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還原”代替“顛覆”
——互文性視閾中的《繾綣與決絕》

閻浩崗

（河北大學 文學院，河北 保定 071000）

趙德發以農民與土地關系為題材的長篇小說《繾綣與決絕》在同類題材作品中顯得與眾不同：它雖與此前發表的張煒《古船》、尤鳳偉《諾言》、劉震云《故鄉天下黃花》、陳忠實《白鹿原》和莫言《豐乳肥臀》同屬新時期以后出現的涉及土地革命①本文“土地革命”概念包括了1946-1952年間的土地改革，因為土地改革名為“改革”，其實質也是一場革命。題材小說，但它有別于其他幾部徹底顛覆“典范土地革命敘事”②所謂“典范土地革命敘事”，是指直接而充分地體現主流意識形態、直接為革命運動進行宣傳鼓動并將其視為主要職責，運動領導者和執行者可將其視為推進工作的范本予以推廣的土地革命或土地改革題材作品。例如賀敬之等的歌劇《白毛女》，周立波的小說《暴風驟雨》等。的新時期作品，表現出更為客觀公允地展示土地革命歷史巨變的追求。它的出現，反映出當代文學對土地革命問題認識與書寫的進一步深化。

《繾綣與決絕》第一卷發表于《大家》1996 年第5 期，1996 年12 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四卷合一的單行本。從選題及發表時間與發表刊物看，它與莫言《豐乳肥臀》對話或“競賽”的意味比較明顯，而細讀文本我們又可發現，它與此前其他諸多同類題材著名小說文本，也有著顯在或潛在的對話關系。通過這種對話，作家表達了自己獨特的思想和藝術追求。本文擬圍繞幾個關鍵問題來分析其如何與其他相關文本“對話”，顯示出怎樣的獨特文學價值。

一、全面客觀地呈現革命前后的鄉村社會關系

在對革命前后鄉村社會關系的描寫方面，《繾綣與決絕》與“典范土地革命敘事”的差異是明顯的，但它卻并非像《白鹿原》那樣對之徹底顛覆，而是盡力向生活原生態還原。該作中地主與農民的關系既不像《暴風驟雨》中那樣尖銳對立、水火不容，也不像《白鹿原》中那樣親如兄弟。寧學祥是天牛廟最大的地主，他向農民催租、逼債、索禮冷酷無情，對其他富戶也錙銖必較。為了土地，地主寧學祥在同為地主的胞弟寧學瑞急用錢時不僅不幫，還借機大撈一把，后來又對親侄寧可璧耍無賴。為了生存、為了土地，農民也常常六親不認，并非“天下窮人是一家”：封鐵頭與封二家為爭租費左氏十三畝地雖未完全撕破臉，卻結下芥蒂，因為他們存在客觀上的利益沖突；貧農封四因為自己的三畝地被寧學祥“準”去，想求親哥封二撥給他幾畝租種，封二卻一口回絕，封四被逼得偷偷鋌而走險，當了土匪。這樣的描寫，顛覆了《紅旗譜》中朱老忠與嚴志和、朱老明、伍老拔、朱老星們那種窮哥們兒之間慷慨義氣關系的描寫。

天牛廟人的社會關系雖不是按貧富分成界限分明的兩大對立陣營，其恩怨更多由土地造成的實際利害導致，但貧富之間的身份貴賤差異還是明顯的：雖然窮人與富人也會有親戚關系，例如寧學祥與封二、與費大肚子家都是親家關系，但富人從不會平等看待窮人，寧學祥從未把封二家和費大肚子家當親戚看待：他的女兒繡繡嫁給封二的兒子封大腳純屬陰差陽錯，并非他的本意。繡繡和大腳結婚后，寧學祥一直不認這門親戚；封二父子去寧家打短割麥，寧學祥突然論起親戚，為的是不給工錢，而且飯也沒讓吃飽。他娶銀子純粹為肉欲，而費大肚子只是用女兒換來一點糧食。到后來“親家”全家揭不開鍋，寧學祥卻連地瓜干子都不給了。

《繾綣與決絕》里的農民和地主，都是獨立的個體、獨立的家庭，他們并未結成團體、組成陣線，因此，他們之間的關系也并非固定不變，一切因情勢、因利益變化而轉移。在被費左氏“抽地”之前，作為鄰居的封鐵頭與封二家關系本來不錯，為省錢并圖便利，鐵頭娘每天三次做飯都讓兒媳傻挑去封二家取火種。因為“抽地”，兩家產生了矛盾。租到地主土地的封鐵頭參與土地革命目標是爭“永佃權”，他臨時聯合的也是有地可租的農戶；沒有租到土地的費大肚子臨時聯合缺地種的窮漢要求地主撥地種，又與封鐵頭一伙發生矛盾。封二也想借機撥點地租種，卻被費大肚子拒絕，因為封二已是有地種的中農，封二便又生費大肚子的氣。地主之間也互相獨立，未見寧學祥與其他地主聯合。天牛廟村村民之間的關系，完全是革命前后農村生活的自然狀態。

由作品所寫鄉村社會原生態社會關系可知，土地革命發動者及“典范土地革命敘事”的宣傳策略是突出鄉村社會關系中地主與農民之間的矛盾，將其視為主要社會矛盾，而將地主與其他地主富農之間、農民與農民之間的矛盾視為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的內部矛盾、次要矛盾，予以淡化，或改寫，或遮蔽：突出富人之間的相互勾結，渲染窮人之間的心連心、互相幫助和扶持，乃至為“窮哥們兒”犧牲自身利益。如果偶有窮人與地主關系密切，也被寫成“狗腿子”，或蛻化變質，或沒有階級覺悟的愚昧落后。而寫窮人之間互相幫襯，則帶有理想主義的觀念色彩。在這方面，梁斌《紅旗譜》與浩然《艷陽天》《金光大道》寫法有所不同：梁斌寫朱老忠與嚴志和等窮戶關系密切，帶有個人義氣色彩，并有家族故交為基礎，朱老忠與同為窮人的老套子、老栓等就無個人關系；而浩然筆下絕大部分窮漢都是一條心，他們之間沒有明顯的親疏遠近之分。所以，梁斌的作品屬于“非典范土地革命敘事”。而新時期以后的“反典范土地革命敘事”為解構和顛覆“典范土地革命敘事”，特意凸顯和渲染了貧富關系和諧的一面：《白鹿原》中地主白嘉軒與長工鹿三的親密關系給人印象最深，鹿子霖和郭舉人也對長工不??；《故鄉天下黃花》中孫老元與長工老馮和老得、李文武與長工老賈相處融洽；《豐乳肥臀》中地主司馬亭、司馬庫兄弟一直庇護窮鄉親，沒見他們欺負窮人，或占窮人便宜。這種寫法不能說不真實，因為一般來說，雇主要想讓雇工為其賣命，必須搞好關系；刻薄的雇主也不會得到雇工的真心，而且除非不得已，也無人愿意受其雇。然而，這些作品卻沒能具體充分揭示貧富之間利益沖突一面。矛盾雙方從來都是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對立的。如果說“典范土地革命敘事”只突出對立，那么之前的“反典范土地革命敘事”則只突出依存。因而，《繾綣與決絕》在表現鄉村社會關系方面寫得最為客觀、全面、辯證。

二、塑造別樣的地主與農民形象

寧學祥是《繾綣與決絕》著力塑造的地主形象。按他的家產與人品，他應該屬于“典范土地革命敘事”中的“惡霸地主”類型：他家有土地五頃（500 畝），牛五犋，家里雇有長工，向佃戶出租土地、放高利貸，其弟擔任村長，后其子寧可金接任村長，并任民間幫會青旗會頭目，在村里有錢、有權、有勢。他對長工短工刻薄，他玩弄家里女傭，他兒子玩弄丫頭?？粗懈F人家年輕的女兒，就以糧食誘逼其成親。他借故克扣長短工工錢，對佃戶債戶催租逼債，逼得封四當了土匪，寧學祥父子又以通匪罪名將封四殘忍刑訊并砍頭，逼得封四的妻子與次子自盡、長子逃亡，父子倆身上有十二條人命。但是，寧學祥又與“典范土地革命敘事”中的“惡霸地主”有所不同：黃世仁、南霸天花天酒地，寧學祥卻節儉得出奇，還親自參加勞動；小說開頭即寫他下鄉索禮時還順路拾糞，拾來的糞肥都倒進自家親耕的農田，而不倒進租佃出去的土地里。他的自私刻薄不僅針對窮人，也針對其他地主富農，包括自己的女兒、胞弟和親侄。也就是說，這位惡霸地主是不脫農民本性的地主，是從農民“發展”而來的地主，而非與“農民”無緣的異類。另外，作品除了這位“惡霸地主”，還塑造了一個仁義、俠義地主的形象，即寧學祥的弟弟寧學瑞。寧學瑞身為村長卻不欺壓村民，最后時刻還為救村民而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與地主形象相對的土地革命積極分子形象，是封鐵頭與膩味，以及費百歲與封大花。其中鐵頭與膩味分別是不同階段的主要帶頭人。他們在同類題材作品中是非常獨特的形象：他們既不像《暴風驟雨》中趙玉林、郭全海等那樣大公無私，又有別于《古船》中趙多多、《諾言》中李恩寬、《故鄉天下黃花》中趙刺猬之類流氓地痞，更不是《罌粟之家》中陳茂那種性癮者，以及《豐乳肥臀》中孫不言之類人形怪獸。封鐵頭本也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本分農民，他參與土地革命目標很簡單，就是為了有地種。所以，北伐時期他只為爭取永佃權而斗爭，爭到永佃權便不再想革命；土改初期他作為村長兼村黨支部書記，領導了一次“和平土改”，對費文勛口稱“表叔”，肯定其是“開明士紳”。費百歲提出土改干部先挑好地，他還覺得“這樣不好”；但費百歲以比別人多操心費力為由堅持時，他也借坡下驢。但他也只是挑了原先租種費左氏的那十三畝。他反對膩味亂殺人，二人一起為此去區里請示。膩味與鐵頭的不同，是比鐵頭心更很，執行極左暴力路線，帶頭殺地主富農，還與別的村搞殺人比賽。但作品也通過客觀描寫揭示了他產生這種心理的根源：十九年前他父親被地主少爺殘殺，母親和弟弟自盡，自己流往他鄉，給他造成極大的心理創傷。有這種創傷的人自然不同于普通人。在東南鄉目睹的土改、臨近村莊的極左做法、縣區基層領導的誤導，也給了并不了解黨的政策的他負面影響。但膩味并非流氓地痞，也不貪婪，他鬧斗爭一場，“要的一點兒不多一點兒不少，就是當年他家讓寧學祥‘準’去的三畝地”。[1]107費百歲分土地時有私心，但面對還鄉團屠殺時卻能挺身而出。

中農封大腳是貫穿全書的最重要人物。如果說“典范土地革命敘事”選取的是貧雇佃農立場與聚焦，“反典范土地革命敘事”一般選取的是被冤枉的地主富農立場與聚焦，那么可以說《繾綣與決絕》選取的是中農立場與聚焦，兼及貧雇佃農。農民對土地的“繾綣”之情，主要是通過封二、封大腳父子的“創業史”來體現的。封大腳父子的創業史說明，在舊制度下，即使沒有天災人禍、沒有惡霸巧取豪奪，農民單憑墾荒和精耕細作，也難以發家致富。凡真正發家致富的，要么是獲得外財，要么通過家里有人做官聚斂，要么除了土地另有賺錢方式。

《繾綣與決絕》里地富子女形象類型多樣，比較寫實：寧學祥之子寧可金是“典范土地革命敘事”中常見的“惡少”類型，還是地主“還鄉團”頭目；寧學瑞之子寧可璧是吃喝玩樂、不務正業的“敗家子”類型，費洪福之子費文典則是有正義感、受革命思想影響而背叛本階級的革命者類型。同為惡霸地主寧學祥的女兒，嫁給費文典的蘇蘇與嫁給封大腳的繡繡性格命運皆不相同：蘇蘇始終與費文典思想情感隔膜，而繡繡與大腳情深意篤，變成了地地道道的勤勞節儉農婦。對土地革命背景下地富子女這樣多樣化的描寫，是此前此后同類作品中不曾見到的。這種處理，既不違人物的階級出身所決定的思想觀念，又符合人性本身邏輯；地富子女不再是簡單的階級符號，也并非為顛覆主導意識形態而有意設置的形象載體。

三、與各類土地革命題材作品的互文對話

細讀《繾綣與決絕》，可以明顯感覺到它與此前各種涉及土地革命的敘事文本的對話關系。首先是柳青《創業史》。作者最早的創作動念，就與《創業史》有關。早在1981 年，在創作起步階段，趙德發就立志創作一部柳青《創業史》那樣的小說。雖然屢屢被退稿，但他矢志不移，“更沒忘當不成柳青的恥辱”。[2]192趙德發所寫封二、封大腳的艱苦創業與坎坷，可以看作梁三老漢創業夢想的拓展與具體化。而寫封二與牛的感情、封大腳對土地的感情，則使人聯想到梁斌《紅旗譜》《播火記》中對老驢頭與牛、嚴志和與土地的描寫。寧學祥節儉而又霸道的性格，以及很長時間舍不得續弦，則使人聯想到馮蘭池。費大肚子、封鐵頭到短工市等待雇主，則與《播火記》中朱大貴等人的“應聘”情節呼應。這些都顯示出將土地革命斗爭予以“日?；碧幚淼乃囆g追求。寧學祥晚年看中赤貧戶費大肚子的女兒銀子，又使人聯想到《白毛女》中的黃世仁看中喜兒。

《繾綣與決絕》畢竟屬于新時期以后的“反典范土地革命敘事”，它與“典范土地革命敘事”的差異還是很大的。開篇即寫寧學祥索禮路上不忘拾糞肥田、為保土地犧牲女兒貞潔的情節，“修正”了“典范土地革命敘事”中“惡霸地主”的性格單一化書寫；后面其弟村長寧學瑞為救村民而獻身之舉，又呼應了“外典范土地革命敘事”①指與“典型土地改革敘事”出現于同一時期，而審美特征不同、未受左翼意識形態直接影響的作品。王統照《山雨》中的陳莊主。貧雇農斗爭地主富農時用“望蔣桿”進行肉體虐待、膩味與封大花隨意砍殺地主富農，也是“典范土地革命敘事”所不會出現的情節。

但是，不應忽略的是，這部小說與新時期以來的其他“反典范土地革命敘事”同樣有著明顯對話關系，也是對新時期以來此類作品的“修正”。

首先是對土地問題的不同態度。雖然變革土地占有狀況是土地革命的主要目的和主要內容，但新時期以后其他“反典范土地革命敘事”幾乎都不突出土地問題的重要性，有些作品不曾涉及土地重新分配問題，它們將關注焦點更多放在革命斗爭中的暴力問題或權力爭奪方面，使讀者感受不到土地問題的重要性、迫切性。在有些作品中，似乎土地革命發生之前人們安居樂業、過著比較平靜的生活，土地革命打破了這種平靜，給人們帶來巨大精神創傷。如果著眼于占農村人口百分比極小的地主富農，這樣說當然沒錯：對于地主、富農及其子女來說，土改確實是一場災難——即使不曾遭受肉體暴力，他們原先享有的土地、房屋、錢財被剝奪，精神上從被羨慕尊敬到被歧視，全部或部分喪失公民權，這也是從天堂掉入地獄的巨變。其他“反典范土地革命敘事”就更多聚焦于這遭難的極小部分人，正如“典范土地革命敘事”只寫翻身農民的歡樂，而基本不關注被斗爭地主富農的感受與命運一樣。而實際上，從整個中國來說，貧雇佃農所占比例大得多，即使不占官方統計所說的百分之八十，肯定也要比地主、富農和中農多得多，雖然個別地區有中農占多數的情況。與前述兩種類型作品不同，《繾綣與決絕》對貧雇佃農、中農、地主和富農在土地革命前后的命運均予以關注，都有具體細致的藝術描寫，使讀者能見識暴風驟雨年代鄉村社會全景，它繼承的是茅盾社會剖析式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在這部作品里，我們既能看到土改給無地少地農民帶來的滿足與歡樂，也能看到惡霸地主的罪有應得及普通地主富農的罰不當罪；既能看到貧雇農中的本分人，也能看到主客觀各種因素及特殊情境導致的崇尚暴力者。不論哪種人，都是以土地為中心，一切恩怨糾葛皆源于土地。

其次是具體呈現了因土地和錢財資源占有而形成的權力關系，以及因這種權力而形成的地主對農民的剝削與壓迫。以往的“典范土地革命敘事”在寫地主對農民的壓迫時，更多突出了地主的品德因素，似乎惡霸地主都是流氓，是天生的惡人。到了“反典范土地革命敘事”中，為給地主翻案，作家又反過來突出了個別地主“善人”一面，把地主寫成仁人君子或仗義疏財的豪杰?！独`綣與決絕》塑造的地主寧學祥也屬于惡霸類型，但他的惡并非公然違反日常倫理，相反，他的所有行為幾乎都有合法外衣，也大多不違反農民公認的日常倫理。但是，他確實在欺負窮人、剝削窮人：封四欠了他三吊錢，最后利滾利還不清，寧學祥借機將其僅有的土地剝奪抵債，導致封四難以生存，落草為匪；寧學祥家的牛因牛瘟喪命，寧學祥遷怒于給他放牛的郭小說，將郭狠狠揍了一頓，并宣布要扣除其半年工錢；李嬤嬤給寧學祥當了十四年老媽子，私下陪其睡覺，隨叫隨到，寧學祥每次“很仗義”地給她一塊面值二十五文的銅板，等其年老色衰便一腳踢開；他看中貧農費大肚子家的黃花閨女，就用幾百斤糧食將其娶來；遇到寧家有婚喪嫁娶，租種他家土地的佃戶必須于地租之外再去送禮，不按時送禮他就上門索要；封二父子因為窮，寧學祥不把他們當親戚看待，封二父子來打短工時，他不僅不給工錢，還不讓吃飽。寧學祥這些行為雖然明明白白是欺負人、剝削人，但被欺壓、被剝削的窮人又似乎都是自愿，有些似乎還為獲得被剝削、被欺壓的機會而競爭：因為求租土地的窮人太多，佃戶還要為“永佃權”而斗爭，乃至佃戶之間為此產生矛盾；借他的高利貸，也是別的地方借不到，不借就無法應急；給他當長工、當老媽子，乃至陪睡，似乎也是自愿，“還以為找著了飯碗”。[1]104①但是，這種“自愿”結成的契約關系明顯不平等，一切都是對擁有土地和財產的人有利，有了土地和財產就有了權力，掌握主動。以《白鹿原》為代表的其他“反典范土地革命敘事”在“糾正”了“典范土地革命敘事”將地主形象惡霸化、將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道德化之后，又將土地革命之前貧富之間的契約理想化，忽略了這種制度造成的地權人、債權人對租佃者、借貸者自覺或不自覺的壓迫或壓抑?！豆枢l天下黃花》涉及了這種壓抑或壓迫（例如寫到長工老馮和老得為一口袋糧食而為雇主孫老元送了命），但因敘事聚焦在富人、強人之間的權力斗爭，這些其實只是捎帶涉及、客觀顯示，并非作者有意凸顯?！独`綣與決絕》對貧富之間關系的如此處理，可以看作它與其他“反典范土地革命敘事”的對話意圖，看作它對其他“反典范土地革命敘事”的有意“修正”。

第三是以客觀態度寫出窮人的“壞”。寫富人“好”的同時，寫出窮人的“壞”，也是新時期以來“反典范土地革命敘事”的特點之一?！豆糯匪茉炝粟w多多，《諾言》寫出了李恩寬和王留花，《故鄉天下黃花》寫出了趙刺猬和賴和尚，《豐乳肥臀》寫出了孫不言。其中趙多多、趙刺猬和賴和尚雖然出身極其貧苦可憐，但成年后長成了地痞流氓；李恩寬在最后關頭良心發現之前，也是個趙多多式的流氓；王留花遭遇不幸，但作者重點寫她不幸遭遇造成的變態陰狠，寫她“可憐之人”的“可恨之處”；孫不言則是個近乎好萊塢電影中大猩猩或人形怪獸形象?！独`綣與決絕》也寫到了窮人人性的陰暗一面，卻并未將其“流氓”化。給人印象最深的是費大肚子夫婦對女兒銀子的態度：銀子本是為救全家而賣身給寧家，但當寧家倒臺時，他們卻要和女兒劃清界限。封鐵頭、費百歲身為村干部，分土地時都有自私打算。膩味和封大花的亂殺無辜，是激起還鄉團血腥報復的主因。但是，這些有陰暗一面的窮人并非流氓，他們仍然是地地道道的農民，其陰暗行為大多事出有因：費大肚子一家處于最底層，一直掙扎在生死邊緣，他們不敢接受和保護女兒、外孫，也是因為其自身生存仍然面臨困境，接受女兒、外孫他們可能遭受更大不幸；封鐵頭和費百歲的自私并不太過分，他們過后或感覺有愧，或通過為大家獻身獲得救贖。膩味的殺人源于家破人亡導致的強烈復仇心里。作品寫封大花殺人之外卻對個人貞節堅守，并非沒有道德底線的破鞋類型。只是作品對封大花一個妙齡少女何以能沒有太多心理障礙地參加殺人競賽、“掄起鍘刀，一下一下像剁菜一樣動作起來”，缺乏必要的交代，讀者看不出其中的心理和性格邏輯，這是一個缺憾。

《繾綣與決絕》與其他“反典范土地革命敘事”的上述差異，源自作者不同的藝術追求。如果說其他同類作品意在顛覆“典范土地革命敘事”，那么該書作者的宗旨不在顛覆，而在對話與還原：它不僅與《暴風驟雨》等“典范土地革命敘事”對話，也與新時期以后其他“反典范土地革命敘事”對話，不是為了“翻鏊子”，而是盡量客觀地寫出土地與農民、農民與地主、農民與農民的關系，寫出土地革命給鄉村社會各階級階層帶來的心理沖擊及生活變化。

追求客觀、中正、平實的作品，一般不及“矯枉過正”、劍走偏鋒者易生轟動效應。但以文學史眼光看，如果寫得認真、扎實而深刻，這類作品卻可能更經得起時間考驗，更有長久價值。今天和未來的讀者要想通過藝術形象了解農耕時代中國農民與土地的關系，讀《繾綣與決絕》定有收獲。筆者認為，趙德發這部作品應當引起文學批評和文學史書寫的更多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