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主任”對困境兒童家庭教育能力提升的作用研究

葉建瓊 陳 融

（華東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上海 201109）

2019年民政部聯合相關多部門出臺《關于進一步健全農村留守兒童和困境兒童關愛服務體系的意見》（民發〔2019〕34號），正式賦予村（居）兒童保護工作者以新的稱謂——“兒童主任”，“堅持選優配強，確保有能力、有愛心、有責任心的人員從事兒童關愛保護服務工作，做到事有人干、責有人負。村（居）民委員會要明確由村（居）民委員會委員、大學生村官或者專業社會工作者等人員負責兒童關愛保護服務工作，優先安排村（居）民委員會女性委員擔任，工作中一般稱為‘兒童主任’”[1]。截至2021年年底，全國共配備村(居)兒童主任66.7萬名[2]。

困境兒童是指因家庭貧困、家庭監護缺失或監護不當、自身或父母大病殘疾導致生活、就醫、就學、社會融入等困難的兒童[3]。據民政部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底，全國共有困境兒童688.9萬人[4]。兒童主任日常工作中重點關注困境兒童及其家庭，負有對其進行家庭教育指導的職責?；趯ΜF實的觀察和思考，本文專門研究兒童主任對困境兒童家庭教育能力的提升作用，擬從家庭教育能力不足與困境兒童產生的直接關系、兒童主任職責對于提升家庭教育能力的應然作用、兒童主任在履行職責發揮作用過程中存在的障礙以及消減障礙的路徑設想展開論述。

一、家庭教育能力不足境遇下困境兒童的產生及其脆弱性

大量困境兒童涌現讓人們重新反思家庭、社會、國家在兒童健康成長中應擔負的責任，各界也更加呼吁家庭在兒童成長過程中的回歸。困境兒童面臨困境，本質上是家庭存在問題，解決問題之道是支持家庭，幫助家庭提高監護能力和科學養育能力[5]。

（一）家庭教育能力不足是導致困境兒童產生的關鍵因素。當前政策執行中將困境兒童依據“自身困境”及“家庭困境”來進行分類[3]。這種分類方式即表明家庭教育能力不足是導致困境兒童的關鍵因素。兒童自身困境分為生理困境和心理困境，主要包括殘疾、重病、自閉癥、孤獨癥、抑郁癥等兒童。家庭困境可進一步劃分為經濟、照料、監護缺失、無力承擔監護責任等。其中，經濟困境主要為家庭貧困，多集中于經濟欠發達農村地區，包括現行政策中的低保（及處于低保邊緣）、特困家庭。而照料困境則由于家庭結構不健全，父母或其他監護人大病傷殘所導致的家庭生活照料品質嚴重下降，這一類主要包括單親、重病和重殘家庭兒童。而監護缺位困境則主要是由于父母及其他監護人空場，無法承擔監護責任，這一類主要包括孤兒、棄嬰和事實無人撫養孤兒、父母強制戒毒兒童、父母服刑兒童、以及遭受暴力侵害的兒童。相較于普通家庭，困境兒童家庭教育能力普遍不足，不能滿足兒童日常生活照料、學習指導、與人交往、心理疏導等多方面的需要，兒童面臨生存、發展、社會適應一系列現實困境，處于更多成長風險之中，更具脆弱性。

（二）困境兒童家庭教育能力不足的現實表現。

1.科學性系統化家庭教育知識不足。掌握科學性系統化的家庭教育知識是能力提升的第一步。知識掌握與受教育程度呈正相關關系，通過父母或監護人的學歷可大致推測其家庭教育知識掌握情況。困境兒童監護人文化程度集中在小學到初中階段，有研究進一步指出兒童的認知狀況與監護人文化程度成正比[6]。這也可從我國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中對受教育情況的統計中得到進一步的側面驗正。在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中，我國總人口數為14.11億，文盲人口（15歲及以上不識字的人）為3.77千萬人，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共有2.18億人（含在校大學生），14歲及以下的人數為2.53億[7]。除去受教育程度為大專及以上的2.18億和14歲以下的2.53億人，我國15歲以上受教育程度為高中及以下的共有9.4億人左右，這些數據反映出我國初高中及以下學歷的人口基數仍然很大，特別是在農村地區，困境兒童家庭也多集中在農村地區。據民政部2022年一季度統計數據顯示，農村的低保與特困人數遠高于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中城市人數為716.8萬人，農村為3411.1萬人；城市特困人員救助供養人數中，城市為33.1萬，農村為434.2萬人[8]。由于困境兒童父母文化程度較低，科學家庭知識掌握少，家庭教育實施主要依照傳統經驗，教育方式也更偏向權威控制型，兒童人格平等觀念并沒有完全樹立，不利于兒童成長。

2.具體家庭教育行為不當。困境兒童父母及其他監護人或由于受教育程度低，家庭教育知識掌握不夠，或因為身體健康狀況較差、生活壓力大等，在具體家庭教育實施中，多存在忽視、責罵、體罰孩子等偏差教育行為。王貞會通過對308犯罪未成年人的調查發現，其父母及其他監護人在對未成年人進行家庭教育時存在管束行為單一、親子溝通不暢等問題[9]。徐麗敏等人基于天津市第二批全國兒童社會保護試點區對12名困境兒童進行深入訪談發現，困境兒童普遍面臨家庭教育或家長教育的問題，指出監護人由于自身文化素質原因或經濟、疾病等方面的壓力，負面情緒較多，對待兒童上也往往以權威命令或簡單粗暴的教育方式為主，對孩子多使用負面詞匯進行評價，存在暴力管教的家庭教育行為，從而認為提升困境兒童的家庭教育能力也是非常迫切的課題[10]。

（三）家庭教育能力不足對兒童成長產生的負面影響。家庭教育能力不足，保護功能弱化，使得困境兒童暴露在更多的成長風險之中，導致兒童在生存、發展、社會適應方面更具脆弱性。

1.生存的脆弱性。生存是生命體持續發展的基礎，困境兒童家庭面臨不同程度的經濟貧困，養育功能弱化，導致困境兒童常常陷入生活環境較差、營養情況不佳的生存境地，使其暴露于更多的生存風險之下。家庭撫養教育能力不足及兒童自身大病殘障也提高了兒童遭遺棄和販賣的比率，最高人民法院指出2014年審結的978起拐賣婦女兒童案呈現出新特點，即多數被拐兒童是由親生父母販賣或遺棄[11]。此外，頻繁的人口流動、監護主體缺失、家庭教育行為不當惡化了兒童生存環境，增加了兒童經受意外傷害的可能性，困境兒童的生存更具脆弱性。

2.發展的脆弱性。岳愛等人通過對中國貧困農村地區0—3歲的嬰幼兒進行抽樣調查指出，一半兒童存在認知發展風險，通過其對語言學習、記憶、問題解決等能力進一步研究發現，6—12月齡嬰幼兒中13.4%存在嚴重的認知發展滯后風險，隨著嬰幼兒月齡的增加，這一比例不斷增加[12]。歐淵華等人對12589名服刑人員子女的教育情況調查發現，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的輟學率為26.9%，遠高于國家統計局15.5%的數據[13]。困境兒童在智力、認知發展、學校教育等方面存在問題，歸根到底來說是兒童處于撫養、教育能力不足的家庭中。

3.社會適應的脆弱性。兒童社會適應能力是衡量兒童社會化水平的重要參考，發展完善的社會適應能力有助于兒童應對外界壓力，使兒童發展出良好的人際交往、自我管理、探索、創新等良好品質，相較普通兒童，困境兒童社會性較差。胡韜從人際友好、活動參與、學習自主、生活獨立、環境滿意、社會認同、人際協調、社會活力等八個方面指出流動少年兒童的社會適應水平總體上低于城市本地少年兒童[14]。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指出，貧困地區的兒童因為存在家庭養育能力和環境普遍薄弱的問題，家長養育理念知識匱乏，直接導致兒童早期發展水平滯后，甚至出現社會性退縮、孤獨癥、殘疾等情況[15]。自身和家庭困境導致兒童在學習、生活、人際交往上存在著更大心理風險，對低自尊、孤獨感和社會排斥等情緒體驗高，不利于困境兒童社會適應能力形成。

二、兒童主任對提高困境兒童家庭教育能力的職責及應有作用

兒童主任正式產生至今已有10余年，其崗位職責大致形成以下幾個方面：家庭走訪、兒童及其家庭信息上報與動態更新、兒童重大傷害強制報告、兒童與家庭政策資源鏈接、強化家庭監護主體責任及進行家庭教育指導等重點內容工作[1]。相較于其他社會組織和工作人員，兒童主任對于提升困境兒童家庭教育能力有獨特優勢。

（一）深入家庭：充分了解家庭教育實際情況。摸清困境兒童具體數量、生存發展需要以及家庭教育中存在的問題，是精準施策以提升困境兒童家庭教育能力的前提條件。一方面，兒童主任在開展困境兒童信息普查、具體統計到個人工作中發揮了極大的作用，可以說，國家能從不同類型困境兒童的現實需要出發，設計好具有針對性的政策服務體系，確保公共投入，兒童主任從下至上給出了第一手數據信息基礎。有學者對此做出了高度評價：“農村兒童主任模式的最大亮點和貢獻在于：打通兒童福利的最后一公里，及時發現服務遞送中的問題；形成了多層級縱向聯合體系，為兒童福利工作提供組織保障；建立了由民政統籌協調工作，教育、公安、衛生等多部門橫向聯合的服務體系”[16]。另一方面，兒童主任深入每家每戶走訪，能及時發現隱匿傷害。家庭教育主要以家庭為活動空間進行，具有一定的隱蔽性，困境兒童面臨的困境有些是顯性的，如家庭經濟貧困、父母及其他監護人大病殘疾、失蹤、服刑等，有一些則是隱性的，如父母及其他監護人對困境兒童的忽視、打罵等造成的心理傷害。兒童主任的作用發揮是顯性與隱性的統一。兒童主任長期生活在困境兒童及其家庭身邊，了解困境兒童家庭教育具體情況，同時熟悉社區文化傳統，這有利于開展家庭教育工作時將社區文化傳統、家庭特點與兒童需要結合起來，這是其他社會機構工作人員所不具備的優勢。

（二）文化優勢：有效傳播家庭教育科學知識。困境兒童家庭教育能力的提高，首先要使其掌握與家庭教育相關的科學知識，轉變那些有悖于兒童權益最大化、兒童優先、兒童人格平等原則的觀念，在此基礎上促進家庭教育行為的優化。兒童主任雖不是專業的家庭教育工作者，但相較當地居民來說，兒童主任是基層文化水平較高的工作隊伍，一般由村（居）干部、大學生村官、村幼兒園老師、小學老師、婦女委員會委員、專業社會工作者等擔任，具有文化優勢。也因其接受崗前培訓、工作中定期參加民政部等部門開展的專業能力提升活動等，在長期與困境兒童家庭打交道的過程中，也積累了一定經驗，因此對兒童發展需要、兒童權益觀念、家庭教育知識有更科學的認識和掌握，這無疑豐富了家庭教育知識供給能力。兒童主任能通過入戶走訪、發放宣傳冊、一對一指導等方式對家庭教育知識進行精準傳播，這是社會組織、村委會、志愿者所不具備的優勢。在實際工作中，兒童主任在傳播兒童身心發展知識、強化父母監護職責、引導樹立尊重兒童觀念等方面做出了貢獻。①這有利于為困境兒童家庭教育能力提高打下知識基礎。

（三）橋梁作用：及時傳遞困境兒童家庭教育所需資源。困境兒童家庭教育能力提升一方面具有迫切性，一方面又存在家庭教育資源困乏的窘狀。困境兒童家庭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經濟困境，導致沒有開展有效家庭教育的物質資源，特別是在貧困農村地區。要切實提升其家庭教育能力，滿足困境兒童發展需要，需爭取更多的社會資源支持?！吨腥A人民共和國家庭教育促進法》第三十條指出：市、縣、鄉級人民政府應當結合當地實際采取措施，對留守和困境未成年人家庭建檔立卡，提供生活幫扶、創業就業支持等關愛服務，為其父母或其他監護人實施家庭教育創造條件[17]。困境兒童父母及其他監護人或因為文化水平較低、信息閉塞，而不了解國家相關政策福利，而兒童主任可以溝通困境兒童家庭與管理部門，在困境兒童家庭需要反饋與資源遞送之間起橋梁作用，做到及時上報信息，爭取福利資源，“兒童身邊必須有鏈接政府與百姓的人，把好的政策送到有需求的兒童身邊”[18]。兒童主任作為基層兒童工作隊伍，不直接握有和分配資源，但由于是重點負責基層困境兒童工作的基層行政專職隊伍，一方面對農村困境兒童及其家庭需要有更為真實的了解和把握，定期把具體數據上報到當地政府，錄入政府困境兒童信息系統，進行單獨建檔立卡，另一方面作為政府行政機構的一環，可以把困境兒童家庭所需的資源從上到下精準遞送到每一個家庭。

三、兒童主任提升困境兒童家庭教育能力的現實障礙及其消解

兒童主任在困境兒童及家庭幫扶中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具體工作中也面臨身份、薪酬、能力三重主要困境[4]（P81-83）。兒童主任面臨的現實困境阻礙了幫助困境兒童家庭教育能力提升，有必要采取有效措施進行解決。

（一）兒童主任發揮作用面臨的現實障礙。

1.工作身份模糊。身份模糊是兒童主任隊伍面臨的首要困境，身份困境主要體現在兒童主任身份多重、角色不固定、職責不清[4]（P81）。從兒童主任構成的隊伍來看，兒童主任主要是由村（居）干部、大學生村官、幼兒園老師、小學老師、婦女委員會委員兼任。兼任的根本原因在于農村沒有與兒童數量相配套的專業人才，兒童主任隊伍只能從行政體系已有的人員里面選拔兼任。因為是兼任的，當“更為重要和緊急”的主職行政事務需要開展時，兒童主任這一兼職身份將會被擱置。不清楚自己身份和工作的職責范圍所在，不利于兒童工作的順利開展，這也勢必影響其對困境兒童父母及監護人進行家庭教育指導。

2.經濟收入低廉。從工作保障層面看，福利體系不完善致使兒童主任的隊伍高度不穩定，影響了工作實效。職業收入是兒童主任的主要經濟收入，而工資低成為兒童主任隊伍穩定的絆腳石。兒童主任作為基層職業隊伍，兼職的兒童主任一般沒有額外工資與激勵機制，專職兒童主任的工資一般為當地最低工資水平。據伍宗云、紀拓的實證研究，兒童主任因為多為兼任，所以沒有額外的工資，或者工資多3000元以下，一半以上集中在1000—1999之間，為各地最低工資[19]?？傮w來說，兒童主任是一支熱愛兒童的隊伍，但兒童主任在工作中面臨的經濟困境使得僅靠熱心與愛心難以維持隊伍的穩定。

3.專業能力受限。盡管兒童主任上崗前會進行資質篩選和能力培訓，但仍然很難滿足實際工作開展中多樣化和突發性的需求[20]。困境兒童及家庭面臨的情況更為復雜，兒童心理問題、家庭暴力、整合政府資源等要求具備心理學、法律、社會工作等方面的專業知識，但兒童主任大都不具有相關專業背景。有些兒童主任因受傳統觀念的影響，認為家庭教育僅是家庭內部的私事，外人不應該介入，因此對困境兒童家庭教育的正確引導不足。這反映出兒童主任這一隊伍目前專業能力尚顯不足。

（二）兒童主任工作障礙之消解策略。

1.明晰身份和職責，解決兒童主任工作身份不清?！罢l來擔任兒童主任？”是建設一支專業化兒童主任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其一，在經濟發達有條件的地方先建立起一批具有示范帶動作用的專職、專業兒童工作隊伍。其二，如果目前不具備現實條件建成專職、專業的兒童主任隊伍，須保證不頻繁更換兼職兒童主任的人選，不破壞其對困境兒童及其家庭的熟悉程度與支持的連續性。其三，兒童主任的工作具體內容需進一步明確清楚，民政部在困境兒童關愛保護文件附件中，已把兒童主任的工作任務細分為六方面，但仍不夠明確清楚，如怎樣開展家庭教育指導工作規定比較籠統，現實可操作性不足，制約了兒童主任工作的順利開展。

2.完善福利保障體系，緩解兒童主任收入之困。第一，兒童主任是行政系統的基層兒童工作人員，要把兒童主任工作經費和工資報酬列入國家財政支出范圍，保障兒童主任生活得到保障、工作任務完成質量穩步提高。第二，由于東中西各地區發展不平衡，經濟欠發達地方政府無法保障兒童主任薪資福利，中央和地方政府可按比例統籌兒童主任的工作經費和工資報酬。具體表現為在東南沿海經濟發達地區，主要由地方財政承擔，中部地區的由中央和地方按照適當的比例共同承擔，西部經濟欠發達地區，由中央統籌資源承擔[4]（P85）。第三，建立兒童主任工作跟蹤機制。加強工作跟蹤與監督，對認真履職、工作落實到位、工作成績突出的予以獎勵和表揚，并納入有關評先評優表彰獎勵推薦范圍[1]，從而鼓勵兒童主任更好開展本職工作。保障體系不完善是制約兒童主任隊伍穩定發展的核心問題。只有切實解決好兒童主任的保障問題，才能促進兒童主任長足、專業化發展，增強對困境兒童及其家庭的服務能力，建成一支具備專業知識和方法技能、熱愛兒童、有社會責任感、能長效發揮作用的隊伍。

3.增加培訓次數與力度，提升兒童主任的專業能力。趙學慧、趙川芳在對北京197名兒童主任培訓需求調查的基礎之上指出，95%的調查對象希望接受相關專業知識培訓，培訓內容排在前三的分別為兒童社會工作專業方法、技巧的培訓，兒童相關政策法規的培訓，法律知識的培訓[21]。因此，各級主管部門可與高校、基金會、婦聯、其他社會組織展開合作回應兒童主任的工作需求。第一，需著力重點增加與兒童權益相關、兒童身心發展規律、不同類型困境兒童特點與需要的專業知識培訓，不斷使兒童主任內化兒童權益最大化的基本觀念，同時豐富其關于兒童發展的科學知識儲備。第二，重視對兒童主任進行兒童保障政策文件的解讀，使兒童主任了解、把握相關的政策要點，有效進行政策資源整合和鏈接。第三，開展專業方法與技能的實踐訓練，提高兒童主任的業務水平。困境兒童類型多樣、特點不同、需求不一，專業知識與技能的掌握，是提高對困境兒童及其家庭提供服務質量的重要支撐。

結語

如果沒有家庭教育能力提升作為基礎，改善困境兒童家庭教育環境、保證困境兒童健康成長、傳承良好家風家教、增進社會和諧將無從談起。兒童主任打通了困境兒童福利遞送的最后一公里，要從根本上解決困境兒童的問題，也需打通困境兒童家庭教育能力提升的最后一公里。隨著兒童主任工作中身份、保障、能力等現實障礙得到不斷解決，相信其能從基礎性的信息收集上報、福利資源傳遞提升至發展性的家庭教育指導。未來，兒童主任隊伍也可納入到基層家庭教育指導服務體系專業化建設當中，充分發揮兒童主任在家庭教育工作中的經驗與優勢，推動我國基層家庭教育事業實現長足發展。

注釋：

①筆者對所在農村兒童主任進行了工作方面的觀察和詢問，得知該兒童主任由中國兒童基金會發放工資，工資在2000元以下，每周都會定期走訪所負責的家庭，工作內容之一是陪2到4歲左右的孩子玩益智類游戲，同時向家長傳播開發孩子大腦智力的知識。

筆者詢問所在農村兒童主任：你的職務在村里面具體算是什么？兒童主任表示：不太清楚自己的身份是什么，上面要求完成什么工作，只要發工資，按照要求完成任務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