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取、改造、變異：從《文鏡秘府論》到《和漢朗詠集》*

吳雨平

(蘇州大學文學院，215123，蘇州)

《文鏡秘府論》(成書時間約為817—820)是由日本佛教真言宗創始人空海(くうかい，Kūkai，774—835，號遍照金剛，謚號弘法大師)編寫的指導日本人進行漢詩創作的理論著作，全書用漢文書寫，旨在幫助初學漢詩創作的人解決聲律、詞藻、典故、對偶等問題?？蘸Ｔ?04—806年以學問僧的身份隨遣唐使入唐學習佛法，《文鏡秘府論》編寫完成于他回到日本之后。

《和漢朗詠集》(1013)則是一部由中國詩文、日本漢詩文、日本和歌等多種文體混編而成的詩、文、歌選集，編者為平安時代詩、歌、樂“三藝并達”的貴族知識分子藤原公任(ふじわらのきんとう，FujiwaranoKintō，966—1041)?！逗蜐h朗詠集》分為上、下兩卷，編選摘錄了唐代及之前中國詩文作者的詩、賦、序，以及日本漢詩文與和歌作者的漢詩、雜文、和歌，是一部中、日文學并列的“文選”。

從《文鏡秘府論》到《和漢朗詠集》，日本的文學景觀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但兩部具有教科書性質的著作顯示出的關聯度表明，唐朝文化對日本文學的影響持續強烈，日本知識分子力圖通過文學建構民族文化特性及文學主體性的追求也漸次明晰。本文從分析兩部著作的成書背景和編著目的入手，論述兩者在編排方式與詩歌題材的分類、詩歌意象與審美觀的表達等方面具有的共性和獨特之處，揭示其所體現的日本文學主體意識萌生和發展過程中的文化心理。

1 成書背景與編著目的

《文鏡秘府論》產生于日本平安時代(794—1192)的初期，此時的日本承續奈良時代(710—794)之風氣，對唐文化進行全面的移植和學習，日本人漢詩創作熱情高漲，日本漢詩蓬勃發展，形成文壇風尚。日本自奈良中期誕生第一部漢詩集、書面文學作品集《懷風藻》(751)之后，平安初期產生了《凌云集》(814)、《文華秀麗集》(818)、《經國集》(827)等多部漢詩集，中國文學對日本文學的影響持久而深入。

平安初期被日本史家稱為“國風暗黑時代”，即日本的民族文化在外來的大陸文化的強大輻射之下低迷、消沉，處于邊緣位置。這一時期，日本民族對于大唐物質文化的仰慕達到了極點……文學上平安前期漢文學依然盛行，和文學只是“青萍之末”。[1]

文學是文化的象征，必然要體現深厚的文化內涵。中國與日本在先秦時期就有了文化交流，這種源遠流長的文化交流活動在隋唐時期達到了頂峰——由天皇所代表的國家層面組織遣隋使和遣唐使，全面學習中國先進的政治、經濟、外交制度和處于世界領先地位的文學創作經驗，日本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遷。在這一過程中，日本接受了中國的文學形式和內容，也受到了中國直接且巨大的涵養。

《文鏡秘府論》的作者空海隨日本第17次遣唐使團于804年來到中國。值得注意的是，空海是自費前來，而非由官方出資，他對大唐文化的心向往之并努力付諸行動的態度令人感佩，大唐文化對日本知識分子的強大吸引力也由此可見。在長安兩年期間，空海不僅研修密教真言宗真諦，還有意識地搜集與學習中國詩文典籍，如《王昌齡集》、皎然的《詩式》和殷璠的《河岳英靈集》等等，并且將大量的漢語書籍帶回日本，形成了對中國文學的認識。

空海編寫《文鏡秘府論》，固然是出于對唐文化的熱愛，以及為了方便當時熱切希望學習漢詩創作的日本人，使他們能夠“不尋千里，蛇珠自得，不煩旁搜，雕龍可期”，[2]但另一方面也有傳授漢詩作法以迎合天皇個人愛好的意圖，因為平安初期在嵯峨天皇等皇族成員的倡導之下，漢詩創作蓬勃興起，迫切需要理論和實踐的指導。而更為重要的是，這一時期平安朝剛剛建立并遷都平安京(今京都)，政治上還動蕩不安，從統治者的立場出發，需要穩定朝綱的主導思想，《文鏡秘府論》誕生于此時，就兼具了適應統治階級需要的政治目的?！侗本怼さ鄣落洝穼⒅袊磐駚淼馁t明君主悉數收錄其中，以此來提醒日本統治者要賢德為君，顯現出了維護朝綱的初衷。

在空?？磥?，大唐的政治體制完美、文化昌明，學習大唐體制有利于穩定平安朝的政局，不學則不足以正朝綱，而文章就具有這種“濟時”與“經理邦國”的作用。他在《文鏡秘府論·序》中明確指出：“夫大仙利物，名教為基，君子濟時，文章是本也?！盵3]這將文章的作用提高到了“濟時之本”的地位；在該書的《南卷·集論》中也強調：“然則文章者，所以經理邦國，燭暢幽遐，達于鬼神之情，交于上下之際，功成作樂，非文不宣；理定制禮，非文不載?！盵4]表明了空海對作文寫詩的看重以及對文章教化與服從的政治作用的強調，與中國古代“文章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觀點相一致。

《文鏡秘府論》是指導日本人進行漢詩創作的教科書，必然要以中國文學為典范和標準。然而，我們應當看到，《文鏡秘府論》畢竟是一部由日本人編寫、產生于日本文化土壤之中的著作，民族文化的“環境”也必定對外來文化的“基因”發生影響，正如盧盛江先生所說，“《文鏡秘府論》本身就是一個‘日本化’了的文本”。[5]《文鏡秘府論》從理論上遵從日本文學自《萬葉集》以來“言情”的文學觀念，如指出“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邇之事父，遠之事君”，[6]雖然這段話出自《論語·陽貨》“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但是空海刪除了“可以群，可以怨”二句?！叭骸笔侵冈娢牡奶栒倥c煽動力，而“怨”則是指詩文的批判諷刺性，這種刪減應當不是作者的疏忽，而是表明在實用性的編選目的中，蘊含著日本固有的文學審美特性，同時還在編排體例及“范例詩”的編寫中將這種觀念加以形象化、具體化。

《和漢朗詠集》誕生于日本政治環境相對穩定的11世紀初，此時的唐朝在經歷了動蕩不安、風雨飄搖之后已不復存在，日本停止了遣唐使的派遣，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也發生了變化，平安時代初期那種本土文化壓抑的氣氛減弱，由文學作為開端的文化轉向意識已經在知識分子中形成。文學與社會文化密切相關，“平安時代是日本文化趨向成熟，獨立的文學觀已經形成的時代，《和漢朗詠集》就是這種文學觀的最好體現，他選取日本漢詩文佳句的態度與選取中國詩文的態度是一致的”。[7]確實，平安時代中后期的日本由全盤接受模仿唐朝文化轉為消化、改造乃至于創造，并尋求與光芒萬丈、處于世界領先地位的中國文學相提并論的途徑。平安時代中后期，日本民族文學開始建立，陸續產生了日本文學史上的瑰寶——《源氏物語》《枕草子》等民族文學形態的物語和隨筆，“敕撰”作品也從漢詩集變為和歌集，日本的文化自信逐漸產生，民族文學的主體意識在這一過程中逐漸萌生并發展起來。

文學的變化與發展情況是復雜的?！逗蜐h朗詠集》的時代，日本文壇雖然風向轉變，但中國文學的強大輻射以及文學發展的慣性，使中國文學對日本文學的影響作用不可能在短期內消失；同時，作為漢詩、和歌皆精通的編纂者應當認識到，日本文學不可能在短期內達到中國文學尤其是唐代文學的高度繁榮和空前成就；另外，不同階層的作者有著各自不同的價值取向，中國文學樣式的漢詩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廣大的讀者群。

在上述文化背景下誕生的《和漢朗詠集》，將白居易、元稹等中國詩文作者的詩、賦、序，日本漢詩文與和歌作者的漢詩、雜文、和歌等并列編排，成為了一部中、日文學并列的“文選”和“集錦”。我們知道，文學所展現的生活與語言是無法剝離的，語言不僅是媒介和載體，它本身就生成意義，日漢雙語的運用使《和漢朗詠集》具有雙重文化符號的意義。同時，《和漢朗詠集》雖然一共只有804句、聯、首，跟《萬葉集》《古今和歌集》等鴻篇巨制的和歌集相比，其規?？芍^“小巧玲瓏”，但是，它卻由漢文的摘句、摘聯，以及篇幅短小的“短歌”型和歌等多種文體組成。因此，這部作品集在日本文學史上同樣具有獨特的地位。日本學者大曾根章介曾經說過：“這本書在日本古代曾與《千字文》《李嶠百詠》《蒙求》一起被稱為‘四部之書’，作為少兒教科書被廣泛閱讀?！盵8]后世的許多日本作家都受到過它的滋養。

《文鏡秘府論》與《和漢朗詠集》分別誕生于平安時代的初期與后期，它們都在日本文學史上特定的時期發揮過教科書的啟蒙作用，它們的編著目的體現出當時的日本既要努力學習外來文化以穩固國家政權，又要力圖發揚民族文化、防止被異域文化同化的特點，顯示了古代日本人在學習外來文化和建立民族文化方面進行的努力。

2 類目編排：季節與自然景象

四季分明的氣候、獨特的地理環境孕育了日本人對自然的獨特感受，層次分明的四季風物造就了日本人敏銳的季節感，以“春夏秋冬”為題進行文學作品的分類、編選成為日本文學的傳統，平安時期這一傳統呈現出了較為成熟的風貌。日本最早的和歌總集《萬葉集》(8世紀后葉)的時代就有了按四季進行分類的傾向，《萬葉集》的第八卷和第十卷在“相聞”和“雜歌”①前，都對和歌明確進行了四季的分類。第八卷分為“春雜歌、春相聞、夏雜歌、夏相聞、秋雜歌、冬雜歌”六類，第十卷分為“春雜歌、春相聞、夏相聞、秋雜歌、秋相聞、冬雜歌、冬相聞”七類，兩卷中的春雜歌與春相聞共有172首，夏雜歌與夏相聞有105首，秋雜歌和秋相聞有441首，冬雜歌和冬相聞有67首，占據了《萬葉集》相當的篇幅。100多年后的《古今和歌集》(905)開創了將春歌、夏歌、秋歌、冬歌置于卷首的先例，收錄春歌134首、夏歌34首、秋歌145首、冬歌29首。之后的和歌集都沿用了這一分類方法。

《文鏡秘府論》與《和漢朗詠集》雖為不同的目的而編寫，但兩者均在中國文化影響又圖謀自身文化轉型的社會大背景之下完成，它們之間存在著一定的關聯性。日本學者指出：

根據《日本國見在書目錄》《文鏡秘府論》的記載，中國的詩文選在當時已經傳到了我國?？蘸！段溺R秘府論》的《地卷·九意》中，將春、夏、秋、冬、山、水、雪、雨、風之“九意”，用四言秀句的形式加以呈現；大江維時編纂的《千載佳句》，將唐代149位詩人七言詩中的一千多聯秀句分為兩卷、258小類。而被《和漢朗詠集》收錄的唐朝詩人的詩中，有140聯與《千載佳句》相重復，幾乎占《和漢朗詠集》中國詩文總數的三分之二。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佳句和秀歌在當時被廣泛地口傳吟誦。[9]

這段話的表述雖有些跳躍，但意義還是明確的：《和漢朗詠集》及其之前的《文鏡秘府論》《千載佳句》(成書時間約為9—10世紀平安時代中期)等著作的編纂與中國文學的影響息息相關，同時它們呈現出了日本獨特的類目編排標準和文本形式，并且這一特點波及到了《和漢朗詠集》。

《文鏡秘府論》和《和漢朗詠集》在類目編排方面不同于中國的文選大多以文體分類的方法，體現了日本文學的傳統?！段溺R秘府論》全書由代表六大方位的天、地、東、西、南、北六卷組成，各卷之下分若干類目，分別從聲韻的掌握、辭藻的運用、體例的選擇、“文章之病”的避免等進行了多方面的總結和指導。值得注意的是，《文鏡秘府論》中的《地卷·九意》有別于這部書通過系統地講授漢詩創作理論進行漢詩創作指導的整體內容，而是對中國初盛唐及之前的詩、賦等進行重新編排，將四季及自然景物的意象概括為九種詩意：春意、夏意、秋意、冬意、山意、水意、雪意、雨意和風意，并濃縮成391句漢語四言韻文(漢詩)，成為《文鏡秘府論》中極為特殊的一類，《九意》的作者問題也成了“一個困擾千年的疑問”，[10]但《文鏡秘府論》因此具有了實踐性，為初學者提供了創作范例?！按合那锒彼囊獾木幜衅鹾狭撕透杓姆诸惙椒?。其余的“山水雪雨風”五意也都以自然景物和自然現象入題，同樣反映了日本人對自然的親近態度及敏銳感覺。

《和漢朗詠集》編目時，這一傳統得到了發揚?！逗蜐h朗詠集》采用上下兩卷、大類、小類的層級形式，上卷在“春夏秋冬”四大類下再各自分為若干小類，如“春”下有立春、早春、春興、春夜、若菜、三月三日、桃、暮春、三月盡、閏三月、梅、紅梅、柳”等21小類，其余“夏、秋、冬”三大類亦是如此。

從廣義來說，《九意》與《和漢朗詠集》在題材上均以春夏秋冬四季和多種自然景物作為類目，再對不同的具體景物進行細分，但兩者的做法并不相同?！毒乓狻吩凇段溺R秘府論》中是一個獨特的存在，它以四言韻文的形式呈現，既對漢詩寫作者進行實戰性的指導，同時它本身也是四言韻文，即通過“詩”本身來告訴寫作者可以使用哪些題材、運用哪些意象進行漢詩創作?！毒乓狻吩凇熬乓狻敝虏⒉环旨毮?，而是以在四言漢詩之下加小字“詩注”的形式進行事實上的再分類，目的仍然是為初學漢詩者提供指導。如“春意”中“云生似蓋，霧起如煙”“垂松萬歲，臥柏千年”“羅云出岫，綺霧張天”三句的詩注為“山行”；“紅桃秀苑，碧柳裝田”詩注為“游園”等。②《九意》前半部分“春夏秋冬”四意共有四言漢詩246句，有“山行”“望晴”“游園”“避暑”“秋夜”“田家”等69種詩注，實際上是對這四部分詩歌的具體分類。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詩句都標注了詩注，未加詩注的也有82句。

后半部分“山水雪雨風”五意中，只有“山意”中的“聞弓睒眼，見彈侏張”一句下面標有詩注“孤雁”，其余“水雪雨風”四意全文皆無標注，跟上半部分“春夏秋冬”四意在表達上完全不統一，顯得頗為隨意。對于這種情況，日本學者小西甚一認為：“原典恐怕就是由于想不到適當的表現手法，于是隔三跳四的注，很難的例子雖然推到后面，但從山意開始感到越來越麻煩，因此索性就讓它這個樣子?！盵11]也就是說，隨著詩注種類的愈來愈多，編者對有些詩句想不到對應的詩注，最后詩句下索性不再加注。筆者以為，造成這一現象的另一原因，也許是“山水雪雨風”五意內容較為駁雜，難以像前半部分一樣進行合并歸類。這在客觀上削弱了詩意的邏輯性，也缺乏了審美的連貫性。編選《九意》時，雖然希望通過對詩歌進行具體分類以指導詩歌創作，但應當說編者尚未找到可行的方法進行明確的統籌編排，產生了意境和邏輯的內在悖論。

這種因編排思路和歸納不夠完善而造成的問題，在《和漢朗詠集》中得到了解決?！逗蜐h朗詠集》下卷為雜類，內容較為龐雜，只有大類目錄，不分小類，但編纂者也將不同的題材進行了大致的歸類，按照自然現象(如“風、晴、曉”)——動植物形態(如“松、竹、草、鶴、猿”)——日常生活(如“山家”“田家”“鄰家”“閑居”)——社會活動(如“餞別”“行旅”)——人物(如“王昭君”“妓女”“老人”)的順序排列。同時，大類目錄下的詩句意思與類目名稱完全相符，如“風”中“春風暗剪庭前樹，夜雨偷穿石上苔”[12]“漢主手中吹不駐，徐君墓上扇猶懸”[13]等皆是描寫風的詩句。如此一來，《和漢朗詠集》的編排便井井有條，詩、賦、和歌之間也都有意義上的關聯，顯示出較為嚴謹的構思和嚴密的邏輯，表明《和漢朗詠集》時代日本文學的日趨成熟。

《九意》與《和漢朗詠集》編排中體現的這種季節與自然觀源于奈良平安時代多種文化與思想的交融。這一時期，中國的氣論、循環論、萬物有靈思想，以及六朝的文學等早已東傳，并對日本文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蘸Ｎ餍兄袊?，習得佛教密教真言宗，回國后建立日本的真言宗，與同為高僧的最澄大師(767—822)所建立的天臺宗成為日本平安時代佛教的代表。因此，中國的文化、文學思想與平安時代的佛教以及日本原始的神道教互相融合，產生了日本平安時代的萬物有靈論與循環論，而萬物有靈論、循環論的內涵又與日本自然審美意識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3 文學審美：景物與情感

文學是生活的體驗，是對逝去事物的追憶，也是情感的投射?！扒椤迸c“景”是中國古代文學的一對范疇。中國古代文論很早就開始探討“情”和“景”的關系。劉勰在《文心雕龍·物色篇》中指出“情以物遷，辭以情發”，強調因景而生的思想情感的抒發。唐代以后，對情景關系的論述日益精細，如唐代詩人王昌齡提出“意境”說，認為詩有三境：物境、情境和意境；皎然認為在詩歌創作中，作者的真性情須借助于景才能表現，情景融合構成詩的意境?！段溺R秘府論》中對這些討論詩歌藝術的理論都有所介紹或闡釋，《九意》及《和漢朗詠集》可以說是與這些理論相呼應的實踐性話語。

山川縱橫、河流交錯的自然環境，溫帶季風性氣候帶來的景物和氣象變化，使日本人發現大自然中的很多景象會讓人感到心情愉悅或哀傷，人的心靈可以與自然界的靈性相溝通。季節的由春入夏、由秋入冬，使人感到時間的無常與珍貴，而每年的季節輪回又使人回憶起相同的季節和時間點發生過的各種事情。如此，人與自然的主客體關系也就隨之消解，自然成為“人格化”的自然，人對自然也就產生了美的體驗與追求?！按合那锒弊鳛橐环N循環往復的自然景象，在日本文學中被表現得淋漓盡致。故此，在漢詩與和歌集的創作中表現出如此鮮明的季節審美意識也就有跡可循。

《九意》的題材基本上來源于中國六朝的山水詩、宮體詩、閨怨詩，以及唐代的山水田園詩與邊塞詩等。雖然其中蘊涵“家國之志”的詩也占一定篇幅，如表現邊塞從軍生活的“悲瞻漢地，泣望胡天(從戎)”“啼淹武服，泣爛戎衣(從戎)”等詩句就有19句。但整體上來看，旨在寄情山水、抒發個人情感的詩還是占據多數。具體來說，《九意》之“春夏秋冬”四意中的四言漢詩主要是四時景物、宴飲場景、戍邊從戎以及各類人物形象等方面的題材，由此生發出的“情”往往是個人此時此地的感受?！傍櫄w塞北，雁入幽邊(望晴)”是由眼前的鴻雁聯想到邊遠之地的荒涼；是表達對從軍、離別之苦的憂傷；“蜂歌樹里，蝶舞花前(游園)”是鶯歌燕舞的春天景色帶給人的喜悅之情。所謂情由景生、觸景生情即是如此?！把┮狻痹谶@方面表現得非常典型，“朝疑柳絮，夜似梅花”“凝階似粉，凍木如梅”等詩句，盡顯雪之色澤、形態之美：

日本人愛雪，恐怕有以下原因：一是日本人色尚素白，他們愛雪的瑩白，認為那是象征純潔；二是雪多豐收，象征吉祥、瑞祥；三是雪容易消融，蘊含一種無常的哀感，與日本人的感傷性格非常契合。[14]

但是，將雪比作梅花，又反映出平安時代初期受到的中國文化的影響。梅花傲雪怒放，是中華民族堅韌不拔、自強不息精神的象征，中國自古以來詠梅的詩詞歌賦數不勝數?！把┮狻彼f“似梅”“如梅”既是日本對自然景物之美的贊頌，也與中國文化契合，這恰恰是《文鏡秘府論》作為漢詩創作教科書的特點所在。

同樣，《和漢朗詠集》雖然也收錄了一些表現忠君、德性、志向的“言志”題材的詩文，但數量遠遠少于表現個人情感的詩文，其摘錄的重點是閑適、風景、閨怨等內容的詩文。葉渭渠、唐月梅先生指出：

從中國漢詩編選情況來看，主要依照日本的“詩述懷”的原則，收錄閑適纖柔、多愁善感的詩居多，所以多選白居易、元稹、許渾的詩，尤以詠自然的詩最多。就是對于白居易的詩也是根據自己的喜好來選擇，多取感傷詩而舍諷喻詩。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的具有變革意識或批判意識的詩，則一首也沒有入集。[15]

兩位先生所說的“詩述懷”亦可理解為“詩言情”。這種情況在摘錄的日本漢詩文中同樣可見。菅原道真(845—903)作為日本漢詩人中的翹楚，其漢詩創作題材豐富、類型多樣，《和漢朗詠集》中也選編和摘錄了他的36聯漢詩，如“煙霞遠近應同戶，桃李淺深似勸杯”“低翅沙鷗潮落曉，亂絲野馬草深春”等，其中表現閑適心境或感時傷懷的詠物詩摘錄較多。

《和漢朗詠集》還具有明顯的時間與空間感，以及由此變化引發的情感共鳴。仍以大類的“春”為例，類目標題從立春、早春到春興、暮春，再到三月盡、閏三月，隨著時間的流淌，自然而然地產成了由季節生發的美感；而鶯、霞、雨、梅、紅梅、柳、花、躑躅、款冬、藤等類目中，空間感又得以顯現：“鶯”“霞”“雨”等是空中的景與物，“梅”“柳”“藤”等則是庭院近景。從空中到地面、由遠及近這種物理視角的變化，由此而產生的是人隨景移、情隨景生的審美效果，體現出日本人對自然景物之美的推崇。日本人認為，這種從自然之美中獲得的或喜或悲的情感，即是最為接近本真的“情”，也契合“言情”的詩歌觀念。

探究《九意》與《和漢朗詠集》詩歌審美特點形成的原因，我們還應當看到，由于地理條件、宗教信仰和歷史發展進程等影響，日本的民族文學從一開始就特別重視“情”的表達?！豆沤窈透杓?905)序中強調了日本文學這種“言心”的宗旨：“夫和歌者，讬其根於心地，法其華於詞林者也”，[16]即和歌是“心”的外在表現，和歌創作的目的在于用華麗的語言來表達心情。如果聯系日本和歌理論中關于日本和歌起源的說法，以及紀貫之對和歌的分類法，即可知道他所說的“心地”其實就是特指日本古典文學中的男女戀愛、悲歡離合等個人情感。加藤周一在《日本文學史序說》中也指出：

《萬葉集》歌人幾乎不觸及政治社會問題。在這個意義上說，大體上和同時代的唐詩形成鮮明的對照。在一方的詩中，詩人敏銳地表現出對政治的關心，而在另一方的歌中，絲毫看不到與政治的關聯(《萬葉集》中例外的存在又是憶良)。[17]

這段論述中提到被稱為“社會詩人”的山上憶良(660—733)，《萬葉集》收錄了其反映民生疾苦、抨擊統治壓迫的《貧窮問答歌》，但這樣的作品在《萬葉集》中只有一首，而表現個人情感的和歌在《萬葉集》中是占據絕大多數的，古代日本文學“言情”的詩歌傳統由此可見一斑。

因此，在強大的中國文學的輻射之下，《九意》及《和漢朗詠集》中的漢詩文在創作和編選時卻仍然表現出與中國主流詩論觀的不同，而更多地重視詩歌對個人情感的表現，是日本文學走過的合乎邏輯的發展歷程。

注釋：

① 《萬葉集》中的‘相聞歌’是親子、兄弟、友人、知交、夫妻、戀人、君臣等各種關系的人物之間表達情感的和歌；“雜歌”則是無法歸入相聞歌和挽歌的其它題材的和歌，如行幸、旅行、公私宴會等。由于“相聞”包含的題材隆重、規模宏大，所以在和歌集中排列最先、地位最高。

② 本文引用的《文鏡秘府論·九意》四言韻文均出自：遍照金剛.文鏡秘府論[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