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健康素養與老年人焦慮的化解

伍 麟, 趙利娟

(武漢大學 社會學院，武漢 430072)

健康素養指個體獲得、加工和理解用以作出恰當健康決策所需基本信息與服務的能力。該概念后擴展到互聯網資源空間，衍生出電子健康素養(eHealth Literacy)，即從網絡上搜尋、發現、理解和評價健康信息并應用該知識解決健康問題的能力[1]。電子健康素養概念是在第一代電子健康服務應用和發展過程中提出的，而隨著互聯網技術的日新月異，大量新興的社交媒體、健康軟件、可穿戴智能設備等數字科技產品不斷涌現，學者們順應時代潮流也開始了新的嘗試和探索，強調從系統角度看待數字健康素養。所謂的數字健康素養就是在動態的、特定環境下的個人和社會因素以及技術限制條件下，搜尋、理解、評估、應用、分享和創造健康信息，以便在整個生命周期中維持或改善生活質量[2-3]。世界衛生組織發布《數字健康全球戰略(2020—2024年)》指出[4]，數字技術應涵蓋電子健康、移動健康(mHealth)以及人工智能、大數據和基因組學等新興領域；數字健康將電子健康的概念擴展到包括更廣泛的智能設備和連接設備的數字用戶，涵蓋了數字技術在健康方面的廣泛用途。從健康素養到電子健康素養再到數字健康素養，隨著概念的延伸和拓展，可以看出公眾對健康的需求也在逐步擴充，由疾病治療、健康管理到預防保健，再到生活質量的提升，人們主導意識和控制感的重要性日益突顯。盡管小部分老年網民對微信、抖音等數字軟件使用得心應手，但大多數老年人對數字功能板塊仍缺乏認知和理解，尤其是健康科技產品。在推動醫養結合的智慧養老模式進程中，數字媒體使用技能、健康信息選擇和分享都成為不可忽視的重要前提。

一、數字時代的老年焦慮

中國正處于重大的人口變化時期。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中國60歲及以上人口超2.64億，占總人口的18.7%，較2010年六普時期上升6.34%，人口老齡化程度持續加深。老齡化社會考驗醫療養老等公共服務建設和社會保障體系，家庭養老成本壓力也隨之增加。焦慮是老年人最常見的心理健康問題之一。中國老年人的焦慮癥患病率約為6.79%，焦慮癥狀的患病率約為22.11%，焦慮癥狀發生率是情感性障礙、一般抑郁癥狀和抑郁癥等心理障礙的數倍，醫療情境下老年人的焦慮體驗患病率更高[5]。21世紀移動互聯網普及后，信息科技與我們的生活更加融為一體。然而，便捷的智能社會尚未惠及全體老年人，在享受互聯網紅利方面還存在數字鴻溝。除了老化帶來的身體和健康焦慮外，還增加了信息和科技焦慮。

(一)生理健康焦慮

生理健康焦慮是個體出現的一種負面情緒體驗，表現出對自身健康情況的不安或擔憂。衰老對健康焦慮有著特殊的影響。一方面，隨著年齡增長，老年人勢必會出現頭發花白、皮膚松弛、身材走樣等外表問題，反應遲鈍、步履蹣跚、移動困難等行為問題，以及疾病纏身、常年吃藥、治療不佳等健康問題。這些客觀存在且不可避免的衰老表征都會讓老年人產生“大不如前”或“負擔累贅”等消極觀念，可以稱之為“客觀健康”焦慮。老年人更容易困囿于固有的生活習慣和健康觀念，對現代健康理念和健康管理模式接受度較低，對自然衰老的難以接受和自我認知偏差引起他們的客觀健康焦慮。另一方面，在社會中衰老往往與“無能、疾病、痛苦、無吸引力和拖后腿”等消極表達聯系在一起，長此以往就會形成一種消極觀念，即“老化刻板印象”。老化刻板印象不斷被內化為個體對衰老的自我認知，尤其是消極老化刻板印象隨著時間的推移呈現持續增長趨勢，成為影響老年人心理和行為的先決條件[6]。

老年人處于社會邊緣地帶，可能會特別在意別人對他們年老時的看法和評價，而一旦他們擔心自己在別人心中的形象與自己的期望存在差距時，尤其是認為別人的評價都是負面時，焦慮和困擾的情緒就會難以消弭。這種感覺自己的身體形象或健康狀態因受到他人負面評價而體驗到的心理不適感稱為“社會化健康”焦慮。無論是客觀健康焦慮還是社會化健康焦慮，都可以歸因于自我感知錯位或自我認同缺失，即老年人對老年階段本應出現的體貌特征、行為特點、健康問題的否認或回避，以及因過度關注外界評價而產生的自我懷疑和自我否定等錯誤認知。健康焦慮影響人們健康信息搜尋的頻率和時間，也對健康信息類型、信息來源選擇等行為產生影響[7]。緩解健康焦慮成為人們獲取健康信息的重要動機。隨著老年網民群體規模的擴增和互聯網技能的提升，老年人開始把互聯網作為緩解健康焦慮的渠道，希望通過呈現良好的精神面貌和身體形象來向他人傳遞一種“老當益壯”的年輕態和對生活的掌控感，減少社會公眾對他們的負面評價和污名標簽。

(二)數字技術焦慮

老齡化并不只局限于生理老化，還包括社會老化，即行為、角色、互動、認同等方面也因老而變?？萍歼M步和生活環境改變對老年人的社會融入和社會功能提出了挑戰，進而衍生出跟老化中因客觀體質下降和認知曲解帶來的健康焦慮有所不同的社會能力焦慮，主要體現為數字技術焦慮。伴隨著健康科技產品和服務的普及，社會老齡化過程呈現出強烈的數字參與特征。數字健康需求增加與數字包容性不強之間的矛盾與張力，導致老年人對互聯網相關科技的焦慮、恐懼、排斥和回避行為。起初這種對信息科學技術的負面情緒體驗由計算機焦慮發展和演變而來，隨著科技產品的更新，其概念范疇也在逐步外延。更加智能和便捷的數字技術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老年人因技術落后和網絡排斥引起的科技焦慮，但持續多元化的科技創新仍對他們提出新的挑戰，尤其是與之息息相關的健康科技，如無線傳感器、可穿戴設備等技術。目前，健康科技產品和服務的學術研究及實踐開發都處于以科技為中心的階段，尚未完全實現以人為中心的核心宗旨。這一差距加劇了老年人使用過程中的不確定性、焦慮、擔憂等負面體驗，進而影響他們對智能設備的態度和使用意愿[8]。例如，Tsai等的研究發現，老年人對移動智能穿戴產品的材料產生抵觸，認為棉料織物更透氣舒適，現有的化纖材料穿戴體驗很差，往往一小段時間就會脫下，無法發揮實時監控和記錄的作用[9]。

一方面，老年人直接或間接體驗到互聯網在日常生活中的便利；另一方面，也擔心自己在智能社會是“失控的”“無力的”，這種矛盾引發的科技焦慮或回避心理是人生智慧經驗和人工智能價值之間的博弈。此外，盡管中國老年群體具有明顯的觸網率低、上網活動單一等特點，但仍有一部分老年科技達人熟練掌握在線搜尋和評估、創造和分享健康信息的網絡技能，還有部分老年人開始使用智能血糖儀、家庭智能監測儀等智能設備，優先享受了科技紅利。這種同輩中優劣勢比較所引發的相對剝奪感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老年群體的焦慮體驗。與臨床心理學范疇中的焦慮不同，數字時代下的焦慮具有更明顯的社會屬性。如果焦慮程度或負反饋持續增加，老年人可能會表現出“一刀切”的排斥和逃避行為。數字健康素養的提升可以通過增加老年群體的健康科技服務使用體驗、提升操作技能和成功率，來增強他們的自我效能感和自信心，降低相對剝奪感，進而緩解數字科技焦慮。

上述兩類老年人焦慮主要源于客觀機能下降和錯誤認知偏差，而健康行為和認知是緩解客觀和社會化健康焦慮的主要方式。健康生活方式是人們為了維持或改進健康狀況而形成的自發性和多維度的健康行為和感知，不僅包含飲食作息、體育鍛煉等健康提升行為，積極向上、樂觀豁達的健康心態和觀念，還包括與時俱進的健康認知和技能、和諧融洽的社交關系和生活。根據知識-態度-行為(KAP)理論，人們的行為發展分為三個連續階段，即知識獲取、信念生成和行為形成[10]。知識是態度和行為的先決條件，健康信息獲取為健康行為方式的形成提供了基礎保障。數字健康素養通過優化老年人生活方式來抑制焦慮，具體體現在獲取和使用健康信息、維持和提升健康認知、養成和強化健康行為三個方面。

二、健康信息的焦慮釋緩

隨著人均壽命的延長和醫療技術的發展，人們對于醫療衛生服務的要求從單一的疾病治療逐漸發展為健康綜合管理，而健康信息成為采取健康管理和決策的必備資源，也是緩解認知偏差焦慮的重要渠道。健康信息對人的生命和健康有重大影響，往往比一般信息更能吸引老年人的關注[11]。健康決策的高風險性讓人們在獲取健康信息時更為謹慎。不同于過去電視、廣播等傳統信息渠道，信息網絡化給老年人獲取健康信息增加了便利性的同時也賦予了全新的挑戰。健康信息的網絡化發展經歷了從搜索引擎和健康網站的web1.0時代，到微信微博社交平臺的半參與式web2.0時代，再到當下5G的快速落成和完善，短視頻、VLOG、直播等實時交互的多媒體平臺也加入了信息生產和傳播的賽道，不同信息媒介在不同時代和場景下都發揮了各自的作用。信息承載渠道的多樣化、傳播形式的碎片化、用戶參與的交互化，雖然拓展了信息來源、打破了時空界限，但由于快速更新和監管缺位，也給尚未深度融入數字社會的老年群體帶來了不可預測和不可控制的挑戰。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線健康信息蘊含著網絡化和專業化的雙重特性，智能產品設計和信息獲取流程的適老不足、網絡新興語言和健康專業術語的表達風格，加大了網絡健康信息的內容與老年群體的日常知識體系錯位，致使老年人無法準確理解信息所要傳遞的事實真相，在通過互聯網進行健康管理和決策時面臨種種困難和風險。

老年人與年輕人不同，一方面,老年人經歷了從依賴醫療服務者的“家長式”到主體地位提升的“參與式”醫療保健決策方式的轉變[12];另一方面,年齡增長改變了老年人的時間知覺，健康焦慮類型和程度也有所變化，尤其是面對新型疾病和風險時的未知加劇了他們的無力感。這些變化都對老年人健康信息的獲取和決策提出了新的挑戰，他們需要更多信息來幫助處理健康問題、應對健康風險。除了網絡環境多變和健康專業壁壘帶給老年群體的健康信息獲取困難和挑戰之外，衰老導致的認知功能和執行功能弱化則是影響老年人網絡健康信息行為的另一大消極因素。但正是因為這種衰退“不可逆”，我們才應該在其他可執行、可操作的因素上探索、挖掘，幫助老年人彌補機能老化帶來的不足。不可否認的是，老年群體的數字健康素養水平參差不齊且普遍較低，主要表現為高效獲取健康信息能力欠缺、科學解讀和評估健康信息能力匱乏、有效運用和參與健康管理動力不足等。這些問題一方面會加強老年人在健康管理過程中的困擾和焦慮體驗，另一方面還可能由于錯信、錯用、錯傳虛假健康信息造成不可控的身體傷害和社會風險。

數字健康素養可以為老年人識別高質量的網絡健康信息保駕護航，是健康老齡化的一個保護性因素。數字健康素養并非靜態的，而是一種可以通過教育和培訓進行提升的能力。有學者通過實施專門為老年人設計的網絡健康素養提升培訓項目，發現培訓干預在一定程度上的確改善了老年人的網絡健康信息搜尋、加工能力，也產生了一定的延續效應，即培訓結束后仍通過互聯網收集健康信息、踐行健康行為[13-14]，可見針對性的教育培訓可以提升老年群體的數字健康素養。同時，數字健康素養的增強又反過來有助于提高老年群體對網絡信息來源的識別和鑒別能力，幫助他們了解哪些來源能提供高質量的信息，并根據來源的總體質量判斷具體信息的可信度[15]。通過提升老年人的數字健康素養，不僅能幫助老年人掌握獲取真實信息的能力，還能為他們進行資源共享和交換、實現社會參與提供渠道和平臺。數字健康素養高的老年人更認可網絡健康信息對于提升自身健康的效用，也更愿意從網上獲取促進健康的資源和知識，進而加強健康管理意識和踐行健康提升行為，達到提高身心和認知健康、降低焦慮的目的[16]。

隨著健康中國戰略目標的提出和衛生體系改革的推進，中國老年健康水平不斷提升，但仍存在著不同年齡群體、同齡亞群體之間健康資源分配和機會獲取的不平等現象[17]?！?020—2030年健康老齡化行動十年》提出，要進一步增加對老齡健康公平的關注，彌合其差距，并強調健康中社會決定性因素的重要作用[18]。社會資本與個人健康以及公共健康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其中一個作用機制就是促進代際和代內群體間社會資源的重新分配、快速循環和持續更新[19]。社會資源可以彌補由社會地位和健康狀況下降給生活質量造成的不利影響，尤其是對健康資源需求增多但獲取受限的老年人?；ヂ摼W不僅彌補了老年人線下社會資本的縮減和缺失，也提供并擴大了健康資源的獲取途徑[20]。健康科技服務包含健康信息獲取、生命體征監測、健康網絡咨詢、保健醫藥購買、健康社群交流和活動參與等，其中就老年群體而言，網絡健康信息和健康社群參與是需求率和使用率最高、操作成本相對最低的行為方式。

社會資本與信息資源之間存在雙向的互惠關系，社會資本為資源獲取和分享提供了平臺，信息為社會資本維持和強化提供了資源。同時，以互聯網為活動場域的線上社會資本具有陌生人主體、弱關系聯結、異質性更強的特點。相比同質性群體組成的強社會關系網絡，異質性弱社會關系為健康信息的循環、更新和積累提供了更多不同的來源和緊密社會關系網絡中無法獲取的信息途徑[21]。數字健康素養與健康信息獲取、傳播、使用正相關[22-24]，數字健康素養水平越高的老年人，信息來源類型和媒介越豐富，獲取的健康信息種類和形式越多樣，在其社會關系網絡中的主導性越強，可交換和積累的社會資本越多，社會網絡越豐富，進而也加速了現有信息的有效擴散和傳播，以及新信息的增加和積累。豐富的社會資本為老年人學習和交流提供了更多的渠道，使他們有更多的機會掌握電子設備和數字資源，同時從數字資源中獲取、評價、傳播和使用健康信息的能力也得到明顯提升。老年人在使用數字科技保持健康和通過健康資源分享進行社會互動的過程中都能不斷地有積極情緒體驗和主觀能動感，這種正向反饋再度使老年人更積極、主動、頻繁地進行社會參與和社交活動。

三、健康認知的焦慮減緩

健康焦慮的認知層面不僅包含大腦的認知功能是否完備，還包含認知加工方式的正確與否。認知功能健康(cognitive health)指個體能獨立自主思考、學習和記憶的能力水平[25]，是大腦健康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個體健康的基礎要素之一。認知退化和障礙是人類衰老最常見的指標之一。就老年群體而言，認知障礙最典型的癥狀就是老年癡呆、健忘等，這不僅對他們自身的健康狀況和幸福感造成非常大的負面影響，也給其社會關系網絡成員(尤其是家人)帶來更大的照料負擔和心理困擾。2021年5月，全國老齡辦和中國老齡協會發布的《認知癥老年人照護服務現狀與發展報告》中指出，“目前我國有超過1.8億老年人患有慢性病，60歲及以上老年癡呆患者約有1 507萬，認知癥老年人的照護服務需求呈現快速增長趨勢。預計到2030年，中國老年癡呆人數將達到2 220萬，2050年將達到2 898萬”[26]。持續增長的認知癥老人照護服務需求與日益短缺的家庭照護服務人力資源之間的矛盾更加凸顯，因此，從源頭上最大限度地降低老年群體中認知癥的患病率和失能發生率，使認知癥老年人盡可能長時間保持健康獨立的生活，是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和“健康中國”國家戰略的重要舉措。認知功能完整是知識獲取、態度養成和行為塑造的基礎，Geboers等人發現，健康素養低的老年人10年間認知水平下降的可能性更大[27]。健康素養已成為認知功能退化的保護性因素。這一關系在數字場景中的適用性也開始引起學者們的關注和探索，Li等研究指出，數字健康素養不僅直接有助于老年人認知水平的提升，還通過促進他們的健康生活方式間接作用于認知健康。數字健康素養干預措施有助于提高老年人的認知水平，緩解認知功能下降帶來的潛在焦慮[16]。

除了神經生理層面的認知機能，消極認知偏向和自我感知等認知加工方式也是老年人心理健康問題的主要誘因[28]。衰老本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規律，是人人都會經歷的生命體驗。然而，由于人們對衰老結果的否認和恐懼，以及社會公眾對老年人的消極刻板印象，老年人自身開始陷入自我懷疑和否定困境中。作為當下速度最快、渠道最廣的傳播方式，互聯網在為老年人提供健康信息資源的同時，也在向老年人傳遞公眾的負面評價，往往會讓他們陷入持續的消極認知和自我否定，長此以往勢必會產生焦慮、恐懼等消極心理后果，甚至發展出逃避、退縮和回避等不成熟的防御機制和行為。焦慮并非網絡時代的產物，但網絡的確放大了焦慮感知和焦慮影響。焦慮水平影響著人們健康信息搜尋的頻率和時間，還對健康信息類型、信息來源選擇等行為產生影響[7, 29]，緩解焦慮成為人們獲取健康信息的重要動機。社會情緒負性偏向理論指出，相較于積極情緒資料，消極情緒資料更能吸引人們的注意力和資源[30]。消極老化刻板印象則成為老年人社會性健康焦慮的主要來源，數字化加速了信息生產和傳播，促使老年人困于“搜索—驗證—再搜索—再驗證”的惡性循環中，進一步加劇了老年人的健康焦慮。然而，具有較高數字健康素養水平的老年人更能意識到衰老帶來的潛在負面結果和健康風險，如記憶力下降、學習速度減緩等。為了緩解負面結果，他們保持和提高健康的動機也更強，會采取各種預防和干預措施，更可能收集各類健康信息，主動尋求醫護人員的幫助，來改善自己的認知功能健康和積極認知傾向，主動參加社交活動以保持社會性。數字健康素養紓解老年人健康焦慮的功能機制具體表現為：一方面，通過網絡健康信息資源幫助老年人樹立正確的自我健康認知，參與健康行為，提高健康水平，進而減緩客觀健康焦慮；另一方面，健康科技產品的熟練使用和人際分享是老年人獨立性展示的表達方式，用以減輕科技焦慮和社會性健康焦慮。

社會參與和互動頻率的減少是老年群體生命歷程中的普遍特征，除了行動不便、疾病等生理問題，公眾的老化刻板印象和自身的消極評價恐懼也起著決定性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他們遭遇社會排斥和孤立的風險。個體感知到被排除在社會群體之外是產生社會性焦慮的主要原因，同時作為一種不良認知方式，消極評價恐懼又是焦慮成熟的關鍵特質[31]，進而陷入“自我老化刻板印象—消極評價恐懼—感知被排斥—焦慮退縮—自我老化刻板印象強化”的不良循環中。因此，我們有必要關注社會排斥通過負面認知偏差對老年人焦慮的放大效用，以及社會參與和社會支持的紓解作用。有學者關注了社會隔離、社會參與對老化態度的影響[32-33]，也證實了社會支持對自我認知和評價的積極作用[34]。老年人體驗到被關注和被接受的相對完善的社會支持系統，也可以幫助他們發展出更加成熟的防御策略，來應對各種社會認知和自我認知偏差帶來的潛在威脅，建立正確的自我期待和自我認同感，弱化消極的自我老化刻板印象和焦慮情緒。然而，社會參與和社會交往是一個資源消耗和資源交換的過程，也就是社會參與和社會交往是以消耗自身資源換取其他資源為目的的。個人資源的消耗、社會資源的缺位，削弱了老年人的社會參與意愿?；ヂ摼W作為一種資源補充劑和資源中轉站，為老年人搭建了低成本、低耗能的社會參與空間和場域，社會參與和健康之間的雙向正相關關系也延伸至數字場景。盡管老年群體的社交網絡仍以現實場域中的面對面交往為主，但不斷完善的數字化生活場景也改變了部分老年人的社交模式和社會參與場景，成為他們線下關系網絡的延續和拓展。一方面，老年人開始通過線上社群和在線社交活動，維持現有社交網絡并獲取社會支持；另一方面，網絡社交平臺也成為他們獲取、分享、交換信息和資源的主要平臺[35-36]。相較于年輕人，老年人更樂于通過向同齡人展示自己嫻熟的數字技能和豐富的信息資源來增加自我效能感和提升自信心，改善社會公眾對他們衰老外表和數字無能的負面評價，進而重塑積極的自我認知和老化態度，降低遭遇社會排斥和焦慮退縮抵制的風險。

數字紅利并沒有惠及所有老年人，對于很多劣勢老年人來說，數字技術反而成為他們融入社會、享受健康資源的障礙，也加大了老年群體中的健康差距。數字健康鴻溝指的是使用信息技術獲取網絡健康信息的人群與不使用信息技術的人群之間的客觀差距，已經成為社會排斥的一種新的表現形式[37-38]。從公共衛生的持續發展角度講，健康系統數字化總是持續不斷地對人們提出相對復雜的需求，并期望獲得理解和回應[39]，但對健康資源匱乏和健康素養低的老年人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數字健康素養對人們的影響也呈現出馬太效應，健康信息和服務對互聯網的依賴性加劇了數字健康鴻溝的發展。社會參與的價值在于為這部分老年人提供了接觸健康素養高且資源豐富的個體的機會，使被邊緣化的數字弱勢群體得以享受互聯網醫療的紅利，同時也給相對優勢老年群體提供了實現自我價值的渠道。作為社會資本核心元素的社會關系網絡，類似一個資源存儲倉，如果老年人缺少社會參與，那么他注定處于孤立狀態，也切斷了與社會網絡成員之間互通的健康信息來源和社會支持渠道；再加上數字健康素養不足，那么無論這個人想要利用健康信息與服務的動機多強，都無法滿足。另外，如果一個人知曉自己可以從社會關系網絡信息庫中獲取資源，那么他也會為了維持資源存儲庫的穩定而主動奉獻資源，此時利他與利己交織在一起，刺激人們提高數字健康素養并積極參與社會。數字健康素養概念的革新凸顯了社會功能的重要性，素養不僅僅是一套對信息的搜尋、理解、應用能力，還是一整套技巧和能力，使人們更充分地參與社會，并對日常事務有更高程度的控制，能夠通過改變個人生活方式和生活條件來改善家庭、社區、社會功能，降低功能性焦慮。

四、健康行為的焦慮消解

身體健康無疑是緩解客觀健康焦慮的重要方式，面對日益衰退的生理機能和功能指標，健康促進行為在維持獨立性和提升生活質量上尤為重要，指個體為保持自身的促進健康狀態，實現自我滿足和自我實現而采取的自發的、多方面的認知和行為[16, 27]，包含營養、身體活動、壓力管理、健康責任、人際支持和自我實現等。數字健康素養高意味著老年人的健康意識和動機強，也更愿意從事健康行為。健康促進行為對老年人生活質量提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營養均衡、戒煙戒酒、定期體檢、規律的體育鍛煉、積極的社交生活等都有助于改善老年人的健康狀況，降低患病風險，保持長期健康。健康的行為和健康的身體是老年人維持幸福和理想生活的根本保障和必要條件。

電子健康使用整合模型(Integrative Model of eHealth Use)主張通過電子健康素養、動機和效能的微觀渠道，將社會結構的宏觀差距與健康差距聯系起來，強調數字健康素養在健康行為中的重要作用[40]。首先，數字健康素養通過激發老年人希望“安度晚年”的內在動機，提高健康意識，促使老年人自主自發地養成健康行為習慣和生活方式。健康意識指一個人對其自身健康的關注程度[22]。健康意識強的人可能有更多的健康習慣，會花費更多的時間鍛煉及參加健康活動，主動獲取健康信息，避免健康風險行為，并有更多的健康風險投資(如購買健康醫療保險)，尤其是更愿意從各種各樣不同的渠道獲取更準確的健康信息。有研究證實，健康意識正向影響人們從網上獲取和使用健康信息、參與健康決策的行為[41-42]。其次，數字健康素養有助于提高老年人的健康知識儲備和使用數字健康服務的自信心，進一步強化他們的健康行為。知識-態度-行為模型的核心觀點認為，知識是行為改變的基礎，信念和態度是行為改變的驅動因素?；诖死碚?，不難理解數字健康素養對健康促進行為的作用機制，即數字健康素養影響個體使用智能健康服務和獲取健康資源的程度。具有高數字健康素養的老年人有更多的機會獲得用于促進健康的資源，以及對維持健康的高度認識和信念，從而鼓勵個人采取健康的行為和生活方式[15]。最后，健康素養高的老年人面對網絡上對老年群體的污名評價、自身身體狀況、科學健康信息等的了解和悉知程度更深，這有助于產生客觀的自我認知和期許，面對潛在的負面評價時更加坦然和釋然?？梢?，提升數字健康素養也可以減緩老年群體的社會性健康焦慮。

社會資本包含根植于社會環境中的各種資源，規范和網絡就是其關鍵組成成分，反映的是人們所構建和維持的各類社會關系，以及從中獲得所需的資源、支持、反饋和指導，突顯的是群體特征的重要性。Kawachi和Berkman提出了三種群體層面的屬性：社會傳染(行為轉移)、非正式社會控制(部分成員目睹他人越軌行為時的干預能力)、集體效能(采取促進健康的集體行動所需的動員)，用于解釋社會關系網絡與健康結果之間的關系[39]。在社會群體中，一個有健康意識且健康素養水平較高的人，會主動分享健康信息和相關資源，參與健康活動和行為，這會影響其他成員也做出類似行為，進而形成一種社會規范。同時，群體內其他成員的積極參與和資源共享會促進信息流動和資源多樣化，尤其是在一個異質性強的群體內，也能給社會網絡成員提供了解健康和獲取資源的機會，社會關系網絡的擴展甚至使社會經濟弱勢群體也有機會從他人那里獲得與健康有關的資源和服務。理性行為理論和社會認知理論都強調了社會網絡和社會規范作為健康促進行為和健康生活方式催化劑的重要意義[43]。如果一條健康信息或一種健康行為是由一個人所屬社會網絡中的某一個成員傳播或實施的，那么他更有可能會相信該健康信息并做出與之類似的行為。社會關系網絡中的顯性和隱性規范對群體內成員的健康生活方式和健康行為起到一定的監督、管理、約束作用，有助于糾正健康錯誤行為、促進健康提升行為。

配偶、家人和朋友的離開和退出是老年人無法避免和逃離的問題，也勢必會造成社會關系網絡的收縮和窄化，建立新關系就成為在該階段內必須考慮解決和亟待滿足的迫切需求[44]。那些失去社會聯系、遭受疏遠的老年人大多有身體虛弱、慢性疾病等健康問題，甚至有更高的心臟病發病率和死亡率[45]。社會資本對健康的積極影響通過社會參與、社會支持、自尊增強、角色塑造、獨立性展示等多個過程體現，對自己健康負責的人往往認為對身邊人的健康也負有責任，這是一種個人責任向社會責任擴散的現象。每一種健康行為都是負責任的表現，許多負責任的健康選擇都從私人領域滲透到公共領域，影響了社會網絡中其他人的健康。網絡健康資源的使用和傳播恰好可以擴展一個人的社會網絡，增加社會聯系，減少孤獨和焦慮。通過傳遞健康觀念、分享健康資源實現積攢社會資本、穩固社會網絡的老年人更可能從中受益，比如獲取不同的健康信息，遇到困難時收到更多社會支持和幫助。這種互惠和共生關系進一步激勵老年人搜尋和分享健康觀念、信息、產品等，管理健康行為，養成健康生活方式，實現社會功能的持續和穩固。

五、結 語

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發布《中國網民科普需求搜索行為報告(2019年第一季度)》指出，健康與醫療科普查詢比例占總體的66.83%，位居第一，網絡已成為人們獲取健康信息的首要渠道之一[46]。數字健康信息作為一種信息資源，一方面，通過互聯網非在場的時空優勢，減少老年人獲取健康信息的成本，幫助他們獲取權威、科學的健康知識，培養合理的健康意識和觀念來緩解老化帶來的客觀和社會性健康焦慮；另一方面，通過學習和掌握網絡健康信息的獲取和分享，增加和擴充社會參與機會和渠道，減少面對新興技術時的科技焦慮和社交圈層日漸縮小的社會功能性焦慮?！皵底著櫆稀薄皵底峙懦狻睙o一不表達了老年人在數字社會中的相對弱勢，但老年網民規模的逐年增加也說明了老年群體對新科技的包容和接納，以及與老化刻板印象和科技焦慮對抗的自發和主動。在當前中國社會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和大力發展數字技術的現實背景下，老齡化遇上數字化，如何調和這兩種看似矛盾的社會趨勢，如何讓數字技術不再成為老年人積極融入社會、保持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質量的障礙，成為當下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和實現健康中國的戰略任務。當務之急，改善老年人的數字健康素養和加快智能適老建設成為數字時代應對積極老齡化、智能老齡化和健康老齡化的重要途徑。

鑒于認知、生理和社會環境隨年齡增長而變化，針對年輕人的數字健康素養干預措施對老年人并不一定能產生同樣理想的效果。只有通過專業教育和培訓提升數字健康素養才是有效途徑，該途徑可以經由社區或村鎮等基層組織、志愿協會等社會組織予以實現。同時，隨著健康科技的多樣化和革新，干預策略也要隨之調整，比如增加可穿戴設備的科普介紹和試穿體驗項目。在老年人的數字健康素養水平尚未達到要求之前，除了培訓項目之外，政府和市場更要加快智能產品和數字場景的適老性建設。以網絡健康信息為例，醫學術語和知識的復雜性并不能僅僅依靠放大字體、簡化操作流程等與技能有關的方式而有所改變，在此類信息的呈現和傳播形式上不能只使用枯燥的網頁和難以理解的文本。數字健康素養水平低的群體往往更傾向于從被動或間接渠道獲取健康信息，更愿意以一種不需要主動加工但互動性更強的形式了解健康信息。視頻和直播等方式互動性和代入性更強，更適合呈現一些多步驟、多流程的指導性信息，比如如何使用可穿戴健康監測設備。這種信息形式相較于圖文或文本更易于老年人理解和應用，多媒體信息形式勢必會成為以往網絡健康信息基礎設施的必要補充。老年人的活動場域和關系網絡逐漸由社會轉向家庭，家庭成員有責任助力老年人生活質量的提升，由他們作為政府和社會組織專項數字健康素養提升干預的后備力量，不僅從技能提升上提高了老年人的網絡操作效能，還可以從加強代際溝通和情感培育上提升老年人的家庭幸福感和生活滿意度。

衰老引起生理機能、感官認知、社會功能退化，獨立性和控制感逐步喪失，進而導致被排斥和社會孤立，甚至隔絕的風險和心理健康問題增加，由這些弊端產生的負面后果極大程度上影響了老年人的生活質量，也給健康醫療和服務增加了不可避免的經濟負擔。社會老齡化導致線下就醫和獲取健康資源的物質、時間成本日趨增加，互聯網則成為人們搜集信息、尋求健康咨詢服務的重要渠道，人們希望通過網絡平臺進行癥狀自檢和篩查。這一過程更是突顯了數字健康素養的重要性，尤其是那些原本健康焦慮程度更強、健康資源需求更高但獲取難度更大的老年群體。數字健康素養高的老年人不僅能通過科學的健康知識重塑對衰老的正確認知來降低客觀健康焦慮，還可以通過使用互聯網呈現出的獨立性和能動性來打破“衰老”污名化標簽帶給他們的社會性健康焦慮。數字健康素養通過維持和提升日漸式微的認知功能來保證老年人對健康知識的有效獲取和加工、健康行為的參與和踐行，進而幫助老年人養成正確合理的生活方式，為生理和身體健康提供基礎保障。參與式互聯網和移動社交網絡的發展擴展了數字健康素養功能范疇的邊界，更強調社會功能屬性的作用，通過加速資源的收集、傳播和積累，幫助老年人獲得社會參與的入場券——可交換的資源，進而維護和延展其社會關系網絡，創造社會資本來降低焦慮。在互聯網醫療取得突破性進展的過程中，老年人由于缺少互聯網成長背景，認知和身體機能自然衰減導致學習能力降低或個人意愿不強等因素，其應用和普及并不能輕易轉化為老年群體，尤其是低數字健康素養老年人的健康智能助手。如何幫助老年人實現在數字健康服務和現實健康條件之間的自主切換，幫助他們在雜亂無序和被動接收的網絡信息中保持克制和理性，實現數字化時代的自我成長，成為當前國家、社會、市場、家庭和個人等多方都需要參與共同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