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洛神賦》的敘事藝術

○ 呂辛福

（青島科技大學 傳媒學院，山東 青島 266061）

曹植借鑒俗賦的敘事技巧已基本成為學界共識，所著《鷂雀賦》與俗賦作品《神烏賦》《燕子賦》在內容、體例方面 “有很近的血緣關系”[1]，充分發揮了賦的敘事功能，具有很強的敘事性[2]227，是對漢魏俗賦的一篇成功擬作，被錢鍾書稱為 “開生面而破余地”[3]。但曹植辭賦成就不止體現在擬作民間俗賦上，他的文人賦也十分出色[4]，《洛神賦》在曹植辭賦作品中成就最高，自東晉南朝以來受到歷代文人推崇，產生了深遠影響。但在現代學者這里，該賦到底屬于抒情小賦還是敘事賦，還存在一定爭議。

一、有關《洛神賦》的抒情與敘事之爭

部分學者認為《洛神賦》是一篇出色的抒情小賦。曹道衡認為，漢魏抒情小賦在藝術特點上與詩歌相同，盡管文中也有景物、人物描寫，但都服務于抒情，他提到曹植的《洛神賦》是早期抒情小賦的代表作， “曹植為抒情小賦的形成做出了貢獻”[5]。劉躍進在描述漢末建安以后 “抒情小賦大量涌現” 的文學現象時也提到了曹植的《洛神賦》[6]。馬積高認為，在漢魏文壇 “抒情賦的大發展，實與曹氏父子的獎掖提倡有關”[7]，在論述漢魏辭賦創作取得的新成就，如抒情賦體式多樣、題材較過去亦有較大擴展時，列舉了曹植的《洛神賦》。郭維森和許結認為，《洛神賦》是 “曹植言情賦的代表作”[2]227，曹植繼承了兩漢抒情小賦的歷史傳統[8]。簡濤認為，《洛神賦》是抒情詠物的小賦，曹植的賦作絕大多數都是抒情詠物之作，而不是主要用來講述故事和塑造形象的[9]。

也有部分學者的觀點與上述觀點相左，以程毅中先生為代表，認為《洛神賦》是敘事賦而不是抒情小賦。程毅中的觀點經歷了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1989年程毅中在《敦煌俗賦的淵源及其與變文的關系》一文中認為，宋玉是一位敘事賦大家，曹植的《洛神賦》明顯模擬了宋玉的《神女賦》，從《神女賦》到《洛神賦》，其中體現出了 “一脈相承的神女故事”[10]。2007年程毅中又提到，在曹植向邯鄲淳背誦的俳優小說中 “可能就包含了他自己的敘事賦”[11]，并再次提及曹植對宋玉的接受， “《洛神賦》繼承了宋玉的《神女賦》等敘事賦，他是一個集大成式的作家”[11]。2014年，在《中國小說的第一次變遷》一文中，針對曹植在秦漢以來敘事賦傳統中的地位，程毅中對曹植又有了新的評價，認為在漢魏敘事賦的進化過程中， “標志性的代表作家就是曹植” 。他在文中分析了曹植幾篇敘事賦的前后承接關系： “曹植著有《鷂雀賦》，上承《神烏賦》之源，下接敦煌本《燕子賦》之流；他的《髑髏說》，前受張衡《髑髏賦》的影響，后啟《莊子嘆骷髏》等說唱文學的演化；再有《洛神賦》，既是宋玉《神女賦》的余波，又是《游仙窟》等艷遇小說的先河，也是傳奇體小說的濫觴?！盵12]

由此看來，《洛神賦》是抒情小賦還是敘事賦，學界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認為屬于抒情小賦的觀點雖然占據主流，但并非定論；認為屬于敘事賦的聲音雖然弱小但還可以再詳加論證。對于《洛神賦》，程毅中的主要關注點是《洛神賦》與宋玉等人敘事賦之間存在的共性，而不是《洛神賦》在敘事賦中的個性，缺少對《洛神賦》文本層面的敘事藝術分析。對于這樣一篇在文學史上影響深遠的賦作，以敘事學的視角分析其敘事藝術特征，很有必要也很有價值。

二、《洛神賦》中的敘事藝術

敘事學理論（Narrative Theory）傳入中國后在小說敘事研究領域取得不俗表現，海外漢學界也有學者使用敘事學理論研究中國古典小說、詩歌中的敘事性[13]。但就中國傳統的辭賦領域來講，自覺使用敘事學理論開展辭賦敘事研究的比較少見。結合敘事學理論，筆者從以下幾個方面分析《洛神賦》中的敘事藝術。

（一）《洛神賦》的故事內容及情節呈現

故事是敘事文學的重要特征?！掇o?！钒压适屡c敘事文學作品緊密聯系在一起對 “故事” 進行了界定： “敘事性文學作品中一系列為表現人物性格和展示主題服務的有因果聯系的生活事件”[14]；福斯特把 “故事” 界定為 “按照時間順序來敘述事件”[15]51。一些國內學者之所以把漢魏俗賦稱為 “故事賦” ，也是看到了俗賦中具有敘述故事的顯著特征。就《洛神賦》來講，它已具備了敘事學意義上的基本敘事要素，即故事與情節。

1.賦序的敘事。序是賦的重要構成部分?！堵迳褓x》序曰： “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對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賦?！?這是一段典型的敘事文字，已把賦中所述神女相遇故事的時間、空間、人物等基本要素交代清楚。不過對于序中所言 “黃初三年” ，從唐代李善開始就認為是紀年錯誤，應該是 “黃初四年” ，應與史書所述時間對應起來。李善等人的觀點值得商榷，曹植賦中有序者不止此一篇，在《離思賦》《東征賦》的序中皆有時間紀年，且與史書記載事件時間吻合，為何獨在《洛神賦》中發生紀年錯誤？

對于《洛神賦》序的紀年問題，從敘事學的角度進行分析可以得出更加合理的解釋，即所謂紀年錯誤很可能是曹植有意為之①當然學界也不乏中肯的意見。比如瞿蛻園在《漢魏六朝賦選》中就指出，曹植似乎是有意不寫真實年代， “以表明所寫的是寓言而不是事實” （參見瞿蛻園.漢魏六朝賦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4：64）。不過學界這方面的聲音還是太微弱。。從常理來講，曹植作為朝廷封王，對于重要的進京朝拜時間是不可能弄錯的，他寫成 “黃初三年” 而不是 “黃初四年” ，實際上是在告訴讀者（至少是曹植心中的目標讀者）文中所敘之事完全出于虛構，不能對號入座，而 “虛構” 也正是敘事要素之一。

2.賦的情節。敘事學意義上的情節，一般是指對一系列具有因果關系的事件的安排[15]51，事件的因果性是一種確定性存在，即 “此事發生然后彼事發生”[16]146，敘事文本中的故事情節在整體上呈現縱向的線性演進特征。從情節呈現的層次和順序看，《洛神賦》中的神女故事是一個典型的嵌套型情節故事。嵌套型情節在中國古典小說中并不鮮見，即所謂 “橫云斷山法” 。金圣嘆評點《水滸傳》時對 “橫云斷山法” 解釋道： “有橫云斷山法，如兩打祝家莊后，忽插入解珍、解寶爭虎越獄事?！盵17]在漢魏時期，嵌套型的情節常見于敘事性更強的對話體辭賦作品中。

董乃斌在分析宋玉《高唐賦》時指出： “宋玉在回答中轉述一個故事，從而出現了一個層次敘述，這是在其他賦篇中從未見過而在后來的小說中才有的?！盵18]130董乃斌提到的 “層次敘述” ，類似于嵌套型情節。在嵌套型情節故事中，能夠區分出兩個相對獨立的敘述層，且第一層故事中的敘述者，同時是第二層中的 “亞故事敘述者” （metadiegetic narrator）①此處采用了申丹的翻譯（參見申丹，王麗亞.西方敘事學：經典與后經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79.）。metadiegetic這一術語來自熱奈特《敘事話語》，前綴meta中文譯作 “元” ，因此metanarrative可譯為元敘事，而metadiegetic表示嵌套結構敘事中的最內層敘事，熱奈特認為 “元敘事是敘事中的敘事” （參見熱拉爾·熱奈特.敘事話語 新敘事話語[M].王文融，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158.）。另外兩個術語是外敘事（extradiegetic）與內敘事（intradiegetic）。。在《洛神賦》嵌套結構的兩個敘述層面，各有相對獨立發展的故事情節。

第一層故事中的主要人物是 “余” 和 “御者” 。這里的 “余” 并非曹植本人，只是賦中的一個虛擬人物，《洛神賦》第一層故事中的情節主要圍繞 “余” 和 “御者” 之間的對話展開，宓妃在第一層故事中并未出現，第一層故事構建了賦的主要框架和故事發生的時空背景。故事從君王和御者京師朝會返回駐地開始，當他們途經洛水時，君王 “于巖之畔，睹一麗人” 遇到了洛神宓妃。接下來就是君王與御者的對話，由對話內容可知御者并沒有看到宓妃， “其狀若何？臣愿聞之” ，從常理來講這是說不通的，但從敘事技巧上來講，懸念的設置正是推動情節發展的需要。于是君王給御者講述了他與洛神的相遇故事，賦中的亞故事亦由此展開。君王的故事講完后，御者與君王繼續上路返回封地， “命仆夫而就駕，吾將歸乎東路” 。第一層故事情節相對簡單，發在現實時空，由君王講述引出的第二層故事曲折精彩，是《洛神賦》全篇高潮所在，發生背景是在神話時空。

第二層故事主要是以 “敘述者” 君王的口吻展開，而第一層故事中出現的 “御者” 已然退出，成為第二層故事的 “受述者” ，并沒有出現在亞故事中。在《洛神賦》的第二個敘述層面，作者用詩性的敘述語言講述了一個精彩的戀愛故事。亞故事情節主要圍繞君王（即第一層故事中的 “余” ）和宓妃展開，情節富有變化和神話色彩，是一個相對獨立、首尾連貫的完整故事，能比較清晰地看出故事的起因、發展、結果三個部分，而且三部分之間存在較強的因果聯系，完全符合敘事學理論對傳統敘事的認識②海登·懷特（Hayden White）認為： “傳統的敘事是一個有開始、中間和結尾的故事，有一個明顯的情節，事件由一個客觀的（甚至無所不知的）觀察者所敘述，并引領讀者/聽者從對事件的好奇到‘熟悉’和‘理解’?！?（參見海登·懷特.敘事的虛構性：有關歷史、文學和理論的論文（1957-2007）[M].馬麗莉，馬云，孫晶姝，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9：247.）。

這個亞故事的敘述是從君王在洛水邊偶遇洛神開始，洛神的美麗引起了君王的注意， “余情悅其淑美兮，心振蕩而不怡” 。董乃斌認為這里的君王就是曹植，故事講述的是 “詩人” 與洛神從相會到分手的全過程[18]134。但從敘事學的角度看，這種觀點混淆了敘事文本中敘述者與真實作者的身份，敘事文本既然是虛構性的[19]，其中的人物也不可能是現實生活中真實作者的再現，故事中出現的 “君王” ，只能是作為敘事文本中的 “敘述者” ，不能與現實中的作者曹植簡單畫等號。正如申丹所指出的那樣： “將作品人物真人化不僅抹殺了對作品的美學效果極為重要的虛構與真實之間的界限，也容易導致對作品中的語言藝術、結構安排等其他成分的忽略?！盵15]68

單純看第二個故事的開頭，與一般男女相遇故事無異。此類情節在漢魏文學作品中也較為常見，如《陌上?！分械拿琅_敷引起使君的垂顧、《魯秋潔婦》中的采桑女潔婦被秋胡調戲、昭君故事中昭君的美貌引起皇帝的悔意、《登徒子好色賦》中章華大夫在郊外偶遇一位 “麗者” 并為之動情，都是此類相遇故事的不同演繹。但洛神故事接下來的情節發展卻有新的變化。洛神并沒有拒絕君王，而是對君王也產生了好感。君王 “解玉佩以要之” ，洛神 “抗瓊珶以和予” ，一要一和，神女對君王主動的 “呼” 有了積極的 “應” ?？墒蔷跤?“懼斯靈之我欺” ，擔心上當受騙，想起了鄭交甫的遭遇，于是 “悵猶豫而狐疑，收和顏而靜志兮，申禮防以自持” ，對洛神的熱情回應變得不理不睬。不過洛神仍沒有放棄，而是極盡所能地向君王展現曼妙舞姿，以歌舞娛人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決心和意志，借此打消君王的疑慮。君王對洛神 “婀娜” 的 “華容” 達到了 “忘餐” 的地步，似乎讀懂了洛神的心意，此時看出君王的態度已有轉變。

接下來的敘述視角再次轉向洛神。洛神歌舞結束，收到返回仙界的信息，即 “馮夷鳴鼓，女媧清歌。騰文魚以警乘，鳴玉鸞以偕逝” 。在此不得不告別的時刻，洛神傷心落淚， “抗羅袂以掩涕兮，淚流襟之浪浪。悼良會之永絕兮，哀一逝而異鄉” 。臨別之際贈送君王 “江南之明珰” ，并明確告訴君王，雖然人神之道殊，自己只能 “潛處于太陰” ，但仍會 “長寄心于君王” ，說完就消失不見，只有君王一人留在原地悵然失神。

從故事講述者的角度看，人神相戀故事到這里就結束了。但回到現實中的君王對洛神的突然離去心有不甘，連句告別的話都沒來得及回應就被迫分開，故事的影響還沒有結束，尤其是在心理層面。于是君王乘船沿河上行去尋找， “冀靈體之復形，御輕舟而上溯” ?？墒悄睦锬苷业玫?？ “思綿綿而增慕，夜耿耿而不寐” ，在一無所得的失魂落魄中，君王只好命仆夫駕車重新上路。

（二）《洛神賦》的敘事結構

如果認為《洛神賦》是敘事作品，那么除了具備基本的故事和情節這兩個顯著特征外，在故事和情節的組織方式上也就是在結構上，也應具有明顯的敘事性，這里存在一種相輔相成的共生關系。事實上，《洛神賦》中確實存在這樣的結構特點，通過與其他同時期故事文本的對比分析則更容易看出。

首先是宏觀敘事結構。在《洛神賦》的人神相遇戀愛故事中，無論宓妃還是君王，人物本身的個性特征并不明顯，缺少后代小說故事中那種細膩的對話、動作、神態、心理描寫，這是受到詩性敘事語言本身的限制，辭賦中不宜展開此類描寫。但在這樣一個人物性格并不鮮明的故事里，宏觀敘事結構特征卻十分突出，基本上遵循了 “相遇—相戀—遇阻” 的愛情故事發展模式。這類敘事模式無非兩種結局，一種是歡喜團圓，一種是悲傷別離，不同的關鍵在于能否克服阻力。

這種敘事結構并非《洛神賦》專有，也并非其首創，在很多經典愛情故事中都存在。司馬相如與卓文君的故事、《孔雀東南飛》中焦仲卿與劉蘭芝的故事、《搜神記》中韓憑夫婦的故事、民間流傳的牛郎織女故事以及梁祝故事、《長恨歌》中唐明皇與楊貴妃的故事、《西廂記》中張生與鶯鶯的故事、《圓圓曲》中吳三桂與陳圓圓的故事等，莫不是如此結構。這類故事中的多數已在漢魏時期產生與流傳，曹植完全有可能接觸到同時代的這類故事，他對俗賦、俳優小說等民間文學情有獨鐘，對這些故事中的敘事結構也應不陌生。正因為這種宏觀敘事結構在古代敘事愛情文學作品中不斷出現，有理由相信它體現了一個悠久的文學敘事傳統，曹植的《洛神賦》在這個傳統中占據重要一環。

如果說《洛神賦》中的這一敘事結構因為語言的詩性和駢儷化而有所弱化，那么在唐代李善注《文選》所引的《記》中則完全扭轉，不僅幾乎完全套用了這一宏觀敘事結構，而且將《洛神賦》演繹成了一篇生動傳神的傳奇小說作品?！队洝返墓适卤尘坝缮裨捇氐搅爽F實，真假摻雜、捕風捉影地附會出了曹植與甄夫人之間一段現實版愛情故事。用甄夫人代替了宓妃，君王也變成了曹植本人，定情信物由江南之明珰變成了玉鏤金帶枕，第三方阻礙因素變成了一個具體的人物—五官中郎將曹丕，同樣是一個悲劇故事。這一故事演變在后代讀者那里產生了以假亂真的深遠影響①曹丕在曹植、甄夫人關系中的千古罵名由此開始。蒲松齡《聊齋志異·甄后》中還借仙女之口說曹丕是 “賊父之庸子” （參見張友鶴.聊齋志異會校會注會評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982.）。。

其次是微觀敘事結構。選擇《洛神賦》中神女與君王的相遇、相別兩個具體情節來分析其中的微觀敘事結構特點，同時結合干寶《搜神記》中的凡人與神女戀愛故事來對比二者在結構上的異曲同工。

二者在相遇情節里都存在神女私會凡人的結構設計。之所以稱為 “私會” ，是因為只有故事的主人公才能有機會一睹神女之芳容，身邊人無法看到?！堵迳褓x》中君王能見到宓妃，但身邊御者卻看不到；在《搜神記》卷1所述弦超故事中，弦超能見天上玉女，但只是 “唯超見之，他人不見”[20]。在故事結尾的告別情節中也可看出相似的敘述模式。洛神在跟君王分別時，說完話忽然就消失不見， “忽不悟其所舍” ；《搜神記·董永》故事中，織女跟董永說完話后， “語畢，凌空而去，不知所在” ?！断页饭适轮械碾x別情節與《洛神賦》有更多相似之處，詳見表1所示。

表1 《弦超》《洛神賦》之贈別情節比較

曹植《洛神賦》中之所以能夠總結出與同時或后來的敘事故事相似的故事結構，還在于曹植對民間文學的積極態度，從史傳中的只言片語以及曹植本人的辭賦、詩文作品中都發現曹植對民間俗文學采取了欣賞認可、模擬借鑒的態度。

曹植《靈芝篇》中用較多筆墨敘述了民間流傳的董永故事： “董永遭家貧，父老財無遺，舉假以供養，傭作致甘肥。責家填門至，不知何用歸。天靈感至德，神女為秉機?！?曹植《九詠》雖已失傳，但輯佚版中仍可看到相對完整的牽?？椗适?，如 “目牽牛兮眺織女，交有際兮會有期，嗟痛吾兮來不時，來無見兮進無聞，泣下雨兮嘆成云” 。曹植還親自為《九詠》作注，如 “牽牛為夫，織女為婦，織女、牽牛之星，各處河鼓之旁。七月七日，乃得一會”[21]，內容已經非常接近民間流傳的牽?？椗适?。從《靈芝篇》的董永故事和《九詠注》中的牽?？椗适聛砜?，曹植對于民間愛情故事相當熟悉。而《搜神記》中神女相遇故事在故事情節和故事結構方面與《洛神賦》存在某些共性，從敘事學的角度看這并非巧合，曹植應在創作過程中受到民間文學敘事藝術的自然熏陶。

（三）《洛神賦》中的敘述視角及 “隱含讀者”

通過人物對話推進情節發展，是漢魏俗賦和文人賦中常見的一種敘述模式，具有典型的敘事性特征。在《洛神賦》中，對話手法的運用主要體現在第一層故事中的君王與御者之間以及第二層故事中的君王與宓妃之間，兩層故事在敘述視角上略有差異。

在第一層故事中，君王在洛水發現洛神，問身邊的御者有沒有見到， “爾有覿于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艷也” 。這里出現了人稱代詞 “爾” （即第二人稱 “你” ），而這句話是由第一人稱 “余” 說出。正如普林斯所分析的那樣，無論在什么樣的敘事中，如果有一個敘述者，那么也至少存在一個受述者， “這一受述者可以明確地以‘你’稱之” ，普林斯把這種現象稱為 “你” 信號，它代表受述者（及其情境）的存在[16]18。接下來，御者回答曰： “臣聞河洛之神，名曰宓妃。然則君王所見，無乃是乎？其狀若何？臣愿聞之?！?通過這樣的一問一答，文中情節隨之向前推進。

但在隨后的敘述中，敘述視角發生了變化，變成了 “余告之曰” ，從 “余” 問 “爾” 答，到 “余告之曰” ，這里出現了第三人稱，相當于 “我對他說” 。這種敘述視角的轉換，把一個敘事學意義上的 “隱含讀者” 角色帶入了閱讀視野中，即這里只有出現一個預設的潛在閱讀對象后，文中才會使用 “我對他說” 這樣的敘述口吻。

這個 “隱含讀者” 不是此刻坐在書桌前看《洛神賦》的 “你我他” ，而是曹植創作《洛神賦》時在曹植心目中的理想閱讀者，也就是《洛神賦》文本的預設讀者。曹植心目中的讀者不可能是跨時代的閱讀者，只能是與他同時代的人。

從曹植的作品中可以猜測出曹植《洛神賦》的預設讀者?！杜c楊德祖書》作于曹植25歲時，信中說： “今往仆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由此看出，楊修曾是曹植辭賦作品的預設讀者或真實讀者之一，但《洛神賦》作于曹植30歲左右，此時楊修已經去世。曹植的友人丁廙、丁儀也已先后遇害（曹植集中有多首贈兄弟二人的詩作）。兄弟中與曹植關系較好的任城王曹彰在朝會洛陽時突然死去；白馬王曹彪甚至不能與曹植同路返回封地，更別提兩人能正常往來見面了。因此，曹植創作《洛神賦》時的預設讀者不可能是他的友人或者關系較好的親人，身邊的仆人自然不可能擔此重任。而此時的曹植實際上已被朝廷監視，他的文章會被朝廷抄去詳加審核，曹植對此早已心知肚明，有時他還主動獻詩①，《洛神賦》的預設讀者很可能就是朝中的掌權者。按照這個思路分析，《洛神賦》中的洛神可能就是曹植本人的化身， “她” 一腔熱血寄心于君王卻無法得到君王的垂憐，最后郁郁寡歡飛身離去，這與現實中曹植的政治遭遇相似，且曹植后期詩文作品中不止一次流露為朝廷建功立業的想法（如《求自試表》）。

在后代讀者的解讀中，由于真實讀者很難達到曹植眼中 “隱含讀者” 的認知水平，后代真實讀者的經歷和立場也阻礙了進入文本預設讀者的理解語境，后代的種種改編以及附會的故事，只能是距離這篇賦作 “隱含讀者” 的接受立場越來越遠。對此，劉克莊早就提到： “《洛神賦》，子建寓言也。好事者乃造甄后事以實之，使果有之，當見誅于黃初之朝矣?！?（《后村詩話》前集卷一）

（四）新洛神形象的塑造及影響

敘事文學中的情節和人物，是敘事文本的兩個必備要素，故事中必定既有事件也有人物，不可能存在沒有人物的事件，而沒有事件也就不會成為敘事作品[15]70。羅蘭·巴特在《敘事作品結構分析導論》中認為： “世界上沒有‘人物’，或者至少沒有‘施動者’的敘事作品是根本不存在的?！盵22]與多數敘事文本相似的是，曹植《洛神賦》成功塑造了文學史上的經典人物形象—新洛神。

洛神的原型人物是宓妃，是民間傳說中早就存在的人物，在屈原、揚雄、張衡等文人作品中也有出現，曹植的《妾薄命》中也提到過（ “想彼宓妃洛河，退詠漢女湘娥” ）。但曹植的早期作品和民間傳說中的宓妃形象較為模糊，大都是只言片語的描述，缺乏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特性。而屈原、揚雄等筆下的宓妃甚至有一點低俗，如屈原《離騷》中說宓妃 “日康娛以淫游，雖信美而無禮” ，揚雄《羽獵賦》中說 “鞭洛水之宓妃” ，張衡也說宓妃 “雖色艷而賂美兮，志浩蕩而不嘉” 。有學者認為，對于宓妃， “從屈原到東漢形成了一條比較明晰的反面性的評價體系”[23]，也就是說宓妃這一形象并沒有獲得儒家認可。

但曹植《洛神賦》中的洛神與之前文學作品中的宓妃完全不同，他提升了宓妃的地位，可以說基本奠定了漢魏之后宓妃形象的接受基礎。就這個全新的人物形象而言，她身上至少有兩個特性非常鮮明。首先是忠貞。賦中洛神 “指潛淵而為期” “長寄心于君王” 的形象令人印象深刻。歌頌忠貞的愛情主題在漢魏樂府文學作品中較為常見，《古詩十九首》也有多篇此類主題的作品，對熟悉漢魏俗文學作品的曹植來講，他對民間文學作品中經常出現的這類感情主題并不陌生。忠貞也可以用來指君臣關系。其次是守禮。賦中的洛神 “習禮而明詩” ，主動向君王陳述 “交接之大綱” ，洛神與君王的接交自始至終合乎儒家禮教之規范，沒有任何悖俗越禮之舉，這個明詩而守禮的宓妃與屈原筆下 “無禮” 的宓妃形成強烈反差。守禮還表現在與君王互贈信物上，作為對君王 “解玉佩以要之” 的回應，在二人臨別之際，宓妃主動贈送君王 “江南之明珰” ，一方面看出二人彼此都有好感，另一方面是《詩經》中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的體現。

上述忠貞與守禮兩個品格，讓洛神這個在以往文學作品中較為低俗的神話人物形象，獲得了儒家主流價值觀的認可，成為后代封建文人作品中不斷受到褒揚的經典文學形象。賦中的洛神，集美貌與品德于一身，類似于《詩經》 “關雎” 篇中的 “淑女” ，引起后人無限遐想?！队详栯s俎》中就記錄了西晉劉伯玉向妻誦《洛神賦》，結果引起妻子嫉妒并跳河而死的故事[24]；唐代詩人筆下有對《洛神賦》的情節、人物進行雙重接受的作品，典型的如李白《感興八首》其二。

歷史上還存在脫離《洛神賦》的故事情節而只接受洛神人物的一種接受現象。在這類接受作品中，洛神擺脫了原有情節框架的束縛，獨自行動，出入不同時空，又分別與不同人物演繹出了別樣的故事情節，原故事中的君王甚至可以在新故事情節中消失。如唐代傳奇《洛神傳》（又名《蕭曠》）中洛神與蕭曠的故事[25]、清代蒲松齡《聊齋志異》中的 “甄后” 故事。

洛神故事的接受特點體現了敘事學理論中有關 “情節和人物” 是可以分別被記憶和接受的判斷[26]。從后代種種不同類型的接受實踐也能看出，曹植《洛神賦》對洛神人物形象的塑造相當成功，這也從側面印證了《洛神賦》具備典型的敘事文學特征。

三、結語

綜上對《洛神賦》在故事情節、敘事結構、人物塑造等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洛神賦》具有典型的敘事性特征。本文的結論并不是否定該賦的抒情性，而是強調借鑒敘事學的理論可以增加對此賦文學意蘊豐富性的理性認識。運用敘事學理論，在曹植華美濃麗的詩歌語言表象之下，洞悉該賦的故事內核、基本情節和典型結構，把握賦中塑造的鮮活人物形象，可以為理解該賦的創作主旨另辟蹊徑；而由敘事學理論引申出的隱性讀者概念，為理解洛神形象的深層寓意提供了新穎視角；循此思路還能對此賦在后代文學史上產生的深遠影響有一個全新認識。由此可見，對漢魏辭賦的敘事研究還需更加深入，如從俗賦與文人賦關系的角度分析漢魏辭賦作品中敘事技巧的借鑒傳承與演進路徑，這對于開拓漢魏辭賦敘事研究的空間將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