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變局下美國兩屆政府對華政策的差異、影響與啟示[1]

張文宗 歐 歌

【內容提要】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以戰略競爭為名全面遏制打壓中國成為美國跨黨派共識，共和黨的特朗普政府開啟了遏壓進程，民主黨的拜登政府則予以延續和發展。在實施該戰略的過程中，這兩屆美國政府在目標、手段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異：特朗普政府更為極端和強硬，單邊主義色彩更濃，不惜對華發動全面“新冷戰”；拜登政府強調與中國長期競爭，在遏壓中國的同時注重“管控競爭”。這種差異與兩屆政府的人事特質，以及兩黨的競選策略、意識形態和所代表的利益集團不同有關。兩屆政府對華政策的差異，因包含一定的黨派性因素而具有長期性。2024 年大選后，如果共和黨掌控白宮，美國對華政策將出現新變化。中國應堅持底線思維和極限思維，根據美國對華政策變化的國內政治機理，根據形勢需要處理與美國不同政府、不同黨派的關系，以最大限度地維護國家利益。

民主黨、共和黨作為美國政治中最主要的兩個政黨，通過交替掌控白宮和國會主導美國的內政外交。美國對華政策實際上是兩黨對華政策主張及實踐的耦合雜糅。美國對華政策從“接觸”轉向“競爭”導致中美關系發生的重大變化，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重要組成部分。從特朗普到拜登，兩屆美國政府均將中國視為首要戰略對手并進行全面遏制打壓，兩者既有遏壓中國以維護美國霸權的戰略共識，又因不同的執政團隊、價值理念和利益訴求在對華政策上存在差異。

國內外學術界、戰略界對美國兩黨推動全政府、全社會、全領域、全手段遏壓中國的共性進行了大量研究[1]參見凌勝利、楊光銘：《霸權之翼：美國外交能力探析——以特朗普、拜登政府為重點的分析》，載《和平與發展》2023 年第1 期，第2—23 頁；樊吉社：《美國對華決策：機制調整與團隊轉換》，載《當代美國評論》2021 年第4 期，第1—19 頁；韋宗友：《拜登政府“印太戰略”及對中國的影響》，載《國際問題研究》2022 年第3 期，第35—45 頁。，但對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在對華政策上的差異研究較少。未來幾十年是中美的戰略相持期，本文將重點比較這兩屆美國政府在遏壓中國的目標、手段等方面的差異，并結合行政部門與國會兩黨在涉華問題上的互動及2024 年美國大選前景，探析這種差異背后的原因及其影響，為更好把握美國對華政策的內在邏輯和中美關系演變規律提供參考。

一、特朗普、拜登兩屆政府對華政策的主要差異

從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遏壓中國的手段及美國近幾屆國會的涉華立法等方面看，“贏得與中國的競爭”是共和、民主兩黨的戰略共識，但其在遏壓中國的階段性目標、具體戰術手段上存在諸多差異。

首先，就遏壓中國的階段性目標而言，特朗普政府試圖倚仗美國的實力地位“壓垮中國”，而拜登政府則希望與中國實現有利于美國的“競爭性共存”。美國兩屆政府均表示要贏得與中國的競爭，但何謂“贏”，何謂“輸”，兩黨都沒有設定公開的目標。通過比較可以發現，特朗普政府在執政中后期熱衷于把中國和中國共產黨描繪成一個對美國經濟、安全和價值觀領域的“生存性挑戰”。[1]特朗普的追隨者、前共和黨國會眾議長金里奇（Newt Gingrich）明確將中國列為美國繼獨立戰爭、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美蘇冷戰之后的第六個“事關生存的挑戰”。參見Newt Gingrich, Trump vs. China: Facing America’s Greatest Threat,Center Street, 2019。特朗普政府的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發表涉華演講，攻擊中國“干涉美國內政和選舉”；國務卿蓬佩奧（Michael Pompeo）、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奧布萊恩(Robert O’Brien) 等高官亦在2020年發表系列演講，將矛頭直指中國共產黨。其中，蓬佩奧在尼克松圖書館前發表的演說中，攻擊中國共產黨實行“暴政”，叫囂美國要團結“自由世界”“改變中國”。[2]“Communist China and the Free World’s Future,” California, July 23, 2020,https://2017-2021.state.gov/communist-china-and-the-free-worlds-future-2/index.html.其政策目標是要推翻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領導，促使中國像蘇聯一樣崩潰。

拜登政府則表示與中國的關系是“競爭而非沖突”，兩國可以實現“競爭性共存”（competitive-coexistence）。拜登在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晤中做出了“四不一無意”的承諾，即美國不尋求同中國打“新冷戰”，不尋求改變中國體制，不尋求通過強化同盟關系反對中國，不支持“臺獨”，無意同中國發生沖突。雖然拜登政府慣于“說一套做一套”，其承諾未必可信，但相關表態體現了與中國長期競爭及實現“共存”的姿態。針對與中國的競爭是否會像冷戰那樣結束的提問，拜登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Jake Sullivan）表示，美國“并不尋求一種終結的狀態”，“將不得不無限期地與中國共存”，中美“必須學會作為大國共處”；美國的目標是建立“根本上有利于美國及其盟友和伙伴的利益與價值觀的穩定狀態”。[3]“Live: Jake Sullivan speaks at Aspen Security Forum,” July 21, 202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e2hCIpIvIc.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目標是在不與中國爆發軍事沖突的前提下，塑造一個更加有利于美國的世界格局和戰略態勢。

其次，就遏壓中國的策略手法而言，特朗普政府側重于“極限施壓”，而拜登政府慣于兩手并用、軟硬兼施。特朗普政府、共和黨鷹派的對華政策集中體現為極端性，即有歇斯底里、不計后果的特征。在言論上，特朗普本人及其政策團隊時常運用粗鄙的、帶有反智色彩的言論將中國妖魔化。例如，特朗普在2016 年競選期間指責中國在貿易上“強奸”（rape）美國，在2020 年競選期間宣稱中國實驗室制造了新冠病毒；蓬佩奧更是捏造并大肆散布中國政府在新疆實施“種族滅絕”的謊言。在行為上，特朗普政府慣于虛張聲勢、橫沖直撞，對中國輸美商品加征大規模關稅，并在貿易談判中出爾反爾；高頻度宣布對臺軍售，派遣部長級高官竄訪臺灣；散布新疆存在“強迫勞動”的謊言，并以此為由制裁中國政府涉疆官員和企業；攻擊中國政府“壓制香港的民主和人權”，公然對中國中央政府與香港特區政府高官實施制裁，2020 年12 月的制裁甚至指向全國人大常委會14 名副委員長。美國司法部還指示實施“中國行動計劃”（China Initiative），針對在美的中國學者和科研人員羅織“可能從事間諜活動”的罪名加以迫害，并以“保護國家安全”為由對中國赴美學生簽證進行嚴格限制。

特朗普政府對華的極限施壓，與國會同期推動的一系列涉華立法亦有關聯，導致行政部門的政策和國會立法疊加共振。同時，一些共和黨議員在涉及港臺疆藏事務、新冠疫情溯源、意識形態、軍事安全等領域推出一批更極端的議案，內容包括所謂美臺“建交”、因新冠疫情對中國政府進行巨額索賠、禁止給中共黨員發放赴美簽證、取消給予中國的永久正常貿易關系（PNTR）地位等，這些立法活動反映了共和黨鷹派勢力不惜把中美關系推向全面對抗的極端性。

拜登的民主黨政府則以一套相對復雜的手段與中國打交道。這種復雜手段集中表現為“兩手策略”，即一手用于全面遏壓，另一手用于接觸和安撫。拜登政府意識到短期內“中美誰也吃不了誰”，與中國的競爭是一場“長期博弈”（long game），需要精心布局、長期投資，以最終“競贏”中國。與美國競爭戰略的“投資、聯盟、競爭”相對應，拜登政府的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拋出對華政策的“競爭、合作、對抗”三分法，聲稱與中國“在該競爭時競爭，可合作時合作，須對抗時對抗”。[1]“A Foreign Policy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Washington D.C., March 3, 2021, https://www.state.gov/a-foreign-policy-for-the-american-people/.除了加大對美國基礎設施、高科技、制造業的投資外，拜登政府不斷出臺打擊中國經濟和科技的舉措，并允許國會眾議院時任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竄訪臺灣，嚴重沖擊中美關系。拜登政府還將同盟視作美國對華競爭的重要戰略資產，在強化既有聯盟的同時，積極組建新聯盟，使聯盟體系更具多樣性和靈活性，以求在不同領域鞏固對中國的戰略優勢。[2]趙明昊：《盟伴體系、復合陣營與美國“印太戰略”》，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22年第6 期，第26—55 頁。在此期間，美國更加重視對意識形態工具的運用，千方百計推行價值觀外交，拼湊“全球民主峰會”，制造并宣傳中美競爭是“民主對抗威權”的敘事，并為經貿、科技和安全領域注入意識形態色彩。相較特朗普政府的單邊主義，拜登政府重視構建“小圈子”和“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推動七國集團、北約、“美歐貿易和技術委員會”（TTC）、“印太經濟框架”（IPEF）成員國和參與國制定排斥中國的各種規則，試圖把中國排除在美國領導的全球秩序之外，通過集團政治的方式實現對中國的“規鎖”。[3]“規鎖政策”的核心是要規范中國行為，鎖定中國經濟增長空間和水平，從而把中國的發展方向和增長極限控制在無力威脅或挑戰美國世界主導權的范圍以內。中方學者在特朗普執政時提出的這一概念，同樣適用于拜登執政時期。參見張宇燕、馮維江：《從“接觸”到“規鎖”：美國對華戰略意圖及中美博弈的四種前景》，載《清華金融評論》2018 年第7 期，第24 頁。

另一方面，拜登政府積極和中國保持接觸。在2023 年上半年的無人飛艇事件后，拜登政府派國務卿布林肯、財政部長耶倫（Janet Yellen）、總統氣候問題特使克里（John Kerry）、商務部長雷蒙多（Gina Raimondo）等高官訪華，緩和中美關系。在此基礎上，拜登邀請習近平主席赴舊金山舉行中美元首會晤，并出席亞太經合組織（APEC）第三十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通過這次元首會晤，兩國同意推動和加強在各領域的對話與合作，其中包括：建立人工智能政府間對話；成立中美禁毒合作工作組，開展禁毒合作；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礎上恢復因佩洛西竄訪臺灣而中斷的兩軍高層溝通、中美國防部工作會晤、中美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會議，開展中美兩軍戰區領導通話等。[1]參見《習近平同美國總統拜登舉行中美元首會晤》，中國外交部網，2023 年11月16 日，https://www.fmprc.gov.cn/zyxw/202311/t20231116_11181125.shtml。對拜登政府而言，這種復雜操作的目標是在保持中美接觸和對話、防止軍事沖突的同時繼續遏壓中國，以使美國最終以相對和平的手段、相對低的成本贏得競爭。

再次，就應對全球性挑戰而言，共和黨完全缺乏與中國合作的意愿，而民主黨有一定的合作需求和行動。在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的全面遏壓下，中美在應對氣候變化、核擴散、全球公共衛生危機等全球性挑戰上的合作幾乎全部陷入停滯與倒退。特朗普與共和黨是氣候變化的懷疑主義者，認為氣候變暖是個騙局。在“美國優先”理念指引下，特朗普政府退出了“對美國極不公平”的《巴黎氣候協定》，中美氣候合作因此被迫中斷。在國際核軍控領域，特朗普政府單方面退出中美作為共同參與方的《伊朗核協議》（JCPOA），并要求中國加入美俄核裁軍談判，為其單方面退出《中導條約》（INF）、破壞國際戰略穩定尋找借口。新冠疫情的爆發本是中美開展公共衛生合作的重要契機，但特朗普為了推卸防疫不利的責任，大搞政治操弄，挑起中美疫情輿論戰，嚴重破壞全球疫情防控合作的大局。

相較而言，民主黨政府聲稱“與中國的戰略競爭不影響與中國在符合美國利益的領域開展合作”。拜登政府表示，“只要雙方利益一致，我們永遠愿意與中國合作。我們不能讓分歧阻止我們在優先事項上前進，這些優先事項要求我們為了彼此人民的利益和世界的利益共同努力。這包括氣候變化、大規模流行性疾病威脅、防擴散、打擊非法麻醉品、全球糧食危機以及宏觀經濟問題”。[2]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ctober 2022, p.25.拜登政府任命的總統氣候問題特使克里積極與中國接觸，中美就減排、能源轉型等問題開展對話合作，達成了《中美應對氣候危機聯合聲明》和《中美關于在21 世紀20 年代強化氣候行動的格拉斯哥聯合宣言》等成果性文件。兩國元首在舊金山會晤期間，中美還啟動了“強化氣候行動工作組”，發表了《關于加強合作應對氣候危機的陽光之鄉聲明》。

二、特朗普、拜登兩屆政府對華政策差異的原因

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在對華政策上的差異，既反映了兩位美國總統個人特質和執政團隊的差異，也反映了共和、民主兩黨在意識形態、政治策略、利益群體上的固有差異。 這些差異既是美國對華政策內部張力的一種延續，又在大國競爭時代呈現出新特征。

首先，兩任總統及其對華政策團隊具有不同的特質。特朗普性格乖張，入主白宮前毫無從政經驗，屬于對兩黨主流均強烈不滿的非建制派、共和黨的局外人，執政不守規矩、不按常理出牌。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特朗普的政策團隊經過數次換血，發揮核心作用的亦均是經驗缺乏但對華鷹派色彩濃厚的官員。白宮首席戰略師班農（Stephen Bannon）、白宮貿易和制造業政策辦公室主任納瓦羅（Peter Navarro）等是對華發動貿易戰的主要推手[1]Stephen K. Bannon,“We’re in an economic war with China. It’s futile to compromise,”The Washington Post, May 6, 2019,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steve-bannon-were-in-an-economic-war-with-china-its-futile-tocompromise/2019/05/06/0055af36-7014-11e9-9eb4-0828f5389013_story.html.，前者離職后還牽頭成立“應對中國當前危險委員會”繼續從事反華活動。[2]2019 年3 月25 日，以應對中國威脅為由，四十多位美國中國問題專家和退休的軍政高官在華盛頓成立了“應對中國當前危險委員會”。該委員會官網介紹道，“在數十年的誤判、無所作為和綏靖之后，委員會呼吁美國動員全部的國家權力工具應對中國這一挑戰”，并警告“只要共產黨治理國家，就沒有與中國共存的希望”。參見https://presentdangerchina.org/guiding-principles。先后擔任中情局局長和國務卿的蓬佩奧是一位靠反華撈取政治資本的投機政客，被稱作“戰爭販子”的第二任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John Bolton）屬于典型的新保守派，參與起草2017 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Matthew Pottinger）將在中國工作的經歷轉化為對華強硬的資源。這些人各有特點，其共性是均具有極端反華反共的政策偏好。[3]樊吉社：《美國對華決策：機制調整與團隊轉換》，載《當代美國評論》2021 年第4 期，第15 頁。

相較而言，拜登是華盛頓的職業政客，諳熟美國政治和外交，奉行自由主義的內外政策。其外交政策團隊核心成員大多出身職業外交官，且在奧巴馬政府有過任職經歷，對外交以及中美關系的復雜性有較為充分的認識。國務卿布林肯曾在奧巴馬政府擔任拜登副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曾任國務院政策規劃辦公室主任，擔任白宮國安會印太事務協調員并被拜登提名為常務副國務卿的坎貝爾（Kurt Campbell）也曾在奧巴馬時期擔任國務院主管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這些職業外交官發揮專長，既強調與中國的競爭又注重推動設立所謂“護欄”管控競爭，以防兩國關系失控。因此，不管是“沒有災難的競爭”“有管理的競爭”等論述，還是在實際行動上“說一套做一套”、奉行“雙重標準”，均與這些人的職業特點有關。[1]Kurt M. Campbell, Jake Sullivan, “Competition Without Catastrophe: How America Can Both Challenge and Coexist With China,”Foreign Affairs, Vol.98, No.5(September/October 2019), pp.96-110.可以說，特朗普及其團隊的極端和魯莽，拜登及其團隊的老練與老道，成為兩屆政府在對華政策上最顯著的區別。

其次，特朗普和共和黨以對華“超強硬”的面目示人，并將其作為選舉策略。特朗普政府與被“特朗普化”的共和黨相互捆綁，都將極端反華、比民主黨更反華作為政治策略。共和黨主動、刻意地抨擊民主黨對華“軟弱”，目的是向美國選民顯示自己比民主黨更能維護國家安全，更有能力應對中國挑戰。2020 年美國大選期間，面對疫情迅速蔓延、經濟斷崖式下行的局面，特朗普和共和黨制定了打“中國牌”的選舉策略。美國政治新聞網站“政客”（Politico）曾曝光一份長達57 頁的共和黨競選策略文件。該文件建議共和黨將競選活動重點放在“甩鍋”中國上，敦促共和黨“不必為特朗普（執政失誤）辯護”，而是要著重抨擊民主黨人“對中國過于溫和”。[2]O’Donnell & Associates, “Corona Big Book Main Messages,” April 17, 2020, https://static.politico.com/80/54/2f3219384e01833b0a0ddf95181c/corona-virus-big-book-4.17.20.pdf.這一策略雖然沒能幫助特朗普贏得大選，但卻讓特朗普政府掀起反華狂潮，導致中美關系加速跌入建交以來最低谷。

與特朗普政府一樣，國會的共和黨鷹派議員也靠“反華”和監督民主黨政府的對華政策竭力樹立硬漢形象。2022 年中期選舉期間，共和黨議員及參選人紛紛強化“中國威脅論”的敘事。時任眾議院共和黨領袖的麥卡錫（Kevin McCarthy）表示如果共和黨獲勝，將推動眾議院成立專門針對中國的委員會，并叫囂也要以眾議院議長身份竄訪臺灣。2023 年1 月，經過15 輪投票當選眾議長后，麥卡錫隨即推動眾議院成立了“美中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宣稱將重點關注與中國的競爭。近年來，美國國會出現一幫以反華為業的政客，在第118 屆國會叫囂“緊盯中國”的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麥考爾（Michael McCaul）、擔任“美中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主席的加拉格爾（Mike Gallagher）、“逢中必反”的佛羅里達州聯邦參議員魯比奧（Marco Rubio），以及密蘇里州聯邦參議員霍利（Josh Hawley）、阿肯色州聯邦參議員科頓（Tom Cotton）等共和黨議員，都將極端反華作為嘩眾取寵、在政治上出頭的重要手段。

再次，美國兩黨具有不同的意識形態、外交理念及不同成色的“中國觀”。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均信奉所謂自由、民主的意識形態，但處在政治光譜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兩端，并形成不同的外交理念和傳統。民主黨具有濃厚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情結，外交政策多帶有理想主義色彩，也更加珍視美國在二戰后所建立和主導的制度霸權。拜登的外交政策幕僚被稱為“自由鷹派”，他們對華政策的出發點是維護美國的優勢地位和體系主導權，落腳點是通過復雜博弈令中國承受高額的競爭成本，使之無法繼續擁有挑戰美國霸權的力量和決心，同時在共同關切的問題上對華展開必要合作。[1]張昭曦：《自由鷹派與拜登政府對華戰略》，載《現代國際關系》2022 年第8 期，第41 頁。這批人重視“價值觀外交”，慣于將干涉中國內政包裝成所謂的人權問題。出于維護“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思維，民主黨在中美競爭時代仍然重視全球治理，認為中美在氣候變化、核擴散等全球性議題上的合作不僅必要，而且可能。[2]達巍、黃婷：《拜登政府執政后的美國對外政策：繼承與轉向》，載《當代美國評論》2021 年第3 期，第14 頁。在對華戰略實施上，拜登政府因其對國際主義的執念，更加偏愛構建“小圈子”，力圖通過聯合更多盟友伙伴、利用規則對中國形成“體系性壓力”，形成新的排除中國的國際秩序，從而贏得與中國的競爭。民主黨自由鷹派這種零和思維的競爭思路，本質是冷戰時期“陣營對抗”思維的重演，目的是維護美國霸權。

共和黨在政治上則秉持保守主義，外交上具有鮮明的單邊主義和現實主義色彩。特朗普政府退出一系列國際機構、拒絕承擔國際責任、在貿易和防衛責任分擔等問題上逼迫盟友等行為，具有一定的孤立主義色彩，但這并不影響特朗普所代表的共和黨認為美國可以憑借一己之力護持美國霸權。相反，特朗普給共和黨注入了強烈的民粹主義色彩，被“特朗普化”的共和黨具有了更明顯的國內優先、排外、反智、白人至上主義的特征，其所作所為本質上屬于“極端民族利己主義”。在對華政策理念上，共和黨集成了白人藍領階層所代表的經濟民族主義、極右翼的種族主義、傳統右翼的反共意識形態和國防鷹派立場，必然對中國充滿更強的敵意。其中，共和黨“中國觀”里的種族主義色彩，既與共和黨秉持的“西方文明優越論”有關，也有一定的宗教因素。特朗普任內的國務院政策規劃辦公室主任斯金納(Kiron Skinner)將美國同中國的競爭視作“不同文明的較量”，并宣稱“這是我們第一次面臨一個非高加索人的強大競爭對手”，顯露出針對中國的種族主義傾向。[1]Tara Francis Chan,“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 on China Threat: For First Time U.S.Has‘Great Power Competitor That Is Not Caucasian’,” May 2, 2019, https://www.newsweek.com/china-threat-state-department-race-caucasian-1413202.由于在共和黨內具有重要影響的福音派具有濃厚的宗教情結，共和黨對信奉“無神論”的中國共產黨懷有更深的不信任情緒。

最后，兩屆政府和兩黨代表著不同的利益集團。利益集團政治是美國政治的本質，不同的利益集團通過發動成員投票、競選捐贈、游說等方式來影響美國的政治進程和決策過程，并通過政黨維護和拓展本集團的利益。外交服務于內政，美國對華政策自然受到美國國內利益集團的影響。由于兩黨所代表的利益集團不同，因而各自主張和奉行的對華政策存在差異。特朗普執政以來，美國左翼和右翼的民粹主義均高漲，兩黨出于選舉的需要都極力討好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當中利益受損的群體，皆以美國鋼鐵、汽車、建筑等領域的產業工人代言人自居，將爭奪的重點放在“鐵銹帶”所包含的俄亥俄、密歇根、威斯康星等州，因而推行保護主義政策成為兩黨的不二之選。為了護持美國的軍事霸權，并留住所在州和選區的軍事基地、軍工企業，兩黨亦競相討好波音、洛克希德·馬丁、雷神等軍火商，支持以大國競爭為借口擴大國防開支，在亞太地區部署更多針對中國的軍事資產，并強化軍事同盟網絡。

另一方面，由于兩黨代表不同的能源產業，特朗普和拜登兩屆政府在氣候變化以及中美氣候合作上各持立場、實施相對立的政策。特朗普政府在全球氣候治理問題上嚴重倒退，?？松梨?、科赫等美國化石能源集團的游說在其中難脫干系。作為傳統化石能源產業的代言人，共和黨長期支持擴大美國國內的化石能源開采和出口，這決定了特朗普政府質疑氣候變化、反對中美在氣候領域合作的立場。民主黨則代表和綠色、低碳、高新科技等產業有關的新能源集團。拜登政府在《降低通脹法案》中為發展本國的電動汽車、電池、儲能技術提供大規模補貼，此舉既受到相關企業的影響，也旨在培育和民主黨共生的新的利益集團和選民群體，從而重塑對民主黨更為有利的政治生態。拜登政府重視氣候變化問題，扭轉前任的消極政策，推動恢復和中國在氣候治理上的對話，都離不開這些國內政治和經濟背景。

三、特朗普、拜登兩屆政府對華政策差異的影響和啟示

美國這兩屆政府分別代表兩黨，其對華政策差異一定程度上反映兩黨對華政策的差異。這些共識和差異，將維系美國全面遏壓中國的政治動能，使美國對華政策呈現出緊張、對抗、緩和、再緊張的階段性特征，并可能呈現一定的周期性。

（一）美國兩黨在政治權力和政策主張上的競爭，將使美國決策層固守霸權思維，難以從根本上反思對華政策

美國政黨政治長期運作形成的兩黨制，決定民主、共和兩黨的內外政策實施和競選活動不僅圍繞對美國最高政治權力的追逐，還圍繞誰能更好地維護美國霸權地位。不管是特朗普政府“讓美國再次偉大”的主張，還是拜登政府“重建美好”的口號，反映的都是兩黨精英維護美國霸權的政治意愿和戰略意志。由于中國巨大的人口規模、經濟體量及強大的軍事實力和穩定成熟的政治制度，加之中國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過程中仍將保持相對較高的經濟增速，中美作為實力最為接近的兩強將共處下去。這將對美國精英的“第一心態”“第一文化”形成持續性壓力。盡管中國政府不斷表示無意超越、挑戰和取代美國，但只要中國在實力和影響力上呈現出追趕美國的勢頭，有著幾十年冷戰經歷和“冷戰贏家”記憶的美國兩黨，就難以擺脫冷戰思維，而是可能繼續以冷戰手段謀求“贏得與中國的競爭”。

兩黨的霸權思維和冷戰思維決定其很難接受中國作為非西方大國取得更大的成功，因此均支持以全政府手段推動全球供應鏈的“去中國化”。不管是特朗普政府對華大規模貿易戰，還是拜登政府的“小院高墻”“近岸外包”“友岸外包”“去風險”等舉措，均是在推動與中國的“脫鉤斷鏈”。為了在與中國的競爭中“脫虛向實”、重振美國制造業，兩黨競相出臺“買美國貨”的貿易保護政策，競相促使美國跨國公司將制造業回遷美國，競相遏制打壓中國的高科技產業和貿易優勢。以兩黨限制中國半導體產業發展為例，特朗普政府重點打擊的目標是華為、中興等中國高科技企業，采取的手段是限制美國企業向相關中國企業出口高端芯片、關鍵零部件和技術。拜登政府則不斷擴大對華出口管制的范圍，禁止美國企業、投資者和個人與中國半導體行業有資金、技術和人才往來，更在國際上組建“芯片聯盟”，阻止日本、韓國、荷蘭和臺灣地區向中國大陸出口被禁物項和技術，試圖全面扼殺中國半導體產業的發展。兩黨“比著對華強硬”的政策導向，必然推動中國以更大力度實現科技自立自強，這可能最終導致中美形成兩個獨立的技術生態體系和平行市場，從而葬送全球化。[1]翟東升：《平行與競爭：雙循環時代的中國治理》，北京：東方出版社2023 年版，第1—8 頁。

美國兩黨之間的競爭，驅使兩黨在圍堵和孤立中國、削弱中國國際地位和影響力上互相攀比，這會導致美國冷戰思維和做派的固化。雖然特朗普政府的同盟政策飽受爭議，但絕大多數共和黨人將盟國視為美國重要的戰略資產，支持拜登政府鞏固和擴大“盟伴體系”的舉措。拜登利用烏克蘭危機推動瑞典和芬蘭加入北約，推動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強化與北約的合作等舉措，得到兩黨的支持?？梢哉f，盡管兩黨對華政策中對同盟的倚仗程度有所不同，但隨著國際政治陣營化趨勢的愈發明顯，未來即便特朗普重新入主白宮，也會在相當程度上維護美國的盟伴體系。另外，里根式共和黨人在妖魔化中國、聯合盟友對中國圍堵上，可能不會比拜登政府遜色。在對中國施加“體系性壓力”過程中，兩黨可能互相挑刺、模仿和競爭，爭相“優化”“細化”對華戰略，繼續推動集團政治和陣營對抗。另一方面，中國致力于積極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仍將繼續擴大與俄羅斯等友好國家的合作，加強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團結，推動“金磚國家”“上合組織”等機制深入發展，大力維護國際公平正義，而這又會反過來刺激美國兩黨強化陣營對抗思維和舉措。

（二）共和黨保持對華“超強硬”的做派，若再度執政將壓縮中美對話與合作空間，中美關系還會倒退

如果說兩黨的國內政治競爭構成了美國反華的動能，那么共和黨相較民主黨的超強硬立場必然推動中美關系加速惡化。2020 年特朗普競選連任失敗后，共和黨議員通過召開聽證會、提出和推動議案、致函總統、發表聲明等方式制造反華政治氛圍。2020 年共和黨在眾議院成立應對中國挑戰的“中國工作組”時，民主黨議員出于黨派因素考慮拒絕加入。但共和黨在2022 年中期選舉贏得眾議院多數席位后，提議在“中國工作組”基礎上成立反華的“美中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時，得到365 票支持，僅65 票反對，其中146 名民主黨議員投了支持票。該委員會主席加拉格爾聲稱，“委員會的工作將以兩黨合作的方式進行，因為保衛美國免受中國的侵略不應該是黨派之爭?！盵1]“Gallagher Outlines Vision for Select Committee on China,” December 9, 2022, https://gallagher.house.gov/media/press-releases/gallagher-outlines-vision-select-committee-china.該委員會雖無立法權，但可以通過提出立法建議、召開聽證會等方式不斷推動美國政府、國會實行更強硬和極端的對華政策。

在中美之間的突發事件中，共和黨對國家安全議題的炒作和對民族主義的煽動，可以在一定時期內“綁架”美國對華政策。2023 年初的中美無人飛艇事件，本是一起因不可抗力因素引發的意外事件，拜登政府和美國軍方起初并不愿對此上綱上線。但共和黨和美國媒體持續炒作“中國間諜氣球入侵美國領空”議題，猛烈批評拜登未能捍衛國家安全。面對國內迅速升高的輿論壓力，拜登政府很快改變姿態，不僅宣布推遲國務卿布林肯訪華，還下令美軍擊落了無人飛艇以彰顯強硬姿態。國會眾議院還以419:0的票數通過了“譴責中國間諜氣球侵入美國領空決議案”。這種過激的處置方式導致中美在兩國元首巴厘島會晤后恢復接觸的進程暫時中斷，也表明拜登政府在處理中美關系時，是否會在同共和黨的競爭中處于下風是其考慮的重要問題。

共和黨總統一旦入主白宮，可能以更激進的方式破壞中美關系。2024年大選中，試圖卷土重來的前總統特朗普聲稱若再次當選總統，將取消美國對中國的貿易最惠國待遇，并尋求中美經濟“完全脫鉤”。共和黨總統參選人、佛羅里達州州長德桑蒂斯（Ron DeSantis）為了獲得黨內提名，竭力樹立比特朗普更強硬的美國“第一鷹派”形象，其拋出的“經濟獨立宣言”也主張和中國經濟“完全脫鉤”。德桑蒂斯還聲稱若當選總統，美國“不再有對華巨額貿易赤字”、不再進口“侵犯知識產權的中國商品”、不再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還呼吁減少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以便集中精力和資源對付中國。[1]Tami Luhby,“Here’s what’s in DeSantis’ economic plan,” August 1, 2023, https://edition.cnn.com/2023/08/01/politics/ron-desantis-economic-plan-president/index.html.如果共和黨未來同時控制白宮和國會兩院，將有能力掀起更大的反華浪潮，中美可能將進行比拜登時期更尖銳的戰略對抗。

（三）與美蘇冷戰期間存在對抗升級與總體緩和一樣，中美的戰略博弈也存在緊張與緩和的階段性和周期性特征

總體來看，在共和黨掌控白宮期間，中美對抗通常更激烈；而民主黨執政時，兩國關系更多呈現對抗、競爭和對話交織的特點。不過，即便中美關系出現階段性緩和，這種緩和也會受到美國國內政治的牽制，因而是有限的。共和黨歇斯底里的反華立場和行動，將使中美在經濟上的共同利益不斷減少、“脫鉤”進程難以逆轉，全球治理合作空間也會持續受限，中美關系的政治化、安全化趨勢將繼續。一些中國專家學者認為未來美國對華政策更趨強硬是超越黨派分歧的大趨勢，認為未來10 年中美仍將處于戰略僵持期，美國總統換屆會導致美國對華政策出現調整甚至轉折，在這個過程中會出現“戰役激化期”和“戰役緩沖期”，而戰略相持階段就是在激化和緩沖的交替過程中完成的。2025 年美國新一屆政府上臺后，中美將進入新的戰役激化期，因為美國在經濟總量上被中國超越的心理壓力已經難以承受，無論是共和黨極右翼還是民主黨建制派上臺，都必然對中國展開猛烈攻擊。[1]黃仁偉：《2025 年，中美將進入新的戰役激化期？》，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網站，2023 年9 月7 日，https://ciss.tsinghua.edu.cn/info/zmgx/6426。

美蘇冷戰期間，美國對蘇聯的遏制戰略具有高度的連貫性，兩黨的對蘇戰略共識是明確和堅定的。但根據國際形勢及美蘇博弈態勢的變化，艾森豪威爾（Dwight Eisenhower）、尼克松（Richard Nixon）和里根（Ronald Reagan）等共和黨總統，肯尼迪（John F. Kennedy）、約翰遜（Lyndon Johnson）、卡特（Jimmy Carter）等民主黨總統，根據形勢需要采取了升級對抗、推動緩和等政策。在冷戰史上，里根的“強硬”和卡特的“軟弱”則成為重要標簽。在中美不發生大規模軍事沖突的背景下，由于美國兩黨在外交理念、外交傳統、政策主張、背后利益集團方面的差異會長期存在，兩黨的對華政策也可能使中美關系呈現緊張、緩和、再緊張、再緩和的階段性特征。由于中美之間仍然存在廣泛的經貿和金融聯系，在全球各個區域和多個全球性議題上也存在廣泛的利益交集，如果雙方無法有效穩定和改善雙邊關系，兩國關系探底趨勢還會持續，只是在不同黨派執政期間下探的速度和方式會有所不同。一旦中美之間爆發類似烏克蘭危機的重大事件，美國兩黨均可能支持對中國的大規模制裁、全面孤立、軍事圍堵甚至武力相加，兩黨對華政策的差異也會大幅減少。

（四）中國應堅持底線思維和極限思維，根據形勢變化靈活處理和美國不同黨派的關系，最大限度地維護國家利益

面對美國全面的遏制打壓，中國應充分認識到內外環境的變化，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統籌發展和安全、開放和安全，加快構建新安全格局以保障新發展格局。美國兩黨在遏華戰略上的共識，決定了不管哪個黨派的總統候選人入主白宮、不管國會兩黨力量對比如何變化，美國對華遏制打壓都不會停止。為了應對這種長期遏壓，中國正加快內外戰略調整，包括在經濟上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軍事上推進國防軍隊現代化建設，全面加強練兵備戰，提升捍衛國家利益的能力和水平；積極開展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反對一切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反對美國孤立中國的企圖；防范美西方的意識形態滲透，維護國家政治安全、政權安全和意識形態安全。中國保持戰略定力，增強斗爭精神，力爭到2035 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到本世紀中葉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同時，考慮到美國兩黨遏壓中國的方式存在一定差異，中國在與美國博弈過程中，會堅持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與不同黨派主導的美國行政部門和國會打交道。未來二三十年，美國兩黨基礎選民的構成及政治傾向會有所調整，新的政黨重組也可能發生。如果未來的民主黨政府沿用拜登政府“競爭、對抗、合作”的對華政策，中國將繼續以復合型政策與之打交道，該合作時合作，該競爭時競爭，該對抗時對抗。如果未來的共和黨政府采取極端強硬的對華政策，中國也會做好更充分的準備，針鋒相對、果斷回擊，更有效地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