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變局下中國—東盟關系的“變”與“不變”及啟示[1]

羅圣榮 方 豪

【內容提要】 百年變局推動世界格局出現重大調整，中國—東盟關系呈現出階段性嬗變特征，兩者互動促成的“變”與“不變”深刻影響著當下及未來的雙方關系走向。從“變”的角度看，中國—東盟關系已從冷戰時期的分屬敵對陣營轉向冷戰終結后的睦鄰友好，從同質競爭轉向異質互補，從安全互信不足轉向相對安全“依賴”，從雙邊驅動轉向多邊協調，從相互抵觸轉向交融互鑒。但從“不變”的角度看，雙方的政治互信赤字依舊存在，南海爭端等地緣結構性矛盾仍在掣肘雙邊關系深化，兩者權力外交的底層邏輯并未改變，同時中國—東盟之間的貿易不平衡始終存在，雙方價值認同沖突若隱若現。對此，在新時代推進中國—東盟關系，既要堅定地維護東盟中心地位，充分利用《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生效和全球發展倡議落實的契機，強化經濟對雙方關系的“壓艙石”作用。同時也要理解東盟對安全和地緣利益的合理關切，與東盟共同踐行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共同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打造東南亞平等協商型的地區秩序。

當前，世界力量格局、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以及社會思潮等因素迎來結構性變化，促成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與東盟國家互為近鄰，彼此皆視對方為重要的戰略資源，雙方從古至今在多層次、多領域的互動中不斷認知和定位彼此并積極開展合作，但雙方合作在取得的矚目成績的背后也蘊藏著固有矛盾。因此，在百年變局的世界歷史敘事背景下，立足“變”與“不變”的辯證視域，全方位探討中國—東盟關系的發展歷程，廓清并理解雙方互動的內在邏輯理路，對于穩定中國—東盟關系，維護中國周邊安全、主權和發展利益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百年變局下中國—東盟關系的嬗變

（一）政治層面：從分屬敵對陣營到建立睦鄰友好關系

1.在美蘇兩極格局下產生意識形態對抗

冷戰時期，以美蘇意識形態對抗為特征的浪潮逐漸席卷全球。意識形態的核心內容是價值觀[1]劉建飛：《意識形態在美國外交政策中的地位》，載《美國研究》2001 年第2 期，第71 頁。，其形塑基于國家的政治制度與經濟體制。這意味著相互對立的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勢力在冷戰初期均無法兼容對方。因此，由于擔憂“共產主義”在東南亞蔓延，多數正在進行或已經完成西式民主化改革的東南亞國家選擇加入了資本主義陣營，而中國作為歷史上的朝貢中心和地理上的區域大國，自然成為這些國家敵視的主要對象，這種情緒在20 世紀60 年代“中國對東南亞推行輸出革命政策”后進一步加劇。印尼、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于1967 年發表《東南亞國家聯盟宣言》，宣告東盟正式成立。盡管宣言中并無反華內容，但從東盟成立的初衷看，它“代表著因受到共產主義勢力領導下的革命壓力威脅，從而組成的非共產主義國家間聯盟”。[2]Tim Huxley, ASEAN Security Cooperation——Past, Present and Future, ASEAN into the 1990s, Basingstoke: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90, p. 84.在意識形態和自身戰略利益的考量下，東盟對華敵對的態勢隨著美蘇對抗加劇不斷攀升且固化，直至70 年代中期隨著中美關系改善而得以緩解。

2.兩極格局瓦解推動中國—東盟建立睦鄰友好關系

中美關系破冰標志著本屬對立陣營的兩個大國暫時恢復和平共處關系，這為東盟國家重新思考其對華關系提供了契機。1972 年7 月，東盟外長會議確立了同中國建立和平友好關系的方針。中國于1979 年實行改革開放后，也徹底摒棄了在國家互動中以意識形態劃線站隊的思路和做法，積極樹立自身和平友好的國際形象。80 年代中共大幅調整與東南亞國家共產黨的關系，不再支持其以反對本國合法政府為目標的革命運動。[1]賈德忠：《中國對東南亞國家政黨外交：歷史得失與政策啟示》，載《國際論壇》2015 年第3 期，第46 頁。美蘇兩極格局瓦解使得美國一躍成為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而廣大第三世界國家走上了爭取獨立自主和不結盟的中立道路，其在國際舞臺上的政治分量逐步形成對美國的掣肘，推動世界多極化向縱深發展。制約中國—東盟合作發展的最大國際因素得以消解，雙方互動的空間和內容有了更多可能性和靈活性。1991 年7 月，中國時任外長錢其琛應邀首次出席東盟第24 屆外長會議，雙方正式啟動對話關系進程。2003 年中國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雙方認為此舉“表明雙方政治互信顯著增強”[2]“Joint Declaration of The Heads of State/Government of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Strategic Partnership for Peace and Prosperity,” https://asean.org/joint-declaration-of-the-heads-of-state-government-of-theassociation-of-southeast-asian-nations-and-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on-strategic-partnership-for-peace-and-prosperity-2/.，同年宣布中國—東盟建立“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伙伴關系”。2021 年雙方宣布中國—東盟建立“全面戰略伙伴關系”，雙方關系邁上了歷史新臺階，睦鄰友好的關系定位進一步凸顯。

（二）經濟層面：從同質競爭到異質互補

1.中國—東盟早期經濟關系的互補性[3]對于經濟互補性，一般認為是經濟體在貿易、市場和產業結構等方面比另一經濟體更具競爭力和數量優勢，雙方貿易產品、市場需求和產業結構互為補充，由此形成相對的經濟互補性。較弱

從冷戰終結前中國與東盟國家的經貿發展水平來看，雙方經濟發展梯度大致齊平，在資源稟賦、貿易結構和政策導向等方面均有所趨同，不可避免地存在競爭大于互補的現象。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后，開始轉入外向型發展戰略時期，與此同時東盟國家也逐漸從進口替代戰略向出口導向型戰略過渡，雙方經貿關系有所發展，但貿易額比重始終處于較低水平。1975年中國與東盟的貿易總額為7.54 億美元，占東盟外貿總額的1.7%，同期美國占比為17.2%；1993 年中國與東盟的貿易額已達104.79 億美元，但僅占東盟外貿總額的2.4%，而美國占比達17.7%。[1]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 Yearbook, 1976 Edition,” January 1976, https://www.elibrary.imf.org/display/book/9781451952674/978145195 2674.xml; “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 Yearbook, 1999 Edition”, November 1999, https://www.elibrary.imf.org/display/book/9781451981537/9781451981537.xml?rskey=BhU70p&result=15.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是中國與東盟的經濟結構過于相似，出口的都是傳統類商品和自然資源，且大多為高相似度的勞動密集型成品，大致均屬于同一生產力梯隊，其比較優勢在于產品的相互替代而非相互補充。[2]Fred Herschede,“Trade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The Impact of the Pacific Rim Era”, Pacific Affairs, Vol. 64, No. 2(Summer 1991), p. 192.中國與東盟在選擇商品出口目的地時，更多偏向于歐美等發達國家[3]田昆：《中國與東盟貿易投資關系及“未來全球第三大市場”展望》，載《東南亞研究》2002 年第5 期，第35 頁。，進而激化了雙方的經濟競爭。中國與東盟產品和產業結構的同質化，既導致雙方在雙邊貿易市場中處于競爭狀態，也在國際貿易中產生了激烈摩擦?？傮w而言，這一時期中國與東盟的經濟競爭性大于互補性。但從國別層面來看則略有不同，如中國和新加坡的經濟主要是互補性的，但是與印尼、菲律賓、泰國等國的經濟在某種程度上則是競爭性的。[4]程畢凡、謝陳秀瑜：《中國與東盟國家經濟關系：現狀和發展趨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年版，第123 頁。

2.中國產業迅速升級增加了與東盟經濟的互補性

為了適應國際市場需求的結構變化，中國憑借完善的產業體系和堅實的產業基礎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強化科技自主創新，發展理念由“中國制造”向“中國智造”轉型。依托體量、政策優勢和良好的國際環境，中國經濟發展迅猛，與東盟的經濟水平構成了不對稱性，這為雙方的經濟互補創造了條件。中國在鞏固戰略性新興產業比較優勢的同時，還將大量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東盟國家轉移，以充分利用當地的自然資源和勞動力優勢。東盟國家不僅獲得了承接中國產業轉移的紅利，也逐步對中國物美價廉的商品形成龐大的市場需求。2002 年雙方簽署《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決定從2005 年起開始降低正常產品的關稅，2015 年全面建成自由貿易區，雙方絕大多數產品將實行零關稅，取消非關稅措施。[1]“FRAMEWORK AGREEMENT ON 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 EAST ASIAN NATIONS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ttps://asean.org/wp-content/uploads/2021/08/Framework-Agreement-on-Comprehensive-Economic-Co-Operation_ASEAN-Rep-of-China.pdf.至2010 年，中國—東盟自貿協定推動7000 多種產品類別（占雙方進口產品的90%）實現了零關稅。[2]Ayman Falak Medina, “ASEAN’s Free Trade Agreements: An Overview,” https://www.aseanbriefing.com/news/aseans-free-trade-agreements-an-overview/.此舉推動了雙方貿易投資便利化，為彼此發揮比較優勢創造了條件，雙邊貿易的增長也帶動了產業結構優化，產品多樣性進一步增強。2020 年《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正式簽署后，由此產生的巨量貿易創造效應更加密切了中國和東盟的經貿聯系。2022 年雙方互為第一大貿易伙伴，貿易額高達9753.4 億美元，較2002 年自貿區初建時的548 億美元增長了近17 倍。同時，中國逐漸從最終消費品出口商向中間產品出口商角色轉變，在全球產業價值鏈中的地位上升，而東盟是中國中間產品的主要進口國，兩者業已形成高水平產業分工。2022 年，中國對東盟進出口的中間產品總額達4.36 萬億元，增長16.2%，占中國對東盟進出口總額的67%。[3]《電子商務資訊摘要（2023 年1 月19 日）》，商務部電子商務和信息化司網，2023年1 月20 日，https://dzswgf.mofcom.gov.cn/news/phone/44/2023/1/m-1674184059342.html?eqid=a9d1412d001a16da000000066492f5dc。雙方在經貿領域的進一步融合，也直接帶動了金融領域合作的蓬勃發展，推動人民幣走向國際化?！?022 年人民幣東盟國家使用報告》顯示，2021 年中國—東盟跨境人民幣結算量為4.8 萬億元，同比增長16%，10 年來增長了近20 倍。[1]《RCEP 深化經貿合作 人民幣積極拓展在東盟跨境使用》，中國經濟網，2022 年9 月21 日，http://intl.ce.cn/sjjj/qy/202209/21/t20220921_38117389.shtml。

（三）安全層面：從安全互信不足到相對安全“依賴”

1.中國—東盟軍事力量對比失衡導致一定程度的安全互信缺失

早在20 世紀50 年代，美國政治學家約翰·赫茲（John H. Herz）就提出了所謂“安全困境”概念，認為在無政府狀態的國際環境下，人們出于免受其他群體或個人的攻擊、占領、支配或滅亡的安全需求，被迫攫取越來越多的權力，以免受他國權力的影響。相反，這又使他國愈加感覺不安全，于是被迫作出應付最壞局勢的打算。由于生活在一個所有單元相互競爭的世界里，無人能夠完全感到安全，權力競爭相繼而生，進而導致安全和權力增長的惡性循環。[2]John H. Herz, “Ide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Vol. 2, No. 2, 1950, p. 157.中國與東盟的綜合實力對比在21 世紀初持續拉大，原有地區權力生態加速失衡，彼此威脅認知趨強，而在南海問題的加持下，導致安全互信不足問題凸顯。一方面，東盟部分南海聲索國為了一己私利，頻繁挑戰中國在南海問題上的底線，強化與以美國為首的域外國家的軍事合作關系。另一方面，中國隨著經濟實力的提升逐步加大對國防建設的投入力度，客觀上形成了東盟的整體軍費投入與中國相比差距懸殊的局面。據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統計，2000 年中國國防支出約422 億美元，東盟的軍費約為203 億美元；而2010 年中國軍費高達1326 億美元，東盟則僅有324 億美元。[3]“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 ” https://milex.sipri.org/sipri.這本是一個正常的發展趨勢，而且中國的軍力發展并不對其他國家構成威脅，但卻成了西方和東盟一些國家炒作“焦慮”的借口。這個現象投射在南海問題上，主要表現為中國為了維護自身在南海的領土主權和正當合法權益，積極在南海礁盤進行陸地基建活動和防御性軍事行動，卻被部分東盟國家認為，“中國主張的堅持以和平方式且通過平等政治協商妥善處理南海爭端與其實際采取的強硬外交回應言行相?！?；而部分東盟國家奉行“大國平衡”思維與“推動南海問題國際化”的策略，也明顯違背了雙方達致的共識，導致中國與這些國家在南海問題上的互信基礎無法夯實和鞏固。

2.中國—東盟的戰略需求促成雙方的相對安全“依賴”

“安全依賴”系指在無政府狀態和共同追求和平的取向下，以國家之間或不同國家的行為體之間威脅認知趨弱，而在安全領域產生相互依賴的良性互動情勢。進入新時代后，中國與東盟審時度勢，調整了各自的戰略，在某種程度上促成雙方相對安全“依賴”的格局。但美國加大對華戰略競爭破壞了原有地區秩序的存在基礎，“印太戰略”更是將打造美國主導下的地區秩序作為主要目標[1]張潔：《東盟中心主義重構與中國—東盟關系的發展》，載《國際問題研究》2021年第3 期，第122 頁。，試圖通過在地理上抵近來對中國形成直接壓力，并通過塑造地區環境來對中國發展間接施加影響，為其“競贏中國”的大戰略服務。[2]陳積敏：《美國“印太戰略”的實施效果與前景評估》，載《和平與發展》2023年第5 期，第38 頁。中國周邊安全面臨前所未有的威脅，加強同東盟安全合作的傾向性更加突出。美國的“印太戰略”與東盟長期積極打造的以東盟為中心的地區秩序訴求相悖，東盟也希望得到中國的更大支持，以維護自身的獨立性。為了應對美國“印太戰略”帶來的不確定性，中國和東盟國家尋求彼此再保證的意愿更加強烈。[3]劉若楠：《再保證與再地區化：“印太戰略”背景下的中國與東南亞關系》，載《東南亞研究》2022 年第3 期，第142 頁。雙方依托東盟地區論壇以及中國—東盟“10+1”防長非正式磋商等對話機制與多領域利益融合，進一步緩釋了彼此信息不對稱帶來的戰略互疑。出于穩定周邊地區安全局勢和護持由東盟主導的地區安全框架考慮，中國始終強調堅持東盟中心地位，并在南海問題上提出用“雙軌思路”加以處理。同樣，東盟盡管在南海問題上積極引入外部力量以平衡中國的影響力，但推動南海局勢平穩和諧、實現合作共贏是東盟的最終價值取向，維護和平穩定的地區安全格局有利于實現東盟與中國的互利共贏?？傊?，中國與東盟通過對話機制的信息溝通和多領域利益的相互依存，達到了彼此威脅認知趨弱的目的，而且雙方都有維護區域安全的戰略需求，由此構成雙方安全“依賴”的內在邏輯。需要指出的是，中國與東盟彼此的安全“依賴”是相對而非絕對的，因為有相當一部分東盟國家對“大國平衡”的利益取向基本不會動搖，并不會在安全領域過分依賴中國，以免失去所謂的“議價資格”。

（四）外交層面：從雙邊驅動到多邊協調

1.中國與東盟所有國家確立了雙邊外交關系

雙邊主義的外交政策是通過雙方交往的形式來發展與其他國家的關系，基于雙方的實際利益關系與歷史交往基礎采取不同的對外政策。[1]宋偉：《中國的周邊外交:多邊主義還是雙邊主義》，載《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 年第4 期，第10 頁。從新中國成立到冷戰終結，中國與東盟國家始終是在雙邊框架下發展對外關系。原因在于，中國這一時期的實力在國家交往中處于弱勢地位，出于歷史傳統的延續性和力量對比的不對稱性而采取雙邊主義外交，這一選擇符合當時中國的外交戰略利益。近代以來，美歐大國主導多邊機制和美蘇擠壓中國周邊地緣戰略空間等現實因素，都迫使中國在外交上秉持以雙邊主義作為主要互動模式，以避免因實力差距而損害國家利益。此外，中國與多個東盟國家有著復雜的歷史記憶，加之政治體制差異和國際局勢的影響，造成雙方推進良好關系存在一定障礙?；诖?，中國在與印度和緬甸處理雙邊關系時，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并在后來的外交實踐中作為中國處理雙邊關系的基本準則。[2]董向榮：《中國的多邊外交實踐與多邊主義理念》，載《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22 年第6 期，第123 頁。中國與東盟國家于20 世紀70 年代后陸續建立和恢復了雙邊外交關系，并在雙邊框架下探討議題，例如中國堅持通過雙邊方式來解決南海問題，而不是將東盟組織作為協商對象，以免出現“寡不敵眾”的尷尬境地。

2.中國—東盟逐步邁入多邊機制對話階段

冷戰終結后，東盟各國意識到經濟全球化對本國經濟發展帶來的挑戰與機遇以及維護地區安全的緊迫性，紛紛建立以經濟和安全為主要議題的多邊機制，謀求多邊主義框架下的共同治理目標。從20 世紀90 年代中期起，中國在處理東南亞地區事務時，也開始逐漸從雙邊主義向多邊主義轉變，中國參加由東盟創辦的、美國、日本、歐盟等域外大國共同參加的東盟地區論壇（ARF），可以看作是這種轉變的一個關鍵。[1]曹云華、唐翀：《新中國—東盟關系論》，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 年版，第47 頁。東盟借助中國發展多邊主義外交思想的契機，逐步促使其加入“10+1”“10+3”等以東盟為主平臺的“東盟+”多邊合作機制。這一方面順應了中國在多邊場合展現開放包容大國形象的需求，同時也能通過多邊機制的協商一致原則來限制部分東盟國家的單邊行動，彌補雙邊機制無法有效解決或舒緩現有矛盾的不足。另一方面，東盟建立多邊機制也為更好地在東盟主導的框架下平衡對外關系提供了平臺，強化了東盟作為東南亞地區多邊框架主導者的合法性。自南海問題凸顯后，東盟多次邀請中國參加地區論壇討論南海局勢，中國對此的回應經歷了從拒絕多方會談到接受多邊協商，意味著中國愿意將東盟整體作為一方在有限的多邊場合探討部分涉及多邊利益的問題。通過與中國在多邊會議或論壇上的交流互動，東盟加深了對中國南海問題立場的理解，增強了東盟通過“多邊機制”穩定南海局勢的信心。[2]葛紅亮：《東盟在南海問題上的政策評析》，載《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2012年第4 期，第72 頁。

（五）文化層面：從相互抵觸到交融互鑒

1.冷戰期間中國—東盟的相互敵對形象認知

冷戰時期國際社會意識形態分化鮮明，深受西方資本主義影響的東南亞國家大多接受西方話語中的中國形象，其負面的中國觀從政治維度延伸至文化維度。政府及政治精英所渲染的負面中國觀經由新聞傳播媒介擴大到受眾范圍，普通民眾則因受制于教育、經濟水平和政策條件而無法明辨真偽，最終導致負面的中國形象深入人心，反華群體得以壯大。如東南亞本土文學中的一些作品誣蔑新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新社會[1]張東旭：《東南亞的中國形象》，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年版，第178 頁。，而東南亞華人群體則成為多數具有反華政治取向的東南亞國家最直接的針對和攻擊目標。二戰后在東南亞激進的民族主義浪潮中，華人努力彰顯的異質文化屬性及其在經濟上的優勢地位，使東南亞國家民眾感到他們在“喧賓奪主”和“侵占資源”，進而形成兩者相互排斥的矛盾局面及對華人的歧視[2]張淑雯：《東南亞華人身份認同的路徑依賴與路徑突破——基于制度主義視角的考察》，載《東南亞研究》2022 年第6 期，第141—142 頁。。而當時中國也以強硬姿態對東南亞的反華浪潮進行了針鋒相對的回擊。雙方總體上偏敵對的形象認知導致了兩者在文化交流中的長期缺位。

2.冷戰終結后的人文交流互鑒

在后冷戰時代，意識形態因素的消退和務實理性思潮的回歸，促使中國與東盟國家在人文互動方面邁入新階段，多元文化交流互鑒成為主流趨勢。經由對外文化傳播，分屬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對于彼此國家形象的認知逐漸趨于明朗化，并隨著交通條件和生活質量的改善，人員往來密切促使其對彼此的國家形象認知也從淺表零碎轉向深層飽滿。隨著華人本土化程度的提升、中國與東南亞國家關系走向正?；⑷找婢o密，加之一些國家民主化轉型的推進，東南亞國家對華人的政策總體走向溫和。[3]衣遠、孫志強：《治理自主性、族群結構與東南亞國家華人政策的差異性——基于泰國、印尼和馬來西亞的比較研究》，載《東南亞研究》2022 年第2 期，第152 頁。東盟國家土著社會對華人群體的接納，瓦解了中國與東盟之間的敵對形象認知根基，同時東南亞華人也主動融入當地社會和文化圈，成為中國與東盟國家文化交流的重要橋梁。2005 年，中國與東盟在第二次“10+3”文化部長會議上簽署《中國—東盟文化合作諒解備忘錄》，雙方正式開啟文化合作新時期。在基于重要共識和具體規劃下，陸續開展“中國—東盟文化交流年”“中國—東盟教育交流周”等多種活動。2022 年“中國—東盟教育交流周”包括37項開幕期活動和57 項全年期活動，其數量是首屆交流周的15 倍，主題涵蓋了后疫情時代的教育交流與合作、青少年跨文化交流等方面。[1]參見《首屆中國—東盟教育交流周即將舉辦》，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網，2008年7 月25 日，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moe_1485/tnull_37631.html；《精彩薈萃 2022 中國—東盟教育交流周開幕》，新華網，2022 年8 月24 日，http://www.gz.xinhuanet.com/2022-08/24/c_1128941195.htm。加之雙方陸續恢復其國際航線，雙方的人員往來更加頻密。中國與東盟的文化交流融合，夯實了雙方合作的民意基礎和走向縱深的根基，助力構建更為緊密的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

二、百年變局下中國—東盟關系的不變

（一）政治互信赤字猶存：雙方對彼此的戰略意圖始終存疑，部分東盟國家對中國運用對沖戰略

中國—東盟關系盡管呈現走高向好態勢，但雙方對彼此的戰略意圖始終存有一定疑慮。例如，多年來雖然中國與東盟的關系發展使得雙方經濟高度依存，但其“外溢效應”卻并不明顯。這意味著雙方在貿易、投資上不斷增長的相互依賴性并未自然地轉化為互信。[2]王玉主、張蘊嶺：《中國發展戰略與中國—東盟關系再認識》，載《東南亞研究》2017 年第6 期，第11 頁。這主要是由于雙方實力的不對稱性凸顯，以及東盟對華戰略的模糊取向。一方面，東盟多數國家對于中國實力增長表現出較為強烈的疑慮和擔憂。2023 年新加坡尤索夫伊薩東南亞研究所（ISEAS）對東南亞十國多領域的民調報告顯示，大部分受訪者對中國在該地區最具經濟影響力、政治和戰略影響力的大國地位表示“擔憂”，這一比例分別高達64.5%和68.5%。如果東盟必須在中美之間作出選擇，三分之二的受訪者（61.1%）將選擇美國，選擇中國的比例則從2022 年的43.0%降至38.9%。[1]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The State of Southeast Asia: 2023 Survey Report,” February 2023, file:///Users/ninnefanghao/Desktop/The-State-of-SEA-2023-Final-Digital-V4-09-Feb-2023.pdf.對于中國與東盟存在非對稱性實力的現狀，東盟部分國家及其民眾因受歷史因素的影響而不自覺地對中國仍有疑慮，進而傾向于選擇地區權力的多元分布。

由此，東盟一些國家選擇對中國運用對沖戰略，試圖引入外部力量制衡中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因為“對越南、菲律賓等國來說，與中國進行對沖是一種別無他選的戰略，只有如此才能保持其戰略相關性和自主性”。[2]Alfred Gerstl, Hedging Strategies in Southeast Asia ASEAN, Malaysia, the Philippines,and Vietnam and their Relations with China, New York: Routledge, 2022, p. 44.它們認為，只有通過對中美兩國實施雙重對沖，在推進有限合作的同時加以戰略防范，東盟才能維持不偏不倚的中間立場，把握地區事務的主導權，以此謀取更大利益。因此對于中國提出的合作倡議，東盟傾向于秉持“模糊觀望”的謹慎原則，同時適時加強同美國在多領域的關系與合作，盡管在某種程度上東盟與美國合作的成果無法與中國相比，但這對于強化東盟的協調者和平衡者角色非常重要。東盟通過對“一帶一路”倡議的“去政治化”，即故意淡化其戰略意義而聚焦于實際措施[3]“ASEAN OUTLOOK ON THE INDO-PACIFIC,” https://asean.org/asean2020/wp-content/uploads/2021/01/ASEAN-Outlook-on-the-Indo-Pacific_FINAL_22062019.pdf.，實現同中國的“有限擁抱”。2018 年東盟與中國舉行海上聯合軍演后，緊接著就同美國舉行了首次海上聯合軍演，這是東盟在中國對南海爭議領土提出主權聲索之際加強美國南海存在的微妙舉措[4]Joelyn Chan,“Tipping the balance: ASEAN manages maritime drills with both the US and China,” September 2019, https://www.aseantoday.com/2019/09/tipping-thebalance-asean-manages-maritime-drills-with-both-the-us-and-china/.，實際是為了實現與中國對沖，將美國熱衷的“南海問題”作為平衡籌碼，以制衡中國在地區安全層面所折射出的影響力。東盟國家對中國合作善意的疑慮，實際反映出在其以對沖為目標的大國平衡結構中，東盟與美國的關系無法承受東盟與中國關系的進一步深化。[5]王玉主：《對沖策略及對中國—東盟關系的意義》，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21年第1 期，第49 頁。因此，東盟的行為損害了中國對其釋放的善意與理解，導致雙方仍存在一定程度的政治互信赤字。

（二）貿易不平衡始終存在：在中國—東盟經濟合作加強的同時競爭也在加劇，且東盟內部利益分配嚴重失衡影響部分國家參與的積極性

中國與東盟由于經濟水平和產業布局差異，雙方合作產生的經濟紅利難以平均分配，致使雙方貿易不平衡現象依然存在。相關數據顯示，1995—2023 年間，東盟國家對中國采取的貿易保護措施高達76 次，占同期全球針對中國的類似事件的20%，其中印尼和菲律賓為主要申訴國，主要涉及鋼鐵工業（24%）和非金屬制品工業（19%）等行業。[1]中國貿易救濟網，http://cacs.mofcom.gov.cn/cacscms/view/statistics/ckajtj。同時，中國向東盟國家出口機械、電器等產品雖能與其經濟需求實現互補，但雙方出口產品的附加值差距決定了雙方貿易差的持續拉大，導致貿易不平衡現象加劇。2012 年以來，中國與東盟國家的貿易由逆差轉為順差，引起東盟國家的擔憂。[2]Shihong Bi,“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under the building of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ast Asia Studies, Vol. 10, No. 1, 2021, p. 98.2023 年前三季度，中國與東盟的貿易額達4.68 萬億元，占中國外貿總值的15.2%，其中對東盟貿易順差達7400 億元，同比擴大了4.2%。[3]參見《2023 年前三季度中國—東盟貿易簡況》，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東盟使團，2023年10 月13 日，http://asean.china-mission.gov.cn/dmdt/202310/t20231013_11160628.htm；海關統計數據在線查詢平臺，http://stats.customs.gov.cn。

而從東盟內部看，較發達國家在制造業方面擁有一定實力，可與中國進行良性競爭，因而相較于欠發達國家，較發達國家會在對華貿易中占據更大份額，這使得東盟內部利益分配的差距進一步拉大。2023 年上半年，越南、馬來西亞、印尼位列東盟國家對華貿易量的前三位，三國貿易額約占中國—東盟總貿易額的59.4%；緬甸、柬埔寨、老撾受限于本國經濟水平，多以初級產品開展對華貿易，三國貿易額僅為中國—東盟總貿易額的5.2%。[4]海關統計數據在線查詢平臺，http://stats.customs.gov.cn。近10 年來，在中國與東盟逐年增長的貿易額背后，始終隱藏著雙方貿易不對稱且不斷擴大的態勢。東盟國家特別是以出口初級產品為主的欠發達國家，其對華貿易的中長期收益失衡，不僅會拉大國家間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降低部分國家對華貿易的參與感，還會加劇貿易不平衡現象。此外，中國在改革開放后吸引了大量外資，但隨著中國產業結構轉型，外資更多流向了勞動力成本相對較低的東盟國家，因此雙方在吸引外資方面也形成了競爭關系。2021 年東盟吸引外資1792 億美元[1]ASEAN Secretariat, “ASEA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22,” December 2022, https://asean.org/wp-content/uploads/2023/01/ASYB_2022.pdf.，同期中國吸引外資1734 億美元[2]《2021 年全國吸引外資11493.6 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14.9%》，中國商務部新聞辦 公 室 網，2022 年1 月13 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xwfb/xwsjfzr/202201/20220103236797.shtml。，雙方經濟體量的巨大差距和吸引外資金額的相對持平，表明在未來的一段時期內中國與東盟仍存在競爭關系。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東盟國家基于“大國平衡”策略，也將美國推行的旨在排斥中國的“印太經濟框架”（IPEF）視為機遇，期望借此推動國內產業轉型升級，并減少對中國經濟依賴。

（三）地緣結構矛盾無法根除：南海爭端制約區域安全格局塑造，東盟維持地緣優勢的傾向掣肘其與中國關系深化

中國與東盟國家互為近鄰，陸海相連相通。近年隨著中國實力提升和域外大國的頻繁干預，東盟主導的地區秩序勢必受到沖擊，雙方原有的地緣結構矛盾被進一步激化，南海爭端是最突出的表現。南海兼具海上要道、油氣和漁業資源富集場域等特性，自其地緣價值被挖掘后，中國與東盟國家就因此頻繁進行交涉。從嚴格意義上講，南海問題只涉及部分東盟國家。然而，東盟的一體化使其南海聲索國可以借助東盟組織的力量與中國進行實力相當的談判，而且包括聲索國在內的東盟十國也都強烈希望保持南海地區的和平與穩定[3]Rodolfo C. Severino, “ASEAN and the South China Sea,”Security Challenges, Vol. 6, No. 2(Winter 2010), p. 37.。1992 年東盟發表《東盟南海宣言》，呼吁“有關各方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的原則為基礎，制定南海國際行為準則”[1]“1992 ASEAN DECLARATION ON THE SOUTH CHINA SEA,” July 1992,https://cil.nus.edu.sg/wp-content/uploads/2017/07/1992-ASEAN-Declaration-on-the-South-China-Sea.pdf.，表明其希望這一具有剛性約束力規范的準則具備東盟底色，以強化東盟對南海局勢的控制力與話語權。從2002 年中國與東盟共同簽署《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到2021 年《南海行為準則》單一磋商文本進入二讀階段，南海地區秩序形成初步規范。

但與此同時，部分東盟國家的單邊行動和美國的頻繁介入成為擾亂南海局勢的重要推手。個別東盟國家罔顧中方嚴正聲明，在非法侵占的中國南沙群島礁上開展基建活動。而美國出于遏華的戰略考量，在南海問題上放棄中立立場，轉而強化美國在南海的軍事存在，推升地區緊張局勢。2022 年美國—東盟峰會發布的《共同愿景聲明》，提及“將投入6000 萬美元用于海事相關項目，包括增派海岸警衛隊人員和器材”。[2]“ASEAN-U.S. Special Summit 2022, Joint Vision Statement,” May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5/13/asean-u-s-specialsummit-2022-joint-vision-statement/.美國以南海問題為抓手，積極增強與東盟國家的粘合力，試圖達到擾亂南海秩序的目的。受中國—東盟雙方矛盾和美國頻繁介入的影響，東南亞區域安全格局的塑造缺乏合力基礎和外部環境保障，地緣結構性矛盾仍一定程度上阻礙著區域安全格局的成型。從南海問題可以看出，中國—美國—東盟三方間的互動業已形成不穩定的地緣戰略三角關系。盡管東盟在體量上無法與中、美比肩，但在擁有顯要地緣優勢和中美博弈的背景下，扮演“支軸”角色的東盟已然朝著“戰略三角”中的“樞紐”方向發展，力圖通過實施“大國平衡”策略以促使三方相對均勢，而且個別東盟國家為了謀取私利還不時表現出聯美制華的傾向。

（四）東盟奉行權力外交的底層邏輯不變：中國在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與日俱增，而東盟一些國家利用“大國平衡”策略以期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

無論從地理方位、自然環境還是相互關系看，周邊地區對中國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要堅持“親誠惠容”和“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周邊外交方針，深化同周邊國家的友好互信和利益融合。[1]《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國政府網，2022 年10 月25 日，http://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東南亞是中國主要的周邊地區之一，為營造和諧穩定的周邊外交環境，中國積極參與東盟地區事務，在雙邊多邊機制下不斷發揮建設性作用。2013 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理念實現中國與東盟國家的互聯互通，推動地區一體化發展，從而踐行大國責任。中老鐵路作為“一帶一路”的旗艦項目，自2021 年開通以來不斷產生積極的外溢效應，而中老泰全程鐵路運輸往返班列受巨大經濟利益推動于2023 年首發，“泛亞鐵路”建設得以進一步推進。中國積極主動地參與東南亞地區治理，無形中強化了自身在東南亞地區的外交話語權。根據新加坡尤索夫伊薩東南亞研究所的相關民調顯示，2023 年中國仍被視為東盟地區最具經濟影響力（59.9%）與政治和戰略影響力（41.5%）的國家。[2]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The State of Southeast Asia: 2023 Survey Report,” February 2023, file:///Users/ninnefanghao/Desktop/The-State-of-SEA-2023-Final-Digital-V4-09-Feb-2023.pdf.同時，澳大利亞庫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于2023 年發布的研究報告表明，過去5 年中，美國在經濟關系、國防網絡、外交和文化影響四個維度都落后于中國，2022年中國在東盟國家的外交影響力更是都超過了美國。[3]Susannah Patton, Jack Sato, “Asia Power Snapshot: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Southeast Asia,”20 April 2023,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sites/default/files/2023-04/API%20Snapshot%20PDF%20v3.pdf.

另一方面，東盟一些國家依舊傾向于通過“大國平衡”策略，將中國溢出的外交影響力轉化為提升自身影響力的主要力量和基礎來源之一，以達到地區權力格局的動態平衡。東盟希望通過平衡各大國在該地區的影響，達到多種勢力并存，實現地區格局的多極化，使東南亞各中小國家的利益得到保證。[4]曹云華：《在大國間周旋——評東盟的大國平衡戰略》，載《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 年第3 期，第14 頁。東盟利用域外行為體之間的矛盾、優勢和利益爭奪，將多方力量引入以東盟為主導的多邊機制，通過其制定的規則、規范盡可能維持權力大致平衡。正如新加坡前領導人李光耀曾所說：“中國將成為亞太地區的強大參與者，其他包括東盟在內的東亞經濟體即使聯合起來也無法與之抗衡，如果亞洲國家想要有回旋余地的話，那美國作為平衡者的作用至關重要?！盵1]Lee Kuan Yew, “Need for a Balancer on East Asia’s Way to World Eminence,” November 23, 2000, https://www.nytimes.com/2000/11/23/opinion/IHT-need-for-abalancer-on-east-asias-way-to-world-eminence.html.中美兩國之于東盟，無論是國際影響力還是關系密切度都十分重要。因此，東盟“大國平衡”策略的主要實施對象始終是中美兩國，且東盟對在中美之間維持動態平衡的戰略取向[2]羅圣榮、張新：《中國與東盟應對美國“印太戰略”的政策比較及啟示》，載《和平與發展》2022 年第2 期，第62 頁。，會促使其在一方外交影響力超出東盟控制范圍時選擇強化與另一方的關系。

（五）價值認同沖突時隱時現：東盟多元文化的沖突和摩擦在全球化背景下呈上升趨勢，西方反華輿論影響該地區民眾的對華正確認知

文化沖突的核心是不同價值取向和價值觀的沖突。[3]崔新建：《文化認同及其根源》，載《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 年第4 期，第104 頁。文化沖突與文化交流共同構成了文化發展。東南亞地區包容了多元文明，但也極易誘發它們之間的沖突與摩擦。如2022 年，阿里巴巴集團控股的東南亞最大在線購物網站之一“來贊達”（Lazada），為給網站購物節造勢而發布了所謂“侮辱殘疾人和泰國皇室”的廣告視頻，在泰國官方和民間引發了抵制該網站的輿論風波。一些民眾舉行游行抗議，陸軍司令發布命令禁止其麾下所有部隊、單位和組織購買“來贊達”在線平臺銷售的產品。[4]Bangkok Post, “Lazada asked to explain controversial online promotion,”May 2022, https://www.bangkokpost.com/thailand/general/2308374/lazada-asked-to-explaincontroversial-online-promotion.這一事件表明中國企業不僅需要增強在東南亞的商業本土化適應能力，而且也折射出信息化時代該地區多元文化沖突的烈度和廣度正不斷攀升。

同時，西方政客和媒體鼓吹的以“中國威脅論”為代表的反華輿論在一些東盟國家仍有兜售空間，身處信息全球化中的東盟國家民眾或多或少會接收此類虛假信息，從而影響他們的對華正確認知。印尼外交政策共同體（FPCI）的東南亞民調數據顯示，關于對中國信任度的提問，42.76%的受訪者選擇不作答，而在回答的受訪者中，表示信任的占27.38%、不信任的占29.86%。[1]FPCI, “ASEAN-China Survey 2022: ‘Managing Cooperation Amidst Geopolitical Tension’,” July 2022, https://www.aseanchinasurvey.com/_files/ugd/09e67b_6994342b88314a 1b8e49d5cdb6242971.pdf?index=true.大多數東盟國家民眾選擇中立和不信任中國的原因，除了受西方反華輿論的影響之外，也“與東南亞華人和土著民之間的矛盾有關”。[2]ISEAS Perspective, “A Rising China Affects Ethnic Identities in Southeast Asia,” June 2021, https://www.iseas.edu.sg/wp-content/uploads/2021/05/ISEAS_Perspective_2021_74.pdf.冷戰終結至今，華人與原住民的關系在總體向好的態勢下仍蘊藏著族群沖突的隱患。一旦雙方利益相沖突，民族主義作為強調身份的重要手段將發揮效用，進而波及華人和中國。比如，2022 年菲律賓大選前夕，許多政治陣營的競選活動中都出現了基于反華情緒的共同敘事和虛假信息。[3]Jason Vincent A. Caba?es, Fernando A. Santiago, Jr., “Digital Disinformation and Anti-Chinese Resentment in the Philippines,” December 2022, https://fulcrum.sg/digitaldisinformation-and-anti-chinese-resentment-in-the-philippines/.反華輿論在東南亞地區呈現出低成本制造和高收益回報的雙重特點，這阻礙了正確的中國形象在東南亞地區的建構，同時反華輿論的大肆散播也是造成這一趨勢的重要原因。

三、百年變局下進一步深化中國—東盟關系的思考

（一）政治層面：堅定維護東盟中心地位，助其擺脫“選邊站”壓力，尊重東盟因力量對比失衡造成心理調適的需要

隨著美國不斷以“大國競爭”之名加大對華遏壓，東盟主導的原有地區合作機制難以容納大國博弈的眾多議題，東盟與大國實力的不對稱性導致其地區中心地位遭到侵蝕和弱化，美國構建的以自己為中心的小多邊機制也沖擊著“以東盟為中心”的區域制度規范。中國需要堅定地維護東盟中心地位，不僅要尊重“東盟方式”和東盟在地區事務的主導角色，強化其制度性權力，還需重視東盟國家的合理關切。一方面，中國應在雙邊和多邊機制中扮演好發揮建設性作用的參與者形象，突出區域合作中的東盟主體地位。中國可以依靠自身政治、經濟實力賦能于東盟區域治理權力的提升，支持東盟在區域安全、氣候變化、數字經濟等議題上發揮引領作用，幫助東盟拓展適配大國博弈的議題范圍和制度設計，不斷強化東盟規則基礎和規范韌性。另一方面，幫助東盟國家擺脫“選邊站隊”的窘境，尊重東盟因力量對比失衡造成心理調適的需要，對其施展的對沖戰略持客觀理性態度。中國應進一步夯實同東盟的務實合作，將口頭承諾更多地轉化為互動實踐，通過實際行動持續釋放政治善意。同時，東南亞一些國家本身就是西方地緣政治秩序的內在部分，面對中國快速崛起形成的中國秩序難免會產生擔心甚至恐懼心理。[1]鄭永年：《周邊外交與周邊安全》，載《云大地區研究》2019 年第1 期，第15 頁。所以，中國應給予東盟一定的心理調適期，積極、友善、有效地參與東盟框架下的對話和磋商機制，達到深化雙方政治互信的目的。但也無須一味降低姿態迎合東盟需要，因為東盟對華實施的對沖戰略決定了雙方政治關系的上限，只有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之上才有可能推動雙方政治關系的進一步發展。

（二）經濟層面：以RCEP 生效和落實全球發展倡議為契機，挖掘區域經濟增長潛力，強化經濟對中國—東盟關系的“壓艙石”作用

RCEP 和全球發展倡議不但是中國與東盟積極推動全球經濟治理更趨完善的重要提案，更是深化雙方多領域合作的可行路徑。當前，中國與東盟之間仍有較大的談判余地，“以經穩政”的效用空間大。[2]高程、部彥君：《大國崛起中“以經穩政”的限度、空間和效力——對“經濟壓艙石”理論的反思與重構》，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22 年第10 期，第38 頁。中國可抓住RCEP 生效和落實全球發展倡議的重大利好，特別是利用RCEP 原產地累計規則和負面清單等制度安排推進制度型開放合作，提升中國與東盟經濟依存度。一是與發達國家共同開展東盟第三方市場合作，統籌利用好中國自身的制造業產業門類最齊全和產業體系最完整、發達國家的高精尖科技和雄厚資金等優勢，共同開拓東盟食品加工、紡織服裝和新能源汽車等市場，注重打造類似中美日在印尼共建“中爪哇燃煤電站項目”的合作樣板工程。二是依托中老鐵路和國際陸海貿易新通道，針對東盟欠發達國家和弱勢產業實行關稅減免和幫扶政策，提升雙邊貿易層次和多樣性，并推動中國—東盟自貿區“3.0 版”談判順利進行，整合現有資源打造共同市場。三是充分利用現有投資基金，著重投資基礎設施、綠色發展、跨境經濟等領域，搭建投資信息簡約化一站式服務平臺，改善東盟地區的營商投資環境。四是重視挖掘海洋資源和“藍色經濟”潛力，以泛北部灣經濟區和泛南海經濟圈為支點，加強雙方在濱海旅游業、海洋電子信息產業和海洋公共服務產業的合作，逐步構建雙方海洋領域的國內國際雙循環經濟體系，同時發揮陸地經貿優勢，推動陸海經貿聯動發展。但考慮到東盟國家經濟水平各異的現實，中國應因地制宜地發掘與東盟國家關切度和互補性高的領域，以形成特色互動模式，實現貿易結構多元化，補齊產業鏈短板，增強東盟國家的獲得感和參與感。

（三）安全層面：中國應主動承擔大國責任，推動與東盟共同實踐全球安全倡議，并理解東盟的安全需求及對地緣利益的合理關切

中國在東南亞地區影響力的與日俱增，意味著中國應肩負起與自身實力相匹配的大國責任，同東盟一道維護地區和平與穩定。目前，美國為了遏華戰略需要，拉攏盟國等組建美日印澳“四邊機制”（QUAD）和美英澳“三邊安全伙伴關系”（AUKUS）等“抗中聯合陣線”，并多次在南海領域維系高強度對華戰略威懾以強化其軍事存在，嚴重危及東盟成為和平自由中立區的宗旨和中國周邊安全利益。面對美國惡意破壞地區安全秩序的行為，中國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議是應對當下安全治理問題的重要方向指引，也是中國主動承擔大國責任和貢獻中國方案的生動實踐。習近平主席于2022 年首次提出全球安全倡議，強調人類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體，倡導走出一條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共贏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在許多方面，這個呼吁是對東盟強調的對話和不干涉內政原則的肯定。[1]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ASEAN@55: Navigating a Changing Global Order,” September 2022, https://www.iseas.edu.sg/wp-content/uploads/2022/09/ASEANFocus-Sep-2022.pdf.全球安全倡議與東盟規范的適配性，為在東盟地區實踐全球安全倡議提供了前提條件。中國應與東盟國家通力合作，在南海問題等安全議題上充分理解東盟對地緣利益的合理訴求，適度采取強硬外交策略，穩健推進“南海行為準則”談判進程，共同構筑和諧的區域安全格局。對于個別東盟國家破環中國國家主權和核心利益的單邊行為，中國要嚴正表明態度和立場，并建立健全對話磋商和危機管控機制，防止沖突升級使域外勢力有可乘之機。同時，作為中國—美國—東盟不穩定地緣戰略三角中的一極，中國理應看清東盟追求的是不偏不倚的中間立場，以獲得最大收益，因而可適當保持當前的戰略三角局面，既要賦予東盟穩定性，也要主動作為，護持有利態勢。

（四）外交層面：在多邊主義機制下，打造東南亞平等協商型地區秩序，提供合理且適量的公共產品，推動中國—東盟區域一體化行穩致遠

多邊主義是中國與東盟切實深化合作和伙伴關系的首要保證。東盟主導的東亞合作進程本質上是一種協商多邊主義，協商就是構建信任關系的過程。[2]魏玲：《伙伴關系再升級：東盟關切、中國責任與地區秩序》，載《國際問題研究》2021 年第6 期，第52 頁。多邊主義機制意味著多元主體的共同參與，它們對國家利益的界定不盡相同，而調和多方利益的前提主要基于平等協商原則，這不僅是“東盟方式”的核心元素，更是中國與東盟發展關系一以貫之的關鍵原則。中國需要與東盟共同捍衛多邊主義，構建東南亞平等協商型地區秩序，積極支持、倡導和引領多邊主義機制落地開花，凝聚多邊共治的合力以抵御美國霸權主義。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先行區和試驗田，中國可以利用瀾湄合作機制作為踐行多邊主義和不稱霸承諾的“櫥窗”，針對不同領域合理進行平等協商和責任分擔，尋求和擴大利益交匯點，同時要與瀾湄次區域的多重合作機制進行聯動協調，展現中國責任感和執行力。此外，中國應以正確義利觀為指引，在基礎設施建設、人才培養、綠色發展等領域提供合理且適量的公共產品，形成雙方良性互動、共同發展的局面，加快推進中國—東盟區域一體化建設。中國也要理解東盟作為中小國聯盟所采取的“大國平衡”策略，在保持自身戰略定力和手段靈活性同時，嘗試尋找同東盟乃至美國的外交平衡點，降低各類別各領域摩擦和對抗的烈度。

（五）文化層面：以全球文明倡議為指引，通過密切人文交流彌合文化認知差異，重視對底層政治空間施加影響，深化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共識

中國與東盟國家“地緣相近、族緣相親、文緣相通”，如何在全球文明倡議的指引下推動多元文明交流互鑒，消除文化隔閡與文化沖突，實現“各美其美”與“美美與共”的統一，是中國對外文化交流的工作重心。首先，加強東盟國家華文教育水平和本土中文教師培養力度，組織編撰符合東盟各國實際的華文教材，發揮東南亞華人華僑在文化交流與傳播中的橋梁作用，并依托云南、廣西等具有東南亞小語種教育優勢的地方組織，開展跨境電商和基礎設施建設人才培養雙邊項目。同時，借助中國—東盟國際教育發展聯盟組織推動校際資源共建共享，夯實雙邊學術研究基礎，從而構建獨具特色的中國—東盟學術共同體。其次，借助中國—東盟博覽會文化展、中國—東盟文化產業論壇、中國—東盟民族文化論壇等平臺，大力支持中國與東盟國家文博機構協同合作，推進融入非遺技藝和民族文化元素的文創產品雙向推介。創新文旅結合方式，培育文化領域新業態，挖掘雙邊文化產業新增長點，刺激雙方經濟在后疫情時代提振提速。再次，加大對亞洲經典著作互譯計劃和旨在扶持東南亞本土網絡文學作家的“群星計劃”的支持和推廣力度，構筑“以文會友”的交融互鑒模式，促進中國與東盟文化藝術的深度融合。最后，重視互聯網和新媒體在文化傳播中的作用，搭建厚植東盟元素的在線多語種視聽新媒體服務平臺，即時傳遞中國聲音以阻斷反華輿論散播鏈，投放真實反映中國社會和傳統價值觀的節目內容。通過豐富媒體和報道形式，提升中國形象親和力、中華文化感召力，構建新時代中國特色國際話語權，著力擴大正確看待中國的友華群體規模。

結 論

面對“百年大變局”，中國與東盟關系既有“變”又有“不變”?！白儭痹谟谥袊c東盟關系在多領域中呈現向好的嬗變態勢。百年變局下中國—東盟雙方實現了由敵化友、從競轉合的多維度變化，這既是雙方在互動交流實踐中順應時代潮流發展的能動反映，更是兩者追求和平與穩定共同價值取向的關鍵表征?！安蛔儭痹谟谥袊c東盟原有矛盾依舊具有延續性，互信不足、地緣矛盾、貿易不平衡等客觀影響因素仍然存在。雙方多向度的“變”與“不變”相互交織、相互作用，共同構成當下中國與東盟關系的主要特征?！鞍倌甏笞兙帧北砻髟懈窬?、秩序和環境都發生了一定程度的改變，這意味著“?！迸c“機”并存。中國與東盟應該抓住機遇、轉“?！睘椤皺C”，推進雙方關系深化。需要指出的是，盡管中國與東盟關系的發展受到原有矛盾的掣肘，但互利共贏始終是雙方的價值取向，營造和諧繁榮的區域環境符合雙方的戰略利益，這應是雙方“不變”的目標追求。因此，中國要在國際事務中發揮積極作用、爭取創造安穩良好的周邊環境，就需要正視和尊重東盟及其成員國的合理利益關切，秉承互利互惠原則發展多領域務實合作，努力擺脫域外行為體的惡意干擾，形塑中國愛好和平、共謀發展的國際形象。此外，東盟是由中小國家組成的區域組織，作為日趨成為全球性大國的中國，在自身快速崛起的背景下，需要審慎看待東盟的“大國平衡”戰略，通過精細化深耕緩釋其地緣壓力，把握東盟對華輿論風向，提升對東盟的影響力、感召力和塑造力，進而化“不變”為“變”，深化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的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