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貿易便利化與共建國家全球價值鏈參與

毛艷華 邱雪情 王 龍

一、引 言

在航運物流與信息技術快速發展的全球化進程中，全球價值鏈（global value chain，GVC）快速擴張，成長為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與傳統分工模式相比，全球價值鏈分工的特征是生產被分割為不同工序并分布在全球各個國家和地區，而國際生產分割無疑會累積貿易不便利、不自由產生的負面影響以致產生“乘數效應”。一方面，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深入發展，通過降低傳統貿易關稅壁壘與非關稅壁壘對國際貿易的邊際貢獻越來越微?。惱^勇和劉燚爽，2018），而阻礙貿易便利化的交易成本、技術障礙等“非效率”因素對貿易增長的影響卻愈發顯著（毛艷華和楊思維，2015）；另一方面，全球價值鏈分工對供應鏈管理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貿易便利化的改善有利于實現各環節無縫對接，提升供應鏈管理效率，保障價值鏈的平穩運行。因此，在全球價值鏈分工快速興起的同時，貿易便利化對保障全球價值鏈平穩運行的重要性也日益凸顯。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貿易保護主義和逆經濟全球化思潮抬頭，全球化進程受到阻礙，這對各經濟體尤其是發展中經濟體的全球價值鏈參與構成了挑戰。在這一大背景下，旨在構建全球互聯互通伙伴關系的“一帶一路”倡議為共建國家全球價值鏈參與注入了新動力。共建“一帶一路”優先發展基礎設施促進互聯互通，加快構建輻射“一帶一路”的自由貿易區網絡，大幅度提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間的貿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截至2022年8月底，在設施聯通方面，中歐班列累計開行近6萬列，通達歐洲24個國家200個城市，連通中歐物流的作用進一步凸顯；以“絲路海運”命名的航線通達31個國家的108座港口；一大批基礎設施重大項目落地，基本形成“六廊六路多國多港”的互聯互通架構。在貿易暢通方面，我國與13個“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簽署了7個自貿協定，與32個經濟體簽署“經認證的經營者”（AEO）互認協議，“絲路電商”促進貿易新業態快速發展。推進共建“一帶一路”，通過簡化和協調貿易程序，深化經貿規則對接，有利于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和區域價值鏈分工（盛斌和靳晨鑫，2019）。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和標準等制度型開放，加快建設貿易強國，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維護多元穩定的國際經濟格局和經貿關系。從全球價值鏈理論和共建“一帶一路”實踐來看，“一帶一路”貿易便利化水平的改善能夠降低區域內的貿易成本，促進要素的自由流動和高效配置，有助于“一帶一路”共建國家融入全球價值鏈體系和深度開展增加值貿易合作，從而實現“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經濟的共同增長與發展，這對于促進后疫情時期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創新發展和全球價值鏈的包容發展也具有重要的意義。全球價值鏈參與能夠反映“一帶一路”共建國家融入全球分工體系的程度以及價值鏈合作與聯系，但目前相關研究更多地關注貿易便利化對傳統貿易流量的促進作用，較少有研究深入分析貿易便利化對全球價值鏈參與的影響與促進機制，共建“一帶一路”背景下的相關實證研究更加有限。

基于以上考量，本文從全球價值鏈分析框架出發，使用熵值法綜合測算“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貿易便利化水平，著重分解雙邊制造業部門前向聯系和后向聯系的全球價值鏈參與，檢驗貿易便利化對“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全球價值鏈參與的影響，并從理論和實證兩個層面給出其促進機制。本文的貢獻與創新之處有兩點：第一，研究視角上，著重區分了全球價值鏈參與的前后向聯系，從價值鏈參與程度和實際貿易利得雙重視角進行了分析，拓展了研究范圍；第二，研究內容上，從理論和實證兩個層面探討了貿易便利化促進全球價值鏈參與的貿易成本機制和技術溢出機制，從不同貿易便利化因素以及國家、行業等層面實證考察了貿易便利化的異質性影響，充實了研究結論。本研究有助于把握“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參與全球價值鏈的現實狀態，為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提供理論和數據支撐。

二、研究綜述與理論機制

貿易便利化的相關研究比較豐富，但在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下，關于“一帶一路”貿易便利化對共建國家全球價值鏈參與的研究仍存在探索空間，尤其是關于促進機制的探討和檢驗還比較匱乏?；诶碚摲治?，本文提出在價值鏈分工過程中，貿易便利化對全球價值鏈參與的促進機制主要呈現為兩個渠道：一是降低貿易成本；二是提高技術溢出。

（一）貿易便利化的相關研究綜述

國內外學者對于貿易便利化的研究較為細致，與本文相關的文獻主要概括為兩方面：一是關于貿易便利化指標的量化。Hummels＆Schaur（2013）選取貿易時間、進口文件數、港口基礎設施質量等高度相關的代理變量來衡量貿易便利化水平；Wilson等（2003）從港口基礎設施、海關環境、規制環境和電子商務四個方面構建貿易便利化的測算指標，陳繼勇和劉燚爽（2018）等對這一體系的指標內涵進行了豐富和延展。鑒于Wilson等（2003）的評價體系更加全面，使用較為廣泛，因此本文沿用該方法并同時考慮硬基礎設施和軟制度環境等因素。二是關于“一帶一路”共建國家貿易便利化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研究。有學者實證檢驗發現沿線國家貿易便利化水平對雙邊貿易潛力、產業擴張、出口技術復雜度以及區域創新等均有顯著促進作用（鄭航和韓劍，2022；龔勤林等，2022）。程云潔和董程慧（2021）研究發現“一帶一路”共建國家貿易便利化產生的出口貿易效應存在空間關聯性，即貿易便利化水平的高低不僅影響本區域內的經貿活動，也會通過輻射周邊國家而存在空間溢出性。

上述文獻揭示了貿易便利化在國際貿易活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為本文研究提供了思路啟發與方法借鑒，但大部分文獻集中于“一帶一路”貿易便利化對于傳統貿易的影響研究，較少文獻從全球價值鏈參與的視角考察“一帶一路”貿易便利化效應。其中，肖揚等（2019）基于2008—2015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貿易數據驗證了貿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對企業出口國內增加值率具有積極促進效應，該積極效應在貿易便利化提升后的第二期開始顯現，因此提出鼓勵企業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以便從長遠實現價值鏈的升級。呂越和李美玉（2020）采用2006—2014年42個國家的雙邊貿易數據，實證研究了各國貿易便利化水平如何影響其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嵌入度及內在機制，發現貿易便利化通過提高對外開放度、擴大國內市場規模等促進了各國全球價值鏈的地位攀升。但是，這些研究大多關注一國出口中所包含的國外增加值，即全球價值鏈的后向聯系。過高的國外增加值含量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出口的國內增加值含量偏低，即一國參與價值鏈分工的實際利益和增值能力降低，可能面臨價值鏈“低端鎖定”的風險。因此，僅從后向聯系的角度分析全球價值鏈參與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除此之外，亦鮮有文獻挖掘其作用機制。鑒于此，本文同時考慮全球價值鏈參與的前后向聯系，試圖更系統地分解“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全球價值鏈參與的貿易利得，并揭示其深層次的內在促進機制。

（二）理論機制

1.貿易成本機制

貿易成本包括運輸成本、信息成本、合同履約成本、法律監管成本、分銷成本、關稅和非關稅等政策壁壘等。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伴隨著大量中間品的多次跨境，在這個過程中貿易成本不斷累積，此時貿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對于全球價值鏈參與變得更為重要。共建“一帶一路”致力于構建全球互聯互通伙伴關系，有利于提升共建國家之間的貿易便利化水平，從而降低融入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的貿易成本。首先，以政策溝通為貿易便利化提供保障，即在遵循市場規律和國際通行規則的前提下，深化各方發展規劃和政策的對接，共同協商制定區域合作的規則和策略，提高區域經濟循環速度和質量，消除共同參與價值鏈分工體系的貿易政策壁壘，降低法律和監管成本；其次，以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促進貿易便利化，包括搭建“六廊六路多國多港”的互聯互通架構，推動中巴經濟走廊、中歐班列等重點項目落地，以多領域、多途徑擴張貿易市場的地理邊界，暢通各國間合作通道，減少地域上的聯通障礙，降低中間品多次跨境流動的運輸成本；最后，以機制化安排深化貿易便利化改革，包括簽署自由貿易協定與互認協議、建設境外合作工業園區、簽署“數字絲綢之路”合作諒解備忘錄等，在產品進出口檢驗和通關方面協商出臺新政策，大幅度提高中間品進出口的規范性，降低價值鏈參與的信息成本和合同履約成本。

由以上分析可知，貿易成本的降低對“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全球價值鏈參與的促進效應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可以增強共建國家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競爭力，提高中間品供應鏈效率，獲取高利潤和高附加值，從而提升全球價值鏈參與的實際收益；另一方面，能夠推動生產分工的空間分離，延長價值鏈生產長度，提升中間產品的跨境頻率和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速度，從而加深融入全球價值鏈分工的深度。因此，本文認為“一帶一路”貿易便利化可以通過降低貿易成本的機制促進共建國家參與全球價值鏈。

2.技術溢出機制

商品貿易和國際投資作為知識的載體，是技術溢出的主要方式?！耙粠б宦贰苯ㄔO重點提升共建國家間貿易便利化水平，破除國家間貿易壁壘和投資壁壘，由此帶來商品貿易的繁榮發展和雙向國際投資的持續活躍。具體而言，從中間品貿易為載體的知識溢出來看，共建“一帶一路”貿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擴大了中間投入品的種類和規模。一方面，高附加值中間投入品在跨境貿易過程中能夠直接將高端生產要素轉移至進口國，由此可以補充進口國要素供給和技術水平的不足，并通過投入再生產環節嵌入更高附加值的價值鏈分工；另一方面，由于創新知識的非競爭特性，高質量中間品的進口給當地提供了干中學的機會，尤其是較多共建“一帶一路”的發展中國家技術水平相對落后，可以通過主動攝取、模仿和學習他國的先進技術，提升本國的生產效率和技術創新水平。從雙向國際投資為載體的知識溢出來看，一是外商直接投資伴隨著母國先進技術、設備及管理經驗的引入，直接發生技術轉移；二是對外直接投資通過投資或跨國并購的方式接觸到發達國家的高端要素，從而實現東道國的技術向母國的擴散與外溢，技術的溢出還會倒逼國內的技術變革。

由以上分析可知，技術溢出對“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全球價值鏈參與的促進作用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通過知識獲取、技術迭代來增強共建國家中間品出口的競爭力，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占據更多的國際市場份額；另一方面，通過生產效率的提高、價值鏈環節的升級來提高共建國家融入全球價值鏈的能力，獲取更高利潤，從而增加全球價值鏈參與的實際利得。因此，本文認為“一帶一路”共建國家間的貿易便利化可以通過技術溢出的機制促進共建國家參與全球價值鏈。

三、指標構建與特征事實

（一）核心指標構建

1.貿易便利化

本文參考Wilson等（2003）的方法，同時考慮邊境和境內、硬基礎設施和軟制度環境等因素，構建了口岸與運輸效率（T）、海關與邊境管理（C）、規制環境（R）及電子商務（E）四個便利化因素在內的二級指標，共十四個細分指標（見表1）。

表1 貿易便利化水平綜合測算指標

2.全球價值鏈參與

Wang等（2013）提出的WWZ方法為全球價值鏈研究提供了更為全面的量化評價體系。該方法將雙邊出口分解為國內增加值（DVA）、返回國內增加值（RDV）、國外增加值（FVA）和純重復計算（PDC）（見圖1），能夠區分“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前向聯系和后向聯系的全球價值鏈參與。具體來看，前向聯系反映一國生產創造而被下游部門所使用的增加值去向，體現價值鏈分工的實際收益；后向聯系則是一國在最終產品生產活動中所使用的上游部門的增加值來源，衡量國際生產體系的融入程度。一般地，發達國家將下游環節外包給其他經濟體從而專注于復雜的高附加值環節，以前向聯系參與價值鏈分工；而技術水平相對落后的國家則通過承接簡單、低附加值的下游環節，參與后向聯系價值鏈。

基于圖1對出口增加值的分解，本文選取前向聯系的增加值貿易衡量全球價值鏈的前向參與水平，體現共建國家在全球價值鏈參與過程中獲得的實際收益，記為GVC_trade_f；同時選取后向聯系的增加值貿易衡量全球價值鏈的后向參與水平，體現一國的全球價值鏈參與程度，記為GVC_trade_b。具體設定如下：

圖1 基于WWZ方法的出口增加值分解

其中，i、j、k、t分別代表出口國、出口市場、出口行業和年份。DVA_INTREXij k t表示國家i的k行業在t年份出口商品到國家j后被再次出口到第三國的國內增加值，即間接出口增加值；FVAijkt表示國家i的k行業在t年份出口商品到國家j的國外增加值。

（二）特征事實刻畫

測算“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全球價值鏈參與指標的數據來源于ADB-MRIO2018和對外經濟貿易大學UIBE GVC數據庫，“一帶一路”貿易便利化指數所用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以及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全球競爭力報告》，其他變量的數據來源主要包括世界綜合貿易解決方案數據庫、法國CEPII數據庫、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數據庫等。由于ADB-MRIO2018的數據只更新到2017年，貿易便利化相關數據只更新到2018年，加上自2019年年底新冠疫情暴發以來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遭受嚴重的外部沖擊，“一帶一路”區域連通性也明顯受到影響，涵蓋這段時期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本文檢驗結果的穩健性。因此，本文選定2010—2017年作為樣本研究期間，基本上可以反映“一帶一路”貿易便利化和增加值貿易的真實情況。同時，根據ADB-MRIO2018數據的可得性，最終研究選定34個“一帶一路”共建國家作為研究樣本①包括孟加拉國、不丹、文萊、保加利亞、柬埔寨、中國、克羅地亞、塞浦路斯、捷克、愛沙尼亞、希臘、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亞、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老撾、拉脫維亞、立陶宛、馬來西亞、蒙古、尼泊爾、巴基斯坦、菲律賓、波蘭、羅馬尼亞、俄羅斯、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斯里蘭卡、泰國、土耳其和越南。，該樣本涵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地區分布也十分廣泛。

1.“一帶一路”國家貿易便利化特征

為避免多重共線性，采用熵值法對貿易便利化指標進行降維處理得到綜合得分。整體而言，“一帶一路”共建國家間的貿易便利化水平差異較大，發達國家的貿易便利化水平普遍高于發展中國家，2017年排名前十的國家大部分屬于發達國家。從發展趨勢來看，2017年相較于2010年有21個共建國家的貿易便利化水平明顯得到改善，特別是發展中國家，一定程度上呈現出了“一帶一路”倡議促進互聯互通的成效。

作為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國家，中國貿易便利化的綜合得分從2010年的0.492提升至2017年的0.535。具體細分不同便利化因素，口岸與運輸效率得分最高，由2010年的0.555上升到2017年的0.630，實現了13.5%的提升，這也得益于我國對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的扎實推進與資金投入。其次得分較高的是規制環境，體現出我國營商環境和制度質量的改善。尤其是電子商務，釋放出強勁的發展活力，研究期內得分水平從0.392升至0.483，達到了14.5%的增長率。近年來，我國大力推進信息化發展和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提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電商合作水平。截至2022年年底，我國已與24個國家建立“絲路電商”雙邊合作機制，助力跨境電商外貿新業態發展。事實上，自加入WTO之后，我國經貿運行及規則逐漸與國際接軌，貿易便利化水平整體不斷提升。尤其是2013年中國自由貿易試驗區戰略實施后，國內貿易便利化改革為“一帶一路”貿易便利化合作提供了持久動力。

2.“一帶一路”國家全球價值鏈參與特征

考慮到貿易便利化對貨物貿易的影響更為明顯，本文采用前向聯系和后向聯系增加值貿易對“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制造業部門的全球價值鏈參與進行測算?！耙粠б宦贰眹议g后向聯系的增加值貿易始終高于前向聯系的增加值貿易，其中2013年的后向聯系增加值貿易值最高，達到1877.13億美元，此后稍有回落。但整體呈上升趨勢，自2010年的1336.26億美元提升至2017年的1775.48億美元，7年間增長了32.9%，說明“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全球價值鏈參與程度有所加深。相比較而言，前向聯系的增加值貿易發展更為迅速，7年間增長了45.6%，這表明“一帶一路”共建國家開始在全球價值鏈參與中占據更高端的位置，從而能夠獲得更多的實際利得。

以共建“一帶一路”為牽引，我國實行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成為1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主要貿易伙伴，制造業中間品貿易在全球占比達到20%左右，在全球價值鏈分工格局中占據東亞地區價值鏈網絡的核心地位。具體從2010—2017年我國與共建“一帶一路”樣本國家間的前向聯系和后向聯系增加值貿易以及增加值貿易中所占出口比重的發展狀況來看，我國的前向聯系增加值貿易呈現顯著的增長態勢，從2010年僅有307.93億美元增長至2017年的550.82億美元，7年間增長了78.9%。而后向聯系的增加值貿易則有下降趨勢，從2010年的321.52億美元減少至2017年的317.22億美元。2012年以前，后向聯系增加值貿易高于前向聯系的增加值貿易；2012年前向聯系增加值貿易實現反超，且二者間的差額逐年擴大；2017年前向聯系增加值貿易超出后向聯系增加值貿易233.59億美元。同時，前向聯系增加值貿易占總出口的比重也實現快速增長，從2010年的14.6%突破至2017年的18.1%，后向聯系增加值貿易比重則從15.3%降至10.4%。這些變化不僅說明我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生產網絡關系及貿易聯系日益緊密，而且體現出我國日益成為“一帶一路”區域價值鏈的上游環節。因此，這些特征事實也證實了“一帶一路”倡議有利于促進共建國家全球價值鏈參與和區域增加值貿易，也有利于我國發揮自身優勢提升在區域生產網絡中的核心地位并實現全球價值鏈地位的攀升。

四、實證研究

（一）模型設定

為識別“一帶一路”共建國家貿易便利化水平對全球價值鏈參與的促進作用，設定如下固定效應模型：

其中，下標i、j、k、t分別代表出口國、出口市場、出口行業和年份。被解釋變量GVC_tradeijkt則包括GVC_trade_fijkt和GVC_trade_bijkt，表示全球價值鏈的前向參與和后向參與的水平，分別由i國（出口國）k行業在t年份與j國（出口市場）前向聯系的增加值貿易DVA_INTREX和后向聯系的增加值貿易FVA衡量。TFIijt表示i國與j國兩者在t年份的平均貿易便利化水平，用本國和出口市場貿易便利化的平均值來測度。Controls表示控制變量，主要包括出口國與進口國的國內生產總值與人口、兩國之間的地理距離、兩國是否相鄰、出口國是否為內陸國家、進口關稅、是否簽訂區域貿易協定、出口國的外商直接投資等。參考郭繼文和馬述忠（2022）的做法，分別控制出口國、出口行業和時間層面的固定效應，具體由vj、vk、vt表示。

（二）基準回歸

表2是基本回歸結果，需要說明的是，由于部分指標缺失，加入控制變量后樣本量有所減少。列（1）—列（3）與列（4）—列（6）分別是貿易便利化對全球價值鏈前向參與（GVC_trade_f）和全球價值鏈后向參與（GVC_trade_b）的影響。結果顯示，不論是否加入控制變量和固定效應，回歸系數均顯著，由此證明貿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能夠顯著促進“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全球價值鏈的前向參與和后向參與。如理論機制分析所言，“一帶一路”共建國家貿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降低了相關貿易成本，有利于“一帶一路”區域生產的空間分割，提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全球價值鏈參與水平。

表2 貿易便利化對全球價值鏈參與的影響

比較加入控制變量和固定效應的列（3）和列（6）回歸結果可以發現，貿易便利化對GVC_trade_f和GVC_trade_b的回歸系數分別為2.410和3.025，說明貿易便利化對全球價值鏈后向參與的影響高于前向參與。這一結果可能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以發展中國家為主有關，因為發展中國家較多地以后向聯系的方式參與全球價值鏈。比較樂觀的是，貿易便利化同樣促進了全球價值鏈的前向參與，這表明貿易便利化提高既加深了“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參與全球價值鏈的程度，也增加了參與國家在全球價值鏈參與過程中的實際利得。

（三）穩健性檢驗

1.替換指標

Wang等（2013）在雙邊總出口的分解中包括了返回國內的增加值（RDV），這是一種折返式的價值鏈參與形式，與DVA_INTREX相似的是，二者都是出口到直接進口國后再次被出口的國內增加值，只是RDV返回了國內。借鑒Lee（2019）等的研究，將DVA_INTREX和RDV之和作為全球價值鏈前向參與的替代指標。而FVA可以根據增加值的來源進一步分解為進口國增加值MVA和第三國增加值OVA兩個部分，其中MVA剝離了第三國的增加值，是完全雙邊層面的增加值貿易，因此將MVA作為全球價值鏈后向參與的替代指標?；貧w結果也顯示貿易便利化對全球價值鏈參與的影響依然顯著，基準回歸結論成立。

2.零值貿易問題

“一帶一路”共建國家之間雙邊行業層面的貿易數據存在零值樣本，因零值貿易產生的樣本缺失會造成非隨機的樣本選擇問題，可能會對估計結果產生影響。本文采用Heckman兩步法對零值貿易問題進行處理，參照Helpman等（2008）的做法，將共同宗教變量加入選擇方程，共同宗教變量顯著影響雙邊貿易關系的建立，但對貿易量的影響可以忽略不計。結果顯示，逆米爾斯比lambda顯著，存在一定的樣本選擇偏誤。在克服這一問題之后，貿易便利化對全球價值鏈前向參與和后向參與的影響依然正向顯著，與基本回歸結果一致，說明樣本選擇問題并未對回歸結果造成較大影響，驗證了結果的穩健性。

（四）異質性分析

1.便利化因素異質性

本文構建的“一帶一路”貿易便利化是一個綜合指標，由口岸與運輸效率（T）、海關與邊境管理（C）、規制環境（R）、電子商務（E）四個因素構成?？诎杜c運輸效率反映了邊境和境內的交通和物流基礎設施對貿易的影響，海關與邊境管理則反映了邊境在管理貨物出入境時的“軟”素質，規制環境則反映了共建國家境內法律、政策等“軟”素質，電子商務則反映了共建國家的互聯網等輔助性服務對貿易的影響。表3反映了不同便利化因素對全球價值鏈參與的異質性影響?？傮w而言，四個便利化因素對全球價值鏈前向參與和后向參與的影響都是正向顯著的。具體來看，口岸與運輸效率的提高能夠降低不同生產環節在空間上分離的運輸成本，加快“一帶一路”區域內貨物周轉速度，降低庫存成本和運輸途中的損耗，從而加深“一帶一路”共建國家間的全球價值鏈參與程度。海關與邊境管理效率的提高能夠加快貿易商品出入境速度、縮短邊境停留時間、促進交易頻率，提升價值鏈參與水平。穩定和可預期的規制環境能夠為企業營造良好的商業環境，降低生產和交易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從而促進“一帶一路”共建國家間的價值鏈參與。電子商務作為支持生產和貿易活動的服務舉措，有效降低了貿易過程中的溝通成本和信息獲取成本，能夠顯著提高“一帶一路”共建國家間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效率。經對比發現，電子商務和口岸與運輸效率對全球價值鏈參與的促進效應最突出，海關與邊境管理次之，而規制環境的促進效應最小。這表明，生產工序時空上的分離造成的溝通協調成本和運輸成本仍然是阻礙“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全球價值鏈參與的核心因素，這一因素與價值鏈的分割程度及供應鏈效率息息相關。

表3 貿易便利化不同指標因素對全球價值鏈參與的影響

2.國別異質性

共建“一帶一路”的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能力有所不同。在此對樣本進行分類，分別探討貿易便利化對共建“一帶一路”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全球價值鏈參與水平的影響①發達國家包括保加利亞、塞浦路斯、捷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希臘、新加坡、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亞；其他均為發展中國家。，結果見表4?？梢园l現，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貿易便利化的提高均能夠顯著促進全球價值鏈參與，但是對發達國家的促進效應更大?？赡茉蚴前l展中國家參與價值鏈的能力更弱，貿易便利化水平改善之后，仍有其他制約因素限制其嵌入價值鏈分工。不可否認的是，共建“一帶一路”發展中國家能夠從貿易便利化的改善中受益，其價值鏈參與也得到了明顯改善。

表4 貿易便利化對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全球價值鏈參與的影響

3.行業異質性

參考UIBE GVC數據庫的行業分類，本文將制造業進一步細分為低技術、中技術和高技術行業后再次回歸①行業細分清單備索。，結果如表5所示?？偟膩砜?，貿易便利化對高、中、低技術行業的全球價值鏈參與的影響都顯著為正，尤其對中技術行業的影響最大，說明貿易便利化更能促進中技術行業的價值鏈參與程度，實現更高的貿易利得。針對高技術行業，貿易便利化對全球價值鏈后向參與的影響更大，這表明貿易便利化的提升能夠促進“一帶一路”共建國家承接高技術行業在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中的下游環節，但是對高附加值、高技術含量的上游環節促進作用較小。針對全球價值鏈后向參與，貿易便利化對低技術行業的影響最小，這意味著隨著貿易便利化得以改善后，低技術行業在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中的后向參與占比相對降低，貿易便利化更有利于促進中高技術行業融入全球價值鏈，從而實現“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全球價值鏈升級。

表5 貿易便利化對不同行業全球價值鏈參與的影響

（五）機制檢驗

降低貿易成本、增加技術溢出是“一帶一路”共建國家間貿易便利化促進這些國家全球價值鏈參與的重要機制。選取雙邊貿易成本（Trade_cost）作為中介變量檢驗貿易成本機制，數據來源于聯合國亞太經濟社會委員會與世界銀行的雙邊貿易成本數據庫，該數據捕捉了雙邊貿易過程中的費用和成本。估計結果見表6，列（1）結果顯著，說明貿易便利化的改善能夠顯著地降低雙方的貿易成本，列（2）和列（3）是將貿易便利化和貿易成本同時加入回歸模型的結果，表示“一帶一路”共建國家間的貿易便利化能夠通過降低貿易成本提升全球價值鏈前向參與和后向參與程度，貿易成本機制得到驗證。

進一步借鑒楊繼軍和艾瑋煒（2021）的做法，采用高科技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百分比（Tech）作為技術溢出變量，估計結果見表6。其中，列（4）表示貿易便利化對技術溢出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列（5）和列（6）將貿易便利化和技術溢出同時加入回歸模型，結果表明“一帶一路”共建國家間的貿易便利化通過促進技術溢出這一機制作用于全球價值鏈前向參與和后向參與，技術溢出機制得到驗證。

表6 貿易成本和技術溢出機制檢驗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基于2010—2017年34個“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相關數據，實證檢驗了貿易便利化對全球價值鏈參與的影響，并驗證了其作用機制。研究結果表明：“一帶一路”共建國家貿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能夠有效促進前向聯系和后向聯系的全球價值鏈參與，對后向參與的促進效應更突出；從不同的貿易便利化因素看，電子商務和口岸與運輸效率的提高對全球價值鏈參與的促進作用更強，海關與邊境管理次之，規制環境的促進作用最弱；從國家異質性看，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貿易便利化的改善均能顯著地促進該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全球價值鏈參與，但是對發達國家的促進作用大于發展中國家；從行業異質性看，貿易便利化對高、中、低技術行業的全球價值鏈參與均有顯著促進作用，中技術行業最突出；從影響渠道看，貿易便利化通過降低貿易成本和提高技術溢出兩種機制促進“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全球價值鏈參與，并獲得更多的貿易利益。

基于上述結論，本文就提高貿易便利化水平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提出四點相關政策建議：第一，加快“一帶一路”陸海天網“四位一體”互聯互通布局?！耙粠б宦贰惫步▏业钠骄A設施水平仍然較低，較高的物流成本阻礙了“一帶一路”共建國家間的價值鏈合作。應進一步發揮中歐班列作用，加強海上絲綢之路港航合作，推動空中絲綢之路和數字絲綢之路建設，構建全球互聯互通伙伴關系和“一帶一路”生產網絡，加快生產要素流通，促進全球價值鏈深度合作。第二，深化“一帶一路”通關便利化合作。開展“智慧海關、智能邊境、智享聯通”合作試點，深化“一帶一路”共建國家海關多雙邊合作，共同制定通關政策，簡化通關流程，加強海關信息建設和信息共享合作，提高監管效能和通關效率。第三，推動“一帶一路”電子商務發展。信息和溝通成本是阻礙全球價值鏈參與的重要因素，要充分發揮互聯網在降低信息獲取成本和溝通協調成本方面的作用，尤其要抓住后疫情時期貿易模式和業態創新的機遇，促進跨境電商的發展，推進跨境電商綜試區建設，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深度開展跨境電商合作，制定跨境電商多邊規則，建設跨境電商海外倉，實現本土化運營，提升供應鏈韌性。第四，提升在區域價值鏈網絡中的核心地位。在后疫情時期全球化加速結構調整背景下，我國既要通過自主創新實現全球價值鏈攀升，又要通過深化區域開放合作防止價值鏈脫鉤風險。因此，鞏固提升中國在區域價值鏈網絡中的核心地位，促進“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對于新發展階段推動“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