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延年對偉大建黨精神的踐行

徐 敭 徐光壽

“堅持真理、堅守理想，踐行初心、擔當使命，不怕犧牲、英勇斗爭，對黨忠誠、不負人民”[1]的偉大建黨精神，是中國共產黨的精神之源，也是眾多建黨先驅在創建中國共產黨的過程中所展現的獨一無二的精神氣質和崇高風范。陳延年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先驅之一，曾任中共廣東區委、上海區委和江蘇省委書記，多次臨危受命奔赴矛盾最為激烈、斗爭最為殘酷的地區，以堅定的革命信念和杰出的領導才能為黨工作，將短暫的一生奉獻給共產主義事業，為中國革命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贏得黨的高度稱贊。陳延年終其一生都是偉大建黨精神的杰出貢獻者踐行者。

一、立志救亡，探尋真理矢志不渝

出生于安慶名門的陳延年，自幼接受良好的國學教育，志存高遠、心系天下，在親歷軍閥殘暴和腐朽后，毅然立志尋求真理挽救人民和國家，從此遠離家鄉，輾轉國內外多地，只為找到契合中華民族振興的真理。其間陳延年也曾受挫，誤把謬誤當作真知，但歷經多次革命斗爭，及時轉變信仰，追隨馬克思主義，將共產主義事業作為畢生的理想并為之不懈奮斗。

綜觀陳延年的一生，可將其思想歷程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15—1919 年的“無政府主義階段”。萌生改造社會志向的陳延年前往上海求學，因思想稚嫩，缺乏辨識能力，誤認為無政府主義能解決中國實際問題，選擇了無政府主義。第二階段：1920—1922 年的“信仰過渡階段”。隨著對封建軍閥認識的深入，加上國內無政府主義實踐的失敗，陳延年決心前往無政府主義策源地來驗證“真理”。在國外勤工儉學的過程中，他徹底看清了無政府主義的虛偽以及改造社會的無力，逐漸信賴揭示人類社會發展客觀規律的馬克思主義。第三階段：1922—1927 年的“馬克思主義階段”。陳延年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自身實踐促進黨的事業，推動大革命高潮的到來，成為名震黨內外的領導人。

對真理的渴求、對信仰的堅守是陳延年一生的寫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前往上海自創前途，半工半讀接觸真實的社會。受其父陳獨秀“自創前途”家風的影響，陳延年與胞弟陳喬年離開了安慶老家，來到思潮云集的上海，開始半工半讀的艱苦生活。1915 年創辦《青年雜志》的陳獨秀漸漸成為思想界領軍人物，在上海乃至全國頗有影響，于1917 年應蔡元培邀請擔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陳氏家族在上海也多有資產。陳延年卻并未依附家族和聲望高漲的父親，他拒絕家庭的經濟接濟，通過個人刻苦鉆研和勤奮學習順利考入震旦大學，并自力更生賺取基本生活費。據陳獨秀好友潘贊化回憶，陳延年和陳喬年生活極為艱苦，以堂店地板為床、以自來水解渴、以侉餅解餓，常年衣著單薄，神情憔悴、形銷骨立，令親友甚至工友憐惜，陳獨秀也因此多次被家族長輩所責備。父子間雖然聚少離多，卻在行事作風上達成了默契，“少年人生，聽他自創前途可也”[2]。夏之栩回憶，陳延年為了追求真理，發起組織工讀互助團，與許多進步青年學生一起自給自足，充分了解勞動者的生活。為了切身地感受社會，他還與工人同做工同吃睡，經常幫助黃包車工人拉車，同社會群眾友好往來。胸懷大志的陳延年認為，讀書如果不能為天地立心、為萬民立命，形同文盲，因此對當時軍閥官僚政客學者深惡痛絕，也越發堅定探求改造黑暗社會的真理。

另一方面，及時完成信仰的轉變，追隨馬克思主義。無政府主義，又名安那其主義，是產生于19 世紀中葉的小資產階級社會政治思潮，標榜宣揚否定一切強權政治和權威，在西學東漸的過程中因其政治目標的迷惑性，獲得了大批進步知識分子的青睞，一度在中國政治舞臺上占據優勢。滿懷革命熱忱的陳延年也同周遭的熱血青年一樣，誤以為無政府主義是救國良方，開始活躍于無政府主義者的相關活動中，成為“進化社”和《進化》雜志創始人之一，漸漸在無政府主義群體里小有名氣。當五四愛國運動席卷全國，初步覺醒的陳延年面對北洋政府對革命運動的鎮壓毫不妥協，對五四運動高度贊揚，認為“這次學潮，含有無產階級斗爭之意義，千古未有，空前復雜情況下危險乃意中事，亦分內事。志士仁人，求此機會作光榮之犧牲而不可得”[3]。由此可見，盡管是無政府主義者，但陳延年的思想傾向是進步的，愛國情感是毋庸置疑的，滿懷熱忱的他早就做好為尋求真理奉獻一生的準備。

為進一步探尋真理，陳延年、陳喬年兄弟倆離開故土，來到無政府主義的主要策源地——法國。在法國勤工儉學的陳延年積極研究無政府主義的理論，希冀能為改造中國黑暗社會提供指導。隨著研究的深入，他發現無政府主義并未對法國社會的改造起積極作用，甚至與壓迫百姓的腐朽政府沆瀣一氣，對無政府主義的好感急劇減少。在此期間，爆發了留法學生與法國政府、華法教育會的三次沖突：1920 年2 月的“二二八”運動、1921 年7 月的“拒款”斗爭、1921 年9 月的勤工儉學學生“進駐里昂大學”斗爭。這些實際斗爭所帶來的嚴峻考驗令陳延年意識到無政府主義并不是自己想要追求的真理，無政府主義根本無法解決中國復雜的社會問題，因此對無政府主義徹底失望。在趙世炎、周恩來等人的幫助下，陳延年開始向馬克思主義者轉變。隨后他還同18 名信仰馬克思主義的旅歐勤工儉學學生一起于1922 年夏天正式成立了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此后，摒棄無政府主義思想的陳延年構建了牢固的馬克思主義信仰，并通過出色的工作和淵厚的學識獲得了第一批赴俄深造的機會，“周恩來報告中列出的赴蘇名單是按照各人的重要性排列的：趙世炎、王若飛、二陳兄弟……”[4]。在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期間，陳延年因認真鉆研理論的求學態度被一眾同學所敬佩，獲得“小列寧”的稱號。此時他還參加了中國旅莫支部的領導工作，力求把自己“鍛煉成一個堅強的革命戰士”，誠如李維漢所回憶，“他倆（陳延年和陳喬年）摒棄無政府主義之后，成了很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5]，在無產階級革命道路上砥礪前行。

二、投身革命，踐行初心擔當使命

踐行初心、擔當使命，是偉大建黨精神的關鍵。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為指導的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和使命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1921 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后，隨即領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運動，推動中國革命出現新局面，并掀起了中國工人運動、農民運動高潮。為進一步推動國民革命高潮，中國共產黨決定實行國共合作，于是有了1924 年1 月國民黨一大的成功召開，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黨的眾多干部也有了參加革命斗爭的機會。在旅法旅俄同志中嶄露頭角的陳延年于七月下旬奉命帶隊回國，并以駐粵特派員身份前往當時國民革命運動的中心——廣州，正式開啟了他投身革命實踐，踐行初心和使命的歷程。

首先，堅持群眾路線，啟發工人團結斗爭意識。初來廣東的陳延年迅速攻克了語言難關，用當年求學上海時掌握法文的經驗，深入人民群眾，虛心向他們請教，短時間內使粵語水平迅速提高。當他了解到廣州手車工人深受多方勢力壓迫，群體數量龐大且革命性較強時，率先前往廣州各個手車工人聚居地，以拉車工人身份同工人們共同勞動。在體悟工人群體疾苦的同時，他熱情幫助工友解決日常困難和問題，時時刻刻事無巨細地替他們考慮，甚至將自己拉車獲得的薪酬全部交給有需要的勞苦工人。

心系群眾的陳延年也漸漸得到工人們的感激和信任，與勞動群眾打成一片。他在閑暇時間用通俗易懂的話語向工人講解革命理論，啟發工人的覺悟，讓工人掌握團結斗爭的本領。在陳延年、沈青等人的指導和幫助下，廣州手車工人群體的思想覺悟和斗爭意識迅速提高，于1925 年順利成立廣州市手扶車工會，還參加了廣州工人代表會，成為黨組織可信賴可依靠的力量，也為黨組織扎根廣東群眾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面對敵對勢力以共產黨干部當手扶車車夫為笑談，陳延年絲毫不在意，堅持想勞動群眾之所慮，謀勞動群眾之所求，坦然直言“如果工作上需要，不管任何同志，去當手車伕都是光榮的”[6]。除了廣州手車工人聚居地，陳延年還奔走在鐵路、輪渡、自來水廠等工人眾多的地方，短時間內足跡遍布了廣州，在調查了解工人群眾的工作中堅決貫徹黨的群眾路線。

其次，重視黨的建設，發展廣東黨團事業。當時，由于缺乏人手以及經費，黨團組織自身建設較為薄弱，多數負責人都身兼數職，以致廣東團區委活動被迫停頓。身為團中央駐粵特派員的陳延年來到廣東后，立即根據團中央的訓令，于1925 年10 月25 日主持召開了團廣東區委執行委員會，調遣干部并籌集經費，及時向團中央負責人鄧中夏匯報進展情況，最終順利改組了青年團粵區委，確保廣東地區團的工作穩步開展。為了進一步健全團組織工作，陳延年還落實各方面工作細則，如定期召開周會兩次，跟進個人工作進程。他深諳領導核心的重要性，因此完善了區委領導機構，牽頭成立了區委主席團，將周恩來、張太雷、彭湃、阮嘯仙、鄧中夏、蔡暢等黨內才俊匯聚成廣東區委領導集體。此外，作為廣東黨組織負責人，他還著重于組織的長久發展，在實際斗爭中物色覺悟高的人才，使廣東黨組織由數百人的小集團發展成真正立足于群眾利益和需求的革命政黨，短短兩年多的時間，廣東區委領導下的地區黨員人數，由占全國共產黨員總數的16.4%猛增為27.1%[7]，成為組織嚴密、群眾基礎廣泛、戰斗力強悍的地方黨組織，地委、縣支部和團組織逐步建立健全，構成了領導全省革命運動的核心組織網。

陳延年高度重視思想建設。組織發行刊物《人民周刊》《我們的生活》《做什么》，還以“陳東”、“翟偉”為筆名撰寫文章，呼吁“推進黨的教育和訓練”。他經常前往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班作政治報告，鼓勵工農群眾開展革命斗爭，使“反革命的勢力天天減少，革命的勢力日日增大”。針對授課群體的不同，他主持設置了專門講習所，因材施教，促使初步覺醒的工人和農民革命意志迅速凝聚，思想政治水平迅速提高。除了發刊撰文、授課、作政治報告等思想宣傳工作，為系統訓練黨員干部，他還指導幫助成立了廣東黨校，為黨課制度的規范和完善作出了巨大貢獻。陳延年在廣東一直牢記初心使命，時刻身體力行馬克思主義信仰，獲得了同志們的一致稱贊。周恩來稱贊說：“廣東的黨團結得很好，黨內生活也搞得好，延年在這方面的貢獻是很大的?！盵8]

再次，推動建立革命武裝，領導省港大罷工。陳延年主持廣東區委工作后，一方面密切與時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周恩來的聯絡，多次選派優秀骨干前去學習。經過兩人多番斡旋，1925 年底，由兩人提出的開設政治科的建議被采納，此舉極大地推動了軍校思想政治工作。另一方面，他同周恩來在征得孫中山同意后，直接從黃埔軍校抽調了部分黨員干部，組建了“建國陸海軍大元帥府鐵甲車隊”，成為由廣東區委直接領導的革命隊伍，這也為后來我黨在北伐戰爭中聲名顯赫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獨立團的創建奠定了基礎。

陳延年是一位黨性十分堅強的共產黨員，在省港大罷工運動中，他充分展現了掌控時機的敏銳、部署斗爭的果斷細致，在國際工人運動史上留下了光輝一頁。當時全國各地形成了反帝斗爭的新高潮，陳延年及時召開黨員大會以及區委會議，果斷決策領導全省人民的反帝斗爭。在工人游行示威遭到帝國主義血腥鎮壓，釀成“沙基”慘案的危急關頭，身在現場的陳延年和周恩來首先組織工人撤離，以確保工農群眾安全。隨后召開緊急會議研究決定，廣東區委繼續擴大罷工，成立工人糾察隊，發揮工人階級力量，通過封鎖香港來打擊英帝國主義。同時，陳延年還與廖仲愷磋商，成立請愿團，要求國民政府出面抗議，最終形成了中國工人運動史上持續時間最長、影響最為深遠的罷工，鼓舞了工人階級的革命斗志。作為省港大罷工的主要策劃者和組織者之一的陳延年得到黨內外人士的充分肯定。在廣東工作近三年的陳延年，同周恩來、鄧中夏等早期中國共產黨領導人致力于廣東革命工作，堅守初心、勇擔使命，以高昂的革命斗志領導了數次工農群眾運動，使廣東黨組織成為推動全國革命形勢發展的骨干力量。

三、殫精竭慮，心系人民頑強斗爭

中國共產黨是“在斗爭中誕生、在斗爭中發展、在斗爭中壯大”的無產階級政黨[9]，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在復雜兇險的革命斗爭中，培育并發揚了不懼犧牲、勇于同一切反動勢力斗智斗勇的高尚品格，陳延年是其中的典型，尤其是他接替周恩來擔任廣東區委書記一職后，“一天跑到晚，食宿無定所”，為革命事業殫精竭慮，為共產主義信仰頑強斗爭。

首先，嚴于律己，始終保持艱苦奮斗作風。受陳氏家族良好家風熏陶，長期自力更生的陳延年在廣東主持工作后，更加嚴格要求自己，因此有“革命苦行僧”之名。據饒衛華回憶，陳延年堅持原則，教育其他同志“事事要以黨的利益為重，不能講享受，我們是黨員，不是公子哥，要艱苦奮斗”[10]。身為領導人，他生活樸素，處處以身作則，毫不利己，日常也是與其他同志同飲共食，甚至還將微薄的生活費捐贈給廣東婦女解放協會做經費。全心全意為黨工作的他除了參加各項會議、及時聽取同志報告、深入群眾做調查研究、前往培訓班授課外，還不忘記提高自身理論素養，常常在閑暇時間閱讀革命書籍和報刊。工作上夜以繼日、學習上刻苦鉆研的他得到了同志們的一致稱贊。因為他把全部精力投入革命工作，所以對自己的人生大事無暇顧及，并養成了眾所周知的“六不”作風，即不閑游、不看戲、不照相、不下館子、不講衣著、不做私交、不談戀愛。

其次，心系工農，堅定站在工農運動前列。陳延年堅信只有工農階級才是最能革命的階級，“應當注重工農的力量及其利益……完成本黨的歷史使命——打倒帝國主義與軍閥的民族革命”。[11]因此，他特地在區委設立了農民部，讓有豐富農運經驗的干部如彭湃、阮嘯仙等有針對性地開展工作。他自身也在實踐中不斷拓寬對農民運動的認識，并從多個方面推動農民運動的發展。當他得知彭湃帶頭發起海陸豐農民運動后，他便和周恩來叮囑彭湃著書出版，并組織大批黨團干部深入農村加以宣傳，短時間內迅速提高了農民群體的斗爭意識和本領，促使廣東農會組織成立并發展壯大。在農運干部的培養上，陳延年組織舉辦了農民運動講習所，并親自擔任教員，抽空給學員作專題報告。他還寫信給在東方大學就讀的親友，請求他們寄送聽課筆記來豐富教材。此外，陳延年也關注廣東全省以及周邊地帶的農民運動，特地派區委干部羅明前往，幫助當地開展農講所招生工作，并叮囑羅明招生時需要注意學員政治質量，著力培養基層政治骨干。他也是較早關注到農民與土地關系的黨的早期領導人之一，完全支持農民解決土地問題，并呼吁全黨同志加以重視。

再次，堅持立場，敢于與國民黨新老右派斗爭。1925 年5 月五卅運動爆發后，全國人民的覺悟程度和組織力量得到明顯提高，國民革命也走向高潮。隨著革命事業高歌猛進的卻是國共合作統一戰線里面的階級斗爭日益加劇，國民黨右派勢力越發無視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強調國民黨的領導權，試圖不斷打壓和分化代表工農群眾利益的共產黨員。向來注意我黨獨立性和無產階級領導權的陳延年和周恩來等人決定借助“國民黨二大”反擊右派勢力，最終遭到了陳獨秀和張國燾的反對，在共產國際的指示下，廣東區委被迫執行退讓政策。盡管多次被駁回正確意見，但陳延年立場堅定，直言“我是共產黨員，堅決站在黨的立場，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妥協退讓政策”[12]。當蔣介石等人借助“整理黨務案”試圖分裂國共合作時，陳延年和周恩來領導的廣東黨組織高度警惕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派，指責張國燾等人的錯誤，批評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退讓妥協的錯誤觀點，并授意張太雷草擬了宣言，揭露了國民黨反動勢力挑撥離間、叛變革命的罪行，闡明共產黨對革命利益的高度重視，并號召“革命勢力團結起來，打倒反革命的分裂陰謀”[13]。

最后，凝聚力量，做好黨內外團結工作。幾乎所有同陳延年接觸過或者共事過的同志都一致贊許他善于團結，平易近人。無論是中央派來工作的同志，還是廣東區委各部門同志，陳延年都一視同仁，以親切誠懇的態度相待，經常就理論或者實際工作方面的問題虛心請教。他稱贊毛澤東對農民斗爭問題的獨到見解、贊許周恩來是我黨出色的政治家、贊嘆鄧中夏是優秀的罷工問題戰略家、評價惲代英是黨內卓越政治宣傳教育家，他對扎根基層的老工人黨員也十分敬重。正是由于他的平易近人，善于團結同志，使得黨內上下一心，配合默契，工作成效顯著。除了對黨內同志的團結，陳延年還同國民黨左派人士廖仲愷、何香凝等保持合作，和他們一起為國民大革命的推進研究策略。此外，陳延年積極爭取其他進步人士，如有反封建旗手美譽的魯迅。正是在同魯迅的聯系中，兩人建立了深厚的情誼。曾任廣東中山大學黨總支書記的徐彬如認為，“魯迅最早和我們黨正式接觸，陳延年是起主要作用的”[14]。據饒竟群回憶，陳延年在廣州工作時，還同旅居廣州幫助中國革命的外國友人保持友好往來。他與越南著名革命家胡志明相交甚篤，經常就革命力量培養展開探討，相互學習對方革命實踐中的經驗?？偟膩碚f，陳延年在廣州工作期間總是事必躬親，盡己所能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革命力量。

四、逆流而上，畢生忠誠黨和人民

忠誠是中國共產黨人最基本也是最鮮明的政治底色。在陳延年的革命生涯中，他總是臨危受命、不畏生死前往斗爭“一線”。充分展現出一名共產黨員對黨和人民的赤膽忠誠。正如他自己所言：“一個共產黨員的犧牲，勝于千萬張傳單；如果怕死就不要做共產黨員?！盵15]

隨著國民大革命的持續推進，國民政府于1927 年春從廣州遷到了武漢。順應新的革命形勢，中共中央決定在武漢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陳延年、蘇兆征等人以廣東代表的身份出席會議。抵達武漢的陳延年立即參加了五大的籌備會議以及上海和江浙區工作的相關會議。當時，已經發現蔣介石反革命傾向的黨中央通過了《中央關于滬區工作的決議案》，此工作方案的核心是反對蔣介石。黨派遣斗爭經驗豐富的李立三、陳延年以及熟悉上海情況的維經斯基前往執行，并由陳延年、趙世炎、周恩來等人成立特務委員會，開展針對性的地下工作，陳延年還被推選為中共上海市委臨時書記?？紤]到情況緊急，陳延年等人立即接受委托奔赴上海，也因此遺憾缺席黨的五大，但仍然被推選為中共中央委員。

1927 年4 月12 日，蔣介石在上海突然發動反革命政變，瘋狂捕殺中共黨員和革命人士，一時間上海黨組織損失慘重，白色恐怖蔓延，大革命形勢也陡轉直下。途中獲悉此事的陳延年一行人連夜抵達上海，在取得與時任上海區委書記羅亦農等人的聯系后，立刻召開會議，討論上海區委如何貫徹中央方針等問題，最終一致通過了《迅速出師討伐蔣介石》的意見書，陳延年、周恩來、趙世炎、李立三等共同署名。意見書對當時政治形勢作了分析，對后期指導江浙地區發動反蔣斗爭具有重要意義。

陳延年在接任羅亦農擔任上海區委代理書記后，著手全面部署區委工作。他同擔任區委組織部部長的趙世炎及區委其他領導干部，竭力恢復黨的組織，重新凝聚起革命力量，領導人民群眾進行反對蔣介石的斗爭。同時，堅持黨的正確路線，反對悲觀退縮的右傾情緒，也反對冒進的左傾傾向，及時鼓舞干部和群眾斗志，“我們不要為敵人的淫威所嚇倒，不要因革命的暫時失利而氣餒，革命斗爭是長期的，廣大的工農群眾是我們的，只要我們善于總結教訓，最后的勝利，不是屬于敵人，而是屬于我們”[16]。

得益于陳延年、趙世炎等廢寢忘食的工作，上海的白色恐怖有所遏制，黨和工會的組織重新恢復，上海國民黨左派也有不少表示愿意繼續同我黨合作，建立反蔣聯合戰線。中共中央決定適當調整各級黨組織，成立了中共江蘇省委和中共浙江省委，陳延年任江蘇省委書記，郭伯和、王若飛、韓步先分別任組織部部長、宣傳部部長、秘書長。江蘇區委根據黨中央的要求決定舉行江蘇省委成立大會，但會議地址遭到叛徒束炳澍泄露，黨的多處秘密機關也遭到破壞，部分未來得及撤離的黨員被捕。陳延年等人本已脫險，但記掛其他同志安危以及黨的資料的安全，他們決定折返，遭到反動軍警的包圍。盡管陳延年、郭伯和等人與敵人英勇搏斗，但寡不敵眾，最終只有兩名同志脫險。

被捕后的陳延年沒有放棄斗爭，他化名陳友生繼續與敵人周旋，面對敵人的酷刑拷打，他一邊做好犧牲的準備，一邊耐心等待黨組織救援。在黨中央以及社會各界人士奔走下，營救即將成功，卻因叛徒韓步先泄密，功虧一簣。在生死考驗關頭，陳延年絲毫沒有動搖信仰，以血肉之軀撐過敵人一輪又一輪的嚴刑拷打，堅定不移忠誠于共產主義事業，絕不叛黨。敵人面對不吐露黨只字秘密的陳延年無計可施，最終決定將其處決。陳延年得知后慷慨赴死，面對敵人近在咫尺的屠刀，他昂首挺立高呼：“革命者光明磊落、視死如歸，只有站著死，絕不跪下！”惱羞成怒的敵人用亂刀砍死了陳延年[17]。

立志挽救國家和民族的陳延年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后，“永遠為了真理而斗爭，永遠為了理想而斗爭”[18]，將個人安危完全置之度外，犧牲時年僅29 歲。他以卓越的才能贏得多方稱贊。毛澤東直言陳延年是“黨內稀缺的人才”，董必武認為陳延年是“黨內不可多得的政治家”，譚天度也用“偉大的革命領導者”贊揚陳延年。1927 年10 月24 日，中國共產黨機關報《布爾什維克》第一卷第一期刊發《悼趙世炎陳延年及其他死于國民黨劊子手的同志！》的悼詞，直言趙世炎和陳延年的犧牲是中國共產黨的損失、中國無產階級的損失、中國革命的最大損失，號召革命戰士繼承烈士遺志、傳承烈士精神，繼續為中國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的解放奮斗不止。

陳延年的一生雖然短暫但很輝煌。為追求真理他曾遠涉重洋上下求索，為了理想信仰他敢于“逆行”捐軀赴難，始終忠誠踐行著偉大建黨精神，無愧于黨，無愧于人民解放事業，無愧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