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天津趕大營研究綜述

劉健鵬

(吉林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吉林 長春 130103)

中國的移民活動,歷史悠久,2000多年來從未中斷過。作為中國移民史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自清末以來,“趕大營”流行于天津與新疆兩地, 具體指的是天津楊柳青人遠涉八千多里,到新疆地區從事商業和貿易活動,他們也被稱為“大營客”。1881年3月2日,《申報》以《服賈遠方》為題目,對天津人“趕大營”進行報道,其中說:“天津楊柳青人多有運物往哈密一帶貿易者,俗謂之‘趕大營’,即左侯(指左宗棠)駐軍處所也[1]?！本瓦B遠在上海的《申報》也對其關注,可見當時天津趕大營活動影響之大。1875年,天津的楊柳青人隨左宗棠的軍隊進入新疆,并持續了四五代,直到20世紀30年代末,已成為新疆最具經濟實力和社會地位的商業幫派。一些日記、報紙、調查報告和游記描述了他們的活動,但由于是自發移民,當時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官方文獻記載較少。近年來由于政府高度重視和學者們的廣泛關注,一批有影響力的專著和文章相繼問世,但尚無較為系統的天津趕大營研究綜述,本文試圖對其相關研究現狀進行梳理,以全面了解天津趕大營運動。

一、天津趕大營起因之辨析

在學者們研究的基礎上,結合西方人口學中的人口遷移“推——拉”理論,來分析近代天津趕大營興起的原因。該理論認為,人口流動的動力由離開地的推力和進入地的拉力共同組成。

在遷出地排斥力方面,學者們多有論述,總的來說,學界對天津趕大營起因趨于一致,分為天災與人禍兩個方面:一是自然災害頻生、饑荒遍地;二是兵禍不斷,苛捐雜稅過重以及外資的入侵導致農民破產。隨著史料的挖掘,李?；舴业摹吨袊眯腥沼洝愤€指出當時由于戰亂不斷,大沽口主體已經破壞,且河道失于修治,大運河已將近干涸,使得賴以生存的楊柳青船戶盡數失去營生[2]。這些原因都使楊柳青人民其實就很窘迫的生活,更加火上澆油,大批人口不得不出外以求糊口。

在遷入地吸引力方面,牛燕軍等學者認為西征大軍在楊柳青發出的“征集令”是遷入的首要原因,左宗棠西征大軍在楊柳青附近招募貨郎、船工隨軍出征,,這一政策對當時失去營生的楊柳青人有想當大的吸引力[3]。而有些學者對此觀點提出了質疑,指出在史料中并未發現所謂在楊柳青的“征集令”,指出有數據顯示,在大軍出發前,已有500多楊柳青人到達肅州,于是自發組織的、為西征大軍提供生活物資的商隊便應運而生了,產生這樣的交集是一個偶然。所以在有無“征集令”這一點上還是存在爭議的。學者們較為一致地認為利益驅使也是遷入的重要因素之一,隨著以安文忠為首的第一批獲重利的楊柳青人返回家鄉,通過口耳相傳的形式,使得楊柳青人趨之若鶩;另外新疆地域廣闊、資源豐富,急需勞動力都成為遷入地的吸引,使無數楊柳青移民為之前往。西北的天津大營客移民原因各異,但總體上來說是為維持自身的生存而不得不遷入其他地區定居的自發移民,屬于生存型移民。

綜上所述,關于近代天津趕大營起因論述較為全面,前人的研究成果為后人的研究畫出了基本框架,我們可以更加注重運用經濟學、文化學等理論進行突破性研究,避免了在研究過程中考慮不全的情況出現。

二、天津趕大營之諸多特征

關于天津趕大營的特征,我們可以從外在特征與內部結構兩方面去探討,學界主要從戶籍地、移民線路、空間布局等進行了考察。

從籍貫來看,學者大都認為,天津趕大營移民大都來自楊柳青,但近期隨著史料的發掘,清末教育家溫世霖的《昆侖旅行日記》對少部分天津武清人趕大營做了記述,并把 “趕大營”武清商人稱為老鄉,主要源于武清與楊柳青毗鄰,各種交往致使“趕大營”隊伍里有不少武清人。[4]還有《寶坻閻檀與“趕大營”——閻皮莊閻氏家史》的發現,也證實其中天津寶坻人也參與在趕大營里[5]。這與通常學界研究略有不同,可以確定的是天津趕大營移民主要是楊柳青或其影響的周邊地區。從遷移路線來看,學界有較為一致的認識,其中方兆麟經過多次實地考證,總結出過去津商趕大營進新疆共三條路線:“中路;大、小草地路;西伯利亞鐵路[6]”。在楊柳青博物館,至今還保存著一張“趕大營親歷者”記下的路單,詳細地記載著從楊柳青出發到迪化(今烏魯木齊)所經過的站點情況。從空間分布來看,謝玉明等學者提出趕大營移民的空間分布具有流向的相對集中性,新疆收復時,烏魯木齊最為集中,因此被稱為“小楊柳青”。北疆其他城鎮分布集中在伊犁、奇臺、哈密、塔城等地,南疆則較少,主要分布在喀什、阿克蘇、焉耆、庫車、和闐等地,且主要分布在人口集中、交通便利的各大城鎮,還形成了如烏魯木齊大十字街、伊犁漢人街等商業街[7]。從移民的高潮來看,楊鴻岳等學者總結到“趕大營””在歷史上出現過三次高峰,第一次是在新疆歷史上首次出現了天津式的鋪面;第二次是在西北地區形成了資本雄厚的津幫商人集團;第三次是形成了“百藝進疆”的局面。并且他還歸納了津商及津幫成功的主要原因,認為“趕大營”的成功離不開當時政府和軍隊的支持,頗有紅頂商人的意味[8]。除此之外,學界對天津趕大營的性別結構、年齡結構和職業結構論述較少,但看法較為一致。從性別結構看,學者指出移民一直處于男性比例大大高于女性的局面,但后期女性比例有所提高。從年齡結構看,大營客年齡普遍較年輕,主要是勞動力人口,所以多為青壯年。從職業結構來看,學者認為趕大營移民以商業移民為主,其次為農業移民與移民的家人。

這一時期對其移民特征的考察更加詳細與深入,所使用的史料也更加豐富,更深刻地反映了當時天津趕大營的諸多特征。

三、天津趕大營與新疆的社會變遷

學者們關于天津趕大營與新疆社會變遷關系的研究比較集中于積極方面,主要從政治、經濟、文化方面進行了考察。

在政治變遷方面,從維護邊疆穩定來看,王亞彬等學者均一致指出趕大營維護了西北邊疆的統一和穩定[9]。最開始趕大營進入新疆的天津楊柳青人,與西征軍密切配合,收復新疆一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他們為維護邊疆穩定立下了不世之功。從民族交往來看,賈秀慧還指出在新疆的漢族商幫與少數民族商民在語言風俗、民族文化和慈善事業等方面進行交流,促進了族際友好交往[10]。

在文化變遷方面,津商在經商的過程中把現代文明也引入了新疆,開眾多風氣之先。如王樹枏在《新疆圖志》中記載,津商開辦了新疆歷史上第一個電影院,豐富了新疆人民的業余生活[11]。另外,據《烏魯木齊文史資料》記載津商為烏魯木齊大十字街安裝了路燈,這是邊城第一次出現路燈[12]。在不知不覺中將天津的風俗習慣帶到了新疆,由天津傳入新疆的天津風味小吃﹑骨醫﹑游藝等,這一切在歷史上被稱之為“百藝進疆”。從商紳文化來看,周泓指出楊柳青的商紳性及其文化的傳入,使其自身實現身份的轉變,也促使了近代新疆歷史上漢人主體結構的轉變[13]。從民俗文化來看,賈秀慧探討了晚清民國時期“迪化”的漢民俗文化,認為這一時期漢民俗文化促進了新疆多民族多元一體的文化格局的發展[14]。從蔬菜種植技術來看,尼·維·鮑戈亞夫連斯基等學者均指出趕大營移民引入了更加先進的種菜技術,改變了新疆的飲食文化,完善了飲食結構[15]。

在經濟變遷方面,學者們的著述主要集中在津商及其津幫的產生、發展和成就上。劉卓等學者從宏觀方面入手指出津商及津幫與近代新疆商業復興的互動關系,在創辦工商企業、穩定金融、抵制外國掠奪、協調物流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績,為新疆的經濟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16]。賈秀慧在津商及其商會方面有許多著述,并且引入社會學理論來解剖近代新疆漢族商幫的內部社會結構,使得對新疆漢族商幫的認識更為深刻[17]。張利民指出津商在新疆的經營范圍很廣,創辦了一批近代性質的企業,并分析了其經營方式、以個案探究了其營業額多寡,而且認為趕大營移民把新疆同世界市場相連,在新疆的商業活動也極大促進了天津經濟的發展[18]。

除了積極方面外,還存在一些消極方面,如遷入的漢族商人存在過度競爭并導致械斗頻生的現象,溫世霖在日記中記載了天津人與陜西人出現的械斗,并出現了王高升縱火案,證明當時在新疆的漢族商幫存在過度競爭問題[19]。

綜上所述,關于天津趕大營與新疆地區社會變遷的關系研究較為豐富且全面,不過多集中于積極方面,還需多多發掘涉及消極方面的文獻,使得全面的了解天津趕大營運動對新疆社會變遷的影響。

四、對未來深入研究的展望

(一)研究角度不斷創新

馬克思說過“能夠與一切學科相結合的就是歷史學?！睋Q句話說﹐歷史學可以從不同學科的角度來研究﹐探討歷史自身。例如,就近代天津趕大營這一問題研究可以從海外旅行團筆記的角度進行分析;還可以結合人口學或人類學等理論,分析近代天津趕大營移民的背景、高潮及其對新疆地區自然環境的影響。并且特別要引起注意的是,“趕大營”是中國移民史、商貿史,民族交往史的重要組成部分,與“下南洋”等都是近代中國影響極大的移民潮,所以,我們應該把它放到大的時代背景下,如收復新疆、絲綢之路與民族大融合當中去研究,這樣才能更好地理解歷史全貌,以資借鑒。

(二)研究方法不斷多樣

在研究方法上﹐不應只局限于使用傳統的歷史研究法,還應當在一手史料研究的基礎上,對天津及新疆當地檔案館或遺址進行實地探訪﹐大量翻閱政協文史資料、地方志、趕大營后裔家譜,注重對天津趕大營的移民本人及其后代口述史的研究。這些都是近代天津趕大營移民過程中的重要文獻,對趕大營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參考意義。

(三)研究內容不斷深入

要以史料為出發點,不遺余力地豐富趕大營移民史料。近年來,由于天津市政府、西青區政府的重視及西青檔案館的勤勉工作,成立了諸如“天津口述史研究會趕大營歷史研究專業委員會”之類的研究機構,西青區檔案館還推出一系列“尋根趕大營”成果展,面向趕大營后代收集口述視頻資料,還拍攝了大型人文紀錄片《趕大營》,首次以獨特的方式揭秘了近代天津大營客的移民歷史,并且天津西青區還籌建了“趕大營”博物館,集中展示涉及楊柳青人“趕大營”的歷史文獻、典籍、珍貴的實物以及新聞資料,集中反映“趕大營尋蹤”系列活動的重要成果,這必將引起趕大營的研究“熱”,將會有更多高質量的專著與文章問世。

總的來講,近些年來對大營客移民歷史的研究,既有一定的廣度與深度,當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因此,我們仍需對近代趕大營的研究角度不斷創新,引入不同學科研究方法,發掘更多的相關文獻進行全方位、多角度的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