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潮的“士商”身份及其文化活動

楊麗莉

張潮(1650—1708？)，字山來，號心齋，又號三在道人，歙縣(今屬安徽)人。父黃岳公張習孔，順治六年(1649)進士，官山東提學僉事。張潮年十五“受知于溫陵孫清溪夫子，得補博士弟子員”，(1)張潮：《張潮全集》(第二冊)，劉和文校點，黃山書社2021年版，第23頁。后數次應試不第，僑寓揚州經營鹽業，并以詒清堂刊刻書籍，后“捐納京銜”，授翰林院孔目，未出仕。在康熙年間的揚州，他從一個屢試不售的落第文人成長為一方“風雅主盟”。其父張習孔的影響自然不容忽視，但更為重要的是，他憑借商業資本積極從事文化活動，在文化領域中獲得了相應的文化權力，從而贏得社會地位的提升。在他獲得文化權力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一種特殊的士人類型——“士商”對康熙年間的社會、文化所產生的作用和影響。

何謂“士商”張潮

士與商本是兩種職業身份，他們的區分源自《管子·小匡》:“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不可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亂?！?2)趙守正：《管子譯注》(上冊)，廣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8頁。此所謂“四民”是基于職業的分類，統治者劃分不同職業是為了定民之居、安民之業，而后“四民”逐漸變成有等級意味的社會身份劃分，士、商之間界限分明，處于階層的兩極。但隨著時代的變遷，他們之間的界限逐漸松動，明以來士商相混、由商入儒、棄儒從商等現象逐漸普遍。(3)參見陳建華：《中國江浙地區十四至十七世紀社會意識與文學》，學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327頁。

士、商界限松散，二者互動密切的現象已得到學界的廣泛關注。早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何炳棣先生的《明清社會史論》、余英時先生的《士與中國文化》就詳細討論了士、商這兩種不同社會身份之間的流動。一方面，他們立足時代社會背景，以商業利潤吸引、人口激增、入仕困難等原因分析落第文人“棄儒服賈”；另一方面，勾勒出由商及士，商人階層逐漸崛起的過程。商人憑借經濟資源的優勢，后代往往舉業有成。唐力行、范金民、明光等學者從商人特別是明清時的鹽商入手，關注商人對文化、社會的貢獻。陳書錄先生則是從文學內部問題切入，《儒商及文化與文學》以士與商性格特性來探析士人與商人的契合及相互影響，以及商業文化與明清性靈思潮的關系。這些成果都關注到了明清商人群體在社會、文化方面的重要影響。(4)參見何炳棣：《明清社會史論》，中華書局2019年版；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唐力行：《商人與中國近世社會》，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范金民：《明清地域商人與江南文化》，中西書局2019年版；明光：《清代揚州鹽商的詩酒風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陳書錄：《儒商及文化與文學》，中華書局2007年版。

但是這些解釋的立足點是士與商的關系，是兩個階層的互動與互相影響，而我認為在這個過程中生成了一類新型的文人，他們是商人，但有著“士”的文化屬性、文化品格，利用商業資本躋身于文士圈層?！笆可獭备拍羁捎脕碇阜Q這類兼具商人特點與文人品格的特殊群體。

“士商”不同于歷史發展中漢代的“士吏”、六朝與唐代的“士族”、宋代的“士人文官”以及明清的“士紳”，當然也不同于周啟榮教授說的“經營型士商”和“服務型士商”。(5)See Kai-wing Chow, Print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Chapter Three.周啟榮先生也提出過“士商”的概念，他認為士商是在經濟領域擔任文學工作和商人職務的人，利用寫作、出版、編輯等文學技能謀生盈利，以這種士與商的融合形成知識商品化和寫作商品化模式，如李漁、馮夢龍等人，以及專業從事政府事務、訴訟的幕友、訟師等。我認為這樣的“士商”太過于寬泛，幾乎可等同于受過教育的知識分子，這與本文的“士商”概念不同。Kai-wing Chow, “The Merging of Shi and Shang in Travel: The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for Travel in Late Ming Book”,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Vol.6, No.2, 2011, pp.163-182.在這篇論文中，周啟榮先生以《士商類要》《天下路程圖引》這類具有實用用途的商業書籍的出版和流行，來說明士與商群體共享地理信息等知識，以及同樣追求勤奮、節儉、誠實等道德品質來說明士與商的進一步融合，但此文中的“士商”仍聚焦的是士與商兩個階層的互動，而未揭示出“士商”作為士人類型本身的特點與意義?！笆可獭辈皇鞘苓^教育、有文化的行業人士，也不只是放棄科舉之路，轉而經營商業的知識分子，而是將商業利潤慷慨地投入文化活動，以換取“士”的身份的人。明末清初的商業發展為這批人提供了土壤，他們利用商業資本積極從事文化事業，提升社會地位，最終獲得一定的文化影響力。這是一類不同于歷史上種種“士”的文士群體，是士的近代轉型中產生的一個新的類型，張潮正是其中突出的代表人物。

張潮志學之年已是社會趨于安定的康熙初。他13歲起學作八股文，熱衷于考取功名，雖然與冒襄、黃周星等遺民有廣泛交往，但本身并沒有對新朝的抵觸心理。他的父親張習孔，也是在經歷鼎革之后考取清朝的進士并出任官職。出生于士大夫家庭的張潮接受了傳統的文士教育，有著士的文化屬性，但科舉不第的現實挫折，又使他無法獲得士的政治屬性，只好放棄舉業，另尋出路。他沒有像其他出身低微的文人那樣，做幕府幕僚寄居人下或當教書先生，而是走上了經商之路。

關于張潮的鹽商身份，可以在如下記載中得到印證。如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他給曹貞吉的回信中稱：“第是邗江鹽業，全在漢上，尤為剝膚。聞已大受其毒，則涓滴微貲，不知作何究竟，將來糊口無策。言念及此，曷勝于邑?！?6)張潮：《尺牘友聲集》，王定勇點校，黃山書社2020年版，第327頁。由此可知張潮經營的是由揚州至江漢一代的鹽業轉運。

再如，由謝開寵編修、康熙三十二年(1693)刊行的《兩淮鹽法志》卷二十八中收有張潮《鹽價嘆》《私鹽行》《灶戶謠》三篇，都與經營鹽業有關?！尔}價嘆》云：“民間日用物，米最而鹽殿。賤亦不足喜，貴亦不須睊。即使相倍蓰，亦不關戚忭。若取薪米類，一一細窮讞。孰不昂于鹽，未聞遭鍛煉。鹽商亦何辜，乃獨受讒譴?！?7)謝開寵：《兩淮鹽法志》第四冊，臺灣學生書局1966年版，第2271頁。詩中抱怨鹽價遭受不公平對待：鹽商既為朝廷提供數目可觀的歲貢，同時鹽絕對數量的消耗量少，鹽的價格并不會對百姓造成很大影響，所謂“鹽貴不病民”。但即便如此，鹽商仍然受到無辜責備?！端禁}行》則表達了對私鹽奸商欲壑難填、唯利是圖、橫行霸道的痛恨：“私鹽自古為鹽蠹，賴有王章使之懼。煩者應論城旦舂，拒捕當斬誰敢護?！?8)謝開寵：《兩淮鹽法志》第四冊，第2273頁?！对顟糁{》又指責蠻橫的灶戶：“吁嗟若輩乃梟獍，何為削義而崇奸。刁風從此不可遏，灶戶逢商恣呼喝。招要惡黨隨成群，捉去商人供剽割。手持木棍長齊眉，不顧王章肆鞭撻。血流遍體無完膚，但有速死寧望活?！?9)謝開寵：《兩淮鹽法志》第四冊，第2276頁。鹽價被非議，私鹽橫行，灶戶蠻橫，這些都是他經營鹽業面臨的實際問題和真切感受，但從中看不到他解決商業問題的嘗試，而只是用詩歌抒發憤懣和不滿，將希望寄托于朝廷的政策與隆恩。這些材料都顯示，張潮的確是從事鹽業經營的商人，但同時也表明他不僅僅是商人。

經營鹽業是張潮的生存基礎和經濟來源，但從精神信仰層面上來看，張潮并沒有滿足于商業活動。雖然科舉的失敗讓他無法進入傳統的士人階層，但是他憑借商業財富積極參與文化活動，積累社會聲望，以求躋身于文士圈層。張潮對商人身份持緘默的態度，常以文士身份處世，也表明了他內心的身份認同與價值取向。

張潮“山來”“心齋居士”“三在道人”的字、號都指向他對山人、隱士文化的崇尚?！半[士”自陶淵明以來，已成為與文學有著天然聯系的文化符號。張潮在陳鼎的《留溪外傳》中被列為隱士，收入“隱逸部”。由于陳鼎與張潮私交甚密，張潮編刻《虞初新志》收錄了13篇陳鼎的作品，《昭代叢書》收錄7篇，《尺牘友聲》收錄書札8通，不難想見陳鼎對張潮“隱士”身份的認定多半出于迎合張潮的喜好。正如四庫館臣評價《留溪外傳》所說：“其事跡由于征送……則仍然征選詩文、標榜聲氣之風，未可據為實錄。如張潮諸人生而立傳，殊非蓋棺論定之義?！?10)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六三，史部十九，中華書局2003年版，第567頁。也就是說，張潮的山人文化身份是通過征選詩文、標榜聲氣之舉獲得的，與一般意義上的隱士還有很大的距離。張潮雖與山人群體同樣是未入仕途，沒有功名，但其安身立命之所在卻是截然不同的?！吧饺苏?，客之挾薄技、問舟車于四方者之號也?！?11)譚元春:《鵠灣文草》，張國光點校，岳麓書社1988年版，第168頁。所謂“薄技”無非是山人以詩文、書畫為謀生的手段，張潮的生計顯然并不依賴于此，而是來自父輩積累的家業和自己經營的鹽業。他是通過刻書與士人階層結交，從而使他標榜的山人名號得到傳揚。盡管張潮的隱士、文士身份在一些正統文人那里得不到認可，但這絲毫不影響他自己對這個身份的自我認同和追求。既然無法通過入仕獲得體制內文士的身份，他就試圖以商業資本為依托傍身，由另一個路徑謀求文士身份，而且同時向人們表明，即使在山人輩賴以為生的“薄技”上他也不遑多讓。

游戲文字歷來是炫耀文才的長技，張潮留下的文學作品中有相當一部分屬于此類。如《下酒物》《集杜雁字詩》《奚囊寸錦》等。他在《八股詩自序》中也談到了編刻詩文自娛的初衷：“然花晨月夕，逸興閑情，無所寄托，往往發為詩歌，以自寫其抑郁牢騷之概。而同人之治舉子業者，時猶以八股相質正，見獵心喜，輒成是編，亦只游戲自娛，初無關于詩文之輕重?！?12)張潮：《張潮全集》(第二冊)，第23—24頁。序中還提到尤侗以《臨去秋波》制義獲得順治帝賞識的逸事，《臨去秋波》是一篇游戲體八股文，以《西廂記》中“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一句為題，尤侗以這樣的新奇之作被目為才子，張潮企羨之余，不免也想要模仿，所以就有了《下酒物》等一系列游戲文字。這些游戲之作既投射出文人雅趣，又通過復雜規則彰顯文學造詣，從趣味、知識方面都能標識出文士的品位，彰顯文士的文化身份。

張潮舉業無成轉而經商，并傾注心力創作詩文，編刻書籍，結交文士，追求風雅，最終以文化事業成就一種新型的士人典型。無論是持有功名、在地方上具有政治影響力的“士紳”還是強調儒家經世濟民的“儒商”，都難以概括他的身份特點，將其稱為“士商”更為合適。

“士商”和“儒商”雖只是一字之差，但在內涵和外延上均有所不同，“儒”強調的是倫理品質，意味著約束、調節自身的一種道德規范及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而“士”則是由社會、經濟、文化共同作用形成的一種文化身份。儒商是有德行的商人，“士商”則是經商的士人，也就是兼具職業屬性和文化品格的文士。其次，“儒商”太過于抽象和寬泛，無論是被贊譽，還是為了揚名的自我標榜，所有具有道德修養的商人都可以被稱為“儒商”?！笆可獭北取叭迳獭庇懈鼮榍逦耐庋?，更適合作為一個形容士人類型的學術概念。

“士商”是以商業資本來推動文化事業的人，其性質與經營書籍牟利的書商也有所不同。像南宋陳起、清初李漁等人，雖與張潮一樣科舉失利轉而為商，但他們是以出版暢銷書和時文來營利，而張潮則是不惜消耗商業資本，不計回報地投身于刻書、資助文士等文化活動去追逐“士”的身份?！笆可獭痹跉v史上不止張潮一個孤例，還有如馬曰琯、馬曰璐、江春等人，他們積極投身于文化事業，以此來獲得文化地位和榮譽。就“士商”張潮而言，商人身份是其生存底色，而精神追求、文化影響力則是決定他歸屬士人階層的身份特征。這種文化身份的獲得，既來自士人階層對其才華的認可，也來自操持選政的文化權力的施展，并且一旦有機會，這種文化資本也可能轉化為政治資本。

詒清堂刻書與張潮文壇地位的確立

張潮放棄舉業之后，以商業為資本編刻、出版書籍，將他從事鹽業獲得的利潤花費在刻書活動上，并以此資助落魄文士、結交文壇巨匠，追尋風雅文人的身份歸屬。詒清堂刻書就是他由商而士、獲取文化身份的具體方式。詒清堂作為私人的書坊，刊行了張潮編選的《虞初新志》《昭代叢書》等重要書籍，其中《尺牘友聲》和《尺牘偶存》保留的友朋往來信札記錄了詒清堂編書、刻書過程中選文、收費的具體情況。這些出版活動及其交游網絡見證了張潮躋身士人圈層的努力，也向我們展示了“士商”如何利用商業資本提升社會地位，獲得文化權力，最終成為文士圈層的接駁者的具體過程。

張潮慷慨地為有聲譽的遺民、掌握權力的朝廷官員、有才華的文人刻書，為各個階層的知識分子提供了施展才華的場所，同時也為自己鋪設了與傳統文士進行交往的途徑。通過編刻、發行圖書，以圖書作為贈禮等方式，張潮一步步地積累起他的社會資本。

由《尺牘友聲》初集可見，康熙十六年(1677)冒襄這位在文壇有顯赫聲名的遺民即與張潮有書信交往。冒襄由明入清后，因隱逸不仕清而贏得世人的尊重，他在“仕”與“隱”的沖突下堅守“道義”，為政治、社會巨變下的人們提供了情感歸屬。張潮對冒襄的避世隱逸也表達了由衷的企羨之情：“先生漫說疏慵，盡詩酒終朝乏倦容。況啞啞歡呼，頓忘夏日，怡怡笑語，儼坐春風?！?13)萬久富、丁富生主編：《冒辟疆全集》，鳳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1278頁。張潮的這種認同與企羨不一定是對遺民政治立場的肯定，但一定是對文士情懷以及文化身份的肯定。

然而，遺民們的文化影響力并不能改善他們入清后經濟上的捉襟見肘。冒襄給張潮的信自述“家落累重，弟賣字，小妾輩賣畫”，(14)張潮：《尺牘友聲集》，第6頁。原名列明末四公子的冒襄，此時已落魄到賣字維持生計，而張潮予其瓜豉、橙匏等生活急需的物品，冒襄對這些饋贈十分感激。冒襄去世后，張潮有文吊唁，并對其子冒丹書仍有照拂，丹書致信張潮：“屢荷枉顧垂恤，深念先君賜以哀挽大章，至情真切，溢于筆墨?！?15)張潮：《尺牘友聲集》，第137頁。除日常生活中周濟之外，張潮還取冒襄《岕茶匯鈔》《宣爐歌注》《蘭言》收入《昭代叢書》以為表彰。冒襄身后留下豐富的著述，但其后裔家道不振，“恨無點金之術，廣為印行”。(16)張潮：《尺牘友聲集》，第151頁?！读陰熡淹思啡繌埑钡热藶橹?，才得以保存和流傳。當然，他們的交往是互助的，冒襄所輯《同人集》中也收錄了張潮的詞作《沁園春》二首，這為張潮步入文士圈層開啟了重要的一步。

張潮通過刻書與清朝新貴官員亦有交往。最典型的是曹貞吉，康熙三年(1664)進士，康熙九年(1670)考授內閣中書，其《珂雪詞》作為唯一的本朝詞別集入選《四庫全書》。據段曉華考證，“其最初鋟版，或稱祖本，是康熙年間張潮本”，(17)曹貞吉：《珂雪詞箋注》，段曉華箋注，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前言第5頁。有陳維崧詞序、高珩序、王士禛評、曹禾詞話、張潮跋。陳維崧授官翰林院檢討；高珩順治朝授秘書院檢討，升國子監祭酒；王士禛是順治十五年(1658)進士，順治十八年(1661)任揚州推官，康熙十七(1678)年任翰林院侍讀，官至刑部尚書；曹禾康熙三年(1664)進士，官內閣中書，康熙十八年(1679)授翰林院編修，官至國子監祭酒。而此時的張潮并無任何功名，詩壇地位也與這幾位相差甚遠，然而他憑借商業積累的資本為曹貞吉刻《珂雪詞》，所施評語與王士禛數量相當，并在卷尾附以跋語。以他一介布衣，能為當世名公達宦刻書，并作評作跋，廁身于名家之間，正是他出資刊刻的緣故。商業資本轉化為文化資本、張潮由商變身為“士商”的方式與途徑于此可見。

《尺牘友聲》收有曹貞吉為刻詞集致張潮的書札：“粗紙原欲印詩，不知老世翁已預為之地矣。如此云誼，其可忘耶？”(18)張潮：《尺牘友聲集》，第34頁。又一札云：“五十部拜領，大費經營，奈何奈何?！?19)張潮：《尺牘友聲集》，第53頁?？芍茇懠娜ゼ垙?，擬備印詩集用，但張潮已為曹貞吉作了準備，并贈送五十部，花費不菲。同時，張潮將《珂雪詞》板片寄送曹貞吉時，也順便為其父張習孔《大易辨志》求序?！冻郀┯崖暋繁d曹貞吉回函：“見委《辨志》序言，弟齋心領略，知為先夫子一生得力之書，鴻寶光華，久而彌著。謹草數行以志向往，恐不足為佛頭之穢也。至于師生二字，乃功令所禁，故序中不敢及之?！?20)張潮：《尺牘友聲集》，第60頁?？梢?，張潮在與官僚文人交往時，也積極爭取他們的認可。

這里的“師生”二字值得注意，它說明了曹貞吉(山東安丘人)與張潮父親張習孔有師生淵源。所謂“功令所禁”，就是岸本美緒所討論過的，“就社會性的結合來看，清朝的基本方針之一是嚴禁在明末紳士階層中形成非常發達的門生、‘盟’等等擬制性血緣關系?！鲪汗賵鲋腥玳T生等私人間的結合，強化官僚與皇帝一元化的隸屬關系”。(21)[日]森正夫等：《明清時代史的基本問題》，周紹泉等譯，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第383頁。商業資本的積累是張潮刻書事業的基礎，而父親張習孔作為山東提學僉事積累的文化資本是張潮勝過一般商人的優勢。在清廷抑制官場門人關系的背景下，這層關系由臺前轉向幕后，成為左右張潮躋身士人圈層的潛在力量。

張潮與王士禛的交往也顯示出商業資本、政治資本、文化權力之間的制衡和轉化之跡?？滴跞哪?1695)，王士禛托孔尚任致書張潮：“特托者，阮亭先生久慕博雅，每對弟咨嗟，以未獲識韓為悵?！?22)張潮：《尺牘友聲集》，第174頁。兩人自此開始書翰往來，王士禛來信12札，張潮回信18札尚存于《尺牘偶存》中。張潮輯刊《虞初新志》，卷九收錄王士禛《劍俠傳》《皇華紀聞》，《檀幾叢書》二集收錄《長白山錄》《水月令》《漁洋詩話》，《昭代叢書》乙集收錄《國朝謚法考》《紀琉球入太學始末》《紀恩錄》《廣州游覽小志》《隴蜀余聞》《東西二漢水辯》。王士禛信囑張潮刻入叢書的諸書，篇幅雖都不大，但種數頗多，“《長白山錄》止見三葉，似未刊完，伏祈留神，將此卷全刻，庶有可觀?！缈炭?，每種祈印百本寄下”。(23)張潮：《尺牘友聲集》，第191頁。此外還有王士禛岳父張萬鐘的《鴿經》，亡兄西樵的《然脂集例》，刻竣都囑張潮各寄幾十本樣書，“《鴿經》《華山經》祈各先惠五十本”，(24)張潮：《尺牘友聲集》，第194頁?！跋刃帧度恢废；菁娜氖?，以為家藏之秘，且識雅誼也”。(25)張潮：《尺牘友聲集》，第238頁。據“康熙末章藻功《注釋思綺堂四六文集》十冊，刻金三百余金”推算，(26)蔣寅：《金陵生小言》，中華書局2020年版，第331頁?？滴跄觊g刻書的價格，一卷兩百頁的書約需三十金，可見張潮為結納時任戶部左侍郎的王士禛，以求博得其青睞和揄揚，投入的資本是相當可觀的。王士禛以其政治資本的優勢請張潮為其刻書，以及為其兄王士祿甚至為其門人張力臣、林吉人等人刻書，張潮都一一遵從并將書裝繕呈送。這種交往多少有些各取所需的意味。

當然，張潮也并非一味根據地位、親疏來選擇交往對象，他也很尊崇那些老名士的文學才能、社會聲望。比如《板橋雜記》作者余懷，徐釚《本事詩》稱其“過江風流，應復推為領袖”。清軍占領南京后，余懷破產喪家，陷入清貧，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致書張潮：“鄙意竊欲年翁輟一日宴賞之費，為弟刻《冷云集》之資，成不朽之業?！?27)張潮：《尺牘友聲集》，第97頁。主動向張潮索要經濟上的資助，并討要生活上的物品：“好松蘿或真毛尖，乞惠少少許，滌老人詩脾，感甚?！?28)張潮：《尺牘友聲集》，第140頁。張潮慷慨以應，并將余懷的《寄暢園聞歌記》《王翠翹傳》收入《虞初新志》，《婦人鞋襪考》收入《檀幾叢書》，《板橋雜記》收入《昭代叢書》甲集第四帙，《硯林》收入第六帙。張潮雖然大為表彰余懷的作品，廣為印刻，但得知余懷編《文救》，想請他收入先君遺文時，卻仍聲明將付刻資：“又《文救》大選定是斯道干城，謹以先君文集呈覽，倘蒙采錄若干首，歿存均感隆施。其刻資自當補上，決不敢有負清心也?！?29)張潮：《尺牘友聲集》，第344頁。由此可見，他接濟寒士、助其刻書，頗為慷慨仗義，寬人律己。余懷以“王修齡饑則就謝仁祖食，不受陶胡奴米也”(30)張潮：《尺牘友聲集》，第128頁。來比擬他與張潮的道義之交，一方面是淡化自己沿門托缽的道德壓力，另一方面也表達了他對張潮風雅文士身份的認可。

編刻、出版書籍作為一種社會資源對于各個階層的士人來說都是極具吸引力的，況且張潮性格通達、熱情好客，禮賢待士，熱愛刻書事業，自然受到文士們的贊賞。由《尺牘友聲》可見，求書，求文章刻入叢書的來信絡繹不絕。如閔麟嗣轉述靳治荊“醉心大刻《叢書》，去春以《思舊錄》一冊欲求收入三集”，(31)張潮：《尺牘友聲集》，第269頁。桐城楊文晃“每于友人處假閱，不忍釋手，奈購求無自，不勝怏悒。是以斗膽丐惠”。(32)張潮：《尺牘友聲集》，第252頁。隨著張潮刻書的影響愈益擴大，他“風雅盟主”的形象也逐漸樹立起來。

修墓、征詩與“士商”的文化品格

業鹽解決了張潮“治生”的問題，并使他獲得充分的經濟實力來從事刻書業，但這畢竟是小眾的文化行為，張潮并不止步于此，他為了贏得更大的名聲，還需要一些能制造廣泛社會影響的文化活動?？滴跞?1694)五月，張潮游虎丘，出資重修真娘墓，并廣征“真娘墓詩”，就是一樁影響廣泛的風流盛事，體現了“士商”風雅好事的文化品格。

真娘是唐代蘇州名妓，本名為胡瑞珍，以歌舞聞名，流落被騙至樂云樓，賣藝守身，后為保貞潔，懸梁自盡。真娘死后被厚葬于虎丘，過往文人題詠不絕。落款“新安心齋居士張潮山來氏重建”的“古真娘墓”石碑至今矗立在蘇州虎丘。張潮重修真娘墓并立碑，同王漁洋修葺臧洪、陳容二烈士祠，唐仲冕修唐寅墓，陳文述修馮小青墓一樣，都是清代頗具影響的文化事件。修墓立碑或表彰慷慨義烈之士，或追憶才子佳人，使文化記憶有了物質載體，風雅傳統得以延續，士人們得以在撫今追昔中追尋意義歸屬。所以這樣的文化事件往往云集響應，為士人們所稱道。

張潮這次修墓征詩對他文士身份的建構有著不同尋常的意義。首先，“立碑”活動加強了張潮與文士圈層的情感聯結?？滴跞?1694)，張潮寄余懷書提到：“《真娘墓詩》呈政。云坡上人處，已囑三世兄詢其曾否立碑。如尚未舉行，敢乞鼎呂促之?！?33)張潮：《尺牘友聲集》，第356頁。余懷回信：“虎丘立碑之事，小兒往覓主僧未遇，俟弟歸督之以報?！?34)張潮：《尺牘友聲集》，第128頁。張潮將《真娘墓詩》呈寄余懷，并囑托余懷促成為真娘立碑之事。余懷著有《宮閨小名后錄》一卷附在尤侗撰《宮閨小名錄》后，其中“真娘”也列名書中。在來往商定刻碑修墓事宜中，張潮加強了與文士們的聯絡。他為此作有《甲戌夏五，舟過虎丘訪真娘墓，知在枯樹下僅一斷碑零落于頹垣敗砌間，因重為勒石立之舊處，雖芳魂縹緲，未必戀此一抔，而我輩千古情癡，或可籍以風后世云》一詩：“不辭蠟屐破苔痕，頻款禪扉吊倩魂。古墓只余枯樹在，短垣惟有斷碑存。重埋片石題丹篆，旋汲芳泉薦素尊。試問夜臺曾識否？情癡應向夢中論?！?35)張潮：《張潮全集》(第一冊)，第35頁。真娘墓一片凄黯，只剩斷碑殘垣、古墓枯樹，真娘的倩魂無處依傍，張潮嘆其癡情，為其重立新碑。這種行為正是探古尋幽、為情而歌的風流情懷的體現，無疑將增強文士群體對張潮的情感認同，有助于他們把張潮接納為同道。

事實上也正是如此，張潮重修真娘墓并廣征《真娘墓詩》，受到文士們的廣泛稱譽。姜實節來信說：“修復真娘墓、短簿祠二事，為虎丘生色，文人所至，山水附之以遠。非我山來，曷以有此！祠柵已增，墓碑久立，過者健羨，不獨弟也?！?36)張潮：《尺牘友聲集》，第134頁。姜實節，字學在，號鶴澗，山東萊陽人，居吳中(今江蘇蘇州)，入清以布衣終老。其父親是以剛正不阿、敢于直諫聞名的姜埰，同人私謚“貞毅先生”。毛奇齡有《吊姜貞毅詩》，施閏章有《過故給諫姜貞毅公吳門舊寓》，王士禛有《挽姜貞毅先生》，可見姜氏在清初的聲譽與名望，而張潮以此與姜實節有了更親切的交往，同時也為進一步深入士人圈層積累了文化資本。

同樣，黃云也收到張潮的征詩啟和詩題，并稱贊“‘閏五日’‘真娘墓’兩題絕佳，一吊幽魂，一志佳節，可見鐘情決在我輩”。(37)張潮：《尺牘友聲集》，第123頁。黃云，字仙裳，明末諸生，與方文、杜濬、陳維崧交好。方文有《次韻黃仙裳見過小飲》、杜濬有《樵青歌為黃仙裳作》，都見證了他們之間的友誼，說明黃云身為明末布衣在江淮一帶頗有盛名?？咨腥纬鮼頁P州，亦是先拜訪黃云，經他引介才融入當地文人圈層。

張潮“真娘墓”的立碑活動加深了他與余懷、姜實節、黃云等明末遺民的情感聯結，擴大自己的文化影響力，加深他們聯結的關鍵因素正是“情”。遺民們不是新朝的成功者，甚至可以說是沒有社會資源的弱者，他們賴以生存的價值感，是源自道德倫理上的尊嚴和情感上的真誠真摯。遺民對明王朝及漢文化的眷戀與真娘的忠貞品格更容易產生情感共鳴，這也是“真娘”的故事為何能引起強烈反響的深層原因。在改朝換代后的特定心態下，余懷、姜實節、黃云等遺民對張潮重修“真娘墓”的贊賞，也是寄托了一種自尊之情?！罢婺锬埂痹姷恼骷瓿?，不僅是文士間關系的維系，更是情感與精神的共享。這是在明清易代之際文化接續傳遞的一種獨特方式。張潮的文士身份之所以能夠順利獲得，也是得力于這種文化背景。

其次，將“立碑”活動放在“社會文化象征”的框架中看，張潮立碑悼念真娘，也與前人的詩歌傳統相呼應，是跨越時代的文化象征。據蘇州地方文獻記載，真娘為唐時吳地人，墓在云巖寺西南山下。唐范攄《云溪友議》載：“吳門女郎真娘，死葬虎丘山。時人比之蘇小小，行客題墓甚多?！?38)陸肇域、任兆麟：《虎阜志》，張維明校補，古吳軒出版社1995年版，第225頁。李紳、白居易、劉禹錫、李商隱等詩人有題詠。李紳詩云：“黛消波月空蟾影，歌息梁塵有梵聲。還似錢塘蘇小小，只應回首是卿卿?！?39)盧燕平校注：《李紳集校注》，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205頁。李商隱《和人題真娘墓》云：“一自香魂招不得，只應江上獨嬋娟?！?40)朱鶴齡注：《李義山詩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10頁?！镑煜ㄔ隆薄跋慊辍憋h散，詩人們為真娘的玉碎珠沉嘆惋，為美好事物的消逝哀憐痛惜。

悼念真娘的詩歌作為文化“符號”有特別的意味。在符號的所指層面，士人們所追悼的是亡歿的名妓，但在符號的象征意涵層面，士人們抒發的是對真娘剛正不阿高潔人格的敬仰，對真情和精神自由的向往。另一方面，文士們以絕代紅顏來作為自己身為才華橫溢文士的隱喻，名士對紅顏的憐惜和懷念，也寄寓了對自身命運的感懷。于是“高潔”的品質和“真情”的向往成了連接符號表層所指與深層象征意涵的紐帶。詩人們憑吊、悼念真娘，喚起的是詩人個體情感和精神嘆懷，用“表征”方式來解讀張潮重修真娘墓的活動，可以看到他對文人共同體的主動融入，以此來追求士的文化身份。

張潮對真娘墓的修葺，對美好事物消泯的傷悼，迎合了《板橋雜記》《影梅庵憶語》等中所描繪的清初遺民的回憶、悼念的文化氛圍，同時也為大量科舉失敗的下層文人提供了抒發情感的空間與途徑，營造了心理上的緩沖地帶。另一方面，重修墓碑，征集題詠詩文，也成為張潮以文化活動來確證其社會身份和號召力的一種手段，為無法入仕的匱乏尋求一種補償，而這與傳統商人的社會活動大不相同。一般的商人會關注有關社會民生的公共事務，如修橋補路、賑災濟貧等，以此積累社會聲望和民眾號召力，進而拓展商業版圖。相較之下，張潮更關注文化活動。重修真娘墓之舉正體現了他士人的精神內核，折射出“士商”風雅好事的文化品格。士人群體不僅僅是通過結社這種外在形式形成的團體，更是以共享文化符碼的方式連接起來的精神與情感的共同體，張潮重修真娘墓正是實現這種連接的文化活動。明清易代之際，服飾、衣冠等傳統士大夫的身份象征系統因滿族統治者的政治管束而受到了極大的壓制與破壞，據《啟禎記聞錄》記載，順治三年(1646)“十一月初，復嚴衣帽之禁，大袖每加撲責，巾即扯毀，由是舉監生儒者皆戴小帽，士庶漫無分別”。(41)樂天居士輯：《啟禎記聞錄》第四冊卷七，商務印書館1911年版，第4頁。如果考慮到這一歷史背景，“悼妓”、立碑這樣不觸及政治高壓線的文化活動作為文士們對身份的一種識別和凝聚就更顯出特殊的意味。

結 語

國家權威的崩坍和新秩序重新建立的時期，社會關系在不斷地形成、變化、分解，同時又建立起新的聯結。入仕功業無路轉而為商，利用商業資本投身于文化事業建設，以張潮作為典型的“士商”是士的近代轉型中形成的一種新的知識分子形態?！笆可獭睆埑笨犊貫槊跋?、曹貞吉、王士禛等人刻書、贈書，將商業資本轉化為文化影響力，贏得士的身份，成為士化的商人。但是在另一方面，從商業資本獲得的文化權力也并沒有完全擁有絕對的效力，張潮多次向王士禛、宋犖求序，如請王士禛為《檀幾叢書》二集作序，都未得到回應。后世對其憑借交游關系標榜聲譽的行為也多有批評，如《四庫全書總目》評其所刻《珂雪詞》，說“舊本每調之末必列王士禛、彭孫遹、張潮、李良年、曹勛、陳維崧等評語，實沿明季文社陋習，最可厭憎。今悉刪除，以清耳目”，(42)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九九，集部五十二，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489頁。這似乎都隱約顯示出正統士大夫陣營對張潮這類由商進而為士的文化暴發戶的某種抵觸，畢竟他們有著科舉成功帶來的身份榮譽感。這份榮譽所劃定的界限，恰恰是張潮想要通過另一種方式來跨越的。

張潮為代表的“士商”，以商業的獲利為資本慷慨地從事于世有益的文化活動，結交、資助文人雅士，逐漸獲得相應的文化影響力；同時又以崇尚“真情”而融入傳統文士的情感共同體，最終躋身于文士圈層。關于“士商”這一新的士人類型在明清之際的崛起及其文化貢獻和歷史意義，還有待于我們進一步研究和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