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認同：上海工業文學的一個面向（1949—1960）

周馳覲

（浙江海洋大學師范學院，浙江舟山 316000）

從“五四”時期的“勞工文學”到左翼文學，現代文學中工人形象譜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首先是工人從人道主義式同情的對象，轉變為積極主動抗爭的反抗者；①五四時期的工人形象多體現為個體的勞工形象，典型如胡適《人力車夫》，魯迅《一件小事》等，左翼文學中開始出現作為抗爭者的工人群像，如蔣光慈《短褲黨》。其次，從形象而言，也由個體書寫走向集體的群體形象臨摹。這其中的原因，固然與部分左翼文學的作家，在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下，開始走向工廠車間，深入了解身處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等多重剝削下的工人境況有關。同時也意味著工人階級存在的意義逐漸被發現。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隨著國家制度與社會性質的轉變，左翼文學僅僅將工人視作反抗者來塑造的表現方式，已經和現實中工人階級政治地位的改變不甚相符了。因此，工人階級群體形象如何塑造，又重新成為一個文學問題。

一、上海解放與國家形象的轉變

作為最早開埠的通商口岸，上海的解放對于新生政權而言，不僅在經濟上對新中國意義重大，更因為其在反帝反殖民革命中的重要象征，而具備了世界性的意義。正如毛澤東親自修改后的《祝上海解放》中所提到的，“上海是一個生產的城市和革命的城市，在反革命統治被搗毀以后，這個特征將要顯出偉大的威力。上海的幾十萬工人，幾十萬其他勞動人民，幾十萬知識分子，和有愛國心的民族資產階級，現在是第一次不受壓迫地聯合在一起。上海和全國的其他城市，和全國的鄉村，現在也是第一次不受壓迫地聯結在一起”。②毛澤東：《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北京：新華出版社，1983年，第386頁。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建立不僅使得工農群眾與知識分子、民族資產階級第一次團結起來，也標志著原本作為通商口岸而存在，經濟上長期依賴西方的上海，開始轉身與廣袤的鄉土中國有了更多的經濟、物資以及人員等多方面的交流。

由于西方世界的封鎖以及社會主義國家自身工業化的開展，上海作為商業和貿易中心與世界之間的聯系逐漸減弱，而作為沿海支援內地現代化的一面得以增強。正如當時雜志上所提到的：“新上海是通過商業的物資交流而跟國內其他各地密切聯系的。由于面向國內，而不是面向海外，它在政治上經濟上和文化上跟國家合成一體?！雹劭蚂`：《新上?！?，《人民中國》1951年第8期。上海城市氣質的轉變，首先從加強城市與鄉村之間的聯系，強調上海應當為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現代化所承擔的責任中體現出來。在上海城市日常運行中，國家利益和更高的政治目標取代了資本的邏輯，成為衡量城市地位的標準。正是在這一社會形態改變的前提下，原本在舊社會處于城市底層的工人一躍成為國家的主人，工人新的自我認識由此萌芽。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的劇本《工廠就是戰場》①勞動出版社編審部編：《上海工人首屆戲劇觀摩演出劇選》，上海：勞動出版社，1951年，第25頁。描繪了工廠特務嚴湘隆假裝積極混入工廠糾察隊，伺機放信號彈引導美國飛機轟炸工廠，正好被老師傅李阿毛撞見的過程。李阿毛開始時帶有舊社會小市民的自保心理，主觀意識上認為被轟炸的是國家財物，“炸不到老百姓頭上”，加上受到威脅，不愿意出面指證。然而，由于轟炸的無差別性，波及了李師傅老婆在煙廠的工作，“自從飛機一轟炸，貨賣不出，不關廠怎么辦？”②勞動出版社編審部編：《上海工人首屆戲劇觀摩演出劇選》，第45頁。工會主席抓住機會進一步引導教育，使他認識到轟炸工廠和自己工作的聯系，再加上隨后妻子帶來了“家叫美國飛機炸平啦”，③勞動出版社編審部編：《上海工人首屆戲劇觀摩演出劇選》，第47頁。孩子也被炸死的慘痛消息，使李阿毛幡然醒悟，勇敢地舉報了放信號彈的幕后真兇。通過宣揚“國仇”與“家恨”的同構性來喚醒民眾，這本是民族解放戰爭時期對底層民眾政治啟蒙的動員傳統。李阿毛醒悟的過程，正是意識到國家利益與個人利益是同構關系的過程。在話劇中，嚴湘隆曾經試圖找落后工人王林太頂罪，卻被工會主席李強一眼識破，原因在于他已經先期掌握了公安部門送來的偵查證據，知曉特務正是嚴湘隆。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上海解放初期城市安全問題的嚴峻性。在反映同時期反特斗爭的另一部作品《鑰匙》④胡萬春：《鑰匙》，《青春》，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56年，第50—62頁。中，技術人員羅安德同嚴湘隆一樣，偽裝成廠里的熱心人士，常用甜言蜜語、小恩小惠籠絡單純的普通工人，達到破壞的目的。這種手段也被羅安德自得地稱之為“小孩愛吃糖，大人也一樣”。⑤胡萬春：《鑰匙》，《青春》，第53頁。與《工廠就是戰場》中類似，經濟警察同樣提前布置在工廠里，掌握羅安德行蹤。與一般偵探文學對個人破解能力的強調不同，此時反特文學中國家機器在文本中占據著主導的位置，也透露出新生政權強有力的組織能力。上海城市秩序能在戰后迅速恢復，與新生政權的提前部署，以及接管時對舊上海的公職人員采取了“包下來”留用的做法是分不開的，留用的公職人員也在穩定的工作中增進了對新生政權的認同。除了通過國家利益的強調建立政治認同，新生政權還通過對經濟危機的克服與治理，使工人切實地感受到國家與個人之間的聯系。

二、經濟領域危機與“支援”話語敘事

1949 年6 月起，由于國民黨封鎖禁運和武裝轟炸，加上上海半殖民地經濟極端依賴外部的特點，“主要工業的大部原料，依賴國外供應；工業品的銷路，不是面向農村”，⑥解放日報社編委會編：《上海解放一年》，上海：解放日報社，1950年，第10頁。因此生產十分凋敝。同時，城市內部的投機商人與反動勢力又伺機而動，與特務活動一起，通過擾亂經濟秩序進而擾亂社會秩序。

《上海解放十年》中收錄由王敏創作的《證券大樓之戰》，紀實性地反映了新生政權與舊上海投機者的第一次斗爭，也就是所謂的“銀元之戰”。投機者通過炒銀元，使人民幣無法進入流通市場。上海剛解放，銀元、物價就天天飛漲，銀行、證券商人等老板得意叫囂：“共產黨在政治上是有一套的，軍事上也比國民黨高明得多，就是經濟上沒辦法”，⑦王敏：《證券大樓之戰》，《上海解放十年》征文編輯委員會編：《上海解放十年》，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60年，第61頁。意圖通過擾亂上海的經濟市場，動搖新生政權的穩定性。盡管軍管會通過報紙一再警告，但投機者們認為，上海解放不過半個月，“他們想收拾人心還來不及，怎么敢動手呢？那不是自找麻煩嗎？”①王敏：《證券大樓之戰》，《上海解放十年》，第62頁。沒想到，僅僅過了幾天，軍管會的王旅長采用類似作戰的戰術設計，前期引導社會輿論，然后運用偵察情報分化敵人，最后占領總攻，采用軍事作戰部署瓦解敵人在經濟領域的挑戰。即便如此，投機者依然認為共產黨通過軍隊只能解決表面的經濟問題，深層的經濟問題依然需要通過經濟手段來解決，“你們雖然封閉了證券大樓，但是你們永遠也不能壓平物價！”。②王敏：《證券大樓之戰》，《上海解放十年》，第77頁。在“銀元之戰”結束后不久，敵對勢力又發動囤積基本物資“兩白一黑”（糧食、棉花和煤炭），借機哄抬物價。為此，軍管會依靠“全國一盤棋”的新形勢，統籌調配全國物資化解了這一難題，平抑了物價。據史料記載，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戰役中調配的物資，已遠超淮海戰役所用的物資，陳云在上海財經會議上提出：“要千方百計打破帝國主義封鎖，樹立自力更生思想，面向國內，恢復和發展城鄉物資交流把農產品和工業原料從全國各地運進上海，把工業產品從上海運到全國各地，要搞活這個重要的工業城市。為此，向上海調進大米、棉花、煤炭，組織好交通運輸，促進生產的恢復和發展?！雹劢A宜等主編：《中國共產黨重要會議紀事：1921—2011》，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257頁。不僅離上海較近的蘇浙皖，而且華中、西南的物資也都被動員起來，可謂“舉全國之力克服上海大米難關”。④陳云：《舉全國之力克服上海大米難關》，《陳云文集》第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690頁。與現代史上大多數時期上海商品銷往內地相反，各地基本物資踴躍馳援上海，集中統一調配，充分展示了新生政權的優越性，標志著統一的國家認同已經初步建立起來。保障上海城市穩定的另一個原因，正是由于上海作為工業生產的重要城市，是國家現代化的重要保障。

1949年初，上海經濟形勢惡化對工人的影響較大，上海工人失業人數一度達到15 萬余人，連家屬在內不下五十萬人。為此，1950年4 月，上海市總工會致函全國總工會，請求呼吁全國工人救濟上海工人。上海的呼吁很快得到了全國性的響應，4月20日，全國總工會發表了《為救濟失業工人告全國工人書》，號召全國所有工廠、礦山、商店以及機關、學校的職員都發揮工人階級高度的階級友愛，在“五一”節前后，捐獻一天工資救濟失業工人。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通過組織任務下達的捐獻活動，全國各地工人從東北到西南到珠江，都伸出了援手，⑤本報訊：《全國工人用無比熱情支援上海失業的兄弟》，《勞動報》1950年4月26日，第1版。不僅如此，東北工人還派出了慰問團來滬，報社也收到各地工人大量鼓勵的來信，⑥《勞動報》1950年5月5日版報道了“解放軍、學生來信，熱烈支援上海工人”，更有東北工人慰問團來上海，介紹東北克服困難的經驗，并聘用上海千余失業技術工人赴東北工作，參見《招聘去東北的技工們，來信報告生活愉快》的報道，《勞動報》1950年6月2日，第4版。都從精神上支援了困境中的上海工人。全國對上海失業工人施以援助，時間緊迫卻能動員迅速，也足見新生政權運行的高效率。無產階級通過支援上海的行動，獲得了一次超越個人利益、局部利益的政治教育。正如盧卡奇對階級意識的解釋：“無產階級的優勢僅僅在于，它有能力從核心上，從改變現實上來采取行動；就在于它因此能自覺地把它自己的行動作為決定性的因素投放到歷史發展的天平上去”。⑦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杜章智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130頁。上海對失業工人的救濟以及全國工人的援助，與接管工廠、保護工廠、工廠反特等一起，成為新生領導階級的初步亮相。

三、工人的“翻身感”與國家認同

需要指出的是，物資援助只能算是短期救濟的方式，新生政權更為注重的長效救濟重心，依然放在盡快恢復生產和提供就業機會上。因此，如何在恢復生產中動員工人的勞動熱情成為恢復生產的重要考量因素。1949 年7月24 日，《解放日報》用很大的篇幅報道了上海鋼鐵公司第一廠恢復生產后煉出第一桶鋼的事跡，在這篇六百余字的報道中，記者不僅詳細地記錄了前期有關國家管理部門（重工業處）對復工的扶持準備，也提到了出鋼當日，五十余名工人主動請纓，提前到廠做準備工作，最終順利煉出十二爐低碳鋼。工程師和工人們非常高興地表示：“現在為人民服務，為自己工作，每個人要主動的來克服困難，我們有信心把這鋼廠辦得更好?！雹俦緢笥崳骸渡箱摰谝惶斐鲣撌崱?，《解放日報》1949年7月24日，第2版。作為權威的官方媒體，行文中多次提到職工們認識到自己主人地位，并列舉了三弟、萬敬康等具體工人的姓名和言行。對于工人來說，成為新聞事件的主人公，在舊的階級社會是不可想象的待遇，正是在這些點滴的細節中，工人們發現了自己政治地位的改變。相比于物質生活與個人待遇方面的“翻身”，工人內心與認識領域的“翻身感”被討論的還不多。事實上，這種翻身感，正是一種國家認同的體現，即將自我歸屬于國家，表現出關心和維護國家利益的情感、意識和行為。小說《如愿》中的何大媽，直到50歲才第一次掙得薪水，包在紅布套中，并由“生產委員會同志敲鑼打鼓送組里”。強烈的儀式感使何大媽感受到了自己勞動的意義，正如她自己所想到的那樣，“難道自己參加里弄組織的生產小組，就是為的錢嗎……何大媽覺得這里有一個十分重要的意思，但自己又說不清楚”，②茹志鵑：《高高的白楊樹》，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59年，第102頁。但這個十分重要的意思，在小說中還是說清楚了，即“她活了五十年，第一次感覺到自己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人，自己做好做壞，和大家，甚至和國家都有了關系”。③茹志鵑：《高高的白楊樹》，第104頁。對于底層女性而言，舊社會帶給她的痛苦并不僅僅是貧困，更重要的是剝奪了其參與勞動的權利，這里的勞動權利并不包括傳統女性較多承擔的家務勞動，而主要指的是更容易具有意義感的社會公共勞動。正如李子云指出的，茹志鵑所寫的“翻身感”，“并不是那種淺薄的對于得到某些物質上的改善的感謝，而是表現了被壓在最底層的群眾，主要是婦女，從精神上的屈辱自卑中解放出來，認識到自己也可以是一個大寫的人”。④李子云：《再論茹志鵑》，收入《凈化人的心靈：當代女作家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第94頁。

在生產恢復的過程中，工人精神領域的認同感與工作權利的獲得得到了統一，建設新社會對技術工人的需求與工人對于工作的需求也很好地結合在一起。胡萬春在小說《權利》中，深情回顧了新中國消除工人失業的歷史。在小說中，家長通過將勞動視作基本的人權教育后代子女，“其實，在美國，失業的人多的很。他們連人最起碼的權利也沒有，那就是勞動的權利……可是在我們的國家里，只要你愿意，每個人都有勞動的權利?！雹莺f春：《權利》，《紅光普照大地》，北京：作家出版社，1961年，第223頁。盡管小說中的表述帶有文學性的夸張，但是勞動被作為人的基本權利確立下來，的確有力地保證了勞動者的工作權利。1950 年代一系列保障措施的出臺，使得失業作為產業工人常見的生存危機狀態，逐漸地從新中國的歷史中消失了。⑥根據上海工業志記載，上海市勞動局正式宣布“上海消滅了失業”，此后的20年中，由于在勞動就業中執行“統包統配”的政策，上?；旧蠜]有失業人員。參見《上海工業志》，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7年，第495頁。只有在優先解決了經濟問題的基礎之后，工人在其他領域翻身成為主人才有可能。

1950 年6 月，上海市失業工人臨時救濟委員會提出了“以工代賑”⑦參見《救濟失業工人暫行辦法》，《勞動報》1950年6月20日，第2版。解決失業問題，通過整修公園苗圃，疏浚河道，修建道路等市政工程，既能提供給工人救濟糧食，也完善了市政建設；另外，動員在崗職員給失業在家的工人安排識字文化課程，由有關部門提供技能培訓，學得一技之長，也為恢復生產做好了人員上的儲備。據當時的新聞報道介紹，工人補習學校分為三種形式：第一種是工廠停工，就廠辦學，如新生、崇信、鴻章等紗廠。第二種是以產業工會為主，挑選各個基層工會中的失業工人集中訓練教育，如化工橡膠、汽車分會、煙廠等；第三種是借助體育館和天蟾舞臺場址組織工人進行分散討論，集中上課的方式。①殷紅：《失業工友八千三百人熱烈學習政治和文化》，《勞動報》1950年7月4日，第1版。一位工人學員表示從來沒有想到有這種好事，“失了業，不但給救濟，還能上學，家里困難還有救濟，這種好事在舊社會到哪去找？毛主席要我們上進的苦心，再不好好學，真是對不起國家，對不起自己”。②殷紅：《失業工友八千三百人熱烈學習政治和文化》，《勞動報》1950年7月4日，第1版。工人的這一對比表述非常淳樸自然，要知道，僅僅在十多年之前，失業職員、失業工人的悲慘生活還是左翼文學對于小市民生活表現的常見題材。②③如話劇《上海屋檐下》《梅雨》，電影《十字街頭》《一江春水向東流》《萬家燈火》等。此外，技工教育和培訓原本是作為安置失業人員暫時性的手段，但因為其針對性強、需求量大而成為一項長期的職工技術培養制度，③④如話劇《上海屋檐下》《梅雨》，電影《十字街頭》《一江春水向東流》《萬家燈火》等。比如上海1951 年失業救濟委員會通過自辦轉訓班等方式，訓練的失業工人達一萬人以上，但這一數字還遠不能滿足工礦企業向市勞動介紹所申請介紹的勞動力需求，月缺口一度突破5000 人。到了50 年代中后期，臨時的教育與培訓場所逐漸發展成為廠校、工人技校等體制化的學校教育，為新中國工程技術人員的培養起了不可磨滅的作用。

在經歷了上海解放初期面臨的一系列社會危機與經濟危機之后，上海工人得到了充分的教育與成長。特別是在舉全國之力援助上海，利用多項政策手段幫助解決上海失業工人的困難等切身的變化中，上海工人不僅具體感受到了新社會中工人的“翻身感”，更體會到了國家的力量實實在在地介入到了民眾的生產與生活中?？梢哉f，正是一次次外部危機的產生與克服，使得工人認同的偏重逐漸過渡到了國家認同，這是新中國工人形象由反抗者向主人公轉變的一個重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