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新聞報》刊載小說《新水滸傳》研究*

劉蘇蘇

(暨南大學文學院,廣東 廣州 510632)

《新聞報》創刊于1893年2月17日,于1949年5月?？?前后歷時56年,貫穿了晚清民國這兩個風云變化的歷史時期,并以其“經濟獨立,無黨無偏”的辦報宗旨以及獨特而恰當的市場定位得以與《申報》《滬報》齊名,成為“滬上三大報”之一,是近代上海極具影響力的報紙。

1906年4月24日,《新聞報》順應時代潮流開辟小說專欄,獲得了讀者的極大認同,1911年該報創辦副刊《莊諧叢錄》后改為《快活林》,刊載有小說、戲詞、詩歌等文體,《新水滸傳》是1912年5月刊載于《新聞報》副刊《莊諧叢錄》上的一部小說,作者署名方,同年9月,該小說更名為《新五才子書》,至1914年7月連載至32回。通過文獻爬梳發現,民國時期《新聞報》上刊載了不少與《水滸傳》相關的史料與評論:如署名天白的《水滸一部份之索引》與《新水滸傳點將錄》,署名瞻廬的《〈水滸〉考證》等,另有以《水滸傳》為藍本進行改編或續寫的小說:如署名子春的滑稽小說《水滸拾遺》,該小說實際上已與《水滸傳》無甚關聯,只是借由書中部分人物另立新篇;署名劍秋的滑稽小說《新水滸》,小說只一回“李立君拆除伏魔殿,張天師驚看人名單”[1],作者將宋江視作無惡不作的妖魔,后投身到人間變成官員,暗指官場的腐敗黑暗以警醒世人;1915年《快活林》創刊一周年之際曾刊載署名默庵的短篇滑稽小說《新水滸》一回,寫武松欲重返快活林,結果來到《新聞報》報館前隨眾人參加副刊《快活林》周年紀念;另有署名天白的《杜造水滸頭領之下場》,敘寫宋江欲稱帝,后遭眾人的反對而作罷一事,這些小說大多一天刊載完畢,消閑性與趣味性明顯。1940年《新聞報》連載了張恨水的《水滸新傳》,其間因上海淪陷終止發表,直至1942年連載完畢,共62回,該小說借古喻今,寫梁山泊英雄抗擊金國的故事,為抗日戰爭做宣傳鼓動,受到了廣泛關注與好評,后世學者對其改編策略、人物形象、文化心態等多做研究與討論。同樣是刊載在《新聞報》上的小說,1912年開始連載的《新水滸傳》卻未曾見后世研究者稱引,歸結起來大約有三點原因:一是作者姓名不可考,且并未發現《新聞報》上該作者的其他文章;二是小說連載未完,對于小說主旨和藝術特征的分析確有不便;三是《新聞報》刊載小說之初,連載的小說作品本身所具有的文學藝術價值頗為有限,后世更多關注其中的文化史和文學史意義,這就使得晚清報載小說研究多整體性的分析論述,針對具體個案的研究較少。

《新聞報》作為商業大報,早期小說刊載的版面有限,且刊載小說的目的多是為了招徠讀者以擴充市場,從而獲取資金支持,《新水滸傳》占據珍貴的小說版面連載兩年時間,不難看出主筆與讀者對其的認可?！缎滤疂G傳》第一回開篇寫道:“著者撰新水滸傳一書,微詞警世,託詞于盧俊義之一夢,緊接前部之伏線也,宗旨敘明,書歸正傳?！盵2]該書緊接《水滸傳》第七十回的故事情節進行重寫,采用“花開兩朵,各表一枝”的手法,先介紹宋江等人在山上的情景,寫盧俊義大夢之后患上嗜睡癥,整日間昏昏沉沉無精打采,李逵神志不清、瘋癲無狀,宋江與吳用設法為二人調治,總不見效果。后從蔡京之子蔡攸揮霍淫蕩的生活寫起,描繪朝廷官員腐朽墮落的生活。

“重寫是一種技巧,它關注的是某個或幾個特定的潛文本,并由此確定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新文本要表達什么,它將有預設的構架和頭尾清晰的布局?！盵3]所謂預設的構架作者在小說開頭便已表明:“明明草寇,託詞替天,明明擁兵,冒名行道,此孟子所謂民賊者也,結黨負隅,抗違朝命,殺民戕吏,劫庫攻城,外行王者之權,內假強盜之勢,著者特借水滸傳諸人窮自由之流弊,杜社會之橫行,潤以新名詞,參以新技術,以符國民共和之程度,而增高尚之思想,詼諧筆墨,游戲文章,聊為同胞茶余酒后作排愁醒悶之一助耳?！盵2]故該小說雖未完結,但是作者的創作意圖與創作方法已經明確,即試圖將《水滸傳》中的人物移置在新的時代背景下,用詼諧幽默的話語重構水滸故事以供人們消遣娛樂。值得關注的是作者將宋江等人看作是違抗朝廷使命、燒殺搶掠、殘害人民、披著替天行道外衣的強盜,在這種寫作思想的主導下,《新水滸傳》呈現出迥異于《水滸傳》的全新面貌。

一、對《水滸傳》“誨盜說”的接受與承續

《水滸傳》作為古代英雄傳奇的代表作,經歷了較為漫長且復雜的文學積累階段,其思想主題、文化內涵、人物形象等自成書以來便飽受爭議,從接受美學的角度看,讀者閱讀是完成文學作品的關鍵一步,不同時代讀者的生活經歷、文化背景、地位階層等都會影響其對作品的理解與評價,由此作品的解讀不可避免地被打上時代的烙印。明代以來,《水滸傳》的接受呈現出兩極分化的特征,支持者將《水滸傳》看作表現官逼民反、亂自上作、揭露社會黑暗的赤誠之作,反對者則將《水滸傳》看作是荼毒人心的誨盜之作,此觀點應始自明代政治家田汝成,其對《水滸傳》及其作者的論斷在后世被廣泛引用,“錢塘羅貫中者,南宋時人,編撰小說數十種,而《水滸傳》敘宋江等事,奸盜脫騙機械甚詳,然變詐百端,壞人心術。其子孫三代皆啞,天道好還之報如此?！盵4]該論斷足見其對《水滸傳》及其創作者的痛恨,后世學者基本上圍繞這兩種相互對立的觀點進行闡釋或生發。清末民初動蕩不安、風云變幻的社會形勢下,人們對《水滸傳》的接受與解讀更是凸顯時代性特征,正如黃霖所說:“20世紀初,我國批評古典小說有兩股風:一股是梁啟超刮的全盤否定風。他罵‘中土小說’‘不出誨盜誨淫兩端’,‘為吾中國群治腐敗之根源’。另一股為俠人、定一等在《小說叢話》中刮的古人現代風。他們用資產階級的觀點來解釋《紅樓夢》為政治小說,《水滸》為倡民主民權,《聊齋》為排外主義等。這一左一右,表現的形式雖然不同而其實質都是脫離歷史實際的主觀唯心主義的批評態度?！盵5]實際上,不論是全盤否定古典小說還是賦予古典小說新的時代內涵,這兩種做法反映的是晚清西學東漸的過程中人們對傳統文學的認識與解讀發生了變化,尤其是對古典小說的解讀經歷了“從倫理道德的解讀視角向以啟蒙救國為中心的政論式解讀的變遷”[6]。1898年梁啟超在《清議報》上發表《譯印政治小說序》,著力強調小說的政教功能,“彼美、英、德、法、奧、意、日本各國政界之日進,則政治小說,為功最高焉”[7],其于1902年發表的《小說與群治之關系》更是將小說的位置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正式提出小說界革命的口號,并發表政治小說《新中國未來記》,一時間,中國的政治小說與社會小說呈井噴態勢,許多名著的續書與新編也都被貼上政治小說、社會小說、時事小說的標簽,創作者們試圖以此來啟發民智,救國紓難。從作者對宋江等人的評價來看,該小說無疑是《水滸傳》之“誨盜說”觀點的延續,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著書立說的目的不同于以田汝成為代表的統治階級試圖通過批判宋江等人以維護封建統治,也不似以梁啟超為代表的愛國之士創作的政治小說那般注重立竿見影的功利性,雖有些章節夾雜著大量的脫離小說情境的議論,如小說中借人物之口對孔教、西學、立法等的討論,此類論說并非是為了宣傳或鼓動人心,而是再現了當時社會人們對待新事物、新思想的不同觀點與深刻思考。整體來看,小說的揭露與批判性大于其宣傳與鼓動性,作者站在普通民眾的立場借《新水滸傳》來揭示黑暗腐朽、亂象叢生的社會,故而其本質上仍屬于古典小說的范疇。如果將作品文本與社會歷史文化語境相關聯,作者此番創作的原因便顯而易見。結合小說刊載的時間,1912年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的成立雖然推翻了封建統治,建立了共和形式的政府,但很快革命勝利的果實被袁世凱竊取。同年3月袁世凱在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袁世凱的任職使得新的共和政體與法律章程毀于一旦,整個社會尤其是統治階層蔓延著不講道德、背信棄義、利己茍且的風氣,這種社會風氣在《新水滸傳》中體現得淋漓盡致,小說中上自朝廷官員,下至梁山盜賊,都淪為名利的附庸,成為滿口金錢、做官、嫖妓的無恥之輩。書中第30回“效時裝巧梳東洋頭,爭黨見大鬧西飯館”[8],軍師吳用竟派扈三娘與山上嘍啰之妻下山開妓館吸引朝廷軍官以探聽情報,原著中劫富濟貧、懲惡揚善的梁山好漢和貪婪卑劣的朝廷官員已然為一丘之貉,作者看似幽默戲謔的口吻之下是對傳統道德淪喪的擔憂與嘆息。此外,對原著中引起后世爭議的招安一事,作者態度較為明確,即不再敘述原著中宋江渴望被招安的思想,反而凸顯梁山泊與朝廷之間的對抗,只是這種對抗不再是原著中正邪之間的較量,而是兩股惡勢力的角逐,以此凸顯普通民眾在戰爭中感受到的壓迫性與無力感,例如書中由蔡攸帶領的朝廷兵將在攻打水泊梁山時,將領們只顧飲酒作樂,卻指派未經軍事訓練的學生隊去沖鋒陷陣,結果幾次都慘遭埋伏,無一人生還。

概言之,作者承接了前人有關《水滸傳》“誨盜說”的觀點并有所新變,借一部《新水滸傳》強調了諸多社會問題,直筆表現了自己對這一時代世風日下的憂慮與不滿、失望與痛恨。

二、“舊瓶裝新酒”的寫作方式

《新水滸傳》中的“舊瓶裝新酒”寫作模式即將原著中發生于宋代的水滸故事置于民國的文化歷史背景下進行重塑。這種重塑能夠包容創作者所處的環境和時代,從而比較精準地表現出作者的寫作情境,凸顯時代特征?！芭f瓶裝新酒”的寫作方式,首先體現在故事時間的錯置上,不同于傳統古典小說如《西游記》指涉明代、《儒林外史》反映清事等常運用影射、暗喻的手法,表露得十分隱晦,需要后世學者結合史書文獻進行多番考辯與印證,《新水滸傳》的時代錯置則較為明顯,作者也無意使用技巧制造逼真感,雖然其強調小說故事發生的時間地點未變,但書中描述的大量新事物、新名詞、新景象,如機器局、科學學堂、汽車、飛艇、飛機、機關報、東洋頭、西菜館、政府、內閣、總統、議會、革命黨、拆白黨、征婚廣告等無疑是清末民初社會情景的真實寫照。這種時間上的錯置無疑為小說增添了趣味性與新奇性,與作者在小說開頭所寫的“潤以新名詞,參以新技術”桴鼓相應,民初社會生活與水滸元素的融合,為后世讀者還原了歷史現場。

其次,除故事時間的錯置外,“舊瓶裝新酒”的寫作方式還體現在人物形象的變化。舊人物在新時代,如何讓原著中的人物形象得到合理的發展而不過于荒誕是作者考慮的首要問題。針對這一情況,作者一方面保留一些人物原有的性格特征并加以利用,如李逵急躁莽撞、吳用足智多謀、宋江小心謹慎等,人物職務的分派也與其身份地位和性格專長密切相關,如第27回梁山泊大行君主立憲,在選舉總統與內閣成員時,由盧俊義當選財政總長、林沖當選陸軍總長、阮小七擔任海軍總長、扈三娘擔任外交總長。另一方面,為了符合其詼諧筆墨,以助談笑的創作目的,作者對其中一些人物形象做了變動,最具代表性的是對王矮虎與扈三娘這對夫妻的描寫,作者將原著中王矮虎好色這一人物特點放大化并有所延伸,將其塑造成一個好色成性又十分懼內、絲毫沒有男子氣概的軟弱形象,更是將原書中英勇美麗、不茍言笑的扈三娘寫成了體態風騷、巧舌如簧的風流女子。這些人物形象、品性的顛覆裹挾著時代的氣息,作者無疑是想借助人物形象的變化實現時代的重現及自身思想觀念的表達,在藝術上難以與原著比肩。

“舊瓶裝新酒”的寫作方式間接反映了作者對外來文化的看法與接受程度。處于傳統至現代轉捩處的清末民初,該時期在學習與引鑒外來文化時不免有些用力過猛,辛亥革命后,中國掀起了主張全盤歐化的浪潮,康有為認為:“今中國近歲以來,舉國狉狉,搶攘發狂,舉中國之政治教化風俗,不問是非得失,皆革而去之,凡歐、美之政治風化祀俗,不問其是非得失,皆服而從之。彼猖狂而妄行者,睹歐、美之富強,而不知其所由也;襲其毛皮,武其步趨,以為吾亦歐、美矣?！盵9]雖是反對歐化者發出的言論,但側面反映了當時國人“醉心歐化”的情形。相比一些革命派激進思想,作者在學習與引鑒外來文化時偏保守主義,站在反對全盤歐化的立場上借用《新水滸傳》表達對這一時期涌現的新制度、新觀念的不滿,如小說中對男女平等說的否定、對女子要求獨立自主的不滿、尤其是對自由戀愛結婚的譏笑,并對時人提倡的“父子革命”“夫妻革命”等進行反擊。實際上,這些西學東漸的產物在理念上并無不妥,但是,一方面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禮教制度根深蒂固,諸如自由平等之類的思想令人一時無法接受,另一方面,西方思想觀念在傳入的過程中缺乏正確的理解與引導難免走向另一個極端?！爸咛亟杷疂G傳諸人窮自由之流弊,杜社會之橫行”[2],作者對此類現象的諷刺與批判體現其處在文化困境中的反思與擔憂。

實際上,藝術上的“舊瓶裝新酒”模式在晚清民國時期較為常見。該時期出現的續書多是將舊人物放置在新時代。就以《水滸傳》為例,晚清時期出現的三部《新水滸》,分別是1904年《二十世紀大舞臺》連載的署名“寰鏡廬主人”的《新水滸》;1907年鴻文恒記書局和新世界小說社發行,署名“西泠冬青演義、謝亭亭長評論”的《新水滸》;1909年上海改良小說社刊本陸士諤撰寫的《新水滸》都是采用此種創作方法。當時各大報紙刊載的小說續書數量可觀,除《水滸傳》續書外,較著名的還有吳趼人的《新石頭記》,童正恩的《西游新記》,單是《新聞報》上就有《新紅樓夢·搜檢大觀園》《新石頭記·黛玉焚稿》《紅樓新夢》《紅樓顛倒夢》《紅樓殘夢》《新封神榜》《新黑籍冤魂》《亂說西游記》等,創作者多是借用古典名著的效應來再現時代風貌,宣傳自己的思想主張。

三、實時性與紀實性特征

晚清報刊小說的出現改變了小說的傳播與發行方式,報載小說隨作隨刊的特點,賦予了小說從未有過的實時性與紀實性特征。如《新聞報》上1911年9月30日刊載的小說《蘇州鳳池庵冤案始末記》,該冤案是當時轟動一時的案件,作者將這件案子寫成小說,并未多加藝術渲染,具有和新聞一般的紀實性?！缎滤疂G傳》故事雖為作者想象虛構,但書中具體內容大多從現實中取材。1913年10月小說連載第27回“金錢聯軍主張外債,水陸元帥集權中央”[10],作者借吳用與呼延灼之間關于是否借外債的辯論講述了借外債的利害,了解民國歷史可知,1913年4月27日凌晨,袁世凱簽下“善后大借款”,當時由外國包括英、法、德、美、日、俄等國銀行組成的銀行團體均十分樂意向中國借款,企圖以此來獲取更多的權益。袁世凱對外宣稱這筆借款是用于償付拖欠和即將到期的由清政府繼承下來的債務、償付外國在辛亥革命中受到的損失以及用于急需的政府開支,實際上卻是袁世凱在為與革命黨人之間的爭奪戰存儲資金。二次革命時,這些借款的支持是袁世凱戰勝國民黨的主要原因。這種行為無疑是“食毒脯以止饑”,遭到了時人的反對。作者在小說中借人物之口對這一重大事件進行討論,借此表明自身的看法。

除對時事進行議論外,作者還將當時新發生或新流行的社會趣聞寫進小說,如第17回“騙美人券暗泄心機,混入總理房全憑面具”中寫一西餐廳服務生偶然間發了一筆橫財,想娶一名叫香肚兒的妓女,談及自己的擇偶標準時,說道:“小弟若要家小,有三件問題,第一要大家閨秀;第二要識字、能作短論;第三要有服從性質,不然現在女權發達,這般主人婆狠利害,若不預先聲明,他們要自由、要平等,豈不是化錢買綠頭巾戴么?！盵11]此三點要求與《時報》1912年12月17日刊登的章太炎征婚廣告雷同,章太炎在征婚廣告中提出三項條件,“一須文理通順,能作短篇;二須大家閨秀;三須有服從性質,不染習氣?！盵12]由于章太炎的知名度和其狂放不羈的形象,此廣告一出,各大報紙紛紛撰文對其進行評論,極盡調侃之能事?！缎侣剤蟆纷陨砭涂d了多篇討論章太炎婚事的文章,如1913年1月6日署名天競的《求嫁章太炎先生書》、1913年1月10日署名風的《贈章太炎婚聯并序》、1913年2月14日署名瘦腰生的《湯國梨愿嫁章太炎事》、1913年3月19日署名天競的《湯國梨愿嫁章太炎》、1913年6月15日署名丹翁的《章太炎結婚賦》等?！缎滤疂G傳》的作者對此征婚廣告幾乎不加修飾與變動,直接將其引入小說,只是將主人公換成西餐廳服務生,符合其“詼諧筆墨,游戲文章”的特點。同時,該服務生欲借妓女香肚兒的照片發行美人券,這種行為實際上是當時社會流行的一種新騙術。史料記載民國時期的上海名妓陸文琴曾以賑災名義發行彩票,最后攜款潛逃、不知去向,與小說中所用手法如出一轍。作者不動聲色地將這些社會新聞重現在小說中,足見報刊小說的紀實性特征?！缎滤疂G傳》這部未完成之作以其所具有的實時性與紀實性特征再現了民國時期的社會風貌,呈現了文學與時代的緊密聯系。

綜之,《新水滸傳》與原著相比相去甚遠,特殊的時代背景造成了該小說獨有的特點,如果用古典小說的藝術特征去分析和評判這部小說,該小說自難與原著相提并論,但對其發掘與研究也有一定意義:一是可以豐富《水滸傳》的研究文獻,完善民國時期《水滸傳》的接受面貌,起到文獻補輯的作用;二是該書所具有的揭露性與批判性背后折射出的時代政治風貌與社會境況,亦足以供后世讀者審視與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