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視域下各民族文化互動交融研究

肖渝云,韓學謀

(1.2.大理大學 民族文化研究院，云南 大理 671003)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促進民族團結進步，離不開56個民族的共同團結奮斗和共同繁榮發展。本文以大理白族自治州①(1)①大理白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中部偏西，全州轄1市11縣，有110個鄉鎮，少數民族人口比例占30%以上的自然村有6554個。有白族、漢族、彝族、回族、傈僳族、苗族、納西族、壯族、傣族、阿昌族、藏族、布朗族、拉祜族等13個世居民族。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云南省白族人口160.4萬人，相比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增長3.88萬人，其中，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人口124.8萬人，占全州總人口的34.3%。自1956年11月22日建州以來，全州各族群眾的共同團結奮斗，呈現出經濟發展、民生改善、民族團結、社會和諧的良好局面。(以下簡稱“大理州”)白族文化為例，來闡釋中華文化與各民族文化的交融互動的規律、動力機制等。

早在漢代，漢武帝就在今大理地區設置郡縣，設益州郡，并賜滇王王印，其中葉榆、比蘇、邪龍、云南四縣在今大理州境內，大理地區正式納入祖國版圖。大理地區雖然地處中國西南邊疆，但從漢唐以來或更早就與中原漢文化開始了交流，大理白族先民不斷吸收中原文化的因子，形成了強烈的中華文化認同，與此同時，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語言、信仰和習俗等文化，白族基于民族文化多樣性之上的中華文化認同的歷史過程和融合機制，是多民族國家文化認同的一個典型案例，也可以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增強民族團結提供可以推廣的經驗。

一、中華文化與各民族文化互動交融研究

中華文化認同是指中華各民族以文化認同為中介，對內它是對中華文化的價值，尤其是精髓與優秀部分的體認，對外則表現為有特殊感召力和國際公認知名度的文化身份確認[1]。孫中山、吳文藻、費孝通等學者的研究為中華文化研究和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孫中山先生希望通過弘揚民族傳統文化以振奮民族精神，從而達到振興中華的目的，他在“五族共和”的基礎上，又提出以平等為基礎的多元一體中華民族觀，主張在平等的基礎上實現各民族的融合[2]。孫中山先生由一元一體民族觀向多元一體民族觀的轉變的過程中，將民族傳統文化作為振興中華的重要路徑，意即通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吳文藻先生號召以文化自覺的方式來解決中國民族與國家關系的文化問題，倡導以各種文化自覺方式確立民族自尊心，并經由這種民族自尊心的確立來達到創立強大國家的目的[3]。吳文藻先生的觀點則從民族和國家的關系視角出發，認為民族自尊心對于建立一個強大國家具有重要的作用，也就是從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視角看待中華文化，從而逐步增強中華民族的自尊感、自豪感和認同感。1989年，費孝通先生結合我國民族實際及長期對民族研究的思考，提出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他認為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是在幾千年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其主流是由許許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單位，而又各具個性的多元統一體；費孝通先生還認為高層次的認同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層次的認同，不同層次可以并存不悖，甚至在不同層次的認同基礎上可以各自發展原有的特點，形成多語言、多文化的整體[4]。費孝通先生在闡述一體與多元關系的同時，也注意到了中華文化與各民族文化的關系，即各民族的文化應該根據自身特點來發展的同時，形成一個整體的中華文化是非常必要的，兩者可以共存，且不矛盾。李臻、金炳鎬認為認識中華民族這個命運共同體，首先要認識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是對中華民族現實的族際關系結構的高度凝練和真實寫照[5]。多元一體格局不僅是中華民族與各民族關系的凝練、寫照，而且也是中華文化與各民族文化關系的凝練和寫照。對中華文化與各民族文化關系，習近平總書記更形象地概括為主干和枝葉的關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正確把握中華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關系，各民族優秀傳統文化都是中華文化的組成部分，中華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葉，根深干壯才能枝繁葉茂?！盵6]

學界對聚居白族文化與中華文化互動交融的研究，主要通過白族社會歷史、社會經濟、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研究，在外因、內因的視角下闡釋白族文化與中原文化的融合機制。許烺光的《祖蔭下》對大理喜洲白族的生活、勞動、婚姻、宗教、祭祀、教育等進行研究，展示了喜洲白族以祖先崇拜為主的文化行為方式，這部作品是研究漢族文化與白族文化融合研究的經典之作，許烺光在田野調查時還發現，“喜洲人堅持他們是漢族的后裔，如果有人對此稍有懷疑，他們便很不高興，許多事實表明喜洲人不僅具有漢族文化習俗，而且試圖表明，在某些方面他們比中國其他地區的漢族更加漢化?！盵7]這種認識具有“禮失而求諸野”的意味，但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喜洲白族對中原文化的認同及融合的深度，也從另一側面表明不排除一部分漢族融入白族的事實。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云南民族調查組、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對喜洲、劍川縣、瀘水縣等地白族社會經濟、白族文化、習俗等進行了深入調查，其中涉及許多白族文化與中原漢文化融合的內容，如調查發現白族受漢族的影響比較深遠，語言詞匯中吸收了許多漢語；明代以前白族大量同化了進入云南的漢族，因此有許多白族追溯遠祖來歷為南京柳樹灣，明代之后則以漢族與白族融合為主要趨勢[8]。大理州白族文化研究院編著的《白族族源新探》集錄了1957年至2016年方國瑜、楊堃、馬曜、李東紅、趙啟燕等學者有關白族族源的研究成果，研究認為白族的起源和形成有土著說、外來說、多元融合說等觀點，白族在形成過程中不斷吸收漢文化是其重要的一個特點[9]。張錫祿在《佛教對白族民俗的影響》[10]《佛教密宗對白族社會思想心理的影響》[11]中認為白族吸收佛教文化，并與當地民間信仰融為一體，加速了白族文明的進程。何叔濤認為南詔、大理國政權開放進取，善于學習先進的中原文化，白族文化繼承了這種兼收并蓄的特點，白族的物質文化、精神文化都表現出多樣性和綜合性的特征[12]。

學者認為散雜居白族保持其民族特色的原因在于民族的自我意識及雙重文化認同的不斷增強。何叔濤認為元江散雜居白族以較少的人口和極小的聚居區處于周圍民族的汪洋大海中而不被同化，除經濟文化的發展居于領先地位和族內婚的穩定作用外，強烈的民族自我意識所起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亦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同時元江白族的發展也與不斷學習漢族及其他兄弟民族的先進文化是分不開的[13]。張麗劍在《散雜居背景下的族群認同：湖南桑植白族研究》一書中認為，桑植是白族先民由南向北擴張的最北界，桑植白族有著雙重認同，既包括對白族和漢族的雙重文化認同，又包括對大理和麗江的雙重地域認同[14]。

上述研究成果從各民族文化與中華文化的內在邏輯、白族文化與中原文化互動交融等方面進行了研究，為我們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但是上述研究在中華文化視域下研究各民族文化的互動交融的原因、動力機制等方面研究不夠充分，我們的研究可以稍作補充。

二、各民族文化的互動交融豐富和發展了中華文化

中華文化的發展史，就是一部各民族文化的互動交融的發展史。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根基，各民族之間的文化互動交融，不斷豐富和發展了中華文化，因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化與各民族文化是“并育而不相?！钡年P系。白族文化與中原漢族文化水乳交融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自漢以來，特別是在南詔、大理國長達500多年的時間，幾乎橫跨中原王朝唐、五代十國、遼、宋時期，在此期間，生活在南詔、大理的各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頻繁與中原王朝交往交流交融，在物質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方面兼收并蓄，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格局。

(一)物質文化方面的互動交融

自古以來，大理各民族共同創造了多元的燦爛文化，并留下了許多寶貴的實物、遺存。2016年3月，漾濞瓦廠草白么史前考古現場出土了一把直柄羊首紋銅劍，考古人員認為羊首表達對羊的崇拜，其主人應屬氐羌族群的范疇，是早期民族生產生活及遷徙的重要實物證據。此外，“南詔德化碑”“蒼山會盟碑”“元世祖平云南碑”等碑刻都是大理白族先民與中原王朝及中原文化交流的歷史見證，如“南詔德化碑”記述了天寶之戰經過，并表達了南詔要實心實意歸奉唐王朝的決心，碑文書法有晉唐風格，漢字白音，是白族文化與中原文化交流的經典之作[15]。

在衣食住行方面，白族善于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并有所創新發展。大理地區的特色食品——乳扇吸收了蒙古人的飲食文化。白族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六合同春等建筑格局融合了中原的四合院及南方的干欄式建筑文化，其建筑墻面多有水墨畫或文字，多以弘揚忠孝、禮儀等儒家文化為主題。交通的聯通是物質文化互動交融的橋梁。漢代，西南陸上絲綢之路(又稱蜀身毒道、蜀滇緬印古道、博南古道)開通，使洱河地區與中原、東南亞的交往更加密切。東漢時，敦忍乙、撣國等國家通過此線路朝貢、獻樂。其實，在漢經營博南古道之前，西南與印度之間就有了原始商道?！妒酚洝酚涊d，在張騫出使西域時，就在大夏見到了從身毒(今印度)買來的布匹、邛竹等蜀物。此原始通道的存在，也可以推斷為什么三星堆考古發掘文物具有印度地區和西亞文明的文化因素。此外，茶馬古道、鹽馬古道等也是物質文化互動交融的重要依托。如茶馬古道貫穿川、滇、藏，通達不丹、錫金、尼泊爾、印度境內，直抵西亞、東非紅海海岸。茶馬古道不僅是民間國際商貿通道，也是中國西南各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走廊，是各民族和睦相處、同生共存的歷史見證。歷史上，茶馬古道更是為白族文化與中原文化架起了溝通的橋梁，通過活躍于茶馬古道上馬幫和點綴于古道的驛站(重鎮)，實現了白族與中原以及其他民族之間的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實現交往交流交融，如楊佐在《云南買馬記》中記載，宋人親至云南買馬。茶馬古道又被稱為佛教、道教、伊斯蘭教等宗教傳播路線。當年，忽必烈以茶馬古道作為軍事路線，順利攻克大理[15]。

在物質生產方面，早在公元前，漢武帝為了進攻滇王國，開拓南疆，修昆明池，訓練水軍，即著名的“漢習樓船”故事。在公元七世紀中葉，漢人逐漸來到大理地區，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手工業等技術。唐宋時期，南詔大理國與內地經濟、技術交往頻繁。元明清時期，數百萬軍屯、民屯和商屯的漢族移民進入云南，數萬漢族移民進入大理屯田置墾，他們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同時也將以儒學為主要內容的漢文化在大理廣泛傳播，鞏固了中央集權制，促進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加強了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15]。

(二)制度文化方面的互動交融

管理制度的互動交融。貞元十年(794年)，蒼山會盟之后，唐王朝冊封異牟尋為“南詔”，頒發“貞元冊南詔印”，成為唐朝的臣屬，封號“南詔”。南詔自細奴邏至舜化貞共13王，有10個王接受了唐王朝委任為“刺史”、封為“臺登郡王”“云南王”“南詔(王)”“滇王”等不同的稱號。唐朝尚書省分為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南詔學習唐朝規制，實行六曹官制，設功曹、倉曹、戶曹、兵曹、法曹、士曹。937年，段思平建立的大理國，基本承襲了南詔的政治制度和疆域。1117年，宋朝冊封段正嚴為“云南節度使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上柱國、大理王”。1256年，元憲宗蒙哥封段興智為“摩訶羅嵯”稱號，并授予管理大理各部的權力，俗稱大理總管。1276年，云南行省正式建立，云南500多年分裂割據局面的結束。明清時期，在云南大規模推行“改土歸流”，加強了中華民族的團結和國家的統一[15]。

宗族制度的互動交融。大理祥云大波那(白語稱頭人、大家長為“大波”)出土的銅棺、青銅杖、房屋模型等文物證明，在戰國時期，白族先民已進入家長制社會，有“常處”“君長”。宗族制度是漢文化社會制度的重要內容，是君臣父子觀念、親屬制度等的體現。家譜是一個家族延續的真實記錄，同時，也記錄著家族的親屬制度、民族遷徙等情況[15]。白族也有家譜，如白族學者張錫祿通過整理發現，喜洲白族家譜有《趙氏家譜》《中和邑楊姓家譜》《閣洞塝段氏家譜》《史城董氏家譜》，鶴慶有《張氏家譜》《高氏家譜》，劍川有《段氏家譜》；大理有《太和段氏家譜》，鳳儀有北湯天《董氏本音圖略敘》等[16]。由此可見，漢族的宗族制度、親屬制度早已成為白族宗族制度文化不可或缺的內容之一。

科舉制度的互動交融。南詔時期，劍南節度使在成都辦學，上千南詔子弟接受了中原文化的熏陶、教育。南詔統治者還讓接受過中原文化的有識之士來直接教導王室子弟，如讓飽讀中原文化的鄭回教導王室子弟?；诮逃陌l展，南詔選用人才，會通過考試來選拔，如招考馬軍需要五場考試。大理國時期，全國崇佛，以白密阿吒力為國教，并從師僧中開科取士，選取既懂治國的方法，又崇佛有善念的師僧治理國政。隨著儒家文化影響深入及學校、書院教育的發展，阿吒力佛教地位被逐步消弱。至明清時期，作為“文獻名邦”的大理地區白族學子積極參加中原科舉考試，共中進士217名，舉人1824名，武進士14名，武舉人278名，服務國家社會[15]。

喪葬制度文化的互動交融。白族實行土葬、火葬等，在殯葬改革以前，主要以土葬為主。西爨及白蠻死后三日內埋殯，依漢法為墓。白族火葬可追溯至戰國時代，火葬風俗被認為是羌人的風俗，其根源與宗教有關。佛教傳入后，受佛教文化的影響，一些白族僧侶也實行火葬[15]。

(三)精神文化方面的互動交融。

在精神文化方面，中原文化與白族文化達到了水乳交融的程度。

儒家文化的互動交融。儒家文化認為讀書與農業生產是安身立命的根本，既要學會做人，又要學會謀生。與漢人社會一樣，一些白族人家的入戶門頭也會懸掛“耕讀傳家”“耕讀世家”等匾額。白族家庭崇拜祖先，大多數居民家都是一塊祖先牌，牌上一般寫有“祖德流芳”，并按照輩分寫上各位祖先的名諱。每月初一、十五或是村民家中遇到結婚生子、老人壽辰、建新房、祖先的忌日誕辰等重要日子，白族家庭都要專門祭祀祖先。在白族結婚儀式上，也有“三拜九叩”儀式，向天地君親師、祖先牌位三拜九叩之后，向父母行三拜九叩大禮。南詔時期，盛邏皮就注重傳播唐朝儒家文化，開元十四年(726年)，他效仿唐朝建文廟，供奉孔子。如今在白族的一些本主廟宇中也有孔子、文昌的塑像，每年會舉行隆重的祭孔活動；每當升學季，白族、彝族等各民族的學子及家長會向孔子、文昌等神靈燒香許愿，祈愿升學取得好成績。

宗教、民間信仰文化的互動交融。莊蹻入滇，受楚文化影響，白族先民崇信天鬼。大約在公元7世紀末8世紀初，佛教由中原傳入洱海地區，南詔晚期，許多佛教人士從中原攜帶漢文佛經來到大理，對白族佛教文化產生了重大影響，形成了雞足山、石寶山等佛教文化圣地。本主崇拜是白族特有的一種現象，宗教神靈、英雄人物、自然物等都可以成為本主，如白族人物張樂進求、閣邏鳳、段宗榜等，漢族和其他民族的人物李宓、忽必烈、沐英、鄭回、韓愈、諸葛亮、朱元璋等都可以成為本主。天寶十三年(754年)，唐“征天下兵十余萬”，命李宓率領征云南。李宓率領的軍隊遭到南詔、吐蕃的合力夾擊，最終“宓糧盡，士卒罹瘴疫及饑死什七八”[17]，唐軍全軍覆沒，李宓本人也沉江而死，而李宓被白族人奉為本主，如今供奉李宓的將軍洞廟宇仍然香火不斷，逢年過節或家中有紅白喜事、新居落成等，當地白族都要前來祭拜祈愿。本主還是白族群眾為人處世的楷模，各具神力的本主共同構建了白族社會的道德準則和價值觀念。如南詔功臣段宗榜曾幫助緬甸打敗入侵者的獅子國，被稱為“五百神王”或“中央皇帝”，是洱海地區最大的本主；斬蟒英雄段赤誠被稱為“洱河靈帝”；不畏強權的白潔夫人被封為“白潔圣妃”[15]。

語言、音樂文化的互動交融。白族語言借用大量的古漢語及發音，使古漢語依然展現著生機和活力，如白語的“筷子”發音“箸”，“餓”發音“腹饑歁”，“肚子”發音“腹”，“豬頭”發音“彘頭皮”，“田埂”發音“陌”，“木柴”發音“?！?同“薪”)，“掃”記音“騷”，“小孩”記音“孺子”等等，據不完全統計，白語借用古漢語的詞語超過1000多個。對此，施紅梅認為，對于大多數沒有文字的少數民族來說，典籍的傳承除了口耳相傳外，主要依靠漢語傳承下來[18]。同樣，高健認為，在書寫文化上，各民族是普遍平等的，不可能因為“遺失”或“放棄”了文字，就失去了文化傳承與表述的能力[19]。南詔向唐朝敬獻的大型民族樂舞《南詔奉圣樂》是當時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的作品，舞蹈方面融入了隋唐時期流行的“擺字舞”、南方民族的“模擬鳥獸舞”等；音樂方面融入了南方民族的民歌、中原王朝的宮廷音樂、佛教音樂等?！赌显t奉圣樂》最后成為唐樂十四部之一，豐富了中華文化。白族大本曲、洞經音樂等也融入了許多中原文化元素，如大本曲融唐代的變文講唱和白族民間文學、音樂等于一體，一些大本曲的說唱文本直接源于漢族民間故事、歷史經典、小說等，如《鍘美案》《董永賣身》《柳蔭記》等，成為深受人們喜愛的一項民間曲藝[15]。

新中國成立后，大理州各族人民凝心聚力推動民族地區文化、經濟、社會等各項事業的發展，為社會主義建設奉獻力量。在文化方面，以《小河淌水》為代表的一批大理優秀民歌，成為各民族文化交融互鑒的結晶，也成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文化符號和守望相助歷史傳統的精神標識。白族“五朵金花”故事被拍成電影，廣為流傳，家喻戶曉，成為中華文化的組成部分。繼《五朵金花》之后，大理州又相繼拍攝了《天龍八部》《心花路放》《金戰》《倩女幽魂》《橋隆飆》《茶頌》《舞樂傳奇》等68部影視作品，對豐富了中華文化做出了重要貢獻。大理白族自治州還大力推進非物質文化遺產搶救工作，支持“大理州民間故事全書”“大理文化叢書”“大理作家叢書”“大理木版年畫集成”“大理古村落叢書”的研究和出版，形成了許多各民族共享的中華文化符號。

總之，白族文化與其他文化既相聯系，又相區別，但更多的是交互性、共通性和包容性，以“大一統”為核心的中國歷史發展整體觀深入白族的觀念當中，增進了大理各族人民對中華文化的認同。

三、各民族文化互動交融的動力機制分析

通過白族與中原漢族文化的互動交融的歷史史實，我們認為，政治開明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基礎；經濟交往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動力；文化交流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靈魂；社會穩定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底線；地域聯通、生態宜居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條件。

(一)政治開明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基礎

南詔、大理國大多時間認同于中原王朝，并建立良好的政治認同關系。在封建王朝時期，統治者普遍認為“夷夏有別”“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而唐太宗李世民認為，“中國，根干也；四夷，枝葉也。割根干以奉枝葉，木安得滋榮?！薄耙牡乙嗳硕槐夭录僧愵悺?。明太祖朱元璋也認為，“華夷無間”“華夏一家”“皆朕赤子”[20]。唐太宗、明太祖等人正確的民族思想，對各民族建立良好的民族關系，促進開明政治起了重要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南詔是我國在唐朝時期所建立起來的地方政權，有著253年的歷史沿革，前后歷時13代王，其中有10個王曾經接受唐王朝的冊封，在唐王朝的幫助與扶持下，南詔逐漸從奴隸制經濟發展為封建制經濟，雖然唐與南詔曾發生過兩次天寶戰爭，但大多時間，南詔對唐王朝處于政治認同的和諧發展時期，和善友好，互幫互助，共同發展。南詔政權模仿唐朝設置了類似于宰相的“清平官”，同時模仿中原政權建立了“六曹”機構?！赌显t德化碑》開篇就言道，“恭聞清濁初分，運陰陽而生萬物，川岳既列，樹元首而定八方。故知懸象著明，莫大于日月；崇高辨位，莫大于君臣”?！安蛔x非圣賢之書，不做不忠不孝之人”。意即南詔與中原王朝是君臣關系，在文化上要讀四書五經等圣賢之書，在君臣關系中要做忠孝的臣民，除此之外，南詔還向中原王朝朝貢，如細奴羅的兒子羅盛于武后時期向唐朝入貢，“大蒙恩獎，賜錦袍金帶,增彩百匹，歸本國”[21]。在宋時期，宋朝接受大理國為其藩屬國，被冊封，建立朝貢體系，政治交往頻繁。統治者接受中原王朝的冊封，進一步說明他們之間親密的政治認同關系，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創造了良好的政治條件。

(二)經濟交往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動力

南詔大理國與中原王朝以馬匹交易為基礎，各種商品的貿易往來頻繁。南詔在各種生產上用以從事生產的勞動力，多是在內地俘獲的人口。南詔在太和三年(829年)十一月攻入成都，“掠子女、工技數萬引入南詔”[22]。這數萬人是具有工藝技術的紡織娘、瓦匠、木工，其中有2人是建筑師，2人是雜劇演員，還有1個是大秦國住成都和尚兼眼科大夫。大理國王室幾乎每年都會派遣使團將當地的稀有藥材進貢宋朝。在北宋時，嘉州峨眉縣西十里的銅山寨，是交易的大市場。白族商人把云南出產的大量牲畜和各種手工業產品、山貨、藥材等運去與漢族商人交換。南宋統治階級所特需的商品——戰馬，尤其主要依靠從大理取得。據《嶺外代答》記載說：“蠻馬之來，他貨亦至，蠻之所在，麝香、胡羊、長鳴雞、披氈、云南刀及渚藥物；吾商人所在，錦繒、豹皮、文書及諸奇巧之物。于是譯者平價交易?！盵23]以上史實證明，經濟交往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動力，白族頻繁地與中原王朝進行經濟交往，不僅學習了中原的技術，而且促進了與內地文化的交流。

(三)文化交流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靈魂

在南詔時，白族的先民就學習吸收了漢族的文字與歷法，甚至接受了唐朝的漢文化，采用漢姓?！赌显t德化碑》全是漢字書寫，文風也頗具唐風。南詔首領細奴羅曾“勸民間讀漢儒書，行孝忠信禮廉恥之事”[24]，倡導老百姓學習儒家文化、禮儀。大理國時期的22代君主的年號和謚號都是漢文化的體現，如大理國第一任君主段思平的年號文德、神武，謚號太祖神圣文武皇帝；最后一任君主段興智的年號道隆、利正、興正、天定，謚號武安皇帝天定賢王。唐西川節度使牛叢的《報坦綽書》一文寫道:“我大唐德宗皇帝，……憫其傾誠向化，率屬來王，遂總諸蠻，令歸君長，仍名詔國，永順唐儀；賜孔子之詩書，頒周公之禮樂，數年之后，靄有華風，變腥膻蠻貊之邦為馨香禮儀之域。豈期后嗣罔效忠誠，累肆猖狂，頻為襖孽?！盵25]上述文字說明，大理各民族先民除了自己主動學習中原禮儀文化之外，還要被動接受中原王朝的統治者的教化，改變思想觀念。大理國時期，中原王朝對大理國以德化為主，大理國臣民對宋朝文化也十分推崇，如宋太祖曾說“德化所及，蠻夷自服”[26]。與此同時，中原地區也吸收了南詔文化，《南詔奉圣樂》就是例子。各民族政治、經濟等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最直接的結果就是文化交融，因此，可以說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靈魂就是各民族之間文化交流。

(四)社會穩定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底線

南詔與唐王朝建立和親關系，如閣羅鳳的長子入唐，不僅被授予官職，還娶了宗室公主；在唐光啟元年(885年)，滇王送公主于唐[27]。這種情況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南詔與中原王朝之間的政治聯姻，但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雙方政治、社會的穩定，人民得以安居樂業。受佛教影響，大理各民族先民從自然崇拜轉向本主崇拜，開始受到當地本土巫教教派的圍攻，最后本主崇拜取得勝利，逐漸形成以本主信仰為核心的價值觀念和社會治理體系，從而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穩定社會保障。

(五)地域聯通、生態宜居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條件

古代民族思想認為“夷、夏有別”是天然的地理分布所造成。如西漢淮南王劉安認為，越人“限以高山，人跡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以隔外內也”。唐朝狄仁杰認為“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略之外，故東拒滄海，西阻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盵15]俗話說，要想富，先修路。這句俗語，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也同樣適用。南方陸上絲綢之路、茶馬古道、鹽馬古道等通道的開辟，打通了地理隔絕的局面，直接促進了各民族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交往交流交融。大理因其生態宜居的自然地理條件，曾讓徐霞客流連忘返。如今隨著人們對于綠水青山、生態宜居、美好生活的追求，大理吸引了更多的國內外人士游玩或定住生活。

四、結語

白族文化與中原文化互動交融的案例，是中華文化與各民族文化互動交融的縮影。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需要發揮各民族的積極性和創造力，同時，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前提之下，要正確認識中華文化與各民族文化的關系，還要正確認識中華文化認同與各民族文化認同的關系，對此，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進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盵28]增強文化自信是中華文化永葆活力的重要基礎，黨的十九大報告進一步指出：“深入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道德規范，結合時代要求繼承創新，讓中華文化展現出永久魅力和時代風采?！盵28]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又強調，“要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充分考慮不同民族、不同地區的實際，統籌城鄉建設布局規劃和公共服務資源配置，完善政策舉措，營造環境氛圍，逐步實現各民族在空間、文化、經濟、社會、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币虼?，在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的過程中，不僅僅要考慮文化交流的因素，還要考慮空間的、經濟的、社會的、心理的等多方面的因素，這樣才能不斷加強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水乳交融局面。在中華文化認同的前提之下，一方面，中華文化和各民族文化并存而非對立，我們要尊重、支持、愛護各民族文化，這樣才能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不斷促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另一方面，中華文化認同和各民族文化認同并育而不相悖，各民族文化的認同，是各民族自身發展的規律，是無法阻擋的，不斷增強各民族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有助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