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漢同傳中后置修飾語對自我修正的影響

鄭劍男 諶莉文

（浙江工商大學外國語學院，浙江杭州）

1.引言

會話自我修正是言語交際中十分常見的語言現象，指說話人在同一話輪之內自發糾正自己話語的行為(Pillai,2006)。20世紀70年代，國外的學者對話語中的自我修正現象進行了廣泛討論(Schegloff等,1977)。Kormos(1999)表明自我修正是自我監控機制的一種顯性表現，當話語中出現錯誤或者存在不當之處，講話者會打斷語流，進行修正。但是，縱觀之前學者所做的研究，大多數著眼于母語或第二語言內的一種語言的修正，很少將語際間轉換過程中的自我修正情況納入考慮，口譯過程的自我修正現象并未受到重視?？谧g自我修正體現為在跨語言意義活動中的話語修正現象，而口譯活動的特點決定了自我修正研究具有更強的操作性和實用性(曾記 洪梅，2012)。實際上，較之一般話語修正，口譯自我修正現象更容易進行理論化、系統化考察。在口譯研究中，譯員意識活動中的概念成分很大程度上無法通過外顯的方式予以考察，心理語言學家和口譯研究者對于自我修正和起步失誤中反映出來的輸出規劃和監控產出過程表現出濃厚的興趣(Pochhacker,2009)。

在同傳的過程中，譯員同時面臨著四項任務——聽解分析、短期記憶、言語生成和任務協調。這四項任務都需要譯員合理分配有限的精力，加工處理來完成。當加工處理精力不夠或者分配不適當時，譯員就會面臨一些困難(Gile,1995)。后置修飾語是同傳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并且出現頻率極高。由于英漢兩種語言在修飾語的使用上存在較大差異，同傳譯員因為語言結構的差異而面臨一定的操作困難，譯員往往需要采取一定的應對措施，才能更好地實現傳譯效果。

本研究中，后置修飾語主要集中在介詞短語、非限制性定語從句以及各種關系從句等形式，研究聚焦同傳過程后置修飾語造成的翻譯障礙，主要考察后置修飾語對自我修正的影響。

2.文獻回顧

經文獻調查，關于自我修正的研究，國內外主要聚焦于母語或者二語，對口譯的自我修正研究相對欠缺。目前，口譯自我修正研究主要集中在交替傳譯這一層面。Schegloff等(1977)從會話角度進行分析，第一次對“修正”與“修改”的概念進行了區分，提出了最早的修正結構。以Schegloff等(1977)的研究作為基礎，Levelt(1983)構建了自我修正類型的分類模型，這一模型為該領域的相關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礎，并且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力。Petite(2005)運用跨學科的方法構建了同聲傳譯中自我修正的理論框架。曾記和洪媚(2012)借鑒了中介語自我修正的分類，探討適合口譯研究的自我修正分類體系，并對學生譯員在漢英交傳產出中的自我修正模式和性質進行了分析。譚艷珍(2015)基于現有自我修正理論和中國大學生英漢漢英口筆譯語料庫，對英語專業高年級學生在英漢口譯中的自我修正現象進行實證研究，提出大學英語教學應注重提高雙語轉換能力，加強口譯技能和實踐訓練。張含笑和李志奇(2017)就英漢交傳過程中譯員的表現進行了自我修正研究，對自我修正類別進行了歸納總結。王炎強(2018)在《媒體直播同傳譯員“面子”保全策略研究》一文中指出，根據吉爾的“精力分配模型”(Gile,1995:174)，譯員在口譯的過程中，更多的精力需要分配到聽辨和快速理解中，而用于信息處理、譯語表達和自我監聽的精力就會變得相對欠缺，從而容易造成翻譯表達不理想。正因如此，同傳譯員面臨的壓力可想而知，這也導致了不自覺的自我修正現象的產生。

文獻調研表明，雖然同傳研究的視角相對廣泛，但是相關研究大多關注同傳的翻譯策略和技巧，對于同傳過程中后置修飾語翻譯中存在的自我修正這一認知事實還缺乏實證支撐。為此，本文針對同傳過程中后置修飾語造成的翻譯難點，以30名口譯研究生為觀察對象，主要解決三個問題：第一，后置修飾語是否造成同傳困難？第二，后置修飾語翻譯如何影響自我修正？第三，同傳過程中自我修正的作用如何？

3.實驗設計

3.1 受試

在本實驗中，受試對象為浙江XX大學外國語學院30名英語口譯專業的研究生，其中15名為英語口譯研一學生，另外15名為英語口譯研二學生，語言背景一致，漢語為母語，英語為第一外語。其中，研一學生今年剛開始接受同傳口譯培訓，研二學生則受過一年正規的口譯培訓。根據實驗需要，分為實驗組和控制組，采取組內和組間設計相結合的方法，展開受試內實驗，比較同傳過程中出現后置修飾語時的自我修正表現。30名受試對象皆對相同材料進行同傳，并進行錄音，記錄當場表現。

根據語音錄音，針對同傳過程中出現后置修飾語時，各位受試在同傳當中的表現，主要包括譯員的翻譯策略和譯文以及是否出現自我修正現象進行定量的統計，從而分析統計出后置修飾語對譯員造成的翻譯影響，進而通過定性分析，歸納總結同傳后置修飾語是否造成同傳困難以及口譯訓練如何影響同傳過程中因后置修飾語而產生自我修正。

3.2 材料

我們的假設是，在英漢同傳過程中，由于中英文語言結構和語言習慣的差異，受試碰到后置修飾語時會出現翻譯困難，反映為不同程度和頻次的自我修正。根據實驗要求，我們選擇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在白宮玫瑰花園正式對外公布受他認可的綜合移民改革提案為語篇A，前總統顧問伊萬卡·特朗普在東京“世界婦女大會”上發表的演講為語篇B，作為同傳源語材料，并且兩個語篇風格統一，題材對于受試來說比較熟悉，可操作性強?；拘畔⒔y計如表1：

表1 選文基本信息

如表1所示，兩個語篇長度較均衡，錄音質量均清楚，最顯著的差異為語篇A中包含9處后置修飾語難點個數，語篇B中不包含后置修飾語。組內測試差異能夠充分說明英漢同傳過程中后置修飾語對譯員造成的影響。

3.3 實驗步驟與評分方法

首先主試簡單介紹實驗流程，并幫助受試進入相對自然的實驗狀態。其次主試就本次同傳語音材料做出簡單的背景介紹，以幫助受試做簡單的譯前心理準備和譯前準備。然后實驗正式開始后，主試將在控制臺播放語音材料，整個實驗和口譯過程將會被錄音記錄。等到口譯實驗完成后，主試通過問卷的方式，得到受試的現場問答反饋，問卷關注同傳過程中出現后置修飾語時對翻譯造成的影響和自我修正現象。最后問卷得到回收，主試通過一對多的方式向全體受試提問相關的問題，從而得到更多的反饋，受試反思當時的思維過程并就同傳過程中出現后置修飾語時如何應對和對自我修正現象發表自身的看法。

通過匿名的方式，兩位評分者獨立評審受試譯員的口譯語音數據和轉寫數據，并按照百分制進行打分。通過依據Lambert等(1995:41-42)提出的“正確譯出信息單位數量”，并兼顧理解與表達兩方面，評分者進行評分，并按意義單位評審。受試最后得分為兩位評分者給分的平均值。

本研究運用三角驗證模式(Triangulation)評估方法，進行數據收集和整理，然后開展定量和定性分析，通過數據的交互驗證，減少由于數據而造成的不足和偏誤，確保研究結果具有典型性和可概括性(鄭冰寒 譚慧敏，2007)。

4.數據統計和分析

實證研究包括語篇A、B組內分析和語篇A、B組間對比分析兩個環節，主要以受試對原文的理解、表達和自我修正現象作為標準。前者分析英漢同傳過程中出現后置修飾語時每一位受試的翻譯情況，以考察后置修飾語對受試同傳是否存在影響；后者分析口譯訓練對于受試的影響，即英漢同傳過程中出現后置修飾語時，譯員是否會因為接受過口譯訓練，在應對后置修飾語時在自我修正上產生較大的差異。

4.1 數據定量統計

(1)后置修飾語對同傳造成的困難

在驗證同傳訓練和后置修飾語是否分別對英漢同傳產生影響前，我們通過多因素方差分析(見表2)對兩組受試的兩個語篇的成績進行分析，最終結果顯示，“組別”和“語篇”這兩個因素均對受試的分數產生顯著的影響。在這兩個語篇之中，最主要的差別為有無后置修飾語，兩個組別的主要差異是是否經過同傳訓練，而口譯成績則說明同傳的結果。為了進一步驗證該論斷，我們將通過下文的“語篇因素的多重比較檢驗”和“組別因素的多重比較檢驗”來實現進一步的佐證。

表2 “組別”和“語篇”多因素方差分析表

(2)后置修飾語對同傳結果造成的差異

圖1數據定量統計顯示，兩組受試語篇B的平均成績都高于語篇A，兩個語篇平均分相差分別為3.2和2.4。通過最小顯著差數法(LSD)進行驗證，統計數據所示(見表3)，語篇A和語篇B在“語篇”因素之中，并不存在明顯的差異。由于兩個語篇的主要差異在于有無后置修飾語，說明后置修飾語確實在英漢同傳中造成了困難，影響了受試的同傳效果。這個結果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由于漢語和英語之間句子結構和語言習慣的差異，后置修飾語不可避免地造成翻譯上的難點。同時，造成困難的原因和環節更加值得深入的探究和挖掘，我們通過問卷的方式，對相關的因素進行了進一步的考察和驗證。

圖1 兩組受試兩個語篇翻譯平均分(滿分100分)

表3 語篇”因素的多重比較檢驗表

根據表4顯示，在30名受試中，83.3%認為語篇A更具有挑戰性，而83.3%認為造成口譯困難的主要原因為后置修飾語的存在。并且，根據問卷的結果顯示，在“造成文中后置修飾語翻譯困難的主要原因”之中，83.3%的受試認為是句子結構，10%認為是上下文，只有6.7%認為是單詞量。由此可見，相比于詞匯的含義，句子結構對于后置修飾語的理解和翻譯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最后一欄的結果同樣也能向我們彰顯出英漢同傳中后置修飾語翻譯的特殊性。73.3%的受試認為，相比于后置修飾語的理解，后置修飾語的表達才更加棘手。這一點將在下文展開具體討論。

表4 后置修飾語翻譯困難相關選項統計(問卷)30個人

4.2 數據定性分析

(1)后置修飾語對同傳過程的影響分析

后置修飾語表現出一定延伸性，很大概率形成復雜的后置修飾結構，大致可以歸為以下四類：(1)中心詞帶一個以上的后置修飾語；(2)一個后置修飾語修飾一個以上的中心詞；(3)以上兩種情況的混合；(4)一個后置修飾語嵌套在另外的后置修飾語中(李晉榮 柴靜，2006)。而在漢語中，情況則大不相同。漢語名詞短語通常囊括中心詞和前置修飾語。中心詞則由名詞或者代詞組成，前置修飾語通過副詞之外的任何實意詞構成(轉引自邵志洪，1997)。而且，漢語沒有后置修飾語(潘文國，1997)。反之，漢語的前置修飾語表現出延伸性。英漢名詞短語結構上的差異也無疑對同傳造成壓力。

當英漢同傳中出現后置修飾語，譯員在理解和表達兩個環節會同時感到壓力，其原因主要來自源語解碼和再編碼的壓力。對于后置修飾語的理解主要分為兩個步驟：辨認語義和語義重組。對于非母語者而言，理解后置修飾語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并且，在后置修飾語的表達上，因為時刻受到源語的影響，譯員很難在瞬間“擺脫源語外殼”，以流利地道的語言來表達后置修飾語的內涵，因此不斷采用自我修正以減少漏譯錯譯。

上述觀點得到了本實驗的數據支持，以后置修飾語“a tremendous number of people from the House, the Senate, and my Cabinet”為例。多數受試在采訪中表示理解并能正確表達“the House, the Senate, and my Cabinet”的含義。但是，錄音和轉寫數據顯示，該后置修飾語只有5人翻譯正確?？偟膩碚f，雖然大多數受試都理解其內涵，卻難以在同傳過程中正確表達其準確含義。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三個名詞并列出現，并且是作為后置修飾語，給譯員的記憶造成了壓力，導致譯員在理解或者是表達上出現了偏差或漏譯的現象，如“我們的議會，我們的內閣，你們都來了”“來自白宮、眾議院和我的內閣”“能夠與眾多，眾議院，參議院以及我政府內部的人員相聚”等。由此可見，后置修飾語確實對同傳譯員造成了困難。許多受試反映，雖然每個單詞都認識，但作為后置修飾語出現，在同傳過程中就難以完全正確表達。

表4最后一欄的統計結果也發人深思，73.3%的受試認為表達難度大于理解，這與英語和漢語的表達習慣息息相關，同時，這也與同傳的特殊性分不開。在同傳中，承接的策略可以分為順譯和語序調整。釋意派理論認為，順譯(linearity)是一種常用的、基于“意群”的翻譯策略(Lederer，1983)。張維為(2001:5)認為，同聲傳譯的一個最大特點就是“順句驅動”。他認為，譯者必須將句子按照出現順序和較小意群劃分成更小單位，才能跟上發言速度，而不遺漏信息。至于調整語序，就是將譯文按照目標語習慣進行語序調整。將同傳過程中出現的后置修飾語轉變為漢語中的前置修飾語，但是，雖說譯文會更加地道，符合表達習慣，卻在無形之中增加了同傳的壓力。鑒于同傳的瞬時性和表達的協調性，后置修飾語給譯員造成不小的阻礙。由此可見，英漢同傳中后置修飾語確實會造成同傳困難，加大譯員的聽解分析壓力，影響譯語的產出，較為典型的例子如后置修飾語1、后置修飾語2和后置修飾語3，見表5。

表5 表達不當失分舉例

表5中的例證表明，受試在后置修飾語同傳過程中遇到了困難。因為中文和英語的語言使用習慣和結構差異，英漢同傳中，有很大幾率翻譯出不符合中文習慣的語言，譯文顯得不地道，令人感覺為“英式”中文。其實，“有些問題不是因為理解不當，而是因為無法找到恰當的譯文表達，或者欠缺抵制源語與目標語之間語言干擾的能力”(Gile，1995:205)。同傳譯員可以通過敏捷的思維和令人嘆服的口譯技巧，克服同傳中由于多重任務而造成的干擾，以及大腦應對多重任務時的能量不足和注意力分配不均等挑戰，聽和說并行不悖，好比源語發言人(張吉良，2003)。但是后置修飾語的出現會干擾上述多重任務，造成譯員注意力分配失調，聽說難以并行。不僅如此，根據表4呈現出的結果，理解與表達的比例為“8:22”,那么這是否說明，后置修飾語在表達環節的難度遠遠大于理解？為了探究此問題，通過結合當時后置修飾語的得分情況，我們仔細回顧并分析采訪中受試對8處后置修飾語的反思報告，重點關注受試口譯過程中的思維過程，綜合分析受試在口譯過程中，由于理解或者表達不當而造成失分的情況和相關的表現，結果發現，后置修飾語對自我修正現象存在著較為顯著的影響，不僅加重譯員工作負荷，而且造成譯語產出時自我修正頻發。

(2)后置修飾語同傳困難與自我修正的關系

表6中，8處后置修飾語當中，后置修飾語6中修飾語較長并且結構復雜，包含由what引導的從句，這對譯員在短時間內理解源語含義、解析源語結構并輸出譯文造成了巨大的困難。其中，40%的受試沒有準確理解源語含義，另有66.7%的受試即便理解了源語含義，也受到了源語結構的限制，導致譯語表達既不通順也不達意，表達環節的失分人數大于理解環節，并且自我修正的比例達到了56.7%。該現象在其他7個后置修飾語當中也是如此，比例相差懸殊。該現象可以借助Gile的精力分配模型來解釋。Gile(1995:171)指出，“為了使口譯順利地進行，尤其是譯員在面對各項口譯任務時，譯員自身所具備的總體處理能力必須等于或者超過各項任務需要的總體處理能力，并且譯員在執行每一項口譯任務時所需要的處理能力，也必須等于或者大于每項任務分別需要的處理能力”?？梢哉f，如果在口譯過程中，將處理能力過多分配到某一項任務，那么分配到其他任務上的處理能力也就相應減少，最終影響口譯的整體表現。在同傳中，譯員需要做到一心兩用，不僅需要做到理解原文，同時還需要做到譯文的表達兩項任務。兩個任務都需要分配適當的處理能力，彼此之間相互影響，相互牽制。作為難度極高的語際轉換活動，同聲傳譯還受到時間的嚴格限制，主要表現為譯員不僅需要聽解說話人的講話，而且需要依靠已有的主題知識，在有限的時間內完成對說話人表達信息的預測、理解、記憶、轉換以及譯語的計劃、組織、表達、監聽和修正，同步產出譯文(Gile,1995；De Bot，2000)。而后置修飾語的出現則加大了理解源語和組織譯文的難度。

表6 后置修飾語翻譯時理解與表達的失分情況

不難推論，由于譯員在同傳過程中始終會受到源語結構的限制，出現后置修飾語更是如此，難以在極短的時間內“脫離源語外殼”，地道流利地產出譯文。原因在于，同傳譯員不僅需要有扎實的雙語能力和口頭表達能力；而且需要掌握百科知識(仲偉合，2001)。英語當中一些特有的表達方式，一些連詞的語意和句法內容，也應該為譯員靈活應用，從而使自己能預測到整個句子的結構，增加遣詞造句的余地，縮短雙語的轉換過程(王若瑾，1985)。但是由于同傳的瞬時性要求，在譯員還未正確、快速地理解后置修飾語時，又迫于表達方面的壓力，導致理解和表達的失調，譯文言不達意甚至毫無章法可循。許多受試表示自己在“譯完之后才理解”，或者“采訪回顧時才明白”，由此可見，后置修飾語干擾了受試的理解和表達。

通過組內數據的分析顯示，上文可以為后置修飾語給英漢同傳帶來困難這一論點提供了論證支持，并深入探索了造成困難的主要成因和相關的環節。為了深入了解后置修飾語對譯員自我修正的影響，筆者對受試進行了問卷調查，結果表7所示。

表7 自我修正問卷統計

表7顯示，大多數受試都意識到了自我修正現象，其比例高達73.3%，受試還表示，表達才是造成自我修正的主要原因，占據了63.3%的比例。在同傳過程中，受試會重復已經說過的內容，從一個輔音到一個音節、一個單詞至多個單詞，比例達到76.7%；用其他的信息替換當前的信息，當遇到話語順序調整或者表達不適合的問題時，可以通過不同事實進行修正，也可以采取新內容來替代的方式，放棄欲產出的信息，該比例高達80%；為了消除歧義，通過采取替代的方式，用恰當合理的表述方式置換當前的表達形式。通過自我修正的形式，可以讓表達變得更加精確，從而實現前后內容的連貫，該比例達到70%；當前表達方式中的詞匯、語法和語音方面出現錯誤時，進行適當的糾正，該比例達到66.7%。以上自我修正現象均在受試的語音記錄中得到了證實。主觀問卷與客觀表現兩方面數據相互支持，有力論證了在英漢同傳中后置修飾語確實造成同傳困難，同時，同傳過程中自我修正可以提高譯語的準確性，但是會影響譯語產出的流利度。

5.結論

本文通過數據收集和實例分析，探索在同傳過程中出現后置修飾語時自我修正現象，主要研究發現如下：

第一，同傳過程中，后置修飾語會造成同傳困難，給譯員的聽解分析和短期記憶增加負擔，易導致漏譯、缺譯，從而加大自我修正的力度。

第二，后置修飾語引發自我修正。譯員在譯語言語生成過程中，缺乏譯語重構策略，以致不斷下意識進行自我修正；在譯員任務協調的過程中，后置修飾語增加單一任務的負荷，造成多任務之間的不協調及失衡，從而影響譯文產出時發生的產出，出現自我修正。

第三，自我修正可提高譯文的準確性，遇到后置修飾語，特別是后置定語和后置狀語時，同傳譯員往往采取如下自我修正策略：(1)采取增補的方式，適當添加名詞作為句子主語，進行上下文的承接和過渡，或者增加一些連接詞，讓譯文呈現得完整和自然。(2)當后置修飾語中出現介詞時，往往采取介詞動詞化的方式，更好地承接上下文；(3)進行適當等待并推測可能出現的修飾語，以規避錯誤。

對同傳口譯教學啟示表現為，需要教師在課堂中加強對受訓者的同傳訓練，培養翻譯后置修飾語的能力，平時培養學生聽外語新聞的習慣，了解地道表達，熟悉英語中后置修飾語的使用習慣，不失時機地進行后置修飾語翻譯的練習，增加同傳的實戰體驗，提升同傳技能和經驗。

本研究具有局限性，主要體現在同傳實驗規模(參加實驗的受試只有30名)、實驗數據(比如譯文評估成績存在主觀性)和實驗參數(比如學生的個體差異)等方面，希望可以在今后的研究中逐步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