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振興戰略視角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會計工作現狀分析與展望

胡向坤

（福建信息職業技術學院 商貿管理學院， 福建 福州， 350003)

要實現共同富裕這一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奮斗目標， 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在農村。 自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鄉村振興戰略以來，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黨工作的重心，農村經濟得到又好又快發展［1］。鄉村振興背景下農村經濟發展的情況需要通過會計工作給予及時的記錄和反映， 以便政府相關部門針對戰略目標依據會計信息做出相應調整和部署。 但目前農村會計工作仍存在較多問題，不能很好地與農村經濟發展相匹配，故探索農村經濟運行中會計工作需要解決的問題， 對于完善會計核算及內部控制制度、推動鄉村振興戰略更好地落地，具有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村集體經濟組織會計工作現狀研究

（一）現行村集體經濟組織會計管理模式

經查閱，美國的農業合作社代表了農業生產者的集體利益，相當于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2］，德國和法國農業的主要組織形式也是農業合作社，美國農業合作社產業多樣化、完善的服務功能以及高效的資金管理是可供借鑒的成功經驗［3-4］。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域存在著各種鄉村會計管理模式，其類別不同，名稱也不盡相同，現大致存在以下類別：“村賬村管”“村賬鄉管”“村級會計委托代理制”等［5-6］。 這些模式在同一區域有的是相繼出現、有的是同時共存，在不同區域具體實施時會計人員的崗位職責也有所不同，實務處理較為混雜［7］。 對于鄉村會計管理模式的研究，大多針對該模式的含義界定、取得的成效、存在的問題以及問題的改進措施等角度展開研究［8-10］，較少有文獻通過委托代理等相關理論分析問題存在的原因。我國針對鄉村會計管理模式的研究文獻較為豐富，但大部分是根據相關研究成果進行歸納， 未對現行鄉村會計模式是否適應鄉村振興戰略以及它們之間存在的矛盾進行深入探討。

研究鄉村會計財務管理模式的文獻普遍運用調查分析法，通過選取調查對象，設計問卷調查內容，收集調查結果，對樣本數據做簡單的統計整理，分析模式存在的問題以及問題的完善措施。 例如，聶建平［8］通過問卷調查分析了陜西的紫陽縣、鎮巴縣及四川的萬源縣農村財務管理模式，指出村干部責任觀念淡薄、村民缺乏民主參與意識、財務人員專業素質偏低、財務公開流于形式及民主監督不到位是我國邊遠山區“村賬鄉管”農村財務管理模式中存在的問題，并提出完善的措施，但未從會計理論角度剖析其中的矛盾。

在鄉村會計財務管理模式的研究文獻中，也有從經濟發展程度的差異來研究模式發展現狀的。例如，耿建新等［2］深入研究了甘肅省平涼市崆峒區現行的“村賬鄉管”與“村賬村管”兩種會計工作模式。柳湖村是柳湖鎮最大的村，因其資金量、業務量規模較大，該村一直在實行“村賬村管”會計工作模式；而西陽鄉是崆峒區的偏遠鄉鎮，隨著農民進城務工數量的增加，農村財務事項很少，全鄉實行由鄉統一的“村賬鄉管”會計工作模式。 兩村所處的地域不同、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大，因此在會計工作模式上形成較大的差別。 文章同時進行了縱向的歷史比較和橫向的區域比較， 展望鄉村振興背景下我國農村會計改革方向并提出政策性建議， 但未對現行鄉村會計管理模式是否適應鄉村振興戰略以及它們之間存在的矛盾進行深入探討。

關于“村級會計委托代理制”會計模式的研究文獻較多提到該種模式相較于其他財務管理模式在會計人員素質、會計監督職能方面的優越性。 例如，張亞連等［11］通過問卷調查的方式研究了湖南省鄉村會計自管和委托代理兩種財務模式，對人員機構設置、賬務處理規范、審批制度等方面的實施效果進行信度檢驗和Wilcoxon 秩和檢驗，并進行具體分析和比較，得出農村會計委托代理較自管模式在以上方面所具有的優越性， 但也未從會計理論角度剖析其優越之緣由。

（二）現行村集體經濟組織會計工作運行情況

現行文獻對村集體經濟組織會計工作中存在問題的研究較為詳實， 總結為以下四個方面：一是現行村集體會計制度需要修訂［10］，一些會計科目的設置不符合實際情況［2］；二是會計基礎工作不規范，出現原始憑證填制不完整、不合法，會計科目及賬簿的設置混亂、會計核算不規范等問題［6］；三是會計人員的素質不高，老齡化嚴重、業務能力較低、電算化能力跟不上、不能行使會計監督職能［3］；四是村級財務公開程度較低，農村集體資金、資產和資源的管理較為混亂，相關部門及村民無法得知村集體“三資”的實際運作情況［12-13］。大多數文獻將這些現象進行羅列，雖然指出這些現象造成了會計信息失真、虛假信息泛濫和滋生村干部腐敗等問題［3］，并認為嚴重影響了鄉村振興戰略的落地實施，但并未從會計理論角度深入探析出現這些鄉村會計工作問題的原因以及如何從鄉村振興戰略角度提出改進建議。

二、村集體經濟組織會計內部控制模式的演化現狀

為了了解鄉村會計的現狀，筆者選擇河南省和福建省的部分鄉村作為調查對象，一方面河南是農業大省，另一方面筆者祖籍在河南，工作地點在福建，在實際調查中能夠得到熟人的支持，可以通過問卷調查、詢問、交流等多種方式，了解鄉村會計工作的現狀。 因為經濟發展程度的差異會導致會計工作量和會計人員等方面的差異，本文所選取的調研鄉村有經濟較為落后的河南省駐馬店市某村、經濟業務較為復雜的福建省三明市某村和經濟發展態勢較好的河南省焦作市某村等54 個鄉村。 在2022 年1 月至3 月對河南省和福建省部分鄉村調查時，因全國各省正處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不便于進行實地走訪調研，筆者通過微信、QQ 及電話的形式找到20 位熟人，然后通過熟人關系聯系54 位鄉村會計人員。 具體調查過程包括：首先設計好一份針對鄉村會計人員的調查問卷，具體內容主要包括會計人員的年齡、學歷以及本村會計管理模式，具體統計情況如表1 所示；然后針對財務人員的選聘、基礎會計工作規范情況、 會計信息化應用情況以及會計核算制度等方面和13 位會計人員進行了一對一的咨詢和交流，了解一線會計工作的基礎信息。 對這些收集的信息選取具有代表性的問題整理出來進行描述性統計并加以分析，作為本文研究的重要數據。

表1 財會人員基本信息及村級會計內控模式

表1 所示的調查統計中，村集體會計人員大都在40 歲以上，老齡化嚴重；從學歷上看，大都以高中為主，學習能力較弱；調查的54 個行政村中有34 個采用“村賬村管”會計內控模式，10 個采用“村賬鄉管”模式，10 個采用“村級會計委托代理制”模式；和13 位會計人員進行一對一咨詢和交流后，了解到其中河南省2 個村和福建省1 個村的會計管理模式從適用經濟業務少、監督力度不夠的“村財村管”模式轉變為現在適合經濟業務復雜、監督力度相對較強的“村賬鄉管”會計管理模式。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自然行政村開始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村民委員會成為基層人民群眾自治的重要組織形式，同時按村或村民小組設置社區性集體經濟組織（村集體經濟組織），我國大部分鄉村會計產生于這一階段。 隨后，各地經過積極探索，不斷演化出不同種類的財務會計內部控制模式。 通過訪談調查和查閱文獻資料，總結出三種類別：“村賬村管”“村賬鄉管”“村級會計委托代理制”。

（一）“村賬村管”內控模式

調查中，河南省駐馬店市某村經濟較為落后，近年來大部分有勞動力的村民都進城務工，村集體經濟業務簡單，業務量少。 村委會成員中村副主任兼任本村會計工作，負責本村經濟業務的日常記錄工作。 經咨詢，本村采用手工記賬方式，沒有設置明細賬，只有總賬，財務信息基本每年公開一次，采用“村賬村管”會計內控模式。

“村賬村管”是指由村委會選配財會人員，對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經濟活動進行會計核算及財務管理，受村委會成員及村民的監督［7］。 這種模式在我國農村集體經濟中較早出現，而且在很多鄉村一直沿用至今，因為便于對村日常經濟活動開展核算及管理。 調查中了解到有較多村出現了村委會干部身兼出納、會計等職或村干部的親屬擔任本村的財務會計工作，負責本村的會計核算及會計檔案管理等。 由于“村賬村管”模式下會計人員很多是由村委會主要干部任人唯親產生，造成村會計人員獨立性差、會計監督職能難以有效執行，故該模式較容易導致村干部過度集權，侵占集體利益、滋生貪污腐?。?］。

（二）“村賬鄉管”內控模式

福建省三明市某村雖然地處山區，但經濟業務較為復雜，除了農作物生產外，還有鄉村旅游等經濟業務；該村從改革開放初期適用經濟規模較小、缺乏監督的“村財村管”模式發展到現在適合經濟業務較為復雜的“村賬鄉管”財務管理模式。 目前該村在村資金使用權不變的情況下，只設置報賬員，將原始憑證報鄉會計，由鄉鎮政府統一管理會計人員，實行集中的會計核算和資金結算工作，采用的會計內控模式就是“村賬鄉管”模式。

“村賬鄉管”是指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賬務統一交由鄉鎮相關政府部門管理，一般是鄉鎮財政部門、農村經營管理部門、鄉鎮人民政府行政管理部門等一個或多個部門成立的集中專門記賬機構。 根據我國財政部在2004 年發布的《村集體經濟組織會計制度》對所管轄村集體經濟活動的賬務進行統一核算與管理，村集體不再單獨設置會計核算崗位與人員，只設置報賬員。這種模式下的會計核算主體仍然是各行政村，村級決策機關仍對財務開支具有審批權。集中專門記賬機構的會計人員由鄉政府有關部門統一選聘， 鄉政府負責對村會計人員的任免、考核等管理工作。 “村賬鄉管”模式有利于形成相對公平的用人機制，一定程度上增強了會計人員的獨立性及會計監督職能，但會計人員轉而受控于鄉鎮財政部門或農經部門，故缺乏真正的獨立性。在這種模式下，報賬員一般是定期去鄉鎮集中記賬專門機構報賬，村級決策機構不能及時依據會計信息做出決策，故這種模式不利于村集體日常經濟活動的核算管理與決策。

（三）“村級會計委托代理制”內控模式

河南省焦作市某村原經濟不景氣，屬資源枯竭型（煤炭類），經政府治理和村民的努力，該村進行經濟改革，堅持土地集中經營，興辦集體企業，推動產業融合發展，目前村集體經濟發展態勢較好。 該村在進行賬務管理時，經村民代表大會同意，由村委會與鄉鎮農村會計代理中心簽訂書面村級財務委托協議書，并依照“財會〔2008〕8 號”文件《財政部關于開展村級會計委托代理服務工作的指導意見》，只設置報賬員，定期將原始單據送至代理中心，由代理中心代理村級會計、出納業務，并提供統一會計核算、統一審核、統一公開、統一建檔的服務。

所謂“村級會計委托代理制”是指村集體財務會計工作，由第三方委托代理機構統一代管［6］，是在“四權”(村集體資產所有權、使用權、處置權、財務審批權)不變的情況下，村集體經濟組織與會計委托代理機構簽訂委托記賬協議，由村級報賬員將財務原始憑證定期送至代理機構，委托代理機構代為進行會計核算及賬務管理工作［9］。 在這種內控模式下，會計人員的業務水平相對較高，能較好地糾正會計科目記錯及其他核算問題。 會計人員的人事關系及工資薪酬等均由第三方代理機構管理，于是財務人員能夠獨立地發揮會計監督職能，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一些村干部的不法行為。 但會計人員的這種監督職能只能是“嚇?！贝寮壐刹?，因為如果沒有司法部門介入調查，就不能真正對其不法行為構成“威懾”，不能起到真正的監督作用。 同時該種模式下村級決策機構不能及時查看并依據會計信息做出決策，故這種模式同樣不利于村集體日常經濟活動的核算管理與決策。

以上三種會計內控模式發展與演化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問題特征如表2 所示。

表2 三種會計內控模式問題特征比較

現行的鄉村會計工作模式在實際運行過程中與鄉村振興戰略實施有什么具體的矛盾沖突，還需要接下來深入剖析。

三、當前村集體經濟組織會計管理模式運行中涉及的理論分析

（一）委托代理理論

委托代理理論是指在所有權與經營權發生兩權分離的情況下，企業所有者保留剩余索取權，而將經營權利讓渡［14］。 在農村集體經濟活動開展中，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所有者是全體村民（委托人），經營者是村委會（代理人），全體村民委托村委會對村集體經濟進行經營管理。

然而，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會導致委托人與代理人之間產生信息不對稱，代理人會利用信息不對稱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做出敗德行為；那么，委托人如果想減少信息不對稱對自身利益造成的損害，就需要借助會計等提供的相關信息檢驗代理人受托責任的履行情況。 會計不僅對受托單位經濟活動進行核算反映，而且對經濟活動的真實性、合法性和合理性進行監督，故在經濟運行中對減少代理人因信息不對稱而產生的敗德行為起著不可替代的監督作用。 另外，會計信息的使用者除了所有者外還有政府部門、債權人等其他相關單位或個人，他們需要通過會計信息做出有效決策。

（二）會計目標理論

會計目標是會計工作要完成的任務或要達到的標準，是現代會計理論結構的邏輯起點［15］。長期以來，會計目標存在著決策有用觀與受托責任觀之爭，我國現行會計目標是受托責任觀和決策有用觀的相互融合［14］。 受托責任觀是指委托人將資源的經營管理權授予受托人，受托人接受托付后對受托資源進行合理、有效的管理，承擔資源保值、增值的責任，向委托方報告其受托責任的履約情況；決策有用觀指的是會計信息的確認、計量和報告須滿足所有者、債權人、政府機構等有利害關系的信息使用者決策的需要。

村集體財務會計披露的財務信息一方面要反映村委會（受托人）對村集體資金、資產和資源的經營管理情況， 另一方面要提供與村集體有利害關系的信息使用者有助于決策的信息。在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要特別關注國家宏觀管理部門及監管部門的信息需求［16］，助力鄉村振興戰略真正落地，造福鄉村，實現共同富裕。

四、鄉村振興戰略與村集體經濟組織會計工作之間存在的矛盾分析

村集體財務會計內控模式的演變與國家對鄉村經濟體制的宏觀調控、村集體經濟自身發展以及鄉村財務會計管理工作水平的提高是相輔相成的。 但當前鄉村財務會計工作跟不上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鄉村經濟發展的要求，甚至產生了一些矛盾。

根據委托代理理論，因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會導致委托人與代理人之間產生信息不對稱，代理人會利用信息不對稱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做出敗德行為。 委托人為了消除信息不對稱造成自身利益受損的后果，就會借助反映經濟活動的財務信息來檢測代理人受托責任的履約情況。 故保證反映受托責任履約情況的信息真實可靠是財務信息在經濟管理中的質量要求，也是會計信息區別于其他經濟信息的價值所在。 同時，財務會計也為有利害關系的信息使用者提供有助于決策的信息，更是國家宏觀管理部門及監管部門做宏觀經濟調控決策的信息來源。

在農村集體經濟活動開展中，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所有者（全體村民）委托村委會（經營者、代理人）對村集體經濟進行經營管理。 有的村委會領導就會利用自身信息優勢及權力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可能會侵占集體利益，造成村集體經濟組織資源的浪費，損害農民群眾的公共利益。發揮基層黨組織的關鍵性作用，加強對村集體經濟組織經濟活動的監督至關重 要［17］。

（一）村集體會計電算化、網絡化等設施配備不能滿足鄉村振興戰略的要求

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推進， 傳統的鄉村會計手工核算模式已成為農村經濟發展的障礙。目前仍有一些村集體組織的電腦硬件設備配置尚不齊全，故無法以嚴格的會計電算化處理程序保證會計信息披露的及時性及不可變動性［16］。 鄉村會計針對作為受托代理人的村委會領導對鄉村振興戰略撥付的資金用途披露不及時、不明確，財務公開程度低，作為村集體經濟委托人的廣大村民對集體資金的來源與用途并不知情， 更無從檢驗村委會受托責任履約情況［18］。國家宏觀調控部門也不能準確地從鄉村會計披露的財務信息中了解村委會對村集體資金資產資源的配置使用情況，阻礙了相關政府部門在宏觀調控、稅收征管優惠等方面對戰略落實情況的信息需求。

另外，即使村集體的電腦硬件設備基本配置齊全，但由于會計人員的業務素質和電算化操作能力跟不上，使得村級會計工作電算化程度并不高，從而影響會計信息的網絡化進程。 有些村響應國家政策雖然建立起“三資”管理網絡平臺，卻不能很好地通過“三資”平臺運用會計信息網絡化的不可變動性去消除一些村干部為了自身利益侵占集體利益的非法行為，促進鄉村“三資”配置與使用的可追溯性［19］。

（二）現行農村會計制度不適應農村經濟發展現狀及鄉村振興戰略經濟體制改革方向

目前我國村級會計的現行制度仍是財政部于2004 年4 月27 日正式發布并從2005 年1月1 日開始執行的《村集體經濟組織會計制度》。 自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鄉村振興戰略以來，農村經濟得到了又快又好發展， 但現行農村會計核算制度多以傳統農業生產經濟業務為主，與現階段農村經濟多元化發展形勢之間已存在很多不適應的地方。

在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農業進行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依托農村集體資金資產資源，一二三產業在鄉村不斷融合，專業農場、農民合作社、股份合作制農業企業等新型融合經濟組織大量涌現，農村電商、農產品深加工、鄉村旅游、休閑農業等新興產業也快速增長［20］。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以農民為主體，雖然農村集體經濟活動不斷多元化，但農民之間互助共益，具有天然的人合性，農業活動本身受自然環境影響較大，具有弱質性。 這些特征決定其會計制度在科目設置、賬務處理、報表披露中應當充分體現“三農”特色。

基于2004 年財政部發布的《村集體經濟組織會計制度》，可以看出，村集體經濟組織是具有類似企業性質并有著特殊法人地位的村民聯合體，所以在修訂相應會計制度時，建議將企業會計與政府會計相互融合，充分考慮農業活動的人合性和弱質性等“三農”特色，結合鄉村振興戰略下新型產業的不斷涌現修訂出適合會計電算化內部控制的鄉村會計制度。 現對一些會計處理法規提出一些看法：

第一，刪掉一些與當前鄉村經濟活動不適宜的會計科目［2］。 例如“農業稅附加返還收入”，該會計科目主要核算村集體經濟組織收到的鄉鎮農稅征收部門返還的農業稅附加、牧業稅附加等資金［21］。 農業稅已于2006 年1 月1 日起廢止，故該科目需要取消。

第二，增加一些必要的會計科目［2，9］。 目前現行的《村集體經濟組織會計制度》中“農業資產”只包括“牲畜（禽）資產”和“林木資產”兩項，而村集體所持有的農耕土地卻沒有反映在資產負債表當中，建議增加“農耕土地”等資源性資產的會計核算科目［22］。 另外，現行村集體經濟會計制度沒有設置一些涉稅科目，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推進，城鄉不斷融合，會出現一些涉稅行為，建議根據實際經濟活動增加涉稅會計科目。

第三，一些會計科目及核算方法有待完善［4］。一方面，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逐步推進，很多惠農的“三農”政策也在不斷發布執行，國家支農的資金收支情況需要真實完整地在會計科目等會計信息里反映出來， 故建議修訂現行村集體會計制度時充分考慮國家鄉村振興戰略政策。 另一方面，村集體資源性資產當中的動物資產的特殊性（例如,要不要計提減值準備，什么情況下計提以及用什么方法計提）使其難以采用現有村集體經濟會計制度進行核算，需要繼續探索［4］。

五、鄉村振興戰略下村集體經濟組織會計管理模式展望

（一）村集體經濟組織會計管理模式展望

筆者通過查閱相關文獻，發現很多相關研究尚存在會計主體定位模糊的問題。 2004 年財政部發布的《村集體經濟組織會計制度》總則中第二條明確指出：“本制度適用于按村或村民小組設置的社區性集體經濟組織（以下稱村集體經濟組織）。 代行村集體經濟組織職能的村民委員會執行本制度。 ”但在實際工作中鄉村財務會計核算對村委會和村合作經濟組織不加區分。 我國現在普遍存在的、代表全體村民利益的村民委員會，應當是這一會計制度中確立的會計主體。

在這里需要明確一下，現行“村賬村管”“村賬鄉管”和“村級會計委托代理制”鄉村會計管理模式對促進當地農村財務管理工作水平均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但在實際運行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又因為目前我國農村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相差較大，鄉村會計管理水平也不盡相同，如果采取全國統一的鄉村會計管理模式推進農村財務會計管理模式改革，顯然是不切實際的，必須依據各地發展情況選擇適合的模式。

雖然目前在調研的村莊中“村賬村管”模式運用較為普遍，但綜合本文敘述的三種模式的優點總結出最具優勢的是“村級會計委托代理制”。 該模式下需要村委會和代理中心簽訂委托代理協議，明確雙方的職責范圍，會計人員由代理中心統一選拔與聘用，代理中心負責會計人員的考核等管理工作。 這樣既能保證財會人員的綜合素質，又能使會計人員真正履行對村經濟業務的監督職能，促進鄉村振興戰略落到實處。

（二）村集體經濟組織會計工作的改進建議

第一，鄉村會計制度的修訂要考慮我國“三農”特色，結合國際農業會計內容，使我國鄉村會計制度逐步完善。

一方面，前文提到，村集體經濟組織是具有類似企業性質并有特殊法人地位的村民聯合體，所以在修訂相應會計制度時，建議將企業會計與政府會計相互融合，立足農業生產，突出行業特色，充分考慮農業活動的人合性和弱質性等“三農”特色；另一方面，要結合鄉村振興戰略下由于一二三產業在農業活動中不斷融合、新型產業不斷涌現的實際情況，修訂出適合會計電算化內部控制的現代鄉村會計制度。

再者，本文所探討的鄉村會計制度，在國際上也有可以參考學習的內容。2002 年6 月發布的《國際會計準則第41 號：農業》（簡稱IAS 41）的會計處理內容包括生物資產、收貨時的農產品和與農業相關的政府補助［23］；同時指出，與農業活動相關的土地適用于《國際會計準則第16號：不動產、廠場和設備》以及《國際會計準則第40 號：投資性房地產》，與農業活動相關的無形資產適用于《國際會計準則第38 號：無形資產》［23］；IAS 41 明確“只適用于作為企業生物資產收獲物的農產品在收獲時的核算， 該時點之后適用存貨和其他國際會計準則”［23］。 由此可見，國際會計準則是將農業視為一個只包含第一產業的企業，二三產業不在農業會計準則的核算范圍內。 另外，從計量屬性上看，國際農業會計準則是以公允價值計量為主；而目前我國村集體經濟尚未形成活躍的生物資產市場［24］，故筆者不建議目前我國鄉村會計生物資產的計量屬性以公允價值計量為主。

第二，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鄉村會計若想充分發揮應有的作用，關鍵在于會計人才的培養和管理。

由于我國長期以工商業經濟發展為重，輕視農業經濟發展，在培養會計人才的定位上也以工商業會計為主。 目前高校包括一些校外培訓機構對會計人員的教育與培訓都是以企業會計核算制度為主，幾乎沒有專門涉及農村經濟業務的會計核算。 這就造成農村會計人員的業務素質及職業道德與當前欣欣向榮的農村經濟不相匹配。

關于人才的培養，一方面要鼓勵高校開設農村會計相關課程，培養一大批既具有知識技能又具有農村情懷的高素質創新型鄉村會計，在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能夠積極投身于“三農”工作之中，將個人職業理想與國家戰略利益有機融合，全心全意、高質高效地服務于黨和國家賦予的時代使命。 另一方面要建立定期培訓考核機制，通過定期對鄉村會計的培訓考核加強他們的業務能力及對國家政策法律的把握能力，同時激發他們的學習熱情，不斷提升鄉村會計人員的履職能力和法制觀念。 此外要不定期開展賬務處理和業務技能的交流活動，盡早發現工作中處理不當的地方以便及時糾正，同時對業務處理較好的財會人員給予物質和精神激勵，激發大家的敬業精神和創新能力。

第三，倡導基于會計電算化內部控制的鄉村會計改革，形成“三資”系統的網絡化會計工作。

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推進，傳統的鄉村會計手工核算模式已成為農村經濟發展的障礙，鄉村會計電算化、網絡化的內控模式才能適應當前農村經濟形式發展的需要。 實際工作中，作為村集體經濟委托人的廣大村民對集體“三資”的來源與用途并不知情，更無從檢驗村委會受托責任履約情況； 國家宏觀調控部門也不能準確地從鄉村會計披露的財務信息中了解村委會對村集體“三資”的配置使用情況，阻礙了政府相關部門在宏觀調控、稅收優惠等方面對戰略落實情況的信息需求。倡導鄉村建立“三資”管理網絡平臺，通過“三資”平臺運用會計信息網絡化的不可變動性可以消除一些村干部為了自身利益侵占集體利益的非法行為，促進鄉村“三資”配置與使用的可追溯性，以便提供更高會計信息質量，助力鄉村振興戰略落到實處。

六、結語

當前村集體會計存在三種內控模式，即“村賬村管”“村賬鄉管”和“村級會計委托代理制”。文章通過委托代理和會計目標理論比較分析了三種模式和鄉村振興之間存在的問題。問題主要表現在：鄉村會計人員綜合素質較低，財會人員缺乏獨立性,會計基礎工作不規范，會計監督職能形同虛設，會計信息失真嚴重。 這些問題會阻礙鄉村振興戰略的落地實施。 同時在鄉村會計制度、會計人才落實及會計工作網絡化方面提出了改進建議。文章認為村集體經濟組織應積極響應鄉村振興戰略， 讓鄉村會計這一重要的管理工具在該領域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促使鄉村振興工作順利開展。

另外，文章基于現行的2004 年財政部發布的《村集體經濟組織會計制度》提出了個人修改意見，但修改意見還不夠詳實完善，筆者會基于此繼續深入研究，了解更多鄉村實際發展中存在的問題，為完善會計核算及內部控制制度、推動鄉村振興戰略更好地落地盡綿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