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蘇軾為何葬在郟縣
——兼以體察蘇軾內心世界

龐曉暢

(清華大學 人文學院,北京 100010)

蘇軾生在四川眉山,身后葬于河南郟縣。對于蘇軾為何選葬郟縣這個問題,歷來眾說紛紜,民間流傳甚廣的說法是所謂“練汝說”,即蘇軾是因為在汝州做團練副使,看到當地山水形勝,故選此作身后葬地。而汝州團練副使一職蘇軾實際上并未到任,他從黃州量移汝州途中兩次上書,乞居常州,皇帝同意后他掉頭就往常州去了,所以此說難以成立,并且早已被證偽。其他諸如“形勝說”“家境不濟說”“表戀闕之微誠說”“祭祀方便說”等,都被學界認為雖有一定道理,但依事理推測,缺乏直接證據,無法令人信服。

近年來,隨著文獻資料的不斷豐富和對于三蘇研究的不斷關注,這一問題漸趨明朗,代表性的新成果有:喬建功《蘇軾葬郟探因》,提出蘇軾“最終歸葬郟縣實為兄弟情義高于一切”,“蘇轍慢說選擇郟縣葬地,即使選擇其他任何地方,兄長也會義無反顧地前往相隨”[1]。 王維玉《蘇軾葬郟之選: 事件、觀念與哲學意蘊》,認為“蘇軾葬郟之選客觀上是由于當時政治、經濟等情勢所迫,主觀上是由其政治、歷史等觀念所致,并有其深層的情本論哲學意蘊”[2]。 劉清泉《郟縣蘇軾符號——談蘇軾的喪葬觀》,提出蘇軾葬郟是“不循流俗、順應天命、臨時隨宜的自然喪葬觀”的表現[3]。上述三文沒有像過去許多文章那樣單就事件本身進行考據,而是更多結合了蘇軾本人的思想、觀念、情感以及當時所處的時代環境,更多地探究蘇軾內心。這種方法和思路是可貴且可取的。

本文也吸收借鑒這種考察思路,在前人基礎上提出新的觀點:蘇軾選葬郟縣的原因,簡單來說,一是“情”——主要是與蘇轍的兄弟情,也包含巴蜀故鄉情、宦海浮沉中的故人情;二是“義”——嵩山的特殊地理位置和人文含義契合了蘇軾匡世濟民、報效有為的內心價值追求;三是“便”——蘇轍在嵩山南麓購有田地,選葬郟縣屬隨緣求便、省力避害之舉。換言之,蘇軾之所以選葬郟縣,是因為主觀有愿望,客觀又允許。這里的“愿望”不是非葬郟縣不可的愿望,而是和弟弟蘇轍同葬一處的愿望,若非此愿,未必要葬嵩山,更幾無可能選葬郟縣。若有此愿,但地方不理想或不方便,也未必一定能實現。

蘇軾盡管儒釋道集于一身,但儒是內核,因此,他有放得下的東西,也有放不下的東西。放得下的是世俗所謂的生死、貧賤、得失、進退等觀念,放不下的是骨肉故鄉之情和匡世濟民的理想追求,“情”“義”“便”三者正與此對應。當代學者葉嘉瑩評價蘇軾是“人而仙者”,以區別于李白的“仙而人者”,也是對他這種放下、放不下的內在精神的概括[4]。

一、歸潁昌:真“情”難忘

建中靖國元年(1101),宋徽宗即位,蘇軾被赦,度嶺北歸。五月行至真州時寫下《與子由弟十首(八)》(以下簡稱第八簡) :

子由弟:得黃師是遣人赍來四月二十二日書,喜知近日安勝。兄在真州,與一家亦健。行計南北,凡幾變矣。遭值如此,可嘆可笑。兄近已決計從弟之言,同居潁昌,行有日矣。適值程德孺過金山,往會之,并一二親故皆在坐,頗聞北方事,有決不可往潁昌近地居者。事皆可信,人所報,大抵相忌安排攻擊者眾,北行漸近,決不靜爾。今已決計居常州,借得一孫家宅,極佳……恨不得老境兄弟相聚,此天也,吾其如天何!然亦不知天果于兄弟終不相聚乎?士君子作事,但只于省力處行,此行不遂相聚,非本意,甚省力避害也……葬地,弟請一面果決。八郎婦可用,吾無不可用也。更破千緡買地,何如留作葬事,千萬莫徇俗也……兄萬有一稍起之命,便具所苦疾狀力辭之,與迨、過閉戶治田養性而已。千萬勿相念,保愛!保愛!今讬師是致此書。[5]

這封信歷來被看作蘇軾選葬郟縣最重要的直接證據之一,其中處處透露出對骨肉團聚的渴盼。這種渴盼一是生前(相見前夕,形勢變化,團聚不成,因而“恨不得老境兄弟相聚,此天也,吾其如天何!”);二是死后(縱使生前“天果于兄弟終不相聚”,死后一定同葬一處,實現團聚,決心已定,無需商量)。此時蘇軾六十有六,一生宦海浮沉,老年被赦的他決心過一番平靜生活。寫信時他身體尚好,還未得病,能夠平心靜氣思考未來。在這種情況下作出的余生和后事安排,可以想見是經過認真考慮的。

當時蘇轍雖奉召回京,但朝廷是蔡京當權,久在仕途的他避之不及,遂生退意,又因在潁昌府有田,故請求致仕歸隱許昌,而后寫信苦勸蘇軾去許昌與他同住。蘇軾原本答應,卻為了避開政治亂局與官場爭斗,未能如愿。此信書后兩月,蘇軾瘴毒大作,暴病不起,卒于常州孫宅。據《春渚紀聞》記載,蘇軾臨死前一直念念不忘:“惟吾子由,自再貶及歸,不復一見而決,此痛難堪?！盵6]

兄弟之情作為古代五倫之一,歷來為深受儒家思想浸潤的士人所看重。羅大經《鶴林玉露》曾寫道:“然余嘗謂人倫有五,而兄弟相處之日最長。君臣之遇合,朋友之會聚,久速固難必也。父之生子,妻之配夫,其早者皆以二十歲為率。惟兄弟或一二年,或三四年,相繼而生,自竹馬游嬉,以至鮐背鶴發,其相與周旋,多者至七八十年之久?！盵7]兄弟情誼之深,可見一斑。而蘇氏兄弟之情更是久被稱道。據不完全統計,二蘇往來詩詞多達200多首。同時期其他文人兄弟,如程頤、程顥兄弟,王安石、王安禮、王安國兄弟,都有文集傳世,但鮮見兄弟唱和之作。而在蘇軾的詩集中,僅以“子由”直接為題的詩,諸如《示子由》《別子由》《和子由詩》等,就有104首之多[8]。

二蘇年齡僅差兩歲,兩人一同長大,共同學習生活。蘇轍在《祭亡兄端明文》里說:“手足之愛,平生一人,幼學無師,受業先君,兄敏我愚,賴以有聞,寒暑相從,逮壯而分?！盵9]1099二人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又皆才華橫溢,年少成名,在嘉祐二年同中進士。然而自中第入仕后,二人仕途都不順遂,蘇軾更是一再被貶。此后兩兄弟常是天各一方,唯有為父母丁憂的六年和當京官時能在一起,可謂聚少離多。蘇轍在《逍遙堂會宿》引言中追憶:“轍幼從子瞻讀書,未嘗一日相舍。既壯,將游宦四方,讀韋蘇州詩,至‘安知風雨夜,復此對床眠’,惻然感之,乃相約早退為閑居之樂。故子瞻始為鳳翔幕府,留詩為別曰:夜雨何時聽蕭瑟。其后子瞻通守余杭,復移守膠西,而轍滯留于淮陽、濟南,不見者七年。熙寧十年二月,始復會于澶濮之間,相從來徐,留百余日。時宿于逍遙堂,追感前約,為二小詩記之?！盵10]這便是二蘇“夜雨對床”這一約定的由來。風雨交加中,至親之人相伴相守、對床而眠,個中欣喜快慰戰勝了外部惡劣的自然條件,這當然也引起了渴盼相聚的蘇氏兄弟的強烈共鳴。此后二人對此詩、此約念念不忘。蘇軾有詩云:“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今世為兄弟,又結來生未了因?！边@是大蘇在以為自己命不久矣時寫給弟弟的“訣別詩”,詩中他不以生死為意,唯一的遺憾是不能兌現“夜雨對床”之約,于是從對面寫來,想象弟弟在自己故去后獨自“黯然傷神”[11]。此詩此情,讓人動容。蘇軾去世后,蘇轍也果然在《再祭亡兄端明文》中追憶從前,凄然感懷:“昔始宦游,誦韋氏詩。夜雨對床,后勿有違?！盵9]1101可見,聚少離多的二人生時便心心念念相聚,哪怕只是在風雨中對床而眠,就已覺得彌足珍貴,那么死后葬于一處,于黃泉下相伴,對彌留之際的蘇軾與掛牽兄長的蘇轍來說都是心之所愿。

除了“兄弟情”,“故鄉情”與“故人情”也是影響蘇軾歸葬郟縣的因素。蘇軾自少時出川,多次表達還鄉之念,如“婉娩有時來入夢,溫柔何日聽還鄉”(《次韻李邦直感舊》)、“官滿本欲還鄉,又為舍弟在京東,不忍連年與之遠別,已乞得密州”(《與楊濟甫十首(七)》)、“何日功成名遂了,還鄉,醉笑陪公三萬場”(《南鄉子》)等。在貶謫黃州時期,他更是渴望“功成名遂早還鄉?；剀噥磉^我,喬木擁千章”(《臨江仙》)。歸鄉之日遙遙無期,此時蘇軾唯一的直系親人是蘇轍,最關懷、思念、牽掛他的也是蘇轍,以至暮年的蘇軾既知歸鄉希望渺茫,那么和兄弟在一起也算是重續故園記憶,弟弟在的地方便成了半個家。

除了蘇轍的因素,范鎮墓落在許昌,也是讓蘇軾感到慰藉的重要原因。范鎮是北宋一代名臣,又是成都華陽人,與蘇洵是故交,比蘇氏兄弟大二十多歲,親如叔侄。他的兩個孫女分別嫁給了蘇過(蘇軾子)與蘇遠(蘇轍子)。蘇、范兩家不但是老鄉加姻親,而且“政治傾向又相一致,關系非同一般”,喬建功引用《欒城集》和《蘇轍年譜》中的記載,說“蘇氏、范氏,同出昆維,蜀公告休,居潁之湄,我老去國,歸亦從之”,“蘇轍謀居與定居潁,與范氏有聯系,鎮及妻葬于汝州(臨汝)之襄城,蘇轍兄弟葬于郟城,屬汝州,皆在汝州之東南,相距甚近”[1]。

熙寧九年(1079),蘇軾入獄,范鎮因與蘇軾書信往來頻繁,又上書欲救蘇軾,因此受到牽連,被罰后歸隱許昌。范鎮甚至曾寫信給蘇軾,“約之同居許昌,不得,范鎮深感遺憾”[12]。六年后,范鎮去世,葬于襄城。因為范鎮墓的存在,歸葬郟城對蘇氏兄弟來說又多了一層意義。故人在此,生時未能同住,身后相伴也不寂寞。

如今走進三蘇墓園,人們會首先看到一副對聯:“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边@是明代學者王尚絅在浩瀚的蘇學海洋中為之選擇的。這句詩配以橫額“青山玉瘞”在墓園刻石立坊,以“夜雨對床”昭示蘇軾葬郟的兄弟情思。喬建功先生評價說,從這來看,蒼谷(王尚絅的號)先生是讀懂蘇軾葬郟原因的第一人[1]。單就蘇軾主觀來講,筆者也深以為然。

二、選嵩山:大“義”難舍

除了前文提到的第八簡,蘇軾選葬郟縣的另一份證據,是蘇轍的《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公始病,以書屬轍曰:‘即死,葬我嵩山下,子為我銘?！H執書,哭曰:‘小子忍銘吾兄!’”[10]1410

這寥寥數字蘊含了很多信息:“公始病”,根據史料,蘇軾是六月初三的午夜突然猛瀉起來,這場病極兇極疾,不足兩個月就帶走了他的生命。他在此期間“以書屬轍曰”,這封“書”現已散佚,但可以肯定的是,這是他臨終前交代后事的書信,其言必體現其決心,表露其真情。而這封信里最重要的就是“即死,葬我嵩山下”。他知道蘇轍在嵩山之麓有地,原本是要作為八郎婦(蘇轍的兒媳)的墓地,但第八簡因為還說了“葬地,弟請一面果決”,所以葬地不變則罷,假如有變,不要脫離嵩山。由此可見,蘇軾明確想與蘇轍歸葬一處,且此地就是嵩山。

對于蘇軾青睞嵩山的原因,前人也給出了多種說法。有學者說嵩山土厚水深,景色秀美,還有學者說這里有山狀似蘇軾家鄉峨眉。筆者認為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如果把這些外在因素當作蘇軾抉擇身后事的主因,就有“循俗”之嫌,況且風景旖旎的名山大川遠不僅嵩山一處。真正的原因應當是嵩山在蘇軾心中有特殊象征意義,切合了他心中對自己的要求,也符合他一生不變的價值追求,這在他的詩歌里是能尋得證據的。

蘇軾在《神宗皇帝挽詞三首》中有句“余生臥江海,歸夢泣嵩邙”?！皻w”有回家的意味,嵩邙則承載了思鄉夢回的心緒,可見嵩邙在他心里是精神的故鄉?！逗吞諗M古九首其一》有句“奇峰望黎母,何異嵩與邙”,以貶謫之身處海南天涯之地,一想到自己可能會終老于此,誰不唏噓?然而望著黎母峰,他寬慰自己,這里與嵩山和邙山有何差別呢?千山萬嶺中他獨選嵩邙來自我開解,也正因為嵩邙就代表著故土、代表著精神家園。第八簡里寫“頗聞北方事,有決不可往潁昌近地居者”“恨不得老境兄弟相聚”,這里的“近地”即近嵩邙之地,而“老境”一詞也說明作者對這里的熟悉,是親近親切的家園故地。

顯然,在蘇軾心中,嵩邙代表京畿,也代表“歸”的夢想、“家”的滋味。如果把四川看作他自然生命的故鄉,那么嵩邙所代表的“近地”“老境”就是他的精神家園。

蘇洵曾在詩中對比家鄉與中原:

岷山之陽土如腴,江水清滑多鯉魚。

古人居之富者眾,我獨厭倦思移居。

平川如手山水蹙,恐我后世鄙且愚。

經行天下愛嵩岳,遂欲買地居妻孥。[13]

在蘇洵眼中,家鄉四川固然山水美好,物產豐富,“居之富者眾”,但“我獨厭倦思移居”,即嫌其閉塞,“恐我后世”因脫離現實主流世界而“鄙且愚”。天下之大,嵩岳最好,遂欲買地以居妻孥。

后來,蘇軾在《別子由三首兼別遲》中對前詩做了回應:

先君昔愛洛城居,我今亦過嵩山麓。

水南卜筑吾豈敢,試向伊川買修竹。

又聞緱山好泉眼,徬市穿林瀉冰玉。

遙想茅軒照水開,兩翁相對清如鵠。[14]

許多人以這首詩為例證明蘇軾葬郟是因為喜愛嵩洛風景,筆者以為不然。該詩作于元豐七年蘇軾自黃州量移汝州途中,在筠州與蘇轍告別之時。他并不想去汝州,兩次上書乞居常州,皇命未允。在與弟分別之際只好良言互勉:父親當年就想移居嵩洛,現在你我有望實現他的夙愿,“茅軒照水”,“兩翁相對”。然而蘇洵移居嵩洛,是想遠離閉塞,“恐我后世鄙且愚”,是入世之言;而蘇軾卻贊美其自然風光,向往閑適愜意,反而成出世之語。顯然,這是一種正話反說,表面的曠達反襯的是貶謫之人心中政治理想無法實現的無奈。

在蘇軾詩文中,有些字詞和句式的使用頻率非常高。比如“應”:“不應有恨”“多情應笑我”“縱使相逢應不識”“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等。比如“何”:“何似在人間”“何事長向別時圓”“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何妨吟嘯且徐行”“天涯何處無芳草”等。比如“恨”:“長恨此身非我有”“不恨此花飛盡,恨西園”“不應有恨”等。

這些都可以看作一種反話,就是外在之“我”對內心之“我”的勸慰解脫:內心的“我”有恨,外在的“我”則寬慰道不應有恨。所以,蘇軾雖是豪放詞人的代表,但其豪放是不徹底的,這種不徹底正是一種外在和內心的矛盾。他渴望“羽扇綸巾”“橫槊賦詩”,想要施展才干,匡世濟民,但現實中卻屢屢受挫。無奈之下,只好尋求自我寬解之法,歸于佛道,為“有恨”的心靈尋找解脫的出路。

所以,蘇軾雖看似集儒釋道于一身,但其根本與內核是儒,他一切行動軌跡的圓心也是儒。他可以放下外在的世俗之見,卻無法將圓心化掉。這個圓心就是關心民瘼、匡世濟民的儒家理想,就是蘇洵所言“鄙且愚”的反面。哪怕是失意被貶海南期間,他都不忘修訂儒學經典,希望能夠“知千載之微言,發圣人之秘旨,明上古之絕學”[15]。臨終前,由于常州久旱無雨,病中的蘇軾還讓家人把黃筌畫的龍掛在中堂,每夜親自上香禱雨?？v觀他的一生,無論境遇如何,為國為民之心無改,這就是他心中不變的儒的“核”與“圓心”。這個“圓心”在自然外物中外化為嵩邙——一片厚重的、養育黎民蒼生的土地。選嵩岳作歸地,是選自然的嵩岳,更是選精神的嵩岳,嵩岳的精神,是選他的內心。所謂“是處青山可埋骨”“生有以養之,不必其子也。死有以葬之,不必其里也”“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與諸子,死則葬于海外”,只是一種表面的瀟灑,用于掩蓋當時當下的心酸無奈。他何嘗不想魂歸故里,與家人故鄉為伴,何嘗不想自主選擇葬地,不必考慮花銷,但一切無法如愿,故以外在之“我”勸慰內在之“我”凡事看開,不必有恨。

可以說,在歸葬祖墳“勢不可從”之后,魂兮歸來,他內心一定是歸于嵩邙。一生之中,他的內心時常被佛道煙云彌漫籠罩,但臨終還是顯出其儒家士大夫念恩報國、匡世濟民之義,這個“義”化成了一句“葬我嵩山下”。

三、定郟縣:“便”利為要

如果說蘇軾與嵩山的聯結圍繞一個“義”字,那么蘇軾與郟縣的淵源則簡單很多,因為他們本就無甚聯系。

蘇轍在《卜居賦并引》中說,紹圣元年“予初守臨汝,不數月而南遷,道出潁川,顧猶有后憂,乃留一子居焉,曰:‘姑糊口于是?！榷泽捱w雷,自雷遷循,凡七年而歸。潁川之西三十里有田二頃,而僦廬以居?！盵10]1523蘇轍當初被貶到汝州,四月到任,六月又被貶至袁州,后改筠州。此時的蘇轍為免后顧之憂,在許昌西買田二頃,留一子住在這里種田糊口。后來他果然越貶越遠,直至徽宗即位,赦免前臣,他才有機會回河南。三蘇墳所在地郟城上瑞里處的田地,據考證當屬他許昌西二頃田的附屬部分。此地東距許昌近一百公里,這在交通不便的古代是一段很遠的距離,因此不便管理。且此地位于嵩山腳下,山崗薄地,不宜耕種,但土厚水深,適合作葬地。第一個被規劃葬在這里的是蘇轍的三兒媳黃氏(即八郎婦)。在此前的流放生涯中,黃氏一直陪伴服侍在蘇轍夫婦左右,盡心竭力照料一家的飲食起居,備嘗顛沛流離之苦。在蘇轍到達循州的第二年,黃氏身染瘴毒不治而亡。蘇轍深感悲痛,專為其撰寫《祭八新婦黃氏文》,期望“災厄有盡,天造有復,全柩北返,歸安故土”[10]1386。如今真有機會北返,蘇轍一定要首先安葬已故去兩年的黃氏,以告慰其在天之靈。于是他很自然想到把郟城上瑞里處的田地作為葬地。

但這與蘇軾無關。蘇軾一生未在郟縣一帶做官,有人考證他在出川途中曾路過郟縣,這有可能,但他對這里的了解并不多,只對汝州(郟縣當時歸汝州)的粗脖子病印象頗深?！按植弊硬　奔慈钡庖鸬募谞钕倌[大,是汝州貧窮落后的象征。在從黃州量移汝州團練副使時,他不愿前往,行前寫《別黃州》感嘆: “長腰尚載撐腸米,闊領先裁蓋癭衣?！币馑际侨诉€未動,大領衣服已經備好。同年八月,蘇軾在《送沈逵赴廣南》一詩中說:“勾漏丹沙已付君,汝陽甕盎吾何恥?！迸笥讶V南得到傳說中勾漏山的仙丹,“我”到汝州去只可能甲狀腺腫大,脖子粗如甕盎。當初要去汝州上任時,他勉強出發,一路迤邐而行,拖延了近一年才到商丘,然而聽說自己回常州的請求被準,馬上調頭南下,路上時間不到一個月,歡喜滿足之情溢于言表,甚至寫詩以自樂——“十年歸夢寄西風,此去真為田舍翁”(《歸宜興留題竹西寺》)。所以,蘇軾葬郟并不因為自己與這里的聯結,而完全是蘇轍在此、嵩山在此,同時又要求便,不愿讓弟弟因循俗而破費,才最終定下郟縣。正如他在第八簡中所說,“士君子作事,但只于省力處行”,“更破千緡買地,何如留作葬事,千萬莫徇俗也”。蘇軾心里雖然有放不下的情意與義理,但在生活里并不過分拘泥苛求,隨緣求便“不循俗”,不為瑣事而累,這便是蘇軾心中的“放得下”。

在被貶海南期間寫下的《試筆自書》中,蘇軾說:“吾始至南海,環視天水無際,凄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之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四海中之中,有生孰不在島者?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蟻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濟。少焉,水涸,蟻即徑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與子相見。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盵16]在《記游松風亭》中,他寫:“余嘗寓居惠州嘉佑寺,縱步松風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亭止息。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謂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間有甚么歇不得處?由是如掛鉤之魚,忽得解脫。若人悟此,雖兵陣相接,鼓聲如雷霆,進則死敵,退則死法,當恁么時也不妨熟歇?！盵17]人生如逆旅,他不再刻意苛求,也放下了人為設置的種種標準、要求、條框,還自由自在身,既然如此,世間何處不得歇?貶至黃州,便是黃州人,貶至天涯海角,便是海南人,生前如此,死后更不應拘泥。

在蘇軾去世前,據李一冰《蘇東坡傳》記載,他聽覺先失,然而神明絲毫不亂,維琳在他耳邊大喊:“端明勿忘西方!”他答:“西方不無,但個里著力不得?！卞X世雄在旁,也大聲說:“至此更須著力?！碧K軾答曰:“著力即差?！盵18]這“著力不得”與“著力即差”正是他凡事自然而為、不刻意強求的體現。無論是往生還是今世,蘇軾把這些所謂“規矩”都看破看淡了?！笆捜恍心_僧,一身寄天涯”,生命里“故意求之”的部分淡化了,隨緣而動,隨遇而安。既為游子,何處不可歇,何處不可葬?

也正因為凡事求“便”,他的生活與弟弟相比少了一些人為的規劃安排。比如同樣是一貶再貶,蘇轍在還未徹底離開政治中心前購置土地房產,并派兒子在此看管,心細務實,考慮周全,可見一斑。而蘇軾不同,雖然也曾因喜歡常州而在那里買地,但不知何故,那里沒能成為他自海南回來的落腳點?；蛟S經過漫長的七年,那邊的房產無人看管,早已賣掉或倒塌?？傊?在自己老邁有病之時,他只能借住孫家,最終也病死在他人房中。

蘇氏兄弟二人性格不同,做事風格自然也不同,蘇軾有高蹈英邁之氣,為文閎肆,行事相對隨性瀟灑,蘇轍則靜厚寡言,為文簡嚴精確,做事更加務實周全。但反過來說,考慮到蘇軾當時“無家可歸”的情況,他對于死后墓地的考慮確實是綜合考量了各種因素和條件的,蘇軾借住他人家里,沒有安居之處,拜托唯一可以仰仗的弟弟替自己料理后事,當然希望省力求便。而弟弟考慮再三,遵從兄長之愿,將他葬于自己身邊,也確實是最方便合適的選擇。

四、結語

筆者最后想要指出的是對同一歷史事件后人和時人的不同態度。據文獻記載,探討蘇軾葬郟之因,始于元至順元年(1330)郟縣教諭孫友仁為“眉山兩蘇先生神道碑”撰寫碑陰記,此時距蘇軾仙逝,已過去229年[19]。從那以后,探討者不斷,直到今天。后人覺得反常,把這種探討視作解謎,但與蘇軾同時代的人們對這一事件卻并沒有提出疑問?？梢?歲月的風塵淹沒了蘇軾葬郟一事的中間細節,只留下了故事的兩頭——四川眉山之蘇軾,葬在河南郟縣,后人因而感到困惑,歷數百年討論不休。其實,拂去歷史煙塵,我們能看到的是蘇軾實實在在的情義,與現實中的諸多無奈。蘇轍在嵩山有地,蘇轍、嵩山、有地——三個條件分別代表“情”“義”“便”,綜合來看就解決了問題。

當然,這數百年來的不停追問與探索也反映出人們對蘇軾不變的重視與喜愛。無論是學界還是民間,人們都渴望還原他的真實想法,對其生平經歷和內心世界多些了解。而本文通過對“葬郟”原因的分析,希望能夠借此展開他豐富形象的一角:他能放下的是世俗之見,凡事隨緣求便,不拘泥于外在條框細節,但放不下的是世間真情,和中國傳統士大夫的報效有為之義?？v觀他的一生,“放下”與“放不下”之間的矛盾與掙扎貫穿始終,直至選葬郟縣,即他人生中做出的最后一次的選擇。而正是這種矛盾還原了一個真實的蘇軾,更構成了人們千百年來崇敬蘇軾、喜愛蘇軾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