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與國家理性成長
——兼論“兩個維護”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歷史文化淵源*

施雪華

黨的十八大以來，逐步明確的“兩個維護”，即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已經成為全黨、全國人民的普遍共識。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是從中外歷史和文化演進中自然形成、必然選擇的人間正道。堅決做到“兩個維護”，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是當前中國的根本政治任務，也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根本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是牢固樹立“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的集中體現。①《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年，第83-88 頁。這些都是“兩個維護”和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現實原由。其實，“兩個維護”和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不僅具有上述重要的現實原由，而且還有著更為深刻的歷史和文化原由或淵源。這個歷史和文化原由與淵源之一，就是近現代以來中國經濟社會現代化一直在苦苦尋找的第一政治前提或曰第一政治推動力：國家理性成長及其價值爭論。

所謂“國家理性成長”是政治發展四要素（政治理性化或曰國家理性成長、政治結構功能分化、政治制度化、政治民主化）之一?！罢伟l展”是現代化在政治層面的體現，是一個政治體系從傳統形態向現代形態轉型的行為和過程?！皣依硇猿砷L”是一個國家的政治權力和權威從傳統家族、氏族、部落理性向現代國家理性、從傳統個體理性向現代組織理性轉型的行為和過程，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政治權力和權威從傳統的家族宗族的、氏族部落的、宗教的、種族的理性（群體利益）和地方理性（地方利益）向現代國家理性（以國家利益為中心展開戰略布局和資源配置）轉變；二是政治權力和權威從傳統碎片化、人格化取向向集中化、組織化（非人格化）取向轉變，也即從傳統社會里魅力性的個人權力、世襲的血統權力、分權的貴族寡頭權力向現代國家組織（代議機構、政府機構和司法機構）及其領導人（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法定性、制度性的組織集權的轉變?？梢?，“國家理性成長”的核心要素是國家理性、權威政府和權威領袖的建構和維護。由于“國家理性成長”的核心是政治權威化，因此，“國家理性成長”有時候也叫做政治權威化。①[美]塞繆爾·P·亨廷頓：《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張岱云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 年，第37-38頁。美國學者亨廷頓在研究了先發國家和后發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后得出結論：一個社會的現代化，雖然是多種因素及其復雜的結構決定的，但“國家理性成長”是關鍵，理性國家、權威政府和權威領導能將總量有限且十分分散的社會資源集中起來高效使用即啟動和推進社會現代化進程，這是現代化的第一政治條件或曰第一政治推動力。沒有這個條件和動力，即使啟動了現代化進程，也不可能大規模地快速推進。②[美]塞繆爾·P·亨廷頓：《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第1-9 頁。

14—15 世紀資本主義萌芽后，西方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之所以比較快，其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15—17 世紀分權的歐洲封建等級君主制或曰貴族民主制向集權的絕對君權制或曰專制君主制的轉變和隨之而來的強大的民族國家的建立，國家利益超越王室家族利益和地方貴族利益，上升為國家和民族首要利益，專制統一國家的政府利用高度集中的國家權力推行重商主義政策，大力推動經濟社會的發展；二是資產階級革命以后，這種理性化、權威化的政治權力轉型為由制度規范和組織約束的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及其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權威和權力。理性國家和權威政府及其領導人排除了種種干擾，推行了大量去封建化而有利于資本主義發展的國家政策，西方各國現代化進程得以不斷加速推進，直接推動了后來的工業化、城市化。③丁建弘主編：《發達國家的現代化道路：一種歷史社會學的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第41-733 頁。相反，一些亞非拉發展中國家之所以至今仍然處于傳統農業社會而無法、無力向現代工業社會轉型，有的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即使啟動了現代化進程但也步履蹣跚，難以快速大規模推進，最重要的原因是缺乏一個強有力的理性化、權威化的國家共同體及其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以及一位權威而又有理性能力但受國家法律法規和組織規范約束的、以國家理性（利益）為中心的國家（政府）領導人。一些亞非拉國家至今仍然處于散亂虛弱的部落聯盟的傳統國家形態而非現代國家形態，政黨和政府把氏族、部落的局部利益看得比國家利益、社會利益還重要，一些領導人把個人利益和家族利益置于國家利益、人民利益之上，把不受國家法律法規和組織權力約束的人格化世襲化個人權力看得很重，就是缺乏國家理性的表現。④[美]西里爾·E·布萊克：《比較現代化》，楊豫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6 年，第167 頁?？梢?，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歷史與現實證明，現代化進程中，當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啟動以后，政治發展就成為大規模經濟發展、社會發展和文化發展的火車頭。

那么，近現代以來中國社會的國家理性成長究竟經歷了一個怎樣的痛苦認知和艱難選擇的過程？這種選擇對近現代以來中國經濟社會的現代化進程又有什么深刻影響？

一、近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舉步維艱與國家理性的缺失

現代化是一個社會從以傳統農業為基礎的人均收入很低的社會，走向著重利用現代科學與技術的都市化和工業化社會的巨大轉變。⑤[美]吉爾伯特·羅茲曼主編：《中國的現代化》，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比較現代化”課題組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1 頁。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型的標志是資本主義萌芽及其對傳統社會的沖擊。

中國的資本主義在明末清初就開始萌芽，中國社會從那個時候起就進入到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現代化進程中。原先的封建手工小作坊和小商業（幾個人到幾十個人）逐步轉變為現代自由雇傭關系的大中型工商業（江浙一帶已有幾百人的大作坊、大商號）。①[美]吉爾伯特·羅茲曼主編：《中國的現代化》，第1 頁。到清朝“康乾盛世”（1662—1795），中央政權克服了明末權威崩潰、清初重建權威的艱難時世，政府權威尤其是中央政府的權威達到了清朝的頂點，中國經濟社會現代化進程進入了第一個發展高峰期?！翱登⑹馈敝?，中央政府的權威和皇帝的權威逐漸式微，中央對地方和社會的控制逐漸松懈，地方政府和貴族、地主、資本家對農民、工商業者的剝削和壓迫更加肆無忌憚，人為災害加上大量的自然災害，導致中國各地農民和城市貧民不斷揭竿而起。清王朝中央政府無力鎮壓，只得依靠地方政府和當地的貴族、地主勢力鎮壓。在一次次鎮壓農民起義的過程中，各地貴族團練、地主武裝不斷壯大，變成控制地方政權和基層社會的軍閥。②[美]費正清：《中國：傳統與變遷》，張沛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 年，第348-352 頁。從這個時候起到20 世紀前期，中國近現代歷史上出現了一個特殊的社會階層和奇特的政治現象，這就是軍閥和軍閥政治。他們不僅控制地方政府，還短暫控制中央政府（北洋政府）。在軟弱無能的中央政權無法大力推進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情況下，地方政府不得不接下現代化的接力棒，軍閥利用手中集中的有限權力和資源（限于地方），重建政府權威（嚴格說是地方政府權威），逐漸把一部分資源用于地方現代工商業、農業與水利、城鎮服務業的發展，逐步將中國現代化進程推進到第二個高峰：洋務運動。③翦伯贊主編：《中國史綱要》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164-415 頁。

這種特殊的起點為中國后來的現代化和政治發展刻上了深深的烙印，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現代化使命與民族復興使命的合一、世界眼光（先是向西方學習，后來是向俄國看齊）和民族主義（民族自尊、自立、自強）的交互。西方資本的沖擊直接導致了中國傳統社會的加速解體和現代市場經濟的形成，也使中國社會陷入主權危機和治權分裂之中，民族屈辱、壓抑，發展資源匱乏，社會分化嚴重，中國的現代化在危機中緩慢前行。④[美]費正清：《中國：傳統與變遷》，第378-392 頁。通過軍閥和軍閥政治在地方層面走向現代化的道路畢竟狹窄，各地軍閥能夠動員的社會資源總量有限，推進現代化的能量十分有限。中國亟需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全國性中央權威政府（北洋政府只是名義上的中央政府，實際上它管不了東北、西北、西南和南部）和一個權威的民族領導人來建設國家理性，維護國家利益，快速全面推進國家現代化進程，從而趕上19 世紀后期和20 世紀前期的第二波世界現代化（即電氣化）浪潮。

面對國家理性的建設問題，社會精英、政治人物內部價值分歧、爭議不斷。這些政治文化（對政治事務的文化價值判斷）爭議不在于是否需要建設國家理性，而是在于如何建設。費正清認為，現代化總是使一切國家達成某種程度的共識，但在另一方面，每一國的人必定是依據他們自己承襲下來的境況、制度和價值觀，以他們自己的方式來對待現代化。⑤[美]費正清：《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 年）》，劉尊棋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 年，第378-392 頁。首先是洋務派與頑固派的爭論。洋務派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以中國自己的傳統文化價值觀即儒家文化為主體，結合法道釋等各家學說，作為立國的根本價值觀，學習西方的現代化技術是為鞏固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服務的。而頑固派則強調“祖宗之制不可廢”，西方的科技知識和工業技術只是低下的工具和玩物。其次是君主立憲派與君主專制派的爭論。19 世紀末，君主專制政體遭受質疑，君主立憲派從傳統政治精英中分離出來，他們試圖通過政治體制改良來走向現代化。傳統政治精英即君主專制派為保護自身利益和專制政體，拒絕改良。再次是革命派與君主立憲派、專制君主派的爭論。20 世紀初，科舉制的廢除對傳統知識精英和傳統政治體制帶來顛覆性的沖擊，知識分子通向體制內政治參與的道路被割斷，知識分子被邊緣化，被迫進行現代化轉型，部分知識分子與傳統文化和傳統組織體系割裂，走向激進革命行列。部分軍人實現了現代化轉型，出現了離心軍閥政治的“大一統”國家理念和革命傾向。⑥朱義祿等：《中國近現代政治思潮研究》，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8 年，第22-183 頁。

至此，通過舊式君主專制政體下的國家理性成長走向現代化的道路已經堵塞，而通過地方軍閥政治實現有限國家理性成長而走向現代化的道路同樣面臨巨大挑戰，革命超越改良成為推翻軍閥政治和專制政治的唯一途徑。

二、現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機遇與國家理性成長的蛻變

辛亥革命推翻了原本已經十分虛弱的封建君主專制政體，但是沒有建構起一個強有力的理性化、權威化的國家與政府，那些以為只要恢復專制政府甚至皇帝制度就能獲得理性國家、權威政府及其權威領導人，就可以大力推進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想法和做法，大錯特錯了。因為，19 世紀末、20 世紀初的世界和中國都已經過了那個需要人格化的世襲舊式封建專制政府來推動現代化進程的歷史階段，世界民主化潮流勢不可擋。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權威政府是新式集權化、法制化的權威政府，不是傳統舊式集權專制的封建政府，中國需要的權威領袖是組織化、非人格化的民族領袖和人民領袖，前者如孫中山，后者如毛澤東，不是舊式個人專制的皇帝或軍閥頭子。因此，那些復辟和倒退都失敗了，是歷史的必然。辛亥革命之后，“事實上，政治的權力落到了地方總督的手中，這種情況至少持續了十五年。在這一階段中，在一些重要區域，掌握著權力的貴族要么是轉變成軍閥，要么和個別軍閥聯合起來。整個社會和文化中賦予鄉紳以合法地位的機構已成昨日黃花，鄉紳的后代將變成徹頭徹尾的地主、強盜，或是地主加強盜，這種趨勢早在帝國時期就已潛伏在表層現象之下?！雹賉美]巴林頓·摩爾：《民主和專制的社會起源》，拓夫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 年，第147 頁。因此，即使是在辛亥革命之后，軍閥混戰，國家權力分散，國家理性難以成為共識，仍然是中國現代化的主要障礙。沒有理性化的民族國家只是政治擺設，沒有權威化的政府和領袖作用有限，通過政治整合帶動并實現社會整合是中國現代化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與舊階級、舊經濟、舊政治和舊文化有千絲萬縷聯系的軍閥政治顯然無法實現中國現代化所需要的國家理性成長這一經濟社會現代化的第一政治前提，相反，在不斷輪流坐莊的軍閥政治下的中國中央政府（北洋政府），在還沒有實現國家理性成長的情況下，倒是不斷超前嘗試政治結構功能分化、政治制度化與政治民主化，如“五院制”、多黨民主制、議會民主制、總統制、聯邦制、地方自治制等政治發展的嘗試，但最后都失敗了或有名無實、收效甚微。②朱漢國：《中國政黨制度史》，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12-13 頁。這就說明，國家理性成長與經濟社會發展一樣有自身的發展規律，沒有國家理性成長這一前提，不僅經濟社會發展無法快速大規模推進，就連政治發展內部的其他幾個目標（結構功能分化、制度化、民主化）也都不可能真正實現。

1928 年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國家從形式上“統一”了，也實行了“總統共和制”“五院制”體制架構，本來是中國建設國家理性、實現國家理性成長的一次歷史機遇，國家進入了難得的相對寧靜、搞經濟社會建設的歷史時期?？上?，因下列原因，不僅國家理性成長沒有在中國真正實現，無法大力推進中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反而，蔣介石國民黨及其政府走向了為中國人民和中國歷史所唾棄的專制獨裁，中國國民經濟走到了崩潰的邊緣。

一是國家利益被地主制經濟和“四大家族”綁架。與軍閥政府一樣，它與舊階級、舊經濟、舊政治和舊文化仍有千絲萬縷的聯系，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在軍事力量的擴張和國民黨與蔣介石的專制獨裁統治上，而國民黨、蔣介石專制獨裁統治的經濟基礎是地主制經濟，階級基礎是以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為代表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既然要依靠他們的支持，那就要維護他們的利益，對他們對國家和社會的巧取豪奪只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國家利益無法作為最高利益來維護，國家理性非常微弱。推進現代化進程的視野、資源和能力就非常微弱。③[美]費正清：《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 年）》，第265 頁。它不僅壓制了民族私營和民營企業的發展，還限制甚至不允許大眾政治參與，壓制其他黨派和政治團體，直接導致國民黨政權與民族主義精英同社會大眾的分裂。④[美]費正清：《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 年）》，第262-271 頁。國家理性、國家利益在蔣介石及其政府那里只是逼迫軍閥易幟、型塑“民族領袖”，實質推行專制獨裁的遮羞布而已。

二是蔣介石實行反共反人民的政策，使自己的威望跌落神壇。自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蔣介石逐步背叛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政策，掀起一波又一波反共反人民的浪潮，成了地主、買辦、資產階級在中國的總代理人?？谷諔馉幗Y束后不久，他又背信棄義，破壞國共重慶談判達成的和平協議，悍然發動內戰，使原本可以恢復的中國現代化進程被迫再次中斷，國家理性、國家利益一地雞毛，他個人因抗戰而積累起來的有限領袖權威徹底消彌。中國社會的第二次革命不可避免。

相反，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不忘初心，從血風腥雨的革命斗爭中從無到有、從弱變強，逐步成長為中華民族實現國家統一、民族復興事業的新的領導核心，成為繼孫中山以后中華民族眾望所歸的民族領袖、人民領袖。中國共產黨及其在根據地（尤其是在中央蘇區和陜甘寧邊區）的政治實踐（人民民主、民主選舉、三三制政權、反腐監督等）已經顯示出它在建設國家理性、政府權威、領袖權威方面的基本雛形和巨大潛力，雖然由于戰時狀態，中國共產黨還沒有掌握全國權力，這種國家理性實踐還是初步的、有限的?？谷諔馉幗Y束前夕，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民主力量與國民黨和其他右翼力量展開了未來國家走向的政治文化大爭論。與國民黨和其他右翼力量堅持蔣介石獨裁政府相對抗，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民主力量提出了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核心思想就是重建以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為中心的國家權威：國家理性?？梢?，那種認為抗日戰爭結束后中國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內戰是簡單的黨派國家權力之爭或毛蔣國家領袖之爭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而是誰具備有效推進經濟社會快速發展所需要的第一政治前提或曰第一政治推動力——國家理性成長，進而誰能帶領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走向民族復興的問題。20 世紀前期的歷史已經證明，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不具備這個條件或曰沒有很好地完成這個歷史使命和任務。因此，歷史就要尋找另外一個可以完成這個任務的主體，這就是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黨。

三、當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加速與國家理性成長的曲折探索

政治體系的再次革命已經成為中國現代化的唯一路徑，它是由中國傳統政治與社會力量的剛性結構決定的，即國民黨政府如果無法徹底突破軍閥政治的框框，政治一體化特別是政治權威化的政治發展目標就不可能真正實現，中國現代化的第一條件就無法具備。

從1949 年到1956 年，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在國家理性成長方面的探索與嘗試取得了巨大成就。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實現主權獨立。頒布憲法，建構從中央到地方的一體化強大政權體系，實現了治權統一。1840 年以來，中國首次完成了國家理性成長的兩個主要標志：主權獨立和治權統一。自1943 年毛澤東在中央和全黨被正式明確為領袖權威之后，經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這種領袖權威得到進一步的鞏固。1949 年后，毛澤東成了名副其實的全民族領袖、國家領袖和人民領袖。20 世紀50年代初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使毛澤東的領袖權威得到世界的認可。1957 年前毛澤東的領袖權威始終是“民主集中制”下的權威，是中央集體領導下的組織化、制度化的民主權威。①[美]費正清、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主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王建朗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62-67 頁。中國共產黨取得全國政權后，對各地軍閥、土匪、地主、資本家、西方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部分反動民族勢力宗教勢力等反動力量竭力打擊，將其非法財產收歸國有，國家利益、國家理性得到有效維護。這樣的國家理性成長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推動力。從社會主義改造到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社會建設取得了偉大成就。

可是，從20 世紀50 年代中期起，由于急于求成、尚缺經驗，導致國家理性成長出現了兩大偏差。一是中央政府集權過多，地方和基層自主權太少。國家理性成長要求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集權，推動經濟社會的發展，但過分的中央集權會減弱政治權威對經濟社會的推動力。二是政治權、行政權、軍事權與經濟權、社會權、文化權混為一體，破壞了國家理性成長后的結構功能分工與合作。改革開放后，中國社會發生了對歷史的反思和討論。

黨和政府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通過1993—1996 年的經濟宏觀調控、1994 年開始的“分稅制”改革、1998 年第四次政府機構改革、2001 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等重大措施，國家理性、中央權威逐漸擴大，政府宏觀調控能力不斷提升，中國經濟社會的現代化進入了高速發展時期。①馬立誠、凌志軍：《交鋒：當代中國三次思想解決實錄》，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 年，第340-346 頁。

黨的十八大之后，面對一系列長期積累及新出現的突出矛盾和問題，中國共產黨通過深入推進全面從嚴治黨，提出和落實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以黨的政治建設統領黨的建設各項工作，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得到有力加強。黨中央于2016 年11 月十八屆六中全會上明確習近平總書記在黨中央、全黨的核心地位。這是一個非常及時又明智的戰略決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的歷史、新中國發展的歷史都告訴我們：要治理好我們這個大黨、治理好我們這個大國，保證黨的團結和集中統一至關重要，維護黨中央權威至關重要?！薄爸醒胝尉忠^續在堅持民主集中制方面成為全黨典范，堅持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相結合”。目的就是要“維護國家核心利益”和“中華民族根本利益”。②《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年，第188-190 頁。在此基礎上，黨中央于2017 年10 月召開黨的十九大，提出了“兩個維護”這一國家理性，即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進一步鞏固和強化了中央和核心領袖的政治權威。2022 年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確保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確保黨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③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22 年10 月16 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7 頁。必須做到“在思想上高度認同，政治上堅決維護，組織上自覺服從，行動上緊緊跟隨?！雹堋读暯秸勚螄碚返? 卷，第84 頁。

近五年的實踐證明了建設國家理性、中央權威和領袖權威的重要性。政治上，始終牢記“以人民為中心”的初心，⑤《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 卷，第133-143 頁。以“我將無我”的偉大氣魄，⑥《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 卷，第144 頁。承擔起建設中國現代國家與現代社會，維護國家和民族整體利益，助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偉大歷史使命。這是國家理性的最高體現，是國家理性成長的必然要求。堅持黨對國家和社會的全面領導，黨的領導制度體系不斷完善，黨的領導方式更加科學，“九龍治水”、各自為政的局面得以徹底扭轉。從嚴治黨和反腐敗方面，不允許任何組織和個人將自己的利益、家族利益、公司利益和地方利益凌駕于國家利益、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之上。經濟建設上，2020 年、2021 年，在全球疫情肆虐、絕大多數國家經濟負增長的情況下，我國GDP 平均增長5.1%，⑦國家統計局：《中華人民共和國2022 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23 年2 月28 日）》，《人民日報》2023年3 月1 日第9 版。2022 年增長3%。⑧《政府工作報告——2023 年3 月5 日在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人民日報》2023 年3 月15 日第1 版?？梢?，“兩個維護”這一國家理性的確立標志著我們黨和國家在政治上更加成熟，為中國現代化注入了更加強大的政治推動力，真正全面履行了中國現代化賦予中國共產黨、政府及其領導人的建設國家理性的歷史使命和任務。

以上分析說明，深入研究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與中國國家理性成長的互動歷史及其文化價值選擇，對于現在和未來中國社會整體現代化深刻汲取歷史教訓，努力開發快速推進經濟社會發展的持續性的強大政治推動力，加深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必然性、合法性的認識，強化“兩個維護”這一國家理性的重大理論和實踐意義的深刻認識和自覺執行，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實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