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史不同階段研究范式及其瓶頸期的突破*

趙建忠

(天津師范大學文學院，300387，天津)

老一輩紅學家俞平伯在談及《紅樓夢》時說：“我嘗謂這書在中國文壇上是一個‘夢魘’，你越研究便越覺得糊涂?！盵1]這話曾被作為“主觀唯心主義的不可知論”受到過嚴厲的批判。其實，凡涉足紅學者，恐怕都有這樣的體會：陷入越深，對這話就愈加認同和理解。對讀者而言，只要細讀《紅樓夢》便會獲得些啟悟，而對于紅學史研究者就不同了，不僅要面對文本，而且還要面對文本的作者和評者，但《紅樓夢》“著作權”問題在紅學界向有爭議，對脂硯齋評語的學術價值亦有不同看法。其他很多關于紅學的話題也是眾說紛紜，這些與文本相關的考證問題，再進一步去研究，很可能就會墮入迷津，越研究反而越“糊涂”，從而陷入擺脫不了的紅學怪圈。當然，隨著相關文獻史料的新發現，某些“糊涂”的問題又終于會搞明白，而更多的紅學不解之謎仍有待研究者去拆解，一部紅學史就是不斷解除“糊涂”而逐漸走向明白的歷史。

1 “紅學”專詞歷史語境的考察

“紅學”這一術語的由來，光緒朝舉人均耀在其筆記《慈竹居零墨》中有記述：

華亭朱子美先生昌鼎，喜讀小說……時風尚好講經學，為欺飾世俗計?；騿枺骸跋壬F治何經？”先生曰：“吾之經學，系少三曲者?！被虿唤馑^，先生曰：“無他，吾所專攻者，蓋紅學也?！盵2]

均耀筆記中所載紅學術語的話，系朱昌鼎在光緒朝所言，但就《紅樓夢》研究本身考察，則比紅學術語的出現時間還要早得多，曹雪芹草創階段時的脂硯齋在早期鈔本上加批，《紅樓夢》研究實際上已經開始。由目前發現的脂硯齋批語系統最早的甲戌本上詩句“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鄙纤?，可證曹雪芹創作《紅樓夢》的時間不會晚于乾隆九年(1744)。自晚清“新政”風行以來，作為士大夫階層晉身之階的“經學”地位已動搖，有識之士將學術旨趣轉向了“紅學”。盡管此時的“紅學”一詞仍帶有玩笑性質，但《紅樓夢》研究地位的空前提高，卻為這門“顯學”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輿論準備。晚清向民國社會轉型的動蕩，尤其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新舊紅學兩派領軍人物胡適與蔡元培關于《紅樓夢》具體指涉人物“原型”的論辯，還有兩派之外稍早的王國維對紅學的染指，揭開了《紅樓夢》研究史上嶄新的一頁。值得肯定的是，民國時期的紅學鮮有商業行為的炒作，且很少政治方面的滲透干預，這使得其學術視野相對開闊，取得的研究成果也就頗為豐碩。作為紅學史上的一個特殊階段，難以復制，更是不可替代的。

從中國學術史的視角沿波討源，索隱、考證、批評等紅學范式都有各自的源流譜系，《紅樓夢》索隱派的產生與“漢學”范式的“漢儒解經”傳統淵源頗深，[3]但這種研究方法的形成，也有其特殊的歷史語境。其實，紅學史上每一次研究方法的變換都與中國社會的轉型相對應，蔡元培的索隱紅學著作面世后短期內連續再版，與清末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反滿”社會思潮密切相關。胡適開創的新紅學考證派與蔡元培代表的舊紅學索隱派不同，是乾嘉學派與杜威實驗主義方法的融合，突破了傳統的漢學，也同側重于闡發文本“微言大義”的傳統宋學迥異。但如將其放到五四具體文化背景下去考察，則會發現：胡適是期望通過解剖《紅樓夢》這一范本，倡導一種“科學”的研究方法，并通過文本內容闡述啟蒙精神。盡管這后一點——對《紅樓夢》文本的解讀，他所做的工作并不深入，遠不及同時期的魯迅深刻，亦未超越此前的王國維。

當然，紅學能成為一門“顯學”，也與早期脂硯齋鈔本、曹雪芹家世等新文獻的陸續被發掘有關。一般來說，任何領域學術的草創與進展，都與新發現的文獻相關，顯例就是與“紅學”鼎足而三的“甲骨學”“敦煌學”的奠立。隨著甲骨文、敦煌經卷陸續被發現，開拓了學術新領域并直接導致傳統研究方法的變化。

2 紅學史不同階段研究范式及闡釋盲點

紅學史經歷了古代、近現代、當代三個重要階段：第一階段以曹雪芹創作《紅樓夢》為起點，包括脂硯齋在早期鈔本上作的“自賞型”評語及程本面世后形成的“導讀型”評點，①還有探究《紅樓夢》“真事”的索隱紅學。稱其為古代紅學的原因是評點、索隱等均是以文本為依托的沒有經過“西學東漸”洗禮的傳統解經模式；第二階段為近現代紅學，這個階段從王國維引入西方哲學及美學理論為《紅樓夢》的評論樹立新典范開始，從此與古代紅學劃出了一條分水嶺，其《紅樓夢評論》已具有現代學術品質。王國維生當現代闡釋學遠未成熟的百年之前，對曹雪芹作品的解讀難免有“誤讀”成分，但“誤讀”中又體現出了很多創造性的解釋。按照解構主義代表性學者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的觀點，一切閱讀皆是“誤讀”。②某種意義上講，誤讀屬于中外文化交流中不可回避的文化現象和解釋學原則。王國維對《紅樓夢》的“誤讀”多為借鑒叔本華理論、結合個人感悟的讀書心得?！都t樓夢評論》的學術史意義在于超越了傳統評點、索隱的解經模式，盡管這種模式也存在清晰可見的誤區。由于跨文化比較研究不符合“西學東漸”之前的中國學術傳統，缺乏學術背景及學術群體的支撐，《紅樓夢評論》雖超越了傳統的紅學模式而別開生面，但因未對《紅樓夢》作者和版本等進行深入考證，造成了立論方面的諸多疏失，很快被異軍突起的考證派所取代，胡適改造乾嘉學派建立的新紅學成為第二階段《紅樓夢》研究的主流；第三階段為當代紅學，這個階段以1954年社會歷史批評派紅學取得正統地位為標志。改革開放以來，紅學在全球化文化語境下形成了活力四射的新局面：文獻研究空前繁榮及文本研究多元化格局，標志著當代紅學史新時期的到來。

索隱、考證、批評等紅學的基本研究范式在清末民初就已形成。受蔡元培《石頭記索隱》的影響，類似的紅學著作不斷出現，如闞鐸《紅樓夢抉微》、壽鵬飛《紅樓夢本事辯證》、景梅九《石頭記真諦》等。索隱方法的較早運用本在史學領域，如《史記索隱》等史學專著，探求本事、史料還原，取得了豐碩的學術成果。從學術淵源上考察，索隱派走的是今文經學的傳統治學路數，今文經學對“五經”中的《尚書》等史書的闡釋有一定合理性，但運用到文學領域如對《詩經》的解讀，就有過于以意逆志、牽強附會之嫌。當索隱方法引申到《紅樓夢》研究后，其原始出發點本想約束《紅樓夢》評點、題詠、雜評家們釋義的發散性，操作方式上也是指向作品情節的考證，與主流紅學倡導的“回歸文本”方向的努力比較接近，本無可厚非，只是因受今文經學治學路數的影響，對《紅樓夢》文化密碼的破譯，索隱紅學帶有“六經注我”的主觀色彩，導致這一派在解釋作品時陷入誤讀和臆測，總體而言尚未擺脫“文史合一”舊觀念的窠臼。退一步講，即使某些歷史信息被寫進《紅樓夢》，也會被曹雪芹進行重新整合，那些舊的歷史人物和事件必然被賦予嶄新的意義。索隱紅學欲尋覓《紅樓夢》的“微言大義”，有其合理之處?！峨x騷》開辟了“香草美人”傳統，《文心雕龍》還專設“隱秀”篇，說明中國文學這種 “象外之象”的情形是一種普遍存在，越是偉大的作品越不可能一覽無余，更不可能僅用于人們茶余飯后的消閑。既然孔尚任《桃花扇》能通過侯方域與李香君的離合之情抒發興亡之感，曹雪芹也同樣有權利通過《紅樓夢》去委婉地表達他的家國之恨，何況小說這種體裁能容納更多的隱喻意象。索隱派較為注意《紅樓夢》中存在的大量隱喻，就已被該派破解的曹雪芹所使用的“拆字法”“諧音法”來看，這些內容的確令《紅樓夢》考證派、社會歷史批評派望而卻步、無措手足，以至于不得不借鑒和吸收索隱派紅學所取得的某些研究成果。從操作方式上看，索隱求證過程是將《紅樓夢》某意義單元視為“能指”符號，通過語義轉換與文本之外的“所指”即某歷史事件或人物去對應。不過在考察語義轉換的過程中發現，不是每個轉換的環節都有必然聯系，也就是說，索隱得出的結論具有或然性，這反映出索隱紅學的研究方法在邏輯推論上并不嚴謹。盡管紅學索隱派標榜其研究是為還原《紅樓夢》本義，但客觀效果導致了對本義的顛覆和對曹雪芹原意的消解，打破了《紅樓夢》文本的自足性。索隱紅學內在學術理路上的先天不足，導致了其存在無法克服的理論困境。今日的紅學研究者應當放開眼光，在更寬闊的歷史背景下看待《紅樓夢》所塑造的人物，不必拘泥于乾隆時期江寧織造曹家的“原型”，也不必像舊紅學索隱派那般試圖將曹雪芹描繪的每個人物和情節都要在歷史上找到對應關系。那樣索隱的結果只能是作繭自縛、欲深反惑，很多情節與本事的不合隼也必然導致其論點不能自圓其說。

由于索隱紅學陷入難以自拔的困境，胡適對這一紅學流派進行了總體的反思，他在民國十年(1921)發表了《紅樓夢考證》，歸納出幾種索隱紅學著作的要點，并指出其弊端是“猜笨謎”。胡適全盤否定索隱紅學顯然不夠客觀公允，以《石頭記索隱》為例，無論蔡元培考索出的清史本事是否符合《紅樓夢》實際，但他認為作者具有深摯的民族主義思想，并據此提出“政治小說”的概念，具有十分重要的紅學史意義，這比此前很多評點家視《紅樓夢》為“閑書”“情書”所體會到的作品內涵要深邃得多。

考證派紅學對曹家文獻資料的挖掘及《紅樓夢》版本方面的考訂取得顯著學術實績，治學比從事《紅樓夢》索隱的學者也扎實，學風頗具古文學派“我注六經”的客觀冷靜，但這一派將《紅樓夢》文本與曹家文獻機械對應，致使許多豐富的歷史文化現象被置之腦后，其學術視野有時還不如索隱紅學開闊。后來居上的社會歷史批評派對《紅樓夢》人物原型的理論闡釋令新舊紅學望塵莫及，但這一派過于著重文學作品與時代的聯系，片面強調作品反映社會的功能，導致其對文學審美視線的遮蔽。就此而論，社會歷史批評派有時反不如索隱紅學的探幽揭秘更令人神往，這也是紅學索隱在當代得以“復活”的一個重要原因。

俞平伯在《索隱與自傳說閑評》中曾講過：

索隱派憑虛,求工于猜謎;自傳說務實,得力于考證……索隱、自傳殊途,其視本書為歷史資料則正相同,只蔡視同政治的野史,胡看作一姓家乘耳。[4]

以上這段話將紅學索隱與考證兩派的學術特征描述得非常準確。索隱紅學的最大失誤就是非要在文本意義詮釋領域中進行史料還原，內在學術理路上的先天不足，導致其存在無法克服的理論困境，而紅學考證的癥結居然與索隱如出一轍。紅學索隱的偏差在于將清代歷史與《紅樓夢》中人物坐實，紅學考證的偏差也正是將《紅樓夢》與“曹家”史實對應?？甲C派的研究內容雖然切近了《紅樓夢》的具體歷史語境，但主要還是一種背景的廓清，與文本相關卻并非文本自身，而且很多無關宏旨的文獻考證已偏離了《紅樓夢》的文本軸心。由于在學理上這兩派存在著通弊，后來均被社會歷史批評派摧陷廓清并最終取而代之。

正是由于考證派紅學對文獻的處理常常有反客為主或輕重倒置的情況，導致遮敝了《紅樓夢》的審美視線，而新中國成立后要求在社會科學領域嘗試運用新的治學方法，這樣，社會歷史批評派紅學范式便得以應時而生。盡管民國時期的紅學也曾出現過嘗試運用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研究《紅樓夢》的著述，只是尚未成熟也未能普及。直到新中國成立后，馬克思主義文藝觀指導的社會歷史批評派紅學才可能取得主流和正統地位。在此之前，新舊兩派紅學都是力圖將《紅樓夢》中虛構的人物與歷史人物“原型”對應，共同偏頗在于對文本“焦點”的外移。由于在學理上這兩派存在著共同弊端，因此均被社會歷史批評派紅學摧陷廓清。社會歷史批評派對《紅樓夢》的闡釋令新舊兩派紅學望塵莫及，引發的論爭也是圍繞著《紅樓夢》的思想性展開，雖然處于泛政治化語境的場域，不可能使思想性的討論達到真正的深刻，但社會歷史批評派對統治紅學三十多年的胡適考證派批評卻頗能擊中要害。社會歷史批評的視角也決定了這一派必然著眼于對文學作品的時代背景分析，但這種研究范式不可能窮盡文學作品的全部，就文學要素的構成而言，只有從“世界—作者—作品—讀者”的四個維度去詮釋，才有可能比較全面地把握一部文學作品。但社會歷史批評派僅僅觸及到其中的一個維度即文學四要素之一的“世界”，過于著重文學作品與其所處時代的聯系，片面強調作品反映社會的功能，勢必造成以偏概全或闡釋缺位。就《紅樓夢》研究而言，僅將這部作品當作記錄一定歷史時期的文本材料，這種簡單的直線型解讀流于淺泛，也會導致對文學作品審美視線的遮蔽。人們之所以對庸俗社會學籠罩下的紅學文章有成見，主要是由于那些文章很少能指涉《紅樓夢》的審美向度。社會歷史批評派對《紅樓夢》的單維度詮釋，與從整體上把握文本，顯然有著實用與審美的區別。自梁啟超發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以來，研究者多從小說作品中讀出作者的社會政治價值關懷。發展到“評紅熱”的“文化大革命”時期，意識形態詮釋成為《紅樓夢》意義呈現的基本方式，這就導致了對文本的詮釋過度。

應該看到，社會歷史批評派紅學詮釋的維度僅限于《紅樓夢》的物質態文化，而“物質態文化”人們一般比較容易看清，形而上的“精神態文化”卻不大容易把握住?！都t樓夢》精神體現的形上思考關乎人生價值的啟悟、人格境界的提升，實質上指向了生命的真諦。海明威曾提出“冰山理論”，認為露出水面的冰山只要不一葉障目誰都能看得見，但水面下的冰體是冰山體積的若干倍?！都t樓夢》這部偉大的作品猶如海洋中的冰山，目光可及之及之處已經讓人們高山仰止，目光不可及之處，還蘊藏著更大的能量，這樣描述可能又陷入了東方的“神秘主義”，但恰恰是《紅樓夢》炫惑人的真正藝術魅力之所在。

還要指出的是，社會歷史批評派紅學對考證派紅學獨霸紅壇局面雖起到了扭轉乾坤作用，但這一派以“煩瑣”來貶低考證的作用，放棄了尋找對古典文學的闡釋與史料之間的天然聯系的義務，紅學中的史料還原與思辨索原應做到有機統一。

紅學中無論是較為注重史料鉤沉的索隱派、考證派還是偏向于思辨分析的批評派，就其根源上講，與中國傳統經學史上的三大學派“西漢今文學派”“東漢古文學派”“宋學派”一脈相承。當然，學術流派的嬗變沿革還有其更為深刻的時代價值觀念、集體無意識的影響滲透。200年來《紅樓夢》的“尋夢之旅”對這部曠古奇書進行了艱辛的求索，然而，正如莊子“言不盡意”那個古老哲學命題所揭示的，我們一方面看到的是紅學研究范式的不斷轉型，曾幾何時各領風騷，有的研究范式還成為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紅學的“典范”；但同時另一方面也看到可悲的現象，即紅學中的無論哪一派，在《紅樓夢》這株“長青樹”前，都因為遠離文本或詮釋過度而淪為了僵化甚至是灰色的理論。不同紅學范式對《紅樓夢》的解讀都有自己獨特的闡釋方法，但同時也因自己的學術旨趣而導致學術視野的遮蔽，正因如此，往往就會形成對同一紅學現象褒貶懸殊、抑揚失實的情狀。通達點說，不能指望某種紅學范式超過其功能極限，因為有所恃就必然有所失。

3 努力突破紅學發展進程中的“瓶頸期”

改革開放以來，紅學中的索隱、考證、批評等研究范式異彩紛呈，《紅樓夢》研究的美學批評與社會歷史兩派二水分流、雙峰對峙。王國維當年的那一縷空谷足音，在當代紅學中又產生了遙遠的回響，但紅學熱點話題主要還是局限于文獻范圍內的爭鳴。紅學文獻考證的分支劃分也愈來愈細。有一個現象應當引起紅學界的注意，當今新發現的曹雪芹家世史料、《紅樓夢》版本等文獻比民國年間要多得多，但紅學考證方面并未出現石破天驚般的學術突破，基本還是對當年胡適、俞平伯研究結論的修修補補。經過百年的演變，《紅樓夢》研究中呈現出的“經學化”傾向日益嚴重，[5]表明紅學已進入了學術發展進程中的“瓶頸期“。所謂學術瓶頸期，指的是學科進程中發展到一定階段時，阻力越來越大，而學術空間越來越小。這就如同一個瓶子，瓶身較大，但瓶身與瓶口連接的地方卻較小。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有段論述，可供進入“瓶頸期”的考證紅學比較參照：

凡一學派當全盛之后，社會中希附末光者日眾，陳陳相因，固已可厭。其時此派中精要之義，則先輩已浚發無余，承其流者，不過捃摭末節以弄詭辯。且支派分裂，排軋隨之，益自暴露其缺點，……。此衰落期無可逃避之運命。[6]

梁啟超關于學術思潮發展變遷規律的論述，值得紅學共同體尤其是從事文獻考證的研究者們深思。要走出新舊紅學的研究范式，努力突破紅學發展進程中的“瓶頸期”。欲突破“瓶頸期”，除了突破舊紅學與新紅學共同的“經學化”傾向，還要揚棄泛政治化語境下的社會歷史批評派紅學?！都t樓夢》既然打破了傳統的思想和寫法，便不可能被某種既定的研究范式所籠罩。

回眸紅學史會發現：沒有任何一門學問能像《紅樓夢》研究那樣，學界巨擘、政壇領袖、廣大民眾等各色人物均入“樓”中，正如劉夢溪形象描繪的：“《紅樓夢》里仿佛裝有整個的中國，每個有文化的中國人都可以從中找到自己?！盵7]紅學之所以各界參與人多，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紅樓夢》研究有一個其他學科所不具備的特點，即其本身的邊界性——向文學之外的其他研究領域開放，[8]而其他學科也喜歡與紅學“結緣”，使之在很大程度上開拓、延展了“紅學”的空間。但這樣一來，關于紅學”的外延也出現了爭論。一種意見認為真正的紅學僅包括“曹學”“脂學”“版本學”“探佚學”，那些用“一般研究小說的方式、方法、眼光和態度”來研究《紅樓夢》“本身”的，只能叫做“一般小說學”而不屬于紅學；[9]另一種意見則認為紅學的重點應研究《紅樓夢》“本身”，而上述內容遮蔽了《紅樓夢》本身的意義，因此主張“回歸文本”，即通過分析文本的內在結構，將作家的“本意”發掘出來。兩種意見可謂針鋒相對，將紅學切割為“四個分支”的倡導者認為，只有考證清楚作者、評者、版本、佚稿，才能把握《紅樓夢》的獨特價值；而發出“回歸文本”呼吁者的思路是，“紅學”既然是研究《紅樓夢》的學問，就只能屬于文藝學范疇，而考據與文藝學不屬于同一學科體系，應從文藝學領域退出去，另立門戶，這就是所謂“紅內線”與“紅外線”的爭論。這兩種意見之外，大多數紅學研究者則堅持認為：《紅樓夢》作者、評者、版本、佚稿這些紅學基礎性的內容與《紅樓夢》文本研究其實并不矛盾，紅學的理想境界應是將文獻研究與文本研究相結合。

紅學”外延“的討論話題尚未結束，延續下來的爭鳴就是當下“曹學”與“紅學”之間關系如何定位的問題。關于“紅學”與“曹學”之間如何溝通，有研究者提出了具體方式：

“曹學”與“紅學”的溝通，可以在本體、故事和心理三個層面，從考據學、敘事學和心理學三種視角的獨立或交叉審視中實現。心理視點的曹學，重視考證材料、記憶材料和文本材料的心理信息的發現和闡釋，重視人性—民族—家族—個體心理結構鏈的分析，重視與小說自敘傳特征相聯系的曹雪芹家族精神承傳與個體意識無意識研究，它將成為通向《紅樓》世界的獨特通道。[10]

“紅學”與“曹學”的關系，說到底還是涉及到作品研究與作家研究之間的關系，堅持認為“紅學”就是與《紅樓夢》一切學問相關的研究者，其實并不拒絕曹雪芹及其家世研究，因為這是研究任何文學作品的應有之義。消除“曹學”與“紅學”的分野，實現文獻、文本乃至文化在《紅樓夢》研究中的融通與創新，與堅持認為紅學之外有曹學，分歧的焦點就在于研究曹雪芹家世是為了更深入了解《紅樓夢》的創作過程，還是為了論證《紅樓夢》只是“寫實自傳”，從而在《紅樓夢》中尋找曹家的生活痕跡。由此可見，“紅學”與“曹學”之間如何定位不僅是“概念”之爭，這個話題的討論有更深層次的意義，是對新時期紅學的發展具有決定性作用的重大學術問題。[11]

紅學之所以能夠叫得響，毋庸置疑，首先是緣于《紅樓夢》本身的魅力，但也與許多一流的學問大家的介入有關，除了王國維、蔡元培、胡適等學術巨擘，還有新文學的開山魯迅也在其學術著作《中國小說史略》中設專章考論，可以說紅學一開始基礎打得就相當不錯。當代又有大學者和著名作家如周汝昌、馮其庸、李希凡、王蒙等用自己的學術實績推動了紅學研究的進展，特別是政治領袖毛澤東的介入，導致紅學震撼朝野上下，席卷了大江南北，這也是紅學能成為一門“顯學”的重要因素。

《紅樓夢》的誕生在中國文學史乃至文化史上都具有重大意義，具有開天辟地的性質，正如劉再復高度評價的，“《紅樓夢》為我們樹立了文學的坐標。這部偉大小說對中國的全部文化進行了過濾”，[12]從而凝結成一部中國文學的新圣經。胡德平強調指出：“曹雪芹的著作對中國近代史的影響是巨大的，它影響了我國的新文化運動?！盵13]

學術研究總要與時俱進，部分研究者提出文學建構中的“新時代”概念。[14]“新時代”是承接“新時期”的又一個嶄新歷史階段。古代文學專家寧宗一對“新時代”紅學提出了具體的建設性意見：“第一，珍重、維護和強化《紅樓夢》研究共同體，使《紅樓夢》研究群體得以健康發展；第二，紅學永遠在進行時，為此，反思舊模式、挑戰新模式是必然的前進過程；第三，為了拓展《紅樓夢》的研究空間，我們亟需創造性思維?！盵15]應該看到，在新時代的文化語境下，“紅學”這一東方顯學研究的起點明顯已被墊高。勇于開拓的研究者不應在自我封閉的心態中思考，而應在不斷與外界對話中攝取新的信息，調整自己的思考。沿著紅學史的發展軌跡，辨章學術、考鏡源流，辨析新舊兩派紅學的“經學化”傾向，辨析泛政治化語境下社會歷史批評派紅學對《紅樓夢》審美視線的遮蔽，對紅學瓶頸期的困境進行思考，展望期待視野中的《紅樓夢》研究前景，正是對“新時代”紅學的深情呼喚。

注釋：

① 有的研究者將中國古代小說評點分為“文人型”“書商型”“綜合型”，參見：譚帆. 中國小說評點研究[M]. 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

② 對“誤讀”現象的研究，主要歸為兩類：一類是以伽達默爾為主的闡釋學，主張放棄對作者原意的理論假設，力圖在讀者中生成文本意義，而文本意義的多元化呈現，又使“誤讀”成為“合法”的概念；另一類是以保羅·德曼為主的解構主義文學批評，主張傳統“正讀”的不可能性和“誤讀”的絕對性。在解構主義文學批評中，文本意義是不確定的，“誤讀”與閱讀劃上等號。與這兩類對“誤讀”現象的研究相比，哈羅德·布魯姆的理論將“誤讀”的視角轉向了作者，使“誤讀”從一種閱讀理論轉變為主體的創作策略。參見：崔國清.哈羅德·布魯姆誤讀理論中的主體問題[J].江西社會科學，201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