族墓》，《文物》2007 年第1 期。? 李曰訓《山東章丘女郎山戰國墓出土樂舞陶俑及有關問題》，《文物》1993 年第3 期。? 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文物出版社2004 年版。? 圖7 采自注?之圖二（3）；圖8 采自注?之圖八四。? 《中國音樂文物大系·陜西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24 頁。? 《中國音樂文物大系·北京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24 頁；方建軍《音樂考古與音樂史》，人民音樂出版社2011 年版，第148 頁。? 方雪揚《尋訪葡京的樂海遺珠——記里斯本博物館收藏的康熙五十五年石磬》，《文物天地》2020 年第5 期，第86—87 頁。以及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木磬??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偃師二里頭遺址新發現的銅器和玉器》，《考古》1976 年第4 期。? 《中國音樂文物大系·山東卷》，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淮陽縣文物保管所《河南淮陽平糧臺十六號楚墓發掘簡報》，《文物》1984 年第10 期。?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長興縣博物館《浙江長興鼻子山越國貴族墓》，《文物》2007 年第1 期。? 李曰訓《山東章丘女郎山戰國墓出土樂舞陶俑及有關問題》，《文物》1993 年第3 期。? 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文物出版社2004 年版。? 圖7 采自注?之圖二（3）；圖8 采自注?之圖八四。? 《中國音樂文物大系·陜西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24 頁。? 《中國音樂文物大系·北京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24 頁；方建軍《音樂考古與音樂史》，人民音樂出版社2011 年版，第148 頁。? 方雪揚《尋訪葡京的樂海遺珠——記里斯本博物館收藏的康熙五十五年石磬》，《文物天地》2020 年第5 期，第86—87 頁。均為非實用的明器（見彩版圖7、8??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偃師二里頭遺址新發現的銅器和玉器》，《考古》1976 年第4 期。? 《中國音樂文物大系·山東卷》，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淮陽縣文物保管所《河南淮陽平糧臺十六號楚墓發掘簡報》，《文物》1984 年第10 期。?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長興縣博物館《浙江長興鼻子山越國貴族墓》，《文物》2007 年第1 期。? 李曰訓《山東章丘女郎山戰國墓出土樂舞陶俑及有關問題》，《文物》1993 年第3 期。? 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文物出版社2004 年版。? 圖7 采自注?之圖二（3）；圖8 采自注?之圖八四。? 《中國音樂文物大系·陜西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24 頁。? 《中國音樂文物大系·北京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24 頁；方建軍《音樂考古與音樂史》，人民音樂出版社2011 年版，第148 頁。? 方雪揚《尋訪葡京的樂海遺珠——記里斯本博物館收藏的康熙五十五年石磬》，《文物天地》2020 年第5 期，第86—87 頁。）。雖說陶質或木質的明器磬是仿自實用的石磬，其外形當有所據，但是，它畢竟不是實用樂器，其形制不可等同于實用的石磬。如淮陽平糧臺十六號戰國楚墓與角底陶磬伴出有陶鐘，但鐘的外形顯然與實用的編鐘相去甚遠。由此看來，從西周晚期到漢代，B-3 式角底磬是否有實用器存在，還有待今后的考古發現來驗證。

從漢代之后的音樂文物資料看，B-3 式角底磬應是石磬發展的最后類型，它在明清之時成為唯一傳留的磬型。這種型式的石磬曾有考古記錄，如陜西延安廟溝村出土1 件明代角底石磬，上刻“泗濱浮磬”四字銘文。??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偃師二里頭遺址新發現的銅器和玉器》，《考古》1976 年第4 期。? 《中國音樂文物大系·山東卷》，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淮陽縣文物保管所《河南淮陽平糧臺十六號楚墓發掘簡報》，《文物》1984 年第10 期。?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長興縣博物館《浙江長興鼻子山越國貴族墓》，《文物》2007 年第1 期。? 李曰訓《山東章丘女郎山戰國墓出土樂舞陶俑及有關問題》，《文物》1993 年第3 期。? 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文物出版社2004 年版。? 圖7 采自注?之圖二（3）；圖8 采自注?之圖八四。? 《中國音樂文物大系·陜西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24 頁。? 《中國音樂文物大系·北京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24 頁；方建軍《音樂考古與音樂史》，人民音樂出版社2011 年版，第148 頁。? 方雪揚《尋訪葡京的樂海遺珠——記里斯本博物館收藏的康熙五十五年石磬》，《文物天地》2020 年第5 期，第86—87 頁。另外，此型石磬在國內外均有一些藏品，如故宮博物院和美國芝加哥藝術博物館收藏的清代乾隆二十六年石磬，??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偃師二里頭遺址新發現的銅器和玉器》，《考古》1976 年第4 期。? 《中國音樂文物大系·山東卷》，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淮陽縣文物保管所《河南淮陽平糧臺十六號楚墓發掘簡報》，《文物》1984 年第10 期。?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長興縣博物館《浙江長興鼻子山越國貴族墓》，《文物》2007 年第1 期。? 李曰訓《山東章丘女郎山戰國墓出土樂舞陶俑及有關問題》，《文物》1993 年第3 期。? 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文物出版社2004 年版。? 圖7 采自注?之圖二（3）；圖8 采自注?之圖八四。? 《中國音樂文物大系·陜西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24 頁。? 《中國音樂文物大系·北京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24 頁；方建軍《音樂考古與音樂史》，人民音樂出版社2011 年版，第148 頁。? 方雪揚《尋訪葡京的樂海遺珠——記里斯本博物館收藏的康熙五十五年石磬》，《文物天地》2020 年第5 期，第86—87 頁。葡萄牙里斯本Medeiros e Almeida 博物館收藏的康熙五十五年石磬。??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偃師二里頭遺址新發現的銅器和玉器》，《考古》1976 年第4 期。? 《中國音樂文物大系·山東卷》，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淮陽縣文物保管所《河南淮陽平糧臺十六號楚墓發掘簡報》，《文物》1984 年第10 期。?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長興縣博物館《浙江長興鼻子山越國貴族墓》，《文物》2007 年第1 期。? 李曰訓《山東章丘女郎山戰國墓出土樂舞陶俑及有關問題》，《文物》1993 年第3 期。? 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文物出版社2004 年版。? 圖7 采自注?之圖二（3）；圖8 采自注?之圖八四。? 《中國音樂文物大系·陜西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24 頁。? 《中國音樂文物大系·北京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24 頁；方建軍《音樂考古與音樂史》，人民音樂出版社2011 年版，第148 頁。? 方雪揚《尋訪葡京的樂海遺珠——記里斯本博物館收藏的康熙五十五年石磬》，《文物天地》2020 年第5 期，第86—87 頁。

從新石器時代晚期至西周時期，石磬形制和類型呈現出多型并存的局面，一些磬型則在時代推移中逐漸消失。到西周時期，只有A-2 式和B-1 式磬流傳下來，而其他如B-2 式和B-3 式磬則處于發展早期，在西周時期稀見。值得注意的是，在磬的多型并存時期，石磬由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單件特磬，演變為商周時期組合演奏的編磬，并在西周晚期至漢代成為磬的發展主流。絕大部分的單件特磬，在東周初期開始退出歷史舞臺，但在明清時期卻又重新回歸，形成特磬和編磬并用。

中國出土上古石磬發展序列圖

從新石器時代到西漢時期，除磬的頂部外，磬的底部形制也在逐漸發生變化。早期磬的底部和四周邊緣均不規則，后來，磬的底部逐漸變得平直，其外觀呈凸五邊形。從商代至春秋早期，均有此類倨頂平底磬的發現。但此型磬也有一些微小的差別，如陜西澄城劉家洼出土的春秋早中期編磬，?? 王清雷等《對澄城劉家洼墓地出土樂器的幾點初步認識》，《中國音樂》2019 年第4 期。? 同注⑨，第54 頁。? 李清《蚌埠雙墩一號春秋墓出土樂器的音樂學研究》，《音樂探索》2014 年第3 期。?《中國音樂文物大系·陜西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21 頁。? 李學勤《秦懷后磬研究》，《文物》2001 年第1 期。其中M2 出土的部分編磬型式屬B-1 式，然而其樣貌與普通B-1 式直底磬略有差異，它的鼓博和股博呈現一定弧度，且分別與鼓、股上邊交界處形成反向折角，但這并不影響它倨頂直底磬的類型歸屬。

東周至西漢時期的編磬，弧底及平直的鼓、股上邊成為發展主流，但底部弧度有一定變化和差異，即底邊凹弧的高度有小有大，這可能因磨底調音的程度不同所致?？脊虐l現表明，直底磬早于弧底磬?；〉醉嘀阅軌虺蔀榫庬嗟陌l展主流，就其外形而言，當是因其結構合理，懸起后可以起到平衡的作用，既牢固穩定，又便于擊奏下垂的鼓部。?? 王清雷等《對澄城劉家洼墓地出土樂器的幾點初步認識》，《中國音樂》2019 年第4 期。? 同注⑨，第54 頁。? 李清《蚌埠雙墩一號春秋墓出土樂器的音樂學研究》，《音樂探索》2014 年第3 期。?《中國音樂文物大系·陜西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21 頁。? 李學勤《秦懷后磬研究》，《文物》2001 年第1 期。

東周時期，以B-2 式磬的應用居多，達到發展的頂峰。但考古發現也偶見此式磬的變例，倨頂弧底的特征仍然十分明顯。如安徽蚌埠雙墩M1 出土的春秋早中期編磬，股上邊及股博處有小豁口，整體形似龍首；?? 王清雷等《對澄城劉家洼墓地出土樂器的幾點初步認識》，《中國音樂》2019 年第4 期。? 同注⑨，第54 頁。? 李清《蚌埠雙墩一號春秋墓出土樂器的音樂學研究》，《音樂探索》2014 年第3 期。?《中國音樂文物大系·陜西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21 頁。? 李學勤《秦懷后磬研究》，《文物》2001 年第1 期。陜西鳳翔南指揮村秦公一號大墓出土的春秋中晚期編磬的形狀十分特殊，它的鼓、股上邊呈現出內凹的弧形，不同于常見磬的直邊。?? 王清雷等《對澄城劉家洼墓地出土樂器的幾點初步認識》，《中國音樂》2019 年第4 期。? 同注⑨，第54 頁。? 李清《蚌埠雙墩一號春秋墓出土樂器的音樂學研究》，《音樂探索》2014 年第3 期。?《中國音樂文物大系·陜西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21 頁。? 李學勤《秦懷后磬研究》，《文物》2001 年第1 期。這樣形制的磬，在宋代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中也有著錄，據李學勤對石磬銘文的研究，磬的主人乃一代秦公的夫人，磬很可能即出自秦公夫人之墓。?? 王清雷等《對澄城劉家洼墓地出土樂器的幾點初步認識》，《中國音樂》2019 年第4 期。? 同注⑨，第54 頁。? 李清《蚌埠雙墩一號春秋墓出土樂器的音樂學研究》，《音樂探索》2014 年第3 期。?《中國音樂文物大系·陜西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21 頁。? 李學勤《秦懷后磬研究》，《文物》2001 年第1 期?？梢?，盡管B-2 式倨頂弧底磬早在夏代二里頭文化中即已出現，但直到春秋早期，才占據主流。商西周時期較流行的是B-1 式倨頂直底磬，而B-3 式角底磬似乎是曇花一現，目前僅見一例西周的石制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