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隱棲居 苦悶彷徨
——論蘇軾的尊主澤民與超然物外

申東城

（惠州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廣東 惠州 516007）

學界關于蘇軾超然思想的論述成果伙頤，筆者大致概括為四派：“超然派”“密州派”“黃州派”“懷疑派”。其實，這四類劃分僅為粗線條，研究對象、內容多有交疊。詳而分之，“超然派”泛談蘇軾超然思想、美學思想、哲學思想、文化人格等，大力肯定、褒獎蘇軾具有的超然精神；“密州派”圍繞蘇軾建立超然臺、蘇轍命名、蘇軾作記并邀友人作賦，及蘇軾密州其他作品為據，證密州時期是東坡形成超然思想的重要發端，認為超然思想是東坡密州時期的思想核心；“黃州派”結合蘇軾黃州《赤壁賦》《定風波》《西江月》《滿庭芳》等作品，贊美蘇軾超然的處世哲學、深寓哲理及樂在其中的曠達情懷；“懷疑派”約有3篇，對蘇軾《超然臺記》思想內涵提出異議。有的認為蘇軾在超然臺上并不超然或超然中夾雜意氣之爭，后來貶到黃州后才完成超然；有的指出蘇軾超然臺上的超然中有一絲酸楚苦悶。另外有學者，或主張仁政愛民和隨緣放曠是蘇軾人生思想的兩條主線，或闡述不息濟世和超然莊禪是蘇軾文化人格的表現，等等。上述三派（尤其前兩派）撰文較多，“懷疑派”文章比較少。

本文不揣固陋，試談蘇軾的“尊主澤民”［1］與超然物外。尊主澤民是蘇軾一生思想主導、靈魂淵藪，是人生前行的主線，是內在的“里”。超然物外是落魄失意、志向不展時的精神寄托，是面對現實不如意尋找解脫的心靈慰藉和療傷的藥方，是輔線，是外在呈現出來的“表”。蘇軾并非一個與生俱來“秉性難改”［2］6的樂天派、超然派，他是在社會現實和官場磨難中歷練出這樣一種調和心態。黃庭堅《跋子瞻和陶詩》說“千載人”陶彭澤和“百世士”蘇東坡“出處雖不同，風味乃相似”［3］。其實不然，蘇軾想學陶淵明，尤慕陶淵明隱居人生，然而選擇而不得，故蘇軾只能亦官亦隱。說到半官半隱，人們自然想到唐代王維?！杜f唐書·王維傳》說王維“在京師日飯數十名僧，以玄談為樂。齋中無所有，唯茶鐺、藥臼、經案、繩床而已。退朝之后，焚香獨坐，以禪誦為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絕塵累”［4］。不過，蘇軾做不到像王維那樣“晚年惟好靜，萬事不關心”（《酬張少府》）［5］，因他舍棄不掉內心的家國情懷。關于隱居類型說法頗多，其中白居易《中隱》詩最讓人難忘，白氏說“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囂喧。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官。似出復似處，非忙亦非閑”［6］，即有大隱、中隱、小隱之說最為盛行。按白居易分類標準，陶淵明只能算是小隱，不如中隱，更不如大隱，但白氏之說的無論中隱還是大隱，其為統治階級所用、出仕為官的現實是相同的。白居易后期生活堪稱俗不可耐的混世，他與王維的虔誠佛教追求有別，更異于尊主澤民和超然物外兼備、逃世不得而時常內心苦悶彷徨掙扎的蘇軾。蘇軾這種生活狀態，不能用白居易中隱稱之，本文稱之為吏隱。隨著生命時光推移，他援道化佛入儒，渾融三教，為己所用，漸漸找到“蘇軾式”自我排解的生活方式，筆者名其為“吏隱棲居”。

吏隱棲居與詩意棲居有同有異。詩意棲居源自19世紀德國浪漫派詩人荷爾德林詩中提出“人詩意地棲居在這片大地上”［7］，后經海德格爾哲學闡發聞名，表達了不滿科技和工業文明對人性的異化，傾向于對詩意生活的憧憬，追求內心深處的那份和諧安詳，崇尚超越現實的審美人生。蘇軾吏隱棲居對超然物外的追求與詩意棲居相似。吏隱棲居和詩意棲居都有兩端，詩意棲居的兩端是文明異化與審美人生，吏隱棲居的兩端是仕與隱，審美人生不需要隱居，而蘇軾歸隱而不得時，只能用超然物外來代替。換言之，蘇軾以尊主澤民為主導思想，但仕途失意，蘇軾彷徨在仕與隱的兩端，最終選擇了吏隱的獨特生活方式和人生態度，這就是本文標題所想展示的內涵。這種意義上說，仕與隱的思想矛盾貫穿蘇軾一生，它們在蘇軾豐富人生經歷的催生下，共同玉成了東坡精神，也成就了蘇軾的千年不朽。

一、守其初心與宦海沉浮的政治苦悶

蘇軾自幼便顯示出不凡的才華和志向，蘇軾《范文正公文集敘》云：

慶歷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歷圣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窺觀，則能誦習其辭，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為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杰也?！保?］961

慶歷三年（1043）三月，宋仁宗任用了范仲淹等十一賢臣進行政治改革，史稱慶歷新政。石介作《慶歷圣德頌》詩美政。八歲的蘇軾聰慧過人，不僅從旁窺觀，誦其辭，且從老師那里得知韓琦、范仲淹、富弼、歐陽修是人杰，心生仰慕、結識之情，可見儒家報國理想已經在年少蘇軾心田播下了種子。蘇轍《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載：

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學四方，太夫人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太夫人嘗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太息。公侍側曰：“軾若為滂，夫人亦許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公亦奮厲有當世志。［9］214

蘇轍記載了十歲的蘇軾與母親程夫人的一段對話。東漢名士范滂為官清正，整頓吏治，打擊豪強，反對宦官專權。漢靈帝建寧二年（169），黨錮之禍中范滂與李膺、杜密等名士被宦官們殺害?！逗鬂h書·孝靈帝紀第八》載：“為鉤黨，下獄，死者百余人，妻子徙邊，諸附從者錮及五屬?！保?0］范母深明大義，支持兒子范滂為國為正義從容就義?！蹲髠鳌る[公三年傳》曰：“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保?1］蘇軾母親一如范母，以做人正道、勤勞節儉，公忠體國、誠實正直的“義方”培養蘇軾蘇轍兄弟。童年的蘇軾“奮厲有當世志”，欲以范滂為榜樣，正是儒家思想浸潤熏陶的結果。

嘉祐五年（1060），蘇軾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制科考試，寫下《策略》5篇、《策別》17篇、《策斷》3篇，內容豐富、體系完備，“既明其略而治其別，然后斷之于終”。25 篇策及其前總敘，全面闡述了年青蘇軾針對當時國家形式、社會積弊等重大問題提出的系列改革措施和治國理念，是蘇軾“深思極慮，率其意之所欲言者”。蘇軾批判前人“泛濫于辭章，不適于用”，認為自己這些政治見解有別于前人，“有意而言，意盡而言止”，“庶幾有益于當世”（《策總序》）［8］771。清人浦起龍評價蘇軾策論曰：“科舉之文，不適于用，自昔然矣。眉山兄弟方少年，扺掌當世之務，假治體以獻言，轉無用為有用?！保ā豆盼拿荚彙肪砹撸?］774

覆檢蘇軾各階段作品，其修齊治平的儒家情懷無處不在?！吨芏Y·秋官司寇第五·朝士》：“面三槐，三公位焉?！保?2］元豐二年（1079）知徐州時，蘇軾應好友王鞏之請寫下《三槐堂銘并敘》，贊美王祜、王旦、王素等開封王氏家風儒正，以道德學問、忠君愛民傳家，澤被后代。透過《三槐堂銘并敘》［8］2168可見蘇軾崇尚認可的儒家思想：（1）修個人?！八砂厣谏搅?，其始也，困于蓬蒿，厄于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彼伎既松鷥r值，強調后天努力，立德修身，渾身正氣。（2）忠國家。以王徹高中五代后唐同光三年（925年）狀元、兒子王祜仕宋累官兵部侍郎、孫子王旦為宋真宗宰相18年等為例，“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后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敝赋鎏煜屡d亡，臣子有責。（3）仁社會。強調人際交往要做到忠厚仁恕，“善惡之報，至于子孫，則其定也久矣?！薄肮时渴汤蓵x國王公，顯于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時”，崇尚正直人格，重視道德品行與家族發展，要有益于社會。

蘇軾品格高潔、獨立自主、不同流俗。元豐三年（1080）初到黃州，定慧院寓居作《卜算子》：“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保?3］249此詞借物比興，上片“言鴻見人，下片，則言人見鴻”［14］。黃庭堅贊其“語意高妙，似非吃煙火食人語”［13］256。人像飛鴻，飛鴻類人，人與孤獨的鴻鳥合為一體，通過鴻鳥寄托以見人。蘇軾經過“烏臺詩案”的打擊，對人生和官場的思考更加深入，作品也從另一方面印證了作者“窮則獨善其身”的儒家思想。蘇軾《與李公擇書》之十一曰：“雖懷坎壈于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為之，禍福得喪?！保?］1500

蘇軾也踐行“達則兼濟天下”（《孟子·盡心上》）［15］?！端问贰ぬK軾傳》：“自為舉子至出人侍從，必以愛君為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群臣無出其右?！保?6］10817故熙寧二年（1069）朝廷命大臣舉薦諫官，六月張方平舉薦蘇軾，十月司馬光再次舉薦蘇軾。熙寧三年（1070）五月，范景仁又舉薦蘇軾充諫官，贊美蘇軾既通古今之學，文章高于時，又敢言朝廷得失?！渡凼下勔娗颁洝肪硎挥涊d熙寧四年（1071）司馬光上書神宗皇帝說“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認為“蘇軾與文仲皆疏遠小臣，乃敢不避陛下雷霆之威、安石虎狼之怒，上書對策指陳其失，隳官獲譴，無所顧慮，此臣不如軾與文仲遠矣”［17］741！蘇軾《謝制科啟二首》其二曰：“某生于遠方，性有愚直，幼承父兄之余訓，教以修己而治人。雖為朝廷之直臣，常欲挺身而許國?！保?］4957蘇軾胸懷家國百姓，臨危不愛身，敢于直言，令人欽佩。元祐四年（1089）三月十六日開封作《謝除龍圖閣學士表二首》其一說“少時妄意，蓋嘗有志于事功”［8］2648，紹圣元年（1094）閏四月定州作《釀北岳青詞》云“少年出仕，本有志于救人”［8］2785，每逢朝政有失，“如食中有蠅，吐之乃已”“使某不言，誰當言者？某之所慮，不過恐朝廷殺我耳”［18］。甚至在始知英州，一月之遭多次貶黜，后貶惠州途經過鄱陽湖至南康時仍然有“許國心猶在，康時術已虛”［8］4363的感慨。

蘇軾一生坎坷，官場不如意。雖有京城為官的經歷，更有初仕鳳翔，繼歷知密、徐、湖、登、杭、潁、揚、定八州的輾轉，兼有元豐二年（1079）被貶謫到黃州、紹圣元年（1094）貶惠州、紹圣四年（1097）貶儋州的苦難。元符三年（1100）四月雖朝廷大赦，建中靖國元年（1101）得以北歸，天不憐人，卻于七月二十八日病逝于常州孫氏宅。蘇軾一生不是沒有機會飛黃騰達，《宋史》評：“軾稍自韜戢，雖不獲柄用，亦當免。雖然，假令軾以是而易其所為，尚得為軾哉？”［16］10819元祐六年（1091）五月十九日開封作《杭州召還乞郡狀》也說“若少加附會，進用可必”，可是蘇軾有自己的政治立場，“不忍欺天負心”［8］3374。蘇軾崇善嫉惡，元豐元年（1078）一月二十四在徐州作《思堂記》曰“君子之于善也，如好好色；其于不善也，如惡惡臭”［8］1146。他贊美與自己同道不同流俗的士人，《與楊元素》褒獎楊的高節：“昔之君子，惟荊是師。今之君子，惟溫是隨。所隨不同，其為隨一也。老弟與溫相知至深，始終無間，然多不隨耳?！保?］6142他不僅為人從政如此，對詩文創作也如是觀，《鳧繹先生詩集敘》贊美顏太初十余篇詩文“皆有為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谷必可以療饑，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8］968-969?！把员刂挟斒乐^”，體現的正是儒家的責任擔當。蘇軾的正直是由內而外、始終如一的，蘇轍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也評價蘇軾“其于人，見善稱之如恐不及；見不善斥之如恐不盡；見義勇于敢為，而不顧其害。用此數困于世，然終以為恨”［9］224。

蘇軾仁者之心，博愛寬厚，得到了百姓愛戴，劉壯輿《漫浪野録》載蘇軾自言“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吾眼前見天下無一個不好人”［19］。元符三年（1100），蘇軾離開儋州，北還時儋州人“爭致贍遺”［8］3377相送。建中靖國元年（1101）船抵常州，邵博《邵氏聞見后錄》載：“東坡自海外歸毗陵，病暑，著小冠，披半臂，坐船中。夾運河，千萬人隨觀之。東坡顧坐客曰：‘莫看殺軾否？’其為人愛慕如此?！保?0］《續資治通鑒·宋紀卷六十八》記載熙寧三年（1070）八月乙丑司馬光乞外任時與神宗一段對話，司馬光舉例蘇軾輩因忤逆王安石新法而被“肆行詆毀，中以危法”，神宗皇帝說“蘇軾非佳士”［21］。蘇軾忠君愛國，卻得不到統治階級高層的認可和重用。雖有“元祐更化”的短暫輝煌，也只是垂簾聽政傾心保守派的高太后懿旨。哲宗皇帝親政后迅速改元紹圣，紹續先帝變法，對反對新法的舊黨不予重用，蘇軾也被貶惠州。上文也提到蘇軾不愿依附新黨，但他也不滿司馬光執政時舊黨盡廢新法，認為新法中也有一些經過踐行證實有利于國家和百姓的地方，他在新舊黨爭的夾縫中生存，政治生命可想而知。

元豐二年（1079）的“烏臺詩案”雖定罪蘇軾對皇帝不敬、謗訕新政等，但蘇軾忠君愛國思想始終如一、昭然可見。元祐六年（1091）二月，時任杭州知州的蘇軾以翰林學士承旨召還，接到任命后蘇軾屢次上書辭免翰林學士承旨，帝不許。蘇軾在《杭州召還乞郡狀》中對神宗哲宗的知遇之恩、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及服闋入覲，便蒙神宗皇帝召對，面賜獎激”，“自惟遠人，蒙二帝非常之知”，“及陛下即位，起臣于貶所。臣惟有獨立不倚，知無不言，可以少報萬一”［8］3376。蘇軾自言性格“剛褊”［8］3377，“與司馬光異論，光初不以此怒臣，而臺諫諸人，逆探光意，遂與臣為仇。臣又素疾程頤之奸，未嘗假以色詞，故頤之黨人，無不側目”［8］3376?！渡凼下勔娗颁洝肪硎f“當時有洛黨、川黨、朔黨之語”，三黨分別以程頤、蘇軾、司馬光為領袖，“諸黨相攻擊不已”［17］761。蘇軾先后得罪各派高層，處境可想而知，究其因，自身性格表象下更多的是以家國百姓為重的政治立場堅守，這也正是他人格魅力所在。該文中蘇軾說自己“守其初心，始終不變”［8］3377，“報國之心，死而后已”［8］3378。蘇軾不愿“貪得患失、隨世俛仰，改其常度”［8］3377，初心就是忠君報國之心、愛民正直之心。蘇軾《張文定公墓志銘》說：“大道之行，士貴其身。維人求我，匪我求人。秦漢以來，士賤君肆。區區仆臣，以得為喜。功利之趨，謗毀是逃。我觀其身，夏畦之勞?！保?］1498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就是儒家之道，儒道根本出發點就是為民，士大夫要有獨立人格、勇于擔當的精神，遵守踐行儒道。尊主澤民、宦海沉浮與政治理想初心的堅守，正是蘇軾心靈深處苦悶彷徨的矛盾根本所在。

二、超然物外與失意長恨的思想彷徨

關于蘇軾的超然物外，學界談得較多，多圍繞蘇軾在密州時期的創作展開，主要是《超然臺記》及其群體唱和、《醉白堂記》《蓋公堂記》《后杞菊賦》和“密州三曲”（《江城子·十年生死兩茫?！贰督亲印っ苤莩霁C》《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望江南·超然臺上作》等作品中超然精神的挖掘。

蘇軾認為游于物外就能無往而不樂?！冻慌_記》說：“凡物皆有可觀。茍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保?］1104黃震云《黃氏日抄》卷六二《蘇文·記》評之為：“《超然臺記》謂物皆可樂，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無往而不樂，蓋游于物之外?！保?］1110姜寶云《三蘇文范》卷一四解釋超然為“此記有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脫出塵寰之外之意”［8］1110?！冻慌_記》前半段議論，后半段敘事，金圣嘆《天下才子必讀書》卷一五指出“此文手法超妙，全從《莊子·達生》《至樂》等篇取氣來”［8］1111。蘇轍在《欒城集》卷一七《超然臺賦·敘》里說明了他應蘇軾之邀，借用老子的話“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取臺名為超然。蘇轍在敘里介紹了蘇軾從繁華錢塘到“風俗樸陋，四方賓客不至”的高密后，面臨的是大旱、螟蝗、盜賊、饑饉等困境，“居處隱陋，無以自放”，修葺廢臺目的很明確，能“日與其僚覽其山川而樂之”［22］。蘇軾《超然臺記》也說可“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8］1105。蘇轍在《超然臺賦·敘》里羅列了兩組范疇對子：第一組對子是山居者、林居者、耕者、漁者和臺的對比，前者只知道山、林、原、澤，僅“安于其所，其樂不相及”，而后者臺及“樂哉游乎”的登臺人則能盡享超然之樂。第二組對子是“奔走于是非之場，浮沉于榮辱之海，囂然盡力而忘反”的“天下之士”和達者的對比，前者不能超然“莫自知”，達者超越前者、哀之并能超然?！岸叻且云涑徊焕塾谖锕市?？”［22］，“二者”指的是山居者、林居者、耕者、漁者和不知自的天下之士，他們都受物所累，因未能有超然物外之樂。蘇轍的取名得到了蘇軾的認可，蘇軾認為知我者弟弟也，“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游于物之外也”［8］1106。

蘇軾游于物外觀點源自莊子，莊子主張齋心、“心閑而無事”?！冻慌_記》可見，蘇軾超然物外的“物”非僅指具體可感之物，還應包含貴賤、福禍、貧富、美惡、去取、小大、憂樂等。熙寧十年（1077）七月二十二日蘇軾知徐州時作《寶繪堂記》提出“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雖微足以為樂，雖尤物不足以為病。留意于物，雖微物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8］1122。蘇軾肯定寓意于物的人生審美態度，是對超然物外的進一步詮釋和剖析。元豐五年（1082）七月十八日蘇軾黃州作《赤壁賦》，借主客問答方式給出自己的超然物外觀點，指出逝去的水和圓缺的月分別“未嘗往”“卒莫消長”，以變與不變之辨哲理，開悟客不必“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體現蘇軾身處貶謫之境仍能保持樂觀豁達、隨緣自適的宇宙觀、人生觀，最后歸到“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茍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8］27超然物外的結論。

蘇軾超然源于莊子又別于莊子，他不愿棄世，也不能忘世。元豐五年（1082）二月作《雪堂記》［8］1308，借主客問答之辭，表達自己既不愿做“天機淺”的“散人”，也不愿做“趦趄于利害”“猖狂憂患”“嗜欲深”的“拘人”?！笆翘弥饕?，吾非取雪之勢，而取雪之意。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機”，他明確說出自己不逃避世事，只“脫吾之機”“逃世之機”?！肚f子·天地》曰：“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于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保?3］有機者道不存，蘇軾他脫逃的機不是莊子之機，追求的也不純是莊子之道，他只是不愿做腐儒、俗儒，他想做的是境界高尚、尊主澤民的原儒。故他得出具有自己獨居特點的“性之便，意之適”［8］1312處世觀點。

蘇軾尊主澤民，就決定了他不能完全做到超然物外，作品中往往期待重用和現實苦悶并行，心靈的掙扎在作品中交織呈現。蘇軾自信有安邦定國之才，熙寧七年（1074）十一月下旬赴密州早行馬上寄子由作《沁園春·孤館燈青》“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此事何難”，同時也有“用舍由時，行藏在我”［24］125的自慰，與李白《行路難》的矛盾心情反復交織書寫異曲同工，也透露出蘇軾的無奈。蘇軾《亡妻王氏墓志銘》說：“治平二年（1065）五月丁亥，趙郡蘇軾之妻王氏，卒于京師?！保?］1624熙寧八年（1075）蘇軾密州作《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詞時，距王弗去世整整10年，王弗16 嫁蘇軾，27 歲去世，“謹肅”“敏而靜”［8］1624，屏風后聽話幫助蘇軾甄別客人何人可交往，堪稱蘇軾為人處世的幫助者。悼亡詞《詩經》發起端，晉代潘岳、唐代元稹接武，蘇軾本篇繼其后而居上?！扒Ю锕聣?，無處話凄涼?？v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24］131。詞作絕非僅僅是悼亡，10年間的人事不如意，更讓作者心傷難過，自己雖只有39 歲，但已“塵滿面，鬢如霜”到故人“不識”境地，“凄涼”無法言表、無處可說，夢里相顧，只能灑淚。官場不得志，密州的地偏樸陋，加上天災人禍，蘇轍《超然臺賦·敘》說蘇軾“幾年而后少安”［22］，這時的蘇軾正處于不安的心態。熙寧八年（1075）十月，密州蝗蟲、干旱，祈雨得，祭謝常山回小獵，與梅戶曹會獵鐵溝作《江城子·密州出獵》：“持節云中，何日遣馮唐？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保?4］136節為兵符，是古代使節用以取信的憑證，持節是奉朝廷重大使命才有?！妒酚洝ゑT唐列傳》載漢文帝時，魏尚為云中太守，魏尚親率車騎出擊匈奴，后因報功文書寫殺敵數字虛報了6 個被削職，經馮唐辯白后，文帝派馮唐“持節”去赦免魏尚官復原職［25］。蘇軾豪情滿懷，已不在乎自己的“鬢微霜”了，以魏尚自許，希望能得到朝廷的信任和重用。

若說上面三首詞是蘇軾修葺超然臺前作，不足以看到他不能做到完全超然。那下面的作品都是熙寧八年（1075）十一月超然臺成后作，更能見到作者超然未能的痛苦。熙寧九年（1076年）暮春，蘇軾登上超然臺，看到春水春花、煙雨千家，作《望江南·超然臺作》。詞中“酒醒”“咨嗟”“休對”“且將”［24］151等清楚可見作者的黯然傷神和自勸自勉，表面看是鄉思觸動，其背后是懷才不遇、游子漂泊之苦。熙寧四年（1071）蘇軾赴任杭州通判，蘇轍送行，從陳州送到潁州，時為九月，后兄弟二人無暇見面，到寫這首詞時已五年未見。熙寧四年（1071）蘇軾以開封府推官通判杭州為了遠離京城政治斗爭中心，熙寧七年（1074）請知密州，實際處境仍然是冷遇外放、生活窘困。雖說此時面貌加豐，發白返黑，貌似曠達，難以遮掩內心深處的失落痛苦。熙寧九年（1076）八月十五，蘇軾作中秋絕唱《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大醉”遣懷是主，“兼懷子由”是輔，對于尊主澤民的作者，“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保?4］161既有朝廷官場險惡之嘆，又有自己思想境界之高，無人能懂、無人能識、無人能用的悲哀。

不獨密州期，蘇軾黃州期作品也體現出超然物外與彷徨苦悶的交疊。元豐五年（1082）七月作《念奴嬌·赤壁懷古》，作者借“人道是”的“三國周郎赤壁”闡發自己的心情，將“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34 歲周瑜與早生華發的47 歲自己作比較，內心非常失落，想象人會笑作者“多情”，多情里就包含建功立業不得的痛苦和時不我待、老大無成的感嘆，“人生如夢”［24］391，無法排遣，只能用酒祭灑江月。元豐六年（1083）十月十二日夜的《記承天寺夜游》“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者耳”?！伴e人”表面看是自嘲，實是只有情趣高雅之人方能欣賞這月夜、這竹柏，“閑人”也內含了蘇軾政治抱負不能實現的悲涼心境。他是不愿做一個真正閑散無事“閑人”的，賞月超然的“閑人”背后是被貶“閑人”的自我慰藉。正如蘇軾元豐五年（1082）九月作《臨江仙·夜歸臨皋》所言：“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保?4］409為自己奔走忙碌、不能忘卻名利而自怨自艾，長恨我身，雖“吾老矣”（《江城子·夢中了了醉中醒》）［24］344，但仍然未能忘卻尊主澤民的初心。

值得注意的是，一般都會將《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作為蘇軾超然物外、樂觀曠達的代表作。作品中“一蓑煙雨任平生”精神被人們贊賞，鄭文焯評“此足征是翁坦蕩之懷”（《大鶴山人詞話》）［24］353。不過，若將蘇軾黃州同時期前后作品按時間順序看，就會發現其耐人尋味之處，超然和苦悶矛盾并存，本打算借超然澆心中塊壘，可“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李白《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云》）［26］?！抖L波》（莫聽穿林打葉聲）作于元豐五年（1082）三月七日，《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前月（二月）作《江城子·夢中了了醉中醒》有“走遍人間，依舊卻躬耕”［24］344的遺憾無奈。三月上旬蘇軾作《浣溪沙》（山下蘭芽短浸溪），有“誰道人生無再少，門前流水尚能西。休將白發唱黃雞”［24］361，顯示了樂觀向上精神，與《定風波》為同時，稍后為去蘄水買田不遂，游郭門外清泉寺作，沿襲了《定風波》超然樂觀調子。元豐五年（1082）七月作《念奴嬌·赤壁懷古》超然與苦悶交織纏繞已見上述，元豐五年（1082）三月上旬末作《西江月》（照野彌彌淺浪），蘇軾自序“頃在黃州，春夜行蘄水中，過酒家飲。酒醉，乘月至一溪橋上，解鞍曲肱，醉臥少休。及覺已曉，亂山攢擁，流水鏘然，疑非塵世也”［24］364，非塵世，也見出作者現實困窘，想借用仙境實現理想，與密州《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一脈相承。與《定風波》《浣溪沙》寫實不同，仙境是寫虛，化實為虛的近期創造還有元豐五年（1082）七月作《赤壁賦》“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挾飛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長終”［8］27，元豐五年（1082）中秋作《念奴嬌·憑高遠眺》“玉宇瓊樓，乘鸞來去，人在清涼國”“便欲乘風，翻然歸去，何用騎鵬翼”［24］402，因塵世困難煩惱太多，理想和現實差距太大，貶謫時心情更煩悶，向往乘風歸去清涼國得以解脫。

修齊治平的儒家情懷是蘇軾一生的堅守，外化為尊主澤民，內心渴望建功立業、襟袍開展，卻宦海浮沉、老大無成，現實的殘酷、仕途的不順、人生的坎坷，使得他向佛道家思想里尋找思想解脫和排遣，“超然物外”就是他援道入儒的結果。究其因，首先，尊主澤民與蘇軾受家庭教育有關。蘇洵《上余青州書》說嘗有志于當世、“慨然有志于功名”［27］184“固有意于從宦”［27］153“竊有志于今世”［27］104。蘇轍說母親“生而志節不群，好讀書，通古今，知其治亂得失之故”，“好讀書，明識過人，志節凜然，每語其家人‘二子必不負吾志’”［27］260。蘇軾繼承了父母的報國之志，蘇軾說自己“少時妄意，蓋嘗有志于事功”“少年出仕，本有志于救人”，哪怕貶謫中也“許國心猶在”。其次，“超然物外”與蘇軾坎坷經歷有關。蘇軾一生團團如磨牛，歷知密、徐、湖、登、杭、潁、揚、定八州，既有東京汴梁朝廷大員的輝煌，又有黃州惠州儋州貶謫的苦難。最后，正因他內心有儒家情懷的堅守，所以他在新舊黨爭的夾縫中艱難生存，挫折困難、貶謫外放，甚至面臨牢獄死亡，促使他在佛道尤其道家思想中尋找療傷的良藥，那便是超然物外，以寓意于物不留意于物、樂觀曠達、詼諧幽默等方式呈現出來。

三、隱而不得與東坡精神的不朽棲居

蘇軾《臨江仙·夜歸臨皋》“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24］345。蘇軾出仕后隨著對官場復雜的認識加深，常有歸隱情結，然而歸隱江海只是嘴里說說，聊以自慰而已。蘇轍《欒城集》卷七《逍遙堂會宿二首并引》云：“轍幼從子瞻讀書，未嘗一日相舍。既壯，將宦游四方，讀韋蘇州詩，至‘安知風雨夜，復此對床眠’，惻然感之，乃相約早退，為閑居之樂。故子瞻始為鳳翔幕府，留詩為別曰：‘夜雨何時聽蕭瑟?！保?8］

典型的蘇軾歸隱思想體現在他和陶詩中。據王文誥輯注的《蘇軾詩集》統計，蘇軾“烏臺詩案”前存詩有1 006 首，其中與陶淵明相關詩歌有38 首［29］。蘇軾追慕陶淵明始于貶謫黃州期間，《與參寥子二十一首》之二“追配彭澤”，《江城子》說“夢中了了醉中醒。只淵明，是前生”［24］344?！稌鴾Y明〈羲農去我久〉詩后》云：“余聞江州東林寺，有陶淵明詩集，方欲遣人求之，而李江州忽送一部遺余，字大紙厚，甚可喜也?！保?］7493《陶驥子駿佚老堂二首》其一亦曰：“淵明吾所師?！保?4］2583蘇軾和陶詩始于元祐七年（1092）知揚州作《飲酒二十首》，若說蘇軾揚州和陶詩偶爾為之，那么他惠州則有和陶詩的明確寫作意圖?！稓w園田居六首序》曰：“始余在廣陵和淵明《飲酒二十首》，今復為此，要當盡和其詩乃已而?！保?3］4509據王文誥載蘇軾嶺南作詩400 多首，其中與陶淵明相關的近2/5。后人關于蘇軾和陶詩數量眾說紛紜，有據王文誥輯詩統計124首，有據黃庭堅統計109篇［2］604。紹圣三年（1096）春末惠州作《和陶桃花源并引》

予在潁州，夢至一官府，人物與俗間無異，而山川清遠，有足樂者，顧視堂上，榜曰仇池。覺而念之，仇池武都氐故地，楊難當所保，余何為居之。明日，以問客?？陀汹w令畤德麟者，曰：“公何為問此，此乃福地，小有洞天之附庸也。杜子美蓋云：‘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彼展げ渴汤赏鯕J臣仲至謂余曰：“吾嘗奉使過仇池，有九十九泉，萬山環之，可以避世，如桃源也?！保?3］4751

潁州任上仇池夢成了蘇軾追求的精神家園，蘇軾知揚州《雙石》引曰：

至揚州，獲二石，其一綠色，岡巒迤邐，有穴達于背。其一玉白可鑒。漬以盆水，置幾案間。忽憶在潁州日，夢人請住一官府，榜曰“仇池”。覺而誦杜子美詩曰：“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保?3］3971-3972

蘇軾知揚州開始對陶淵明詩歌的關注唱和，仇池雙石的命名也透露出遁世想法。蘇軾分別居潁州、揚州、惠州前后時間跨度很大，但他內心深處一直有個仇池桃源情結，常常提醒他要超越和歸隱。

蘇軾學陶、和陶的目的很明確，為了排遣內心郁悶情緒，建構屬于自己的桃花源，并認為這個精神家園人人皆可到達?！稌鴾Y明〈羲農去我久〉詩后》云：“每體中不佳，輒取讀，不過一篇，唯恐讀盡后，無以自遣耳?！保?］7493，《與程全父十二首》其十曰：“隨行有《陶淵明集》，陶寫伊郁，正賴此耳?！保?］6064《和陶東方有一士》說“借君無弦琴，寓我非指彈”［13］4900，欲通過和陶寄托自己的感情。蘇軾《和陶桃花源并引》詩說“凡圣無異居，清濁共此世。心閑偶自見，念起忽已逝”，“夢往從之游，神交發吾蔽”［13］4751，不同于陶淵明筆下外在神秘桃源場所，蘇軾認為凡人圣人都能通過靜心和夢境達到屬于自己精神深處的桃花源，這正是蘇軾歸隱不得的變相解脫方法。蘇轍《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9］85-86評蘇軾和陶、學陶，“淵明不肯為五斗米、一束帶見鄉里小兒，而子瞻出仕三十余年，為獄吏所折困，終不能悛，以陷于大難，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淵明，其誰肯信之？”，“終不能悛”和“誰肯信之”，道出了蘇軾的政治堅守一生未變。蘇轍在該文中寫到蘇軾給他來信說“吾于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為人，實有感焉”，蘇軾對于陶淵明自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有強烈共鳴和高度認同，“淵明此語，蓋實錄也。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服淵明，欲以晚節師范其萬一也”。清代張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鈔》這樣評價：“東坡和淵明詩，甚景慕淵明之為人也。淵明有道之士，其詩天然不可及。余讀東坡所和詩，仍是東坡本色，蓋各有其佳處耳?！保?0］蘇軾之所以學陶不像，具有“東坡本色”，根本因二人理想指向和歸隱情懷不同，陶淵明的歸隱是文人的另類人生自適選擇，蘇軾和陶詩說歸更多的是吏隱之間矛盾糾結的寬慰和療傷。建中靖國元年（1101）一月，蘇軾作《和陶始經曲阿》詩云：“江左古弱國，強臣遭夭衙。淵明墮詩酒，遂與功名疏。我生值良時，朱金義當纖。天命適如此，幸收廢棄余?！保?3］5088陶淵明生不逢時，自己卻恰逢盛世良辰，尊主澤民義不容辭，感激遇赦北歸，渴望仍能被朝廷所用。黃崇浩《蘇軾人生的三大楷?！肺恼J為“淵明之真，真隱也；東坡之真，真儒也”［31］。隱、儒之別，見地甚確。蘇軾內儒外道，雖能超然物外，但酒精麻醉也有清醒時候，無處可歸時就只能用“此心安處是吾鄉”（《定風波·常羨人間琢玉郎》）［24］526尋求解脫了。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隱士》說“漢唐以來，實際上入仕并不算鄙，隱居也不算高，而且也不算窮，必須欲‘隱’而不得，這才看作士人的末路”［32］。李澤厚評價蘇軾：

蘇軾一方面忠君愛國，學優而仕，抱負滿懷，是謹守儒家思想的人物，甚至有時還帶著似乎難以想象的正統迂腐氣，但是蘇留給后人的主要的形象并不是這一面，而恰好是他的另一面，這一面才是蘇之所以是蘇的關鍵所在，蘇一生并未退隱，也從未‘歸田’，但是他通過詩文所表達出來的那種人生空漠之感，卻比前人任何口頭上或事實上的“退隱””歸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因為蘇所表達出來的這種“退隱”心緒，……是對整個人生、世上的紛紛擾擾究竟有何目的和意義這個根本問題的懷疑、厭倦和企求解脫與舍棄，這當然比前者更要深刻一層。［33］159-160

從這個意義上看，隱而不得、超然物外的吏隱棲居，玉成了東坡精神內核。東坡精神兼容并包，含勤奮好學、責任擔當、創新求變、仁政民本、清正廉潔、窮達自處、樂觀豁達、詼諧幽默等豐富內涵。它外化為責任擔當，堪為從業表率，情操高尚，模范做人準則，內化為樂觀曠達，直面現實，勤學求變等諸多社會實踐的價值標準，成就了蘇軾為千古文人士大夫推崇追慕的品格典范。一如林語堂所言，“從佛教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視人生，道家的簡化人生，這位詩人在心靈識見中產生了他的混合的人生觀”［2］9，“蘇東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個記憶。但是他留給我們的，是他那心靈的喜悅，是他那思想的快樂，這才是萬古不朽的”［2］328，“像蘇東坡這樣富有創造力，這樣守正不阿，這樣放任不羈，這樣令人萬分傾倒而又望塵莫及的高士，有他的作品擺在書架上，就令人覺得有了豐富的精神食糧”［2］5。

蘇軾作品是留給后人豐富精神食糧的可視符號，而其中散發出的不朽人格魅力即東坡精神是千古流芳的文化內核。蘇軾這種“吏隱棲居”的生存方式在中國文學乃至文化史上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正如李澤厚所言，從中唐到北宋，蘇軾美學理論突顯對藝術風格、作品韻味及審美風貌意境的追求，蘇軾是“這一文藝思潮和美學趨向的典型代表”，“作為詩、文、書、畫無所不能，異常聰明敏銳的文藝全才”的蘇軾，是“中國后期封建社會文人們最親切喜愛的對象”。蘇軾的典型意義，在于他是“地主士大夫矛盾心情最早的鮮明人格化身”，他把“中晚唐開其端的進取與退隱的矛盾雙重心理發展到一個新的質變點”［33］159。這個質變點就是從前人的退隱躲避政治到蘇軾的退隱躲避社會，可卻又無法全部割斷與社會的聯系，這種不能全棄又無法解脫就是“隱而不得”，蘇軾對人生社會價值終極目標的厭倦懷疑、探究思考，較之前人更加深邃、沉重。蘇軾雖有超然物外的勉強尋找和自我調節，但“求超脫而未能，欲排遣反戲謔，使蘇軾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談世事而頗作玄思”，古今詩人只有陶淵明“最合蘇軾的標準”，是蘇軾“所愿頂禮膜拜的對象”［33］161，蘇軾作品中的超然物外和樂觀情緒，或者說蘇軾最被后人稱道的東坡精神中，“深深地埋藏著某種要求徹底解脫的出世意念”。蘇軾這種“美學理想和美學趣味”［33］162對后代浪漫主義思潮的形成有開啟和先驅作用。蘇軾不僅對封建美學具有典型意義，而且對后代士人品格影響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