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夫余國農業新探
——以地理環境與生產工具為中心

李希光 魯韋彤

夫余發端于西流松花江的西團山文化①，于西漢立國，是我國東北地區最早建立政權的民族。夫余因優越的地理環境，較早受到中原文化的影響，并建立起相對完善的經濟、政治制度。夫余經濟形態雖屬農耕、 畜牧與漁獵采集并舉的復合經濟②，但夫余立國與農業的發展息息相關。 以往學界對夫余農業的闡釋， 或將其放在夫余地理與疆域背景下進行探討［1-2］，或將其放在復合經濟整體框架內進行討論［3-4］，但對其農業的演進歷程多語焉不詳，缺乏系統的探討。

實際上，農業是一個復雜的經濟系統，關于農業起源、發展的討論也是一個頗為復雜的問題，本文選擇以地理環境與生產工具為中心， 在前人的基礎上，結合現有材料，對夫余的農業發展進行系統的闡釋。

一、夫余農業發展的地理因素

夫余以農業立國， 而夫余早期農業的發展實際上是一個不斷適應、利用地理環境的過程。故而本節嘗試從地理切入， 分析夫余立國及農業興起的內在動力。

任何文明的出現都不是隨機的， 而應受到某些限定因素的影響。在一定的區域范圍內，農業往往最先興起于本區域內地理環境較好、 物質資源相對富足的地區。漢代，夫余周邊還有高句麗、挹婁、沃沮等民族，其中為何只有夫余率先建立起較為發達的農業社會？為回答這個問題，首先需對各民族所處的地理環境做整體分析，具體論述如下。

夫余主要活動區域大體位于今吉林省中部，境內多由丘陵與河谷沖積平原構成， 地勢西高東低，跨多個自然區③。據《三國志·夫余傳》載：“（夫余）多山陵、廣澤，于東夷之域最為平敞……土地宜五谷，不生五果。其國善養牲，出名馬?！保?］（卷三十《夫余傳》，P841）按經濟門類可將夫余所轄的自然區劃分為“土地宜五谷”的農業區、“多山陵、廣澤”的漁獵—采集區、“善養牲，出名馬”的畜牧區。目前已確認帽兒山、 西團山與東團山一線為夫余早期王權中心［6］（P41），屬“土地宜五谷”之地。這里位于松嫩平原向長白山區的過渡帶，四周多低山、漫崗，山間為西流松花江。在西流松花江的沖積下，形成了土質肥沃的河谷盆地， 盆地及低山間的河谷階地為其農業的發展提供了條件。在此區域的夫余文化遺址中已發現了人工馴化的粟、黍、大豆［7］。夫余東、北緣屬“多山陵、廣澤”之地，其北部為西流松花江與東流松花江交匯處，河網密布、水流平穩，加之地勢低洼，夏、秋雨季易形成沼澤，適宜漁獵發展；而東部多丘陵、臺地，山體海拔較夫余早期王權中心為高，原始植被保存較好，適宜采集業發展。夫余西緣為松嫩平原，屬“善養牲，出名馬”之地，這里地勢低平、多草原，適宜畜牧業發展，在榆樹老河深中層已發現夫余將馬骨作為殉葬品的習俗，馬已成為當地居民生活中離不開的牲畜［8］（P38-39、P107）。夫余多元且優越的地理環境為其早期的經濟與社會發展提供了便利，至遲在西團山文化晚期，夫余以農業為主、漁獵與畜牧業為輔的經濟形態便已形成［9］。

據《三國志·高句麗傳》載，高句麗“多大山深谷，無原澤。隨山谷以為居，食澗水。無良田，雖力田作，不足以實口腹”［5］（卷三十《高句麗傳》，P843）。高句麗早期生活在長白山腹地，境內多大山，少平地，這樣的自然條件對早期農業文明的限制較大， 其限制主要有二：一是由于山勢整體海拔高，山間河流落差大、比降大，致使河流湍急、侵蝕較強，故此地多隘谷、峽谷，少適宜農業耕種的寬谷。加之夏、秋降水集中，易引發山洪、泥石流，淹沒農田。二是因此地多山，通向外界的道路崎嶇難行，導致高句麗在漢武帝經略設置遼東四郡之前較少受中原文化的影響④。

挹婁則地處夫余北部， 部族生活在張廣才嶺以東、完達山以北地區，處于黑龍江東部山地向三江平原的過渡帶，此地雖有肥力較高的黑土地，但因其“未知其北所極……土地寒”［5］（卷三十《挹婁傳》，P847）的自然條件， 文明演進受限， 政治結構上還處于“無大君長，邑落各有大人”［5］（卷三十《挹婁傳》，P847）的部落階段，“自漢已來，臣屬夫余”［5］（卷三十《挹婁傳》，P848）。從考古發現可知， 在今三江平原已發現漢代滾兔嶺遺址⑤，屬挹婁文化遺存。在滾兔嶺遺址中僅發現少量鐵器［10］，未發現冶鐵遺址，《晉書·肅慎傳》載“土無鹽鐵”［11］（卷九七《肅慎傳》，P2534），說明漢代挹婁尚未出現冶鐵技術，缺少可以開發農業的生產工具，故而在其遺址內也僅發現了馴化的大麻［10］。

沃沮方面，據《三國志·沃沮傳》載：“東沃沮在高句麗蓋馬大山之東， 濱大海而居。 其地形東北狹，西南長，可千里……其土地肥美，背山向海，宜五谷，善田種?！保?］（卷三十《沃沮傳》，P846）沃沮生活在長白山及錫霍特山一帶， 靠日本海， 因受日本暖流的影響，降水充沛，濱海地區多平原，易開展農業。但偏北的地理位置，使其長期“遂臣屬（高）句麗”［5］（卷三十《沃沮傳》，P846），而北部的挹婁則“喜寇鈔，北沃沮畏之”［5］（卷三十《沃沮傳》，P847），雖有一定的農業基礎，但文明演進受制于高句麗與挹婁。從整體看，夫余農業發展所具備的地理條件優于周邊民族。

其次，除地理條件外，地緣位置也是影響夫余農業發展的重要因素。 古代生產工具與技術的傳播多受制于被傳播地區的所處地形條件， 往往地形障礙越小，生產工具以及技術傳播難度越小、傳播頻次越高， 而中原文化傳播至夫余也遵循這樣的邏輯。在地緣意義上，夫余所在的西流松花江流域正好處于東北亞的幾何中心， 從夫余王都所在的西流松花江中游南下至其支流輝發河上游，再順水而下即可抵達遼河平原， 這條南北向的路線缺少東西向大山的阻隔，地形障礙小，便于經濟與文化的交流。遼河平原自戰國燕破東胡開始，就受到中原文化的影響，目前在遼寧中、北部均發現了戰國中晚期燕文化的考古遺址， 其中已發現中原樣式的青銅器、鐵器等⑦。至西漢時，中原文化已傳播至遼河、輝發河一線，受中原文化影響，本地土著文化也開始趨于一致［12-13］。漢武帝征伐匈奴、朝鮮后， 漢廷徹底打通了輝發河至西流松花江的孔道，夫余朝貢漢廷的記載也開始見于史書⑧，而中原農耕技術與鐵器也通過這條孔道進一步傳入夫余。在時空上中原文化呈現由遠及近、漸次北移的特點。與之相比，如上文所述高句麗、沃沮受大山阻隔與中原交流不便，而挹婁受夫余阻隔，至魏青龍三年（235）才開始朝貢中原［5］（卷三《明帝本紀》，P107）。綜上，夫余較周邊民族地緣位置更優，而優越的地理條件與地緣位置， 是夫余立國以及農業發展的客觀動力。

二、夫余建國前后的農業發展狀況

在夫余建國前，松嫩平原已出現西團山文化，目前多數學者認為， 夫余早期文化是在西團山文化基礎上發展而來［6］（P131），并認為西團山文化以農業為主［14］（P251）［15］。

但目前學界對西團山農業的探討尚存兩點不足：一是缺少時間分期，通常將西團山文化的經濟形態看作一個恒定的整體； 二是對西團山文化不同時期的農業屬性缺乏區分⑨，并習慣地認為只要農業占優，就標志著人們走向定居［15］，但是否定居取決于農業類型， 進入農業社會并不完全與定居畫等號。按董學增的研究，可將西團山文化分為早（西周初至春秋早）、中（春秋中至戰國中）、晚（戰國晚期至秦漢）三期，這三期法也得到了學界的認可［16］。故而本節首先以此分期為綱，對上述的兩點不足展開討論， 以期揭示夫余建國前期的農業發展脈絡。

首先，從西團山經濟形態出發，西團山早、中期出土的生產工具多石器，金屬器少。早期石器以石斧、石鋤、石錛為主，目前僅在星星哨墓地中發現一件青銅矛［17］，至中期金屬器較早期雖有增多，但多為銅斧、刀、魚鉤等小型器。生產工具落后導致西團山早、中期對動、植物的馴化相對緩慢。僅在西團山遺址的石棺中發現了少量野豬牙齒，其作用應是作為墓葬貴族的陪葬品［18］。豬的馴化是判斷人類社會水平提高的重要標志， 因為豬是雜食類動物，需消耗人類大量的糧食，所以只有生產出足夠多的剩余糧食才能完成其馴化。 但目前僅在西團山遺址的石棺以及猴石山遺址中發現了野黍、金色狗尾巴草［18］與炭化谷粒［19］，顯然西團山文化早、 中期尚不具備馴化豬的條件。 經濟形態方面，因西團山所在區域緯度較高，受生產力所限，西團山早、中期先民改造自然的能力較弱，農業較易受到低溫、凍災的影響，所以農業的演化需要一定時間的經驗積累才能完成。 而松嫩平原密布的河網為其提供了豐富的漁業資源， 與需要穩定居住環境的農業不同，漁獵資源則更易獲得，所以在西團山早、中期，經濟形態以漁獵經濟為主，農業占比?。?8］。

至西團山晚期，生產工具雖仍以石器為主，但金屬器較前兩期有明顯增加， 特別是這一時期鐵質農具的出現［20］。在動、植物馴化方面，在楊屯大海猛下層已發現可以提高收割效率的石鐮， 還有人工栽培的大豆與炭化的粟［21］。夫余種植“五谷”⑩應始于此時， 農作物的多元也促使人們完成了對豬的馴化， 目前在屬于西團山晚期的土城子13號墓中發現了大量成年豬骨， 且90%墓內都有豬牙制成的祭祀品［20］。在經濟形態上，西團山文化晚期農業的比重增加，人民逐漸走向定居［8］（P106）。

其次， 以西團山文化農業屬性作為考察對象，古代農業按類型大體可分為游耕農業與定居農業?，相比于定居農業，游耕農業呈現出生產效率低、季節性遷移、居址不定等特點?。而游耕農業向定居農業轉變標志之一就是自然對人的束縛減弱，人對自然的改造能力增強。在文明興起之初，受自然所限，河谷地區的河漫灘與階地等谷底區域雖擁有更平坦的土地與更強的人口承載力，但易受泥石流、洪澇等自然災害的影響，所以西團山文化早、中期的遺址多分布在河谷兩岸的谷坡（山崗、山腰間）［16］，這樣既可利用山勢減少水患，又不至于遠離水源地。但由于山崗本身的環境承載力有限，很難形成有效的社會組織系統，在人力有限、生產工具落后的情況下，無法修筑用于防洪、灌溉的水利設施，不易形成穩定的居住環境。 所以不斷遷移、 開辟新的農田便成為常態。故而西團山文化早、中期分布范圍非常廣，核心區域在今吉林市，西至伊通河，北到拉林河，南達輝發河，東抵威虎嶺［14］（P18-47）。

至西團山文化晚期， 以楊屯大海猛遺址下層為例， 其遺址已有從谷坡與谷頂下移至谷底的趨勢。地勢上大海猛遺址周邊地勢平坦，北至大海猛沼澤，南抵西流松花江。大海猛遺址中、上層分別疊壓著漢代、渤海早期的遺址［21］，說明西團山晚期部分先民已開始具備在低岸河谷地帶生存的能力。結合上文分析，這應與其生產工具的進步，以及經濟形態改變有關。 在大海猛遺址內還發現了較多的房址、灰坑與墓葬，較之早、中期，其建筑規模增大，分布密度提高，室內布局開始由不定型到基本定型， 由石塊壘成地面建筑開始逐步代替地穴建筑［16］。建筑工藝的復雜證明人們開始有更多的時間去營建結構復雜的建筑。另外，從遺址分布范圍看，晚期遺址多集中在今吉林市區、永吉縣與榆樹縣附近［16］，分布范圍較早、中期有所內縮。綜上可以看出，晚期的人們遷移趨于減少，農業也呈現定居化傾向。

如第一節所言，中原文化的傳入是漸進式的，西團山晚期文化承接了夫余早期文化［22］。目前已認定的夫余文化早期遺址不多， 比較典型的有泡子沿前山遺址、土城子遺址［23］，兩地均位于河谷沖積平原上，在泡子沿前山上層出土了鐵錛、鐵攫鐵各一件［24］，土城子遺址僅出土一件鐵箭頭，其鐵器的漢文化因素明顯［20］。就數量而言，鐵器總數較西團山晚期并無太大增加。

至東漢， 夫余朝貢漢朝的記錄開始見于史書中?，漢廷與夫余的交流增多，帶來的直接影響就是漢地的鐵器、農業技術更快傳入夫余。榆樹老河深中層被認定為西漢末至東漢夫余文化遺址［8］（P116）［25］，其時間正好與史料中夫余朝貢漢廷的時間吻合。與夫余早期相比，老河深中層的鐵器數量已有明顯增加，其墓葬內發現540件鐵器，其門類涵蓋生產工具、生活用具、兵器、車馬器等。在老河深中層的33座墓葬中，總共出土52件鐵制的農具，以攫鐵、鐮、鑿為主，這些墓葬多為平民墓葬［8］（P48-86）。除了個別墓葬外，絕大多數墓葬中都發現有鐵器，證明鐵農具已廣泛運用于日常農業生產中，這些農具較之夫余早期無太大變化，鑄造工藝上依然受到了漢文化的強烈影響。在老河深中層周邊還發現了楊屯大海猛中層、學古村東山上層等同期夫余遺址，這些遺址內也發現形制近似的鐵器［21］［26］， 說明在漢地的影響下，夫余冶鐵技術此時已走向成熟。整體來看，這些遺址的分布范圍較夫余早期更為集中，持續時間也更長，其時間越晚，墓葬器物越趨豐富，文化也越趨發達，而本土文化自身差異則不斷縮小，逐步與中原文化趨于一致。

三、夫余農業發展所產生的影響

根據范恩實的研究， 隨著漢代中原鐵器的傳入，夫余農業的發展又上升到一個新臺階［23］（P81-90），農業的進步為夫余建立秩序化、 階級化的國家提供了保證。隨著鐵器的普及，夫余改造自然的能力也得到提升。上文已述，夫余文化遺址逐漸縮小至河谷平原地區。在目前已知的夫余文化遺址中，尤以老河深中層與楊屯大海猛中層為代表， 兩地都處于河谷谷底，從墓葬的延續時間看，老河深沿用至北周［8］（P120），而楊屯大海猛則沿用至唐初［21］，證明兩地居民能夠長期在水患頻發的河谷谷底生活。雖然目前還沒有材料可以直接證明鐵農具與夫余改造自然的關系，但《三國志·夫余傳》中的記錄可以為探索兩者的關系提供新的思路。

據《三國志·夫余傳》載：“（夫余）有宮室、倉庫……正始中，幽州刺史毋丘儉討句麗，遣玄菟太守王欣詣夫余，位居遣大加郊迎，供軍糧……其國殷富，自先世以來，未嘗破壞?！保?］（卷三十《夫余傳》，P842）可見糧食已成為夫余國家運轉的關鍵， 并影響其社會穩定。至遲在東漢，夫余國中就已設有儲備糧食的“倉庫”，這證明夫余不但能滿足日常糧食的供給，還能儲備糧食，以備不時之需。如若沒有足夠的糧食作為保障，夫余很難形成“其國殷富，未嘗破壞”的局面。在鐵器未普及前，石器對荒地的開墾，以及單位面積耕地效率應十分有限。而鐵器的運用則提升了夫余改造自然的能力，并能幫助其實現對荒野、森林等原始植被的開墾，隨之而來的是耕地的擴大、單位面積糧食產量的提升。而糧食的增加帶來的是人口的增多，至東漢末，夫余人口已達到“戶八萬”［5］（卷三十《夫余傳》，P841），而同期高句麗為“戶三萬”［5］（卷三十《高句麗傳》，P843），沃沮為“戶五千”［5］（卷三十《沃沮傳》，P846），可見夫余人口數已遠超周邊民族。西晉太康六年（285）“（慕容鮮卑）率眾東伐扶余，扶余王依慮自殺，廆夷其國城，驅萬余人而歸”［11］（《晉書》卷一零八《慕容廆傳》，P2804）。這里值得注意的是，慕容鮮卑并沒有占據夫余故地，而只是以擄掠人口為主［27］。換句話說，如若沒有鐵器的普及，以及改造自然能力的提升， 夫余的糧食產量與人口數量應都難有大的突破。

而人口、耕地的增加，也為夫余營建國家統治所需的配套建筑體系提供了人力、物力保障。夫余在東漢時已是“作城柵皆員”［5］（卷三十《夫余傳》，P841），說明城池在此時已成為夫余地方統治的核心，上層的國王、諸加、豪民與邑落大都應居住于城中［28］，在城池內還建有“宮室、倉庫、牢獄”［5］（卷三十《夫余傳》，P841）。目前在夫余王都中心已發現了龍潭山山城、 東團山山城、新街、福來東城址與上河灣鎮堡壘群等結構復雜的建筑群，按照地形可分為平地城、山城，兩種城池,均有城門、城壕、蓄水設施，以及軍事防御所需的角樓與瞭望臺；在王都附近的楊屯大海猛中層遺址、學古東山中層等遺址中還發現了居民的生活遺址［6］（P41-54）［29］。這證明夫余已形成了圍繞完備的國家體系而建的一套完整復雜的建筑群。而復雜宮室類建筑的營建，正是社會組織力與上層對農業的控制力加強的表現。

隨著夫余經濟、社會結構改變，夫余政體也隨之發生轉變。農業經濟的發展為夫余建立階級化、秩序化的社會提供了物質基礎?！度龂尽し蛴鄠鳌份d：“國有君王，皆以六畜為官，有馬加、牛加、豬加、狗加。邑落有豪民，名下戶有奴仆……有敵，諸加自戰，下戶俱擔糧飲食之……位居死，諸加共立麻余……位居遣大加郊迎，供軍糧……水旱不調，五谷不熟，輒歸咎于王，或言當易，或言當殺?！保?］（卷三十《夫余傳》，P841-842）這條信息應反映的是東漢時夫余的國家組織狀況。 農業在夫余的社會體制中占有重要地位。從職官設置看，夫余以六畜為官，體現出夫余畜牧業的發達， 而畜牧業的發展往往與農業息息相關。上文已述，只有當農業不斷發展，而糧食出現盈余時， 才能完成對豬等雜食類動物的馴化，以六畜為官正是農業生產力水平提高的表現。另外，對糧食的掌控滲透于夫余社會的各領域，諸加與夫余王各自擁有不同的糧食資源分配權。高度自治的諸加有自己私屬的軍隊， 并擁有一定的糧食私屬權。而隸屬于諸加的“下戶”多為奴隸或貧民，他們是戰爭中重要的糧食供給者，在農業生產中起著基礎性的作用。 同時諸加也會把部分糧食供給國王， 而處于政權頂端的國王則會被賦予神權，具有預知災禍的能力，而判斷天氣的能力使得國王掌握了對國家糧食總體的控制權， 然而一旦有自然災害導致“五谷”絕收，國王的神性就會消失，而遭到處罰。

綜上， 鐵農具的普及帶給夫余的是一系列連鎖的影響。首先是夫余改造自然能力的提升，具體表現為夫余對河谷谷底控制力的加強， 這也為糧食與人口的增加提供了保障；糧食、人口的增加又促使夫余上層可以調動更多的社會資源去營建國家所需的復雜的建筑體系， 并最終影響夫余國家的政治結構。

四、結語

較以往研究，本文提出以下新的認識：

夫余農業的崛起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農業多起源于地理環境較好、物質資源相對富足的地區。較之周邊民族，優越的地理環境與地緣位置是夫余農業發展的客觀基礎。 從農業的演進時序看， 從西團山文化至夫余文化歷經近600余年，但農業演進速率并非呈均勻、穩步的向前發展趨勢。

以往學界較少對西團山文化時期的農業類型進行區分。 故本文通過對生產工具演變分析后發現，西團山文化從早、中期多為石器，至晚期金屬器增多，農業比重也隨之加大，農業屬性也從游耕農業開始向精耕農業過渡，定居化傾向加強。但受寒冷氣候，以及水熱條件的影響，農業原始積累較為緩慢，石制工具長期居于主導地位。

至夫余文化時期，原始的農業積累趨于成熟，同時其與漢廷互動， 使得中原的冶鐵技術傳入夫余，最終鐵器取代石器，成為夫余農業生產主要的工具。此時農業發展速率也明顯高于前期，具體表現為對河谷階地的控制力， 以及改造自然能力的加強。受益于農業的進步，夫余的社會體系也隨之轉變，階級化、秩序化的國家組織形式逐步形成，并最終讓夫余成為東北較早建立政權的民族。

注釋：

①因西團山文化與夫余文化具有較強的前后繼承關系，為行文方便，本文將西團山文化也納入到夫余文化的討論范疇。參見劉景文、張志立《西團山文化及其族屬》，載《北方文物》1985年第2期。

②參見楊軍《夫余史研究》，蘭州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50頁。

③據《三國志·夫余傳》載：“夫余在長城之北，南與高句麗，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方可二千里?！睋罱〔趴甲C， 漢時夫余的疆域西到吉林洮兒河， 南至渾河、輝發河上游的分水嶺，東抵張廣才嶺，北達東流松花江。參見（晉）陳壽等《三國志》卷30《夫余傳》，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841頁；李健才《夫余的疆域和王城》，載《社會科學與戰線》1982年第4期，第170—173頁。

④范恩實根據對高句麗早期文化興起的考古學分析認為： 春秋戰國時高句麗文化受本地土著文化的影響較大，外來文化因素有限，至漢時中原文化才開始對此地產生較大影響。參見范恩實《夫余興亡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8、93—97頁。

⑤中國社科院碳十四實驗室對滾兔嶺遺址的F1與F7居住面上的木炭標本進行測定，探明其時間為1955±70年和2140±70年，年代為兩漢時期，后多數學者均依此時間。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實驗室 《放射性碳素測定年代報告（13）》，載《考古》1986年第7期。

⑥賈偉明、 魏國忠認為：“挹婁系統的物質遺存應包括滾兔嶺文化、波爾采—蜿蜒河文化?！惫闲?、胡秀杰認為：“對挹婁文化的討論也不能僅僅局限于文獻所記的兩漢三國時代，而是延伸至魏晉時期。因此，在考證挹婁考古文化時也應擴大時間范圍， 其中主要位于三江平原且已經被命名的兩支考古文化——滾兔嶺文化與鳳林文化當共同納入研究視野?！眳⒁娰Z偉明、魏國忠《論挹婁的考古學文化》，載《北方文物》1989年3期；郭孟秀、胡秀杰《挹婁文化考》，載《求實學刊》2019年第4期。

⑦參見裴耀軍 《遼寧昌圖縣發現戰國漢代青銅器及鐵器》，載《考古》1989年第4期；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遼寧凌源安杖子古城址發掘報告》，載《考古學報》1996年第2期；王增新《遼寧撫順市蓮花堡遺址發掘簡報》，載《考古》1964年第6期。

⑧據《后漢書·夫余傳》載：“建武中，東夷諸國皆來獻見。二十五年，夫余王遣使奉貢，光武答報之,于是使命歲通?！眳⒁姡铣危┓稌现逗鬂h書》卷85《夫余傳》，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2812頁。

⑨目前僅董學增與范恩實兩位學者提出西團山文化的農業應屬于游耕農業（或稱“原始農業”“園藝農業”），但兩位學者對西團山文化定居的情況未展開討論。 參見董學增《西團山文化研究》，吉林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251—252、277頁；范恩實《夫余興亡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79—81頁。

⑩“五谷”解讀歷來說法不一，但目前學者對夫余五谷多習慣將農作物的具體品種對號入座， 筆者認為這種“對號入座”式探討并無太大意義。因為中原王朝對夫余的了解應多從夫余朝貢中原時的口述中得到， 信息幾經轉引， 所以史官在編史時很難完全將這些農作物與夫余實際種植的農作物實現一一對應，故筆者認為這里的“五谷”應是一種泛指。

?在不同的論著中， 對兩個階段的農業類型稱呼略有不同。游耕農業有時還稱作園藝農業或原始農業，精耕農業有時被稱作集約農業。但關于集約農業的定義，目前學界還未形成更為明確的內涵，為行文方便，本文采用游耕農業與定居農業來指代農業發展的兩個階段。 參見童恩正《文化人類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9—103頁；周大鳴《文化人類學概論》，中山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118頁。

?游耕農業的耕作方式即先把樹林、草木都燒光，并利用草木的灰燼來進行施肥，待這片土地肥力耗盡，再轉移至另一處地方繼續耕作。相較于定居農業，游耕農業的定居性較弱，這種游耕的耕作方式導致生活在這里的人們很難長期定居并完成文明所需的財富積累。 參見董學增 《西團山文化研究》， 吉林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251—252頁。

?夫余分別于建武二十五年（49）、永寧元年（120）、延光元年（122）、永和元年（136）、延熹四年（161）、熹平三年（174）來漢進貢。參見（南朝宋）范曄著《后漢書》卷1下《光武帝紀下》、卷5《安帝紀》、卷6《順帝紀》、卷8《靈帝紀》，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77、232、265、309、33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