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報紙看西樂在天津英租界利順德飯店的傳播（1934—1937）

李萬金

隨著近代中國城市化的進程，城市音樂生活經歷了從東西方音樂文化的陌生、對立走向熟識、交融的過程。作為擁有多國租界的天津，更是很早就呈現出生活形態與思想文化的雜糅面貌，城市音樂生活也順理成章地呈現出多元化的傳播主體和接受對象，其中音樂會、電臺播音以及報刊等新媒介成為近代音樂傳播過程中重要載體形態。就音樂會而言，二度創作發生的空間在不同城市往往有很大的差異。往具體方面說，是一個個特定且往往具備較好聲學條件的建筑環境，可以是音樂廳、劇場、電影院、禮堂、露天舞臺等；往更廣的方面說，則與一個城市的行政區域有關，可以坐落在城市政務中心，也可以選擇在風景獨好的公園或人群密集的商業區。

相對上海城市音樂史的豐富成果，天津近代城市音樂史還有充足研究空間。僅就1930年代英租界城市音樂活動的研究而言，靳學東從西方音樂家在天津的音樂活動方面稍有論及英租界西洋音樂活動情況，他認為一些僑居天津的外國人士和旅津專業音樂家通過教學、演出等方式，將音樂作為維持生活的一種工具，同時也作為聯絡感情的一種手段，他們曾在英租界的猶太俱樂部、皇后飯店、利順德飯店等音樂演出場所留下足跡；戰薪羽對20世紀上半葉天津外籍人士的音樂教育、音樂演出以及日常音樂活動進行研究，其中就有“利順德大飯店中的音樂生活”一部分。以上研究為筆者提供了史料線索與分析參照，于此基礎上，本文試圖從音樂傳播視角就西樂音樂會與利順德飯店之關系展開進一步歷史敘事。

一、利順德飯店與天津英租界音樂生活之關聯

史學界普遍認為，1930年代天津租界迎來發展興盛期，表現在如下方面：第一，城市中心轉移。20世紀20、30年代，隨著清政府的垮臺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天津租界進入迅速開發和發展時期，城市中心向租界的轉移也是在這一時期完成的。第二，人口快速增長。20世紀30年代是租界人口增長最為迅速的時期，中外人群混居的情況在這一時期更為廣泛而普遍。第三，新聞傳播業快速崛起。各類報紙多達30余種，形成北方傳媒文化中心，而一些重要的報館均設在租界，成為新聞傳播的主要陣地。

天津的英租界作為九國租界中發展較快，占地面積最廣的一個租界，其內音樂生活也是如此。相關資料可以證明，英租界利順德飯店、戈登堂、耀華中學、大光明影院經常舉辦國內外音樂家的演出，海菲茲（Jascha Heifetz）、齊爾品（Alexandr Tcherepnin）、魯賓斯坦（Artur Rubinstein）、夏里亞賓（Ivanovich Chaliapin）等人和國樂音樂家丁致中以及燕大歌唱團、西人交響樂隊等均在此留下音樂足跡。相對豐富、強大的演出陣容使得英租界的音樂生活從內容上更具吸引力。

其中利順德飯店是較為特別的演出空間。早在1924年2月22日，美國僑民就曾在此舉辦紀念華盛頓誕辰活動，到會者達400多人，“音樂齊奏，頗亟一時之盛?！边@是目前為止所知利順德最早與音樂發生關聯的活動。尤其在天津租界發展鼎盛時，利順德更頻繁舉辦音樂演出。之所以與音樂發生關聯，是與飯店的國際化定位息息相關，這是一家由西人創建的涉外飯店，既是清朝外交的舞臺，也是多國的“領事館”，同時又是近代文明引進的窗口。從原定于大光明影院舉行的魯賓斯坦鋼琴獨奏會，發生臨時變更演出場所的事件來看，沒有選擇與之最近的泰萊飯店，而選擇利順德，也體現該飯店承辦音樂會的能力。

二、經紀人對利順德音樂演出的促成

音樂經濟人是隨著資本主義全球經濟發展出現的從事音樂經濟活動的人士，其主要活動是聯絡具有巡演能力的演出團體或演奏（唱）家。隨著近代中國租界地的誕生以及資本貿易的發展，音樂經濟人已逐漸在這些租界的活躍起來，并成功地扮演著重要角色。

1934年6月1日，遠東著名音樂經紀人斯特勞克邀請齊爾品來華演出，利順德飯店就是其中一站。自此之后至全面抗戰爆發時期，多位世界知名音樂家在此舉辦音樂會。據筆者不完全統計，1934—1937年共有包括伴奏者在內26位音樂家到此演出，包括聲樂、鋼琴、小提琴、大提琴獨奏和聯合演奏的音樂會形式。首先從演出時間看，分布較散，但主要集中在春季；其次從音樂家國籍看，涉及天津九國租界中的七個國家；再次從音樂演出形式看，有鋼琴、小提琴、大提琴器樂演奏會，也有聲樂音樂會，未見中國音樂家的參與；最后音樂經紀人加拉蒂（D. E. Galatis）和奧賽德·斯特勞克（Awsay Strok）對音樂演出起到不可忽視的作用。

加拉蒂在1931—1941年以音樂經紀人的身份活躍在天津租界，從事娛樂活動項目進出口代理工作，包括音樂、戲劇、電影等活動。其間多次邀請在世界享有盛譽的外僑音樂家、歌劇團來津演出，《大公報》報道：

這次幫忙他出臺事務的是加拉蒂（Galatis），他是很努力于介紹世界著名演奏家于天津的人。過去的世界上有名的大音樂家演奏家，如前多年來津的女高音歌者加里庫濟（Amelita Galli-Curci）、現代鋼琴家弗里德曼（Ignaz Friedman）、第一流提琴手津巴利斯特（Efrem Zimbalist）、名聞世界的意大利歌劇團（Italy Opera Company）……等全是由他經理約聘來津。

加拉蒂或許是在天津租界的興盛期發現商業機會，從香煙貿易轉而投入到娛樂活動代理商，斯特勞克也是由小提琴演奏家轉做音樂經紀人。身為音樂經紀人的他們，通過這種商業化的運作模式，邀請世界各地知名音樂家來華演出。

在利順德音樂演出中，加拉蒂發揮音樂經紀人的作用，邀請音樂家來此演出。此外通過報道足以看出這位經紀人的運作能力，抓住音樂季黃金時間，提前計劃要邀請的音樂家，同時考量到部分學生觀眾群體的經濟能力，將票價給予一定優惠，以使他們有機會接近西方藝術，這些舉措在促成利順德音樂演出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據加氏的計劃，在音樂季開始的時候（音樂季通常大約在十月以迄二月間）他要陸續的聘請世界名家來津，大半頭一個是世界第一的大提琴圣手，其次是歐洲有名小提琴家，以后還有藝術的舞蹈家及音樂家等，這是一件很值得重視的消息。

福氏之經理人Galatis以鑒于以往世界大音樂家在津演奏時，我國愛好音樂人士多以票價太昂關系，相率裹足，故此次為使我國青年能有機會接近西方之藝術起見，愿對我國學生愿往該音樂會聆聽者，可至法租界十四號路十號倍來亨洋行面洽，當有優待辦法云。

三、對利順德音樂演出的個案分析

1934年10月29、31日，大提琴家福爾曼與鋼琴伴奏弗里茨·基欽格在利順德飯店舉辦了兩場音樂會，報紙刊發了7篇報道與評論。

演出前，報紙對演奏家和伴奏者的個人信息以及演奏曲目等內容進行詳細介紹，更將音樂家照片和節目單刊發在報紙上，以便吸引對演奏會及演奏者感興趣的聽眾，同時根據馮志仁聽賞29日福爾曼音樂會的評論和節目單看，兩場演出曲目不同。29日演奏7首樂曲，31日演奏8首樂曲。樂曲涉及西方巴洛克、古典、浪漫時期的音樂作品，且以浪漫主義時期作品為多。

值得一提，福爾曼29日音樂會的評論文章，通過采編東京報紙所寫以及上海工部局樂隊指揮梅百器（Mario Paci）和僑居天津的德國鋼琴家普夫爾特（H.Puffert）的評論，以便更有說服力，更足以看出福爾曼的受歡迎程度：

本月二十日東京的報紙上曾有這樣的一段記載：“在Hibaya大堂中，從來也沒有看見過比這次更擁擠的了……潮涌的群眾，一直擠到街心，竟塞斷了交通來聽這個名家的演奏……”

外僑在東亞負有盛名的音樂家——上海管弦樂隊的指導Paci，在給Strok的信上也說：“一定的，他是曾經來過上海的最偉大藝術家中之一，他的初試身手即有偉大的成功，再露鋒芒，當更會偉大，我將盡我所有的能力去幫忙他……”

僑居本市的德鋼琴家H.Puffert說：“我在德國曾聽過他的演奏，我想他應該是世界上最好的大提琴演奏家了?！?/p>

此外，與沒有經紀人促成的演出相比，1937年2月15、17日的大提琴演奏會宣傳略顯黯淡。報道僅有2篇，只簡要說明莫里斯·馬雷夏爾將來津利順德演奏兩次，并未介紹演奏家的詳細信息，也未將節目單刊發。依此而看，有經紀人運作的演出，廣告內容更豐富，宣傳次數更多，反映出音樂經紀人在整場演出始末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在音樂會結束后的評論中，提及福爾曼演奏會到場來賓和演出盛況。作者“東”說道：

“天津外僑中所有從事于音樂的人，音樂的教授，樂師，以及為我們所熟知的那些對音樂理解很深的中外人士……等幾乎全到了，所有的人都是抱著熱烈的希望來的，但是同時也驚嘆著喜悅著很滿足地回去。每一個節目完畢后，他總是被熱烈的觀眾拍手喚回，一次二次以至于三四次。最后的又多奏了兩個曲子，聽眾還是舍不得走，站在那里鼓掌，每人的臉上都帶著驚奇的笑容。的確的，他這次在世界各處的演奏，將決定他永久的地位?！?/p>

同時馮志仁在其評論中提及演出觀眾有“成雙的歐美人，少數的我國人，都陸續地充滿了座位，我們特別注意的是本市女師學院的音樂系的同學，他們占了一部分?！币虼?，觀眾主要為接受過音樂教育的外僑以及國人，這里既包括音樂家，又包括學習音樂的學生，但外僑居多，國人較少。

綜上所述，通過對利順德福爾曼大提琴演奏會的個案分析，從廣告宣傳、采編評論、演出情況、觀眾構成等方面，得以部分還原當時演奏會舉辦始末，從而可知該音樂家在當時受歡迎程度，以及該場音樂會的成功舉辦是與租界、演出場所、音樂經紀人、音樂批評家、觀眾密不可分。由此，利順德飯店內開展的西洋音樂會活動情況可見一斑。

結 語

本文以1930年代天津租界發展興盛時期為背景，對其內尤為典型的英租界音樂生活景象進行概述，進而對“利順德飯店與天津英租界音樂生活之關聯”和“經紀人對利順德音樂演出的促成”進行歷史敘事，并對一場利順德音樂演出進行個案分析。就此，本人得出如下結論：

在租界所形成的特定文化空間中，利順德飯店作為天津英租界內的特殊音樂演出場所。在1934—1937年，其所承辦的音樂演出活動值得關注。

從傳播形式看，為外僑音樂家獨奏和獨唱音樂會，同時這種現場演出音樂會的傳播形式，相對唱片、電臺傳播，更具直觀性和音樂氛圍感，使聽眾能夠作為音樂會中的重要角色，通過鼓掌等方式切身參與，讓音樂家與聽眾之間形成互動關系，因而使音樂會相較于其他兩種音樂傳播方式別具吸引力。

從傳播機制看，加拉蒂、斯特勞克音樂經紀人和歐洲、美國知名音樂家福爾曼、齊爾品等之間的通力合作促成利順德飯店西洋音樂會的順利開展。經紀人利用報紙刊登音樂家照片、節目單、評論反響等廣告信息進行宣傳，用以吸引觀眾，同時一定程度上促進西方音樂在近代天津的傳播。

從傳播對象看，音樂會來賓主要為接受過音樂教育的外僑以及國人，既包括音樂家，又包括學習音樂的學生，在天津聽音樂會的國人學生群體主要以各大學校音樂系學生為主，例如河北省立女子師范學院音樂系的學生，但總體來說外僑居多，國人較少，這也表明國人對作為外來音樂的西洋音樂的接受是需一個漫長過程?！?/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