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義時期中國共產黨請示報告制度的建立及啟示

何 旗

(中山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廣東 廣州 510275)

自新興的無產階級政黨登上政治舞臺伊始，黨內就存在上下級黨組織間以及黨員與黨組織間的請示報告實踐。作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無產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不僅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黨的領導的學說，且依循共產國際的慣例，建立自上而下的黨內請示報告工作體系，并在實踐中將請示報告制度塑造成全黨必須堅持的“新的領導制度”。歷史和實踐表明，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在異常殘酷復雜的革命斗爭環境下徹底克服黨內軍內出現的地方主義、游擊主義、分散主義以及無紀律無政府狀態，確保軍令政令暢通，堅持和維護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進而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格外重視建立和嚴格執行請示報告制度便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作為黨的領導制度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且關鍵一環，通過在全黨全軍建立和實施定期性的請示報告制度，中國共產黨凝聚起了強大的領導力，確保了“黨領導一切”的有效貫徹落實。近些年來，由于請示報告制度所蘊含的黨建價值而逐步納入了學術研究視野，相關研究成果相繼涌現。歸納既有研究可以發現，更多的學術注意力傾向于從三個維度切入對中國共產黨請示報告制度研究。一是從黨的領導人維度研究請示報告制度。二是從整體性、歷時性維度研究請示報告制度。三是從個體性、現實性維度研究請示報告制度。上述成果雖為我們深入探究請示報告制度奠定了研究基礎，但目前學界尚未出現聚焦“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請示報告制度”的專題性研究成果。事實上，站在請示報告制度的百年演進視野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無疑具有奠基性意義，這不僅是因為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極具創造性地在全黨全軍普遍建立和實施請示報告制度，形成了維護黨中央權威和確保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的制度經驗,而且為新中國成立以后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提供了基本遵循。

一、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內創設請示報告制度的緣起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建立黨內請示報告制度，既是對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學說的繼承和發展，也是在共產國際的直接影響下生成的，更是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斗爭實踐中不斷加以推行的制度化成果。

1.無產階級政黨領導學說發展的內在要求。無產階級革命導師馬克思、恩格斯雖然未明確提出過請示報告的概念，但在其著述中蘊含著豐富的關于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學說，特別是他們提出的建立無產階級政黨內下行上知定期匯報性的領導制度等思想，為各國無產階級政黨創建自己的請示報告制度奠定了理論基石。馬克思、恩格斯認為，作為初登政治舞臺的新興無產階級政黨，要保障在同舊惡勢力的圍剿斗爭中能夠存續、發展和強大起來，必須有一套與革命斗爭環境和斗爭方式相適應的領導制度。1847年6月，馬克思、恩格斯在共同起草《共產主義者同盟章程》時就作出了這樣的明確規定：“每個區部至少每兩個月向總區部報告一次本地區的工作進展情況，每個總區部至少每三個月向中央委員會報告一次本地區的工作進展情況?！盵1]由此，開創了無產階級政黨集中報告制度的先河，成為共產黨創建請示報告制度的思想源頭。1871年11月，馬克思在為國際工人協會制定共同章程時亦特別指明：“為了聯系，總委員會發表定期報告?！盵2]

列寧作為新型無產階級政黨學說的創立者，在將馬克思主義付諸實踐的革命活動中亦極為重視黨內報告制度建設。在1907年發表的《社會民主黨和杜馬選舉》一文中，列寧闡明：“黨的所有負責人員、所有領導成員、所有機構都是選舉產生的，必須向黨員報告工作?！盵3]為此，列寧在領導俄共(布)時不僅普遍建立起了黨內的報告制，而且規定：政治局、組織局、書記處定期向中央執行委員會匯報工作。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決議提出，從下到上的一切機關都實行報告制[4]。爾后，列寧倡導建立了定期召集省委書記向中央書記處報告組織工作的制度，并嚴格規定黨員向黨組織進行報告的有關制度。中國共產黨嚴格依照馬克思主義原則組黨建黨，其誕生和發展無不與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和指導息息相關。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加強無產階級政黨領導的學說對中國共產黨組黨建黨具有重要啟迪，為中國共產黨創設請示報告制度等一系列黨的領導制度提供了理論和實踐上的基本依循，使中國共產黨的請示報告制度在繼承和發展中逐漸形成。

2.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直接影響。中國共產黨請示報告制度的發生，還與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直接指導密切相關。受俄共(布)支配的共產國際為指導中國的革命斗爭，不僅派遣代表、顧問來中國指導工農革命運動，還直接推動了旅俄中國共產黨人組織及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并從一開始就把中共作為其下屬的一個支部要求與其發生密切聯系。據檔案記載，1920年制定的《旅俄中國共產黨人組織章程》規定：中國共產黨人中央組織局主席團與俄共(布)中央保持最密切的接觸，向俄共(布)中央通報自己的工作，并在著手這些工作時要征得俄共(布)中央委員會同意。這里的“通報”即表明了報告之意。

1921年3月，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與中國支部召開了中國共產主義組織代表大會(即“三月代表會議”)。據瞿秋白《中國共產黨歷史概論》記載，“三月代表會議”通過了第一決議，其中第六條規定：“加入第三國際----每月報告?！盵5]為加強對中國革命的指導，便于與中共間發生密切的聯系，作為上級組織的共產國際突出強調和重視建立上下級組織間的報告制度。由此，中共一大通過的第一個決議旋即作出了黨中央委員會每月向第三國際報告工作的規定，及至中共二大召開前夕，作為中共中央執委會書記的陳獨秀即以書面形式向共產國際詳細報告了黨員及經費、政治宣傳、工人運動及未來黨的工作計劃等。此后，“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第三國際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實際領導者”[6]。中共作為下級支部向上級----共產國際定期報告工作成為慣例，而共產國際則通過中共所報告的黨和中國革命的有關情況對中國革命斗爭進行指導，并與中共發生密切聯系，這對中共黨內請示報告制度的建立與發展也產生了直接影響。

3.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斗爭的現實需要。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夕，一直處于秘密狀態，組織發展較為緩慢和“內斂”。中共一大召開之際，全國黨員不過50余人，故決定暫不必根據黨章規定設立人數較多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為了和當時存在的個別支部發生聯系，建立黨的中央局”[7]，即僅建立了臨時性的組織機構----中央局。中央局負責黨的日常領導工作，在加強黨中央與各地黨支部的聯系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隨著黨員數量的增加及地方組織規模的擴大，如何密切各地方黨組織與黨中央之間的聯系，以便能夠更好地執行黨的決議、維護黨的紀律及擴大黨在工農群眾中的影響，成為黨的締造者們必須正視和迫切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特別是在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不得不轉入秘密狀態中，及至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后，黨及其領導下的人民軍隊更是長期處于被敵人分割的、游擊戰爭的并且是農村的環境之下，條塊分割、各自為戰無疑產生了黨內和軍隊中的“事前既不請示，事后又不報告”的地方主義、分散主義及無紀律無政府狀態。

在上述情勢之下，黨內各級組織之間、黨與軍隊之間如何發生最密切的聯系，特別是如何加強中央對地方和軍隊的有效領導，以及上級組織實施對下級組織有關革命活動的及時指導，建立和執行黨內請示報告制度就成為了在當時新的革命環境下中國共產黨所采取的極佳的“聯系”和“領導”方式。隨著全國解放戰爭的迅速推進，到1948年中央九月會議前夕，黨領導下的解放區面積已達235萬平方公里，人口為1.68億，黨員人數增加到了300萬，人民軍隊280萬，另在南方幾個大區域內也建立了游擊戰爭根據地[8]1343-1344。在這種情況之下，不僅黨領導革命斗爭的空間范圍空前擴大，客觀上也要求黨的領導工作由分散迅速向集中轉變，而此時“全黨迫切需要的，是不失時機的生動的具體的報告和指示”[8]1333，以維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加強黨的組織紀律性。

二、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內請示報告制度的形成脈絡

基于上述緣由，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伊始便開啟了請示報告工作實踐，及至1949年上半年在全黨全軍普遍建立起了請示報告制度，這一建立過程大致可劃分為三個階段。

1.早期醞釀階段(1921-1927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就格外注重黨內的請示報告工作，并將其作為健全黨內生活、加強組織紀律的重要工作。據目前所發現和掌握的文件記載，中共一大是最早規定建立報告工作的，其通過的決議規定：“黨中央委員會應每月向第三國際報告工作?！盵9]6中共一大結束后，中央局即向共產國際報送了《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等一整套完整材料。中共一大所提及的“報告工作”即為“報告制度”的最初表達，可視為建黨初期的“準報告”制度。在此基礎上，中共二大制定了《中國共產黨章程》，其“紀律”部分載明：“地方執行委員會開除黨員后，必須報告其理由于中央及區執行委員會?！盵9]168由此開啟了創建黨內請示報告制度的大門。

中共三大后，黨的組織和黨員活動范圍不斷擴大，黨員跨地區活動漸多，管黨治黨“作業面”隨之拓展開來。在此情況下，中共中央如何了解和掌握各區組織相關工作進展情況、上級如何掌握下級乃至每個黨員情況就急需黨內經常性的報告工作跟進。1924年11月，《中央通告第二十一號》黨務活動的報告工作提出要求：“(五)委員會或組長，至少一星期應向中央作報告一次，報告一星期內所做工作；(六)報告不宜過于簡略，要很有條理的述明各項工作之全部?！盵10]

中共四大后，黨的組織系統架構逐步完善，分為支部、地執委、區執委、中央，并建立了駐地方的派駐中央委員制度。為了密切與各地區之間的聯系，及時了解各地黨務，以便加強對組織建設之指導，中共中央明確提出各地方黨組織、駐地方的中央執行委員和候補委員必須按時按要求就各地的政治狀況和黨的工作情況向中央作工作報告，并且要求各地方黨組織的主要負責人應就該地方的政治和黨務情況每周向中央作一次工作報告，區委、地委下的各部至少每月向中央各部作一次詳細工作報告。此時，黨內不僅存在上下級間的報告工作實踐，中共中央還進一步提出了報告的類別：一是就地方政治動態和黨組織應對策略所作的政治報告；二是組織、宣傳、婦女、農運等黨的工作部門的專項工作報告；三是由相關負責人作的不定期報告。

上述多處所提之“報告”，即是對后來“請示報告”制度的原初表達和應有之意，表明中國共產黨尚在幼年時期就注重形成以黨的組織為支點、以黨的負責同志為主體、以黨務和政治動態為核心的黨內報告工作。盡管這些黨內報告工作規定尚處于文本草創階段，且其內容相對簡陋和零散，并未形成較為系統的制度文件，但在當時條件下卻起到了加強黨的上下級組織間聯系的重要作用，為日后建立健全黨內正式的請示報告制度種下了“制度基因”。

2.初步形成階段(1928-1945年)。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被迫從公開轉到地下，從城市轉向農村，黨的活動范圍和組織方式亦發生重要轉變。為了加強中央對于黨內的宣傳和組織工作的經常性指導，中共中央于1928年10月1日、17日分別發布關于黨的宣傳鼓動工作和組織工作的中央通告，要求“每個省委接到此通告后，應立即提出討論，并根據過去經驗與現在需要，作一切實的宣傳計劃，寄交中央，并將過去宣傳工作狀況詳細報告”[11]621；規定“以后省委應督促各級黨部做組織報告，每月整理向中央作單獨組織報告一次”[11]654。這既是對黨的組織紀律要求的細化，亦是加強自下而上的黨內報告工作的重要舉措。

隨著各革命根據地和紅軍的不斷發展，黨領導下的土地革命迎來新局面。為加強各根據地建設，建立一個堅強有力的蘇維埃政府，1931年12月15日，由毛澤東、項英共同簽發的《關于建立報告制度問題》的中央政府通令中，明確提出各級蘇維埃政府建立由下而上的報告制度，強調“除定期報告外，遇有臨時問題也要及時請示報告”[12]143。與此同時，紅軍中黨的報告工作也得到加強。1932年1月19日，王稼祥給紅軍各級政治委員、政治部、黨的支部委員會的指示信中強調“每月月終，支委應向支部大會做工作報告，要全體同志參加討論，詳細檢閱支委的工作”[13]，從而對紅軍提出了建立請示報告制度的要求。

全面抗戰爆發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斗爭異常殘酷復雜，“一切服從戰爭”成為加強各革命根據地集中統一領導的最高原則。然而，一些地方和軍隊在組織上自成系統，向中央鬧獨立性，反對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甚至還出現了“在一些重大問題上不遵照中央的政策和指示，事前不請示、事后不匯報”[14]的嚴重情況，極大影響了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為糾正這些影響黨的統一性的問題，1939年3月6日八路軍政治部發出《關于建立報告制度的通知》，完善了原先中央規定的報告制度，規定了軍隊中各種報告的內容、頻次及編寫注意事項。

1941年至1942年是中國敵后抗戰最為困難的時期，中國共產黨面臨更加艱難復雜的斗爭局勢，集中全黨的一切力量并快速、有效地開展對敵斗爭顯得日益緊迫。但在長期分散的獨立活動的游擊戰爭環境下，黨內甚至黨的高級干部中出現了獨立主義、個人主義、分散主義等各種破壞黨的集中統一性的錯誤傾向。為此，中共中央突出強調請示報告制度建設，指明下級黨政軍民組織“在解決新的原則問題及按其性質不應獨斷的問題時，不向上級和中央請示，都是黨性不純與破壞統一的表現”[15]433-434，要求各根據地領導機關“在決定含有全國全黨全軍普遍性的新問題時必須請示中央”[15]433。

由上觀之，中國共產黨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戰爭的領導實踐中，進行了請示報告制度建設的有益探索，并取得了豐碩的經驗和成果，其請示報告制度不僅涵蓋黨內上下級組織間，也開始延伸拓展到黨領導下的政府和軍隊中。雖然由于黨所處的革命斗爭環境和自身發展情況等因素的制約，這一時期黨內請示報告制度尚未形成系統、穩定、完備的制度規范體系，但已逐步實現了從單一到多樣、由碎片化向規范化方向的發展，標志著請示報告制度在黨內和軍隊中的初步建立并已在一些領域逐步落實。

3.正式確立和廣泛推行階段(1946-1949年)。請示報告制度初步形成后，在確保黨在戰爭狀態下的集中統一領導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但也存在一些不盡如人意之處。特別是在解放戰爭前的武裝割據和游擊戰爭時期，各自為戰“產生了某些無紀律狀態和無政府狀態，地方主義和游擊主義”[9]1346；還有的軍隊負責同志“事前既不請示，事后又不報告，仍然將自己所指揮的野戰兵團或軍區機關部隊看成好像一個獨立國”[16]。為迅速克服存在于黨內軍內的分散主義、游擊主義、地方主義，并盡快克服和消除無紀律無政府狀態，既使中央有可能在事先或事后幫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錯誤，又把一切必須和可能集中的權力集中于中央，中共中央對建立健全和嚴格執行請示報告制度提出了更加明確的要求。

1948年1月7日，由毛澤東負責起草的《關于建立報告制度》的黨內指示分別就地方和軍隊兩個層面如何建立報告制度提出了規范性的要求。在地方層面，規定各中央局、分局書記就該地區軍政、土改、整黨、經濟、文宣等各項活動的動態、活動中發生的問題和傾向及對此問題和傾向的解決辦法，按照1次/2月的頻率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綜合性報告；在軍隊層面，規定各野戰軍和軍區首長按照1次/1月的頻率作戰績報告、損耗報告和實力報告，同時按照1次/2月的頻率作政策性綜合報告和請示，所報告的主要內容除了涉及軍隊紀律、軍民關系等之外，還要包括指戰員中發生的偏向及克服這種偏差的方法等內容。這一規定表明，各中央局、分局及各野戰軍、軍區的主要負責同志除了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以往臨時性事務性的請示報告外，還要及時匯報各地各領域存在的具體問題及解決問題的辦法。隨后，中共中央發布的《關于建立報告制度的補充指示》《中共中央、軍委關于嚴格執行向中央作請示報告制度的指示》，以及毛澤東致東北局的《執行報告制度的重要性》等一系列黨內文件，進一步規范和補充了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向中央進行報告的事項和方式，并對一些地方和軍隊不同程度存在的事前不請示、事后不報告的無政府無紀律現象提出了嚴肅批評。

在上述基礎之上，1948年召開的“九月會議”討論通過了《關于各中央局、分局、軍區、軍委分會以及前委會向中央請示報告制度的決議》。該決議對于政治、經濟、軍事、文教、黨務等各方面工作中哪些決定權屬于中央，哪些必須事先請示中央并得到中央批準后方能付諸實施，哪些必須事后報告中央審查均作了明確規定，并詳細規定了各地向中央報告的事項和報告程序及執行程序，以及哪些事情應該報告、哪些人應該報告、通過哪些方式進行報告，同時指明了如何寫報告、如何請示等問題。決議文件不僅進一步規范了黨內請示報告工作，而且強化了黨的上級組織對其所屬的下級組織的集中領導，堪稱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建立與執行請示報告制度的綱領性文件。

“九月會議”后不久，中共中央要求各中央局、分局、軍區、軍委分會及前委會根據“九月會議”精神具體制定所屬范圍和管轄領域內的請示報告制度，并要求各單位各系統開會檢視黨內請示報告制度的有關執行情況。據此，各大單位紛紛就建立與執行請示報告制度問題召開會議、進行檢討，并作出相應決定。例如，中原局經過討論后形成《關于克服無政府無紀律狀態并建立請示報告制度的決議》，并建立了分工明確的請示報告制度：中原局單月報告中央，所屬下級機構雙月報告中原局。與華北局、華東野戰軍等的做法相似，從九月會議至1949年初，各野戰軍兵團、軍以上單位普遍建立了請示報告制度。誠如1949年3月29日羅榮桓在東北野戰軍師以上干部會議上所作報告時指出的：“目前野戰軍、兵團、軍，請示報告制度一般說是建立起來了?！盵17]自此，請示報告制度得以在全黨全軍中普遍確立和廣泛推行，并逐步成為全黨全軍必須堅持的優良傳統和工作制度。

三、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內請示報告制度的實踐功效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內請示報告制度的建立和實施，對加強革命斗爭時期黨的領導和黨的各方面建設，提升黨的向心力、組織力和領導力發揮著重要功效，推動著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更加偉大的勝利。

1.加強黨的政治建設的重要舉措，為有效維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和中央權威提供了制度保障。馬克思主義認為，在無產階級政黨尚未掌握國家政權的情況下，黨中央權威的獲取需要依靠強制力。就本質特征來看，中國共產黨請示報告制度的建立和執行要義在于確保中央對各方面各領域各層級工作的全面領導，首當其沖的是保證黨中央權威和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為加強各根據地黨的領導，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決定：“各根據地領導機關在實行政策及制度時，必須依照中央的指示”[15]433，同時規定各根據地領導機關在決定含有全國全黨全軍普遍性的新問題時必須請示中央，不得危害全黨領導的統一。這鮮明體現了以建立和執行黨內請示報告制度來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的特性。此后，毛澤東及中共中央反復督促、糾正、批評、指導各中央局、分局、野戰軍、軍區、軍委分會及前委會等各系統各單位厲行請示報告制度，并堅決糾正黨內軍內存在的“先斬后奏”“不斬不奏”等鬧獨立的錯誤做法，防止“令行不止”“各自為政”等妨礙黨的集中統一的不良現象，體現出了捍衛黨中央權威和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的堅強意志。

由上觀之，黨內請示報告制度確立之最初目的，便是為了確保革命戰爭條件下黨中央對于分散在各區域黨組織、根據地政權、軍隊等的集中統一領導，維護黨中央的領導權威，確保黨中央能夠對革命工作有清楚的掌握和控制，從而發出正確的指示和命令，以便有效應對瞬息萬變的革命局勢。而中國共產黨請示報告制度的根本內容就是作為下級的地方黨組織(如各中央局、分局、軍區、軍委分會及前委會)定期向作為上級的黨中央報告情況、請求指示，而上級(如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及時對下級作出安排、下達指示，正是由于全黨全軍嚴格執行這種下行上知、上傳下達的定期性請示報告的領導方式，不僅確保了革命戰爭環境下黨中央對各革命根據地、軍隊的全面領導，維護了黨的集中統一性，還充分彰顯了黨中央的核心領導力和最高權威性，使黨中央能夠在一盤大棋中總攬全局、協調各方，從而為鞏固、完善和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

2.加強黨的組織紀律建設的內在要求，為強化黨員干部的組織觀念和規矩意識提供了制度遵循。在黨紀建設的視野中，請示報告制度集中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加強紀律建設、強化黨的干部尤其是高級干部的組織觀念和規矩意識的內在要求?？v觀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請示報告制度的形成史，這一制度是中國共產黨所一貫倡導和堅持的重要組織紀律和政治規矩，是中國共產黨在艱難復雜的革命戰爭環境中強化黨的組織紀律性和規矩意識的重要保障。例如，由于長期游擊戰爭而形成的慣習，抗戰時期出現了王明等黨的高級干部在重大問題上不請示中央、不尊重中央決定等嚴重破壞黨的組織原則和紀律問題，解放戰爭時期一些地方黨和軍隊的領導機關出現了“事前不請示、事后不報告”的地方主義、經驗主義的惡劣作風以及無政府無紀律狀態。

為了堅決反對和迅速克服這些破壞黨的組織紀律性的錯誤現象，全黨全軍集中開展了反對和克服分散主義、游擊主義及無紀律無政府狀態的黨紀教育和專項整頓，毛澤東及中共中央接連發出《關于建立報告制度的指示》《關于各中央局、分局、軍區、軍委分會及前委會向中央請示報告的決議》《關于嚴格執行報告制度的指示》《關于在全黨全軍展開對執行報告制度之檢討的指示》等一系列黨內文件，嚴厲批評了一些地方和軍隊所表現出的嚴重地方主義、游擊主義、分散主義、自由主義傾向，指出“這種狀態，給予革命利益的損害，極為巨大”[8]1332，要求作出認真的檢討，并立即采取措施加以糾正。當時東北局因未按時按要求向中央作綜合性報告，毛澤東三次去電督促，同時提出批評：“在這件事上，在你們的心中存在著一種無紀律思想?！盵18]在毛澤東嚴厲的批評下，東北局不但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評，而且堅決克服了無紀律思想，嚴格貫徹執行了請示報告制度?？梢哉f，正是請示報告制度的有效實施，保證了全黨全軍紀律嚴明、政令軍令暢通，從而為贏得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提供了重要保障。

3.加強黨的民主集中制建設的重要機制，為鞏固和發展黨內民主提供了制度安排。 作為無產階級政黨的根本組織原則和領導制度，民主集中制反映了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和領導活動規律，其核心要義在于使民主基礎上的集中與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有機融合。事實上，請示報告制度生動地體現了這一組織和領導原則，是執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工作機制。請示報告，顧名思義，包含了上對下、下對上兩個維度的雙向互動含義：一是各地方和軍隊將所遇到的重大問題、重要事項向中央進行報告和請示，聽取中央的意見和指示；二是中央認真聽取各地方和軍隊的工作匯報和請示報告，及時明了和掌握各地方和軍隊的情況和遇到的問題，以便發布正確的指示、決議和政策部署。這種下行上知、上傳下達定期匯報性的組織和領導方式成為貫徹落實中國共產黨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工作機制。一方面，由下至上、層層報告，能夠讓各地方和軍隊的重要情況和真實意愿得以向上反映；另一方面，由上而下、步步下達，能夠使中央的革命路線方針政策在地方和軍隊中得到普遍貫徹執行。實際上，中共中央發布一系列關于建立和執行請示報告制度的通告、指示、決定等，為的就是能夠保證全黨全軍下情上達、上令下行，既使各地方和軍隊出現的重大問題、重要情況及時向中央反映，又使中央的革命路線方針政策在各地方和軍隊中得到有效地貫徹落實，從而深刻體現出請示報告制度在踐行民主集中制過程中既有民主又有集中的精髓要義。

就實際情況來看，在建立和執行請示報告制度的過程中，毛澤東及中共中央既突出強調各地方和軍隊對中央戰略意圖和政策決議的堅決服從，體現出“下對上”的集中，同時也格外注重聽取各地方和軍隊對中央領導工作的意見建議，體現出“上對下”的民主。譬如，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央關于建立報告制度的補充指示》中就明確規定：“每一個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均有單獨向中央或中央主席隨時反映情況及陳述意見的義務及權利?！盵19]1321948年8月23日，毛澤東專門就改進向中央作請示報告事宜給黨內軍內各系統各單位發出指示，“你們對于中央的領導工作，不論是內容和方法，如有批評，亦請提出”[20]。這既是請示報告制度，充分發揚黨內民主的突出表現，亦是中央集中意見的重要方式。隨后不久，“九月會議”根據各地所反映的情況形成的請示報告的決議，不僅具體規定了政治、經濟、軍事、黨務等八個方面中央與地方各自的權限，而且在明確中央決定權的同時要求“各地得向中央提出建議”，在確定地方決定權之時亦強調“必須事先請示中央”[19]356。由此可見，通過建立與執行請示報告制度既融匯貫通了“上對下”的民主與“下對上”的集中，又把維護中央權威與發揮地方積極性有機融合了起來，從而成為了貫徹執行黨內民主集中制的一項有效工作機制。

四、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內請示報告制度的現實啟示

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重要領導制度安排，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請示報告制度的建立同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領導學說密切相關，亦同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指導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但在創造和實踐請示報告制度過程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將這種特殊的領導方式成功塑造成全黨必須遵循的“新的領導制度”。通過建立和執行黨內請示報告制度來加強黨中央權威和黨的集中統一領導，通過上下級組織之間的下行上知、上傳下達、上令下行使上級及時知曉和掌握下級情況和問題、下級準確理解和貫徹上級意圖和部署。在新時代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推動黨和國家各領域各系統各層級嚴格執行請示報告制度實踐中，我們重溫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的歷史，探討黨內請示報告制度的緣起、形成及價值功能問題，至少可以得到如下三點重要啟示。

第一，請示報告非小事。請示報告看似是比較具體細致的小事，但該不該請示報告、請示報告什么、怎么請示報告等決不是小事，而是關系黨的領導、涉及黨的組織紀律性的大事，亦是黨性原則的集中體現。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指出的：“請示報告不是小事，不要滿不在乎，這些年來一些干部出事就出在這上面?！盵21]建立和執行黨內請示報告制度之核心要義就是要確保政令暢通，確保黨中央權威和黨的集中統一領導落地生根，特別是在處理涉及黨和國家工作全局的重大問題、影響廣泛的重要情況以及應對全局性變革時，應由黨中央總覽全局并統籌調度各方，確保黨中央的決策和指示由上而下地得到嚴格地貫徹落實。當前一些地方和領域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個人主義、分散主義、自由主義、本位主義，在請示報告上打折扣、搞變通、不實事求是等問題較為突出，有的事前不請示、事后不報告，把自己主政或分管的地方和部門當做“獨立王國”“私人領域”，背著中央另搞一套；有的遮遮掩掩，報喜不報憂、報功不報過，不如實請示報告；有的滿不在乎、敷衍塞責，甚至陽奉陰違等。這些都給黨中央權威和黨的集中統一領導造成嚴重影響，必須通過嚴格執行請示報告制度，推動全黨形成上下貫通、執行有力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確保黨中央一錘定音、定于一尊的領導權威。為此，2021年5月，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議批準的《中國共產黨組織工作條例》從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出發，重申了嚴格執行黨內請示報告制度[22]。

第二，請示報告是適時變化的。作為富有革命色彩的領導機制，請示報告制度的發生固然打上了革命時代的烙印，但其種類、內容、方式、程序等基本元素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需要根據黨的歷史任務和面臨形勢的發展變化而不斷完善和創新，同新時代黨的建設和黨的領導實踐同步。在這方面，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制定重大事項請示報告條例、嚴格和完善領導干部個人重大事項報告制度、中國共產黨政法工作條例等均是典型例證，這些都是立足于新時代健全完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的現實需要。這就啟示我們，要在繼承過去建立和執行請示報告制度好的傳統和做法基礎上，認真分析研判新的歷史條件下堅持、完善和發展請示報告制度存在的難點與問題，查找各種新情況新問題出現的根源，從而形成更有區分度和顯示度的請示報告類別、更為細化具體的請示報告內容、更具明確規范的請示報告程序，以及更契合時代特征的請示報告方式方法。如根據實際需要，明確各個層級、不同崗位的黨員干部需要請示報告的內容及配套辦法；再如按照不同領域，提出紀檢、組織、宣傳、統戰、政法等黨的專門工作領域和國家機關、事業單位的請示報告制度，以及抽查核實機制等配套實施規定。

第三，請示報告要簡要、求真務實。請示報告制度所要求的請示和報告的內容不是時過境遷、面面俱到的總結性報告，亦不是泛泛而談的綜合情況報告或數字統計報告，更不是空穴來風、華而不實甚至報喜不報憂、報功不報過的工作匯報，而是強調政策性、問題性、針對性、適時性及客觀真實性，講究簡明扼要、切中要害、言之有物、實事求是。質言之，任何請示報告都必須做到客觀真實反映情況、分析問題、提出建議，而不能虛報浮夸，更不能掩蓋矛盾和問題。這就要求撰寫請示報告的同志特別是領導同志，不僅要有堅持問題導向的政治敏銳性、善于抓住主要矛盾的辯證思維，而且還要秉持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和務實作風，對于事前請示、事后報告所涉及之材料，必須經過分析整理和證實，而不是道聽途說；撰寫請示報告的態度，必須實事求是，而不是敷衍塞責，做到既有分析也有結論，既說優點長處又說缺點錯誤，切忌空洞無物；撰寫請示報告所用之文字，務求簡明扼要，切忌長篇大論又無法說明問題。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堅持、發展并自覺執行請示報告制度，使這一重要領導制度真正在堅定“四個意識”、落實“兩個維護”，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進而在贏得新時代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中閃耀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