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于醫療與傳教之間：近代中國教會醫學教育的語言之爭*

牛桂曉

近代中國的醫學教育最早是由基督教會建立起來的。隨著醫學教育的發展，教會就采取何種教學語言展開了長時間的討論。目前學術界對教會醫學教育的研究成果豐碩，對于教學語言問題有所涉及，但尚未進行系統的梳理和研究[1]。本文擬在現有研究的基礎上，通過探討教會醫學教育語言問題的產生、發展和應對，剖析教會在處理醫學與傳教、醫學教育精英化與大眾化時所面臨的困境，進一步認識教會醫學教育政策的轉變及其對近代中國醫學教育的影響。

1 醫學與傳教：教學語言問題的提出

教學語言對于醫學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醫學知識的教授與宣傳“不能外乎文字”，而醫學屬精密的應用科學，記載應力求準確，“又因引用名詞，解釋學理，涉及其他科學者甚多，猶非率爾所能從事也”[2]。由于教學語言的特殊性，教會圍繞著醫學和傳教等問題展開了使用中文還是英文的討論。

1.1 教學語言問題的出現

晚清以降，醫學傳教士接踵而來，在中國各地創辦了教會醫院，以輔助傳教事業的開展。同時，他們有感于人員的缺乏，開始招收華人在醫院習醫。1866 年，嘉約翰在博濟醫院內開設博濟醫校，成為教會創辦的第一所正式的西醫學校。此后，教會醫學校數量不斷增多。到1897 年，當時60 所教會醫院中有39 所兼收生徒，“其中5 所超過10 人，余者多為2 至6 人，平均每所醫院有4 人”，畢業的學生約300 名，肄業生250 名～300 名[3]。由此，傳教士認為醫學教育在中國有著前所未有的發展機會，不僅可以改善中國醫療環境，而且能夠為基督教傳播創造更大的可能。與此同時，醫學傳教士也開始商討醫學教育應當用中文還是英文、培養醫生還是助手等技術性問題。

最初，傳教士基于傳教的需要，更多地是主張采用中文開展醫學教育，以吸引中國人加入傳教隊伍。嘉約翰認為教會想要培養傳教人員滿足傳教需要的話，“就必須讓他們接受中文的系統訓練”[4]。因此，博濟醫校采用漢語（粵語）講授醫學知識，使用中文教材，這“擴大了醫校和西醫的影響力”[5]。1890 年，聶會東也指出，培養醫生的目的并不僅是免除病人身體的疾痛，“而是要培養他們成為鄉民的精神導師，用中文教授就可以很好地跟中國人交流了，有利于傳教?！盵6]為此，他花費了3 年時間學習中文，在山東登州開設醫學班，招收了5 名學生，成為“山東現代醫學教育的萌芽”[7]。金陵醫院的比必將兩種教學語言的優缺點進行了對比，認為用中文培養學生可以使他們繼續為教會服務，而用英文的話則能夠使他們了解到最新的醫學動態，但也會使“學生容易受到外界的誘惑，不會留在教會里”[8]?？梢?，比必雖然認識到英語教學有利于學生的發展，但出于傳教的需要仍然主張中文教學。

但圣約翰大學醫學部的成立打破了中文教學的統一局面。1896 年，在文恒理的主持下，圣約翰大學成立醫學部，雖然只招到4 名學生，但他仍決定采用英文教學，成為教會創辦的第一所采用英文教學的學校。究其原因，除了受到圣約翰大學重視英語教育的影響外，更重要的是，文恒理認為中文教學雖可以保持不錯的水準，“但很難達到用英文教學的水平，而且不能與現代醫學保持同步”[9]?？梢?，他更多地是從醫學教育專業化的角度出發，希望通過英語教學達到更高水平的教學目標。但圣約翰大學醫學部全部課程都采用英文也引起了一些問題，如在實際臨床應用上會發生困難，“雖然有64 學時的中國醫學術語，但還是不夠的，與病人缺少共同語言”[10]。

1.2 “中文教學為主、英文教學為輔”原則的提出

傳教士關于教學語言的討論引起了中國博醫會的關注。1905 年，博醫會在上海召開第二屆年會，漢口大同醫學校的紀立生和溫州的肖醫生等圍繞醫學與傳教、專業化與本土化等問題對教學語言展開了進一步的討論。

紀立生是英國倫敦會傳教士，于1882 年來到漢口主持仁濟醫院，后又于1902 年創辦漢口大同醫學校，認為大量受過醫學科學訓練的中國人能夠擴大基督教在中國的影響[11]。他在大會上指出，中文教學確實存在困難，如醫學名詞的統一工作有待開展、缺乏足夠的教師、學生能夠閱讀的書刊較少等，但使用英文教學的困難更大。首先，他認為使用英文教學就意味著中國的語言不能用于醫學教育，這是中國人難以接受的。而且，隨著中西交流的增多，中國的語言在不斷地擴展和豐富，并且有人進行了有益的嘗試。其次，他認為教會培養的醫生必須能夠用本國語言與民眾交流，從而傳播正確的科學觀念，推動醫學科學的中國化、大眾化，這是英語所無法做到的。最后，他還認為中國具有基督徒氣質、熟練掌握英語的學生并不多，使用英文教學會使教會失去很多優秀的學生，從而喪失對中國醫學領域的影響。當然，他并非完全反對英文教學，認為在上海、香港、天津進行英語教學也許是可行的，并提出“對少數特殊的學生進行英文教學，對于大多數的學生則進行中文教學”[12]。

溫州肖醫生則從醫學專業化的角度論述了英文教學的優點。首先，他認為教會醫學教育的目的是要讓醫學科學在中國發展起來，培養能夠獨立執業的醫生，而不是僅懂得皮毛的普通助手，這是中文教學難以達到的。其次，他認為英文教學更有利于學生養成醫學科學的思維方式，而一個具有中文知識、缺少醫院經驗的學生很難理解醫學科學理論。最后，他還認為熟練掌握英文的學生能夠廣泛地閱讀英文書刊，接觸到最新的醫學成果。至于醫學的本土化，則應該由中國政府完成[13]。

之后，與會代表對紀立生和肖醫生的觀點進行了討論。以博醫會主席高似蘭為代表的絕大多數人同意紀立生提出的原則，即對少數學生進行英文教學，對多數學生進行中文教學，并決定為無法閱讀英文的學生編輯術語詞典[14]。時至1909 年，教會已辦或將辦的醫學校中僅有三所學校使用英文教學，其余的都是使用中文，見表1[15]。

表1 1909 年教會醫學校的教學語言使用情況

由表可見，當時大多數學校的教學語言雖有官話與方言之分，但均堅持中文教學，同時對于學生的英文教育也有所重視。如華西協和大學醫學院成立了專業英文系，學生每年需要學習科學英語及專業英語，“故醫科學生外語水平都比較高”[16]。使用英文的學校仍在少數，主要分布在上海、福州、武昌等地，這些地方有的很早就被開辟為通商口岸，是基督教向內地傳播的中心，教會學校眾多，重視英語教育，醫學?！皩τ⒄Z要求非常強烈”[17]。當然，由于缺少教師和教材，一些學校也存在中英文合用的情況，如蘇州醫學校在上課時，“用英文將講義寫在黑板上，然后視教師與學生的能力選擇中文或英文授課”[18]。

1910 年，博醫會召開第四屆年會時，對教學語言問題繼續進行了討論，重申了紀立生所提原則，但也都一致認為應加強對學生的英文教育[19]?？梢?，這一時期，教學語言問題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并達成了統一的原則和政策。為此，博醫會也開展了醫學名詞統一和醫學書籍的翻譯工作。但隨著形勢的變化，教會暫時達成的政策不得不繼續調整。

2 醫學教育的專業化與大眾化：教學語言討論的深化

清末民初，教會醫學教育領域又有了新的變化。首先，教會醫學教育出現了世俗化的趨勢。雖然教會依然把醫學教育作為傳播福音的工具，但醫學傳教士卻越來越認為應更加關注其本身的發展[20]。其次，教會醫學教育面臨著來自外部的壓力。當時，政府和外人在華開辦的醫學校不斷增多，專業化程度不斷提高，并且基本都使用外文[21]，教會面臨著喪失其領先地位的危險。最后，由于博醫會出版委員會和醫學名詞委員會的工作開展緩慢，教會醫學校的中文教學面臨困難[22]。因此，民國甫經建立，教會關于教學語言的討論再起。

2.1 教學語言爭論再起

1912 年10 月，中國博醫會北京分會召開會議，專門討論了教學語言的問題。德來格指出英文相較于中文而言，是向中國人教授醫學的最佳媒介。他認為民國建立后，中國人對英語愈發重視，其在國民教育體系中的位置愈發重要，這對教會醫學校的英語教學創造了條件。同時，他也從專業化的角度指出了中文教學的弊端，認為中國缺乏統一的醫學名詞，醫學書籍和刊物也比較少，且更新比較慢，“這使得學生離開學校后，就失去了與外界交流的機會”。加之用中文教授的學生得不到外國的承認，無法出國繼續深造，導致教會醫學教育很難達到一流水平。關于醫學的本土化，他以日本為例，認為通過外文學習醫學的學生也能夠同留學生共同建立本國醫學科學的基礎[23]。之后，齊德義則以天津英華書院為例，闡述了英語教學存在的問題，如中國人創辦的學校采用英文教學只是權宜之計、難以獲得足夠多的熟練使用英語的學生、新來的傳教醫生失去學習漢語的動力等。[23]

1914 年～1915 年，《博醫會報》先后刊載了濟南共合醫道學堂巴慕德、嘉興福音醫院凡納勃和南京楊醫生的文章，就教學語言問題展開了進一步的討論。巴慕德和凡納勃從醫學的大眾化和滿足民眾需求出發，指出了英文教學的弊端和中文教學的重要性。如巴慕德認為英文教學雖然能夠使醫學生成為中國醫學領域的領導人物，但教會在中國并不是要建立自己的醫學王國和培養使用英語的排他的小規模的醫生隊伍，“而是要培養用中國人自己的語言學習、富有科學思想的規模更大的隊伍”[24]。凡納勃指出，只有用中文教出更多的學生才能夠診治蜂擁而來的病人，才可以向民眾展示受過科學訓練的醫生的優點，為此不得不降低醫學教育水準。如果教會放棄中文教學的話，就會被教會醫學校的學生或者不懂中文的外國人承擔起來，他們的教學質量更差。如此一來，西方醫學“不僅不會受人尊崇，還會淪為笑柄”[25]。南京的楊醫生則從醫學教育專業化的角度出發，指出教會并不是要培養醫學助手，而是要培養一流的醫生和醫界的領袖人物，采用英文教學“不僅能夠引人歸主，而且能夠領導醫學界的發展”[26]?？梢?，主張使用英文的人更專注于醫學教育和科學研究，“將培養訓練中國西醫生視為己任，期望他們能擔負起發展中國醫藥衛生事業的責任”[27]。

2.2 構建中英文教學并重的格局

1914 年，為了更全面地了解各地對教學語言的態度，博醫會主席梅藤更先后考察了濟南、北京、漢口和南京的教學醫學校。其中，濟南、漢口、南京的學校認為應該采用中文教授，但要把英文列為入學考試科目；北京則分為兩派，分別主張使用中文和英文[28]。在這種情況下，有人指出不應在使用何種語言的問題上花費精力，而是分別開設使用中文和英文教授的學校，“討論哪些學校用英文教學，哪些學校用中文教學”[25]。

1915 年，面對這種僵持不下的局面，再加上教會自我完善運動中聯合辦學呼聲的高漲，中國博醫會決定在華北、華東、華中、華南、華西五個區域內，各建立兩所醫學校，分別采用中文和英文開展教學。其具體計劃是：在華北，北京作為“中心城市”應該用英文教學，要求使用中文的學生則安排到奉天或者濟南的醫學校；在華東，圣約翰大學醫學院已經滿足英文教學的需要，其他用英文教學或者有此計劃的學校則應該與之聯合，并決定在南京建立一所使用中文教學的醫學校；在華中，長沙的湘雅醫學校采用英文教學，漢口的醫學校則用中文；在華西，成都的醫學校根據當地狀況自行決定；在華南，廣州應該成為高水平醫學校的中心，“其語言則取決于香港醫學校是否滿足英語教學的需求”[22]。

這一時期，傳教士討論教學語言的問題時，與傳教的關系日漸疏離，更多地是從醫學教育的本身出發，這大概是因為“日久勢遷，以醫學事業為宣傳教義之途徑，已漸非必要……其自身之價值則無論何時固極顯著者也”[29]。但博醫會實行同時建設中英文醫學校、中英文教學并重的局面，隨著洛克菲勒基金會來到中國，又不得不有所改變。

3 醫學精英教育模式的引入：教學語言格局的轉變

民國建立后，隨著國內民族主義情緒的不斷高漲，教會醫學教育世俗化的趨勢進一步凸顯。同時，洛克菲勒基金會來華開展醫學教育，極大地改變了中國醫學教育的局面，也在很大程度上顛覆了教會醫學教育語言的格局。

3.1 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沖擊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美國的醫學界正值變革時期，建立了約翰 · 霍普金斯模式，推動了美國醫學的迅速發展，而領導洛克菲勒基金會中國醫學項目的正是推動美國醫學變革的醫學精英，其目標是將美國的醫學精英教育模式引入中國。這一決定引起了教會的極大關注，并在醫學教育的目標和途徑上與其產生了分歧，即是辦精英教育以培養榜樣和領袖，還是辦大眾教育以解決中國的燃眉之急，這也“代表了科學與神學的對立”[30]。這種分歧也體現在教學語言的選擇上。1914 年～1915 年，洛克菲勒基金會先后兩次派遣考察團來到中國考察醫學教育情況，感到教會開辦的醫學校水平很低，并認為很大程度上是教學語言導致的，強調在中國創建美國精英式的醫學教育機構“都不可能用中文傳授”[31]。因此，洛克菲勒基金會決定新籌建的北京協和醫學院使用英文教學，認為“只有掌握了英文才能直接吸收世界醫學知識，進行國際交流，這與協和的培養目標是相一致的”[32]。

這在很大程度上沖擊了教會在華醫學教育事業。首先，這會降低教會對醫學教育的影響力，進而不利于其傳教工作。巴慕德認為洛克菲勒基金會將最高水準的醫學教育模式引入中國后，會讓外界感到教會開展的醫學教育水準很低，使用中文教學的醫學校也會處于劣勢的地位，進而導致教會不得不從醫學教育領域退出，“那將意味著我們放棄使醫學教育與基督精神融為一體、從而贏得大量的未來的醫學界領袖為基督服務的機會”[33]。其次，這會導致醫學教育本土化的可能性不復存在。雖然傳教士在教學語言上存在爭論，但還是努力保持著專業化和本土化之間的平衡，認為中英文教學都應繼續維持下去，并逐漸地使“中文成為所有科學教學使用的語言”[33]。為此，傳教士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從事統一醫學名詞和翻譯教科書的工作，而洛克菲勒基金會的到來，打破了原有的平衡，使得傳教士的努力蕩然無存。

3.2 中國博醫會的應對舉措

面對這種新情況，1915 年4 月，博醫會執行委員會與醫學教育委員會在上海召開聯席會議，討論醫學教育問題。首先，會議鑒于教會資源有限和其他醫學校的競爭，認為應繼續開展旨在提高教育質量的自我改善運動，計劃對華中和華東地區規模小的醫學校進行整合。其次，由于洛克菲勒基金會決定使用英文教授醫學，會議強調了中文教學的重要性，認為一所以中文為教學語言的學校應該成為其他醫學校的典范[34]。

當時，漢口的大同醫學校、南京的金陵大學醫科和濟南的山東基督教聯合大學醫科都使用中文教學。其中，大同醫學校聘有外籍教員3 人，華籍教員2 人，學生27 名[35]。該校雖然有地利之便，但組建該校的英國倫敦會、英國循道會和美國浸禮會的合作并不深入，且沒有全力支持醫學教育事業，學校的生源也得不到充分的保證[35]。金陵大學醫科的前身是1911 年由美國7 個差會成立的南京協和醫學校，1913 年并入金陵大學成為其醫科，有美籍教員7 人，學生30 人[35]。該校雖然使用中文教學，但職工都是美國人，附近學生大都接受英文教育，采用中文教學存在很大的難度。山東基督教聯合大學醫科的前身是濟南共合醫道學堂，教師雖然來自多個國家，但都強烈反對使用英文，而且濟南附近的教友眾多，培養的醫生能夠服務更多的教會和教徒。因此，經過一番考量，博醫會認為濟南最適合建立一所高水平的、以中文為教學語言的醫學校[34]。

1916 年6 月，博醫會再次召開聯席會議，從教會對醫學教育的影響力和滿足中國現實需要出發，再次強調了中文教學的重要性，決定將山東基督教聯合大學醫科打造成為以中文為教學語言的高水平醫學校。為此，博醫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來發展該校的醫學教育。首先，呼吁有志于中文教學的差會予以支持。當時使用中文教學的教師數量有限，只有各個差會提供充足的教師，才能維持學校的運轉。其次，博醫會主張放棄華中、華東規模較小的使用中文教學的醫學校，集中力量支持濟南醫學校的發展[34]。此時，北京協和醫學院因建筑教學大樓和醫院，學生無校舍上課，遂將一至三年級的65 名學生和1 名教授遷到該校。1917 年，齊魯大學正式建校，山東基督教聯合大學醫科成為齊魯大學醫學院，金陵大學醫科14 名學生和漢口大同醫學校的1 名教師、12 名學生先后并入該校，使其辦學實力大增[36]。齊魯大學醫學院的課程多半以中文講授，也將英文列入必修課內，“并鼓勵學子用讀英文書籍以使其能深悉英文醫學術語，并希其畢業后能自閱英文醫學書籍藉以深其造詣”[37]。此外，教會對于其他醫學院校也給予了支持，分別是采用中文教學的遼寧醫專、華西協和大學醫學院和采用英文教學的湘雅醫學院、圣約翰大學醫學院。

對于教會的此項計劃，洛克菲勒基金會表示贊同，并對齊魯大學醫學院和湘雅醫學院予以了經費支持。至此，傳教士們認為引發醫學教育爭論的語言問題“已經被愉快地解決了”，“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工作是如何利用我們未來的畢業學生為我們的教會醫院、醫學教育和傳教工作服務，同時對中國整個醫學界保持影響”[38]。

4 結語

教會創辦醫學校的出發點是要將中國人培養作為醫院助手，但隨著醫學教育的發展，“是否要在中國發展醫學教育、是否培養中國本土的醫生、是否要用中文講解科學”成為爭論不休的問題，其根本在于“是否將或可能將西醫知識完整地教授給中國學生”[39]，彰顯了教會醫學教育的發展趨勢及其所面臨的困境，同時也反映出了近代醫學教育的時代特征。

首先，教會對于教學語言的爭論反映出醫學教育的宗教色彩日益淡化，專業化程度不斷提高。中國自開教以來，教會曾熱衷于借醫行道，在缺醫少藥的中國獲得了很大的成功，并逐漸將培養中國人作為當務之急。因此，醫學教育作為傳教事業的一部分，其最初的目的就是為傳教服務，只有用中文教學才能培養教會“想要的傳道人”[4]。但隨著醫學教育的發展，其傳教和行醫的功能不斷剝離，醫療本身得到更多的重視，醫學教育的專業化程度不斷提高，教會內部要求進行英文教學的呼聲不斷高漲。但隨著洛克菲勒基金會的到來，教會為確保自己在醫學領域的地位，除了歡迎洛克菲勒基金對其采用英文教學的學校提供支持外，更致力于以中文為教學語言的醫學校的建設，“使教會之學校，不致瞠乎人后”[40]。

其次，教會醫學教育的語言之爭也深受民族主義的影響。由于受到非基督教運動和收回教育權運動的影響，民國醫學界對于教會創辦的醫學校及使用外文教授醫學的情況愈發不滿，“傳醫者皆為教士，習醫者皆屬教徒，彼方以同化役我，我亦無國家思想，對于國語國文，幾可謂目不識丁，胸無點墨。是以長附庸，不自樹立，以至此也”[41]。面對這種情況，南京國民政府加強了管理，要求所有的醫學院校使用漢文編述書籍[42]，并在對全國醫學校進行調查時，對采用中文教學的齊魯大學醫學院極表贊成，認為有助于養成學生服務社會的能力，而采用英文教學的湘雅醫學院卻應“加以注意，并為適當之糾正”[43]。這也反映出教會醫學校逐漸被納入到中國政府的教育管理體系之中。

最后，教會關于不同教學語言的爭論和抉擇也是近代中國醫學教育半殖民地化的縮影。近代以來，來華外人在中國設立學校、開辦教育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自發地、野蠻地生長，并沒有被及時地納入到政府的管理之中，導致教學語言的混雜，“有用國文者，有用英文者，有用德文者，有用法文者，有用日文者，有兼用中西文者，甚至有用一處之方言以講授者”[42]。盡管民國政府采取了一定措施，但并未對教學語言予以明確規定，各校多各自行事，不但成為“推進教學效能之一大障礙”，而且也使得“國中各類醫校學生畢業而后，標榜門庭，互相捭闔，揆厥原因，端在語文”，加劇了當時醫學界“黨同伐異之風尚”[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