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的基層實踐困境與出路*

邵佳德

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宗教理論的題中之義。在2015年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必須堅持中國化方向”；(1)《鞏固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 為實現中國夢提供廣泛力量支持》，《人民日報》2015年5月21日。在2016年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再次指出“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支持我國宗教堅持中國化方向”；(2)《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宗教理論 全面提高新形勢下宗教工作水平》，《人民日報》2016年4月24日。2017年黨的十九大重申了“堅持我國宗教的中國化方向”。(3)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7頁。在2021年12月召開的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提高宗教界自我管理水平，提高宗教事務治理法治化水平，努力開創宗教工作新局面，更好組織和引導信教群眾同廣大人民群眾一道為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團結奮斗。(4)《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 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人民日報》2021年12月5日。其中，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被再次強調，這充分指明了中國化這一方向是我國宗教未來若干年的發展重心。

基層處境：堅持宗教中國化方向的實際問題

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并非一句空泛的口號，需在我國宗教的具體工作尤其是基層宗教工作中體現。而宗教在基層的中國化進程，仍然存在較多的困境，這主要體現在：一方面，宗教界人士和宗教干部對宗教中國化的認識仍有待加強，如何理解中國化的實質、中國化有何重要性、需不需要繼續推進中國化，這些問題仍需要從理論角度厘清并加以宣傳普及。另一方面，在推進中國化的實踐中，工作的機制與路徑仍有待探索。具體來說，首先，基層的宗教中國化實踐常浮于表面，路徑單一、同質化現象嚴重、無系統性，工作的方法亟待豐富、深入；其次，工作的評價體系有待建立標準，基層宗教人士和宗教干部對評價標準及其具體落實常感到困惑，對于建立一套具有操作性的評價體系有較為急迫的需求；再次，宗教工作的人才急需補充、能力有待提升，無論是宗教界的有識之士還是宗教工作部門的專業人才，都需要進行擴充，增強人員在崗的持續性并進行業務培訓。

但目前關于我國宗教中國化進程中問題或路徑的研究，仍然以學理闡釋為主，(5)例如，張志剛：《“宗教中國化”義理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17年版；鄭筱筠：《歷史必然性與文化創新性——關于堅持宗教中國化方向的理論邏輯及實踐路徑》，《世界宗教文化》2020年第6期。較少真正觸及理論與實踐的互動關系以及基層工作的實際問題。這使得推進我國宗教中國化進程在實踐中缺乏智力支撐，一定程度上呈現出中央精神與地方政策、學理探究與工作實踐之間的張力甚至斷裂。

因此，要真正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仍需在基層工作中解決理論和實踐的困境。事實上，我國宗教在歷史發展中已經歷了中國化的過程，并且在此過程中積累了大量的基層實踐經驗，在當代推動我國宗教中國化的過程中，這些經驗仍值得充分借鑒。

歷史經驗：堅持宗教中國化方向的破題資源

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說，我國宗教的中國化是一個老的議題，而當代宗教治理中提倡的中國化，一般認為應包括政治上的認同、文化上的融合、社會上的適應，有更加特殊或者明確的政治和實用語境。

1.宗教中國化的理論與實踐互動

宗教中國化有學術和治理的雙重語境，并不意味著二者之間必然斷裂，相反，應該看到，一方面，理論研究中的宗教中國化模型是基于對我國宗教歷史發展和基層樣態的現實觀察得出的，另一方面，對理論的總結決定了在制定當代宗教政策時應堅定走中國化的道路?？梢哉f，我國宗教中國化的理論來源于我國宗教長期發展形成的基層實踐經驗，同時又回歸到實踐中成為當代宗教治理工作的指導思想。宗教中國化從內核到外在、從思想到實踐應該是合理的邏輯演進的必然結果，而不是兩個獨立的議題。

以佛教為例，在其中國化過程中，教理教義的中國化是核心內容，也即佛教思想中國化是佛教其他制度、生活層面中國化的基礎。傳統的研究不論是注重佛教征服中國，還是關心佛教在中國社會中的轉變，理論模型背后的關切都是在討論佛教如何在中國社會中與中土文化融合，實際即本土化的過程。(6)參見[荷]許理和：《佛教征服中國》，李四龍、裴勇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Kenneth K.S.Ch’en, The Chinese Transformation of Buddh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早期佛教更多在上層社會傳播，隨著在中土的普及，佛教逐步深入到基層社會、鄉風民俗、家族信仰之中。對佛教的理論研究也從關注其與帝王將相的互動，逐步轉到探討其在地方士紳甚至普通民眾間的社會影響力，形成所謂“士紳佛教”“庶民佛教”等概念。這類研究促使當代宗教界普遍認同佛教是中國化程度較高的一種宗教。佛教中國化的歷史演進和佛教中國化的理論研究說明兩點：其一，宗教深入地方社會、百姓生活是其展現活力和影響的重要表現；其二，宗教現實發展的經驗催生了理論的形成，而理論的演進又影響到當代的實踐，抽象化的概念與可操作的實踐得以銜接。

2.宗教中國化與世界性宗教

理解我國宗教中國化的關鍵詞之一是“我國”和“中國”。這就需要準確把握宗教中國化與全球化的關系。首先，“我國”意味著中國化的主體是得到我國認可的合法宗教，這表明并非要干涉他國宗教或將別國宗教進行中國化。但在我國有長期發展歷史并受到政府認可和民眾接受的外來宗教，例如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蘭教等，其實已經歷了漫長的中國化路程，不能將這些“外來宗教”歸為“外國宗教”，相反這些宗教也應在“我國宗教”之列，并仍需不斷中國化。其次，中國化意味著我國宗教應當沿著符合中國文化根基和時代發展趨勢的方向前行，這就需要引導和支持我國宗教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增進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對偉大祖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堅決反對“去中國化”“逆中國化”的導向，防范宗教與外部勢力結合威脅國家安全。再次，我國宗教中除了道教和一些民間信仰外，佛教、基督宗教、伊斯蘭教等都是有影響力的世界宗教。一方面，世界性宗教在各國發展中都要面臨在地化、處境化的過程，這是普遍規律。例如天主教明末清初進入中國時引發禮儀之爭，而鴉片戰爭以來基督新教則是隨著西方堅船利炮一起進入中國的，歷史的教訓說明了簡單宣揚西方神學思想或帶有殖民主義傾向的傳教均不會成功，只有建立一個適應中國社會文化處境的獨立教會，才是可被接受的中國基督宗教。另一方面，在當今人類命運共同體形成的過程中，無需刻意排斥某些宗教的世界性，相反地可以有效利用其在世界各區域、各文明中的發展經驗和影響力，規范其在我國境內的發展，提升我國宗教的世界話語權。

3.宗教中國化與中國宗教性

理解我國宗教中國化的關鍵詞之二是“宗教”。中國人的宗教性相較于他國國民而言有較明顯的獨特性。社會學家楊慶堃指出，中國宗教歷來具有分散性(diffused)的特點。(7)參見楊慶堃：《中國社會中的宗教》，范麗珠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8—307頁。diffused religion除了被譯為“分散性宗教”外，還有“普化宗教”“散開性宗教”“擴散性宗教”“滲透型宗教”等譯法。中國人的宗教信仰和實踐往往與西方的制度性(institutional)宗教有所區別。有觀點認為，這種區別本質上并非通常理解的是否具有制度性的分別，也不是有無組織的差異，而是宗教與世俗制度之間、成員的宗教身份與世俗身份之間呈現獨立還是混同的區別。故主張將diffused religion譯為“混合宗教”，將institutional religion譯為“獨立宗教”。(8)盧云峰：《論“混合宗教”與“獨立宗教”》，《社會學研究》2019年第2期。依照此種理解，中國宗教的一大特性就是與世俗其他制度混同，而不是成為一個獨立的領域。因此，中國人的宗教信仰與實踐往往融合在世俗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中，中國人的宗教身份也往往模糊不清。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中國沒有宗教、中國人沒有信仰。在推進我國宗教中國化的過程中，一方面要尊重中國人信仰宗教的特點，積極引導其健康發展；另一方面要避免在中國化過程中過度消融或忽略了宗教性，按照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基本原理，宗教的產生、發展與消亡均有其條件和規律，不應人為加以消滅，這也符合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宗教理論的基本觀點。

4.宗教中國化與宗教時代化

理解我國宗教中國化的關鍵詞之三是時代性。盡管中國宗教有其自身的歷史傳統，但應當看到宗教的歷史傳統都是在與當時的社會、經濟、文化等互動中形成的。因此，從歷史傳統與時代新意的辯證關系來看，當代我國宗教的中國化，必須走符合時代要求的道路。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2021年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強調的，宗教界要弘揚愛國精神，講大局、講法治、講科學、講愛心，不斷增進對偉大祖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同時要在宗教界開展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教育，有針對性地加強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教育，引導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中華文化。要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堅持獨立自主自辦原則，統籌推進相關工作。要加強互聯網宗教事務管理等新的時代課題研究。(9)《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 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人民日報》2021年12月5日。例如，道教是土生土長的中國宗教，如果僅從字面意思理解，道教就不存在中國化的問題，但無論是道教的教理詮釋還是教徒實踐，都需要在時代背景下展開。宗教中國化不僅是地域范圍的限定，更有時間維度的要求。

實踐方式：堅持宗教中國化方向的基層出路

通過對宗教中國化概念的分析以及歷史經驗的解讀，至少有四點做法有助于解決目前基層實踐的困局。

第一，宗教的學術研究應當與基層的宗教治理實踐緊密結合。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培養一支精通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熟悉宗教工作、善于做信教群眾工作的黨政干部隊伍，一支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詣、品德上能服眾、關鍵時起作用的宗教界代表人士隊伍，一支思想政治堅定、堅持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學風優良、善于創新的宗教學研究隊伍。(10)《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 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人民日報》2021年12月5日。這三支隊伍的建設，本質上是要健全政、教、學界良性互動的宗教工作體制機制，完善宗教事務的治理格局。從宗教的理論探討與工作實踐角度來說，二者密不可分，對基層宗教現象的調查是宗教理論形成的重要來源，而理論的發展則又為政府管理宗教以及宗教界自身實踐指明了方向。從主體來說，研究隊伍主要負責理論探討，黨政干部隊伍和宗教界代表人士隊伍主要負責工作實踐。一方面，研究隊伍深入基層調研，才能了解真情況、發現真問題，進而打造好宗教隊伍，強化我國的宗教學術話語權；另一方面，理論闡釋不能簡化為紙上文章，只有在指導工作實踐中才能檢驗其效力。在具體的基層實踐中，可以通過在地方開設宗教理論講座、組織宗教工作培訓、設立宗教工作服務站等方式，加強三支隊伍間的互動，增進基層信眾和工作者對于宗教中國化重要性的理解，強化其實踐意愿，優化其工作方法。

第二，宗教的地方性與世界性并行不悖。歷史教訓和現實經驗都表明，在堅持本色的同時保持與國際的良性交流，才有可能在世界上講好中國宗教的故事，強化中國宗教的話語權。例如佛教在20世紀后半葉就是依靠其在整個東亞地區流行的世界宗教的地位，發揮了重要的“黃金紐帶”作用，漢傳佛教不僅在與其他佛教傳統的交流中凸顯了自身的主體性，也為當時中國的外交政治作出了積極的貢獻，是中國佛教在世界舞臺上的絕佳亮相。(11)何虎生、王超：《趙樸初與中韓日“黃金紐帶”的重光締結》，《湖南科技大學學報》2015年第5期。當然，把握好我國宗教的本土性與世界性之間的關系是多渠道的，不僅僅是國家層面的決策，也可以是基層宗教的實踐。例如基督教、伊斯蘭教在開展固定的講經活動時，既需要結合中國文化與地方民俗作出符合時代要求的詮釋，但也不應簡單比附或生搬硬套，特別需注重一些共同價值在教義中的體現，如基督教的博愛思想、伊斯蘭教的愛人教義等，無需刻意回避這些價值對全人類的共同意義。合理地解讀這些中國化了的價值理念，進而將之在世界舞臺展示、對話，時?？梢詾榻鉀Q全人類的共同難題貢獻智慧，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發揮中國宗教的獨特優長。(12)黃平：《宗教對話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構》，《世界宗教文化》2018年第4期。中國化的最終目的不是閉關自守，而恰恰是在世界范圍內講好中國故事、凸顯中國聲音。

第三，尊重中國社會中宗教性的歷史特點。正因為歷史上中國社會中宗教存在的形態比較獨特，往往融入社會其他領域，故中國人的宗教信仰和實踐常隱而不顯。在近代以來西方“宗教”概念進入中國并重塑我國宗教生態后，(13)陳熙遠：《“宗教”——一個中國近代文化史上的關鍵詞》，《新史學》2002年第4期。宗教雖被視為一個獨立的領域加以管理，但其中諸多深層的文化內涵和復雜的社會關聯被切割或忽視。當代中國的宗教問題，絕不僅僅局限在思想或信仰層面，而是和政治站位、經濟利益、文化風俗、階層結構、生態環保等息息相關，因此宗教治理需要與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治理結合。在我國宗教中國化的基層實踐中，宗教工作部門、宗教界亟需與其他各相關部門加強聯系，探索建立長效的聯合治理機制，從而預測風險、防患未然，而非頭痛醫頭、江心補漏。

第四，宗教中國化的實踐應注重時代主題。時代性是我國宗教中國化的重要內涵之一，在當代，宗教中國化的時代內涵主要包括弘揚愛國愛黨精神、提升法治化水平、增進對中華文化的認同、重視互聯網宗教管理等。其中既有歷史傳承性，比如政治認同、文化認同都是我國宗教歷來的傳統，只不過具體認同的對象有所變遷；也有與現代法律結合以及處理網絡新生事物等新內容。貼合時代的發展就是最大的中國化，但對于基層實踐來說，文件的指導精神仍然難以標準化、稍欠可操作性，可行的做法是各地依據社情民意，制定出一套可操作、可量化、可評估的多級分類指標，包括團體建設、場所建設、服務社會、依法依規辦教、思想教義建設、和諧宗教關系建設等，使宗教團體及場所、基層宗教工作部門、社區等在宗教中國化方向上有路徑可循、有目標可達，而各地的差異性和有效措施最終又可匯總成為全國性的實踐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