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三重邏輯

宋鑫華 張 萍

（長安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陜西 西安 710064）

“中華民族”雖是近代中國才出現的政治概念，但這一概念所表征的民族實體早已以“自在”的形態存在于中國的歷史長河之中，并且隨著時代的發展，中華民族經歷了現代性的意義轉換，逐漸成為“自覺”“自強”的穩固共同體。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亦隨著中華民族這一共同體的形成而凝聚、發展。在實現民族復興偉大夢想的新時代，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已經實現了自身的時代延展，并且升華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論斷。這一重要論斷是黨和國家基于歷史的規律、立足新時代的發展需要，站在時代的高度所作出的戰略決策，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和重要的價值意義。要深入把握這一重要論斷的時代特征和價值意義，就必須對其生成邏輯展開學理性的探討。為此，本文從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和現實邏輯來探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生成邏輯。

一、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歷史邏輯

任何事物的生成都有一個長期的發展過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亦不例外。從中國歷史發展的脈絡來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以“自在”形態成長于中國王朝時代，而后在西方列強的強烈壓迫之下，中華民族經歷了復雜的民族構建。也正是在這一復雜的構建過程中，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現了自身的轉變，以一體性的“自覺”狀態反映著近代國人的共同追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以“自覺”狀態存在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也開始在新的實踐歷程中走向“自強”。

（一）自在階段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一部中國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締造、發展、鞏固統一偉大祖國的歷史。[1]各民族在幾千年的歷史發展過程中自然形成“自在的民族實體”，以交融一體、繁榮一體、命運一體的民族共同體形態，共同開拓生存空間，共同書寫悠久厚重的民族歷史，共同締造絢麗多彩的民族文化，共同構筑中華民族的精神譜系，從而使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能夠在多重歷史的變奏中得以“自在”發展。

以費孝通為代表的學者認為，從舊石器時代到秦統一以前的漫長的歷史時期，是中華民族起源和孕育階段。[2]這一階段的主要成果是華夏這一早期原初民族共同體和華夷五方格局的形成。遠古各部落集團經過長期的碰撞融合，漸趨形成具有強大涵化力的華夏民族，并萌生出反映這一早期原初民族共同體的“華夏”意識。至周朝，“華夏”意涵已兼具地理和文化指向，顯現出早期原初民族共同體的歷史文化性。[3]春秋戰國時期，隨著華夷五方格局的形成，“中原正統觀念、華夏文化優越意識確立”[4]。這種華夏文化優越意識實質表明“華夷之辨”并非絕對的不可逾越的種族分野，而是在一定條件下能以“教化”實現相互間的轉換，因而，華夏意識具有鮮明的文明歸屬特性。正是這一特性促進了各民族的自然融合，為“華夷一統”思想的發展奠定了整體基調。

隨著秦的統一，各民族之間的整體性也得到進一步的發展。這使得以天下為視野、文化為核心的“華夷一統”思想在歷史王朝中逐步發展?！妒酚洝份d：“夏、商、周三代之君，秦漢帝王，春秋以來列國諸侯，四方民族，無不為黃帝子孫，匈奴是夏桀之后，勾吳與中國之虞為兄弟，越王勾踐是禹之后，楚是顓頊之后，其苗裔為滇王?！盵5]這已然顯現出華夷共祖的思想。經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各民族的交往交流愈加密切，民族融合趨勢進一步增強，民族意識愈發表現出“華夷同重”“夷夏一家”的思想。宋、遼、金、西夏時期，雖出現各自分立的王朝政權和排斥異族的狹隘民族意識，但這并未逾越“天下觀”的體系范圍，其根本的發展指向依舊是大一統。及至元、明、清，夷夏有別觀念雖在一定時期曾被強化，但民族融合趨勢仍是歷史發展的主流。因此，在統治者強有力的政治統治推動下，“華夷一統”觀念不斷強化，并且在民族融合趨勢的影響下愈發顯現出中華民族的一體性氣質。

總的來看，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中國各民族共同開拓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生存空間，使其能以“自在”形態穩固生長。而作為其主觀反映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亦是隨著“自在”中華民族的形成而凝聚，并經歷了從“華夷之辨”到“華夷一統”的自在歷程。而這一歷程的關鍵乃是各民族于天下體系內以文化為核心，延續大一統歷史脈絡的共同追求。正是各民族的這一共同追求促使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從“自在”到“自覺”的轉變。

（二）自覺階段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近代以來，隨著西方列強的入侵，延續了千年之久的王朝中國時代走向歷史的終結。至此，古老的中國進入了百年屈辱的民族抗爭歷程。在百年抗爭中，中華民族歷經復雜的民族構建，最終實現了從“自在”到“自覺”的偉大轉變。這一偉大轉變意味著民族共同體意識在傳統延續與現代轉換的復雜再造過程中，以一體性的“自覺”狀態深刻反映著共命運的國家大一統。而作為身份認同符號的“中華民族”，即是近代國人追求共命運國家大一統的歷史縮影，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自覺”狀態的鮮明體現。

1902 年，梁啟超在《新民叢報》第5 號上連載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中，率先使用“中華民族”一詞。[6]66雖說這一概念意指漢族，但是梁啟超在隨后的多次使用中，已經包含著將以現代民族共同體之意超越指代漢族的發展趨勢。繼其后，楊度以“五族合一”理念豐富“中華民族”意涵。這使得“中華民族”基本具有了中國國內各民族總體的現代含義之雛形，只不過尚不完全具備現存各民族平等融合的實現理念而已。[6]70由此可見，彼時的“中華民族”所反映的民族共同體意識雖已覺醒，卻處于初級階段，尚未達到完全意義上的“自覺”狀態。至辛亥革命和民國建立，孫中山以“五族共和”思想強調“中華”乃是平等的中國各民族人民所組成的政治“共同體”。此時的“中華民族”雖仍有局限，但已初步具有各民族在平等基礎上融合為一大民族共同體及其追求民族解放與現代化發展之意。

至五四運動時期，各民族人民已在帝國主義壓迫下強烈感受到彼此之間榮辱與共、休戚相關的民族命運，因而，“中華民族”概念得以廣泛傳播。至“九·一八”事變前，各政治和思想派別基本上都認同了“中華民族”乃是中國各民族人民結合而成的有機整體，且這個整體以共同的生存空間、共同的歷史文化、共同的國民身份和共同的民族命運為基礎。由此不難發現，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自覺”程度相較民國初期已有很大發展，其不僅是對“自在”中華民族實體的簡單覺悟，而且還包含著現代性的意義轉換。到了抗日戰爭時期，“中華民族”已在統一戰線的浸潤下成為全體國人普遍認同的民族稱謂，且意涵更為豐富。從顧頡剛的“中華民族是一個”的學術爭論到國共兩黨對“中華民族”的意涵闡釋，無不體現著一種普遍覺醒的民族意識。這種意識深刻表明國人對自身民族性的理解更為深入，不僅注重“中華民族”的國家政治認同性，而且更為注意其所具有的歷史文化同一性?？梢?，此時的“中華民族”意涵已基本成熟，其所反映的民族共同體意識已在抗戰的凝聚激發下逐漸呈現出完全意義上的“自覺”狀態。

可以說，“中華民族”一詞凝集著近代國人對自身民族性的全部理解，其演化之歷程正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自覺”狀態不斷發展的鮮明體現。此后，“中華民族”以歷史延續和民族復興之意，逐漸成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發展的基本話語表達，并且在新的實踐歷程中促進著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自強”發展。

（三）自強階段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志著“自覺”的中華民族開啟了以國家民族之形式推動民族國家之發展的實踐進程。這一實踐進程，不僅意味著中華現代國家①的建設發展以中華民族為基本依托，也深刻表明以“自覺”的民族實體存在的中華民族將在中華現代國家的制度框架下實現自身的時代發展。而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鏡像”存在，即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自然也反映著中華民族與中華現代國家之間的互動關系，并以“自覺”向“自強”的發展邏輯和敘事內容展現著這種互動。

具體而言，1949 年新中國成立后，具有民族國家形式的現代中國，通過開展民族識別、民族政策制定和執行等方面的工作，確立了各個民族群體彼此之間平等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實際上，這明確了中華民族這一國家民族的人們共同體的內在結構，為增強全民族的共同體意識確立了穩固的基礎,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自強”發展確立了穩固的民族基礎。同時，隨著中華現代國家建設實踐的逐步展開，愛國主義也“因其與國家之間的天然聯系，得到國家的推崇和宣傳”[7]，從而在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日漸凸顯，并且逐漸成為各個民族群體實現國家認同的核心要素。

1978 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后，整個國家進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自此，中華民族以鮮明的國家屬性再次凸顯于歷史的廣闊舞臺，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也隨之邁入新的發展階段。從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提出“要加速現代化建設，促進各民族共同繁榮”[8]4，到90 年代江澤民強調“各民族要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不斷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8]4，再到21 世紀初胡錦濤強調要把“兩個共同”作為民族工作的主題，增強中華民族的認同意識，“中華民族”再次引起最高領導人的重視[7]，并以強烈的民族復興之意引領著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自強”發展。

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中國夢”的形象表達，將中華民族的復興與中華現代國家的構建和發展直接關聯。這從根本上說明了中華民族與國家建設發展之間的緊密關系。從此，“中華民族”成為國家發展的最高戰略，其全部意義被前所未有地突顯出來。也正是在此背景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得到了全方位的彰顯，并且逐漸升華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論斷。這深刻表明從歷史和實踐中發展而來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已經成為現代國家建設頂層設計的關鍵所在，其內在不僅凝聚著中華各族兒女對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的發展期盼，也承載著走向更大命運共同體，即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美好愿景。

總而言之，在中華民族與中華現代國家構建和發展的互動實踐中，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現了由“自覺”到“自強”的意義延展?？梢哉f，這種延展本身就是中華民族與中華現代國家建設互動實踐的現實映射。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作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升華的時代體現，不僅匯聚著其從“自在”到“自覺”再到“自強”的全部歷史之精華，而且以鮮明的實踐特性推動著中華民族與中華現代國家構建的互動關系，以此實現民族復興的偉大夢想。

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理論邏輯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從浩瀚的歷史時空中走來，在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指導和中華傳統“和合”思想的深厚滋養下，具有了豐富的思想意涵，成為融匯中西古今思想、承載民族繁榮發展的時代命題。

（一）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科學指導

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是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9 世紀創立的關于民族和民族問題的科學理論，是我們正確認識人類民族現象、把握民族客觀發展規律和解決民族問題的指導思想。正如鄧小平所言：“在世界上，馬列主義是能夠解決民族問題的?！盵9]在實現中華民族復興偉大夢想的新時代，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以其思想的實踐性和真理性成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當然的理論基礎。

作為研究和解決民族問題的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深深植根于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是在反對資本主義的民族壓迫和剝削斗爭中逐漸產生的，因而，民族平等乃是其所要強調的基本原則和首要內容。需要注意的是，這種民族平等與資產階級所提倡的平等有著本質性的區別。馬克思主義所提倡的民族平等，不僅僅指原則上和形式上的平等，而是要真正追求事實上和實質上的平等，并且只有無產階級才能夠消滅民族剝削與壓迫，實現真正的民族平等，進而為真正的國際合作鋪平道路。由此觀之，民族平等乃是無產階級政黨解決民族問題的首要前提，且只有堅持民族平等，各民族人民才能在團結合作的基礎上實現共同的繁榮發展。作為新時代民族工作的主線，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也必須堅持這一基本原則，在這一原則的指導下促進各民族之間的相互理解和尊重，使得各民族在守望相助、團結友愛的氛圍中，自覺地把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理性認知轉化為強大的行動意志，從而共同推進民族復興的實踐進程。

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在把民族平等作為基本原則和首要內容的同時，也把民族發展作為貫穿始終的主題。作為人類社會發展的一種歷史現象，民族本身是活動的、發展的，也就是說，它具有客觀的發展規律。而馬克思和恩格斯通過唯物史觀科學揭示了這一發展規律，并且深刻闡明了生產力乃是民族發展的決定性因素。不僅如此，馬克思和恩格斯還在此基礎上說明了“偉大的歷史的民族”在民族發展過程當中的重要作用。在其看來，“偉大的歷史的民族”就是“人類社會進入到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之后,從前現代就已經存在的各民族發展而來的現代民族”[10]25，而這樣的民族其本身是“具有在現代社會通過建立文明的民族—國家而推動人類歷史發展的革命性”[10]25。當然，也正是因為這種革命性推動著“偉大的歷史的民族”的發展，使其逐漸轉化成為“解構乃至埋葬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無產階級的民族”[10]32。顯而易見，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強調的“偉大的歷史的民族”不僅在民族發展的過程中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其內在也深刻表明了與現代民族國家建構之間的緊密關系。這對于厘清和探討國家層次的中華民族建構問題及其與現代民族國家建構之間的關系問題，具有深刻的啟示意義，而這也是新時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根本所在。

（二）中華傳統“和合”思想的深厚滋養

“和合”作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早在先秦時期就已出現?！秶Z·鄭語》載曰：“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盵11]320這是“和合”的最早連用，表達的是調和理順以尋求一致之意。[12]隨后，經過長期的歷史發展和思想沉淀，其已成為中華民族心靈深處的一種獨具特色的傳統思維方式，并以不同層次的“和”的要求和意蘊深刻影響著各民族人民的文化心理結構。這極大地推動著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發展，為新時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了深厚的理論滋養。

以“和合”思想的意涵言之，“和而不同”是其思想的基本表達?！秶Z·鄭語》載史伯云：“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盵11]322可見，“和而不同”實質反映的是“多”與“一”，強調多元之間通過融合、發展以達到和諧之狀態，從而促成新生之事物。而將這一思想置諸中華民族的發展歷程當中，不難看出，其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思維邏輯上具有極大的契合性。這種思維邏輯上的契合性集中表現為對于“一體層次”的中華民族與“多元層次”的56 個民族的辯證認知和關系定位。具體言之，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中，“一體”與“多元”之間是有機聯系、高度統一的關系，“一體”因“多元”而豐富發展，“多元”因“一體”而穩固繁榮。這種“多”與“一”的辯證統一關系是中國王朝時代超穩定結構性社會長久發展的關鍵所在，也是中華現代國家建構的族體基礎。由此可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際是從治國策略的實踐高度實現了對“和而不同”思想的時代承續。這為彌合我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內部不同層次的民族認同之間的張力，實現中華民族認同與中華現代國家認同相一致，從而為中華現代國家的有效建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

事實上，作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最富創造力的思想，“和合”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亦會沿著自身發展的邏輯理路呈現出不同的表現形式，而且這些表現形式都會在不同程度上體現出“和諧發展”的價值指向。毋庸置疑，這種“和諧發展”的價值指向是“和合”思想內在發展的邏輯必然，其所強調的乃是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間的共榮共生。而中華民族共同體作為“多元一體”的命運共同體，其本身的發展歷程就深刻體現了“和諧發展”的價值理念。這就意味著，無論是王朝國家時代，或是民族國家時代，中華民族都以“和”平紛亂，以“和”謀發展，以“和”創未來。就此而言，“和諧發展”的價值理念已深深融入中華民族的血脈之中，并在民族復興的指引下實現了時代性的意義延展。而作為國家民族建構的基礎性工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自然是以“和諧發展”為價值導引，從而使得各民族之間和睦相處，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而共同團結奮斗。

三、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現實邏輯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作為具有強烈實踐色彩的時代命題，其生成本身就具有深刻的現實邏輯，而這種現實邏輯又與中華民族的國家屬性和國際屬性緊密相關。從國家屬性來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既是各民族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現實要求，也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踐訴求；從國際屬性來看，它則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踐選擇。

（一）各民族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現實要求

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發生了重要變化。這深刻表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全國各民族人民已經實現了需要層次的升級轉換，由基本的“物質文化需求”轉換為發展性的“美好生活需要”。這種“美好生活需要”是各民族人民現實利益的生動表達，它不僅包括了基本的實際生活需求，還包括各民族人民對于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發展的更高期盼和追求。然而，由于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我國各區域各領域各群體之間的發展仍存在一定差異，整個社會的發展總量、發展程度和發展態勢還有待進一步的提升和穩固。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各民族人民對于美好生活需要的滿足。

特別是在民族地區，這種制約性表現得較為明顯。一方面，經過改革開放的長期發展，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得到了極大的提升，各民族人民有了切實的獲得感和幸福感。與此同時，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開展，沿海沿邊沿江開放開發戰略的實施，以及交通、郵電等基礎設施的逐步完善和網絡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民族地區與外界的聯系愈加廣泛密切，其已成為國家對外開放的重要陣地。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民族地區的各民族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強。但是，由于民族地區市場經濟起步較晚，總體上來看經濟加快發展勢頭和發展水平與東部地區相比還有差距，而且這種發展的差異性也存在于各民族間甚至是同一民族內部。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民族地區的各民族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實現程度。另一方面，由于歷史和現實的原因，部分邊疆民族地區還存在影響社會穩定發展的不利因素，這些不利因素同發展的現實矛盾交織在一起，勢必影響各民族之間的團結友愛，不利于其對美好生活需要的滿足和追求。為此，中國共產黨必須通過科學合理的頂層設計來有效化解影響滿足各民族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不利因素。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正是這一頂層設計的關鍵所在，其通過強化各民族人民的命運共同體意識，構建起各民族團結進步、共謀發展的良好心態秩序，進而增強民族凝聚力，以全面滿足各民族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

由此可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本身并非脫離現實的抽象術語，而是深深植根于各民族人民的現實生活之中，是他們追求美好生活的現實要求。因此，從這個層面上來講，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具有鮮明人民性的重大實踐課題，能夠提升各民族人民對于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的認同感和期待感，使得各民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擁抱在一起”[13]，并以強大的行動意志共同追求和創造更有意義、更加美好的現實生活。

（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踐訴求

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與綜合國力的全面提升，各民族人民愈加期盼民族復興偉大夢想的實現。然而，這一宏偉目標的實現絕不是輕松簡單之事，需要強大的民族凝聚力予以現實支撐。尤其是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變局時代，國際國內的形勢環境復雜嚴峻，矛盾問題層出不窮。以國際視角觀之，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的深入發展，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百年變局與世紀疫情的相互疊加與激蕩，使得多個國家和地區經濟政治社會發展遭遇嚴重危機，以往的地區熱點問題和地方矛盾沖突以更為復雜的方式表現出來。這深刻影響著世界政治經濟中的融合與分化，加速了國際格局的進一步嬗變。除此之外，民粹主義的全球彌漫和多元文化主義價值觀的滲透影響也不容忽視。以國內視角觀之，我國已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在推動發展方面具有多方面的優勢，但是，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重點領域關鍵環節改革任務仍然艱巨，創新能力不適應高質量發展要求，農業基礎還不穩固，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還較大，生態環保任重道遠，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會治理還有弱項。[14]與此同時，境外別有用心的勢力企圖利用民族問題、宗教問題和社會問題來干涉我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內部事務的行為仍然存在?？梢?，要在如此復雜多變的時代變局中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夢想，就必須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礎上凝聚起各族人民的共識，從而以強大的民族凝聚力攻堅克難、奮進前行。習近平總書記正是在深刻把握時代格局和發展形勢的基礎上，堅持從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戰略全局出發，針對性地提出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論斷。

實際上，作為國家建設發展的重要環節，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本身是通過中華民族的現代性建構來進一步鞏固和提升中華民族凝聚力，從而創設穩定發展的良好環境，持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以實現民族復興的偉大夢想。這就是說，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由一系列的具體實踐所構成的宏大工程，而推動這一系列具體實踐的關鍵，就是各民族人民的認同問題。認同問題是人類與生俱來的一種強烈的心理需求和情感歸屬，它是統一多民族國家內族際政治整合的心理基礎，也是多民族國家結構體系有序運轉的重要動力?？梢哉f，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穩定發展和結構體系的和諧運轉，首先取決于各民族人民對于國家的認同。然而，國家認同并非孤立地存在于各民族人民的認同意識之中，往往與民族認同聯結在一起。這就意味著，在中國這樣的統一的多民族大國里，“國家認同與民族認同之間存在著復雜的結構性關系，并受到民族認同的深刻影響”[15]。因此，一旦兩者處于失衡甚至是對立的狀態，就容易引發“認同危機”，從而影響中華民族復興偉大夢想的實踐進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以各族人民的國家民族認同為先決條件，實現了民族認同體系內部不同層次間的良性互動。這為有效彌合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之間的張力、促進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一致，提供了重要的內在推動力，而這一切又為推動中華現代國家的建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凝聚了強大的民族力量。

（三）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踐選擇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不僅是各民族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現實要求，也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踐訴求。同時，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也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打下堅實基礎。兩者之間息息相關，深度交融，具有很多相通的目標指向。

具體來看，這種緊密相關性首先表現為兩者在價值思維上的相互貫通。不論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還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其內在的核心都是命運與共、休戚相關的共同體意識，這種意識是馬克思共同體思想的時代承續。在馬克思那里，“共同體實質是基于共同利益與共同訴求而形成的共同關系，是在追求人的自由與人類解放的價值指引下形成的對人的自由與全面發展的價值關懷”[16]。因而，在馬克思共同體的思想邏輯之中，只有共產主義才是真正的共同體，也只有“在真正的共同體的條件下，各個人在自己的聯合中并通過這種聯合獲得自己的自由”[17]。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以命運與共、休戚相關的共同體意識強調組成中華民族的各個民族群體間的共同的民族利益與發展前途，表達著各民族人民將在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的邏輯框架內實現自身繁榮發展的美好愿望與推進民族復興偉大實踐的奮斗目標。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則強調組成人類社會的各個民族國家的共享共榮與共贏，表達著世界各國人民共同建設美好地球家園的宏大愿景。顯然，“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與“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價值理念上是相互聯通的，“促進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擁抱在一起，推動中華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強、凝聚力更大的命運共同體”[1]。

此外，“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與“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實踐實現過程中也是緊密相關的。在全球化持續推進的民族國家時代，中國與世界的聯系愈加廣泛密切，一直承擔著促進人類社會發展的道義。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今日之中國，不僅是中國之中國，而且是亞洲之中國、世界之中國。未來之中國，必將以更加開放的姿態擁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貢獻世界?！盵18]這深刻表明了中國對世界乃至整個人類社會的義務情懷?！拌T牢中華民族共同體”與“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正是這種現實關系的生動體現，并且這兩者的實踐并非是各自孤立的現實存在，而是高度嵌合的互動實踐，是互相離不開的共同實踐?！拌T牢中華民族共同體”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共同體發展的基本經驗，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則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提供和平安全的外部環境，這兩者同頻共振、相向而行，共同組成人類社會繁榮發展的實踐交響曲。

四、結語

總而言之，在實現民族復興偉大夢想的新時代，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所具有的生成邏輯。只有對這一邏輯進行深入的分析、探討和把握，才能正確認識和把握它的時代特征和價值意義。從生成的宏觀層面來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孕育而生的，是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和現實邏輯深度交融的產物。這一現實產物凝集著中華民族長期發展的歷史智慧和情感意志，具有強大的思想力量和實踐力量，是中華民族走向復興、實現國家崛起的精神支撐，是促進人類社會和諧發展的積極力量。我們必須積極推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實踐進程，充分把握其時代特征和功能作用，書寫民族復興偉大夢想的時代篇章，并為促進世界的和諧穩定、美好繁榮貢獻智慧與力量。

注釋：

①此提法參見周平教授《中華民族的“全民一體”屬性》一文。該文發表于《思想戰線》2021 年第1 期，被《新華文摘》2021 年第14 期全文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