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鎮青年的社會焦慮：基本狀況、主要類型及來源

趙霞

一、問題的提出

追求幸福是現代人的普遍信念，國家也將增進人民的幸福感作為發展的重要目標。然而伴隨經濟的快速發展，物質越來越豐富，生活水平越來越高，人們的幸福感反而出現了滑落，內心越來越焦慮，越來越不安?！靶℃偳嗄辍钡某霈F似乎呈現出生活的另一種可能性。在人們的想象中，小鎮青年“有錢有閑”“舒適安全”“可進可退”。消費研究者將小鎮青年看作新一輪消費升級的主力軍[1]，冠以“消費新貴”的頭銜[2]。社會研究者認為他們遠離了大城市青年無法向上流動的“中產焦慮”，代表了城鄉融合的新趨勢[3]。但是，在想象中的幸福背后，小鎮青年的真實生活狀況是模糊的，他們的形象被刻板印象包裹，他們的文化是邊緣化的甚至一度是嘲弄的對象。在這個全民焦慮的時代，小鎮是更容易讓青年獲得幸福、免于焦慮之地嗎？小城鎮是城鄉之間的緩沖地帶，由于社會轉型不斷深入、互聯網高度普及，大城市所經歷的劇烈變化和不確定性迅速傳導至小城鎮。焦慮時代是否已經降臨小城鎮？當社會焦慮與小城鎮發生碰撞，又將給小鎮青年帶來怎樣的沖擊？把握與分析小鎮青年的社會焦慮及其實質，有助于預防與應對社會心態風險的發生，從而更好地促進小鎮青年發展，維護社會穩定，提升社會活力。

二、文獻綜述

（一）小鎮青年的概念界定

最初“小鎮青年”是作為一個文化消費群體進入公眾視線的，并不是一個單純的地域上的概念。在《2015年中國電影產業備忘錄》中，“小鎮青年”被定義為二、三線城市及以下城市、縣城、鄉鎮觀眾，其年齡在19—30歲之間，多數為?？茖W歷，收入5000元以下，更容易接受接地氣、敘事樸實、與自己成長經驗相關的作品；更愛看喜劇電影，更偏好國產影片[4]。實際上，小鎮青年這一概念的提出包含了人們對其審美趣味的調侃，預設了對小鎮青年群體形象的想象，甚至暗示著一定的社會分層[5]，有著非常豐富的內涵。但目前無論是媒體還是學術界對小鎮青年概念的使用都較為混亂，尚未形成一個權威的界定。廣義上講，小鎮青年既包括出生在三、四、五線城市地區的青年群體，也包括生活在三、四、五線城市地區的青年群體。狹義上講，小鎮青年既是出生在三、四、五線城市地區，且生活在三、四、五線城市地區的青年群體[6]。即使是狹義的界定也過于寬泛和籠統，其中包含了多樣化的小鎮青年群體。本研究進一步從行政地域上將其限定為“出生并生活在我國縣城及建制鎮的18 歲至35 歲青年”，更加聚焦于真正意義上的小城鎮與生活其間的青年。

（二）小鎮青年的社會學研究

對小鎮青年的社會學思考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聲音。有研究者指出，小鎮青年的文化被視為底層文化；小鎮青年形象是當代城鄉關系的表征，它充分說明這種不平等的關系已經從政治經濟結構蔓延到了文化領域；生活在城鄉夾縫間的小鎮青年面臨社會地位上升、階層流動的文化阻隔[7]。但也有研究者認為，小鎮青年群體的出現或許預示著，一個更高質量的城鄉關系時代即將到來：城鄉之間可以通過小城市和小城鎮有效勾連起來。以地級市和縣城為代表的中小城市，逐漸縮小市民與農民之間的差距；小鎮青年生活舒適安全，可進可退，恰恰使他們遠離了大城市青年無法向上流動的“中產焦慮”[8]。從表面上看，爭論的焦點是小鎮青年的生活狀態究竟“更焦慮”還是“更幸?！?，其實質在于，隨著社會轉型不斷深入、社會風險不斷加劇，小鎮青年的未來發展趨勢與出路如何。

（三）社會焦慮的相關研究

焦慮是當下中國社會心態的重要現象，教育焦慮、中產焦慮、健康焦慮、社交焦慮等形形色色的焦慮在社會各個階層彌漫，成為一個越來越普遍、越來越嚴重的問題。當焦慮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情緒，它就超出了個體焦慮癥的范疇，成為一種社會焦慮。國外關于社會焦慮的研究從精神分析、人本主義、社會學習、認知理論等不同層面，闡釋了焦慮的本質、起源及發生發展的動態過程。在國內，社會焦慮的研究更具有現實性，主要涉及表現形式[9]、影響因素[10]、不同群體[11]、緩解對策[12]等。生存焦慮是社會焦慮發生的基源。關于生存焦慮的研究主要涉及生存焦慮的內涵、類型、根源、對策等方面。有研究者發現，轉型期生存焦慮相當廣泛地存在，是解釋中國社會的主觀階層認同分布結構與客觀階層結構的變化不同步的一個重要論題[13]。有研究者將現代人的焦慮分為基本生存型焦慮、歸屬型焦慮和發展型焦慮[14]。還有研究者認為，城市青年的生存要求已由傳統靜態的“溫飽”型標準轉變為動態的“發展”型標準。標準的轉變和提升與未能滿足的心理落差之間的沖突會引發生存性焦慮。并從家庭收入與支出、物價、房價、看病、養老、教育、食品藥品安全、生態環境等維度考察了特大城市青年的生存焦慮狀況，指出普遍且較重的生存焦慮是當下城市社會心態風險的本質[15]。焦慮是透析小鎮青年生存狀態與未來發展的一個重要視角，但基于社會焦慮視角對小鎮青年開展的實證研究尚未見到。本研究聚焦小鎮青年的焦慮，分析其嚴重程度、主要類型與來源，以期為預防和應對其中的社會風險因素提供實證研究基礎。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問卷調查法進行數據采集。自編問卷綜合了心理學和社會學的視角。一是采用廣泛性焦慮障礙量表（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GAD）評估小鎮青年的焦慮情緒嚴重程度。該量表采用4 點計分，得分在7—28 分之間，得分越高，代表焦慮程度越高。得分低于12分代表無焦慮問題，12—16分代表輕度焦慮問題，17—21分代表中度焦慮問題，22分及以上代表有重度焦慮問題。二是采用自編問卷從生存性焦慮、價值性焦慮和身份認同焦慮三個維度考察社會焦慮的來源。

調查樣本取自廣東、浙江、河南、河北、貴州、廣西等6 ?。ㄗ灾螀^）的地級市、縣城及建制鎮。調查問卷通過網絡在選定群體中定向發送，共回收問卷2109份，剔除無效問卷后，最終獲得有效問卷1890份。樣本的人口統計學信息見表1。

表1 樣本構成

四、研究發現

（一）小鎮青年的焦慮情緒狀況

在小鎮青年身上高幸福感與普遍焦慮并存。一方面，小鎮青年自述擁有比較高的幸福感。調查顯示，當被問到“總的來說，你覺得你的生活是否幸?！睍r，小鎮青年回答感到“非常幸?！钡挠?1.8%，感到“比較幸?！钡挠?7.5%，二者合計，感到幸福的達79.3%。另一方面，高幸福感背后是普遍存在的焦慮情緒，近七成小鎮青年有不同程度的焦慮問題。其中，43.0%有輕度焦慮問題，14.9%有中度焦慮問題，9.8%有重度焦慮問題。

不同群體的焦慮程度有顯著差異。男性比女性更焦慮。男性重度焦慮的比例為12.3%，女性重度焦慮的比例為8.0%。獨立樣本t檢驗發現，焦慮得分在性別上存在顯著差異（t=2.275，p=0.023），男性平均得分為14.50分，女性平均得分為13.92分。

年齡越大越焦慮。18—25 歲年齡組有6.6%的人存在重度焦慮情況，26—30 歲年齡組有11.3%的人存在重度焦慮情況，31—35 歲年齡組有12.2%的人存在重度焦慮情況。單因素方差分析顯示，焦慮得分在不同年齡段存在顯著差異（F=17.868，p=.000）。26—30歲年齡組（14.84分）和31—35歲年齡組（14.63分）的得分均顯著高于18—25歲年齡組（13.23分）。

中部地區更焦慮。從不同地區的比較來看，9.0%的東部地區小鎮青年存在重度焦慮情況，12.7%的中部地區重度焦慮問題，8.3%的西部地區重度焦慮問題。單因素方差分析顯示，焦慮得分在不同區域存在顯著差異（F=5.777，p=0.003），中部地區（14.85分）小鎮青年的得分顯著高于東部（13.90分）和西部地區（13.91分）。

農民工群體最焦慮。從不同職業比較來看，農民工群體重度焦慮的比重為43.8%，公務員重度焦慮的比重為12.6%，高于總體平均值。單因素方差分析顯示，焦慮得分在不同職業之間存在顯著差異（F=5.235，p=.000），農民工平均得分（19.44 分）顯著高于其他職業群體，其次是公務員（14.82分）。

租房青年更焦慮。租房群體中有11.3%存在重度焦慮問題，住父母房子的群體中有11.1%存在重度焦慮問題，住自己房子的群體中有9.0%存在重度焦慮問題，住單位宿舍的群體中有7.2%存在重度焦慮問題。單因素方差分析顯示，焦慮得分在不同住房狀況群體之間存在顯著差異（F=3.585，p=0.006），租房組（14.80 分）和住父母房子組（14.50 分）平均得分顯著高于住自己房子組（13.86分）和住單位宿舍組（13.73分）。

離異青年更焦慮。離婚群體中有17.0%存在重度焦慮問題，已婚群體中有11.0%存在重度焦慮問題，未婚群體中有8.3%存在重度焦慮問題。單因素方差分析顯示，焦慮得分在不同婚姻狀態群體之間存在顯著差異（F=3.146，p=.024），離婚組得分為15.34 分，已婚組得分為14.38分，未婚組得分為13.90分。

月收入最高和最低的群體重度焦慮的比例高。重度焦慮比例最高的是月收入低于2000元的群體（14.2%），其次是月收入高于10000 元的群體（11.4%），月收入2000 元至10000 元之間的群體有重度焦慮的比例均未超過9%。單因素方差分析顯示，焦慮得分在不同收入群體之間的差異不顯著（F=1.577，p=0.163）。

綜合以上分析可以發現，焦慮與物質匱乏之間并不是對應關系，即不是經濟越拮據的人焦慮程度越重，而經濟富足的人焦慮程度較輕或沒有焦慮，相反，現在經濟地位、社會地位很高的人，如高收入群體、公務員等同樣是焦慮程度高的群體。因此，小鎮青年焦慮的根源可能不僅與生存問題或利益有關，也涉及一些文化與價值因素。

（二）小鎮青年社會焦慮的主要類型及來源

1.生存性焦慮主要來自收入、職業發展和貧富差距拉大

生存性焦慮是社會焦慮發生的基源，是指人們的生存性需要無法得到保障，生活充滿不確定性，導致個體心理失衡，進而在社會中集聚的緊張不安的焦慮心態[16]。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指出，人的需要有不同的層次，需要層次越低，力量越大，潛力越大。社會焦慮與社會成員各層次需要的滿足度之間有著確定的關系。在一個不算發達的社會里，社會成員在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如果得不到必要的滿足，社會焦慮程度會很高[17]。生存性焦慮的來源主要包括生活問題、自身狀況、人際關系、職業發展、社會問題等幾個方面。調查結果表明，小鎮青年排前五位的焦慮來源分別是：收入（69.4%）、未來職業發展（58.7%）、貧富差距拉大（46.1%）、照顧老人（45.1%）、住房（45.0%），既有個人生活層面的問題和職業發展的問題，也有國家和社會層面的問題。

生活問題方面，小鎮青年最焦慮的問題依次是：收入、照顧老人、住房、看病就醫、子女教育，因為這些問題而感到焦慮的小鎮青年比例分別為69.4%、45.1%、45.0%、44.4%、42.5%。居民收入水平逐年提高是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之一，然而收入增加的同時，對收入的焦慮感卻愈加強烈，進而成為小鎮青年最為焦慮的問題。收入焦慮和社會生活成本不斷提高有關，也反映出收入分配失衡所催生的一種心理失衡。對于大城市青年最為焦慮的住房問題，小鎮青年的焦慮程度并不算高，有住房焦慮的小鎮青年低于半數。

個人問題方面，因身體健康而焦慮的小鎮青年有43.5%，因心理健康而焦慮的小鎮青年有38.9%，因戀愛婚姻而焦慮的有37.7%。青年是人生中身體狀況和活力都處于最佳狀態的時期，青年群體是全社會中相對最健康的群體。但是近年來，養生已進入青年群體的日常生活之中，背后折射出健康焦慮情緒的蔓延[18]。究其原因，既有對高標準健康的追求，也與生活中健康風險因素的增多有關，再加上媒體上不斷涌現關于年輕人猝死、患病、早衰的報道，“放大”了青年的健康危機，致使小鎮青年的健康焦慮也越來越普遍。

人際關系方面，因職場人際關系而焦慮的小鎮青年有35.8%，因社會交往而焦慮的小鎮青年有35.7%，因家庭關系而焦慮的小鎮青年有31.4%。如今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認為自己“社恐”，即不擅長交際、恐懼社交，這種現象在小鎮青年當中尚不普遍。小城鎮是熟人社會，小鎮青年的地緣關系比較緊密，人際交往比較多，大多數小鎮青年并不會因此而焦慮，但也有一些青年因為復雜的人際關系感到困擾，甚至因此逃離家鄉。

職業發展方面，58.7%的小鎮青年因未來職業發展而焦慮，44.5%的小鎮青年因日常工作任務而焦慮，40.0%的小鎮青年因就業找工作而焦慮。職業發展是青年關注的焦點，近六成小鎮青年因未來職業發展感到焦慮，一方面體現出他們對個人職業發展的重視，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當代青年就業的個體化、短期化特征越來越普遍，職業生涯的穩定性和確定性降低，致使小鎮青年在對未來職業生涯展望的過程中會產生諸多憂慮，甚至產生職業生涯中的焦慮感。

社會問題方面，小鎮青年最焦慮的問題依次是：貧富差距拉大、環境污染、食品藥品安全、生活配套服務、交通、社會信任、社會治安，因這些問題而感到焦慮的小鎮青年比例分別為46.1%、38.4%、34.0%、30.8%、27.0%、24.6%和19.7%。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由于國家經濟和社會政策的調整，我國已經由一個平均主義盛行的國家變成一個貧富差距、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愈加明顯的國家，小鎮青年感受到較強烈的不公平感，這成為社會焦慮的主要來源之一。此外，環境污染、食品藥品安全等問題直接關系每個人的健康與生命安全，也激起了三成多小鎮青年的焦慮。在所有問題中，“社會治安”引發的焦慮最低，表明當前我國小城市的社會治安狀況良好，人們的不安全感較低。

2.價值性焦慮主要由狹隘的價值觀、城鄉文化沖突及心理需求未被滿足所致

有學者指出，價值性焦慮是當前中國出現的社會焦慮中最為核心、最為關鍵的類型之一[19]。如果說生存性焦慮是關于活著的焦慮，那么價值性焦慮則是關于為什么活著以及如何活著的焦慮。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急劇轉型，文化發展呈現多元化趨勢，民眾的價值理念經歷前所未有的沖擊，出現了主導性精神價值的缺失和道德秩序的混亂，從而引發了因存在價值受到威脅而導致的社會焦慮普遍蔓延[20]。

首先，扭曲的價值觀誘發焦慮。調查數據顯示，在影響小鎮青年焦慮感的因素中，生活壓力大（70.1%）、發展機會少（54.3%）這兩項與生存性焦慮有關的因素分別位列第一和第二位。除此之外，排在第三至第五位的依次是金錢至上的成功觀念、社會上的攀比風氣和文化生活單調，選擇率均超過40%（見圖1），凸顯出扭曲的成功觀、消費觀和貧乏的文化生活對小鎮青年精神和心理造成了較為普遍的負面影響。

圖1 小鎮青年生活中與焦慮有關的因素（%）

其次，現代公共規則與傳統人情關系的沖突導致焦慮。小鎮青年生活在城鄉夾縫間，城鄉文化沖突在他們身上更為明顯。小城鎮一向被認為是人情社會，復雜的社會關系仿佛一把雙刃劍，既讓小鎮青年感受人情溫暖，也成為影響青年發展的重要因素。調查數據顯示，小鎮青年認為在小城鎮取得成功的前三項因素是：有能力（70.4%）、社會關系（70.0%）、努力（61.7%）；而在大城市取得成功的前三項因素是：有能力（78.6%）、學歷高（65.7%）、努力（64.4%），社會關系（57.3%）排在第四位（見圖2）?？梢?，小鎮青年認為在小城鎮要取得成功，社會關系與能力幾乎同等重要，而在大城市要取得成功，能力、學歷、努力的重要性則尤為突出。調查數據還顯示，小鎮青年認為人情往來多（35.2%）、重關系輕規則（32.1%）是導致個人焦慮的重要因素，反映出現代公共規則與傳統人情關系的沖突給小鎮青年造成了不少的困擾[21]。

圖2 不同因素在小城鎮和大城市取得成功中的重要程度比較（%）

再次，心理需求未得到充分滿足而增加焦慮。在人的需求層次中，生理需要、安全需要這些較低層面上的需要是否得到滿足，主要關乎人的生存性焦慮；而自主需求、勝任需求和歸屬需求等基本心理需要是否得到滿足，則關乎人的價值性焦慮。自我決定理論提出，自主需求、勝任需求和歸屬需求是人與生俱來的三種基本需要，個體的健康成長和最佳機能的實現都有賴于這三種基本心理需要[22]。在這三種基本需要得到滿足時，人才能自我成長，獲得自我整合感和幸福感。如果這三種基本需要的滿足受到阻礙，會導致個體缺乏內部動機，進而增加壓力感和疲勞感，變得低落或焦慮，幸福感也會下降。

調查顯示，小鎮青年歸屬需要得分最高，其次是勝任需要，得分最低的是自主需要。歸屬需要方面，小鎮青年生活在自己的家鄉，父母在側，老友在旁，更容易被他人和群體接受和尊重，感受安全的人際關系氛圍，體驗歸屬感和親密感。數據顯示，75.6%的小鎮青年表示身邊的人很關心自己，68.9%的小鎮青年表示喜歡日常生活中經常打交道的那些人，但也有49.0%的人表示常一個人獨處，沒有太多社交活動。勝任需要方面，多數小鎮青年在日常生活中有能力、有機會完成重要任務，并從中獲得一定的成就感。數據顯示，71.8%的小鎮青年表示有能力去學習有趣的新技能，67.4%的小鎮青年表示常能從自己做的事情中獲得成就感，但是也有52.0%的小鎮青年表示平時沒有太多展示自己能力的機會。自主需要方面，小鎮青年在日常生活中能夠依照自身意愿做選擇的機會不夠多，對生活的掌控感不強。數據顯示，63.2%的小鎮青年表示“在日常生活中不得不做一些別人讓我做的事情”，33.4%很少有機會去決定自己的事情。小城鎮文化相對單一、保守，缺乏大城市中的文化包容性，無論是家庭環境還是職場環境，對個人興趣、意愿、個性的尊重和支持都遠遠不夠，小鎮青年常常會感覺無法做自己喜歡的事情，要保持隨波逐流的態度，心理上難免會感到閉塞和壓抑，產生焦慮。

3.身份認同焦慮主要來自偏低的階層認同和城鄉社會比較

身份是社會地位的象征。社會的快速變化以及由此帶來的不確定性，使得人們對自己的身份認同也變得不確定起來。大城市的青年中產面臨著“被下流”的風險[23]，迫切希望改變身份的弱勢群體則面臨著階層固化的壁壘，這必然使人們處于焦慮之中。

小鎮青年階層認同偏低，以中層和底層居多。在問卷調查中，我們請被調查者回答他們對自己社會階層的主觀感知（階層等級分為1—10，數字越大，等級越高）。統計結果顯示，小鎮青年的階層認同集中于1—6 之間，聚集了高達90.7%的小鎮青年；其中，認為自己屬于中層認同的（5、6 級）的比例為38.8%，其次是中下層認同（3、4 級），占比為31.3%；底層認同（1、2 級）占比為20.6%，中上層認同（7、8級）和上層認同（9、10級）的人數比例都很小，分別占7%和2.2%（見圖3）。有學者指出，轉型期的生存焦慮讓人們傾向于低估其社會經濟地位[24]。

圖3 小鎮青年主觀社會階層認同（%）

近年來青年向上流動受阻的話題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階層固化成為一部分人對我國現階段社會階層流動特征的判斷。調查數據顯示，35.1%的小鎮青年認為我國現階段存在階層固化現象，41.4%的小鎮青年認為局部存在，15.8%的小鎮青年認為只是一種趨勢，只有7.7%的小鎮青年認為不存在階層固化。近半數（47.5%）小鎮青年因階層固化感到焦慮。階層固化容易損害個體積極性，催化社會焦慮，造成階層之間的緊張關系，甚至帶來社會沖突和震蕩[25]。盡管有階層固化的擔憂，但是，大多數小鎮青年仍然對未來抱有希望，“對個人的前途抱有希望”的占79.5%，“只要努力，就能過上想過的生活”的占72.4%。面對階層固化帶來的焦慮，小鎮青年大多采取了積極的方法應對，比如努力工作（70.4%）、持續學習充電（47.3%）、提高道德修養（41.5%）、提升文化品位（40.4%）。有相當多的青年選擇賺更多的錢（60.2%）來應對階層固化所帶來的焦慮，可見對階層固化的焦慮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金錢至上的價值觀念。

主觀社會階層的形成源于社會比較[26]。調查顯示，51.5%的小鎮青年在與大城市同齡人相比時會產生焦慮。與大城市同齡人相比，52.9%的小鎮青年認為自己的社會經濟地位較低，認為經濟地位差不多的只有22.1%，認為擁有較高社會經濟地位的占比3.1%，還有21.9%的小鎮青年表示不好說。有研究發現，無論客觀的生活狀況如何，當人們認為自己的狀況要比別人好很多的時候，主觀社會階層認同會更高，反之亦然[27]。小鎮青年的主觀社會階層認同較低，與社會比較造成的階層認同落差有密切關聯。

五、結論與討論

社會焦慮是中國社會轉型期不可忽視的現實問題。小城鎮并非青年的“世外桃源”，雖然沒有大城市青年巨大的住房壓力，但面對收入偏低的現狀、職業發展的困惑、貧富差距的擴大、價值觀念的失衡、階層分化的沖擊，小鎮青年的焦慮情緒也相當普遍。這一現象值得關注，因為社會焦慮具有傳染性和蔓延性，它可能會愈演愈烈，對個人和社會都會造成很大的消極影響，會直接導致個體產生程度不同的非理性行為，降低人們的生活滿意度和幸福感，加重人們對于社會矛盾和問題的不滿情緒，影響社會運行的秩序，削弱社會發展的動力。

社會焦慮雖然已經成為一種社會現象，但它首先是個體的內在心理過程，是個人體驗到的緊張、害怕、擔憂等心理狀態，它對個體身體健康和心理健康的影響是最直接的。本研究首先從個體層面考察了小鎮青年焦慮情緒的狀況。研究發現，部分小鎮青年存在相當嚴重的焦慮癥狀，重度焦慮高達9.8%。調查還發現，小鎮青年情緒調控的首要方式是壓制而非主動調整，這意味著后疫情時代小鎮青年的心理健康不容忽視，迫切需要為小鎮青年提供更好的心理健康服務，幫助其提升心理健康素養、掌握心理調適技巧、提高自我心理調適能力。

在社會層面，本研究探討了生存性焦慮、價值性焦慮和身份認同焦慮的主要來源。小鎮青年的焦慮以生存性焦慮最為突出，主要有以下特征：其一，小鎮青年焦慮的問題大多與個人生活息息相關。收入、未來職業發展、貧富差距拉大、照顧老人、住房、日常工作任務、看病就醫、身體健康、子女教育、就業找工作是當前小鎮青年最焦慮的十大問題，為此感到焦慮的小鎮青年比例均超過40%。其二，小鎮青年的生存性焦慮不同于大城市青年。首先，焦慮的主要來源不同。比如，對于大城市青年而言，住房焦慮的程度無疑最為嚴重，而對小鎮青年來說，住房焦慮僅排第五，位居照顧老人之后。其次，焦慮普遍程度不同。有研究發現上海青年對房價、食品安全、看病、生態環境焦慮的比重超過了60%[28]，而小鎮青年唯有收入焦慮比重超過了60%，對大多數問題的焦慮比重低于50%。再次，焦慮嚴重程度不同。研究發現上海青年對收入、房價、教育、食品安全等感到強烈的焦慮感[29]，而小鎮青年的焦慮大多尚處在“比較焦慮”的程度，最嚴重的是收入焦慮，因收入感到“非常焦慮”的有三成（29.4%）。生存性焦慮的緩解必須依托小城鎮的高質量發展，在鄉村振興、共同富裕的發展視角下促進小鎮青年的發展，才是解決生存性焦慮問題的根本出路。

小鎮青年的價值性焦慮反映了其在價值理念方面遭受的沖擊和在價值實現上受到的威脅。首先，重人情的價值取向是把雙刃劍。一方面，小鎮青年的歸屬需要在家鄉更易于獲得滿足，“人情”成為緩解焦慮情緒的保護性因素；另一方面，人情往來多、重關系輕規則等傳統社會規則也給現代公共規則熏陶成長下的青年造成心理沖突，成為導致焦慮的危險性因素。其次，小鎮青年的內在心理需求滿足程度不高，無論歸屬需要、勝任需要還是自主需要的滿足都僅在中等水平，表明小鎮的社會文化環境尚未能為青年提供足夠的心理支持性資源。心理學研究發現，當基本心理需要的滿足受挫時，個體會傾向于尋找替代的滿足，比如說，如果一個人的歸屬需要未能得到滿足，那么之后他就可能會為了得到他人的贊揚去追求諸如金錢、地位等外在目標?；拘睦硇枰艽爝€有可能導致內部動機降低，而低的內部動機又會增加個體感受到的壓力和疲勞感以及情緒上的緊張感。鑒于此，在小鎮社會環境中，通過活躍文化生活、倡導寬容氛圍、暢通參與渠道等途徑，增強青年的價值感，助力自我實現，滿足其日益增長的精神需要，對于緩解焦慮、提升幸福感非常必要。

小鎮青年的身份認同焦慮來自于階層意識和階層壁壘，也來自于各種各樣的社會比較，尤其是城鄉社會比較。調查發現，小鎮青年的階層認同偏低，自認為處于社會中下層的人較多，近半數小鎮青年因階層固化感到焦慮，反映出社會階層分化對小鎮青年的內心產生了較大的沖擊。社會比較常常是更直接的社會焦慮來源，半數小鎮青年在進行城鄉社會比較時產生焦慮，這反映出小鎮青年在社會經濟地位上的相對剝奪感比較突出。為此，應進一步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弱化社會快速變化和不確定性對小鎮青年群體生活的負面影響，穩定社會安全預期，促進發展機會的平等，從而緩解小鎮青年的身份焦慮，化為追求幸福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