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的西夏學研究
——東方學研究的精粹①

□［俄］謝德照著 麻曉芳譯

一、引言

西夏學的研究史即使在東方學家中也并非人人皆知，這是非常令人遺憾的。即使到了今天這一研究領域仍然保留了許多所謂“古典東方主義”（Classical Orientalism）的特征，這在東方學很多其他研究領域已經缺失了。甚至現今的西夏學研究也十分接近百年前的東方主義：這里聚集了數十位幾乎彼此都相識的研究者，西夏學研究的一般書目僅有數百部，所以與其他領域不同，西夏學者很容易了解到本學科領域內的新成果。俄國的西夏學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標志——它的歷史。盡管并不關涉很多學者，但這是一段極具戲劇性的歷史，展示了多位著名學者的悲劇性命運。因此我也確信這是一段值得廣為人知的歷史。

二、俄國西夏學史

唐古特（Tangut）這個名字最早被提到的是在公元735年東突厥漢國統治者毗伽可汗（Bilge Khagan）碑的銘文。顯然當時已經存在一種說藏緬語（似乎是羌語支語言）的族群，他們居住在青藏高原東北部以及現今中國甘肅省境內，自稱在7世紀下半葉，黨項族（“唐古特”與“黨項”很可能是某一詞音譯自突厥語后又音譯成了漢語）已經足夠強大，這個部族被認為是唐朝最危險強大的附屬國之一：從唐宋時期開始，黨項族的拓跋氏皇室就被賦予了使用皇姓（“李”，后來是“趙”）的特權。881年拓跋思恭②當定難節度使（今陜西榆林），管理夏州。10世紀末，黨項人半依附于宋朝建立了在漢文史籍中被記錄為西夏（唐古特文國名可譯作“大白高國”）的朝代。黨項人足以成功對抗當時毗鄰的契丹、回鶻、漢、藏等民族。1038年，黨項的統治者李（曾用拓跋、趙等，后改嵬名i）元昊宣布稱帝④。當時脫離漢人統治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創制一種新的文字，如契丹文和女真文的創制。

據我們所知，那時文字的創制純粹是一個政治性的決定。新文字創制后，似乎大部分黨項人（特別是社會名流）仍然閱讀和講漢語，還有一部分黨項人使用藏文。所以日常生活中的黨項人很可能仍然繼續使用漢、藏語言文字。黨項人的精英階層幾乎都是雙語使用者（包括藏語在內，甚至是三語使用者）⑤，黨項文化和生活全部是在漢、藏、草原、中亞（絲綢之路）文化的強勢影響下形成的。因此，元昊命令大臣野利仁榮指導學者們于1038年創制了西夏文字。在西夏文獻中，野利仁榮被稱作顯然參與創制文字的學者深受漢人文化傳統的影響，部分參與者甚至可能是漢人或者熟悉漢文化的人。盡管如此，西夏文字并不僅僅是漢字的仿制品，而是一個強大的對手。它的創制運用了當時所有漢語語文學和詞匯學的精妙工具。唐古特學者之所以能夠創造出一個非常精妙和成熟的文字書寫系統，是基于原創以及非漢字基礎上的靈感。⑦當然，黨項文字并非強制使用，但是國家層面獨創性的文字才是西夏真正獨立的標志。

1227年，成吉思汗率領蒙古鐵騎攻破西夏，存活下來的黨項遺民成為古代最龐大的蒙古帝國的組成部分?！对贰酚涊d的元朝（1260—1368）帝師傳記中⑧，我們很容易發現黨項人的官員。似乎被征服的黨項人成功地聯結了蒙古人和藏人，使佛教在蒙古貴族中傳播開來。一個有趣的模式就是皇帝與帝師之間的關系。帝師是佛教僧侶的首領，這一稱號很可能是蒙古借自西夏的［1］85-111。與此同時，西夏晚期精英階層與普通百姓并不相同，他們仍然居住在西夏故地（元代西夏中心地區沿用了已有的名稱“寧夏”）。知識分子與貴族之外的平民當時更多的情況是毫無選擇地融入漢人或者藏人。根據18世紀藏文史料中記載，藏人稱黨項人為“木雅（或彌藥）”（）。一些西藏貴族，例如最著名的錫金國王也聲稱自己是黨項人的后裔。一些黨項人（可能大部分）皈依了伊斯蘭教。元代的穆斯林被歸為色目人，色目人與權力中心關系密切，其中很多人來自中亞。黨項人的故地在元朝的地界中，也是穆斯林聚集的地方。

蒙古的統治覆滅后，黨項人的情況進一步惡化。黨項人的領地經過一些殘酷的戰爭后由明朝（1368—1644）統治。明朝統治者盡最大努力防止蒙古人的入侵，其中一個政策就是鎮壓元朝時期是蒙古人盟友的少數民族和宗教團體。西夏故地被認為是可疑地區：其邊界與草原毗鄰，所以黨項人顯然是“通敵者”之一。因此，明朝軍隊摧毀了黨項人的城市，人民流離失所。西夏語言和文字雖然在一些寺院又繼續流傳了幾代人（至少一直流傳到16世紀初），最終也難免消亡。這就是黨項文明的終結：人民被驅逐乃至被漢、蒙古和藏人同化⑨；城市被燒毀、被漢人重建或變為了沙漠。

但是，這并不是終點：書有自行。⑩

正如前文所述，唐古特人早在八世紀就為人所知。但是這并不是他們真正的名字，他們自稱Мi-ndzi^wо（）。第二個字是“人”，第一個字“彌”是一個精心設計的用來指西夏語（和藏語）“人”的符號。［2］I133很可能“唐古特”（Tangut）是一個突厥語詞，很早被蒙古語借用，并持續使用至西夏滅亡直至黨項人及其文化衰落消亡。我們知道19世紀蒙古人把西藏東北部好戰的游牧部落（青海湖地區，歷史上安多北部地區）稱之為唐古特。這些游牧部落中一些是藏人，如溝樓（Goloks），但也有一些是被藏人同化的蒙古人。部分阿拉善的瓦剌人在19世紀末皈依了伊斯蘭教，這些人被稱作黑唐古特人（Black Tanguts）。巧合的是，正是這些人控制著黑水城遺址，也是黑唐古特人參與了科茲洛夫的發掘工作。

在歐洲，“唐古特”一詞很早就為人所知。從呂布魯克特別是馬可波羅的描述中，這一地區（）的城市是蒙古帝國的一部分，但是卻沒有提及這一地區的人民有什么鮮明特征。他主要描述了這片土地上的自然資源，例如大黃（rhubarb）以及在麝上采集到的麝香等，這些在當時及后來的西方都非常珍貴。拉穆西奧（Giovanni Battista Ramusio，1485—1557）以及著名百科全書作家阿塔納斯?珂雪（Athanasiusvon Kircher，1602—1680）都曾提到過唐古特并將唐古特描述為盛產大黃的地方。珂雪的著作對于理解“唐古特”這一名稱的意義十分重要，其部分資料來源于奧地利傳教士白乃心（Johann Grueber，1623—1680）的描述。受到滿語的影響。白乃心在提到西藏（Tebet）時使用了西夏（Tangut）一詞。我們必須指出：盡管據我們所知使用滿語的人沒有任何可能性會遇到當時的西夏人，但Tаnggūt仍然是表達與西藏有關事物和西藏人的唯一術語。這不能用蒙古語的影響來解釋。蒙古人對西藏有一個非常獨特的詞，這個詞也見于17世紀中葉羅布桑丹津的《黃金史》（Altantov?）。當然，滿語對幾代漢學家都有重要影響，當時的漢學家往往選擇滿語作為了解中國的工具。很可能是在那個時候，漢語中出現了“唐古忒”或“唐古特”這樣的術語，這個詞就像在蒙古語里一樣，用來指西藏東北部和東部邊境的藏族或藏地人民。因此，當時西方的著作中多次出現的“唐古特作品”，很遺憾并非真正的“唐古特”，他們所說的都是藏文作品（至少是藏文字母書寫的作品）。?

略早于一些中國學者開始關注黨項歷史之前，已有吳廣成（1796—1850）開創性的著作《西夏書事》面世。這本書從漢籍中搜集了西夏有趣的史事，因其看起來更像是野史而非正史，并未引起學界足夠的重視。但西夏的語言文字當時仍然無人知曉。從世界范圍來看，直至19世紀末西方學者才發現并開始研究一些西夏文文獻。1870年，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的同事，英國傳教士與中國文學專家偉烈（Alexander Wylie，1815—1887）發表了一篇關于北京近郊居庸關云臺券洞中六體石刻的文章［4］14-44。居庸關石刻銘文可以追溯至1345年，由梵文、藏文、八思巴文、回鶻文、西夏文和漢字書寫，部分銘文的內容完全一致。偉烈對于石刻內容的判斷是正確的，這是一段梵文陀羅尼的轉寫。但是關于西夏文部分，他誤判斷作女真文。1882年，法國外交家、歷史學家以及語言學家戴維理亞（Gabriel Devéria1844—1899）發表了關于宴臺女真進士題名碑的文章［5］173-186。文中戴維理亞提出居庸關券洞中的銘文一定不是女真文，很可能是西夏文。1895年，在羅蘭?波拿巴王子（Rоlаnd Nароléоn Bоnараrtе，1858—1924）委托下，居庸關石刻的全部銘文得以刊布，法國著名漢學家沙畹先生（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分析了全部西夏文陀羅尼部分。即使在沙畹的分析中，西夏語的來源仍然是非常不確定的假設。［6］直至1898年，這一問題才最終被解決。戴維理亞發表了關于涼州大云寺夏漢對照感通塔碑的文章，碑文中的一種文字與居庸關銘文使用的文字相同［7］［8］53-74。感通塔碑漢字部分記錄了該碑文1094年使用西夏文字刻寫。盡管這是何種文字這一問題得到了解決，但是陀羅尼顯然并不是真正分析研究西夏文字的好材料，這些字的主要功能僅僅是為了轉寫梵文字母。

此前，最初嘗試破解西夏文字的是醫生兼東方學家卜士禮（Stephen Wootton Bushell，1844—1908），他在關于西夏錢幣的論文中談到了對37個西夏文字的解讀，這些文字主要與歷法和數字相關［9］142-160。但是這些語料的運用也十分有限。

1904年，法國大使館的翻譯毛利瑟（George Morisse，？—1910）發表了西夏文《妙法蓮華經》相關文章［10］。1900年八月，他與法國駐上海領事館的翻譯費爾南?貝爾多（Fern and Berteaux，?—1928）和年輕的法國漢學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一起在北海被盜劫破壞后的白塔寺附近發現了這部佛經?。如所周知，白塔寺是1651年為接待五世達賴喇嘛修建而成，在修建過程中很可能收集了北京周邊寺院的佛經來為新塔裝藏，其中就有西夏文佛經。但是不幸的是，其他一些文章（包括本文的早期版本）都犯了一個錯誤，誤認為白塔寺是距離北海2.5公里元代中期的妙應寺（1279）。根據伯希和作為親歷者的描述，我們發現了這個錯誤，并很高興能夠糾正過來。

這六卷本的佛經后來被毛利瑟與貝爾多瓜分。毛利瑟拿到第一卷后，發現上面附了一張寫有漢字的紙條，上面注明這部西夏佛經為《妙法蓮華經》?。顯然這張紙條應該是之前或者當時佛塔裝藏時被不知名的某人寫好后夾入佛經。這張帶有注釋的紙條對毛利瑟幫助非常大，他將西夏本與漢文佛經相對照，最終辨識出141個（根據索夫洛諾夫的計算）西夏字（另有14字存疑）以及75個用于轉寫梵文字音的西夏對音字。這些對音字中有些也見于居庸關券洞的陀羅尼對音字。此外，他還合理地假設西夏語一定是一種藏緬語。

毛利瑟最初使用的與漢文本佛經逐字對譯的西夏文字解讀方法后來成為了破譯西夏語言文字最有力的方法之一。為了解釋這種方法，毛利瑟在他的論文中插入了他分析的第一個經文殘片的圖版，同時附上了對應的漢文本。但是聶歷山（，1892—1937）顯然并未認真閱讀毛利瑟的文章，他在《西夏研究小史》［11］以及《西夏語文學》［2］I19-32中寫道：在毛利瑟發現之前，文獻的第一頁就曾被某位不知名的漢人全部解讀過。但這一說法很快就被佛經發現者之一的伯希和明確否定［12］227。受聶歷山文章的影響，很多研究成果中（包括本文的英文版）仍提及在毛利瑟之前就有無名的中國人解讀過這部佛經，但這一觀點顯然是錯誤的?。

毛利瑟的工作也帶動了后來兩部重要的研究成果問世，即西夏研究的經典之作：羅福成的《西夏譯蓮華經考釋》以及本哈第和查赫的《西夏語文評注》［13］232-238。這是西夏語研究的重大突破，但是進一步推進西夏學研究似乎舉步維艱。因為佛經文獻并不能夠提供西夏語言文字研究的相關材料，并且遺憾的是，可以作為語言研究的文本語料僅限于幾種佛經。簡而言之，學者缺少用于破譯西夏語的工具，并且幾乎也沒有什么文獻可供研究。

但是上帝對黨項人還是仁慈的。在1907年，普爾熱瓦爾斯基的學生彼得?科茲洛夫（，1863—1935）組織了一個名為蒙古—四川探險隊，他們來到中國西部邊境地區考察，其中一個目的地就是黑水城遺址?。1908年和1909年兩年時間里，科茲洛夫在這座遺址發現了數百件繪畫、雕塑（今藏于圣彼得堡艾爾米塔什博物館）［14］。最重要的是他還發現了數百種不同類型的西夏文獻?。唐古特人的語言文字重現世間，是沙漠將這些承載著語言文字的文獻材料保存了下來。

科茲洛夫的考古發現不僅僅對于西夏文化研究非常有價值，俄國由此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西夏學研究。西夏文獻收藏地被轉移至圣彼得堡的亞洲博物館?。當然，俄國學者最先能夠研究這些十分有挑戰性的新材料。我們認為科茲洛夫的發現不僅僅決定了西夏學的繁榮（特別是在俄國），而且開拓了東方學研究一個新的領域。在黑水城考古發現之前，西方學者較少使用“唐古特”這個術語，他們更喜歡用漢語“西夏”稱呼這種新發現的語言文字。使用漢語術語的原因很明確，在科茲洛夫發現之前，學者們一直誤認為西夏語言部分源自漢語。蒙古—突厥術語中的“唐古特”在俄國學者中相對更流行一些（可能是由于上文提及的普爾熱瓦爾斯基的著作，這本書在科茲洛夫發現黑水城之前就已經出版），我們認為這很可能是俄國學者（受益于科茲洛夫的考古發現）的優勢，他們真正賦予了這門學科“唐古特學”這個名稱。?

黑水城的重大發現迅速引起了俄國學界注意。圣彼得堡大學年輕的漢學家伊鳳閣（，1878—1937）在剛運抵圣彼得堡的西夏文獻中發現了西夏—漢雙語詞典《番漢合時掌中珠》（）?。這本1190年由黨項學者（，骨勒茂才）創制的字書才是西夏文字破譯的“羅塞塔石碑”。1909年，伊鳳閣發表了關于《番漢合時掌中珠》的一些研究成果［15］1221-1233。這篇小文（由于作者急于公布解讀西夏語言文字的新進展，所以文中錯誤較多）極大推動了世界范圍內的西夏研究。1916年，著名德裔美國人類學家勞費爾（Bеrthоld Lаufеr，1874—1934）發表了重要研究成果，其中關于西夏語的很多結論都是正確的［16］1-126。

1912年，羅振玉（1866—1940）曾于日本在伊鳳閣教授處見到《番漢合時掌中珠》一頁，發現這本小字典對于西夏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次年他從伊鳳閣處又借得九頁并影印流傳。1922年，伊鳳閣在蘇聯駐北京大使館擔任翻譯，羅振玉與他重逢后借到全部《番漢合時掌中珠》照片并令其子羅福成（1885—1960）抄寫，1924年由天津貽安堂影印出版。這就是羅抄本的《掌中珠》［17］，也是中國最早的西夏學成果。伊鳳閣在擔任首席翻譯這段時間里仍在繼續西夏學的研究?。當時他曾經在20世紀初指導過的學生，日本學家聶歷山來拜訪他?。聶歷山也是漢學家阿列克謝耶 夫（，1881—1951）的學生，他自1915年圣彼得堡大學畢業后赴日本深造，1917年俄國革命后他決定留在日本繼續工作，從事日本人、阿伊努人和琉球人的語言、宗教和民俗的研究。1927年，聶歷山還到臺灣研究當地土著人使用的鄒語。［18］［19］［20］［21］［22］255-488自1923—1924年（可能更早），他開始從事西夏學研究?。由于遠離俄國，所以他的研究開展起來十分困難。1925年，伊鳳閣給了他一些曾經帶到北京的西夏文獻和字典影印件，可能從那時候開始聶歷山就決定轉向西夏學研究。1926年，他在大阪發表了一篇藏語轉寫西夏詞語的文章（在很多西夏文獻中能夠找到藏文手寫注釋，似乎一些黨項人日常生活中還在使用藏文字母。這些注音可能由當時的藏地僧人所寫，他們能說西夏語但并不識字）。［23］但是愈發清楚的是，如果想要進行深入的西夏學研究就必須回到列寧格勒直接處理西夏文獻原件。因此，1929年秋天聶歷山回到了列寧格勒。他的妻子萬谷磯子（1901—1937）和他的女兒埃琳娜（Елена Николаевна Невская，1928—2017）直到1933年也回到了他身邊。

在列寧格勒最初的幾年，聶歷山的夢想似乎實現了。他曾在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1930年取代了亞洲博物館）、大學和冬宮博物館工作。在這些地方他可以隨意研究西夏文抄本和刻本文獻?，在中國和蘇聯發表了多篇西夏學論文?。1935年，他獲得了榮譽科學博士稱號。馬克西姆?高爾基主編的著名繪本《世界的一日》選擇了1935年9月27日這一天整個世界各個地方不同生活的縮影，我們也能夠看到聶歷山教授的簡要信息，他正在破譯西夏語［24］584。誰還能要求更多？

但是情況突然發生了變化。1937年夏天，蘇聯開始了可怕的大清洗運動，近百萬人在這場運動中因叛國罪被處決或死在集中營。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的調查人員通過揭露間諜和叛徒的陰謀以擴大在斯大林等領導人中的影響。東方所中都是精通各種奇怪語言的研究人員，很多學者即使在國外也成為了懷疑對象。聶歷山當時被懷疑為組織和運作了一個日本地下“間諜組織”，甚至研究所所長、著名的突厥語言文字學家亞歷山大?薩摩伊洛維奇院士（，1880—1938）也被當成“聶歷山組織”成員而被捕。［25］7-20聶歷山1937年10月3日至4日晚被捕，幾天后他的妻子也一同被捕?。1937年11月24日，聶歷山夫妻被定罪并被處決。10月8日，伊鳳閣被當成日本間諜處決。甚至我們也不知道這幾位學者埋骨于何處。?

蘇聯的西夏學就這樣被消滅了?。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之后情況才發生改變，但是西夏學的研究傳承已被破壞。1955年，年輕的漢學家克恰諾夫（，1932—2013）從列寧格勒大學東方學系畢業。畢業后他來到東方學研究所（1956年后為列寧格勒分所）東方文獻部做研究生，并開始了西夏學研究。這個研究所的專家中再沒有西夏學家，所以他并沒有合適的導師。當時還有很多關于聶歷山還活著的流言，就像20世紀50年代關押在監獄被平反釋放的人一樣有可能會回到研究所。所以當時也有同事對克恰諾夫說：“不用擔心，聶歷山可以當你的導師?！钡罱K這些只是流言?？饲≈Z夫等學者完全靠自己成為了西夏學專家是十分不容易的。

到了1960年，也許是因為害怕有人偷盜聶歷山的手稿或挪用他的成果，也因為沒有專家能夠從事這方面工作，所以西夏文獻并不是每個人都能見到?。只有聶歷山去世之后負責保管這批文獻的戈爾巴喬娃（，1907—1979）可以見到這批材料?。1960年，對西夏研究影響深遠的是這個學科獲得了康拉德院士（，1891—1970）的支持。他是聶歷山的同窗好友，經歷了大清洗并活了下來?？道孪氡M辦法出版了聶歷山編寫的兩卷本西夏語詞典。這本書還包括了聶歷山很多重要的西夏研究成果。?這本字典僅僅是聶歷山為自己研究書寫的草稿，雖然并未完成，也未經潤色，但這本詞典仍然是世界上第一本西夏語詞典?。詞典囊括了幾乎所有已知的西夏文字，并標注了翻譯、用例以及一些標音?。西夏文獻最終能夠釋讀出來得益于這本字典。盡管它在聶歷山去世后才問世，但仍然在1962年榮獲列寧勛章。?

聶歷山的詞典就像1909年伊鳳閣關于《番漢合時掌中珠》的文章一樣極大推動了世界范圍內，當然也包括蘇聯在內的西夏學研究。當時東方學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還組成了西夏學研究團隊。除了著名漢學家科洛科洛夫（，1896—1979）之外，其他成員都非常年輕，包括克恰諾夫、索夫洛諾夫（，1929—）、克平（，1937—2002）、卡坦斯基（，1934—1998）?。這個高質量的研究團隊在有限時間內探索了西夏學中諸多重要問題。

1963年，索夫洛諾夫和克恰諾夫聯名發表了《西夏語音研究》，書中首次嘗試了對西夏語語音進行構擬［26］。1968年，克恰諾夫編輯了《西夏史綱》，首次詳細介紹了黨項人的歷史［27］。同年索夫洛諾夫兩卷本的《西夏語語法》面世，這是第一本科學的西夏語語法專著，也是西夏語擬音研究的重要成果［28］。1969年，在科洛科洛夫、克平、克恰諾夫和卡坦斯基共同努力下西夏文字典《文?！芳捌渥g文出版［29］。這是一本字源詞典，對于理解西夏文字的創制規則至關重要。

作為俄國西夏學研究歷史上最強大的研究團隊，這些學者無論是個人還是團隊的成果都非常豐富且影響深遠。在他們的努力下西夏文字才最終得以破譯出來，西夏學在材料分析方面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20世紀60年代后，團隊成員盡管各自從事自己的研究，但仍然取得了諸多成果??？似街饕芯恳恍┲匾臐h譯西夏文典籍，更多關注的是語言學問題??？ㄌ顾够氏瘸霭媪艘恍╆P于黨項文明的成果?，并翻譯了一本重要的西夏文字書《雜字》（這一工作最終由索夫洛諾夫完成）。?克恰諾夫被認為是這批學者中的元老，不僅僅是由于他著作等身，更是因為他對西夏學研究的重要影響?。在近350份已出版成果中，我們必須強調他對12世紀西夏“天盛律令”的譯文和研究?以及西夏—俄—英—漢詞典［27］，這些成果很大程度上已經超過了聶歷山的研究。

不幸的是，這一代優秀的學者幾乎都沒有學生。自20世紀80年代，在政治和經濟動蕩的蘇聯并不適合基礎學科，特別是人文類學科的研究。直到現今，俄國的西夏學領域仍然無人問津，沒有人能夠傳承上一代學者的輝煌。?

三、結語

俄國西夏學研究經歷的所有重要階段都繼承了所謂的古典東方主義。第一代俄國西夏學家更像是勇敢的旅行家與探險家，是游戲的參與者而不是坐冷板凳的學者。我們很容易將彼得?科茲洛夫與斯坦因或者斯文?赫定相提并論。隨后，下一階段的研究者中也不乏最優秀、最具智慧的學者，就像保羅?伯希和和王國維一樣。他們有敏銳的頭腦，即使在非常艱難的環境中仍然能在學術之路上勇往前行。

大清洗時期俄國的西夏學不僅是俄國東方學研究的一部分，也是俄國歷史的一部分。才華橫溢的人變成了烈士，劊子手的子彈讓這門學科停滯多年。由于西夏研究涉及的學者人數不多，每個人又都是極有分量的學者，所以這一領域在大清洗時期明顯呈現出更加恐怖的畫面。大清洗之后的一代學者，就像俄國的漢學研究一樣，不僅人數眾多且富有才華。兩代學者之間的差距與漢語研究相比更加明顯：前一代學者全部與世長辭，年輕一代的學者只有自學成才才能繼承這門學科。我們可以想象，如果這些前輩們仍然在世的話，西夏學將成為怎樣興盛的學科。

今天，就像其他俄羅斯東方學研究領域，我們仍然可以看到不同時代學者之間的代溝，但迄今沒有能夠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俄羅斯西夏學研究的前景如何？它還會保留現代科學研究中罕見的傳統特征嗎？這種令人著迷的古代語言本身難道不是學科真正的巨大挑戰？西夏文字會再次沉寂嗎？我們將拭目以待。

最后，我要解釋一下我寫這篇文章的原因。當然，任何事情的歷史都是有趣的，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有用的。但為什么一些非西夏學研究者會關心俄國的西夏學？可能這個話題過于具體，但是我不這么認為。首先，如上文所述，西夏學是理解全部20世紀俄國東方學研究史曲折歷程的一個非常好的例證。其次，我認為讓新一代的研究者了解每個學科傳統，特別是人文學科領域，是至關重要的。不了解本學科前輩的故事，我們就沒法走得更遠。最后，同樣重要的是，我認為現今我們這個時代學者遇到的問題大多是低收入，或者很難獲得新的資助。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更應該記住那些真正奉獻了自己生命的前輩們。他們為了一個特別的、沒有任何私利的新研究領域獻出了生命，我們虧欠他們良多。

注釋：

①本文原載于Tangut（Xi Xia）Studies in the Soviet Union：The Quinta Essentia of Russian Oriental Studies.—Sinology in Post-Communist States.Views from the Czech Republic，Mongolia，Poland，and Russia./Ed.by Shih Chihyu.Hong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2016.277p.p.233—252。本文譯后經原作者謝德照研究員重新審校并增補了部分內容。對于原文中多次出現的Tangut這一術語的翻譯，作者認為唐古特人、唐古特國比黨項人、西夏更加準確，因為“西夏”“黨項”都引自漢文典籍。不過，唐古特也不是黨項人的自稱，是引用自突厥、蒙古語，所以區別不大。其實最好的選擇是使用黨項人的自稱“彌藥”。譯者按：本文該詞在早期史籍中出現譯作“唐古特”，指西夏建立前的民族譯作“黨項”，黨項人建立政權后指稱國家、語言、文字和人民譯作“西夏”。

②這是他的中文名字，我們并不知道國王的西夏語名字。

③本文西夏文字的擬音使用索夫洛諾夫構擬的系統（1968）［28］69-144。

④詳見克恰諾夫（1968）《西夏史綱》［27］、李范文等（2005）《西夏通史》［30］。

⑤據文獻記載，西夏境內人口多是漢人，在不同級別的政府機構中漢人數量也比較多。

⑥根據史料記載當時西夏有多元文化和多民族的特征。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野利”很可能源自西夏文轉寫“耶律”。耶律是契丹統治的遼代（916—1125）的皇帝姓氏。我們并不知道西夏文字的創制者是否借鑒了契丹的語言和文化，也不清楚他的家庭是否已經被黨項人同化。關于西夏文字的論述，詳見聶歷山（1960）《西夏文字及其典藏》［31］74-94，漢譯文見馬忠建（2005）［32］222-246。

⑧元朝是蒙古族統治的國家，也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元朝皇帝是當時中原所有民族的統治者，自13世紀下半葉以來形成了自俄羅斯諸國、巴爾干半島、敘利亞到南西伯利亞、朝鮮和緬甸的龐大帝國。元朝皇帝主要統治中原及其毗連的地區，當然也包括西夏。

⑨在今四川、云南、西藏等邊境地區仍然存在一些羌語支語言，其中一些語言（特別是嘉戎語）看起來與西夏語部分相似。詳見馬提索夫（2004）［34］327-352，向柏霖（2008）［35］。

⑩譯者注：此句原文為拉丁文名言“habentsuafatalibeli”，意為“書本自有其命運”。這里是說西夏語言文字的流傳也有自己的命運。

?這個詞在西方植物學家之間也較為流行，常被用來創造一些植物的標準名稱，例如Rheum tanguticum，Aconitum tanguticum，Clematistangutica，等等。

?其發現史可以從伯希和處了解到很多細節。參見伯希和（1932）。［12］226-229

?有趣的是，所標注的是阇那崛多所譯法藏部的《添品妙法蓮華經》，其西夏譯本卻明確標注依據鳩摩羅什漢文本譯成。

?更多細節詳見謝德照《評〈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所藏西夏文妙法蓮花經寫真版、文本及語言學研究〉》，2020年。［36］265-288

?坐落在內蒙古西部的哈拉浩特（Khаrа-Khоtо）在蒙古語中意思是“黑城”，西夏名為黑水”。名字來自附近的河流，甚至在現代蒙古語中也保留了西夏的音譯Еdzingоl（額濟納河）。黑水城始建于1032年，是西夏北部地區的中心城市，也是游牧部落的要塞之一。1372年，這座城市被明朝軍隊包圍占領。在明朝軍隊圍攻時期，明軍攔截河流迫使河水改道。所以很短時間內這座城市就遭到致命打擊，城市被沙漠掩埋，人民流離失所。詳見科茲洛夫（1947）［37］80-82，聶歷山（1960）［31］40。我們知道，這座城市的位置最早由布里亞特的一個旅行家СоgtоBаdmаjароv（，1879—1937）辨識出來，也是他把這一重要信息告訴給了即將出發探險的科茲洛夫。

?關于出土文物文獻，參見科茲洛夫（1947）［37］75-87。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的西夏文獻庫藏主要為科茲洛夫發掘的文獻，包括8000多個編號。參見戈爾巴喬娃和克恰諾夫（1963）［38］17。

?除了科茲洛夫的發現之外，其他國家的科研機構也藏有一定數量的西夏文獻，而且西夏文獻仍然陸續被發現發掘。但圣彼得堡收藏的文獻無論是在數量上還是在質量上都是無與倫比的。俄藏西夏文獻的歷史與內容詳見謝?維?德米特里耶夫（2020）［39］52-58。

?的確，“唐古特學”（Tangutology）作為術語來說并不比“西夏學”（Xi Xia studies）更好，兩者都是用非本土語言的稱呼黨項人。如果稱作“彌學”（Mistudies，Milogy）可能會更加準確。但科學研究并非總是符合邏輯性。

?俄國西夏學研究初始階段，伊鳳閣與波蘭的蒙古學家和突厥語言文字學家科特維奇（z，1872—1944）一起嘗試研究科茲洛夫的探險發現?？铺鼐S奇1891年來到圣彼得堡，在大學的東方系學習。畢業后他留在了首都，在財政部工作。直到1917年，他將部里的工作與大學的研究工作相結合。他自1900年擔任蒙古學系系主任后多次參加卡爾梅克和蒙古北部地區的探險（1894，1896，1910，1917），此外他還學習了突厥語。1917年之后，科特維奇試著在彼得格勒組織了一個東方語言研究所，1920至1922年擔任所長。1923年，他當選為科學院的教授及通訊委員。1923年他決定回歸波蘭，自1924年他擔任利沃夫大學遠東系主任，這是戰前波蘭最好的科研中心之一。1927年他擔任新成立的波蘭東方社會（Polskie Towarzystwo Orientalistyczne）主席，也是《東方學年刊》（Rocznik Orientalistyczny）的主編。參見科特維奇（1944）［40］。

?除了前文提及《掌中珠》相關文章，伊鳳閣還發表了一系列非常好的，甚至是開創性的成果：《黑城的西夏寫本》［41］463-470，漢譯文見馬忠建（2005）［42］134-141；《西夏史一頁》［43］831-836，漢譯文見聶鴻音（2005）［44］161-164；《黑水城出土文書——14世紀的中國私人書信》［45］831-836、《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夏漢對照）［46］；《西夏文文獻》［47］799-800，漢譯文見聶鴻音（2005）［48］149-151，法譯文見伯希和（1921）［49］107-109；《西夏國書說》［50］675-686。

?詳見聶歷山（1935）［18］。更多成果是在他去世后多年才得以出版。一些聶歷山的遺作還收集在《圣彼得堡東方學通報》第八輯中［22］255-488。

?1937年，聶歷山一同入獄的V.Titianov（В.Титянов）回憶說，聶歷山非常早就對西夏語感興趣，早在科茲洛夫探險之后就已經開始了。他甚至告訴我他1915年去日本的目的之一就是去那里找到能夠幫助他破譯西夏文字的專家。［22］516隨后他找到了石濱純太郎（1888—1968），但石濱是絲綢之路沿線語言文字及文化的研究專家，他并不是西夏學家。

?在聶歷山回國之前，西夏文獻是著名俄國語言學家、現代漢語語法理論專家龍果夫（，1900—1955）的研究領域。他發表了一些西夏學成果：《夏漢字典中“尼卒”型二合字》［51］145-148和《科學院亞洲博物館藏西夏文獻目錄》［52］367-388。但是在1930年，他放棄了西夏學研究轉而研究中亞的東干語，隨后又著力研究漢字的拉丁化。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他才回歸西夏文獻的研究，但那時已經不是他的研究重點，他僅僅描述了2720個編號的西夏文獻。［38］12-17關于龍果夫的生平，詳見謝德照（2019）［53］347-427。

?聶歷山在世時期的成果參見聶歷山（1960）［31］14-15。同期王靜如（1903—1990）也開始發表西夏相關研究。

?他沒有預見到這就是結局。被捕后，他對妻子說：“不要動我桌子上的論文，我很快就會回來?！?/p>

?聶歷山生活、工作和被謀殺的珍貴資料詳見《圣彼得堡東方學通報》第八輯［22］486-561。

?1938年，聶歷山的手稿（連同他被捕當晚還在研究的部分西夏文獻一起）被人民內部事務委員會送還至研究所。但是只有所內少部分人知道這些材料的收藏地，一些文章幾年后被發現，還有一些至今也沒有找到。實際上，西夏文獻查閱困難很大程度上也影響了世界范圍內西夏學的研究。例如克勞森（Gerard Clauson，1891—1974）就曾多年致力于編纂他感興趣的西夏語字典，最終還是由于沒有足夠的研究材料放棄了西夏研究［55］54-77?，F今這部字典手稿已經影印出版，由高奕睿（Imre Galambos）作序言，魏安（Andrew West）作注釋及索引，艾弗森（Michael Everson）準備出版工作［56］。

?唯一的例外是龍果夫，他回列寧格勒后從1944年至1950年研究西夏文獻，1950年他遷至莫斯科，1955年去世。

?戈爾巴喬娃為聶歷山《唐古特語文學》一書的出版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

?伊鳳閣早在1919年就準備出版一本體量相當大的字典（3000個西夏字，占總字數的一半）。但是由于當時動蕩的時局以及國內戰爭，這部字典最終沒有出版。1922年，伊鳳閣從科學院出版社拿走了字典書稿，這部書稿1937年之前一直存放在他家里，直至被捕后遺失。

?從字典來看，聶歷山應該幾乎完成了全部西夏語語音的構擬工作［22］508-513。

?這本書2007年出版了中文版。參見聶歷山（2007）［57］。

?這段時間其他國家的西夏研究也是興盛時期。多數世界知名的西夏學家都是同齡人，黃振華（1930—2003）、李范文（1932—）和史金波（1940—）；日本的西田龍雄（1928—2012）；臺灣的龔煌城（1934—2010）；新西蘭的格林斯蒂德（Eric Grinstead，1921—2008）。

?必須指出的是，西夏學再次興盛的主要原因是聶歷山獲得了列寧勛章。1963年，阿加西?巴巴揚（Agasi Babajan，1921—1995）導演了一部關于破譯西夏文字的紀錄片《七世紀后》。另外，收音機里也開始播放黨項人相關的節目，其中一次節目就是索夫洛諾夫閱讀一頁西夏文獻，由此西夏語言的聲音被廣為人知。

?我們必須補充一點，蘇聯的西夏學家通常有機會接觸外國同行或者出國與同行交流，這對于東方學其他領域的專家來說通常是不可能的。西夏學是當時蘇聯科學界最受歡迎的知名“品牌”之一。

?參見克平（1985）［58］。她在寫作中得到了著名語言學家雅洪托夫（，1926—2018）的幫助?？似街髂夸泤⒁奾ttp：//kepping.net/raboty-16.htm（2014年2月23日檢索）。

?參見卡坦斯基（1981）《西夏書籍業》［59］；卡坦斯基（1990）《從東方到西方》［60］；卡坦斯基（1993）《西夏物質文化》［61］。

?參見卡坦斯基、索夫洛諾夫（2002）《三才雜字》［62］。

?從1978年起他擔任東方學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遠東部主任，1991年擔任副所長，1996—2003年擔任分所所長。

?并非所有都是西夏歷史的研究成果，大部分是關于中國或者中亞歷史的相關問題研究。最完整的克恰諾夫成果目錄參見波波娃（2012）［63］15-57。關于《天盛律令》的研究成果詳見克恰諾夫［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