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共同富裕的基本原則論析

李 慧 王添閱

（1.中共深圳市委黨校，廣東 深圳 518040；2.浙江理工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浙江 杭州 310018）

習近平指出：“實現共同富裕不僅是經濟問題，而且是關系黨的執政基礎的重大政治問題。我們決不能允許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窮者愈窮富者愈富，決不能在富的人和窮的人之間出現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盵1]這個論斷顯示出黨的初心使命和新時代我國社會發展的主要任務。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就認識到民心所向、民為邦本的重要性，堅持走人民路線，擔負起救亡圖存和民族解放的歷史重任，致力于救人民于危難、謀人民之小康，領導中國人民實現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近代史就是帶領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歷史，為人民服務是黨始終堅守的政治底色。進入新時代以來，中國實現了消滅絕對貧困，達到了總體小康水平，但貧富差距、社會階層固化等問題仍然存在。先富帶后富只是發展的手段，實現共同富裕才是終極目標。因此，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堅持底線思維，牢牢把握共同富裕的基本原則，確保推動共同富裕的探索實踐循序漸進、行穩致遠。

一、高質量發展原則：共同富裕的總體要求

習近平指出：“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盵2]盡管目前我們已經實現了總體小康水平，開啟了實現共同富裕的新時代，但從人均GDP、產業結構、核心技術等指標來看，共同富裕仍然任重道遠。在GDP 方面，2022 年我國經濟總量突破121 萬億，但與此同時，我們也仍然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相對北歐發達國家人均GDP5.6 萬美元、美國人均GDP6.3 萬美元、日本人均GDP4萬美元，我們還有一定差距；在產業結構方面，我國產業鏈條整體處于“微笑曲線”的中下部，高附加值產業占比較低，同時存在著高端有效供給不足、高質量產品供給不足等問題；在核心技術方面，關鍵核心技術和環節依然存在“卡脖子”的問題，創新驅動發展能力不足，已經成為制約發展的瓶頸。綜合而言，我國社會經濟發展還有很大提升空間，發展中出現的問題只能通過發展來解決。當前，我國社會經濟發展還存在亟待解決的問題，關系著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

（一）以高質量發展提升經濟總量

促進共同富裕是一個歷史發展過程，這一過程內在蘊涵著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辯證法?！肮餐眰戎赜谏a關系方面，“富?！眰戎厣a力的發展問題。共同是富裕的發展要求，富裕是共同的現實基礎。既要在生產關系方面實現發展成果由全體人民共享，不斷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又要在生產力方面實現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展，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極大富裕。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義也不是同步富裕。馬克思認為“在提供的勞動相同，從而由社會消費基金中分得的份額相同的條件下，某一個人事實上所得到的比另一個人多些，也就比另一個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這些弊病，權利就不應當是平等的，而應當是不平等的?！盵3]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共同富裕就是消除貧困，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實現每個人的自由個性的全面發展。因此，高質量的經濟發展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前提條件。按照十九屆五中全會的目標，到2035 年我國的人均GDP 要實現翻一番，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這意味著我國GDP每年要保持5%左右的增速。從我國現實的經濟發展狀況來看，我國面臨著人口老齡化、逆全球化以及碳中和等挑戰，所以，要促進共同富裕必須堅持高質量發展，轉變經濟發展模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提升發展質量，破解經濟發展中的深層次的結構性矛盾，增強經濟發展的韌性和持續力，以此為共同富裕做好經濟基礎準備。

（二）以高質量發展促進中等收入群體提質擴容

促進共同富裕，在經濟高質量發展過程中，提低是基礎，調高是指引，擴中是關鍵。在解決絕對貧困人口的同時，應當著力提升低收入者的工資水平，擴大中等收入人群比重，同時通過稅收政策等手段調節納稅標準，促使我國居民收入比重呈現為橄欖型的分配結構格局。

首先，中等收入群體的提質擴容對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社會具有戰略意義?；仡櫴澜缙渌麌液偷貐^的發展歷史可以發現，在眾多中等收入國家和地區中，只有十分之一的國家和地區成功地轉型為高收入經濟體。九成左右的中等收入的國家和地區無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無法順利地轉型為高收入國家和地區。究其原因，在于這些國家和地區沒有有效地調控國內居民收入比重，沒有形成足夠規模且穩定的中等收入人群。

其次，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是擴大內需的重要途徑。西方資本主義下的社會弊病在于日益提高的生產力無法為生產關系所容納。一方面，社會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上，導致多數人手中沒有多余財富購買和消費，另一方面，少數占據社會財富的富人階層消費能力有限，這就導致了資本主義下的社會生產關系無法容納強大的生產力，因而導致經濟危機。這對于我國的借鑒意義在于，必須擴大中等收入人群比重，提升人民群眾的消費購買能力。隨著我國躍居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民群眾對高質量服務和高品質生活的消費需求也日益旺盛，據統計，2022 年中國居民消費占GDP 比重將達到51.7%，這將是中國居民消費占GDP 比重有史以來的最高水平，成為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力量。但是，同西方歐美國家相比，我國消費需求對經濟的拉動能力還有待進一步提升。原因在于我國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和質量有待提高。根據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中等收入群體具有較強的消費能力的同時，也具有較高的消費意愿。這一群體為市場貢獻總需求，其規模的擴大，將為我國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注入更多活力。因此中等收入群體的提質擴容既是促進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也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階段性特征。

（三）以高質量發展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

促進共同富裕的階段性目標，涉及兩個層面：一是“提升”，即上文中提到的中等收入群體的提質擴容；二是“托底”，即為剛剛擺脫絕對貧困的群體提供必要的社會保障。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堅持把脫貧攻堅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標志性工程，組織推進人類歷史上規?？涨?、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脫貧攻堅行動，在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的問題。但這些剛剛擺脫貧困的群體，面對潛在的不確定性因素，存在著脆弱性返貧的可能性。絕對貧困群體是我國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的特殊群體，其特殊性在于如果沒有政策性和外部性的救濟，該群體難以獲得除滿足基本生活之外的用于擺脫貧困的生產資料和初始資本。與絕對貧困群體不同，相對貧困群體擁有一定數量的生產資料，從有無的區別轉變為多少的差距，這就使得貧困治理的核心問題從為絕對貧困人口無條件供給生產資料轉變為帶動全體社會成員利用手中的生產資料實現財產增值、生活更有保障。如何帶領全體成員實現對脫貧攻堅成果的鞏固和拓展，其根本出路在于堅持貫徹落實高質量發展原則。通過產業協調對接等措施為相對貧困群體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建構“穩定就業—收入提升—消費需求上漲（生活品質提升）—解決產能過?！獎撛煨碌木蜆I”的雙贏循環型相對貧困治理體系。

二、人民性原則：共同富裕的根本價值取向

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黨的奮斗目標。習近平指出：“我們追求的發展是造福人民的發展，我們追求的富裕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盵4]促進共同富裕必須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實現小康的路上一個都不能少，中國夢歸根到底是人民的夢。人民性原則是共同富裕的根本價值取向，也是我們必須要堅守的原則。

（一）廣泛性——所有人的發展

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指出：“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5]中國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政黨，始終把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作為奮斗目標。共同富裕的“共同”包括每一個中國人，在實現共同富裕的歷史征程中一個都不能掉隊，這既包括區域之間、城市之間、鄉村之間等全方位地促進共同富裕。讓每一個中國人過上幸福而有尊嚴的生活，實現共同富裕，這是黨對人民許下的承諾。一諾既出，萬山無阻。經過幾代中國共產黨人的不懈努力，我們逐漸地擺脫了絕對貧困，歷史性地實現了全面小康，實現了小康路上不落下一人的承諾。

廣泛性是指共同富裕是涉及所有人的發展的原則。西方現代化道路是資產階級的現代化，是少數人的現代化，因而只是滿足于少數人的發展，并且這種發展是建立在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剝削壓迫之上的。相反，中國式現代化之下的共同富裕卻是為了多數人的權利，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現代化。中國共產黨從來沒有自己的私利，致力于滿足最廣大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黨的奮斗目標。

（二）全面性——物質、精神、能力的全面發展

共同富裕的社會形態是作為一個較高級別存在的社會形態。從經濟學角度看，共同富裕需要強大的物質積累作為基礎，這涉及到社會物質財富的生產和分配的相關問題。最終的目的是實現物質生活的極大富裕。從社會發展的角度看，共同富裕不僅是簡單的經濟發展問題，而且涉及到人的全面發展問題。全面發展的人不再是片面化的個人，而是人的物質、精神以及能力的全方位的提升。人的本質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因此個人的全面發展最后帶來的是社會的全面進步。實現共同富裕的社會不再是馬克思所批判的滿足于自私自利、實際需要的小市民社會，而是社會化了的人類。綜合來看，經濟條件是促進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礎，人的全面發展以及社會的全面進步則是促進共同富裕的價值旨歸。

在《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就已經提出了人的全面發展的思想。在馬克思看來，克服人的異化狀態之后的人是全面發展的個人，自然與社會不再是作為異己力量與個人相對立，每個人能自由地運用自己的社會化力量以全面地發展自己的自由個性。人的全面發展不僅僅是物質的富裕和精神的富足，而且包含著人的自由個性的能力的提升。因此，促進共同富裕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促進人的能力的全面發展，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求，使其擁有更多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馬克思指出：“全面發展的個人……不是自然的產物，而是歷史的產物。要使這種個性成為可能，能力的發展就要達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這正是以建立在交換價值基礎上的生產為前提的，這種生產才在產生出個人同自己和同別人的普遍異化的同時，也產生出個人關系和個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盵6]因此，共同富裕的前提條件是個人關系和個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的提升，同時，個人能力的全面發展反過來促進社會全面進步，推動共同富裕的實現。兩者是相輔相成的關系。習近平指出：“我們的方向就是讓每個人獲得發展自我和奉獻社會的機會，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機會，共同享有夢想成真的機會，保證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盵7]

（三）主體性——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

共同富裕是走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的必然要求，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核心下通過全體人民的辛勤勞動和相互幫扶最終實現美好生活的發展愿景。這在根本上區別于西方部分國家的“養懶漢”的福利主義，也區別于殺富濟貧、削峰填谷的平均主義。恩格斯指出：“在人人都必須勞動的條件下，人人也都將同等地、愈益豐富地得到生活資料、享受資料、發展和表現一切體力和智力所需要的資料?！盵8]

人們不僅能夠積極主動地認識世界，也可以能動地改造世界。世界本身不能滿足人的需求，人按照自己對美好生活的愿景以實際行動改造世界?；仡櫲娼ǔ尚】瞪鐣臍v程，就是在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苦干實干、接續奮斗的歷程。新中國成立之初，由于長期受戰爭摧殘，整個國家工業凋敝、農業荒廢、物質技術極其匱乏。1952 年中國GDP 僅304 億美元,是美國的8.3%，作為當時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80%的人口生活在貧困之中。在這樣艱難的境況下，一代又一代中國人民，自力更生、敢闖敢試，用勤勞和智慧探索出一條發展致富之路，創造了社會長期穩定和經濟高速發展的兩大奇跡。歷史充分證明，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每一個歷史時期的歷史事件的實際參與者和締造者，是歷史的主體。在實現共同富裕的偉大征程中，要繼續尊重人民主體地位，充分發揮人民的主體作用，堅持人民群眾是實踐主體、認識主體、利益主體、權力主體、價值主體的統一，緊緊依靠人民創造歷史，通過人民實現共同富裕。

三、共建性原則：共同富裕的驅動力量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一項歷史性的創舉，依靠公有制實現了國富與民富的辯證統一。通過先富幫后富解決了廣大人民群眾實現共同富裕的歷史問題。阿瑪蒂亞·森在他的經濟行為學中提出個人利益就是他所做的每個單獨的決定都是遵循他個人利益的結果。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解決了個人及少數民族國家的富裕問題，但無法解決人民群眾以及全球的貧困問題。實現共同富裕需要走一條不同于西方資本文明的發展道路，這其中的驅動力量即包括人民群眾的主體性參與，國家政府的政策性引導，以及企業的積極參與。這些因素最終形成的是市場有效、政府有為、企業有責和人民有勁的四輪驅動的良好生態，為促進共同富裕提供可持續發展的驅動力量。

（一）市場有效

世界銀行研究發現，市場的自由和規范程度直接影響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市場導向的國家對應的極端貧困發生率大概是2.7%，沒有自由市場的國家對應的極端貧困發生率高達41.5%。我國在1978 年農村的貧困率高達97.5%，貧困人口的數量高達7 億以上。市場的調節作用逐漸凸顯，確立了社會主義公有制占主體之下的市場經濟，為我國經濟持續高速穩定發展注入了活力。在政府宏觀調控與市場配置的相互作用下，宏觀調控與市場配置作為經濟發展的手段達到辯證統一，共同服務于全面實現小康和共同富裕的歷史格局，實現了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的有效統一的歷史奇跡，最終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并在實現共同富裕的征程中日益發揮重要作用。市場有效就是要在社會主義公有制下，最大限度地發揮市場配置作用，通過不斷地推進市場化改革，做大做強社會財富，為實現共同富裕奠定基礎。因此，以史為鑒，我們可以看出有效市場一方面可以激發社會發展活力，創造出社會財富和巨大的社會生產力，為實現共同富裕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另一方面，通過調動社會全體成員參加市場化的自由競爭，充分發揮個人的潛能，提高個人的自由發展能力，促進社會的公平進步，實現社會的階層性流動，從而優化社會結構，促使共同富裕早日實現。

（二）政府有為

古典經濟學提出了市場經濟模型，甚至提出“市場萬能論”，認為市場能夠公平合理地解決分配問題。歷史與現實已經證明，這是一種“致命的自負”。自20 世紀80 年代以來，美國政府秉承新自由主義政策，對資本市場的監管逐漸放寬，各項稅收大幅下降，政府對市場的干預也受到嚴格限制。相關政策的確促進了美國金融市場的高速發展，道瓊斯指數與納斯達克指數不斷創下歷史新高，GDP 從1980 年到2022 年增長近9 倍，自由市場經濟呈現出異常繁榮的景象。借助于市場，美國自認為找到了經濟增長、財富積累的永動機，找到了公平正義的原則與路徑，但“市場最大化”換來的是大多數人陷入了貧困，財富越來越容易集中到少數人手里。洶涌澎湃的市場經濟既成了理性的現實形式，又成了破壞這種理性的力量?，F代西方經濟學稱之為市場失靈。所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共同富裕。

促進共同富裕必須更好地發揮政府的引導作用。有為的政府可以為共同富裕提供制度和政策保障。其一，更好地發揮政府對市場的引導作用。在尊重市場規律的基礎上，以改革激發市場活力、用政策引導市場預期、用規劃明確投資方向以及用法制規范市場行為，為市場主體提供一個公平、正義、安全的競爭環境。其二，更好地發揮政府“多次分配”的作用。多次分配是指在市場初次分配的基礎上，對要素收入和財富進行矯正性調節的過程。一是通過稅收對財富進行再分配；二是通過推進基本公共服務普惠化、均等化、便捷化，增進物質條件的共享；三是在前兩個政策的基礎上，查缺補漏，通過精準的轉移支付對少數“掉隊者”兜底保障。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通過稅收、社會保障、支付轉移、企業捐助等宏觀調控進行多次分配，擴大中間收入人群比重，對低收入人群進行精確扶助，合理控制較高收入人群比重，嚴格取締非法收入，從而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格局。通過政府有為的宏觀調控措施，市場潛力得到激活，為實現共同富裕形成高效有序的發展格局。

（三）企業有責

企業是推動實現共同富裕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在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下形成了社會主義性質的企業，這在根本上區別于西方資本邏輯支配的私有制企業。中國企業在追求經濟利益的同時，肩負著社會責任和道德責任，中華文化的影響下形成了一系列的徽商精神、晉商精神、浙商精神等，企業家精神承載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開放為核心的時代精神。同時，在社會主義經濟框架下，以國有經濟為主導，私有企業與公有制企業形成了相輔相成的良好發展格局，各種類型的企業為國家經濟的發展注入了活力。并且，在新時代下的企業發展已經參與到國家提倡的三次分配的宏觀調控政策中，這為縮小貧富差距、激發社會活力、促進社會流動性等起到積極作用。具體而言，一是企業作為市場主體，在良好運行中依法納稅，直接起到促進經濟增長，創造財富價值的作用。二是企業在追求發展的過程中對技術創新、模式創新、服務創新等方面的投入將進一步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三是為社會提供更多就業崗位。就業是民生之本,是人民改善生活的基本前提和基本途徑。四是在能力范圍之內積極參與公益慈善事業。

企業不僅肩負著經濟責任，而且還是社會道德和法律規范的踐履者。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企業不只是追求經濟效益，而且應該履行社會道義，遵守法律法規。既要積極參與國家的經濟建設，又要積極履行自身的社會職責，實現肩負經濟屬性與社會屬性的統一。

四、漸進性原則：共同富裕的穩定劑

改革、發展、穩定是實現共同富裕的三部協奏曲，而漸進性原則有利于保持社會長期穩定和經濟長期發展，是實現共同富裕的穩定劑。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強調了實現共產主義主義的階段性問題，第一階段是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的按勞分配，這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蛻變出來，還帶有舊社會的痕跡，因此還不能做到完全的公平和平等。

在相同的意義上，鄧小平將馬克思主義這一思想成功地轉化為中國化的表達“先富帶后富”。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只有存在差異化才能使水流動起來，平均主義的做法只能導致社會成為一潭死水。通過使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一方面可以形成鯰魚效應，使社會充滿競爭和活力，另一方面通過對先富者的宏觀調控和社會教化，使其對后來者形成幫扶和示范，為實現社會財富積累奠定基礎。但是，這種先富帶后富的做法必須與西方資本主義私有制下資本家追逐剩余價值的做法區別開來。西方資本家作為資本的人格化，是以純粹私人所有為基礎的，資本凌駕于人民之上，財閥集團操控國家政治。相反，在我國則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占據主體地位，中國共產黨是領導核心，一切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企業盈利行為必須遵從黨紀國法和肩負社會責任。先富與后富統一于共同富裕這一歷史目標，不存在先富者的野蠻生長。但與此同時，先富帶后富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其中充滿了復雜性和風險性，必須堅持漸進性原則，始終需要堅持黨的領導核心地位和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

其一，堅持漸進性原則首先要解決好循序與漸進的辯證關系。實現共同富裕的歷史過程中，做到有所不為與有所作為、發揮主觀能動性與尊重客觀規律性、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的辯證統一。就“循序”而言，要做到“有所不為”，要尊重市場價值規律調節的客觀性，尊重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使政府宏觀調控的政策措施符合事物自身發展的規律性。就“漸進”而言，又要“有所作為”，要充分發揮個人的主觀能動性，要為具備發展能力的個人創造社會條件，使其先富起來形成帶動示范效應，鼓勵個人敢于追求和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社會發展不能一味的安于自然進化的現狀，要引入市場機制使其充滿生機和活力。因此，要看到事物的發展性和前進性，在尊重“循序”的科學規律前提下，善于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不斷地推動經濟社會向前發展；同時又“急不得”，我國需要一個較長的時期去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要從逐步縮小居民收入差距，到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再到全體人民共同富?；緦崿F，我們必須要從長計議，分階段實現目標任務，在“循序”與“漸進”的辯證統一中一步步推進。

其二，堅持漸進性原則還要解決好先富與后富的辯證關系。實現共同富裕這一目標，必須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以先富帶動后富，這是符合現實本身的發展過程，而非同步富?；蚱骄髁x的空想。改革開放40 多年來，中國貧困發生率實現了從97.5%到0 的突破，在這偉大的歷史實踐中，黨領導人民群眾按照先富帶后富的方法創造了對口支援、東西部協作等創新性扶貧模式。經過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的努力，在制度設計、社會組織、實現路徑等方面形成了非常完備的模式。從整個幫扶模式來看，先富帶后富不只是停留于幫扶減貧，而是著力于解決發展的可持續問題，有效地整合社會資源，集中力量辦大事，將理論優勢、制度優勢轉化為實現共同富裕的現實優勢，推動全國各族各地區實現共同富裕。

五、公平性原則：共同富裕的壓艙石

共同富裕不是自發的社會進化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必須堅持相對的公平，充分考慮到各方的利益訴求和發展差異，調動各個方面的積極性。西方資本文明下絕對的公平只是形式上的公平，不論是亞當·斯密的國富與民富、利己與利他，還是羅爾斯的正義論，都難以在復雜的社會中實踐。因此，實現共同富裕必須結合我國現階段發展狀況，尋求實現社會公平的前置條件。

（一）以教育公平促進機會均等

要解決區域發展的不均衡問題，就要從機會公平上入手，大力發展教育。通過教育公平，使每一個人的潛在能力得到充分地發掘，給每一個人提供公正平等的參與社會競爭和發展的機會。在所有的機會中，教育公平是最大的公平，通過教育，每個人都能獲得實現社會階層流動的可能性。因此，教育公平可以阻斷貧困的代際之間的傳遞，實現跨階層的流動和提升，從而也促進共同富裕的實現。

當前，我國教育公平主要存在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方面是教育公平的“廣度”，即教育資源分配不均衡。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受教育的人口數量大幅度提升，人均受教育年限也顯著提高，在整體上來看，我國教育事業取得了輝煌的發展。但是，教育發展的不平衡不均衡問題也十分突出，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的教育差距明顯。因此，優化教育資源，推進教育資源分布均衡化，縮小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的差距就成為當前教育發展的關鍵問題。為此，要加大教育資源分布的調控，重點向落后邊遠地區傾斜。推進城鄉教育一體化進程，縮小教育資源分布差距，力求保證每一個人都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機會，加強教育發展多元化、多樣化。鼓勵發展高等職業教育，根據科技發展和市場需求，提高后富群體就業技能，切實增強就業創業能力，讓每個人都有出彩的機會。另一方面，教育公平的“深度”，即高質量的教育公平。在以往的教育政策中，大多關注教育質量公平，解決的是教育的量的問題，而高質量的教育公平更應該關注質的問題，追求促進每個人自由全面發展的教育公平。這要求在制定教育公共政策時，在平等原則的基礎上，同時體現出適切原則，更多強調教育供給的多樣性、選擇性，促進人人皆可成才、人人盡展其才。

（二）以公平競爭促進財富共享

在西方資本邏輯下，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無法容納社會發展的成果，遵循的是弱肉強食、大小通吃的叢林法則，是抽象的同一性。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提出資本就是無休止的謀求利潤的運動，資本存在的條件就是不斷地追求剩余價值。國際金融寡頭索羅斯便認為金融資本是單純以贏利為目的的，沒有道德性。炒股就像動物世界一樣，遵循弱肉強食、以大吃小的叢林法則。這種做法雖然沒有道德性但卻是屢試不爽的。這種資本邏輯運行下的規則在根本上是不公平的無序狀態，其性質是非理性的。因此，實現共同富裕必須使資本服務于人民，而非少數人所有的謀取剩余價值的工具。必須防止資本壟斷、防止市場無序擴張。具體而言，作為市場的監管主體，政府部門要完善競爭規則，規范市場秩序；設置競爭底線，促進市場活力；強化監管執法，凈化市場環境，最終通過完善的制度體系打破行業壟斷、地區封鎖，讓更多市場主體共享經濟發展的紅利。

（三）以社會福利促進底線公平

加強兜底性民生建設是促進底線公平的關鍵。政府所提供的社會福利要保障處在最不利地位的社會成員能夠獲得生存和發展的最基本條件，實現底線的公平。促進共同富裕的關鍵是推動更多低收入群體實現中等收入水平。但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總會有部分群體無法通過市場競爭滿足自身對美好生活的剛性需要，尤其是老弱病殘等特殊群體，對社會和政府具有較強的依賴性，如果沒有社會福利保障，其很難實現生活水平的穩定和提高。政府和社會組織通過底線公平，保障社會底層人員的基本生活水平，化解社會治理的風險性，增進社會和諧度，促進社會人員的相對公平性，激發人民群眾團結奮斗的積極性，調動一切有效力量投入到實現共同富裕的偉大歷史征程。

隨著經濟社會的向前發展，福利底線的標準也是不斷提高的。黨的十七大提出“民生五有”的目標，“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五個方面；在此基礎之上，黨的十九大進一步提出了“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民生七有”建設目標，擴大了兜底范圍；還有一些先富地區已經率先提出類似“幼有善育、學有優教、勞有厚得、病有良醫、老有頤養、住有宜居、弱有眾扶”等更高標準的福利目標，這將顯著提升民生水平和社會公平。提升社會福利和底線公平必須立足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治理的現實情況，既不能沒有區分地搞大水漫灌，將社會福利泛濫化，從而取消了底線公平作為社會柔性調節機制的應有意義。也不能將社會福利標準苛刻化，人為地提高人們的社會生活質量指標，人為地過濾掉應該得到社會福利幫助的貧困群眾，從而將處在貧困邊緣人群以及相對貧困人群得不到及時的社會幫扶，而再度跌回到絕對貧困的境地。因此，必須做好社會基層人民生活的實地調查，嚴格規范社會基層人民生活水平數據的統計和審核，要做到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等不同地區的差異化、具體化區分，充分利用物聯網、大數據等現代互聯網科技手段對社會人群各項生活指數進行分析，做到“精準福利、不落一人”。

實現共同富裕是關乎黨和國家發展的重大時代課題，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要求，是超越西方資本文明的人類新型發展道路，因而具有重大的時代內涵、思想內涵、文明內涵。以高質量發展為基礎、以人民為中心、通過全社會共同努力、共同探索，循序漸進地實現從效率到公平、從先富到共富，進而實現從“獨善其身”到“兼濟天下”，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中國方案。以五個基本原則切入共同富裕這一主題，對于如何協調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辯證關系，如何實現人的全面發展與社會的全面進步的現實問題，從而推進共同富裕的實現具有重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