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賦能國際貿易高質量發展：作用機理、現實挑戰和實施路徑

夏杰長 李鑾淏

一、引 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積極順應經濟全球化的時代潮流，持續深化對外開放和經貿合作發展，已經逐漸成為全球極為重要的貿易大國。根據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UNCTAD）發布的數據，1978—2021年，我國貨物進出口總額從210.86億美元增長至60524.69億美元，實現年均增速突破14.0%的矚目成就，近十年來位居世界第一大貨物貿易出口國和第二大貨物貿易進口國。同時，在經濟服務化的全球經濟發展背景下，我國服務貿易也逐漸形成了以“數字化”融合變革為主要特征的新時代發展趨勢，在規模上呈現出快速擴大態勢，所涉及行業結構逐步優化升級，對外合作開放方面不斷拓展深化（夏杰長等，2022），發展成為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關鍵環節。盡管成績斐然、亮點眾多，我國對外貿易領域卻仍展現出“大而不強”和粗放型、低效率增長等主要問題，在質量效益、發展模式、國際規則話語權等方面還存在著較大的提升空間。因此，深入探討如何推動我國對外貿易的優化升級，實現在新發展格局下從“量”和“質”層面的雙重提高，推動我國開放型經濟和國際貿易領域的高質量發展，對于加快由傳統的貿易大國邁向新時代貿易強國的步伐，以及實現我國“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具有重大意義。

隨著云計算、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虛擬現實等數字技術的高速發展和普及運用，數據要素的跨境流動、信息技術和相關配套設施的創新迭代深刻影響著當今國際貿易形式和結構。隨著國際貿易領域的數字化轉型趨勢日益凸顯，2016年12月，商務部印發的《對外貿易發展“十三五”規劃》中提出跨境電子商務產業的規?；?、標準化、集群化和規范化發展方向，強調依托跨境電子商務健康、快速發展形成外貿新業態發展的重要源泉，從而在鞏固貿易大國地位的同時，取得貿易強國建設實踐中的新進展。2019年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關于推進貿易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中明確指出，要培育貿易新業態，通過提升貿易數字化水平、積極參與全球數字經濟和數字貿易規則制定等途徑，增添對外貿易發展的強大動能。2021年7月，為積極應對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抬頭、新冠疫情嚴重沖擊等重大風險挑戰，《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快發展外貿新業態新模式的意見》提出，積極運用數字智能技術應用賦能外貿發展，推動傳統外貿的數字化轉型升級，營造線上線下良好有序的外貿環境和秩序。2021年11月頒布的《“十四五”對外貿易高質量發展規劃》中強調，加快貿易全鏈條數字化賦能，加快推進貿易主體的數字化轉型，提高我國貿易數字化水平和競爭力。面對全球新冠疫情持續蔓延態勢并未得到根本性扭轉的嚴峻形勢，2022年5月，為進一步幫扶外貿企業和實現進出口保穩提質任務目標，國務院辦公廳頒布《關于推動外貿保穩提質的意見》，要求積極開拓線上渠道，積極應用虛擬現實（VR）、增強現實（AR）、大數據等數字技術，加強與跨境電商平臺等聯動互促，優化云洽談、數字會展等新業態新模式，提升供應鏈和采購端智能化水平，提高外貿便利化程度?？梢?，數字技術的高速發展，以及它同貿易領域深度融合和廣泛滲透的發展趨勢，已經形成我國新發展階段加快提升對外貿易競爭力、加速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和實現對外貿易高質量高水平發展的關鍵動能。因此，在傳統貿易數字化變革的背景下，有必要基于貿易數字化轉型基本內涵的理解詮釋，深刻分析數字化趨勢對國際貿易領域高質量發展的賦能機制，深入探討數字經濟時代對外貿易高質量發展的全新實施路徑，即如何充分運用不斷升級迭代的數字技術和其所形成的數字化驅動力，賦智賦能我國對外貿易領域的優化轉型和高質量高水平發展，從而加快助力我國對外貿易領域的高質量發展進程。

二、數字化賦能國際貿易高質量發展的作用機理

（一）國際貿易數字化轉型的基本內涵

國際貿易領域數字化是在數字經濟時代背景下貿易標的物、貿易工具和貿易方式“數字化”轉型的發展趨勢?！皵底只保╠igitalization）轉型是一場數字技術和應用的革命性突破，其本質是接受和運用計算機技術，將不同形式和內容的自然信息與表述信息（所有字符、圖、文、語言等）轉換為便于加工處理、還原復現和儲存傳輸的二進制數字代碼（王刊良，2002；欒世棟等，2017；劉政等，2020），從而實現信息快速處理與交流的實踐過程。數字化賦能國際貿易領域發展的關鍵在于：依托云計算、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虛擬現實等數字技術，在對海量數據信息進行分析處理、存儲和傳輸的過程中有效降低成本，提高全流程的效率和精準度，深刻影響和轉變同數據和認知相關聯的一切經濟活動，開辟前景廣闊的“數字貿易”全新時代。

目前，由于數字技術的迭代升級和創新發展，數字貿易的概念邊界仍在不斷擴張，在全球范圍內關于數字貿易的界定各有側重，并未形成權威精準、口徑統一的官方定論。熊勵等（2011）首次將數字貿易概括為技術上以互聯網和數字交換技術為客觀基礎和手段途徑，旨在為貿易活動中的供求雙方提供雙邊互動所需的數字化電子信息、實現以數字化信息為貿易標的的新型商業模式。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2013，2014）分別在《美國與全球經濟中的數字貿易Ⅰ》和《美國與全球經濟中的數字貿易Ⅱ》中提出了廣義和狹義層面的定義，即數字貿易狹義上僅指通過互聯網交付的產品和服務，廣義上則包括互聯網以及基于互聯網的技術在產品和服務的訂購、生產或交付中發揮關鍵作用的所有國內與國際貿易。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2017年發布的報告中指出，數字貿易的本質是以跨境的比特（bit）和字節（byte）為基礎的傳送和轉移，因此囊括一切對數字化或實體運輸的商品或服務能夠通過數字化方式進行的交易。馬述忠等（2018）認為數字貿易是以數字化平臺為載體，以人工智能、大數據等一系列數字技術為媒介，高效實現實體貨物、數字化產品與服務、數據信息的交換的新型貿易活動。李俊等（2021）則把數字貿易細分為“貿易數字化”和“數字化貿易”，其中貿易數字化是以電子商務的形式實現的數字訂購貿易，數字化貿易指以數字服務為主要形式的可網上傳輸的數字交付貿易。

綜上所述，學術界針對數字貿易的基本內容已經形成了部分基本共識：數字貿易是傳統貿易在數字經濟時代的擴展、延伸和迭代，是國際貿易領域數字化趨勢的主要表現形式（見圖1）。一方面，數字貿易沒有突破貿易行為的基本范疇。無論傳統貿易，還是數字貿易，本質上都是由于要素稟賦差異、專業化生產和社會分工所產生的不同主體之間商品、服務和生產要素的轉移和流動。另一方面，數字貿易是對傳統貿易的突破變革和創新發展。其主要體現在：第一，運作模式渠道和工具方式上的創新。以人工智能、大數據、互聯網等為典型代表的數字技術在數字貿易中發揮最關鍵的作用，通過數字化加速變革傳統貿易中生產、營銷、交付等環節的基本模式，極大地拓展了貿易產品和服務類型。第二，交易產品和服務邊際的拓展。數字貿易所涉及的產品和服務不僅包含傳統貿易中的實體貨物和線下服務，還包括通過互聯網等數字化手段傳輸的數字產品與服務，以及作為關鍵生產要素的數據信息。因此，國際貿易的數字化轉型可以看作數字貿易的動態概念表述，其中的貿易標的物數字化包括了數據要素、數字產品和服務貿易的“數字化貿易”，以及數字訂購中的數字服務跨境貿易，貿易工具和方式的數字化則更廣泛地覆蓋了“數字化貿易”和“貿易數字化”。作為當前國際貿易領域最顯著、最重要和最關鍵的發展趨勢和動能之一，數字化應當如何賦能我國對外貿易領域高質量發展，這是目前我國對外貿易高質量發展的理論研究和具體實踐之中亟待深入思考的關鍵議題。

圖1 國際貿易數字化轉型的基本內容結構

（二）國際貿易高質量發展的數字化賦能機理

依托數字技術在國際貿易領域中的深度融入和廣泛滲透所引發的貿易標的、貿易工具和貿易模式的創新變革，數字化趨勢賦能我國國際貿易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機制和作用路徑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推動我國形成更寬領域、更多方位和更深層次的對外開放和貿易格局；二是加速國際貿易領域供需雙側優化和相互匹配，形成更高質量、高水平和高效益的產出和消費；三是全方位降低國際貿易的傳統成本，擴大國際貿易的效益空間；四是催生國際貿易新業態新模式，培育重塑全球價值鏈的全新動力（見圖2）。

圖2 數字化賦能國際貿易高質量發展的機制路徑

1.數字化推動形成更寬領域、更多方位和更深層次的對外開放和貿易格局

以云計算、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虛擬現實等為代表的數字技術具有廣泛鏈接性，也就是說數據生產要素在地理空間上具有無限的廣延性，在時間上具有高速性和即時性（戴翔等，2022）。這些特征使得數字技術高速發展所產生的數字化趨勢動能，能夠推動更寬領域、更多方位和更深層次的對外開放和貿易格局的構建。

一是數字化同制造業、服務業等不同產業領域深度結合，推動更寬領域對外開放格局的形成。一方面，數字技術廣泛滲透制造業、服務業等產業體系，有利于加速產業數字化轉型升級，通過收集信息、處理數據以及應用數字技術輔助決策加快提高不同行業中的企業效率（夏杰長，2022），從而筑造更具國際競爭力的產業綜合生態圈；另一方面，數字技術的普及應用使得不同產業間的深度、高效融合成為現實，尤其是服務業同上下游各產業間的結合協作，依托生產的柔性化、個性化和高端化能夠更好地推動我國貿易商品和服務競爭優勢的形成和強化。

二是數字化加速擴大中國與世界各國開放合作的范圍的同時，能夠有效提升我國不同地區的開放程度和對外貿易水平。一方面，數字技術突破時空限制的重要特征，與我國繼續保持和擴大同傳統友好國家的開放合作，培育健康、綠色、數字和創新等領域合作的新增長點，加快拓展和深化經貿合作網絡的主要任務具有顯著的內在一致性；另一方面，數字技術的滲透性、輻射性和靈活性等特征，有利于打破線下市場的地理性、文化性和制度性貿易壁壘限制，通過形成受時空制約較少的線上市場，加速國內區域間要素的自由活躍流動，進一步釋放各地區在國內大循環和助力我國主動融入國際循環中的優勢潛力。因此，數字技術的廣泛運用和由此形成的數字化強大動能，從積極主動參與國際循環以及充分釋放國內各區域要素內循環活力和對外開放潛力兩個層面，助力形成“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和貿易強國建設。

三是數字化推進我國對接高標準全球經貿規則，打造同數字經濟時代相符的對外開放制度、規則、管理和標準。繼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之后，數字經濟已經成為當今最重要的經濟形態，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和國際經貿規則秩序的演變和發展也必然要適應數字經濟時代的數字化發展大趨勢。因此，深刻把握數字化發展趨勢和前沿技術，同當今前沿的全球數字貿易規則和標準相對接和適應，在此基礎上依托不斷優化的數字經濟產業基礎和逐漸提高的國際競爭力，進一步融入和參與到全球數字經濟治理方案和數字貿易規則的制定設計之中，是我國向制度型開放轉變的重要途徑。

2.數字化加速貿易供需雙側優化和匹配，釋放貿易主體的生產和消費潛能

傳統跨境貿易模式中供給側和需求側之間存在巨大的信息傳輸鴻溝，長期存在信息溝通時效性差、供需匹配效率低、雙端升級轉換滯后、市場各主體反應遲緩等矛盾，對于形成了規模經濟和全球供需平衡的造成了巨大阻力。伴隨著數字化同國際貿易領域及上下游產業環節的深度融合，數字技術全面賦能國際貿易領域生產、營銷、交付、運輸和消費的全鏈條體系，加快了貿易供需雙端之間信息數據的傳輸，正在逐步提高供需兩側匹配效率和優化升級速度。

具體而言，數字化加速國際貿易供需雙側優化和匹配的主要表現有三個方面：第一，數字化帶來的互聯網、大數據、虛擬現實和區塊鏈等典型數字技術，暢通供需兩側信息數據的傳輸渠道，有效打破供需雙端間的信息壁壘。在數字經濟時代，數字技術的廣泛普及和運用大大降低了市場主體所需信息的傳輸時間，縮短了供給側對市場需求變化的反應時間，有效緩解了信息滯后所導致的市場供需失衡和不匹配。第二，數字化極大地提高了供給端的生產效率。數據是數字經濟時代關鍵的生產要素，而大數據、互聯網等數字技術有助于供給端對消費需求做出相對精準的市場預測，從而有效提高各類生產要素的高效配置和綜合利用率，極大地改變傳統供給端資源的投入、組合和利用模式，減少低端無效的供給，形成最高效、最適配、效益最大的產出，以供給端的升級、轉型和提效助推國際貿易高質量高水平的可持續發展。第三，數字化有助于釋放消費端的巨大潛能，有效激發消費需求的快速擴張和升級。數字時代背景下，貿易產品、工具和途徑的數字化使得消費需求日趨多元化、柔性化和個性化，有定制需求的小型化和小單化的“零單貿易”不斷增多，線上、電子化貨物訂單以及品類繁多的數字化服務已然成為國際貿易活動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極大地拓展了消費需求邊界。

3.數字化全方位降低國際貿易的傳統成本，擴大國際貿易的效益空間

除了產品或服務的生產供給，跨境貿易實踐中還包括客源需求對接、交易磋商、交付和貨款結算、物流運輸等主要階段環節，在傳統的國際貿易活動中形成了巨大的成本支出來源。數字化背景下，通過貿易產品、工具和途徑的數字化升級創新，國際貿易各環節的成本支出能夠得到有效降低。第一，在尋找和對接客源階段，通過大數據、互聯網、云計算和虛擬現實等數字化手段途徑，基于對國際市場需求和客源海量數據的量化分析和趨勢預測，制定高效的客戶搜尋和需求對接策略，結合云端直播平臺、數字會展、搜索引擎等多元化的線上跨境營銷模式，有效開拓更廣闊的國際市場客源和訂單需求空間。第二，在交易洽談和商務談判階段，大數據、互聯網和虛擬現實等數字技術能夠構建便利快捷、超越時空限制的信息交流渠道和平臺，減少由地理區位、社會文化、語言障礙等所導致的國際商務活動之中的溝通壁壘，極大地提高跨境貿易的雙邊交易磋商效率，抑制信息高度不對稱和溝通摩擦引致的成本支出增加。第三，在交付和結算階段，數字化的全新動能將推動無紙化數字單證平臺、電子口岸和貿易線上保險服務等綜合體系的建設和完善，通過對各類貿易單據憑證的技術革新，構建透明、安全、高效和綠色的全球支付結算金融網絡，促進國際貿易領域一系列進出口程序的簡易化、便捷化、智能化和可持續化，有效降低跨境貿易的各類風險和成本支出。第四，在物流運輸階段，一方面通過大數據、人工智能、云技術、區塊鏈等數字技術推動數字物流和海外倉數字化系統的快速發展，規劃選擇高效率、低風險、全程可視化的實體貨物運輸方式和路徑，大大降低傳統貿易模式下產生的冰山運輸成本；另一方面，新興的數字產品和服務通過損耗小、速度快、成本低的數字化渠道和技術工具傳輸，大幅度削減了商品運輸和供應成本，而且隨著互聯網、區塊鏈、大數據、5G等數字技術的快速發展，數字產品和服務的運輸成本還將不斷降低，可有效擴大國際貿易的收益空間。

4.數字化催生國際貿易新業態新模式，培育重塑全球價值鏈的全新動力

在數字經濟時代，數字化已經成為國際貿易領域新業態、新模式和新形式重要的催化劑。在適應當今個性化、多元化、高彈性、集約化的新興市場需求方面，傳統貿易模式面臨著巨大瓶頸和多重挑戰，而互聯網、大數據、虛擬現實等數字技術為國際貿易模式創新提供了新的發展契機。數字技術的進步和普及，促進形成線上線下雙線融合的交易場所，拓展了產品和服務交易品類，縮減了跨境貿易中諸多中間環節，改變了貿易鏈條上生產者、供給商、運輸商和消費者之間的關系，加快了國際貿易模式的創新升級和轉型優化。

數字化激發的個性化、碎片化的廣闊市場訂單需求，推動跨境電子商務、數字會展等貿易新業態蓬勃發展，加速各類行業的深度融合，催生和培育出生產商、物流供應商、批發商、分銷商、零售商和消費者與政府監管部門在內的一體化外貿綜合服務管理模式，從而有利于創造國際貿易新機遇，培育全球經濟發展的全新動力。具體而言，數字化催生貿易新業態新模式、推動全球經濟高速發展的主要表現為：第一，數字化推動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的發展，必然會在世界范圍內創造更多新職業種類和新就業崗位，催生出職業多元化、形式多樣化、方式靈活化的社會就業新趨勢，有效打破勞動力流動中的時空限制，充分釋放新業態下要素自由快速流動帶來的經濟紅利；第二，數字化催化出國際貿易領域的新業態新模式，加快貿易相關產業資源配置和生產效率的提升，縮短過剩落后產能更替淘汰的反應時間，不斷刺激全球范圍內高效益、高質量、可持續的貿易活動新形式、新形態的產生，形成重塑全球利益分配格局、驅動價值鏈分工升級的全新動力，培育全球經濟復蘇和發展的數字時代新動能。

三、我國國際貿易領域數字化賦能的現實挑戰

數字經濟時代，數字技術的創新迭代所形成的數字化動能通過優化資源要素配置、增大貿易效益空間、豐富貿易業態與模式、深化經濟領域的跨國協作等方面，能夠助力我國的貿易強國建設，推動我國對外貿易的高質量發展，但也產生了拉大全球數字鴻溝、形成新型貿易壁壘和國際市場壟斷、威脅國家經濟和政務安全、激化治理理念分歧和矛盾等負面影響（馬述忠等，2020），不利于國際貿易領域的數字化轉型及高質量高水平發展。目前，我國也面臨著阻礙數字化賦能貿易強國建設的一系列發展難題和現實挑戰。

（一）來自國內的挑戰：數字貿易發展中新舊矛盾疊加的困境

1.數字貿易領域的中國學術理論體系尚未建立，難以形成科學理論和政策標準的賦能合力

近年來，我國積極把握數字化的發展浪潮，充分發揮哲學社會科學大國的優勢地位，在研究數字貿易的“中國經驗”和實際解決“中國問題”的過程中，不斷提升國際經濟學領域的“中國自信”（馬述忠等，2018），也形成了以《數字貿易——基本概念與關鍵倡議》項目注冊成功為代表的貿易數字化領域的學術和實踐成果。然而，相較于歐盟、美國和日本等發達經濟體，我國雖然具備大國大市場和國家戰略定位的優勢，但是對數字貿易的研究起步較晚（徐金海等，2022），重要概念和統計口徑還存在著較大分歧，缺乏統一和具有約束力的標準，導致國內支持政策在制定深度、實施精度和影響廣度上呈現出明顯的局限性，數字貿易的數據統計制度尚未統一和完善，無法形成規范國內數據的跨境傳輸、加強數據信息安全保密建設、完善數字貿易領域監測管理的賦能合力。

2.數字技術領域的高級研發和復合型人才缺口較大，核心數字技術“受制于人”的現狀并未得到根本改變

根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就業發展研究報告：新形態、新模式、新趨勢（2021年）》，2020年我國數字化人才缺口已經接近1100萬，而且在各行業數字化轉型持續增速和推進的背景下還存在不斷加大的趨勢。不僅是數字技術研發崗位人才，還有能夠同時深刻掌握傳統行業發展方向和數字技能的復合型人才，都存在較為嚴重的短缺狀況。數字技術領域人力資本嚴重匱乏的背景下，國內高端芯片、操作系統、核心元器件及數字基礎設施等領域也面臨著技術攻關遲緩和低自給率的困境。目前，我國約有32%的關鍵材料仍處于空白領域，絕大多數計算機和服務器通用處理器95%的高端專用芯片、超過70%的智能終端處理器，以及大部分存儲芯片都依賴進口，無法形成在全球數字貿易中較為顯著的技術競爭優勢。

3.日益凸顯的城鄉數字鴻溝和“數據孤島”現象嚴重抑制了數字化對我國貿易高質量發展的推動作用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截至2021年12月，我國城鎮地區的互聯網普及率達到81.3%，農村地區則僅為57.6%；城鎮網民達到全國網民的72.5%，農村網民規模所占比例則約為27.5%，占比差距顯著超過城鎮與農村居住人口占全國總人口比重約27.8個百分點的差距。除此之外，產業數字化水平，以及數字技術基礎設施的覆蓋程度都呈現出城鄉兩極分化態勢。企業間、政府間和政企間普遍存在的“數據孤島”現象，導致不同組織機構、行業或平臺之間數據信息無法連接互動或有效共享，嚴重限制了產業數字化進程和各類數據的自由流通、快速傳導、共享互利，不利于充分發揮海量數據和數字技術的效用價值，從而難以形成國內產業合力和具有國際吸引力的數字經濟環境以助推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充分挖掘利用，很大程度上妨礙了數據生產要素和數字技術在建設貿易強國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

（二）國際視角下的難題：全球數字鴻溝和數字貿易治理摩擦

數字經濟時代，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和數字化趨勢的巨大推力帶給全球不同經濟體更多元、更開闊的經濟增長路徑。但各國在數字經濟發展階段和產業基礎、監管理念和國別利益上的差異（楊繼軍等，2022），使得數字貿易規則和數字經濟治理機制在區域和全球層面一直處于碎片化、泛化和缺乏約束力的狀態中，構成了全球范圍內各國或地區從數字經濟和數字貿易發展中獲取更大效益的絆腳石。

由于信息技術水平、貿易平臺建設、貿易規模和結構、治理規則和相關法律等方面的絕對優勢，美國、歐盟、日本等對全球數字貿易規則秩序影響力較大的發達經濟體力圖通過《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日歐經濟伙伴關系協定》（Japan-EU EPA）、《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議》（TTIP）等渠道和平臺制定高度自由開放的數字貿易規則，強化數字經濟領域的國際戰略同盟，確立和鞏固在全球范圍內的領先地位和主導作用。相較而言，在廣大發展中國家對數字貿易領域的關鍵訴求中，推進本國已有的數字經濟產業鏈條和數字貿易體系的優化升級往往被作為優先考慮方向，側重于采取循序漸進、更重視公平性的對外開放政策和制度，以達到減小貿易領域的數字化變革對國內經濟沖擊或震蕩的目的。除此之外，各國針對數據跨境自由流動、源代碼保護、數字稅收治理、數字平臺競爭、數字技術倫理和網絡數據安全等方面的核心主張和價值取向存在顯著差異，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全球數字貿易所營造的包容性、協調性發展機遇，加劇了全球數字貿易和數字經濟治理合作過程中的摩擦和矛盾，增加了我國貿易強國建設在國際合作層面的壓力和挑戰。

四、數字化賦能國際貿易高質量發展的實施路徑

云計算、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和虛擬現實等數字技術帶來的數字化發展動能是數字經濟時代對外貿易的高質量發展中不可忽視的關鍵著力點。因此，有必要緊緊圍繞數字化賦能國際貿易領域高質量發展的作用機理，針對當前數字化賦能對外貿易高質量發展中存在的挑戰和問題，提供數字化推動國際貿易領域高質量高水平發展的“中國方案”。

（一）構建貿易數字化的中國學術理論體系，形成貿易強國理論與政策合力

當前，我國構建貿易數字化的本土學術理論體系具有相對扎實、廣闊的基礎環境。一是我國作為哲學社會科學大國，在研究數字貿易的“中國經驗”和實際解決“中國問題”的過程中，有能力推動數字經濟時代我國國際經濟理論的發展與創新；二是中國憑借跨境電子商務、數字會展等方面發展的領先優勢，成功躋身全球數字經濟和數字貿易發展前列。根據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公布的數據，2021年我國可數字交付的服務貿易總規模超過了3596億美元。其中，我國可數字交付服務的出口規模達到了1948.45億美元，僅次于美國、英國、德國和愛爾蘭，位居全球第五，2012—2021年10年間的年均增速超過10%，為我國貿易數字化的理論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實踐案例和難得的發展機遇。同時，黨中央和各級政府非常重視數字經濟和數字貿易，通過出臺對外貿易領域的規劃方案和指導意見，推動出臺和落實《數據安全法》《網絡安全法》《密碼法》《個人信息保護法》以及各省、市的數字經濟促進條例，加快打造維護數字經濟生態下數據安全、算法治理、平臺規范等方面的司法保障體系和政策環境。

未來，我國應該努力縮小國內國際經濟理論研究水平同世界領先水平之間的差距，尤其是在數字貿易領域的新概念、新模式和新道路等方面提出“中國版本”的理論成果，構建符合中國國情和發展現狀的數字經濟理論框架、分析范式、政策工具，在世界范圍內奪得數字經濟和數字貿易理論研究的制高點。在扎實豐富的理論研究基礎上，高度重視運用科學理論指導政策精準制定和貫徹落實，優化數字經濟領域的頂層制度設計，形成貿易數字化趨勢下理論研究和政策方案共同助力國際貿易高質量發展的強大合力。

（二）培育數字貿易領域的高水平人力資本，破解關鍵技術受制的發展困境

“里昂惕夫之謎”提出以來，人力資本作為比較優勢和貿易競爭力的源泉已經得到廣泛認同。隨著經濟形態和時代發展的變化，對人才的知識、技能和素養的要求也會有所調整。在數字經濟時代的大背景和貿易數字化的主流趨勢下，數字貿易領域研究型、技能型和創新型人才隊伍的建設，是我國把握貿易數字化新時代契機和破解核心技術“受制于人”困局的重要途徑。

一是要重點培養數字技術領域研發和技能人才，同我國新型舉國體制和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優勢結合，優化先進計算、算網融合等技術布局，形成數字貿易競爭新優勢的重要來源，助力我國抓住數字經濟時代的機遇建設成為全球貿易強國；二是革新數字經濟時代下國際貿易領域的人才培育模式，高等院校應適時調整和創新同貿易相關的課程內容和實踐方式，強化同政府部門、企業和貿易協會聯合培養的長效機制，形成適應貿易數字化發展的復合型、高水平和高素養人力資本的蓄水池，打造服務于對外貿易高質量發展的廣闊優質的人才儲備；三是推動國內全民數字素養的穩步提升，擴大由數字化轉型領先的企業機構、政府部門或高等院校提供的面向全社會大眾的數字資源供給和數字技能學習平臺，提高國內數字商品和服務的消費水平和需求程度，拉動國內三次產業的數字化轉型，助推數字化賦能我國對外貿易領域的高質量發展。

（三）加快數字技術同國內產業的深度融合，推動貿易產業鏈的數字化轉型

國內三次產業是對外貿易的重要基礎，其發展水平深刻而直接地影響著國家外貿競爭優勢水平。數字經濟的高速發展和國際貿易的數字化趨勢下，國內產業數字化轉型和新興的數字產業就成為當今國際貿易競爭力的新來源。因此，夯實和發展好數字貿易的產業基礎，加快國內產業數字化建設和貿易全鏈條的數字化轉型，加快提高貿易數字化趨勢下我國對外貿易競爭力，形成國際貿易領域高質量發展牢固的產業基礎。

一是加強產業數字化創新變革，推動國內三次產業向數字化、智能化和高端化方向快速發展，牢牢把握數字時代的歷史機遇，通過數字技術廣泛滲透和深度融入不同產業，完善數字產業生態系統建設，加快國內產業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升全要素生產率，減少產業鏈條中的低效高耗供給，為三次產業的高質量和現代化發展提供支撐；二是充分發揮5G、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區塊鏈等數字技術賦能不同產業，尤其服務業同其他產業間深度融合的重要作用，賦能賦智三次產業的高端化、柔性化和定制化生產，實現我國貿易競爭優勢的培育、增長和強化；三是加強數字技術賦能供應鏈的深度和精度，不斷完善數字化跨境服務貿易與全鏈路跨境供應鏈體系，為廣大外貿企業提供全產業鏈、全供應鏈一體化綜合服務，推動更多中小企業積極融入對外貿易，提高貿易供應鏈韌性、降低運行成本和預防鏈條中斷風險，充分實現國際貿易領域中生產端和供應鏈的全方位數字化轉型，推動我國在全球價值鏈中向高附加值、高收益的前沿領域加速攀升。

（四）統籌協調深化開放和國家安全的關系，開拓數字經貿國際合作新空間

貿易數字化創造了全球經濟增長的新突破口，也導致了全球數據安全爭端和數字貿易壁壘。貿易數字化的工具載體是數字技術，而核心的戰略資源和生產要素則是數據信息。因此，在維護好我國人民群眾根本利益和國家安全的同時，要推動數字技術和數據要素高效、充分地有機組合，開拓數字經貿的國際合作空間，提升我國在全球數字貿易中的影響力。這是我國當前數字戰略競爭與合作的關鍵點，更是我國推動國際貿易領域高質量發展中的聚焦重點。

一是重視數字安全治理，立足于我國研究成果、配套政策和國內產業發展現狀。在技術層面上，充分發揮數字技術和我國算力的相對優勢，發揮技術和數據信息在局部市場中的治理、規范和監測作用；在政策層面上，加快完善有關隱私保護、數據安全、跨境傳輸、平臺運行和反壟斷等國內相關法律體系，以及數據要素確權、交易、轉讓和使用等相關標準制度，保障涉及國家安全、公共安全、經濟安全和社會穩定的重要數據和個人信息安全，為數據信息的跨境自由流動提供法律保障；在國際合作層面上，積極推動區域和全球網絡數字治理合作與規則建設，在數據監管、數字貨幣、數字稅收規則、數字知識產權、網絡安全治理等國際規則和技術標準方面構建國際合作和長效溝通機制。二是開拓數字貿易的國際合作新空間，實現符合我國根本發展利益和全球貿易數字化發展趨勢的對外開放。一方面，依托“一帶一路”沿線經濟體廣闊的市場需求，大力發展數字出版、動漫游戲、數字傳媒、線上教育、遠程醫療等數字產品和服務出口，積極擴大移動支付和數字貨幣合作，率先探索和落實區域數字貿易規則；另一方面，積極參與和推動全球數字貿易規則談判，推廣貿易數字化建設的中國經驗、中國方案和中國智慧，構筑休戚與共、開放包容、“共商共建共享”的“數字命運共同體”，推動全球數字鴻溝的縮小和彌合，提高數字經濟新時代我國在國際貿易領域的影響力和話語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