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御邊思想

□郭勤華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邠州人，后因移居江南，遂為蘇州吳縣人。范仲淹以文入仕，于大中祥符八年（1015）考取進士?？刀ㄔ辏?040），范仲淹出任陜西經略安撫招討副使，當時正值宋夏三川口之戰，宋軍敗北，士氣低落，而西夏李元昊乘勝追擊，大有染指關中之勢。范仲淹根據宋夏雙方軍事實力，采取“屯田久守”的戰略防御措施，扭轉了宋軍被動的局面，為宋夏議和創造了有利條件，也為各民族間交往交融提供了和平相處的時空條件。

一、元昊軍事擴張與北宋妥協退讓

元昊繼位后，屢屢向北宋發動軍事進攻，同時又以各種名目多渠道搜集情報。寶元元年（1038），元昊“請遣人供佛至五臺山，乞令使臣引護，并給館券，從之。元昊實欲窺河東道故也”［1］919。對宋朝放出宮的宮女等，元昊也“以重幣納之。左右朝廷之事，宮禁之私，皆所窺測”［1］943。元昊用政治聯姻的方式加強與遼國的關系，以牽制北宋兵力。

北宋對西夏采取妥協退讓政策。咸平五年（1002），由于宋真宗妥協退讓，李繼遷攻陷靈州。咸平六年（1003），李繼遷去世，其子李德明繼位，當時北宋鎮戎軍知軍曹瑋上書：“保吉擅河南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其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后更強盛，不可制矣。愿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闕下，復河南為郡縣，此其時 也?！保?］1786真宗閱后，“欲以恩致德明，不報”［2］1786，封李繼遷為夏州刺史、定難軍節度使。李繼遷死后，又封李德明為西平王，每年給大批銀絹，“豢過飽，猖獗擄彰”［3］28。李元昊繼位后設置官職，整頓軍備，逐步擺脫北宋王朝的控制，自立為王。

宋軍的弊端有三。

一是過高估計夏軍力量，缺乏克敵制勝的信心。寶元元年（1038），朝廷委派夏竦作為抗擊西夏的主要將領。夏竦認為：“……以先朝累勝之軍，較當今關東之兵，勇怯可知也；以興國習戰之帥，方沿邊未試之將，工拙可知也?！保?］539夏竦只看到了宋軍的不利因素而忽略其優勢，強調敵軍的優勢而忽略其弱點。當時宋軍在西北駐防軍隊40 萬，分布在24 個州的幾百個堡寨中，各州軍馬都直接由朝廷指揮，調動程序繁瑣，駐軍協調配合不一致，很難進行統一指揮。相反，西夏軍隊兵力集中，機動靈活。

二是阻絕邊境互市。北宋延州駐守官員未能推動邊境安全向好，反而加劇兩軍對立情緒，影響邊境商業貿易的發展。元昊叔父山遇，因勸元昊屈服北宋未成怕元昊報復，攜妻子投奔北宋，北宋延州官員不僅沒有接受，反而把山遇抓起來送還元昊而使其遭到射殺。寶元元年，宋仁宗下詔陜西河東沿邊舊與西夏互市處，皆禁絕貿易往來，致使元昊驅兵掠奪，滋擾百姓，“自元昊陷金明、承平、塞門、安遠、栲栳寨，破五龍川，邊民焚掠殆盡”［5］7236。

三是輕慢毗鄰，坐山觀虎。大中祥符八年（1015），西蕃嘉勒斯賚（亦稱唃廝啰）首領在宗哥城（今青海省西寧市東南）建立政權，貢馬于宋。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元昊派兵攻打唃廝啰，結果兵敗，大將蘇奴兒被擒。［4］936嘉勒斯賚向北宋獻捷的行為，本當應以節度使同知樞密院職務進行嘉獎，而大臣韓億以“二酋皆蕃臣，今不能諭令解仇，不當因捷加賞”［4］936為由，建議拒絕給蕃臣加官晉爵。景祐三年（1036），元昊“再舉兵攻回鶻瓜、沙、蘭三州，盡有河南故地，將謀入寇，恐嘉勒斯賚擬其后，復舉兵攻蘭州諸羌，南侵至馬銜山，筑城瓦川會，留兵鎮守，絕吐蕃與中國相通路”［4］541。嘉勒斯賚與元昊爭戰的結果，敗退河湟、青海一帶。本來吐蕃與西夏爭戰，牽制西夏兵力有利于北宋出兵，合力協同作戰，使西夏陷于困境。如鄜延環慶副都部署副總管劉平就曾上書仁宗，“元昊侵逆恣行殺害，眾叛親離，復與嘉勒斯賚相持已久，結隙方深，此乃天亡之時”，“或授嘉勒斯賚以靈武軍節度使西平王，使逼元昊”［4］994。但劉平的主張未能引起宋仁宗的重視，“平奏此疏未報”［4］994。

二、范仲淹西北御邊實踐

李元昊稱帝后，多次提出“許以西郊之地，冊為南面之君”［6］113的要求，但遭宋朝削賜姓、去官爵、斷互市并征伐，宋夏關系破裂，元昊遂率軍進攻宋西北邊疆。宋夏屢次戰斗中暴露出宋軍邊防空虛、邊城堡寨失修、防御能力低下等諸多弊端。僅好水川之戰中宋軍“將校士卒死者萬三百人，關右震動……仁宗為至旰食”［5］13997，致使“賊大掠至潘原，關中震恐，民多竄山谷間”［5］10272。

在此背景下，范仲淹主動請命，親赴西北御邊。從康定元年（1040）至慶歷四年（1044），戍邊西北，施行了一系列整軍治邊方略。

第一，堅持懷仁愛民理念，推行積極防御措施。范仲淹分析宋軍屢遭失敗的原因，從宋夏軍事實力出發制定戰略措施。范仲淹認為宋軍盲目進攻、長途奔襲、糧草不濟，難于御敵，提出增強邊備的防御之策，實施安撫羌民、筑堡修城、訓練士卒、屯田邊地等方略。同時，他還提出宋夏之戰要堅持打持久戰，以規避夏軍速戰速勝的作戰特點。范仲淹深知戰爭給人民帶來的苦難，希望漢羌民族能平等互助、團結和睦，因此，對于其他蕃人，始終堅持平等、仁愛的態度，這是范仲淹積極防御戍邊理念的基礎和出發點。

慶歷元年（1041），宋仁宗下詔鄜延、涇源會兵進討西夏。元昊精兵十萬，入侵平涼一帶，采取誘敵深入而殲滅的辦法，致使宋軍傷亡慘重。慶歷二年（1042），宋仁宗采納了范仲淹的建議，兩次調整軍隊，以韓琦、王沿、范仲淹、龐籍分領秦鳳、涇源、環慶、鄜延四路軍事，分司秦、渭、慶、延四州，各兼經略安撫經略招討使，使其“各當一道，庶務必親，訓兵屯、選將佐；堡寨之守衛，山川之險易，耳目所經，巨細得以周悉”［7］197。將原陜西路一分為四的做法，重新由陜西路經略安撫招討使開府涇州，總四路統一事權，加強和提升了宋軍抗擊西夏的實力。

第二，堅持官兵平等思想，推行靈活多樣的戰略戰術。范仲淹針對宋軍在戰斗中各自為陣、內外聯系不暢、互不相助的軍事進攻機制，對當時宋軍每路軍隊部署、鈐轄、都監多達十四五人，少的也不少于十人的布防措施進行改革，采取擇將率兵、分部教兵的措施，規定每個將領帶兵三千，分部教練，若是敵軍來攻，“視來犯多寡而輪流出御”，一改過去“寇至御之，則官卑者先出”的不平等作戰方針。他認為對戰將不加以適當選擇，不分敵軍多少，一味以官品的高低來出陣迎敵是不可取的，從根本上改變了宋軍領軍作戰方法。經過數次成功實踐，敵軍內部出現“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2］1938的恐懼心理。新的整軍措施和御邊思想提高了宋軍聲威，震懾了夏軍。

追溯標準化概念的起源，原始的自然人為了適應生存、傳達信息和交流感情的需要，就逐步創造了原始的語言、文字、工具和住所，譬如：西安半坡遺址中陶缽口上刻劃的信息符號，元謀、藍田和北京出土的趨于樣式統一的石制工具，在方圓高矮等方面有統一規制要求的遠古建筑洞穴和房屋。這些都體現了遠古時代在生活實踐中已有標準化意識的萌芽產生。

軍事行動中的不確定因素要求將帥在瞬息萬變的戰局中尋找機會?？刀ㄔ辏?040），宋軍在三川口戰敗后，夏軍意欲突破金明（今陜西安塞）進犯延州。金明為延州要沖，若失金明，延州必危。范仲淹令延州都監周美在金明構筑城堡，增強防衛工事，以城堡為據點與夏軍對峙。周美率三千勇士奮力血戰，堅守金明寸步不移。在夏軍力攻金明、援軍未至萬分危急之時，范仲淹徙兵北山，使西夏軍誤認為宋軍增援軍隊已到，便下令撤軍，宋軍乘勝追擊，保證延州安全。

第三，實行筑城屯墾、寓兵于農的邊防措施。范仲淹經略西北軍事必須解決因遠離內地造成的各種軍需供給困難。慶歷元年（1041），范仲淹集兵萬人自永平進筑承平寨（今甘肅省通渭縣東南），前后筑城12 座，以牽制元昊東界兵力，使其不得并力西擾環慶涇源。邊界筑定堡（即小城）、筑城，軍民共處共守，既鞏固了邊防，使宋軍持久可守，又便于邊民耕種和邊境互市，一改以往邊境禁絕互市、百里之內人煙稀少的景況，使瀕于蕭條的邊界經濟逐漸恢復生機。

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環慶路修筑堡寨，招募蕃軍，“新筑定邊城，日有西夏來投蕃部”［8］12125，《慶陽縣志》記載范仲淹在環慶路一帶修筑堡寨28座、烽火臺44墩?！氨ふ脑O立等于向西夏宣布了北宋政府對于堡寨臨近地區的人口、土地和其他各種自然資源擁有所有權、管理權和使用權。某種程度上說，堡寨是北宋國土的象征和標志?！保?］147范仲淹經略西北期間敏銳洞察到“西陲積兵，民苦于運輸”，因為這里“地居山險，道路阻隘，所要糧草難以斡運”［10］5443，將卒生活十分艱苦。于是力主“屯兵營田，作持久之計”［11］715，積極推行屯田為守、復墾棄地、勸農實邊等措施，以滿最大限度保障足前方軍需，減輕關內民夫遠途運輸軍需糧草的苦役。

慶歷元年（1041），范仲淹在知慶州任上奏《上攻守二策狀·議守》云：

觀漢趙充國興屯田，大獲地利，遂破先零。魏武于征伐之中，分帶甲之士隨宜墾辟。故下不甚勞，大功克舉，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唐置屯田，天寶八年，河西收二十六萬石，隴西收四十四萬石。孫武曰：分建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食其土之毛，實役其人氓之力。故賦稅無轉徙之勞，徭役無怨曠之嘆。臣昨在延州，見知青澗城種世衡，言欲于本處漸興田利，今聞僅獲萬石。臣觀今之邊寨，皆可使弓手、土兵以守之，因置營田，據畝定課。兵獲余羨，中糶于官。人樂其勤，公收其利，則轉輸之患久可息矣?！瘸⒃S行此道，則委臣舉擇官員，約古之義，酌今之宜，行于邊陲，庶幾守愈久而備愈充，雖戎狄時為邊患，不能困我中國。此臣所以言假土兵、弓手之力，以置屯田為守之利也。［11］162-163

范仲淹建議朝廷參考唐代府兵制，實行“三時耕稼，一時習武”，既發展農業以實現實邊安民，又減輕國家軍需糧草的運輸負擔。

第四，堅持共同御邊的思想，維護邊境的和平穩定。范仲淹主張：“緣邊城寨愈加修完，招置士兵久守，弓箭手居險要，使每一兩指揮修一堡，彼戎不至，則屬戶蕃兵暨弓箭手與諸寨士兵共力御捍；彼戎大舉，則二旬之前必聞，舉集我之次邊軍馬，盡可勾呼，駐于堅城，以待敵之進退?！保?5］38范仲淹在招募蕃兵弓箭手駐守邊塞的同時，為密切蕃漢之間的關系，在“宥州、綏州、金湯、白豹、折姜等塞皆可就而城之，其山界蕃部去元昊且遠，求援不及，而我以城據之，以精兵臨之，彼既樂其土，復逼以威，必須歸附以圖安全，三五年間，山界盡可取”［12］38?！澳苏俎倌蕉髋c諸族酋長僅八百人，犒于麾下，與之衣物繒彩，以悅其意?！保?2］147范仲淹共防共建、共同御敵的邊防理念在實踐中發揮了作用，“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己。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為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臥內，屏人撤衛，與語不疑”［13］605。這種相互信任、彼此合作的邊防實踐，為各民族交往交融奠定了基礎。

范仲淹團結諸羌共同戍守邊地的措施在宋夏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當時原州被羌明珠、滅臧二部據守，擁有數萬勁兵，如果與夏軍聯合抗宋，勢必造成宋軍無力防御的局面。范仲淹修筑細腰葫蘆寨斷絕二羌與夏人交通，穩定羌人首領與宋軍相安共處，發揮蕃軍戍守邊防的中堅作用，維護羌軍屯墾周邊，既鞏固了邊防，又保證了軍需民用。他認為羌族部落“人馬精勁，習慣戰斗”，應安撫屬羌，團結御夏。慶歷二年（1042），范仲淹按巡環州，為了爭取羌族首領，“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立為條約：‘若仇已和斷，輒私報之及傷人者，罰羊百、馬二，已殺者斬。負責爭訟，聽告官為理，輒質縛平人者，罰羊五十、馬一。賊馬入界，追集不赴隨本族，每戶罰羊二，質其首領。賊大人，老幼入保本寨，官為給食；即不入寨，本家罰羊二；全族不至，質其首領?！T羌皆受命，自是始為漢用矣”［13］571。實現羌漢相安，軍民團結，為抗擊西夏創造了有利條件。正如歐陽修所言：“其于兩路，既得熟羌為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紓西人饋挽之勞?！保?4］808這種依邊就食、團結邊民的戍邊理念，減輕了宋軍軍需運輸壓力，調動了北宋西北沿邊少數民族的生產生活積極性。

結語

內憂外患的局勢激發了宋代文人的憂國憂民意識，范仲淹視天下為己任，在經略西北邊防時，始終強調和吸納“天下一統，華夷一家”的政治理念，為推動西北邊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礎。

居安思危是我國的優秀傳統思想。范仲淹在西北的軍事實踐中深刻認識到，在宋朝國力明顯強于西夏的不平衡態勢下，宋軍屢敗的真正原因是國防意識淡薄和邊備的長期空虛。其憂患意識是中國古代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展，更是崇高的社會責任和使命擔當的集中體現。

范仲淹在西北的軍事實踐，政治上繼承發揚中華民族的“大一統”思想，在國家實現和平統一的征程中，視“天下之主”“各族共主”為己任，推進各民族的經濟往來，為深層的民族交流創造了條件，從空間距離上淡化、消弭民族間的相互對立和沖突，實現心理和情感上的相互接納與文化認同，為推動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出了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