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權制衡與地方控制：北宋西北防御體制下的宦官

朱德軍

(安徽師范大學 歷史學院，安徽 蕪湖 241002)

北宋時期，中央政權與遼和西夏長期存在軍事對峙，朝廷在西北地區的軍事防御負擔一直很重。自北宋初年開始，朝廷就在繼承前代防御體系的基礎上，在西北地區構筑了“堡寨防御體系”，但是卻導致了西北重兵集結，地方勢力趁機坐大的嚴重隱患。為此，太祖大力提倡“事為之防，曲為之制”。太宗則繼續推行“防弊之政”，對太祖遺策“謹當遵承，不敢逾越”(1)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7，開寶九年冬十月，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382頁。，防范、遏制武臣勢力的抬頭便成為王朝的既定國策。宋廷在西北強化軍事部署的同時，竭力維持各種勢力間的平衡,以實現“將從中御”的目標，并對那些“地居禁近，性又馴順”，既無篡政之虞，又出身卑微的“近習”特別重視，他們常常被委以重任，銜命赴邊，“寄任方面”。(2)柴德賡：《宋宦官參預軍事考》，《輔仁學志》第10卷第1—2期合刊，1941年12月。宋廷讓宦官廣泛參與西北軍務,甚至直接統軍參戰，以分地方之權；同時強化其體量軍政、巡邊按視與按復審驗等權力，以制衡統兵之臣，對維系西北的穩定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需要說明的是，宦官作為一個特殊的群體，其權勢和地位無疑“來源于皇權”(3)苗書梅：《宋代宗室、外戚與宦官任用制度述論》，《史學月刊》1995年第5期。，是“中國皇權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4)秦克宏：《二十世紀以來海內外宋代宦官研究綜述》，《中國史研究動態》2012年第2期。學術界關于宋代宦官問題的研究，從多維視角出發，分別考察其與軍事、政治、經濟等諸層面的關系以及宦官管理制度等，并取得可喜的成就。(5)參見[日]佐伯富撰、魏美月譯：《宋代走馬承受之研究》，《東方雜志》復刊13卷第8—10期，香港商務印書館，1980年；柳立言：《宋代的宦官》，臺北《歷史月刊》1993年第65期；《以閹為將：宋初君主與士大夫對宦官角色的認定》，《大陸雜志》1995年91卷第3期；張其凡：《宋代宦官對軍隊的監督與指揮概述》，《中州學刊》1992年第3期；張邦煒：《北宋宦官問題辨析》，《四川師范大學學報》1993年第2期；裴海燕：《北宋的宦官管理制度》，《中國史研究》1999年第4期；申忠玲：《宋代的走馬承受公事探究》，《青海社會科學》2011年第5期；秦克宏：《走馬承受公事與宋代信息通進研究》，《求是學刊》2012年第3期；程民生：《宋代的監軍》，《中州學刊》2014年第1期；《論宋代宦官的文化水平》，《史學集刊》2019年第5期；何冠環：《宮闈內外:宋代內臣研究》，臺灣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8年版。但相關探討更多集中于“宦官之禍”方面，對他們統軍、監軍與防范、擅權也多有研究，但對宦官與地域社會的關系缺乏關注，尚無專文涉及其對地方權力的參與和制衡問題，故筆者不揣淺陋，以求教于方家。

一、參政決策與分權制衡

宦官在西北的常駐，是宋廷強化對軍隊控制，抑制地方勢力的一種重要方式。戰時出界外討，則有走馬承受之設(6)龔延明認為，北宋走馬承受由宦官擔任，是“某路都總管司走馬承受并體量公事”之省稱，或稱“某路都總管司走馬承受公事”。參見：《〈宋史·職官志〉補正(增訂本)》下冊，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426頁。，若“兵馬出界別路，萬人以上，走馬承受一員，隨軍照管本路人馬”。(7)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503，元符元年冬十月，第11990頁。也利用宦官“非時出入禁中”(8)何郯：《上仁宗乞不許內外臣僚奏舉近上內臣》，趙汝愚編、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校點整理：《宋朝諸臣奏議》卷61《百官門·內侍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71頁。之便，銜命參與地方軍政決策，分享西北軍政大權，分割軍隊指揮權，以強化對地方的絕對控制。

(一)參與決策

北宋時期，宦官作為帝王的耳目，長期參與西北地方軍政決策。太宗就曾賦予宦官王繼恩很大的權力，甚至包括對軍隊的臨機處置權，“軍事委其制置,不從中覆”。此后，宋廷令宦官以“管勾”“專主”“規度”“經制”“節制”“審定”“計度”“計議”“計會”等方式行使西北地方軍事決策權，或參與軍政決策。

如宦官張崇貴是宋初三朝寵臣，自淳化四年起就“管勾鄜延屯兵”。景德元年，得知李繼遷亡故，張崇貴立即移牒宣諭，可見其權力之大，正如當時的緣邊安撫使向敏中所稱，該路“邊防事宜，經制小大，皆崇貴專主”。此后，宦官秦翰出任涇原路鈐轄，為改變“西鄙無藩籬”之弊，軍中由其“規度要害”，甚至修鑿壕塹，亦由其“役卒數年而成”。(9)《宋史》卷466《宦者傳一·張崇貴、秦翰》，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3617—13618、13613頁。

元豐四年四月，西夏國主遇弒，朝臣多主張興兵討伐。神宗遣宦官王中正親往“體量經制”。七月，詔其“措置”麟府、鄜延等四路軍馬。八月，鑒于宋軍無帥，經宰執“審議”，作出“并聽中正節制”(10)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312、314、315 ，元豐四年四月、七月、八月，第7566、7612、7632頁。的決定。

同年八月，神宗命宦官李憲“團結漢蕃軍馬”，分置將佐“審定出兵所向及計度賊屯重兵之所”。(11)佚名輯、司義祖整理：《宋大詔令集》卷213《政事六十六·備御上·賜李憲手詔》，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810頁。宋朝在發起河湟之役時，又令李憲“乘驛計議”邊事，與王韶“進收河州”(12)《宋史》卷467《李憲傳》，第13639頁。，以致當時“軍前諸將皆受憲節制”。(13)呂祖謙:《宋文鑒》卷58，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1007頁。元豐七年，宋廷“令李浩同姚麟領兵出界招討，委李憲計會趙禼詳度施行”。(14)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343，元豐七年二月，第8236頁。大觀時，蔡京取青唐，雖“命王厚專閫寄”，而童貫用李憲“故事”，“選置將吏”。(15)《宋史》卷468《宦者傳三·童貫》，第13662頁。

上述例證表明：無論在緊急情況，抑或平時，宦官均擁有參與西北軍政的決策權。走馬承受甚至擁有戰場的臨機決斷權，如慶歷二年元昊入寇，宦官王沿命大將葛懷敏迎戰，“走馬承受趙政以為距賊近，不可輕進，懷敏乃少止”。(16)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37，慶歷二年十月，第3300頁。再如嘉祐二年五月西夏侵耕窟野河西，宋軍與之對峙，“守將斂兵弗與戰”。知麟州武戡率兵“按視”，走馬承受黃道元“以言脅之”，導致出戰大敗。北宋末，延州陷落，帥臣曲端與走馬承受高中立“同見帳中”(17)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8，建炎二年十月，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303頁。，共議關中恢復大計?？梢?，常為宋人詬病的“軍政不專于主帥，而關決于承受”(18)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4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34頁。的情形具有相當的普遍性。

(二)參政分權

為了強化對西北邊軍的有效控制，宋廷常假手于宦官，通過以卑臨尊的方式，實現對地方軍政的全面干預。

首先，宦官與地方統兵官，“同經略”邊事，抑或“同主軍務”“同蒞兵事”。如端拱初年，宋廷討伐李繼遷，宦官張繼能監軍銀夏，與保忠“同經略其事”。(19)《宋史》卷466《宦者傳一·張繼能》，第13620頁。淳化三年，李繼遷犯邊，張繼能與知靈州侯延廣“領驍卒五千，同主軍務”。咸平四年十二月，靈州陷落，宋廷命令宦官康延英率軍屯駐京兆，“令知軍府事雷有終同主之”。(20)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50，咸平四年十二月，第1101頁。景德四年三月，涇原都鈐轄秦翰“請令本路承受王克讓赴鎮戎軍同蒞兵事”。(21)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65，景德四年三月，第1447頁。

其次，宦官與西北將官共同“與議”“計議”“議定”軍政。治平元年十二月，以宦官王昭明、李若愚分任環慶、涇原路駐泊兵馬鈐轄，凡“有賞罰，則與其帥議”。(22)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51、203，慶歷四年八月、治平元年十二月，第3676、4925頁。熙寧六年二月，種諤奏西夏入寇，宋廷令其需“札與本路走馬承受”。(23)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333，元豐六年二月，第8021頁。十年二月，青唐鬼章反叛，知岷州種諤遂與“走馬承受康識計議”。(24)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80，熙寧十年二月，第6861頁。元豐四年八月，宋朝五路伐夏，鑒于四路無帥，遂“令總兵官與中正議定，方得進兵”。神宗責令宦官與“逐路帥臣、將官議定進兵月日及軍行所向”。(25)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315，元豐四年八月，第7618、7631—7632頁。

再次，宦官還通過簡募軍士、筑壘計度、理蕃受訟等方式參與西北軍政管理?；鹿贀碛熊娛康暮喣紮?。如康定元年，元昊撤圍延州，宋廷命走馬承受張惟吉募驍勇，先是“副以土兵，輕赍赴河外”，后又“簡陜西冗兵”，“盡汰軍頭司軍校之罷癃者”。(26)《宋史》卷467《宦者傳二·張惟吉》，第13635頁。熙寧六年十月，詔河州、安鄉城各置一指揮，仍差“走馬承受各就本路選募”。(27)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47，熙寧六年十月，第6029頁。

宦官還參與浚溝洫、修城壘，總管、審計筑城開支，計度“運糧濟兵”等事宜。如景德元年十一月，宦官秦翰受命“督眾環城浚溝洫，以拒邊騎”。(28)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58，景德元年十一月，第1283頁?；鹿匍惓泻驳纫病爸居睌?，又至德清軍“規度重修城壘”。(29)《宋史》卷466《宦者傳一·閻承翰傳》，第13618頁。慶歷四年五月，樞密副使韓琦提出的“御夏十三策”中，有“差走馬承受麥知微作都大照管名目”。(30)司馬光撰，鄧廣銘、張希清點校：《涑水記聞》卷12“韓琦論筑水洛城利害十三”條，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234頁。元豐五年二月，詔“洮河與黃河通接”，令李憲計度“運糧濟兵”。(31)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323,元豐五年二月，第7777頁。

宦官“受訟”早有先例，治平時又增“理蕃”之責。慶歷時，麟府路為解決“國用不足”，大行鐵錢，朝廷“重辟不能止”。知并州鄭戩“請三當一”，民眾“數千人邀走馬承受訴”。(32)《宋史》卷292《鄭戩傳》，第9768頁。治平元年十二月，詔內侍王昭明、李若愚分任環慶、涇原路駐泊兵馬鈐轄，“專管勾本路”兼管勾他路“蕃部公事”，并有“體測蕃情，治其訴訟公事”的職責。(33)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03，治平元年十二月，第4925頁。

(三)統軍參戰

自趙宋立國，宦官就經常領軍參戰，逐漸形成“戰時文官與宦官共同統兵體制”。(34)陳峰：《北宋后期文臣與宦官共同統軍體制的流弊》，《宋代軍政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68頁。如淳化時，王繼恩率軍戡亂，并“收蜀有功”。(35)曾鞏撰、陳杏珍等校：《曾鞏集》卷49《本朝政要策·宦者》，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668頁。至道初，宦官秦翰“領步騎六萬拔靈州”。(36)曾公亮等：《武經總要·后集》卷3《方略》，《中國兵書集成》第4冊，解放軍出版社、遼沈書社1988年版，第1269頁。咸平元年，李繼遷內擾，宦官張崇貴等率軍“擊之”。(37)《宋史》卷466《宦官傳一·張崇貴》，第13618頁。

康定元年正月，環慶路鈐轄高繼隆破夏人于后橋寨，“走馬承受公事石全正把截十二盤路口”。(38)司馬光撰，鄧廣銘、張希清點校：《涑水記聞》卷12“高繼隆等破后橋寨”條，第223頁。次年九月，定川寨葛懷敏兵敗陣亡，走馬承受王昭明等“還保定川”。(39)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31，慶歷元年閏九月，第3302頁。熙寧時，宦官李祥“從劉昌祚征靈武”，又率軍“赴援”蘭州，以 “襲鬼章有功，升兵馬都鈐轄”。(40)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5,宣和四年四月十日，第38頁。元豐四年十月，鄜延帥沈括與大將種諤伐夏時，權閹王中正統率諸路參戰，宦官李憲亦參與，“權任如大將”。(41)黎靖德編、宋星賢校:《朱子語類》卷128《本朝二·法制》，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077頁。童貫也以統帥身份用兵河湟，一度立功于西陲。

北宋西北地區的宦官，不少還擔任鈐轄之職，名義上“受經略使節制”，但權力很大，與都總管等“同簽書”。(42)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卷27“五司廳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35頁。故有“鈐轄重寄，已均安撫使之權”(43)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03,治平元年十二月，第4925頁。的說法，雖不乏夸大，但鈐轄位高權重卻是不爭的事實。至北宋末年，“帥守兼都總管，守臣兼鈐轄”(44)《宋史》卷24《高宗本紀一》，第446頁。者極為普遍，鈐轄與帥臣實際上已經同為地方軍政大員。

二、體量軍政與地方控制

北宋為強化對西北的控制，防止地方統兵官為了職務升遷，或騙取國家賞賜，而謊報軍情，故開始派員“體量”軍政?；鹿僮鳛榛实鄣摹敖暋?，常被寄以“耳目之任”，凡“邊防動息”(45)吳曾撰、劉宇整理：《能改齋漫錄》卷12“許風聞言事”條，大象出版社2013年版，第100頁。皆得以上聞，甚至“一路事無巨細，皆所按刺”。(46)徐松輯、劉琳等校：《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068頁。

(一)體量軍政

北宋宦官一直負有“體量”西北軍政之責，“中使臨邊”(47)《宋史》卷334《林廣傳》，第10737頁。向來是常態。如皇祐五年三月，陜西轉運使范祥擅自“興役”，引起蕃部叛亂，宋廷以宦官衛克勤“體量古渭州蕃賊”。(48)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75,皇祐五年三月，第4203頁。治平四年，王韶奏請“復河湟”，照例派宦官前往“視師”。(49)《宋史》卷467《宦者傳二·楊守珍》，第13638頁。熙寧五年六月，環慶路熟戶逃亡，神宗“令李憲體問”(50)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34 ,熙寧五年六月，第5679頁。，候其按復再作處理。元豐四年四月，西夏國主遇害，種諤奏請舉兵“直搗興、靈，覆其巢穴”，宋廷則遣王中正“體量經制”。七月，陜西教閱民兵，神宗以其“久不案試”，徒費錢糧，差判兵部趙禼與內侍李舜舉“逐一案閱推賞”，仍差宦官宋鼎臣等“充承受兼監視案閱”。(51)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321、314,元豐四年四月、七月，第7566、7606頁。政和六年三月，以制置使陳彥文“不循軌法”“凌轢屬官”，宋廷下詔“勒?！?，“令蓋侁并走馬承受，疾速契勘”。(52)佚名輯、司義祖整理：《宋大詔令集》卷212《政事六十五·貶責十》，第807頁?？梢?，從蕃賊叛亂、規復河湟、熟戶逃亡、興兵伐夏，到兵士校閱、將官跋扈均是宦官“體量”軍政的重要內容。

(二)巡邊按視

宦官巡邊按視，是北宋強化西北防御的重要一環，舉凡山外蕃落、器甲城壘、熟戶擾邊、西賊侵耕一概納入巡視的范疇。如至道初，四路都監、宦官秦翰受詔“按行山外”戎人部落，“諭以恩信”，使其“相率內附”。其后，戎人部落屬戶擾境，秦翰再受詔“按視”，“遍巡邊部”。(53)《宋史》卷466《宦者傳一·秦翰》，第13613頁?？刀ㄔ暾?，元昊寇延州，走馬承受張惟吉受命“按視鄜延、環慶兩路器甲，并訪攻守利害”。(54)《宋史》卷467《宦者傳二·張惟吉》，第13635頁。寶元二年正月，遣宦官呂清“按視緣邊州軍兵甲城壘”。(55)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23，寶元二年正月，第2892頁。慶歷六年正月，判并州夏竦經置西北，令宦官石全斌從其“巡邊”。(56)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58，慶歷六年正月，第3818頁。嘉祐二年，夏人侵耕“以誘官軍”，知麟州武戡與宦官黃道元等“往按視之”。(57)《宋史》卷326《郭恩傳》，第10522頁。元豐六年二月，北宋伐夏，大軍行至靈州，夏人決河以阻礙軍馬，“欲令李憲委官與李浩詳度以聞”。(58)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333，元豐六年二月，第8014頁。

當然“廉問”軍將、“贓污”洗刷也需宦官的按視。如咸平三年正月，馬軍都虞候康保裔陣亡，部曲畏法污奏，真宗詔走馬承受“按視”，“既得其實”，康保裔得以恢復清白。(59)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46，咸平三年正月，第985頁。又慶歷四年，環慶路安撫使范仲淹赴京，薦知涇州滕宗諒自代，御史卻彈劾此人妄費官帑。為核實情況，仁宗“遣中使檢視”，發現他不過“以故事犒賚諸部屬羌”(60)《宋史》卷303《滕宗諒傳》，第10038頁。而已。

地方大員違反軍紀時，巡按的宦官雖無權懲戒，卻可以上達天聽。如天圣時，河東承受奏知并州劉渙“與營妓游”(61)《宋史》卷324《劉渙傳》，第10493頁。，劉渙即被斥出朝，責授磁州通判。元豐四年正月，知岷州張若訥等以“違條看謁妓樂宴會”被人揭發，宋廷欲將其撤職查辦，李憲以此案只是張若訥的個別部將的私人恩怨，“不指所犯情節”，其他將官“實系方面觀望”，若“止以部將指論輕其去就，何以彈壓漢番”，故“乞下本路經略司盡理根勘”，朝廷從之，調查后該案也從輕處理，“若訥等后止坐罰銅”。(62)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311，元豐四年春正月，第7538頁。

(三)按復審驗

虛報戰功是軍隊的弊政之一，嚴重敗壞軍紀，尤以殺良冒功最為惡劣。為遏制此類不良事態的發生，宋廷多派員按復審驗。走馬承受即“以察守將不法為職”。(63)《宋史》卷467《宦者傳二·李舜舉》，第13644頁。宋廷始終強調宦官“耳目之寄，寔司按察”，“群邑之政，皆得驛聞而上達”，并勉勵宦官盡心履職，若“不察邊肅貪縱”，職務可由“使臣悉代之”。(64)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78，大中祥符五年六月，第1780頁。

走馬承受對整肅軍紀責任重大，尤其對軍將貪冒、殺良最為警惕，史籍對此多有記述。如紹圣四年四月，環慶路走馬承受李兌稱：“體訪得，張存到三角川，遣銳兵先入鹽州討殺，燔燒族帳”，還軍途中，遭西賊“邀擊”，殺蕃官趙宗銳、使臣趙景浮，“亡失漢蕃兵六百七十人”。經略司卻謊報戰績，稱領兵入鹽州，“殺戮三千余人，驅擄到老幼婦女五百余口”云云。宋廷責令李兌如實“保明以聞”，并“別委官按復”。(65)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468 ，紹圣四年四月，第11544頁。

元符元年三月，發生熙河路李公緒狀告王舜臣虛增首級案。先時王舜臣妄冒功賞，后經按復得知：“元奏斬獲三千五百二十級，今勘得共實獲二百九十級，外有三千三百三十級系虛冒”。(66)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507，元符二年三月注文之邸報追溯前事，第12087頁。七月，秦鳳路再次發生“虛上首級”丑聞，秦州推勘官稱：“秦貴等虛上首級，問將司及使臣等，言秦鳳兵獲十五級”，卻“令上一千三百余級，分攤與五部人”。哲宗斥其“欺罔”，責令徐彥孚鞫之。曾布以“邠州配糴事”為例，稱此類事件多有發生，士大夫竟“無一人敢言”，直到宦官回朝，才“乃敢說”耳。(67)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500，元符元年秋七月，第11907頁。八月，秦鳳路走馬承受阮易簡文奏：“本路敢勇張義論隊將侯誠弟詢募首級冒賞，詔秦州勘鞫有實”。九月，責令對“苗履、張守德獲級”按復，哲宗仍依例“詔令走馬審驗”。(68)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501、502,紹圣四年八月、九月，第11939、11957頁。

可見，紹圣、元符之際西北軍將殺良冒功、虛增首級的情況非常嚴重。若非走馬承受參與按驗，諸多弊案或許永遠不會曝光。因之，宋廷開始在制度上加以限制。紹圣四年十二月，下詔告諭陜西等路漢、蕃兵將：

如遇軍行，尚敢攜老幼、婦女首級送納，或將佐知情蓋庇，盡以違制論。諸色人刺配近南州軍，將佐情重者取旨。并許人告，每級賞錢五十貫，其將佐等雖不知情，及受納、經歷官司不檢點、省察，致已推賞者，各減二等，并不以赦降、去官原減；其妄冒之人，仍不用蔭。走馬承受點檢覺察，及經略保明功狀內，具委無夾帶老幼婦女首級，結罪保明以聞。如朝廷察訪得知，或因事彰露，其帥臣并走馬承受，當議重行黜責(69)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493,紹圣四年十二月，第11721—11722頁。。

明令規定，軍將報功需經宦官“審驗”“察訪”等程序，且須“結罪保明以聞”，并一再重申軍將不得“虛上”“冒功”，否則以違制論處。對軍將知情不報，或不加檢點，則施以刺配、推賞減等，甚至取消“用蔭”等懲罰。還責令帥臣與宦官共同“點檢覺察”，如“保明”不實，必“重行黜責”，甚至“除名勒?！?，或刺配“編管”。如陜西招誘蕃酋“攜挈部族歸投”，抑或“出師討蕩”，嚴戒殺戮婦孺，“如生獲到人口，并依先降指揮優與酬賞；若妄殺老小婦女，亦當重行斷遣”。(70)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495,元符元年三月，第11785頁。元符元年六月，再申“令諸路走馬承受，依條點檢、覺察施行”，若“以首級詐作首領、鈐轄之類，妄求恩賞，據所冒合轉資數，并依以老幼婦人首級妄冒施行”。八月，又詔熙河、秦鳳路將校，若有軍士“虛上首級”，而“更不問罪”，“能于戰守之際立功贖過，可以比折減免得所犯罪名者”。曾布也曾提及“虛上傷中及獲級者千余人而元無斬獲”，卻“又不以實報”(71)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510,元符元年八月，第11941—11942頁。的問題，哲宗下令嚴懲。二年三月，秦州制勘所言，“白草原討蕩，妄增首級，冒受功賞，兼虛上首級與使臣親戚”，朝廷詔懲走馬承受，“特追一官勒?！?，宦官滿志行因之受到懲罰。(72)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507,元符二年三月，第12085頁。直至宋末，宦官仍在此方面承擔重要職責，諸路“日報將兵，復驗首虜，提點賞犒、催促糧運及差發探報，動息出入，皆報承受”。(73)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44，第334頁。

(四)常駐監軍

監軍制度是中國歷代帝王派親信監察軍隊的“一項特殊的軍事制度”。(74)季德源:《中國歷史上的監軍制度》，《軍事歷史研究》1994年第1期。北宋的走馬承受常負有監軍之責，“監伺一路軍事兼及稍涉要害之務”。(75)閻沁恒：《宋代走馬承受公事考》,《宋史研究集》第11輯，(臺北)編譯館1979年版，第204頁。如淳化時，李繼隆問罪黨項，“秦翰監護其軍”。(76)曾公亮等：《武經總要·后集》卷1“上兵伐謀”條，《中國兵書集成》第4冊，第1144頁?？刀ǔ?，夏守赟率師陜西，以“張德明、黎用信為陜西都大管勾走馬承受公事”。(77)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26,康定元年二月，第2971—2972頁。

北宋的宦官除了在西北地區直接“監臨”邊事，還以“奏事”形式間接履行監軍之責。熙寧四年三月，麟府路宣撫判官呂大留“三千人防托”，兵士喧訴，“斬一人而后定”。(78)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21,熙寧四年三月，第5372頁。六年八月，王韶開邊，“自露骨山過，一日至五七下馬步行”。(79)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46,熙寧六年八月，第5996頁。元豐五年七月，鄜延路總管曲珍率軍出界，“至婁相直背罔川扎寨”。(80)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326,元豐五年七月，第7844頁。上述軍情，分別由宦官蕭汝賢、李元凱、楊元孫等人上聞，為中央有效監控西北軍情提供了便利和條件。

宋廷明令走馬承受，若“當言上者，馳傳以聞”(81)徐松輯、劉琳等點校：《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十一》，第4061頁。，并有權“預聞邊要及主帥機宜公事，并可不經有司，直接聞奏”。(82)閻沁恒：《宋代走馬承受公事考》，《宋史研究集》第11輯，第202頁。西北帥臣與諸路承受既可單獨上疏，也可連章上奏，如熙寧五年，針對王韶、李憲“連奏河州事”，樞密副使蔡挺就例行請示神宗：“功狀只下王韶定，或并下李憲”。(83)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43,熙寧六年三月，第5919頁。再如元符元年三月，熙河路走馬承受周圭奏：“自來經略司機事不許走馬承受參知，致聞奏多有后時，乞經略司差發軍馬前一兩日，關報將佐人馬數目”，若遇“賊馬出沒，不移時關報，以憑聞奏”。(84)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495,元符元年三月，第11770—11771頁。哲宗因之詔令，“經略司遇軍興差發軍馬，具數關報走馬承受”。(85)《宋史》卷167《職官志七·經略安撫司》，第3961頁?；鹿僭谖鞅钡某ｑv與關報軍情，對統兵之臣形成直接的牽制與震懾，有利于鞏固中央對地方的有效控制。

結 語

宦官在北宋王朝管控西北地區的過程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宋廷通過宦官參與決策、參政分權、參與管理、統軍參戰，以實現對地方軍權的分割與制衡。此外還以宦官體量軍政、巡邊按視、按復審驗、常駐監軍，強化對地方的全面監控，防范中唐以來武人割據專擅之局的再現，成功維系了宋代西北防御體系的穩定。

無需諱言，宋廷利用宦官防范軍將的擅權與跋扈，功效卓著，卻因之惡化了與軍將的關系，造成嚴重的君臣信任危機。熙寧收復河湟的王韶，為了釋疑增信，主動請求李憲常駐，神宗憂其“敗事”而歸罪，故未予派遣。王安石明確指出，其“止要得陛下一親信人在軍中，以塞讒訴之口”(86)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50,熙寧七年二月，第6080頁。，君臣之間的不信任狀況可見一斑。司馬光深感“國家擇天下英才，以為公卿大夫，而猶不可信，顧任此廝役小人以為耳目，豈足恃哉?！?87)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97,嘉祐七年十一月，第4784頁。這勢必造成“宦人預邊事，將帥不得盡其用”(88)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03,治平元年十二月，第4925頁。，甚至“邊帥之權必移于閹寺”(89)《宋史》卷341《傅堯俞傳》，第10883頁。，以致出現“兵符出于密院,而不得統其眾,兵眾隸于三衙,而不得專其制”的局面。(90)李綱撰、王瑞明校:《李綱全集》43《乞免知樞密院事札子》，岳麓書社2004年版,第515頁。宋廷長期重用閹宦，是其對武臣猜忌、防范過甚國策的必然反映，最終給宋朝“軍事體系造成極大的破壞性后果”。(91)陳峰：《北宋后期文臣與宦官共同統軍體制的流弊》，《宋代軍政研究》，第173頁。

然而，宋廷始終拒不接受群臣“罷中人預軍事”(92)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34，慶歷元年十一月，第3195頁。之議，這或與它“深懷尾大之忌”(93)王夫之：《宋論》卷15“恭宗、端宗、祥興帝”條，中華書局1964年版，第262頁。不無關系。北宋之末，宦官權勢大張，地方“政事號令悉出閽寺”(94)蔡絛：《鐵圍山叢談》卷6，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118頁。，甚至沒有宦官的參與，“連帥、監司不敢按部吏”。(95)淳熙《新安志》卷7“洪尚書”條，臺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86年版，第412頁。由于皇權體制自身無法克服的矛盾，造成宋廷派駐宦官分權與制衡，強化對西北邊軍的全面控制，防止軍將勢力膨脹的制度性設計，雖有消弭軍將專擅之效，但帶來的負面效應卻無法在既有的制度框架內得到真正的解決。

不容忽視的是，北宋雖信任、重用派駐宦官，但對其也多有防范，這主要體現在重其遴選，放手御史進行彈劾。為防范宦官(如走馬承受)勾結地方，通常限制其任命途徑，強調其“不在舉限”(96)佚名輯、司義祖整理：《宋大詔令集》卷165《政事十八·舉薦上》“令王欽若等舉人詔”條，第633頁。，諸路“勿得舉承受使臣”。(97)《宋史》卷307《宋摶傳》，第10127頁。即使宦官任職期滿，也不許本路“奏舉差遣”。(98)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81，熙寧十年三月，第6888頁。走馬承受等的遴選例由“三班院或吏部揀選合格人員，提申樞密院銓量，然后由內侍省引薦取旨差定”。(99)閻沁恒：《宋代走馬承受公事考》，《宋史研究集》第11輯，第198頁。若原職再任，須經“特旨”，由樞密院“審察”“銓量”，外官無權置喙。利用諫官糾彈宦官，如諫官唐介指陳走馬承受“凌擾郡縣”，建議“可罷勿遣，以權歸監司(100)《宋史》卷316《唐介傳》，第10328頁。，甚至宦官也質疑內臣“豈可當將帥之任耶”。(101)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327，元豐五年六月，第7869頁。在如此的政治氛圍下，勢必對宦官形成一定的制約，使其對王朝的威脅控制在一定的范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