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中國寶卷研究

陳安梅

(揚州大學 外國語學院,江蘇 揚州 225000)

一、學術史梳理

自古以來,日本就重視收藏中國的文獻典籍。中國的文獻典籍在中日文化關系史上,曾經起到了重要的文化橋梁作用?？墒?隨著日本國力的不斷增強,軍國主義的日益抬頭,中國文獻典籍傳入日本過程中被帶上了“文化侵略”的烙印,是作為中國人民遭受帝國主義掠奪的屈辱的象征而進入日本[1]。毫不夸張地說,一部中國近現代史就是一部中國文化典籍的劫難史[2]。

二戰結束前,日本派遣研究所成員或者留學生到中國進行調研、資料收集。這些成員中有知名漢學家、研究所成員和在華留學生。這些被派遣到中國的專家學者和留學生有著優渥的經濟條件,為中國漢籍的購買提供了雄厚的資金支持。這種購買漢籍群體憑借經濟優勢而大購中國舊籍的做法,正是當時日本等國憑借經濟優勢大肆搶購中國舊籍的一種縮影。吉川幸次郎和倉石武四郎留學期間,正好趕上了中國銀價有史以來的暴跌,每月200日元的獎學金相當于中國的500元,差不多是中國教授的工資[3]。所以,他們能夠隨心所欲地購買想要的漢籍。中國的寶卷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傳入日本。

鄭振鐸發表《佛曲敘錄》之后,國內外開始關注這些歷來被認為“不登大雅之堂”的說唱文學資料。日本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關注寶卷的收藏和研究。1938年10月日本學者井上紅梅在《中華萬華鏡》[4]中對《佛曲敘錄》中的“香山寶卷”等五種寶卷進行敘述和說明。大淵慧真、吉岡義豐、澤田瑞穗、倉田淳之助、高倉正三等人通過日本國家資助或者自費的形式紛紛來到中國,搜集了包括稀有珍本在內的眾多寶卷。戰后學者們根據搜集到的寶卷進行研究,成果有吉岡義豐的《道教研究》,澤田瑞穗的《寶卷研究》[5]、《破邪詳辯》[6]、《增補寶卷研究》[7]和《佛教與中國文學》等。大部分寶卷基本都為私人收藏之故,增加了其他學者繼續深入研究的難度。所以,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發現的44種寶卷為日本的寶卷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

二、東亞研究所和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

19世紀末至20世紀前半期,日本為籌備“大東亞戰爭”和“大東亞共榮圈”,建立了以“東亞”為名的多個研究機構,1938年9月1日建立的東亞研究所就是在此歷史背景下成立的。該研究所為繼滿鐵調查機關之后日本企劃院下設的又一個龐大的國家調查機關,在北京和上海等地設立分所,被稱為“夢幻般的調查研究所”,其成立目的之一就是助推侵華戰爭。當時的研究所總裁是近衛文磨,副總裁為大藏公望,實際上大藏公望主要負責研究所的運營。此所曾有1000余名研究人員,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的教授也有參與。例如,東京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土方成美曾擔任第一調查委員會的主要負責人,京都大學的小野玄妙博士和羽田享博士也是該所的成員。研究中國道教的專家酒井忠夫于1939年前往上海,成為該所研究員,從事對中國民間結社的調查。據研究所《東亞研究所報》第1期刊發的該所“開幕式”上負責人青木的講話:“東亞研究所的目的是為助力帝國的海外發展,圍繞東亞人文自然展開科學性調查……不僅是本研究所調查,要委托官民調查機關和權威人士協助調查……”[8]可以清楚地了解研究所建立的目的和性質。二戰結束后,該所持續了一段時間后于1946年3月31日被解散,1946年11月1日成立了以東亞研究所相關人員為主的政治經濟研究所,所藏資料和土地資產由財團法人政治經濟研究所繼承。同時,由日本統計研究所、大原社會問題研究所、國民經濟研究協會、中國研究所四個法人機構成立了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1951年該研究所被文部科學省指定為民間學術研究機關。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系國家圖書館,是日本藏書最多的公共圖書館,收藏中國典籍最為豐富[9],是戰后仿照美國國會圖書館建立起來的,它由日本帝國圖書館和眾議院圖書館合并而成。圖書館既為國會提供服務,又承擔國家圖書館功能。東亞研究所搜集的部分文獻被該圖書館收藏。以“東亞研究所”為關鍵詞進行搜索,圖書類別達到810件之多。該館所藏44種寶卷被保存在三樓古典書籍閱覽室內,只能在館內借閱,不能借出。原本寶卷借出時間為周一到周五的10:00、11:00、12:00 、13:00、14:00、15:00 、16:00。為更好地保存這些紙質寶卷,每本寶卷都存有膠卷底本,讀者如只想閱覽卷本內容,可以通過借閱這些膠卷在計算機上進行閱讀,更加方便快捷。膠卷資料周一到周五隨時可以借閱。若想借閱紙制本子,閱覽之前,必須提交書面申請,得到對方的許可后,在規定的時間內由館內負責人專門從書庫中拿出。筆者于2014年1月利用兩天時間在東京國立國會圖書館古典書籍閱覽室借閱了這些寶卷。全部寶卷,除個別地方出現蟲咬和原有損壞處之外,均保存完好。

以上可以看出,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內能藏有東亞研究所收集的寶卷是歷史必然。

三、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所藏中國寶卷44種

根據日本學者相田洋的《國立國會圖書館所藏寶卷》[10]和國立國會圖書館記載,筆者對44種寶卷的名稱和版本情況進行如下簡單的介紹。

1.《達摩祖卷》一卷,原明刊本一冊。

2.《達摩寶卷》一卷,光緒二十四年,胡思真重刊本一冊。

3.《延壽寶卷》一卷,?？飞铺蒙茣挚疽粌?。

4.《潘公免災救難寶卷》三卷,咸豐五年序,刊本一冊, 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5.《潘公免災救難寶卷》三卷,同治九年刊本一冊。

6.《河南開封府花枷良愿竜図寶卷全集》二卷,光緒中杭州西湖昭慶寺慧空經房刊本二冊。下卷首題“花枷良愿龍圖寶卷”,題簽“良愿龍圖卷全集”。

7.《觀音濟度本愿真經》二卷,咸豐二年上海翼化堂善書堂書坊重刊本二冊。

8.《韓湘寶卷》二卷。十八品,光緒二十七年杭城文寶齋刻字鋪刊本二冊。版心“藍關寶卷”,襯頁“繡像韓湘寶卷”。

9.《勸世菩薩藏本行經》一卷,刊本二冊。 題簽“大乘法寶香山寶卷全集”。

10.《古佛當來下生彌勒出西寶卷》一卷,十八品,趙源齋刊本一冊。 版心“出西寶卷”。

11.《湖廣荊州府永慶縣修業梅氏花閷寶卷》二卷,光緒八年,陳春發杭城瑪瑙經房刊本二冊。 題簽“梅氏花閷寶卷”。

12.《江南松江府華亭縣白沙邨孝修回郎寶卷》一卷,光緒三年杭城瑪瑙經房刊本一冊。

13.《杏花寶卷》一卷,光緒五年,?？飞铺蒙茣种乜疽粌?。 附“張德方勸善文”。

14.《明宗孝義達本寶卷》二卷,十八品,善明居士翻譯。版心“達本寶卷”。光緒九年,許自然,杭城瑪瑙經房刊本二冊。

15.《目連寶卷全集》一卷,卷尾題“懺母升天目連卷”。版心“目連寶卷”。杭城瑪瑙寺明臺經房刊本一冊。

16.《目連卷全集》一卷,版心“目連寶卷”,刊本一冊。

17.《無上圓明通正生蓮寶卷》二卷,十二品,刊本二冊。附“掃邪歸正論”“無云子遺訓”。

18.《妙英寶卷全集》一卷,附“嘉興倪秀章六代持齋拯火有求必應志”“張德方勸世文”,杭城瑪瑙經房刊本一冊。

19.《妙音寶卷》一卷,光緒二十五年,愿學主人鈔本一冊。 有藏書者“中日善親 永久和平”的鋼筆字跡。

20.《妙英寶卷全集》一卷,光緒中,瑪瑙經房刊本一冊。

21.《靈應泰山娘娘寶卷》二卷,二十四品,咸豐五年,開封聚文齋刻字店刊本二冊。

22.《梁皇寶卷全集》一卷,光緒二年,杭州瑪瑙經房刊本一冊。

23.《梁皇寶卷全集》一卷,光緒十四年,杭省西湖昭慶寺慧空經房刊本一冊。

24.《梁皇寶卷全集》一卷,上面22中《梁皇寶卷全集》一卷的重刊本一冊。

25.《山西平陽府平陽邨秀女寶卷全集》一卷,光緒三十四年,杭州瑪瑙經房刊本一冊。

26.《清源寶卷》二卷,光緒十六年,杭州瑪瑙經房刊本二冊。

27.《清凈寶卷》一卷,胡清泉,朱永泉重刊本一冊。

28.《雪梅寶卷全集》二卷,瑪瑙經房刊(杭省景文齋刻字鋪藏版)二冊,線裝,640頁左右。

29.《雪山寶卷全集》一卷,光緒二年,浙省西湖瑪瑙明臺經房刊本一冊。

30.《新刻十供神仙修真寶傳因果全部》一卷,中華民國十六年(1927年),?？飞铺脮f刊本一冊。

31.《真修寶卷》一卷,光緒十二年,周樂安重刊本一冊。

32.《灶君寶卷》一卷,光緒十年,常州培本堂善書坊刊本一冊。

33.《消災延壽閻王經》一卷,光緒二十二年,蘇城瑪瑙經房刊本一冊。

34.《秀英寶卷》一卷,光緒十五年,蘇城瑪瑙經房刊本一冊。

35.《修行明宗月征寶卷》三卷,光緒二年,刊本一冊。

36.《眾喜粗言》五卷,中華民國十八年(1929年),謝氏尚德齋刊本五冊。

37.《眾喜粗言》五卷,許樂記刊本五冊。

38.《太華山紫金嶺兩世修行劉香寶卷》二卷,瑪瑙寺經房刊本二冊。

39.《太華山紫金嶺兩世修行劉香寶卷全集》二卷,昭慶寺慧空經房刊本二冊。

40.《太華山紫金嶺兩世修行劉香寶卷全集》一卷,刊本一冊,有缺頁。

41.《湛然寶卷》一卷,光緒二年,杭省瑪瑙經房刊本一冊。

42.《張氏三娘賣花寶卷全集》一卷,光緒三十年,祥興齋刊本一冊。

43.《趙氏賢孝寶卷》二卷,刊本二冊。

44.《如如老祖化度眾生指往西方寶卷全集》一卷,瑙寺經房刊本一冊。

如上所述,除《達摩祖卷》為明刊本之外,其余均為清末民初的寶卷,即所謂的新寶卷,出版地大多數以杭州為中心的浙江地區。這些寶卷何時進入國立國會圖書館尚難確定,但所有寶卷均鐫有“東亞研究所藏書之印”的藏書印(見圖1),證明這些寶卷為東亞研究所在侵華期間上海分所在浙江地區搜集到的舊藏本。而且每部寶卷上都印有“子 道家”的分類圖書號碼,這說明二戰期間已經有了“寶卷為道教的一部分”這樣的意識,同時,也有力地說明了當時東亞研究所出于侵略目的的需要,是在充分認識和了解寶卷的特征和價值的基礎上派人進行搜集和整理的。

圖1 日本東京國立國會圖書館復印資料

這批寶卷雖然在數量上遠遠不及澤田瑞穗、倉田淳之助等學者的個人收藏,質量方面也沒有什么珍本,其中除一種系光緒年間的抄本之外,其余大都為清末民初的木刻本;但在私人所藏寶卷尚未公開和漢籍數據庫尚未建立的20世紀八九十年代,該館收藏的44種寶卷為寶卷研究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材料,為中日研究宗教、通俗文學和歷史等方面的專家學者提供了新的研究視點。如代表當時日本寶卷研究一流水平的《增補寶卷研究》(澤田瑞穗編寫)中,沒有《古佛當來下生彌勒出西寶卷》《明宗孝義達本寶卷》《清源寶卷》《清凈寶卷》《雪山寶卷全集》和《湛然寶卷》6種寶卷。這些寶卷的出版機構主要是杭州瑪瑙經房、慧空經房和蘇州瑪瑙經房等。這些出版機構在當時的主要業務就是出版寶卷,可見寶卷在當時民間甚是流行。研究者們可以通過這些寶卷對當時浙江地區的民間宗教信仰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此外,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有《鐵心寶卷》(中華民國九年(1920年),鹽城仁濟堂重校石印本1冊)也有東亞研究所的藏書印,可以推測此寶卷應該也是國立國會圖書館所藏寶卷的一部分。

四、啟示

中國文獻典籍作為文化的載體,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起著重要的文化橋梁作用。千百年來,中日兩國的學者、僧侶、官員乃至商人、平民,歷經千辛萬苦,把中國的文獻典籍傳到日本,促進了日本的發展。但是隨著日本國力的增強,軍國主義的抬頭,中國的文獻典籍不是作為文化交流的媒介載體傳入日本,而是作為中國人民遭受帝國主義掠奪的屈辱的象征進入日本。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的這些寶卷雖然不是“強奪強買”,但寶卷內“東亞研究所”的藏書印充分證明了這些亦是日本侵華戰爭時期留下的一個重要文化憑證。它們不僅僅是44部書籍,更是日本掠奪中國文化的代表。

日本全面侵華戰爭之前,依仗自己在中國的強權地位,先后對江南的“皕宋樓”“十萬卷樓”和“守先閣”中的中國文獻典籍進行強行殺價“購買”,用“庚子賠款”收購了浙江的“東海藏書樓”。全面侵華戰爭開始后,日本軍國主義開始從“購買”“贈與”轉為公開掠奪。因此像國立國會圖書館的寶卷被烙上了文化侵略的印記。鄭振鐸曾在《燒書記》中這樣記載著,“許多人心里都很著急起來,特別是‘有書’的人家。他們怕因‘書’惹禍,卻又舍不得割愛,又不敢賣出去—賣出去也沒有人敢要。有好幾個有人,天天對書發愁”[11],最后痛下決心把書燒掉。 高倉正三在《蘇州日記》中記載了自己購書的諸多細節。例如,“八月四日 與金井一起去理發,在玄妙觀后面購得彈詞《還金鐲》和光緒三四版《舊韻》(土白)兩書。另一本《袁刻文選》……《金鐲》的‘還’字還是寫得歪歪扭扭的。在鄭氏和凌氏的目錄中,分別記載著這兩個刻本不同的作者,到底怎么回事,還有待于我進一步調查”[12]。前者在日軍占領上海后實施文化統治下不得不忍痛“燒書”,后者是接受東方文化研究所推薦為外務省在中國特別研究員后在蘇州欣然“購書”,兩者同是文化人,但是境遇卻全然不同。包括高倉正三在內的大批日本學者在鄭振鐸等人的影響下開始搜集整理寶卷在內的中國說唱文獻資料,但是,鄭振鐸卻面臨著“燒書”的境地,不由得讓人唏噓不已。

二戰結束后,許多日本學者致力于促使全民對于戰爭的反省,主張以實際行動促進中日友好。如已故中日文化學者實藤惠秀于1960年訪華時,把他在戰爭中得到的29冊漢籍全部無條件地送歸中國。小島晉治、實藤惠秀、加藤祐三等還共同發表了《關于中國掠奪的研究資料的處理問題》的聲明,要求立即歸還被劫奪的中國典籍文物[1]。這些實際行動完成了《妙音寶卷》封面里留下的“中日親善 永久平和”這位中國舊收藏者的心愿。

五、結語

21世紀以來,以全球范圍內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與保護為契機,中國非常重視像寶卷類通俗文學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研究,并把它置于全人類共同文化遺產的高度進行保護和研究,因為它們具有重要價值的文化信息資源,也是歷史的真實見證,是維護我國文化地位和文化主權的重要依據。保護和傳承好非物質文化遺產,對于提高民族自信心、提高國際話語權起著重要的作用。

近年來,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和國際地位的日趨提升,我們需要進一步堅定文化自信,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積極實施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以便將中國文化向世界傳播,從而提升國家的整體形象,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全面提升國際傳播效能,推動中華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重新審視這些特殊時期流失在海外的文化遺產,對我們如何傳承和保護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有著重要的啟迪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