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柳永詞對《詩經》的接受與化用

張 瓊

(忻州師范學院 電子系,山西 忻州 034000)

《詩經》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大致反映了周代的社會面貌和人民的思想感情,被視為“歷史性的最高點、最前端,是最早的詩”[1],是儒家奉為經典的“六經”之一。柳永是宋代詞壇的倚聲巨擘,然其詞因“閨門淫媟之語”屢遭詬病,被視為世俗文學的濫觴源頭?！对娊洝放c柳詞,一為陽春白雪,一為下里巴人;一傳誦于廟堂之上,一流布于江湖之遠,看似壁壘森嚴、風格迥異,然若細繹宋代士人對《詩經》文學性回歸和主體色彩介入的新變,換個視角來考察柳詞,就會發現柳永詞對《詩經》存在承繼關系。從意象、主題、用典、表現手法等仔細推演之,柳詞在接受與化用《詩經》方面確有章可循。

一、宋代《詩經》的傳播和新變

(一)有宋一代對《詩經》的推崇

《詩經》作為儒家經典,歷代讀書人手捧不倦、用力頗勤。自西漢始,《詩經》被歸屬為國之重典,注重政治教化之功用,更多地被視作“經學”之“經”。迨至宋代,由于新儒學的興起和社會風氣之變,《詩經》研究遂轉向對文本本身“人情”的解讀,從而提升到一個新的認知高度,如“學詩而不本之于此,是亦淺矣”[2],“學者學詩須本諸此,乃為佳作”[3]。同時,由于宋代官方對《詩經》注解多元性的包容,使得“我注六經”現象在宋代較為普遍。

在這種開放兼容的社會思潮下,士人們普遍認為《詩經》開卷有益,是士子學習詩歌、登堂入室的必讀書目,否則就會流于淺薄、落入下乘之作。這種文學旨趣同樣貫穿宋代童稚的文學啟蒙中,如《呂氏童蒙訓》曰:“大概學詩須以《三百篇》《楚辭》及漢、魏間人詩為主”,認為學詩要取法乎上,首要學習的就是《詩經》,要秉持《詩經》的寫實精神,這樣才能“見古人妙處”,從而摒棄“齊、梁間綺靡氣味”[4]。

(二)宋人品鑒《詩經》與文學性的回歸

宋代對《詩經》的推崇,還有一個顯著變化,是對其文學性的回歸。一方面,宋代儒子們對《詩經》的經學解讀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出現了程頤、朱熹等一批釋經大家。另一方面,對《詩經》的非經化解讀展露端倪,即從文學性角度重現闡釋其文學特質,重新發掘其文學價值和意義。如北宋詩人歐陽修對《詩經》中部分篇目的解讀和闡釋,就頗具文學意味。歐陽修肯定了《詩經》中存在《關雎》《野有蔓草》《靜女》等一定數量的情詩,從而擺脫了“政教”色彩濃厚的經學傳統,突破了經學研究的藩籬,強調要立足文本本身,以“情”出發、依詩解詩,探究“詩人之意”。[5]

宋人對《詩經》的文學闡釋,概而言之,主要有兩方面:“一是從《詩經》內在的意義入手,體會其中的情致,體會詩人的心靈世界。二是站在局外,對《詩經》的藝術,包括所謂句法、字法進行品評”[6]。而宋代詩話的興起更加促進了這一進程,《詩經》研究從此走上了文學理論研究的路徑。宋人認為,《詩經》是“詩之祖”,是詩歌的源頭,其他一切文學形式都由之演變而來。[7]

不僅如此,宋人還認為《詩經》反映了世間豐富的精神世界,如“林下閑言語,何須要許多。幾乎三百首,足以備吟哦”[8]。宋人執著地認為,《詩經》一書博大精深、旨意宏遠,說盡世間言論,囊括一切道理。所謂《詩經》“言語之妙、文章之善”,讀后如沐春風、如飲甘泉。

(三)宋人對《詩經》主體色彩的介入

宋人對《詩經》的另一個顯著變化,是主體色彩的介入。從歐陽修開始,宋人對《詩經》的解讀就投入了大量的個人色彩,在個體意識的塑造上獨樹一幟、別開生面。如他對“風雅頌”的重新定義就別具一格,認為“風”乃匹夫匹婦之言,“雅”則出于廟堂之上,“頌”是一種擊節而歌、直抒胸臆。[9]這種從作者、語言風格對“風”“雅”“頌”的解釋,不僅表現出宋人對《詩經》文學性的解讀,更體現出個人主體意識的覺醒。這集中表現在宋人對《詩經》中“男女”之情的重新界定。歷代將這些詩歸結為以男女情思寄托政教諷刺之意,宋人匠心獨運、慧眼獨具,把審美拉回到世俗視野,專注于匹夫匹婦之間的相守、期盼、離別等細膩情感。這些微妙之處都體現了宋人獨特的審美氣質和思維方式,他們從“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宏大理想,轉而開始流連于對筆墨紙硯、茗茶品詩的現實觀照,這些變化對柳永詞在《詩經》的接受和化用方面都產生了較大影響。

二、柳永詞對《詩經》的接受和化用

柳永,字耆卿,福建崇安人,北宋開一代詞風的名家巨匠,一生創作了200多首詞。柳永生于官宦世家,深受宋代士風影響,他詩名較早,然仕途蹭蹬,多羈旅行役之詞和閨閣憤懣之語。從這些存詞中,我們可以尋繹到其對《詩經》的接受和化用,既有意象、語句、典故的化用,也有主題的脫胎和結構的因襲,可以說柳永詞在某些審美特征方面深受《詩經》浸淫,茲舉例如下。

(一)意象的化用

古人認為,《詩經》可以興觀群怨,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而這些所謂的“鳥獸草木”,即是詩經作為文學形態的“意象”,這些意象在歷代的文學遞嬗中都有所體現。這一類的化用較為集中地體現在他的代擬體俗詞中,如《金蕉葉·厭厭夜飲平陽第》中,首句“厭厭夜飲”脫胎于《小雅·湛露》篇,原意講的是君臣把酒言歡、不醉不休的酣暢場面,這里化雅為俗,用來描寫歌舞艷樂的盡興場面,表現出一種處江湖之遠的小民之樂。又如,《鳳棲梧·簾內清歌簾外宴》中,所歌詠之“孤鳳”,此意象在《詩經》便有跡可循,《大雅·卷阿》篇有“鳳凰鳴矣,于彼高岡”的詩句,本意是歌詠周天子與群賢融洽之相處,柳永這里仍是化雅為俗,用來描摹歌伎不甘沉淪、敢于向命運抗爭的生命形態,這就將“孤鳳”這一意象從廟堂之高散入尋常百姓之家,多了些許風塵氣和煙火氣。再如《隔簾聽·咫尺鳳衾帳》,“逞如簧”原指諂媚之臣的惡言誹謗,柳詞反用其意,意指閨閣女子的憤懣不平和離愁別緒。如此化用,不一而足。這些俗詞所化用的《詩經》作品都與正樂相關,柳永故意去其本意,盡顯市俗氣息和民間色彩。

(二)語句的化用

《詩經》中有許多膾炙人口的句子,在當時是“指出向上一路”的清新脫俗之句,在后世則為汲取營養的文學武庫。這一類對《詩經》語句的化用,較為集中地體現在柳永的俗詞創作中?！缎l風·碩人》關于古代美女的妝容刻畫可謂登峰造極,留下了“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千古絕句。柳詞在描摹女子形象時,多以此為奧援,有時甚至有出藍之譽。如《菊花新·欲掩香帷論繾綣》和《兩同心·嫩臉修蛾》中,“先斂雙蛾愁夜短”“嫩臉修蛾”,化用《衛風·碩人》之“蛾眉”;《塞孤·一聲雞》一詞中,“相見了、執柔荑”,化用《衛風·碩人》之“手如柔荑”;《長相思慢·畫鼓喧街》《洞仙歌·佳景留心慣》和《長相思慢·畫鼓喧街》中,“嬌波艷冶,巧笑依然”“恣雅態、明眸回美盼”“嬌波艷冶,巧笑依然”,化用《衛風·碩人》之“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三)典故的化用

《詩經》作為文學之淵藪,為后世奉獻了數量頗豐的經典故事和人物,成為后世文學仰賴其滋養的豐富寶藏。柳永生于世代官宦之家,自幼耳濡目染,對《詩經》典故的化用往往不著痕跡、巧妙貼切。如《雙聲子》一詞中,“繁華處,悄無睹,惟聞麋鹿呦呦”,“麋鹿”乃化用《小雅·鹿鳴》“呦呦鹿鳴,食野之萍”的典故;《破陣樂·露花倒影》一詞中,“鸞觴禊飲,臨翠水、開鎬宴”,“鎬宴”乃化用《小雅·魚澡》“王在在鎬,豈了飲酒”的典故;《法曲獻仙音·追想秦樓心事》一詞中,“當年便約,于飛比翼”,“于飛”乃化用《小雅·鴛鴦》“鴛鴦于飛,畢之羅之”的典故;《送征衣·過韶陽》一詞中,“誕彌月”乃化用《大雅·生民》“誕彌厥月,先生如達”的典故。

(四)主題的脫胎

《詩經》在主題方面依體裁而別,有風、雅、頌三體,分為民謠、士大夫之辭、祭祀等情境,這些文學分類均對柳永的詞有著直接或間接的啟示意味。

一是相思懷人主題。如《晝夜樂·秀香家住桃花徑》一詞中,“猶自怨鄰雞,道秋宵不永”表達了“人生常恨歡娛少”的遺憾和惆悵,這與《鄭風·女曰雞鳴》有著異曲同工的況味。再如《定風波慢·自春來》一詞中,“終日厭厭倦梳裹”表達了女子因思念所懷之人,慵懶妝容、無法遣懷,這與《衛風·伯兮》“豈無膏沐,誰適為容”似在神韻上別無二致。

二是羈旅行役主題。如《詩·邶風·燕燕》中,“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其主旨突出送別時的悲傷。另外《詩·小雅·采薇》也是以景寫情、情在其中。柳永的《戚氏》在宋代評價很高,有“寂寞《離騷》千年后,戚氏凄涼一曲終”之贊譽,將其比肩《離騷》,我們隨便尋繹《戚氏》上闕的句子就不難發現,如“孤館度日如年”確有這樣的況味存在。

三是節序主題。如《詩經》中反映“七夕”節序的有《詩·小雅·大東》:“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痹谒卧~里,柳永《二郎神》中,“運巧思、穿針樓上女”寫的就是宋人過七夕節的場景,可謂如臨其境。

(五)結構的因襲

柳永詞對《詩經》的接受和化用,還在于對部分著名詩篇結構上的因襲,正所謂“在骨不在皮”,深得其中三昧。如《陟岵》是《詩經》中一首描寫戰爭的詩歌,該詩每一章的前兩句是寫登高思念親人,后六句則想象父母、兄弟的叮囑,全詩“據實構虛,以想象與懷憶融會而造詩境”[10],被稱作“對面飛來”[11]。錢鍾書在《管錐編》中認為:此詩非“臨歧分手之語”,而是思念親人之口吻?！囤灬病返倪@種結構謀篇對后世詩歌影響很大。如李白《關山月》“高樓當此夜,嘆息應未閑”,杜甫《月夜》“遙憐小兒女,不解憶長安”,王維《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皆是因襲此種寫法,從對面落筆寫思念,虛實結合、相得益彰。

不獨于詩,宋詞亦有此種運用。柳永在《八聲甘州·對瀟瀟暮雨灑江天》一詞的創作中,就運用了這樣一種雙重結構的互寫模式,特別是“想佳人、妝樓颙望,誤幾回、天際識歸舟”一句,有踵事增華之妙,進一步發展為我思念對方、對方亦思念我的多重結構,使得“對面飛來”手法在歷經千年風雨之后,在一個新的文學體裁上延續了生命而更具魅力和風采。

三、結語:柳詞對世俗性的回歸

綜上所述,由于宋人解讀《詩經》的角度為之一變,能夠從視角、結構、修辭等多元切入,從而擺脫了以史解經、以經注經的窠臼和藩籬。柳永對慢詞的大量開拓之作,可以說正是受益于這樣一種新風之浸濡,其作用似不容小覷。

從柳詞對《詩經》的接受和化用情況,我們可以看到他一以貫之、存于一心的審美追求,即形式上多用《國風》,取其通俗一面;在俚俗方面更青出于藍,即使一些政治意味較濃的篇章,經過柳永世俗化的革新,這些詞作的面貌便煥然一新了。當然,柳詞之俗與《詩經》之俗,不可同日而語、相提并論?！对娊洝分?俗在鄉土氣息濃烈,節奏清新明快,其比興的表現手法,顯得更為含蓄蘊藉,后人多目為雅正之語。柳詞之俗,俗在市井氣、脂粉氣,有些油滑、容易起膩,這也許就不難理解時人譏誚其為“膩柳”,縱使再好的言語如果沒有創新,只會陳陳相因,也會被批為“濫調陳言”[12],為后世所詬病。

然而,柳永對《詩經》的接受與化用,其高明之處在于能夠從《詩經》文本所呈現出來的意義出發,不過多地關注政治綱常與道德倫理,直抒胸臆、出語自然、沁人心脾。正如學者所論,宋代的解詩傳統能夠自出機杼,不為傳統的綱常禮法所束縛,在詩詞的傳世方面“到底漏了一線曙光”[13]?；蚩裳灾?柳永的創作點亮了這一線曙光,反映出些許人性的光輝,所謂“文學即人學”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