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難的契合與差異
——福貴與冉阿讓比較論

陳富志

(平頂山學院 文學院,河南 平頂山 467036)

余華的《活著》自問世后很快被翻譯成20多種語言,為他在國內外贏得巨大的聲譽。作品對福貴人生苦難的傾情書寫與福貴坦然面對苦難的超然與包容,都是余華用人物的靈魂在說話,用生命在發言。而同樣表現冉阿讓一生苦難經歷的法國作家雨果的《悲慘世界》,與余華的《活著》在書寫人生苦難方面有著驚人的契合之處,從而使福貴和冉阿讓這兩位中西方文學長廊中不可多得的人物在許多方面存在著很強的可比性。

一、苦難的契合

福貴和冉阿讓作為中西方文學中飽受人間苦難“浸泡”的典型代表,有許多相似之處。

首先,福貴和冉阿讓都置身于社會大變革的話語背景中展開故事。福貴的生命歷程中,經歷了國民黨統治后期到解放戰爭、土改運動以及改革開放前后半個多世紀波瀾壯闊的歷史。但小說故意淡化了社會政治背景,主要是把它當作孕育人生苦難的生存環境,讓福貴在這樣一個大“煉爐”中命運沉浮,品盡人間苦難和世事滄桑。冉阿讓的人生苦難故事背景同樣恢宏壯闊。從小說開始提到的卞福汝主教經歷的1793年大革命高潮,到卷末沒落貴族家庭出身的馬呂斯所參加的1832年巴黎人民反對七月王朝的起義,將近半個世紀歷史過程中廣闊的社會生活畫面一一呈現出來,揭露了資本家如何奴役人民、如何逼良為娼并制造人間地獄的。無論是《活著》還是《悲慘世界》,都將主人公個人命運的沉浮置于社會大變革的歷史背景之下言說,給人以沉重的歷史滄桑感、真實感而顯得氣勢磅礴。

其次,福貴和冉阿讓都是全身浸透著苦難汁液的受難者形象。福貴的一生與他名字寓意實在是背道而馳。他從大富大貴到不名一文甚至舉家無立錐之地,巨大的社會變革和物質生活變遷使他不得不努力面對殘酷的現實和世間的凄風冷雨。諸多的苦難經歷將他拋出正常的生活軌道并帶來生存的窘迫,更悲慘的是一次又一次目睹妻兒老小六位親屬先他而去。小說文本最后,孤零零的福貴老人不得不和一頭名叫“福貴”的老牛相依為命孤苦終老。而《悲慘世界》中的冉阿讓同樣生活在苦難的深淵里。冉阿讓作為一個修剪樹枝的窮苦工人,僅僅是為了姐姐的孩子不被餓死偷了一塊面包被判刑入獄。因為不滿不公平的法律對他的判決,屢次越獄沒有成功,反而又被加罰苦役19年。出獄后的冉阿讓因為自己曾經是苦役犯而被社會拒納,走投無路之際在迪涅小鎮受到卞福汝主教的點化,燃起了他靈魂向善的明燈。然而,即使他隱姓埋名開辦實業、扶弱濟貧、一心向善并成為改過自新之人,卻一生一直是沙威追緝的犯人。冉阿讓在四處逃避追緝的艱難歲月里將珂賽特養大成人,但是卻遭到馬呂斯和珂賽特的誤解。失去珂賽特讓冉阿讓一夜變老、走向死亡,直到離開人世之際誤解才消除。福貴和冉阿讓雖然經歷的人生苦難形式不同,但都是全身每個細胞都滲透著苦難汁液的受難者形象。

再次,福貴和冉阿讓都經歷了兩次極其相似的關鍵性人生轉折。福貴原來是個家庭富有、吃喝嫖賭的紈绔子弟,賭博輸掉了家產反而因禍得福是其人生的第一次關鍵轉折。如果不是福貴賭光了家產導致其地主和佃戶身份陰差陽錯地“置換”,土改時被槍斃的就是福貴而不是龍二。龍二因為買了福貴的家產成為“地主”而大禍臨頭,臨死前他不無哀怨地說:“福貴,我是替你去死啊!”這無助的埋怨話語背后蘊含著龍二命運的不幸和福貴大難不死的慶幸,揭示出人生命運的變幻莫測和極大的偶然性。福貴人生第二個關鍵轉折點是被國民黨拉壯丁后押赴戰場打仗。在槍林彈雨、橫尸遍野的戰場上,鮮活生命的驟然消失如晴空霹靂驚醒了渾渾噩噩的福貴,使他第一次真切體悟到“生命”的珍貴,思想上對“生命”的認知發生了質的轉變。經過這兩次重要人生轉折,“舊的”福貴徹底死去,“新的”福貴誕生了。無獨有偶,這種人生轉折在冉阿讓身上同樣出現了兩次。社會的不公讓冉阿讓對社會充滿仇恨,出獄后準備報復社會的怒火在胸中烈烈燃燒。寄托著雨果人道主義理想的卞福汝主教不僅從警察手中救了冉阿讓,還將一對價值二百法郎的銀燭臺送給了他,從而以上帝的仁愛感化冉阿讓,澆滅了他心中隱藏的惡的念頭,挽救了在善惡十字路口徘徊的冉阿讓,引導他走上一條人心向善的道路。冉阿讓人生第二次重要轉折點,是在沙威誤以為商馬第就是多年追緝的兇犯冉阿讓。在商馬第將被送入監獄之際,經過痛苦思想斗爭的冉阿讓勇敢站出來,宣布自己的真實身份就是冉阿讓進而來拯救商馬第。他非常清楚承認真實身份的嚴重后果,但莫里哀主教的“我贖的是您的靈魂,我把它從黑暗中,從自暴自棄中拯救了出來,把它交還給上帝”[1]82的教誨使他勇敢地直面苦難。盡管以后逃亡的生涯充滿艱辛,但冉阿讓的靈魂得以凈化和升華。因此,不難看出,龍二和國民黨之于福貴,正如同卞福汝主教和商馬第之于冉阿讓,他們都于無意之中改變了福貴和冉阿讓各自的人生命運,使他們對人生意義和生命的價值有了全新的認知,并承載起余華和雨果各自不同的創作主旨和作品中寄寓的人格理想。

最后,福貴和冉阿讓都是具有愛心和責任心的苦難抗爭者。在經歷了家境的變化和兩年的兵役磨難之后,福貴對“生命”的認知和“活著”的看法產生了質的改變,擔當起一個具有責任心的丈夫、父親、外公的角色。當他從闊少爺瞬間變成不名一文的佃戶時,也想一死了之。正是民間“欠債還錢,天經地義”這一道德倫理支撐著他活了下來,暗示出福貴潛意識中還是有擔當意識和責任心的男人。后來,他竭盡全力地悉心照顧重病的妻子、聾啞的女兒、兒子有慶以及外孫苦根,都是福貴具有愛心和責任心的最好見證。冉阿讓作為雨果人道主義理想的荷載者,其仁愛之心和責任感在其開辦工廠、扶弱濟貧、信守承諾照顧珂賽特甚至以德報怨救了一直追捕他的沙威、冒險救了瀕臨死亡的馬呂斯等行動中,均如狂風暴雨漆黑之夜一道道刺破夜幕的閃電,展示出人道主義的耀眼光芒,均得到雨果濃墨重彩地傾情書寫和歌頌。

冉阿讓和福貴都是“苦難”的符號化象征,悲慘的不是冉阿讓的人生,而是“培育”出悲慘溫床的這個世界;苦難的不是福貴的人生,而是符號化背后“福貴”的縮影。福貴和冉阿讓這一對中西方文學長廊中的苦難代表,盡管有許多相似之處可以言說,但兩者還有著本質性的差異,這種差異揭示出雨果和余華人物塑造中所采用的不同的敘事倫理。

二、內在的本質差異

福貴和冉阿讓在人生苦難諸多方面確實有著驚人的契合。但是,由于雨果和余華在創作時采取迥然不同的敘事倫理,為冉阿讓和福貴提供各自不同類型和不同氣質的精神資源,直接導致冉阿讓和福貴對待苦難的行為方式上存在著本質差異,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兩者對苦難認知的心靈深度不同。雨果的人道主義敘事倫理,其側重點就表現在對貧苦人民悲慘命運的深切同情以及對黑暗社會的憤怒控訴,將貧苦人民的一切不幸和悲慘遭遇歸結為社會對他們的壓迫和罪惡。為此,需要冉阿讓有一定的心靈深度和理性品格,并積極向著其內心深處掘進,思索苦難的根源和隱藏于苦難表象背后的罪惡黑手。作品中多次出現對冉阿讓大段的心理描寫,來展示其心靈世界的深度、思索的廣度、紛繁的層次性以及鞭辟入里的理性辯證。尤為精彩的是冉阿讓在獄中的一段心理活動描寫:

走上絕境的,是不是就他一個人有此過失?想工作,但找不到工作;想勞動,但沒有面包。那首先要問,這能不能不算是件嚴重的事情呢?后來,有了過失,招認了,而處罰是否過重了?法律在對犯人處罰方面出的錯兒,是否比犯人犯的錯兒更嚴重些呢……越獄一次,處罰加重一次,這是不是強者對弱者的謀害?是不是社會在侵犯個人?這種情況逐日加重,持續了19年之久,如何解釋?……社會的成員中,分得財富最少的恰恰最需要得到照顧,而社會對于他們卻是苛求,這合理嗎?……社會必須正視這些事情,因為這些事情是它自己制造出來的。[1]82

冉阿讓承認自己偷一塊面包有錯,但是法律對他是不公平的,比他偷一塊面包罪過更大的是迫使他去偷竊的那個萬惡的社會,是那些剝奪他生存權利的統治者,是那些毫無公平可言、為資產階級服務的工具——法律!冉阿讓自己組織法庭對自己、對社會、對上帝和不公平的法律進行審判,其理性辯證的思索猶如電光石火瞬間照亮了整個黑暗,使人們認識到一切罪惡之源在于社會缺乏公平和正義。冉阿讓獨有的心靈深度和理性思辨,戳穿了資產階級所宣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謊言和虛偽面具,揭露出法律的暴虐、殘酷和為資本家服務的社會本質,揪出了造成悲慘世界的幕后黑手。恰恰是冉阿讓這種使我們今天的人看起來依舊有些高山仰止的勇氣和鋒芒,展示出人道主義立場的光輝,使得冉阿讓對苦難的認知突破繁雜的表象而上升到社會學范疇,矛頭直指造成“悲慘世界”的肯綮所在。

與冉阿讓的心靈深度和比較成熟的理性辯證品格相比,福貴如同一個幼稚單純的孩子,對苦難的心靈認知和思考過于簡單化和片面化。對于每一次接踵而至的苦難,福貴從來就不去考慮其根源是什么,對苦難的心靈認知往往停留于極其膚淺的表面,缺乏較深層次的思考,更缺少自我省悟的懺悔精神。即便是苦根兒之死直接和自己的粗心大意密切相關,但福貴也從不考慮苦根兒死于誰之手,他只知道一個擺在眼前的事實——苦根兒是吃豆子撐死的!他唯一可以做的是面對并接受這個事實。這也恰恰體現了中國民間傳統的審美心理:“怨而不怒,哀而不傷?！碑斔麄兪艿絹碜酝獠渴澜缧纬傻膫涂嚯y時,總能從樸素的民間道德倫理中汲取力量,去努力尋找一種與之和諧相處的途徑,將本應爆發的尖銳矛盾一一化解,進而安撫自己內心深處累累的傷痕。因此,面對一切苦難,福貴既沒有充滿血淚的控訴,也沒有撕心裂肺的叫喊,更沒半點埋怨之意。面對人生路程上的遍地荊棘,孤苦伶仃的福貴明白命運的不可扭轉和小人物的卑微,他所擁有的法寶僅僅有兩個字“忍耐”。這使得整部小說的敘述都因這無邊無際的“忍耐”而變得沉郁、悲痛和無語?；蛟S這就是余華所謂“作家的使命不是發泄,而是對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對善與惡一視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2]中文版自序。在悲苦無依的人生境遇中,福貴別無選擇,只有借助余華所賦予的“為了活著本身而活著”的敘事倫理觀,不得不“淡定”地看待人世間的風起云涌和繁雜多變,并且以極大的耐受力去忍受劈頭蓋臉降臨的苦難和不幸。換言之,對福貴而言,“活著”不只是人生的一個體驗過程,而且“活著”就是“王道”,故生命因存在而精彩?；蛟S正是源于此,使得福貴放棄了對苦難做更深層次的靈魂追問和根源性探究。雖然余華極端冷靜克制的敘述努力讓讀者相信福貴是幸福的、超然的,但是其結果卻是背道而馳。與之相比,面對苦難的接踵而至,冉阿讓更像一個閃爍著雨果人道主義靈光的思想者、批判者、積極的抗爭者。

第二,兩者對抗苦難的方式不盡相同。不同的心靈深度和苦難認知,使得冉阿讓和福貴對抗苦難的行為方式各有差異。冉阿讓承載著雨果人道主義理想,使得他對苦難的根源有著深刻的理性認知,確保他具有內心自審和外部理性的行為方式來對抗苦難。因而,冉阿讓對抗苦難是完全自發的、主動的、積極的。當他認定法律的不公之際,三番五次越獄,并組織道德法庭對自己、社會、法律和上帝進行逐個審判,將籠罩在道德、社會、法律之外的道貌岸然的華麗外衣毫不猶豫地撕碎;為了信守對芳汀的承諾,他再次越獄并帶著珂賽特脫離苦海。在巴黎為了躲避警方和沙威的追捕,他和年幼的珂賽特小心翼翼度日,并充分發揮了他對抗被追緝的積極性,顯示出其過人的膽量、高超的技能。一次他帶著珂賽特陷入警察的包圍而被逼入一個死胡同,猶如一頭進入羅網的猛獸,急中生智憑借19年牢獄之中摸索出的技巧,利用燈繩敏捷地翻越高墻躲進修道院;在激烈的街壘戰中,冉阿讓也勇于投身人民革命起義參加了國民警衛軍,用革命行動否定這個萬惡的社會。盡管他對革命和理想社會的認識朦朧模糊,但他以斗爭的方式去改變社會現狀的態度卻是主動的、積極的?？梢?冉阿讓對于每次降臨的苦難不是坐以待斃,而是以一種積極的姿態與苦難抗爭、與命運搏斗。歷次的抗爭中,他都以理性的思考方式掌握著主動權,解決面臨的尖銳矛盾。無論是他人生關鍵的兩次轉折,還是他給芳汀許下照顧珂賽特的諾言;無論是他以德報怨放走沙威,還是冒險去救馬呂斯等,都是以主動的、積極的姿態來實現“做一個好人”的理想。

與冉阿讓對抗苦難的主動、積極相比,福貴對苦難的抗爭則是被動的、消極的。他之所以輸光了家產沒有一死了之,是民間“欠債還錢,天經地義”的道德倫理觀迫使他不得不去還賭債;女兒難產死于醫院,他和女婿二喜回家草草將其埋葬并將之歸結為宿命。面對降臨的苦難,他都以余華所說的“忍耐”來被動接受,缺乏冉阿讓那種昂揚的斗志和直面抗擊苦難的勇氣和骨氣,是民間傳統的“好死不如賴活著”這一根深蒂固的理念支撐著他早已是空殼的軀體被動地“忍耐”苦難。在他的人生詞典里,似乎就沒有“抗爭”這個詞。被國民黨抓走當兵時,他不敢逃跑的原因是怕被打死;正在上學的兒子有慶給春生的老婆獻血致死,福貴和春生會面之際,竟然忘記了兒子的死亡和春生聊起了老全,聊到過去吃饅頭時居然匪夷所思地“兩個人都笑了”,于是兒子有慶的死在與故友的聊天中不了了之。無論是鳳霞的死還是苦根的死,對于不公的命運,福貴擁有的盔甲只是默默地忍耐。他以一種平和寧靜的心態看待生死,這種“齊生死、等榮辱”的“偽道家”的超然成為他對抗苦難和死亡的“金鐘罩鐵布衫”,暗示出福貴對苦難的麻木和對一次次噩運的無奈妥協。

第三,主人公面對苦難時的心理流變各有不同。作家在進行文學創作時往往為了表達某種強烈的觀念,使筆下的人物直奔作家要傳達出的某種哲思,甚至不惜使人物成為自己話語的傳聲筒。福貴就是余華所需要的這種傳達自己聲音的人物。為了表達“苦難主題”和“為了活著本身而活著”的敘事倫理,余華有純粹為“苦難”而堆砌“苦難”的嫌疑。他將有可能發生于眾多人身上的某一種人生苦難,全部高度集中化后劈頭蓋臉地砸向福貴,使其整個人生傳奇化地跌宕起伏。余華將一系列苦難集中于福貴一個人頭上的可能性與藝術的真實性暫且忽略不計,但是,余華忽略了福貴作為一個獨立個體,面對苦難降臨時所具有的本能的豐富心理流變和情感反應機制,強行剝奪了福貴獨立思考的能力。這使得福貴完全按照余華的意思變換自己的性格特征,從一個吃喝嫖賭、游手好閑的浪蕩闊少轉瞬間就變成了一個敢于擔當并具有責任心的男人。眾所周知,人性的轉變有一個漸進性和過渡性的過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往往是外部世界巨大刺激引起主人公內心世界的痛苦煎熬和掙扎,在強烈的沖突中,主人公的性格得以重塑,人物形象得以更加豐滿和立體化。但是,福貴因缺少大量豐富的心理流變和靈魂博弈的過程鋪墊而顯得過于陡轉急下。作品中更缺少主人公鳳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心靈煎熬,僅僅以“福貴一夜之間瘦了一圈”一句輕描淡寫之語一筆帶過,使得福貴成為概念化、片面化、受苦受難的符號而已。不單單如此,在《活著》文本中,幾乎見不到福貴面臨人生大災大難時大段大段的心理活動描寫靈魂世界的掙扎與搏擊。每次親人的離去,余華都以簡單的幾句話就使得福貴以匪夷所思的超然心態接受殘酷的事實并無比快樂地“活著”,那種親人一個個先后離去的撕心裂肺的痛楚和靈魂煎熬都忽略不計。簡言之,由于余華惜墨如金,最能表現人物靈魂世界變化的心理流變描寫過于缺乏,導致一個極其平面化的靈魂和簡單化的福貴形象隨之產生,使其缺乏真實感、立體感和生命的質感。

與之相比,雨果在塑造冉阿讓人物形象時,除多處采取美丑對比的手法外(比如冉阿讓和沙威的對比),更著重于遵循人物內在的心理變化邏輯,把冉阿讓內心世界的反復無常、復雜善變描寫得充分到位,而不是像福貴一樣的簡單化、平面化。例如,在拯救商馬第之際,冉阿讓圍繞著“留在天堂做魔鬼,或是回到地獄做天使”這個問題,在自首與緘默的十字路口來回徘徊猶豫不決。尤為精彩的是“腦海中的風暴”這一章節中,雨果更是采取潑墨手法濃墨重彩地描寫冉阿讓波瀾起伏的心理流變和激烈復雜的思想斗爭,讓我們細致入微地看到冉阿讓在是放棄既得的榮譽幸福還是追求崇高正直、是求得靈魂的平靜還是含垢偷生這一兩難抉擇面前的艱難心路歷程。不只是在商馬第事件上雨果善于運用心理描寫,對于每次降臨的災難和人生命運關鍵轉折的事件時,雨果都給予冉阿讓大段的心理流變的書寫。比如冉阿讓受卞福汝主教感化后靈魂善惡歸宿的抉擇,在獄中對自己、對社會、對法律和上帝的道德審判等,冉阿讓都有著豐富而深入的心理流變。恰恰是這些復雜多變的心理活動描寫,為冉阿讓性格轉變和后續行為做足了鋪墊,使我們看到了一個真實可感、情感豐富、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物而非概念化、機械化的人物。因而,與福貴相比,冉阿讓的每次關鍵行為都有足夠的由量變到質變的心理變化過程,進而使人物形象豐滿鮮活。

三、迥異的敘事倫理

福貴和冉阿讓面對苦難表現出內在的本質差異,其根源在于余華和雨果在創作時采用了迥然不同的敘事倫理。所謂敘事倫理指作家在講述和虛構故事時,文本中所蘊含的一種倫理后果。這種倫理是作家本人對于筆下人物變幻莫測的命運和生命存在的一種看法,它以對人物生存困窘環境及其根源的探索為基點,將人物和讀者的命運緊緊擁抱在一起,喚醒每個人內心深處的生命質感,進而上升到對全人類命運深刻思考的高度,其核心價值指向是作家對社會、生命和人性的感悟。因此,作家在創作時,其小說文本中表現出的敘事倫理和價值指向不盡相同。

《悲慘世界》是以人道主義作為其敘事倫理,仁愛和人心向善是其最終價值指向。雨果認為:“世上,只要存在著法律和道德方面的、人為造成的、充斥于我們社會文明的罪惡,存在著由于人類命運不同而呈現出各種性質的人間地獄:只要本世紀的三個問題——無產使男子墮落,饑餓使婦女失節,黑暗使兒童衰微——不能解決;只要某些地區存在著社會窒息的可能性,或推而廣之,只要世間存在著愚昧和苦難,那么,那些與本書同屬一個性質的作品就不會是無用的?！盵1]作者序簡短有力的序言是《悲慘世界》主旨的最凝練、準確的高度概括,也是作者人道主義理想的宣言。他以犀利之筆通過冉阿讓、芳汀、珂賽特、商馬第等眾多小人物的悲慘遭遇來批判“社會文明的罪惡”,同時也在積極探索理想社會的美好圖景,以點燃貧苦人生存下去的希望之光。卞福汝主教身上閃耀的仁愛光芒是雨果人道主義理想最好的詮釋。與絕大多數趨炎附勢、自私自利的教會人物相比,卞福汝是一個“正直、誠實、公平、聰明、謙虛、持重,好行善事加關心別人的人”。誠如他所言:“我不是為了自己的生命而活著,我是為保護世人的心靈才活著的?！盵1]24在那“多少人在挖掘黃金”的罪惡社會里,唯獨卞福汝主教懷著一顆菩薩心腸到處給窮人施舍金錢、診察疾苦、普度蕓蕓眾生。他天使般的圣潔和無比的仁愛之心如溫暖的太陽照耀著狄涅城的每位窮人,甚至令人恐懼的強盜克拉華特也特別敬畏他,為他做彌撒送了一份厚禮。誠如雨果所言:“一切受難者在永恒的愛的光輝照耀下,均將得救?！薄皯z憫可以使一粒石子發出光輝,在愛的指引下,魔鬼終將重歸天使的行列?！盵3]卞福汝主教用無私的仁愛融化了冉阿讓內心的仇恨,無意中選擇冉阿讓做了仁愛薪火的傳遞人,并將雨果的人道主義理想傳承下去。冉阿讓化名“馬德蘭”在濱海蒙特勒伊城興辦工廠、開辦實業,給當地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實則是雨果為醫治千瘡百孔的悲慘世界開出的一劑良藥,更是其沙上建塔的小資產階級烏托邦幻想。而卞福汝主教送給冉阿讓的何止是一對救贖靈魂的銀燭臺,更是一對閃耀著仁愛之光的接力棒。冉阿讓后來的所有善行和重要決定都受其仁愛之光的影響,引導著冉阿讓堅定不移地朝著雨果設定的人道主義理想前進。臨終之際,冉阿讓將銀燭臺送給了珂賽特,又暗示著雨果人道主義理想的薪火再傳和后繼有人。因此,從序言到整個小說文本,一直貫穿并高揚著雨果人道主義敘述倫理,并將仁愛和感化作為改造社會的重要途徑。在剝削和壓迫沉重、暴虐橫行的社會,這種充滿仁愛之心的人道主義理想藍圖的描繪,猶如黑夜中的一顆啟明星,激勵著“悲慘世界”的人們為美好理想的實現而積極奮斗。

而余華卻認為:“人是為了活著本身而活著的,而不是為了活著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著?！盵2]韓文版自序簡單明了的話語中滲透出余華超脫世俗的生死、不為物喜不為己悲的恬靜與淡定,背后蘊含著“莊子鼓盆歌大道”的大徹大悟,其敘事倫理與道家的“齊生死、等榮辱”超然出世思想有著天然的契合,其價值核心就是“為活著而活著”。因而,在小說文本中福貴因家道中落、賭博輸光了家產卻反而得以保全性命;龍二在賭場上使福貴破產,卻在短暫的享受榮華富貴之時被革命政權槍斃;福貴在陳尸累累的戰場上大難不死,卻又遭受親人一個個先后撒手塵寰的致命打擊。在客觀冷靜、通俗易懂的文字中,蘊含著余華對最底層農民生存境遇的關注,表現了作者在特定環境中對命運的變幻莫測、人活著的終極目的予以深刻思考。余華幾乎就是用活生生的一個農民半個世紀以來變化起伏的命運軌跡為道家的“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做經典的注解。但是福貴的精神世界中,絕沒有莊子對待萬事萬物的超然心態和淡定。莊子的超然和大徹大悟與其內在的精神氣質相一致,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高度哲理認知作為其精神資源,因而莊子對苦難的淡定和超然是內心深處油然而生的。余華筆下的福貴對待苦難和死亡的態度并非真正道家意義上的超然,僅僅是對接踵而至的苦難麻木忍受。誠如余華所言:“‘活著’在我們中國的語言里充滿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來自喊叫,也不是來自進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賦予我們的責任,去忍受現實給予我們的幸福和苦難、無聊和平庸?！盵2]韓文版自序正是這種無邊無際的“忍耐”,才使得福貴能夠淡然地面對人世間的一切凄風苦雨。

四、結語

無可否認,福貴形象的塑造并非沒有優點,其對“活著”的執著、對苦難的“超然”、對未來的微如晨星的期望都讓讀者看到宇宙之中微小生命的堅韌。余華沒有賦予福貴哲人般苦苦思索導致人生苦難根源的精神資源,更刻意回避了創作主體對人生苦難的情感滲透和價值判斷,而只是在客觀冷靜的平面化敘述中純粹而透明地將苦難一一呈現,使之成為一種超越歷史文化、超越社會背景、超越政治話語層面的本原性苦難。因此,福貴僅僅是余華所使用的表現這種“苦難”的符號工具。但將福貴和冉阿讓放在一起時,我們會看到福貴身上承載的“為了活著本身而活著”的敘事倫理,在冉阿讓承載的人道主義理想面前黯然失色,他缺少冉阿讓那種恢宏的氣勢、寬廣的胸懷、浩瀚的仁愛之心和直面苦難的勇氣和信心。這是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當然,我們也無法否認雨果在冉阿讓身上所寄予的過于理想化的色彩和“神化”了的冉阿讓。在任何一個時代,任何一個歷史時期,我們都需要冉阿讓那種無私的仁愛、積極的抗爭、思辨的理性和敢于直面現實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