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研究的文化視野*
——論孫遜教授的紅學研究

張 惠

(廣西大學文學院，530004，南寧)

孫遜(1944—2020)教授在紅學、古典小說藝術理論、小說與宗教、都市文學與文化、域外漢文小說研究等諸多領域均取得了豐碩成果，其中紅學他涉足最早，“也是他一生的學術底色”。[1]

孫遜代表性紅學論著有《紅樓夢脂評初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紅樓夢與金瓶梅》(與陳詔合作，寧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紅樓夢鑒賞辭典》(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紅樓夢探究》(臺灣大安出版社1991年版)。代表性論文有《試論〈紅樓夢〉的形式美》《著力開掘〈紅樓夢〉的哲學意蘊》《論〈紅樓夢〉的三重主題》《曹雪芹審度人生的三個視點》(與詹丹合作)《曹雪芹、脂硯齋、畸笏叟三者關系之探尋》《關于〈紅樓夢〉的“色”“情”“空”觀念》《脂批和我國古典小說評點派》《“紅樓文化”論綱》《〈紅樓夢〉對于傳統的超越與突破》《〈紅樓夢〉的文化精神》《〈紅樓夢〉人物與回目關系之探究》《名著改編與經典代讀——論新版〈紅樓夢〉電視劇的成敗得失》(與詹丹合作)《“情情”與“情不情”：〈紅樓夢〉倫理文明和生態文明的現代闡釋》。細繹孫遜的紅學研究脈絡，要之，依托文本，萬變不離其宗。進而，孫遜在紅學方面的脂評研究、文學批評研究、圖像研究、影響與傳播研究、文化生態研究等一系列研究更體現出了“時敏日新”之特色，表現出《紅樓夢》研究的閎通文化視野。如何在濟濟群才的紅學研究領域脫穎而出，孫遜的選擇是以扎實文獻為功底，依托文本進行跨學科多面向研究，除了學術文章自身的成就和價值之外，其治學理路和文化視野尤值得后學啟思。

1 別開生面：史料學之外的脂批美學研究

孫遜的成名作《紅樓夢脂評初探》出版后，廣受紅學大家的贊譽，如周汝昌推舉其為“紅學史上第一部脂學專著”，“對紅學是一個很大的貢獻”。[2]馮其庸在手稿中贊其是“全面而系統地研究脂評的第一部專著，它填補了我國紅學研究的一個空白”。而且經歷起了學術長河的沖刷，直到幾十年后，被不少學者推為“讓不少研究者有耳目一新的感覺”，[3]“脂批研究的代表作，也是新時期紅學領域最有影響的作品之一”，[4]指出其在“脂評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5]那么，它在紅學史上緣何如此重要？

孫遜的紅學研究首要發現了獨立于史料學之外的脂批美學價值。脂批既然如此重要，它的秀異之處何在？孫遜不僅由從宋到清這樣一個大的歷史跨度來審視脂批出現的必然性，也從明清小說評點的比較中見出脂批的特殊性。通過對小說評點派的歷史發展脈絡梳理可見，從宋末元初劉辰翁對《世說新語》的評注，到李卓吾、金圣嘆評點《水滸傳》，毛宗崗父子評點《三國演義》，張竹坡評點《金瓶梅》，但明倫評點《聊齋志異》，臥草閑堂、張文虎評點《儒林外史》，和脂硯齋、王希廉、張新之、姚燮評點《紅樓夢》一起，形成了一種傳統文學批評形式。[6]而脂批尤其因很多前人未及的思想和觀點使他超出群儕。李卓吾提出了“先有說”，也就是第一次形象地提出了藝術來源于生活；金圣嘆提出了“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也就是在長期觀察揣摩和體驗的基礎上去塑造人物；張竹坡提出了“入世說”，也就是作家要深入生活、體驗經歷；脂批則強調作家“親睹親聞”作為創作基礎，人物、事件、語言、細節都有親歷的特點，標志了古代現實主義小說理論的一步步成熟。金圣嘆首先把性格的概念引進了小說評點領域;毛宗崗父子和張竹坡等人也對小說中人物性格的塑造提出見解，但不出金圣嘆的藩籬;脂批則注意并提出了人物性格的豐富性和復雜性問題，這一點有類于西方的“圓形人物”說，寶玉、黛玉、寶釵、鳳姐、襲人、晴雯，都很難用一個側面簡單概括。脂批還提出了“典型性”的問題，寶玉并不是生活中某個真實形象，但卻是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典型。另外，脂批還從《紅樓夢》的人物、情節、命名、園林、器物、結構、煉字等各個方面都強烈地呼吁破除陳腐舊套，也反映了小說創作突破公式化概念化傾向的要求。

除了脂批的歷史定位，孫遜還從具體細處剖析脂批的藝術價值。脂批揭示了人物的深層性格，體現了現實主義的文學創作原則，事件、人物和細節都有一定的生活真實性。脂批對小說創作方面也總結出來一些規律，比如說善于作對比描寫，卻又“特犯不犯”；人物語言性格化，“聞其聲而知其人”；結構上章法多變，避免千篇一律的重復感；詞句上講究煉字，如寶玉“猴”在鳳姐身上要牌，用“眉立”寫鳳姐發怒，形容兩騎馬用“壓地飛來”等等，用字得神。[7]值得注意的是，孫遜并非斤斤奉脂批為圭臬，而是從辯證的角度，既指出它在評點藝術上的獨創一格，也指出它的部分腐朽與落后之處。例如，把《紅樓夢》的主旨當做“懷閨秀”和“夢”“幻”“色空”，是對小說旨義的歪曲；曹雪芹或曾有“補天”之志，但脂批把“無才補天”作為曹雪芹“一生慚恨”的貫穿一生的思想，存在曲解；脂批提出的“釵、黛合一論”抹殺了藝術典型之間的區別；在對小紅、優伶等一些人物的評價上，以及宿命論、人生無常和出世思想上存在一些腐朽封建的思想意識；在對一些人物的命名、詩作以及小說的章法評價上有著過于講求形式主義的不足。

孫遜的紅學研究具有敏銳的問題意識，經?！坝y而上”，體現在對脂硯齋的身份探討上。關于“脂硯齋”是誰，以及和曹雪芹是夫婦、兄弟還是叔侄,一直是一個聚訟所在。周汝昌在《真本石頭記之脂硯齋評》中提出脂硯齋是史湘云的看法。在美國學者中，唐德剛和周策縱分別表示贊同和反對。趙岡《脂硯齋與紅樓夢》認為脂硯齋是曹颙遺腹子，后來更肯定脂硯齋是曹雪芹的堂兄。翁同文的《補論脂硯齋為曹颙遺腹子說》進一步加強了趙岡說法的說服力。但劉廣定《脂硯齋非曹颙遺腹子考》提出脂硯齋可能是曹頫的幼弟。

孫遜認為，曹雪芹和脂硯齋并非一人，不會自寫自評故弄玄虛；脂硯齋與畸笏叟是二非一，兩者從語氣、年齡上都有一定差別；脂硯齋應為曹雪芹的平輩，而畸笏叟則為兩人的長輩；并進一步推斷有可能畸笏叟為曹頫，脂硯齋為曹頫之子，與曹雪芹為堂兄弟關系。[8]孫遜還通過歸納發現很多批語透露出小說素材發生的時間在抄家之后，那么曹雪芹不具備曹家盛時的生活經歷，因此不可能創作出《紅樓夢》的說法是岌岌可危的。孫遜還在脂批的基礎上對《紅樓夢》某些情節進行探佚，通過考訂探討《紅樓夢》是否寫了110回；“十獨吟”的作者是林黛玉而非寶釵或湘云，是自我的感憤而非對《紅樓夢》中十個女子的命運伏筆；因麒麟伏白首雙星指的是湘云與衛若蘭終成眷屬，最后卻如牛郎織女永遠生離，并非最終嫁與寶玉；香菱應終為妾室最后被折磨致死而非后40回中被扶正又生子；孫紹祖作為“中山狼”應該不止害死迎春，可能還有忘恩負義、構陷賈家的情節。[9]《紅樓夢》除正冊副冊又副冊之外，應還有“三副”與“四副”以記錄更低階層的小丫頭，紅玉(小紅)應為“三副”之冠首。小紅在前80 回中分量不低,有兩回回目即第20 回“癡女兒遺帕惹相思”和第26 回“蜂腰橋設言傳心事”都寫小紅,并著重寫小紅與賈蕓的情事。80回后，獄神廟中，小紅和賈蕓搭救了落難的鳳姐和寶玉，因此此前的鋪墊都是千里伏線。根據這些小說具體情節和脂評，今本后40回中賈蕓變為參與出賣巧姐的無賴不符合原作意圖。[10]正是在廣泛占有材料的基礎上，孫遜對曹雪芹、脂硯齋、畸笏叟三者之間的關系，以及《紅樓夢》中某些人物的結局得出了比較令人信服的判斷。

在脂批研究的基礎上，孫遜還做了延伸性的研究。脂批曾多次提及《紅樓夢》原稿有《情榜》，分別把“情不情”和“情情”作為寶黛二人的定評，但個中含義亦是“難解其中味”，孫遜從哲學形而上的層面分析了這五個字豐富、復雜和深刻的內涵。[11]“情情”和“情不情”有倫理文明思想的體現，比如說愛情專一，情有獨鐘；同情弱者，平等待人，關心和呵護所有同氣相求的人；尊敬長輩，友愛兄弟，但在原則問題上不讓步，兄弟之間“盡其大概的情理”。視天下萬物皆有情而去善待和體貼，也是《紅樓夢》“情不情”在人與自然關系上對生態文明意識的具體闡釋。這種倫理文明和生態文明體現了曹雪芹深刻的悲憫情懷，使其成為一個偉大的人文主義者。

2 導夫先路：《紅樓夢》之人文地理、圖像與影視研究

孫遜的紅學研究具有高效性和時效性，甚至具有不少超前性。例如，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面對余英時“考證紅學”面臨“技術崩潰”的問詰，周汝昌提出了“紅學四大支：曹學、版本學、探佚學、脂學”，尤其像版本學、脂學等不但是值得考證并可以應用考證的，而且不必“外求”，不必仰賴新資料，以此來對抗“崩潰論”。[12]而就在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孫遜的專著《紅樓夢脂評初探》，全書主要從脂本、脂評和評者概述，脂評價值淺探，脂評糟粕批判，脂評歷史地位試論這些方面系統地探討了脂評。又如《紅樓夢》主題是1980年代末探討得最多、同時也是爭論最大的一個問題，愛情主題、政治主題、反封建主題、衰亡史主題等等眾說紛紜。在經過深入論證后，孫遜提出了《紅樓夢》三重主題說，即分別為文學審美層次、政治歷史層次和哲學層次，這三重主題又依次通過青春、愛情和生命的美以及這種美的被毀滅，社會階級斗爭和政治斗爭，以及小說所展示的對人生和社會經過深沉思考而得到的啟示和徹悟體現。[13]雖然寶黛釵的情感糾葛如此高妙感人，但顯然妙玉、晴雯、鴛鴦等人的悲劇無法用愛情主題予以囊括，而用文學審美則可兼美容納；護官符和烏進孝進地租、賈雨村胡亂判案和賈珍違制給秦可卿用壞了事的老千歲的棺木、以及賈府最終的抄家又確乎屬于社會階級斗爭與政治斗爭；好了歌體現的色空辯證轉化、以及懷金悼玉的以情為中心建構的龐大而有序的生命體系這些深層哲理，又使《紅樓夢》超越一般小說“隻立千古”。進而，在明清小說的發展序列上，《金瓶梅》到《紅樓夢》的迭代也體現了從“縱欲”到“鐘情”的人生哲學演進。孫遜的三重主題說多層次立體地闡釋了《紅樓夢》的豐富和弘大。再如,新版《紅樓夢》電視連續劇2010 年面世,而詹丹和孫遜合著的評論文章《名著改編與經典代讀———論新版〈紅樓夢 〉電視劇的成敗得失》則亦發表于2010 年,積極回應時代熱點,給予文化和學理剖析。

近年來方興未艾的人文地理學，尤其是人本主義地理學一派，是以人為中心，致力于觀察具有特殊空間概念的文學結構，孫遜則在1990年代已經實踐了這一學說。1991年，孫遜就曾經與陳詔、吳新雷和康來新等教授共同策劃一次“紅樓夢之旅”，以北京、南京、楊州、蘇州、杭州、上海為線，從北到南沿途考察探尋與曹家有關的遺跡，和產生《紅樓夢》的人文歷史及山川地理背景。[14]在北京，團員們拜訪了傳說中的大觀園——恭王府，北京西山的曹雪芹紀念館，右翼宗學和平郡王府。在南京，游覽了曹雪芹祖父曹寅和舅公李煦為官的兩淮巡鹽御史官署，曹寅刊刻《全唐詩》的地點天寧寺，以及曹寅接駕的高旻寺。在林黛玉的故鄉蘇州，觀賞了當年織造府的正門和西花園遺址。在揚州西園飯店，品賞淮揚風味的“紅樓宴”，深入了解《紅樓夢》飲食文化。在上海則召開座談聯歡會，不但介紹上海的紅學家及其主要研究成果，同時邀請上海最負盛名的一些藝術表演家即興表演了和《紅樓夢》有關的節目，如徐玉蘭的《問紫鵑》，岳美緹的昆曲《晴雯》等等。通過這樣的實地考察，深層體會《紅樓夢》和社會生活之間的關系，由表及里地深入理解它的意義和價值。

2020年，經過學界推薦、文獻調研、專家研討評議、投票確定等程序評選出中國十大學術熱點，其中第九個是“圖像學視域下的文學藝術研究”。而孫遜的《紅樓絕唱——論劉旦宅〈紅樓夢〉繪畫藝術成就》，梳理了劉旦宅上承晚清紅樓畫，下開當代畫的承上啟下、繼承與超越的成就。在內容上，劉旦宅拓寬了繪畫的題材，比如說除了寶釵撲蝶之外，還畫了寶釵抽取牡丹花簽；黛玉除了葬花之外，還畫了她留得殘荷聽雨聲；晴雯除了補裘之外，還畫了她撕扇的瞬間，另外還給《紅樓夢》中的大小丫鬟存照。除了對女性個體的刻畫，還有對女性群體的寫照，比如作為小品的四人櫳翠庵品茶和作為巨制的21人藕香榭詠菊，都構思精巧，刻畫入微。在審美情趣上，劉旦宅把晚清以來仕女畫以“工愁善病”為取向的病態美改變為健康美，體現了新變和突破。在“還原原著”方面，劉旦宅降低了畫作中人物的年齡感，更貼近原文的青春美和生命美。除了卷軸、冊頁、手卷、通景屏這些傳統繪畫形式，劉旦宅還將《紅樓夢》畫和現代生活相結合，比如說以《紅樓夢》為題材的郵票、明信片、月歷和郵幣卡等等。[15]孫遜較早地探討了文學著作及其衍生的圖文關系，分析了圖像闡釋作品表現上的異同，并在重視圖像的內容和形式的同時，關注了圖像的社會性外緣。另外，孫遜在論證《紅樓夢》的形式美方面，所揭櫫的“天然圖畫”，“以形寫神”和對稱對比，實際上也是借用了繪畫的眼光來重新諦視《紅樓夢》。[16]

《名著改編與經典代讀——論新版〈紅樓夢〉電視劇的成敗得失》借鑒了脂批所說避免“惡則無往不惡，美則無一不美”的批評標準，也指出2010版的可取之處。其一劇本改編是以數百年來通行的120回本《紅樓夢》為底本，具有相對廣泛的接受基礎。其二大量采用小說原文，并以旁白的方式予以呈現，既對畫面表現之不足有所彌補，又讓觀眾體味到《紅樓夢》原文的語言之美。其三是某些比較契合人情的增益，如寶釵遵從母命不得不以“掉包計”的方式出嫁，不由淚滴紅錦。但2010版的弊端在于：一方面，追求“忠實于原著”，卻形似而神不似，按照120回本的敘事時間和空間亦步亦趨，卻又用影視技術的快速推進在情節展開中不斷插入，破壞了節奏；另一方面，以今律古，不講究長幼之序、男女之別、主奴之分，誤讀時代與歷史。新版《紅樓夢》電視劇最大的失誤在于沒有塑造成功的典型人物，演員們對寶玉、黛玉、寶釵以及鳳姐等主要人物揣摩不透，言行表演不夠準確，賈母的表演過于西化和過火，人物刻畫缺乏層次感。由于無力表現人物的豐富心理世界，只能用畫外音，或孤立的一段衣裙、一雙繡鞋的特寫予以填補或遮掩。[17]通過對2010版《紅樓夢》電視連續劇成敗得失的探討，進一步討論了經典如何傳達的問題，對“經典代讀”這種文化消費方式能否傳承文化予以深入剖析，并希望通過閱讀經典達到真正分享文化、傳承文化并進而達到重建文化的目的。[18]

3 “時敏日新”之治學理路

在紅學學術史各種細分領域之中，麟閣標名者大致只有首創、中興與集大成者，其他后起之秀，即使臻盡才力，若不能達至三宗，終將屈人之后。而紅學領域由于人才濟濟，論著汗牛充棟，容易出現“內卷化”(Involution)傾向，[19]又稱為“過密化”。也就是當紅學領域某種研究相當成熟之后，后進入的學者除非有相當過硬的新材料，否則很難有新突破，比如考據學中對曹雪芹本人以及他的祖、父乃至叔父等親屬輩的研究；又如文本研究中對《紅樓夢》之人物、情節、結構的解讀。

因此，要真正厘清孫遜紅學研究的價值和意義，需要思考兩個問題：一為“為何突圍”，二為“如何突圍”。首先要有突圍的意識。進而，在具備“突圍”意識之后，如何才能突圍？也即珠玉在前，如何別開生面？和“內卷”(Involution)形成隱然對應的為“演進”(Evolution)，“內卷”(Involution)來自拉丁語Involvere，由前綴in-(into，向內)+volve(roll，卷)組成，意為“卷入……之中”，即“牽涉(其中)，陷于…”。而“演進”(Evolution)來自拉丁語Evolvere，由e-(outward，向外)+volve(roll，卷)組成，意思是“轉出來”，引申為“進展，演變”?！巴粐鼻∏『汀皟染怼钡姆戳x詞“演進”類似，含有“外求”之意。

回溯孫遜的紅學研究，可見其由“時敏”達致“日新”?！斑d志時敏”本是孫遜的座右銘，典出《尚書·說命下》“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認為世上萬事萬物，無時無刻不在變化之中，做學問亦如是。而《文心雕龍》在談到文學創作的繼承和革新時指出：“文律運周，日新其業。變則其久，通則不乏?！盵20]“時敏”在《尚書》中的本義是“時時努力”，此不待言，從1981—2021年，孫遜一直奮力在紅學領域耕耘，雖于2020年去世，但2021年出版的集中體現了孫遜畢生的學術追求、學術視野和學術成就之《孫遜學術文集》共計五冊，其中兩冊為《紅樓夢》相關論著?；旧厦?年就有一部或一篇有分量的紅學論著或論文問世。

“時敏”亦可引申為在紅學研究中孫遜體現出來對“時”的敏銳性。例如，黃霖提到，自己1986年就接觸到漢文小說《紅白花傳》，但是那個時候卻不知道有一大批由外國人用漢字寫的小說，沒有充分意識到它的重要性，雖然此后陳慶浩邀請合作進行全面的整理，但黃婉謝了。然而孫遜卻勇挑重任，不僅陸續整理了東亞漢文小說，還率領團隊成員寫了一批有關的論文與專著，由此開辟出來了域外漢文小說研究的領域。[21]與此相似，孫遜之脂評研究，正是因為在學術界大多把脂硯齋等人對《紅樓夢》的評語作為史料來看待和使用時，孫遜從美學角度對其進行研究，故在當時能夠獨樹一幟。而孫遜之所以能夠在脂批研究中闖出一條新路，也是敏銳地察覺出學界對小說理論批評的開始重視，如葉朗指出“脂硯齋本人的美學思想也有不少合理的內容”，呼吁“重新研究和重新認識脂評的價值，實事求是地承認脂硯齋對于我國古典小說美學的發展所作出的有益的貢獻”。[22]美國的王靖宇亦提出脂批有一大部分和“諸如作者的‘創作意圖’、《紅樓夢》的藝術成就等純系文學批評的問題有關”。[23]因此，孫遜的脂批研究是“應時”而生發出的新的學術生長點。

又如對劉旦宅紅樓畫的研究。1956年上?；I建中國畫院，劉旦宅成為該院最年輕的畫師，年僅26歲。1950年代時，劉旦宅就繪制過《史湘云》，“標志著他致力于《紅樓夢》人物畫創作的開始”。[24]1981年出版的《上海中國畫院作品選集》中，只有劉旦宅、劉海粟、林風眠、謝稚柳、程十發等11位畫家獲得“在國內外享有很高聲譽”的崇高評價。劉旦宅所繪《金陵十二釵》郵票，獲得1981年全國郵票最佳獎。1980年代初，劉旦宅為新版《紅樓夢》繪制了24幅插圖，有意對最早的程甲本24幅版畫[25]形成呼應。1990年，臺灣學者王大方指出“劉旦宅畫紅樓人物，大概到目前為止，尚無人能出其右”，稱贊《湘云眠芍》是“所見過許多仕女圖中，最動人的作品”。[26]翌年孫遜便發表《劉旦宅繪畫藝術三題》，指出劉旦宅的紅樓繪畫“一反以往仕女畫濃脂膩粉、弱姿病態的模式，開創了他自己富有時代和個性特點的藝術風格”。[27]2010年新版《紅樓夢》電視劇問世之后，輿論多偏向于批評。但是孫遜立即撰寫出來了學術文章予以評析：一方面，避免“惡則無一不惡”的偏頗，也肯定新版《紅樓夢》的某些優長之處。另一方面，著重從學理角度剖析出它的不足。我們后學在做學問的時候，常常注重對文獻的查找和分析能力，但是孫遜的紅學研究透視出來，綜合能力也非常重要，這個綜合能力不僅僅是結合文學、歷史和社會研究文獻的能力，還有結合學術會議、國際學者交流勇于“外拓”學術生長點。其實有多位前輩學者已經作出了相應嘗試，茲舉數例以顯。胡適在1910年之時是一個堅定的“索隱”派，他堅信作者絕不可能是曹雪芹，并認為《紅樓夢》中“李”“邢”實隱喻“理”“刑”等等，這正是索隱慣用之法。然而，他經過親自翻譯多篇西方短篇小說，格外有了對“作者”和“版本”的自覺意識，以此眼界，轉注紅學，獨開“新紅學”考證一脈。[28]霍克思(David Hawkes)的英文全譯本《石頭記》(TheStoryoftheStone)第1—5卷分別出版于1973、1977、1980、1982、1986年，而宋淇在1974年就關注到霍氏譯本，同時展開歷時性研究，從而開創《紅樓夢》英文全譯本研究一派。吳組緗在1980年代就關注美國紅學發展，甚至已經將美國紅學之成果借鑒到自己的研究之中。[29]周汝昌正是與美國學者對話，激于對美國學者所提出“考證紅學已經行至眼前無路之困境”的爭勝，反而將當時“紅學”的內涵由單一“曹學”擴展為四支，不僅拓寬了考證紅學的范圍，而且也增添了考證紅學的實績，甚至有部分轉化為87版《紅樓夢》的情節如“賈蕓小紅探獄”“劉姥姥救巧姐”“鳳姐機關算盡力詘而死”等等。胡文彬則先后編選出版了《臺灣紅學論文選》(1981)、《海外紅學論集》(1982)、《香港紅學論文選》(1982)、《紅學世界》(1984)等數本論文集。而孫遜的紅學研究則和他的域外小說的文獻集成和闡釋性、實證性研究先后進行。將孫遜和其他幾位前輩大家的紅學研究合而觀之，一條突圍的線索漸次可見，在本身“中學”夯實基礎的前提下，不忘關注“西學”的新變與發展，這些學者或者開創出新的領域，或者煥發了新的學術青春，這種對于新領域的敏感，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其對于跨學科甚至跨語種研究方法的重視。相比于將紅學窄化為“一家一派一地一國”的思維，他們的視野更加閎通，“操千曲而后曉聲，觀千劍而后識器”，這實質上是擴大了自己取樣研究的樣本庫，而古典學術與現代學術、中國學術與西方學術，其原理與方法很多時候都是千絲萬縷緊密相連，有文明共通互鑒之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博觀約取，豹變開新。

4 “文化視野”之紅學史定位

縱觀紅學史，脂批本身蘊含了索隱、考證和文學批評的種子，現代紅學初創階段，蔡元培、胡適、王國維分別在這三個研究領域各為翹楚。后來胡適新紅學強調作者個人的“自傳說”一騎絕塵，形成了對其他領域的壓倒性優勢，與1950—1960年代強調社會意義的“社會說”共同構成了紅學研究史上的兩大“顯說”。但新紅學韶華勝極之時，徑將《紅樓夢》小說本身排除在紅學研究領域之外，引起余英時的質疑，故在1970年代提出結合胡適之考證與俞平伯、宋淇、夏志清之文學研究，推舉“文學考證”的“新典范”。紅學史發展到了孫遜這里，1975年他先是進入文化部參加《紅樓夢》校注，廣泛接觸從全國各地調集來的各種《紅樓夢》版本與脂批，在《紅樓夢》的內容和版本方面打下了深厚的基礎。同時，他和校注小組第一批成員包括李希凡、馮其庸、呂啟祥、胡文彬、林冠夫、周雷、劉夢溪、曾揚華、應必誠等10余位大家朝夕相處，切磋琢磨。他的脂批研究既有文獻學方面的意義，亦體現出文學和文化學方面新變的氣息。1990年代和21世紀的兩篇鴻文比較集中地闡釋了孫遜對《紅樓夢》文化研究的“總綱”?！丁凹t樓文化”論綱》指出并非每一部作品，甚至也不是每一部名著都能成為一種獨立的文化現象，然而，《紅樓夢》因兼備深刻豐富的文化意蘊和社會影響，是少數可以獨立提出“紅樓文化”概念的作品之一。它與儒家正統思想劃清界線，具有反叛傳統、重塑知識分子人格的歷史意義。雖受老莊思想和佛家“色空”觀念的影響，卻超越佛道思想的范疇，而具有熱愛生命，謳歌青春和愛情的嶄新品格。描繪功名、富貴、生命、愛情、家庭永恒的變動，賦予小說前所未有的哲學意蘊。文學方面有諸多各自代表了一部分中國人的文化性格的藝術典型如寶釵、黛玉、劉姥姥、焦大等等，學術層面除了飲食、服飾、園林、風俗等諸多方面，更有古典文學研究中最有典范意義的紅學研究。從而使“紅樓文化”成為一個豐富復雜的學術研究課題，并可以進行當代社會轉化。[30]后者《〈紅樓夢〉的文化精神》闡析它從以往小說《水滸傳》《三國演義》著力摹寫男性世界轉為表達女性世界，從《金瓶梅》的“性思維”轉為“情本位”，其“情本位”既包括新的以愛情為基礎的情愛觀，也包括以尊重和關愛女性為核心的平等精神，以及體貼和善待萬物的博大情懷。[31]“情文化”不僅僅與“欲文化”相對應，關鍵還跟“禮文化”對應，讓變得空洞教條的禮儀建立在自然情感的基礎上，也是真假關系的重構?！爱斁S系人與人之間的禮儀日漸虛假時，怎樣通過真情的充實或者重構，把適宜的人際關系重新建立起來?！盵32]這是《紅樓夢》“情文化”的高度意義。孫遜幾十年來在紅學方面的研究正是這文化研究“總綱”之踐履，并體現為“文學——文化——文明”的立體研究架構，表現出一種閎通的文化視野。他是用扎實的文獻來貫穿文學，文化和文明，所以讓文化視野的開拓，有了堅實的基礎。誠然，《紅樓夢》文化研究并非自孫遜始，宋淇、周汝昌、胡文彬等諸位大家也曾經觸及這個領域，然而，孫遜是較為“自覺”和集中地對其進行了學理闡釋和具體闡發，從而使得“《紅樓夢》的文化視野”在孫遜的紅學研究中帶有較為突出和鮮明的印記。不僅僅是考證、小說學研究，甚至也不僅僅是文學研究，而是具有更宏大的包容性，更遼闊的邊界，更新銳的探索，通過對《紅樓夢》的文化發掘體現中國風格、中國氣派。這是孫遜和多位大家矻矻所求，也試圖為后學打開的新路徑。

“傳統的那種畢其一生、專攻一書的皓首窮經的研究范式，已難適應新時期的學術研究形式，這在古代小說研究領域表現得尤為明顯。學術研究要注重傳承，更應強調超越，因此必須及時調整自己的研究姿態，不斷開辟新的研究領域?！盵33]孫遜坐言起行，勇于外拓，給了青年學者非常有益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