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志愿服務的數字化轉型：表征、挑戰與行動路徑

辛雨軒 羅陽

一、問題的提出：大學生志愿服務如何推進數字化轉型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推進教育數字化”“完善志愿服務制度和工作體系”“引導、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業、社會組織和個人積極參與公益慈善事業”。隨著大數據、物聯網、云計算、人工智能、學習分析、人臉識別、區塊鏈等數字化技術的廣泛使用，教育和公益領域均在進行著數字化轉型?！皵底种驹浮崩砟畹奶岢?、“數字支教”教育實踐的嘗試、“志愿中國”信息系統的應用等標志著我國志愿服務數字化轉型正處在飛速發展的階段。大學生志愿服務是高等教育與志愿服務事業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也面臨著需要數字化轉型的問題。如2022年發布的《高校志愿服務指標體系（試行）》，將建立與使用志愿服務信息系統作為評價標準，《青年志愿者服務社區行動指引（2022年版）》提出要拓展網上服務陣地等。由此可見，依托數字化轉型的契機，促進大學生志愿服務變革迫在眉睫。

當前，大學生志愿服務如何進行數字化轉型成為高等教育領域需要面對的一個重要問題。數字化轉型是指通過使用數字技術使得社會和行業發生深刻變革，應當體現數字技術的應用與組織的深刻變革兩個特征，具有高效性、增值性、全局性、開放性。[1]數字化志愿服務就是運用大數據技術，及時對志愿者的服務質量進行跟蹤和評估，反饋存在的問題，把志愿服務行為納入到社會信用與社會榮譽的評價系統，最終達到志愿服務的供需匹配。[2]大學生志愿服務實現數字化轉型需要從思想、機制、隊伍、平臺層面探索創新路徑。[3]此外，還需要進一步提升團隊的電子領導力，塑造團隊的志愿行為。[4]實踐中，大學生志愿服務的數字化轉型也在積極推動。例如，2022年共青團中央、中央文明辦等單位聯合主辦的第六屆中國青年志愿服務項目大賽對優秀大學生志愿項目給予扶持和獎勵。國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務平臺于2022 年正式上線，依托大數據的底層邏輯，涵蓋資源建設、組織結構、運行保障、本地—區域協同等內容，為高等教育數字化轉型提供典型實踐案例。各高校的志愿者服務也在嘗試進行數字化轉型的實踐，例如中國青年志愿者網、中國志愿服務聯合會志愿云系統、“志愿匯”App、廣東志愿者信息管理服務平臺（也稱“i志愿”平臺）等志愿服務平臺相繼成立，這些志愿服務平臺充分整合并運用了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區塊鏈等數字化技術，為大學生志愿服務的數字化轉型奠定數字基礎。

在高校教育與志愿服務領域數字化轉型實踐雖然取得一定成效，但是針對大學生群體的志愿服務如何實現數字化轉型的研究相對較少，亟須相關理論的研究和突破路徑的指導。本研究借鑒OECD高等教育數字化轉型的行動路徑，[5]將大學生志愿服務實現數字化轉型的行動路徑分為四個層次（見圖1），從政策法規、數字平臺建設、志愿管理機制、志愿服務參與者的發展這四個層面展開分析，對推動大學生志愿服務的數字化轉型具有一定的支撐意義。該模型的研究領域涉及影響因素、過程與結果，且具有開放性和通用性，可以用來確定大學生志愿服務數字化轉型的研究范圍，適用于廣泛的大學生志愿服務的數字化轉型問題。為探究大學生志愿服務數字化轉型的具體實施路徑，本研究將分析大學生志愿服務數字化轉型的四重表征，梳理當前數字化轉型面臨的挑戰，最后提出行動路徑，依托數字化轉型的契機，在高校中充分弘揚“奉獻、友愛、互助、進步”志愿精神。

圖1 大學生志愿服務實現數字化轉型的行動路徑

二、大學生志愿服務數字化轉型的四重表征

當前，大學生群體開展志愿服務受到高等教育數字化轉型的影響，在志愿活動中呈現出四重表征，具體表現在頂層設計、技術更新、組織協同、人才培養四個方面。在推動大學生志愿服務數字化轉型的過程中需要精準把握轉型的要素，對促進新時代大學生志愿服務邁向更高水平意義深遠。

（一）以頂層設計為導向

大學生志愿服務實現數字化轉型是提升志愿服務質量的關鍵一步，需要做好頂層設計，在政策與法規層面抓住重點與難點，使技術、內容與提高人的素質互相促進。[6]一方面，法規作為制度的一部分，可以開啟、促進、保護數字化志愿服務發展，也可以加強主體責任和義務，抑或是定性新型的侵權或違法行為。高校要實現大學生志愿服務數字化轉型的整體提升，就必須從法規制度中找準數字化志愿服務的定位。大學生志愿服務數字化轉型的相關法規需要反映人類道德，大學生群體正處于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的定型階段，如何平衡法規的強制性和志愿服務的自愿性、公益性的關系，需要不斷探索。另一方面，從國家到地方紛紛開始出臺政策文件，助力大學生志愿服務實現數字化轉型。如2021年《臺州市志愿服務事業發展三年行動計劃（2021—2023 年）》明確提出要推進志愿服務組織與隊伍建設，推動志愿服務活動常態化，加快志愿服務陣地平臺的迭代升級，健全志愿服務激勵保障機制四方面舉措。

（二）以技術更新為驅動

第一，數據正在賦能大學生志愿服務。從數據利用層面來看，大學生志愿服務數字化轉型表征為數據來源豐富，需要重視釋放數據價值。大學生志愿服務數字化轉型包括數字化初級階段、中級階段和高級階段全過程。[7]從最初將物理形式的志愿信息轉換成數字形式，如簡單的高校學生志愿服務信息數據管理系統，發展到將志愿流程數字化，提高流程的運行效率，如個性化志愿數據檔案，再到流程與組織目標保持一致，構建高校志愿服務數字化環境，最終實現人的發展，并意圖在數據的支持下，使大學生志愿服務能夠呈現出靈活、專業、系統的特征。[8]

第二，平臺不斷開拓志愿發展空間。從平臺的建設層面來看，需要建設適應社會、學校、學生發展，符合社會需要的數字平臺。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為志愿服務搭建更多平臺，更好發揮志愿服務在社會治理中的積極作用?！盵9]由此可見，志愿服務是促進社會文明，參與社會治理的重要途徑，構建綜合性較強的數字平臺，能夠提供豐富的志愿服務項目，增強大學生志愿者之間的聯結，創建良好的志愿服務環境。例如，中國青年志愿者平臺依托網站、微信公眾號，發布志愿項目、推送志愿新聞、開辟志愿社區，與其他志愿服務平臺聯動，開展公益活動等。后疫情時代，眾多高校創建“互聯網或新媒體+志愿服務”的模式，[10]借助數字化平臺，發布志愿服務動態、活動內容等信息，使學校和社會的聯系更加密切，同時也滿足了社會志愿服務的需要。

（三）以組織協同為主軸

第一，依托數字技術統籌安排資源、主體、媒介、數據，提升數據資源管理與整合的水平。在數字資源的管理方面，利用數字技術與數據資源解決復雜問題。[11]借鑒企業數字化轉型管理經驗，利用大數據、5G、區塊鏈等技術對志愿服務進行布局，加強過程管理，優化資源配置，助推大學生志愿服務的數字化轉型。例如，志愿服務管理部門利用數字平臺對公益組織分布情況及其資源稟賦作詳細了解；區塊鏈技術能夠通過旁路增信，做到資源精準匹配，以確保分配公平。[12]在數字資源的整合方面，推動志愿服務項目整合、過程流動、結果共享，對數據整合結果進行分析，采用數據可視化等方式闡釋數字背后的意義，指導大學生志愿服務的實踐。對志愿服務資源進行管理與整合，形成志愿服務的閉環系統，包括激勵、考核、技能提升、服務項目供需、服務效果評價等環節，[13]從而有效減輕志愿服務組織壓力，減少決策過程中非必要因素，推動高校志愿服務的科學發展。

第二，大學生志愿服務數字化轉型表征為全方位的協同，包括多元主體協同、媒介協同與數據協同。多元主體協同下，首先是學校內部協同需要學生志愿者、志愿組織、學校管理人員參與。數字化轉型為大學生志愿服務開辟出信息流通的通道，幫助高校志愿服務體系有效運轉，如陜西師范大學在QQ 軟件上打造的“陜star 志愿者招募頻道”。這是一個服務校內志愿者招募的平臺，以團委領導、志愿組織運營、大學生參與的模式，在頻道中分享最新的志愿活動信息。其次是?！f同，需要高校之間建立緊密聯系，共享信息資源。例如，聯合幾所高校開展“數字支教”活動，充分發揮各高校的學科、技術、人才資源優勢，使大學生志愿服務的組織形式得到創新，煥發志愿服務的新活力。最后是?！鐓f同，充分發揮高校與基層社區“共同體”的集體力量，應對社會風險挑戰，為學生發展、社會進步提供機會，[14]建立并更新志愿服務領域的資源數據庫，構建跨區域、跨行業的志愿服務共享專區，[15]擴展志愿服務的內容形式、影響范圍。媒介協同下，大學生依托官方媒介如高校志愿服務公眾號、網站，學生交流平臺、表白墻等信息交流平臺，獲取志愿服務相關信息。媒介協同效應推動大學生了解志愿精神、志愿文化，鼓勵更多學生投入志愿實踐，為社會、學校、個體發展做出貢獻。數據協同下，通過采集、利用志愿服務信息數據，形成龐大的數據“智慧倉儲”。[16]這些數據信息包括志愿活動電子檔案、志愿者比賽、志愿項目等，發揮“智慧倉儲”的數字價值，調整志愿服務的內容、方案，助力大學生志愿服務實現數字化轉型。

多元主體協同、媒介協同與數據協同共同構成了志愿服務全方位協同的模式（見圖2），三者相互作用，體現了人、數據和傳播的關系。只有充分發揮各部分的優勢，將三者緊密聯系起來，才能順利實現信息化向數字化的轉型。

圖2 大學生志愿服務全方位協同的模式

（四）以人才培養為支撐

一是追求數字化領導力。數字化領導力是領導者將專業知識、能力與數字技術相結合，推動團隊達成目標的新型領導力，能夠對團隊有效性產生重要影響。[17]數字技術的發展促使大學生志愿服務在組織流程、工作流程等方面發生了重大變革。高校志愿服務的領導者積極支持并鼓勵志愿團隊成員主動整合項目資源，學習新技能，加強與大學生志愿者的情感聯系，加強志愿者團隊的凝聚力。高校開展志愿服務數字化轉型需要能夠提供技術指導的領導者，確保組織機構有效地開展工作，切實推進大學生志愿服務數字化轉型目標的實現。[18]數字化領導力的關鍵在于自我顛覆，擺脫固有思維模式，提高對數字的敏銳程度，關注大學生志愿服務數字化轉型背后的志愿服務數據可視化、數據統計和自動化等內容，也要重視志愿服務組織的階段性反思，利用數字化技術跟進變革進展，提升大學生志愿服務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的適應能力。

二是打造數字素養人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為“數字素養”是21 世紀必需的關鍵能力。[19]形成數字化思維可以有效擺脫傳統封閉性的思維方式，使大學生充分認識到數據作為獨立的生產要素在價值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大學生志愿服務數字化轉型階段，充分發揮“互聯網+”優勢，將創新精神同志愿活動相結合，如開展云志愿活動，需要志愿者兼具數字素養與志愿精神。在“數字顛覆”下，借助信息技術的應用改變大學生的思維模式，建構大學生志愿服務的數字化活動，[20]以大學生志愿服務為支撐，培育具有數字素養的人才。

三、大學生志愿服務數字化轉型的挑戰

大學生志愿服務實現數字化轉型需要面對來自各方面的挑戰。正確認識這些挑戰，有利于深入了解數字化志愿服務體系，立足于當前大學生志愿服務數字化轉型面臨的四項挑戰展開分析，契合OECD 行動路徑的模型。如何在數字技術迅猛發展的前提下平穩推進大學生志愿服務數字化轉型，是我國志愿服務實現數字化轉型的重大挑戰。

（一）方向把握：政策法規的有限適切

一是有關大學生志愿服務數字化轉型的政策法規不夠完善、缺乏系統性。一方面，保障我國大學生數字志愿服務相關權益的政策法規相對較少，除了已有的《中國注冊志愿者管理辦法》《高校共青團青年志愿服務工作指引（2022年版）》規定了志愿者的七項權利，[21]強調了青年志愿服務的政治屬性和育人功能，但其他方面并沒有涉及，對實踐指導的作用有限。另一方面有關大學生志愿服務數字化轉型的法規缺乏系統性?！吨腥A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數據安全法》《網絡安全審查辦法》等法規對各門類的數據安全問題進行規定。然而，受技術、人才、資金等問題限制，大學生志愿服務領域的數據安全仍面臨較大風險。首先是數據異化、數據造假（數據被人為操縱和篡改）等問題，高校怎樣進行有效的防治，排除違背志愿服務目標的情況，保存客觀、科學的分析結果，確保大學生志愿者的相關數據真實、準確。其次，個人信息安全治理問題也不斷暴露。如何提高志愿服務系統的安全性，保證大學生信息不被泄露，在保證數據安全的前提下實現信息共享，需要深入探究。最后，數字化轉型缺乏微觀監管的環節。由于高校缺乏專人進行監管，往往由學校的信息處包攬學校網絡的一應事務，使得大學生志愿服務在監管方面存在一定的疏漏。

二是大學生志愿服務的激勵政策與長效追蹤體系不健全，尚不能使用數字技術為大學生志愿服務的發展提供堅實依靠。一方面學校將志愿服務時長納入學生推優考評的一部分。由于政策具有強制性，大學生往往帶有抵觸情緒，不能全身心投入志愿服務中，越來越多的學生企圖蒙混過關。學校登記大學生的志愿服務時長通常由學生干部或志愿服務的組長登錄系統進行記錄，這種方式缺乏監管機制，容易產生志愿服務時長造假、志愿內容篡改等問題，長此以往不利于志愿服務團體的良性發展。另一方面當前尚未形成志愿服務對個人發展影響的長效追蹤體系，數字化志愿系統不能跟隨學生畢業進入社會。學校的激勵方式主要停留于在校學習期間，學生畢業后對其未來發展無法提供有效幫助。

（二）技術基礎：數字平臺的建設不足

一是大學生志愿服務數字化平臺融合技術低。一方面，各級平臺技術應用欠佳。大學生志愿服務在平臺的設計、管理和運行維護中存在短板，技術更新不及時，管理方式落后，同時存在將大學生志愿服務數字化平臺僅作為記錄志愿時長的工具，沒有實現志愿服務全過程的數字化轉型的現象。[22]另一方面，不同層級之間的平臺沒有建立有效連接。目前最常見的方式是在網站最后設置友情鏈接，通過頁面跳轉的方式實現不同平臺的切換。各大高校的志愿服務平臺在數字技術方面沒有實現平臺對接。正式平臺和非正式平臺之間的關系處理問題也需要重視。例如，有的大學生從正式的平臺搶占志愿服務名額，再通過QQ、微信的二手買賣群進行志愿服務名額“交易”，因此，學校僅憑志愿服務管理平臺很難實現對這類問題的監管。

二是大學生志愿服務系統重建設、輕應用。志愿者招募信息缺乏統一的途徑，管理人員為了方便，通常將有關志愿服務的需求以群通知的形式分享在年級群或者班級群，無形之間將正式的志愿服務平臺功能架空，未形成“數據—志愿服務”的閉環促進效果，具體體現在數據沒有被充分利用，高校志愿平臺和管理者對平臺數據的歸納、分析手段較為滯后，且認定志愿服務的方式單一，大學生被迫重復填表收集信息，導致平臺的使用價值變低。與此同時，高校在實施“數字支教”過程中受限于支教平臺功能，志愿者缺少與學生的互動，無法達到預期的課堂效果。

（三）過程組織：志愿管理的機制失調

第一，數字化志愿服務下大學生志愿精神的迷失。志愿服務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廣大志愿者奉獻愛心的重要渠道。[23]在文化視角下，倡導志愿精神體現出對于現代性文明的追求，是一種通過超越原有的文明形式而追求更為美好的生活的精神。[24]然而，隨著線上志愿形式的拓展，志愿服務流于形式主義，其志愿的初衷被淹沒。學校對志愿精神的重視程度不足，高校將更多精力放在了設計、組織和實施各種志愿活動的項目上，沒有充分利用網絡渠道宣傳志愿精神，導致志愿服務的實效降低。大學生志愿服務的數字化轉型借助平臺以硬性標準為大學生設置“門檻”，大學生更多是受制度約束參加志愿服務，缺乏內部動機、滿足感和對志愿服務利己與利他的認識，且受到互聯網非主流文化的沖擊，大學生難以內化志愿精神。[25]數字時代多元化的文化價值觀使社會公益精神很難深入人心，大學生志愿活動的社會價值常常被低估。[26]

第二，大學生志愿服務培訓的專業化程度低。首先，應用數字技術沒有扭轉大學生志愿服務培訓專業化程度低的局面。當前大學生志愿服務更多關注的是志愿活動本身而忽視了志愿者自身的發展。[27]數字技術應服務于大學生的發展，然而高校對于志愿服務培訓的目的認識不足，未能意識到志愿服務培訓對大學生品德發展的重要意義。其次，數字技術的發展使大學生志愿服務培訓的內容碎片化。志愿平臺與數字志愿培訓課程更新不及時，集中在通識培訓、技能培訓及組織紀律培訓等方面，志愿服務理念的培訓常被忽略。目前我國的志愿服務體系尚未形成數字化、專門化、體系化的全套培訓。學校的培訓和社會需求對接存在差異，尚不能借助區塊鏈、大數據等技術手段實現有效的溝通和聯合，造成高校的志愿服務培訓無法和社會需求實現精準對接。[28]最后，大學生志愿服務培訓的方法單一化，缺乏志愿服務培訓的專業師資和數字化教材，且以灌輸式PPT 宣講為主，培訓效果欠佳。有的大學生直言，在真正參與數字支教的志愿實踐中感受到難度很大，自己無法勝任，表示不會繼續參與類似的志愿活動。由此可見大學生志愿服務培訓目的簡單化、內容碎片化、方法的單一化共同導致了大學生志愿服務培訓的專業化程度低。

（四）主體參與：志愿服務參與者的發展受限

一是高校管理行政化嚴重。高校的領導者缺乏數字化領導力，不能高效地實現對整個志愿過程的監控和管理。一項志愿活動的開展，從提出創意反復修改確認，到招募志愿者、組織培訓、開展服務、反饋驗收等環節都需要層層審批，一系列環節影響了活動運轉速度，拉長了組織周期。行政化嚴重還體現在領導者通過微信群、線上會議等途徑強制學生參與志愿活動，要求各學院班級必須派出志愿者參與某次活動。長此以往，大學生志愿組織的獨立性不斷降低，逐漸萎縮，淪為一個符號、一塊牌子。[29]以目前校團委主導的形式很難有所突破，校團委的工作繁多，勢必需要多部門的協調與合作。

二是學生的數字素養與權益保障不足。大學生作為志愿服務的主要參與者，志愿服務能力是決定志愿服務效果的重要因素。數字化志愿服務需要大學生具有較高的數字化理念和素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2018 年發布的《數字素養全球框架》，指出了操作、信息、交流、內容創作、安全、問題解決和職業相關的7 個素養域。[30]目前，大學生志愿者普遍缺乏數字化信息處理能力，信息安全意識淡薄，問題解決能力欠缺。數字化志愿服務不能僅停留在數字軟件的使用中，更應該體現在數字思維的運用上。同時，學校對志愿者的權益保障不夠，包括志愿者人身安全、志愿補貼等。線上志愿服務面臨志愿者個人信息安全的挑戰，而線下志愿服務尤其是大學生到一些條件艱苦地區進行長期志愿服務時，又可能面臨人身安全風險。如何利用數字技術為志愿者的身心權益提供保障，需要學校和社會不斷探索。

三是多元主體、媒介、數據協同不充分。大學生志愿服務系統的協同性就是將志愿服務系統內部各個要素進行協調和整合，從而使系統整體功能穩定發揮的性質。[31]大學生志愿服務數字化轉型的協同按照參與元素可分為多元主體、媒介、數據三部分。首先強調的是主體的協同不充分。各高校的志愿服務組織之間聯系較少，學校和社會的項目聯系不足。其次，正式媒介和非正式媒介的協同匱乏。數字化時代大學生獲取信息的途徑更加多元，非正式媒介作為正式媒介的補充，如何規避風險，發揮正式媒介沒有的正向功能，如形成線上志愿社群，需要學校不斷引導而不是遏制。最后，數據協同也面臨巨大挑戰。由于平臺、數據庫限制，各高校掌握的數據較少分享，數據價值沒有充分挖掘，由此帶來數據鴻溝、數字壟斷問題，加劇了大學生志愿服務的分化。

四、大學生志愿服務數字化轉型的行動方案

大學生志愿服務數字化轉型自身是個動態發展的過程，受到制度、技術、組織、主體等因素的綜合影響。對大學生志愿服務數字化轉型而言，重要的是為數字化轉型提供行動指南，特別是奠定可操作化的具體措施的基礎。

（一）從“摸石頭過河”到“有了主心骨”：完善制度配套，確保政策落地

一是完善與數字化轉型相關的大學生志愿者政策法規。完善學生志愿服務中涉及數字化轉型問題的相關法規，針對數據異化、數據造假的現象進行嚴厲打擊，明確可為與不可為的邊界，從源頭規避數字風險。數據安全是保障大學生、高校能夠正常開展志愿活動的基礎。國家應盡快出臺專門的政策法規，高校應該深入理解現有法規，為全校師生普及數字化時代信息風險相關知識。政策法規的頒布與實施需要多方努力，高校應積極收集志愿服務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并積極尋求解決路徑，涉及大學生志愿服務數字化轉型的政策法規除了要重視數字風險外，還應在信息安全治理和監管流程上做出明確的規范。如對使用者的訪問權限進行限定，采用多方監管、網警定期網絡巡查的形式。

二是健全以成果認證為主的激勵政策。激勵政策需要進一步明確，學校將志愿服務納入推優考核辦法的出發點是好的，但缺乏監管也使志愿服務缺乏客觀的評價。學校應該嚴控志愿成果的認定，對數據造假的同學給予處分，嚴厲打擊志愿時長、內容造假的行為，以形成積極向上的志愿風氣。加強大學生志愿服務的成果認證，除了目前已有的第二課堂、志愿服務時長的認定機制，還可以使志愿服務成為大學生就業的一大助力。黨的二十大提出就業優先戰略，高?？梢詫⒋髮W生的志愿服務認定相關內容放入電子就業檔案中，以建立起權威性、數字化的人才認證系統，并將其作為企業選拔人才的重要參考標準，對積極參與志愿服務、具有奉獻精神的大學生予以優先錄用。

（二）從“遍地開花”到“抱團取暖”：強化數字賦能，提升志愿價值

第一，鑒于當前高校數字化志愿服務仍處于探索階段，需要創新高校志愿服務平臺的技術。例如，當前陜西師范大學與騰訊公司SSV 數字支教平臺合作開展“數字支教”，登錄小程序上即可實現查看課表、備課、學習等功能，也可登錄志愿者web 工作臺進行備課，與騰訊會議實現技術互通，通過共享課件開展支教活動，同時也為志愿者提供“數字支教”的平臺通路，帶動更廣泛的社會成員參與，在管理上可以實現用戶管理、教務管理和數據統計，形成志愿服務—數據的良性循環。此外，針對大學生人員流動性大的問題，可以利用數字化技術打破時空的割裂，使用5G、AIoT（人工智能物聯網）等數字技術記錄大學生群體的行動軌跡數據，創設全國性、數智化、一體化的志愿服務新模式。

第二，注重提高平臺的實用性，使平臺具有較高的活躍度。各平臺之間的連接應以功能為導向，促進平臺的數字化功能轉型。非正式平臺的管理可以組建志愿服務社群，為大學生提供一個便捷交流的平臺，在平臺可隨時發布招募信息。如有些高校在QQ 軟件中成立志愿者招募頻道，由校團委領導，學生社團組織，構建起以學校為單位的志愿服務空間，采用多樣化的志愿服務認定方式，如校內志愿和校外志愿、線上志愿和線下志愿相結合的認定方式。同時簡化統計信息流程，利用統一的數字化平臺實現信息的集成，將其存儲在數據庫中，既方便志愿信息的錄入又便于后期數據統計和分析。

（三）從“走個過場”到“精心籌備”：促進志愿過程，提升服務質量

一是充分弘揚志愿精神，大學生志愿服務的數字化轉型需要聚焦志愿過程。首先應該在大學生中充分弘揚“奉獻、友愛、互助、進步”的志愿精神，立足學生的發展開展數字化志愿活動。充分挖掘學生的內部動機，提升志愿服務水平，讓每位學生志愿者都能從活動中獲得滿足感。充分發揮網絡場域的育人功能，引導大學生的志愿服務行為從利己、己他兼顧逐漸走向純粹利他。[32]此外，思政課不僅應該在課堂上講，也應該在社會生活中來講。應該充分發揮高校的思政資源優勢，利用志愿活動開展“大思政課”，將數字化志愿活動融入育人場域。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為“大思政課”建設提供了有力的技術支撐，也開拓了網絡育人的場域。[33]

二是加強志愿組織培訓的專業化。努力提升志愿組織的培訓專業化水平，在培訓目的上，更多關注志愿者自身的發展。在培訓內容上，加強志愿服務的理念宣傳，如“西部紅燭”的支教精神，建立完整的數字化志愿者培訓體系，形成校內校外聯合培養機制。校內更加關注大學生志愿者的全面發展，校外更關注大學生志愿者服務社會的能力，將二者實現對接，提高大學生志愿者培訓的水平。在培訓方法上，充分發揮數字技術優勢，依托數字平臺開展培訓，便于學生掌握數字志愿服務必備能力。同時志愿服務培訓應常態化，并將其作為高校必修課計入學分，同時聘請有較強數字技術應用能力和志愿服務經驗的教師進行授課，避免培訓的隨意性。

（四）從“各自為營”到“合作共贏”：平衡參與主體，聚焦能力培養

一是領導層面搭建團委領導、教學輔助與學生自治相結合的模式。數字領導力是提升團隊效率的關鍵要素，數字領導力應體現在高校志愿服務隊伍的領導者身上。高校應壓實各部門開展志愿服務的責任，打破傳統全部由團委負責的模式，以團組織、行政班等形式領導組織志愿活動，借助數字化平臺實現信息的高效傳遞和處理，形成團委領導、教學輔助、學生自治的模式，切實增強高校管理者的數字化領導能力，包括對志愿服務數據的可視化、數據統計和自動化等能力，利用技術手段跟蹤志愿服務數字化轉型的全過程，幫助高校切實解決數字化轉型帶來的一系列問題。

二是從學生層面提升數字素養并落實權益保障。一方面利用志愿服務培養大學生的數字素養，積極開展“云志愿”的志愿服務組織形式。如陜西青年文博志愿者聯合會新媒體志愿服務團隊發揮內部資源優勢，推動建立國內首個區域文博微博矩陣組織，向大眾推送歷史文化知識、熱點話題和社會正能量，使優秀傳統文化的影響力不斷擴大。由陜西師范大學學生組織的“燭光·云·薪傳”志愿服務項目，通過線上線下結合、雙向溝通的方式，運用云平臺實現與中西部地區的鄉村中小學生的對口幫扶。通過開展“云志愿”活動，增強大學生的信息安全意識，提升利用技術手段解決問題的能力。另一方面提高對志愿者的權益保障，利用智能技術識別環境，對潛在危險給予警告提示，增加志愿者活動補貼；通過在線平臺審核發放志愿補助，確保資金的來源和去向。

三是促進多元主體、媒介、數據協同。從多元主體協同的角度，加強各高校之間、高校與社會的聯系，依托政府、企業的幫助，實現數字化志愿服務平臺的快速落地，志愿服務項目的交流合作。在媒介協同方面，需要實現多元主體之間的緊密合作，充分利用移動終端、志愿服務平臺、自媒體和流媒體的優勢，推動社會信息傳遞、權利訴求、公意動員和輿論傳播方式的變革和創新，從而實現正式媒介和非正式媒介的有機結合。筑牢數字化志愿服務的安全網，為大學生提供可靠、輕松的志愿活動環境；開發掌上網絡志愿服務平臺，實現高校之間、學校與社會的合作。國家層面應建立志愿者數據庫；社會層面實現志愿需求的抓取、整合與呈現，運用數字化手段在全社會宣傳志愿服務的價值和意義，反對形式主義的志愿活動，尊重志愿者及其勞動；學校層面應嘗試跨校合作開展志愿項目，運用志愿服務平臺發布、招募志愿者。數據協同方面，一方面加強志愿者數據庫的共享，打破“數字鴻溝”和信息分割的壁壘；另一方面需要高校嚴格把控志愿服務數據的使用權限，提高師生的數據安全意識。

五、結論

堅持以人為本，依托數字技術推動大學生志愿服務良性發展，是促進大學生志愿服務數字化轉型的必然選擇，也是提升數字素養人才培養，加強社會治理，弘揚“奉獻、友愛、互助、進步”志愿精神的有力舉措。大學生志愿服務的數字化轉型，尤其對數字技術的應用提出了新要求，應盡快完善相關政策法規，重視多元主體、數據、媒介間的協同作用，加強學校組織管理，鼓勵大學生積極投身志愿活動。在深刻理解大學生志愿服務數字化轉型內涵的基礎上，立足當前高校開展志愿活動的現實情況，設計有效的行動路徑，既要在志愿活動中實現大學生的全面發展，又要滿足社會對志愿服務的現實需求。隨著大學生志愿服務數字化轉型的推進，必將實現大學生志愿服務的全面升級，為實現中國式現代化作出相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