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科技重構法律服務市場*

汪 政

人類文明從原始文明、農業文明、工業文明發展到今天的生態文明，始終伴隨著技術進步，或者說是技術進步推動了人類文明的迭代發展。21 世紀新技術的廣泛采用，不僅改變了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同時滲入了司法領域。法律行業的數字化轉型面臨著環境易變性、不確定性、復雜性和模糊性帶來的挑戰。法律從業者面臨著無處不在的、持續不斷的變化，比以往承受更大的壓力，挑戰還包括極其復雜的監管合規要求、客戶預期的提高、人才競爭的加劇、急需以技術提高效率、工作內包和外包的增加、產生新的競爭以及環境、社會與治理（ESG）等新興領域法律公益需求的擴大，等等。理查德·薩斯金在《法律人的明天》一書中指出，法律機構和律師們正站在十字路口，未來20 年間的劇烈變革，將超越過去兩個世紀的總和。無論人們欣喜或惶恐，未來已來。法律科技正成為中國法律人無法逾越的一個話題。

這些問題迫切需要我們對法律科技給法律服務市場、法律服務模式及律師事務所帶來的影響進行研究，進而體現出法律科技的法律價值、社會價值和倫理價值。首先，澄清法律科技的概念，法律科技是與法律職業活動相關的信息科學技術，對法律科技的思考有助于法律人將法治研究的視角從實體經濟拓展到數字經濟，從而豐富認知模式和實踐內涵，拓寬法律人法治研究的領域。其次，隨著人們on line 生活方式的普及和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需要我們對傳統法律服務模式進行技術改造，以適應新時代人民群眾對社會公平正義的需求。再次，通過法律科技對法律服務市場、法律服務模式影響的討論，有助于增強法律科技意識和確立法律科技的應用原則，將法律科技從技術應用向數字重構法律服務領域推動發展。最后，指明法律科技研究方向和價值導向，有利于法律科技向人類文明和法律向善的方向發展。

本文的研究成果對于澄清法律科技“工具論”和“替代論”的概念，提出法律科技將重構法律服務市場具有理論意義，對于法律科技成為一種具有內在價值均衡性的“技術—社會—倫理—法治”實踐，具有現實價值。本文將通過以下幾個部分的具體闡述，以澄清法律科技將重構法律服務市場。第一部分討論法律科技進入法律行業的領域；第二部分討論法律科技概念及其本質內涵；第三部分討論傳統律師事務所面對法律科技的機遇和挑戰；第四部分討論法律科技影響下法律服務市場的分化；第五部分討論人工智能帶來的法律服務模式創新。結論部分，總結全文，并對法律科技未來作為一門法學專業學科發展進行構想。

一、法律科技進入法律行業

法律科技對傳統法律服務市場的影響是什么？未來法律科技將帶我們走向何方？我們以全新的視角和實證研究的方法來探索分析和解答法律科技發展帶來的復雜的司法實踐問題。本部分主要圍繞法律科技滲入法律服務市場展開文獻回顧，重點討論法律科技進入司法領域、法律科技進入律師事務所、法律科技進入法律服務市場問題。

（一）法律科技進入司法領域

2006 年山東法院系統研制了一套“電腦量刑”軟件量刑系統①《山東淄博一法院引入“電腦量刑”軟件引爭議》，載青島新聞網2006 年9 月10 日。，只要把被告人的犯罪情節輸入電腦，就可以“算”出應判刑期，這個系統最先在山東的濰坊、青島使用。時任中紀委副書記張軍在2015 年《法官的自由裁量權與司法正義》一文中對此評價認為，對待計算機量刑，應該從兩方面來看：一方面，每一個案件都不同，把各種情形的因素輸入軟件，最后得出一個量刑的情形，這個很難符合具體的現實的案件，這也是其本人反對推行這個系統的原因。但從實踐中的推行來看，上訴率減少了，民眾也不再怎么擔心法官徇私枉法了。計算機量刑雖然無形中提高了法院的權威，但實際上是用計算機的冷漠替代了法官的居間不偏和公允，僅僅將自由裁量權當作了法官的一種權力而不是責任。②參見張軍：《法官的自由裁量權與司法正義》，載《法律科學》2015 年第4 期。雖然法律科技應用在線爭端解決機制（ODR）和在線法院已成為一種全球現象，但中國在構建“智慧法院”系統方面卻獨具特色。法院采用先進的信息通信技術（ICT）并不是法院自身采取的主動行動，而是黨和政府在政策上大力推動的結果。就中國智慧法院的性質而言，一方面，包括人工智能在內的信息技術并未改變我國法院的科層化管理方式，而是通過精準配置司法資源和優化績效考核強化了法院內部的科層化管理。另一方面，智能技術通過高效精準的類案檢索、類案推送和案件比對強化了司法判決的形式品質，但并不是在法律論證的意義上，而是在統計學規律的意義上。③參見鄭戈：《在法律與科技之間——智慧法院與未來司法》，載《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21 年第1 期。同時，我國的庭審直播在國家政策支持、順應司法改革的趨勢、科學技術的創新和應用、法律實效的體現及公眾法治觀念的提高等多重因素影響下迅速發展。庭審直播方式也不再局限于電視、圖文報道等，新興技術的發展和應用豐富了庭審直播方式，增加了微博庭審直播、遠程庭審直播等新興直播類型。通過研究中國庭審公開網和微博的庭審直播案件過程，發現存在庭審直播觀看的準入條件缺乏、庭審直播案件觀感體驗差、庭審直播中的個人信息保護不完善等方面現實且緊迫的問題，對此應當完善庭審直播網站準入條件、提高案件直播質量、完善個人信息保護措施、監測社交平臺后臺數據以及合理引導輿論導向等措施，以期庭審直播發展更加完善。④參見彭景秀：《當前我國庭審直播存在的問題及其完善——基于對中國庭審公開網案件的實證研究》，載《法學》2022 年第4期。電子化是法律科技推進督促程序運行的重要方式，訴訟電子化的正向價值可在督促程序得到充分體現和全面彰顯，電子訴訟負向價值在督促程序中并不存在，督促程序電子化具有正當性。因此，推進督促程序電子化的體系構建具有重要的價值基礎，可以從督促程序的程序規則優化、督促程序的全程電子化、支付令審查的人工智能化和建立防止程序濫用機制等維度進行完善。⑤參見吳懿：《法律科技與糾紛分流雙重視角下電子督促程序構建》，載《延邊教育學院學報》2021 年第1 期。由此可見，法律科技在計算機量刑、在線爭議解決、庭審直播、督促程序等智能審判輔助方面均進入了司法實踐領域。

（二）法律科技進入律師事務所

鑒于律師服務具有市場化的屬性，法律科技進入律師服務領域更加迅猛。在英美國家，法律科技進入律師事務所最著名的例子是LegalZoom 和Rocket Lawyer，此類成套的自動化法律建議工具（sets of ALAT technologies enabling New law business models），是以多種法律科技建構新式法律服務商業模式的公司，由自動化法律科技提升律師的工作效率，并結合其他策略伙伴以營銷法律服務，發展新的商業模式。事實上此類公司是法律科技與真人律師的結合，以法律科技提供使用者標準化、重復性高的服務，而定制化和復雜化的法律服務則移交給真人律師。在丹麥，法律技術初創企業Legal Hero 也屬于這種模式。另外還有專門在線提供法律服務的虛擬律師事務所，如DirectLaw 和Synchlaw。以及CaseShare 和LextraNet 提供未決案件的訴狀、判例、展示件、筆錄和其他案件的在線資源庫。在自主執行任務的工具中，IBM 公司的Watson和最近風靡全球的OpenAI 公司開發的ChatGPT 都是一個能夠回答（法律和其他）問題的系統。多倫多的Blue J.Legal 也開發了類似的技術，這家初創公司開發了一款人工智能法律預測引擎，最初專注于稅法。還有Luminance 公司，能夠結合機器學習、自然語言處理和模式識別等領域的多個學科，快速分析并形成對文檔的理解。⑥參見林志佳：《ChatGPT 殺瘋了，兩個月引爆千億美金新賽道》，載鈦媒體公眾號，2023 年2 月4 日。

關于法律科技進入律師事務所，英國曼徹斯特大學法學院Frank H.Stephen 教授進一步提出，對律師事務所的組織形式和所有權的限制，意味著它們無法獲得組織和生產技術，而這些本來可以改進它們向其委托人提供的服務。⑦同上注。再例如，美國Wise Legal Services、Rocket Lawyer、Legal Room 和Legal Shield 都采用了基于法律技術的商業替代模式，為個人和中小型企業提供在線法律服務，包括公司注冊、遺產計劃、法律體檢、法律文件自動化、實踐管理、文件存儲、計費、會計和電子檢索。盡管法律科技在提供新服務方面的意義越來越大，但“客戶仍然不高興，律師也不高興；只是覺得一定有更好的方法來采用法律技術”。這意味著，法律科技的未來和采用的路徑仍然需要清楚地揭開和設計。⑧Qian Hongdao,Sughra Bibi,Asif Khan,Lorenzo Ardito,and Muhammad Bilawal Khaskheli:《Legal Technologies in Action: The Future of the Legal Market in Light of Disruptive Innovations》,MDPI,2019.2.15.社交媒體正逐步嵌入律師職業，在給法律職業人士帶來好處的同時，也引發了諸多風險。在中美律師職業的發展過程中，社交媒體所引發的律師職業倫理風險主要包括違反保密義務、違反律師廣告規則、與司法人員不當交往幾個方面。⑨參見張濤：《法律與科技：社交媒體中律師職業倫理之建構》，載《新媒體與社會》2018 年第1 期。關于法律咨詢服務，因為智能化程度低，無法準確描述法律咨詢語句，難以理解用戶法律咨詢意圖，所以無法為其提供個性化、多元化法律咨詢服務。⑩參見郭小?。骸痘趶埩糠纸獾姆勺稍兒洼o助判案關鍵技術研究》，哈爾濱工業大學2021 年博士學位論文。微軟旗下openAI 公司開發的ChatGPT 和GPT-4 實現了通用型強人工智能大型語言模型，因其表現接近人類及超越個體專業水平而引發全球廣泛關注，律師咨詢業務在未來勢必受到直接沖擊，導致法律咨詢業務市場份額將被人工智能部分分割和取代。

（三）法律科技進入法律服務市場

一直以來，法律職業壟斷帶來的高交易成本令一些本來應該訴諸司法的問題長時間無法解決。而新型的法律科技公司致力于解決這些問題并允許人們訴諸司法，以帶來接近正義（access to justice）的改善。?參見商舒：《后疫情時代法律科技界新趨勢展望》，載《FT 中文網》2023 年1 月19 日。最近，微軟投資的美國OpenAI 公司研發的一款通用型人工智能（AI）會話式語言模型ChatGPT 風靡全球，只用2 個月時間吸引了上億活躍用戶。2023 年2 月3 日，Business Insider 根據專家預測整理出ChatGPT等AI 應用可能威脅的10 個行業崗位：技術（程序員、軟件工程師、數據分析師）、媒體（廣告、內容創作、科技報道）、法律（律師助理）、市場研究員、教師、金融（金融分析師、私人顧問）、交易員、平面設計師、會計師、客服。?同前注⑦。其中，法律（律師助理）赫然在列。

法律科技進入公共法律服務領域。公共法律服務是我國法治建設的重要內容，法律服務平臺的建設又是開展公共法律服務的重要抓手。人工智能已經成為新一輪科技革命的核心驅動力，跨界融合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對公共法律服務平臺進行智能化建設是公共服務發展的必由之路。但我國當前的法律服務平臺功能定位存在偏差、智能化水平低、服務資源匱乏，亟待改進。我們只有以群眾的需求為導向，強化功能定位，充分融合新技術，打造法律服務智能化載體，才能科學構建我國智能化的法律服務平臺。?參見楊玉曉：《智能化法律服務平臺建構研究》，載《青海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 年第2 期。

通過以上研究發現法律科技已經進入司法領域和律師事務所，并對傳統法律服務市場提出挑戰，包括法律科技進入司法領域行使準司法職能，非律師進入法律服務市場以及科技公司AI 可能替代傳統律師部分工作，法律科技對律師事務所和公共法律服務產生影響等。但上述研究均未關注法律科技具有法律和技術雙重屬性，法律科技對律師事務所運營和服務模式產生的影響，以及法律科技進入法律服務市場將產生市場分化等方面。本文在實證研究的基礎上提出法律科技與法律服務行業融合發展將重構法律服務市場的研究思路。

二、法律科技及其本質內涵

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面對法律科技在司法實踐領域的眾說紛紜，以及現實社會對法律科技的需求、期待和惶恐，我們有必要澄清法律科技是什么。

（一）法律科技的概念

概念是反映客觀事物本質屬性的一種思維方式，也是判斷推理的基礎，沒有概念便無法判斷和推理。為明晰法律科技的概念，筆者嘗試從“法律科技”的文義及其本質屬性分析，擬對“法律科技”作出定義。首先，Legal Technology 或“Legal Tech,”?Other synonyms which are used interchangeably are “law tech,” “LegalIT,” “legal informatics.”是一個術語，廣義上指采用創新技術和軟件來簡化和加強法律服務。?Marcelo Corrales,Mark Fenwick，Helena Haapio：Digital Technologies,Legal Design and the Future of the Legal Profession，Legal Tech,Smart Contracts and Blockchain,Perspectives in Law,Business and Innovation,https://doi.org/10.1007/978-981-13-6086-2_1。從英文文獻檢索來看“Legal Technology”在哈佛、斯坦福、英國法律服務委員會等各大機構的學術報告?2022 年3 月，英國法律服務委員會（Legal Services Board，LSB）和律師監管局（Solicitors Regulation Authority，SRA）聯合發布了一項有關法律科技的社會調查研究報告。、論文著作中已逐漸形成固定短語詞組，解釋為“法律科技”或“法律技術”，并可縮寫為“LegalTech”而非“LawTech”。從文字結構分析，“Legal Technology”由最小詞組“法律的”（Legal）和“科技”（Technology）組合而成。根據牛津詞典解釋：“Legal”為形容詞，本意是“法律允許的，合法的；與法律有關的，法律的”；“Technology”為名詞，本意是“科技，技術；技術設備，先進機器；技術學，工藝學”。因此，Legal Technology 的完整文義應該是由形容詞“法律的”（Legal）和名詞“科技、技術”（Technology）組成，即“法律的科技”或“法律技術”，而不是“Law Technology”（法律科技）。其次，從“法律科技”的本質屬性分析是指技術而不是指法律，是指“與法律有關的”“科技”，包括科技產品和技術服務，而不是針對科技進行規制的法律?！翱萍肌钡暮x包括科學（Science）和技術（Technology），從世界科學和技術發展的歷史來看，科學和技術一直是兩件不同的事情，遵循不同的發展規律?？茖W的功能是發現，解決的是認識世界的問題；技術的任務是創新，解決的是改造世界的問題。但中國的情況不是這樣，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對科學和技術的需求主要體現在國家安全方面，科學和技術在中國的存在方式基本上以體制內事業單位作為唯一的載體，并且持續了相當長時間，這也是導致科學和技術在中國逐漸被作為一件事情來看待的實踐基礎。?參見周路明：《科學創新四十年，我們可能還沒搞明白科學和技術的基本概念》，載《生信愛好者周刊》第55 期。因此，在中國語境下，“Legal Technology”或“Legal Tech”譯名為“法律科技”既可包括對未知領域的科學探索也可包括技術在法律領域的應用，比較符合信息技術發展的一般規律。同時也與官方發布文件相一致，如2022 年3 月20 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強科技倫理治理的意見》，而非《關于加強技術倫理治理的意見》。如單純翻譯為“法律技術”則概念過于狹窄，無法涵蓋前述法律科技的本質屬性和科技發展的一般規律。即“Legal Technology”或“LegalTech”應表述為“法律科技”而非“法律技術”。最后，從物的客觀表現形式分析，“法律科技”屬于在法律和社會治理領域應用的科學技術，而且該技術與各類立法、司法、執法、行政（監察）及法律服務等法律職業活動密切相關。各類法律科技產品客觀表現形式為軟件和應用。因此，筆者認為法律科技是指與立法、執法、司法和法律服務等法律職業活動相關的科學技術。

（二）法律科技的本質內涵

法律職業的核心特點是公共服務，公正和公共福祉是公共服務的目標，是職業的理想。?參見王進喜、陳宜：《法律職業倫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22 年版，第2 頁。法律科技作為法律職業活動相關的科學技術，其最大的公共服務領域就是司法領域和法律服務領域，其表現形式是各類法律科技軟件和應用，其社會價值是實現社會公平正義，降低法律服務門檻，普及法律知識。因此，我們要正確把握和認知法律科技發展的一般規律和社會價值，既要提升和發揮技術的進步力量，推動法治建設和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又要在法律科技發展的初級階段提前布局并采取必要措施規制法律科技的野蠻生長。全球著名法律雜志《The Lawyer》刊文評價：“中國不僅在嚴控病毒傳播方面世界領先，在智慧司法解決方案領域也引領世界?！痹诓贿h的將來，更為智能的機器可以通過海量數據分析為當事人提供解決方案，而在更遠的未來，解決糾紛的將不再是身穿法袍、手握法槌的法官們，而是一臺臺可以進行數據分析的機器。?參見［美］伊森·凱什、［以色列］奧娜·拉比諾維奇·艾尼：《數字正義：當糾紛解決遇見互聯網科技》，趙蕾、趙精武、曹建峰譯，法律出版社2019 年版。美國歷史學家Melvin Kranzberg 認為：技術本身既非好，也非壞，亦非中立，這是六大科技定律中排在首位的定律。中國人民大學劉大椿教授認為：大家對科技往往有個誤區性認識，即過于強調科學技術的進步作用，宣揚其正面社會作用，卻往往忽略其所包含的負面作用；我們對科技的反思要更加全面，需要關注當代科技發展所可能引發的社會風險。筆者認為，我們應批判性地理解法律科技在法律中的運作，正確認識法律科技引起的道德和倫理挑戰，并由法律部門制定法律科技的治理機制和監管政策。

三、法律科技對律師事務所的影響

法律科技進入法律服務市場，面臨最大挑戰的是律師事務所和通曉法條的律師們。21 世紀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區塊鏈等法律科技的迅猛發展導致法律資訊和法律服務的普及化、精準化和智能化，更商業化和市場化的法律服務競爭正從內部和外部雙重作用力下不斷突破法律職業社團建立起來的自我保護壁壘，律師作為法律精英的優勢地位正在走向下坡。傳統法律服務市場基于職業資格準入、法律信息不對稱和法律知識的專業性而成為律師們的“專利產品”。當信息科技充分發展的21 世紀來臨解決了信息不對稱，當反腐倡廉成為公眾的自覺意識，當00 后新生代成為社會中堅力量，他們天生的互聯網基因使得傳統的“萬金油”律師和“勾肩搭背”律師瞬間失去了市場基礎，律師們突然發現業務難接了、活難辦了、當事人難弄了，這些都是新科技帶來的社會環境變化所引發的傳統律師職業環境變化。2023 年6 月司法部發布了《2022 年度律師、基層法律服務工作統計分析》，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22 年底，全國共有執業律師65.16萬多人，律師事務所3.86 萬多家，并初步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服務體系。黨的二十大提出加快建設中國式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已經成為全社會的共識，中國的發展迫切需要和國際法律服務市場接軌。在此時代背景下，為規范律師事務所管理和接軌國際法律服務市場，律師事務所數字化勢在必行。因此，這一部分主要討論法律科技對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制度、律師管理體系及律師服務模式三方面的影響。

歷史上陳仲子實有其人，按通常說法是戰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隱士。劇中，陳仲子不愿與俗世合流而辟兄別母，只因其認為吃住都是得自兄長的俸祿，而俸祿是取自民脂民膏；他把自己在大旱天里好不容易汲滿的一壇水全部分給相鄰并絕食三日，只因是自己“捷足先登，搶先一步”，而他認為“人世間爭名奪利， 全在那捷足先登”；他拒絕了楚國拜相的請求，只因認為自己隱居一隅，“實指望埋名晦跡， 不意竟成了沽名釣譽之捷徑”；他歸家探母誤食他人奉承當大官的兄長的肥鵝，不惜嘔清腸胃，只因認為“受饋不義，食之傷廉”。

（一）法律科技對合伙人制度的重塑

當代律師事務所發展模式起源于Cravath 制度，即通過長期和廣泛的培訓讓法學院的學生從實習律師逐步成長為合伙人，同時在律師事務所內部實行嚴格的等級制度，由合伙人進行指揮和監督，這些合伙人最終甚至成為美國和歐洲統治階級的一部分。?王進喜：《法律領域的數字化與大型律師事務所的未來》，載《北外法學》2021 年第1 期。波士頓咨詢集團和布塞留斯法學院聯合進行的一項研究報告認為，新技術的發展正在推動大型律師事務所修改其組織模式的要素。特別是它主張傳統金字塔模式可能會被一個更像火箭模樣的組織取代。但火箭形律師事務所并不是改革大型律師事務所的唯一可行途徑。George Baker 和Rachel Parkin 認為，一個多世紀以來，大型律師事務所的金字塔形組織結構正在被拆解為鉆石形而不是火箭形。然而，不論是傳統Cravath 制度發展形成的金字塔還是火箭形或鉆石形模式，這都不是律師事務所精心謀略的產物，而是面對一個嚴酷、不熟悉的市場作出的一系列短期決策的后果。?同上注。數字律師事務所能夠消除傳統合伙律師事務所面臨壓力的不必要因素。其中包括：膨脹的傳統金字塔、長時間、高昂的資本成本和缺乏靈活性。數字律師事務所可以提供更好的工作生活平衡，而不需要龐大的空間和固定的工作時間。我們必須承認，法律行業在法律科技的推動下正在發生轉變，我們需要打破傳統的律師事務所模式。研究表明，咨詢公司、自由職業者和虛擬律師事務所的模式正在歐洲和北美蓬勃發展，它們擁有不同的薪酬模式，以滿足個人律師的需求。

為此，21 世紀新技術影響下如何重塑律師事務所組織結構，特別是合伙人制度，是我們迫切需要關注的問題，即律師事務所如何有意識地重塑組織結構和商業模式，以保持和發展自己的競爭優勢？我們認為扁平式組織架構具有將所有權、管理權、監督權區分開來的獨特價值。律師事務所能夠采取有效和快速的決策，而不必依賴大量在律師事務所有著不同利益和角色的合伙人的共治性投票，并將律師事務所的長期投資收益與合伙人的決策分開。因為，扁平式合伙人機制是在合伙人會議共治的基礎上，引入管理委員會和監督委員會制度，創建了具有完全決策權的管理機構和監督機構。同時，這種以法律科技為基礎搭建的業績系數和投資比例系數構成的合伙人權益制度，可以很好地實現律師事務所的估值體系。同時，避免了傳統律師事務所合伙人短期主義和律師事務所長期經營之間的矛盾，或曰律師事務所只有傳承沒有繼承的悖論，并進一步解決了合伙人長期投資和退休制度安排。以法律科技為基礎搭建的去中心化扁平式合伙人治理結構，可以使律師事務所合伙人運用法律科技各自組織團隊或圍繞項目臨時組織團隊，并促使項目存續期間共同工作的律師團隊能拿出更有效和更有創造力的解決方案。事實表明，法律科技加持下的扁平式合伙人機制不僅沒有減少合伙人的當前分紅，而且使合伙人對未來獲得更大收益以及退休制度的安排均達成了共識。

（二）法律科技對律師管理體系的完善

律師評價體系是否公開公正公平是律師事務所律師管理的核心。傳統律師評價體系往往側重于對律師業績或創收的考核，雖然各律師事務所或行業組織也建立了各項鼓勵制度希望對律師能夠形成一個比較全面的評價或考核，但因受制于制度的缺失、人性的弱點和技術的制約，往往導致無法實現預期管理效益?，F在，法律科技可以幫助律師事務所和行業協會產生新的管理方式。因為新技術經常被發展成為律師事務所內部的管理工具。數字化律師評價體系可以讓律師事務所的律師（無論年輕或年長）均可得到公開公正的評估，從而使律師全身心地投入他們真正喜歡的工作中并提高效率和提升他們對律師事務所的滿意度。通過數字化律師評價體系可以幫助他們擺脫傳統的合伙人和非合伙律師的角色，以及合伙人之間因分工不同而產生等級制度上的觀念制約，因為他們享有的是排除人為因素的公開的具有統一標準的數字化律師工作績效評價制度。

筆者認為可以運用法律科技搭建一種通用型的積分卡（數字卡）模型，進而建立數字化律師積分評價體系。這種數字積分卡可根據律師職業基礎、執業業績、職業履歷、職業誠信及社會公益等記錄綜合考評律師執業技能和職業素養，主要包括業績積分、公益積分、學術積分、榮譽積分、職業積分、行政積分，等等。因此，法律科技可以幫助律師事務所實現律師管理和評價的數字化，通過數字化律師積分評價體系可以有效并全面地評估律師的職業生涯和職業倫理規范，避免有失公允的家長制或幫派制的傳統律所管理的弊端。

（三）法律科技對律師服務模式的變革

新技術已經嵌入到我們個人和商業活動的各個方面。它無疑改變了法律行業的游戲規則，既是破壞者，也是推動者。忽視數字轉型的律師事務所將面臨風險，因為它不再是一種美好的奢侈品，而是一種迫切的需要。傳統律師服務模式經歷了從單一律師服務到專業團隊律師服務，從傳統紙質媒介證據運用向電子證據運用的發展過程。同時，全球各法域都在加速法律科技在司法改革領域的研發和應用，倒逼律師不得不改變和適應新的律師服務模式。技術意味著我們現在可以更好、更快、更便宜地為客戶服務，也許比以往任何時候的質量都更高。數字律師事務所是大型律師事務所或傳統律師事務所的對立面。數字律師事務所使用顛覆性技術，有更高效的人力資本、基于價值的定價和不同的商業模式。值得注意的是，2021 年史密斯和威廉姆森律師事務所的年度調查暗示，我們現在正進入一個“新常態”時期，在這個時期，律師事務所“學習、適應和改變”的能力對未來的成功至關重要。歷史提醒我們，那些在不確定性或危機時期進行創新的公司，在很長時間之后就會從中受益。已故的史蒂夫·喬布斯就“將變革視為機遇，而不是威脅的能力”。未來的律師事務所必須創新發展，明確數字化發展戰略和提升變更能力，如果抓住數字化機會將在未來取得更大的優勢。

目前，在全球各大招聘網站律師事務所聘用技術工程師、運營經理等非律師人員的比例正在快速提升。律師服務模式也正從單一的法律服務向泛法律服務和跨行業服務模式改變，律師依托法律科技為客戶提供法律服務將成為新常態，法律科技無論對大型律所還是中小型律所都帶來了挑戰和機遇?，F在大家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線，區別只是在于對法律科技的認知和行動。2007 年英國《法律服務法》允許英格蘭和威爾士法律服務市場向資本開放，目前英國政府已批準了對法院系統現代化及數字化的700 億歐元財政撥款，其中大部分撥款砸向了在線法院。2017 年成立的杭州互聯網法院是全球第一家提供糾紛在線解決的數字化法院，之后北京互聯網法院、廣州互聯網法院相繼設立，全國各地法院數字化司法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展開。新冠疫情三年，律師已經逐步適應在線閱卷、在線會見、在線庭審、在線會議等新技術支持下的On Line 工作方式。隨著各國數字化司法改革的持續推進，在可預見的未來，律師在民事、行政和刑事等方面可標準化的調解業務、訴訟代理和辯護業務將減少甚至逐步失去法律服務市場，而掌握法律檢索、類案檢索、可視化律師服務、電子證據調查、直播等法律科技技能的律師將走上歷史舞臺，熟悉多重法律關系的復雜爭議糾紛和跨行業跨法域的非訴法律服務業務的律師將占領高端法律服務市場。

未來成功的律師事務所將有其核心的創新、戰略和變革競爭力。他們還將擁有面向內部和面向客戶的全面數字化能力。他們將更加重視招聘具有數字時代新興技能的非法律專業人士。他們以客戶為中心，將更加重視為客戶創造價值和提升高效的交付能力，最重要的是他們在法律科技的加持下將為委托人提供更為出色的客戶體驗。

四、法律科技對法律服務市場的影響

（一）非律師進入法律服務市場

在西方民主國家中，以色列對律師的專業監管是前所未有的，無論是在行業自治程度還是在行業壟斷方面都是如此。?Report of the IBA Presidential Task Force on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Legal Profession(Draft,September 2016).律師對法律服務市場的排他性控制在以色列1961 年IBA 法案?Israel Bar Association Act,1961.第20 條中得以制度化，其包容性措辭為未經授權的法律執業（UPL）?The unauthorised practice of law (UPL).確立了非常廣泛的界限。該條款列出了四項只能由律師執行的活動：（1）在任何司法或準司法委員會面前代表他人。（2）在指定的行政機關代表他人。（3）代表他人準備具有法律性質的文件或就準備此類文件進行談判。（4）法律咨詢，出具法律意見。20 世紀80 年代后期，以色列出現了一些營利性公司，專門為債務追償、貨物催收、協助決定個人和家庭事務等提供服務，這些非律師提供的服務成功蠶食了以前被認為是律師專屬的法律服務市場。在與非律師人員進入法律服務市場的斗爭中，以色列律師協會首先聲稱支持利他主義原則，認為只有律師才能確保高質量的法律服務，滿足客戶需求。后來，以色列律師協會開始公然使用利己主義論調：認為非律師人員進入法律服務市場損害了律師的收入。為此，以色列律師協會成立了“職業保護委員會”，負責對非律師人員進入法律服務市場提起訴訟。2003 年，以色列最高法院駁回了以色列律師協會關于“禁止律師受雇于提供無償服務的商業公司”的訴訟。最高法院認為該規則是非法的，因為它損害了律師的職業自由和商業公司及其客戶的合同自由，該判決背后的邏輯是保護公眾利益而不是有利于律師。2014 年，以色列最高法院首次承認了IBA 法案第20 條的壟斷性質，指出對該條款應進行狹義解釋，以防止損害在商業公司工作的人員的職業自由并確保公眾獲得法律服務。以色列律師協會在與非律師人員進入法律服務市場的斗爭中投入了大量精力，迫使大多數商業公司關閉并阻止其他公司進入法律服務市場。提供在線法律服務的LegalZoom 等技術型公司尚未進入以色列市場，這顯然是由于以色列律師協會廣泛的壟斷和執法活動令投資者望而卻步。作為一個典型案例，盡管以色列在計算機技術創新領域被公認為全球領先，但以色列還沒有法律科技公司可以為公眾提供在線法律服務。?Andrew Boon:《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the Regulation of Lawyers and Legal Services》,Hart Publishing,2017.

另一個典型案例是英國，其對非律師人員進入法律服務市場持開放的態度，并因此而領跑全球。早在2007 年英國就通過了《法律服務法》，允許非律師人員進入英格蘭和威爾士的法律服務市場并擁有律師事務所。這被描述為律師服務的一場潛在的技術革命，因為以消費者為中心的組織進入法律服務市場，意味著一些法律服務提供商將能夠采用這些組織的更有效的商業技術。結論是通過供給者保護品牌聲譽的需要對其行為進行自我規制，可能比職業的自我規制更有益于消費者利益。事后看來，英國采用共同監管結構更適合實現LSA?LSA 指2007《英國法律服務法》（the Legal Services Act 2007）。的監管目標，并讓專業機構在正在進行的辯論中有更有效的發言權。因此，盡管 LSA 的監管目標旨在平衡專業性和消費者主義，但監管影響一直在朝著技術官僚主義的邏輯發展。同時，法律服務市場非專業化的驅動力提出了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即在民主社會應該由哪個或哪些機構發揮法律專業的作用來監督國家機構和限制政府權力。?同上注。未來的技術監管需要解決這個問題，重申監管目標并確立法治至上的原則。

我國對于非律師人員能否進入法律服務市場一直持審慎的態度。目前，全國只有在海南自貿港進行了試點，其他地區均不允許非律師人員進入法律服務市場。2019 年9 月，海南省人大常委會通過了《海南經濟特區律師條例》，在全國首創允許律師行業以外的其他專業人士成為合伙人。允許注冊會計師、注冊稅務師、注冊造價工程師等其他行業的專業人員成為律所合伙人，一方面能讓其他專業人員為律師提供更專業的服務，另一方面也可以為律所的客戶提供會計、稅務、造價、專利等專業服務。但海南新政僅規定會計師、稅務師等專業人員可以進入法律服務市場，法律科技公司或非專業人員（如計算機程序員）并不被允許成為合伙人而進入法律服務市場。對此，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王進喜教授認為，隨著技術進步，律師事務所對其他資金來源的需求也在增長，特別是法律服務的技術化，如以人工智能技術協助診斷法律問題等，都是資本高度密集的，“允許外部投資，這有利于滿足律師事務所進一步發展的需要”。?張笛揚、嚴勝男：《海南“律師新政” ：設立律所門檻降低，非律師可當合伙人》，南方周末官方賬號，2020 年9 月5 日。

（二）新興法律服務市場的發展

在非數字化時代，傳統法律服務市場始終被認為是律師等法律工作者的“專利”或壟斷領域。律師始終認為只有律師才能保證為公眾提供優質的法律服務，因為他們通過長期學習獲得了獨特技能和專業知識，只有通過法律職業資格考試和經過實習考核才能獲得法律服務行業準入。而且只有律師才需要遵守律師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等職業倫理。因此，律師和律師行業協會天然會像以色列律師協會一樣和非律師人員“幾十年如一日”地為法律服務市場的壟斷進行抗爭。但是，21 世紀新技術時代的到來，使得律師的獨特技能和專業知識已經不再具有“信息不對稱”的壟斷價值，公眾民主和法治意識的覺醒對法律服務提出了更高的需求，他們需要更及時、更精準、更優惠的法律服務。

隨著法律科技的發展，法律服務市場將迎來標準化的自助法律服務。法律服務從定制化走向標準化，被稱為法律服務的商品化。替代性的商業結構是通過與競爭對手相比，以可承受的價格和便捷的方式對法律服務進行拆分而創新的。法律服務的未來將以客戶為中心，也就是我們常說的“為人民服務”，因為律師事務所存在的終極目的必須是為人民服務。在傳統法律服務模式下，很多當事人認為聘請律師太麻煩和太昂貴，在數字化時代這些將得到有效改觀，法律服務的獲取在未來將更加便捷、低廉和高質量。我們認為專注于某個領域以客戶為中心并能夠提供自助服務的數字化律師事務所將在未來取得成功，因為它們為客戶提供無接觸、無障礙的在線服務，這些與客戶利益的實現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未來，律師事務所將更加重視多樣性和包容性，因為它們會意識到多樣性的好處。傳統律師事務所從某種保守、厭惡風險的觀點來處理人才吸引、發展和各項工作。但擁有更右側的腦思維能力，必然是具有創造性、創新性、整體思考和大局導向能力的，這樣的專業勞動力在未來將變得越來越重要。同時，在法律項目管理、技術、數字營銷和定價等領域的非法律專業人員的引入對未來律師事務所的發展也至關重要。

因此，今后以法律科技為主導的新興法律服務市場將進入公眾視野并為社會提供全新的法律服務體驗，包括在線法律咨詢、各類商業合同等法律文書的智能化代書和電子簽署、ODR 在線糾紛調解、遠程共享法庭審判，等等。這些新興法律服務市場的興起將極大地縮小仍以傳統法律服務模式為客戶提供服務的律師和律師事務所的收入。同時，這些新興法律服務市場的崛起也更大地繁榮了法律服務市場，讓公眾可以更便捷地享有普惠型法律服務，更自覺地遵紀守法，更和諧地處置各類法律糾紛。

（三）人工智能進入法律服務市場

近年來，隨著AI 技術的快速發展，尤其是自ChatGPT 和GPT-4 問世以來，人工智能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越來越接近，與之相關的職業替代討論引發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前述ChatGPT 等AI 應用可能威脅的10 個行業崗位中就包括法律行業，理由是律師助理和法律助理等法律行業工作人員也是在進行大量的信息消化后，綜合他們所學到的知識，然后通過撰寫法律摘要或意見使內容易于理解。麥肯錫全球研究所合伙人Madgavkar 稱，像這樣以語言為導向的角色很容易進行自動化處理。她補充說：這些數據實際上相當結構化，非常以語言為導向，因此非常適合生成式人工智能。但她也補充稱，人工智能無法完全實現這些工作的自動化，因為仍然需要一定程度的人類判斷來理解客戶或雇主的需求。?參見《可能被ChatGPT 取代的十大職業清單出爐，這份全齡AI 科普書單請收好！》，載長沙圖書館公眾號，2023 年2 月16 日。在司法領域，人工智能可以幫助律師處理法律文書和案件分析。人工智能替代部分工作崗位已是大勢所趨，ChatGPT 的出現加快了這一進程，它真正讓很多人，特別是以文本工作為主要內容的人，切身感受到被替代的威脅。?參見李磊、錢育成：《ChatGPT 可能替代誰的工作》，載第一財經，2023 年2 月27 日。其結果是，這些律師事務所沒有充分利用新技術為法律實務提供的潛能，有可能失去自20 世紀初以來在法律服務提供商市場上的主導地位。?Salvatore Caserta、王進喜：《法律領域的數字化與大型律師事務所的未來》，載《北外法學》2021 年1 期。因此，如何促進、規范、保障人工智能安全、可信、可控的健康發展成為時代命題，特別是人工智能技術在法律行業的應用是未來不可回避的挑戰，亦是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

關于人工智能的司法應用，特別是以強人工智能為基礎的法律科技能否進入法律服務市場，需要從以下三方面展開討論。一是提高民眾對法律科技的認識。必須向民眾傳授法律科技知識，人們應該了解法律科技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對于大多數人而言，ChatGPT 只有工具性和應用性的意義。那么，什么是ChatGPT 對于個體的工具性意義呢？塔斯基的不可定義性定理告訴我們，任何個體工具性真理是不可在個體工具性層面定義的，而只能在高于個體性和工具性兩者的層面來定義。簡略而言，對于ChatGPT 的認知方式和使用方法取決于ChatGPT 本身的認知水平。但后者存在兩面性，即商業性和非商業性。區別兩者的標志之一，就是預訓練內容的公開與否。?參見楊英銳：《ChatGPT 的認知和我對它的認知》，載中國社會科學網，2023 年3 月26 日。這反映了法律服務監管的兩個方面，即面向專業的義務和面向公眾的義務。我們認為法律科技的非商業性，即獨立的法律職業監管對于確保社會公共利益至關重要。二是我們必須將控制措施落實到位，以解決已確定的風險并激勵可持續創新。而不是直接予以全盤否定，比如意大利直接在全國封禁了ChatGPT，只給OpenAI 20 天的調整適應期，拿不出合格的方案，就得交最高2000 萬歐元的罰款。?《GPT-4 超強進化，近萬人聯名封殺！白宮緊急開會，ChatGPT 概念股暴跌》，載新智元公眾號，2023 年4 月5 日。三是我們必須在法律科技倫理、監管和標準化領域開展關鍵工作。我們要應對人工智能進入法律服務市場帶來的律師專業性和職業倫理挑戰，人機完全競爭狀態下對法律職業活動的有效監管，技術審查標準化體系建設等問題。如4月4日，科技部發布關于公開征求對《科技倫理審查辦法（試行）》意見的公告，《辦法》提出，從事人工智能的單位，研究內容涉及科技倫理敏感領域的，應設立科技倫理（審查）委員會，并引入專家復核程序，部分算法模型、自動化決策系統需要專家復核。?參見金朝力、袁澤睿：《科技倫理審查提速 人工智能如何趨利避害》，載《北京商報》2023 年4 月5 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也發表聲明，呼吁各國政府盡快實施該組織通過的首份人工智能倫理問題全球性協議——《人工智能倫理問題建議書》。在最新發布的聲明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科技創新引發的倫理問題，尤其是歧視、性別不平等問題表示關切，此外還有打擊虛假信息和隱私權、個人數據保護等。行業自律顯然不足以避免這些倫理危害。因此，《人工智能倫理問題建議書》提供了工具，以確保人工智能的發展遵守法律，避免其造成危害，并在危害發生時啟動問責和補救機制。?同上注。人類具有的獨特優勢，比如創造力、情感、責任、直覺和道德是人工智能不可能具備的。長期來看，依靠這些優勢，人類才能與ChatGPT 之類的人工智能抗衡，并利用它們幫助人類創造更好的生活。?同前注?。

未來，以人工智能技術為核心的法律科技將帶領我們走進人工智能法治時代。

五、結論

綜上，法律科技作為與教育科技、醫療科技、金融科技同等類屬的信息科技，在法律領域將越來越凸顯出必要性和重要性。法律科技將豐富和發展法律服務市場，法律科技亦將增進社會公平正義和人類福祉。包括：一是法律科技具有法律和科技的雙重屬性，是與法律職業活動相關的科學技術。法律科技幫助律師事務所實現數字化轉型發展，因為律師事務所可以得到為它們量身定做的技術，對律師事務所的合伙人制度、律師事務所管理模式和服務模式從本質上帶來改變，運用法律科技重新構建律師事務所的管理模型將給法律服務行業插上科技的翅膀。二是法律科技公司能夠開發出大規模功能良好的產品以提供給一般市場使用。非律師人員運用法律科技進入法律服務市場并增加市場競爭，同時挑戰了法律服務專業市場的壟斷性和法律職業群體的職業正當性，而律師事務所借助法律科技可滿足委托人提出的更優質高效法律服務的需求。三是未來社會生產力將以普遍使用智能機為基礎，人工智能進入法律服務市場是必然趨勢，我們應從法律科技倫理審查和規范化制定角度提前做好準備。法律科技和律師職業倫理相互作用將推動社會公平、公開透明、隱私保護、安全可控和民生福祉等數字正義價值的實現。

律師、律師事務所、行業協會、司法行政應如何應對法律科技帶來的影響？是阻礙還是擁抱變革？人工智能可能帶來哪些倫理和法律問題？在中國數實融合50 人論壇智庫專家、商務部研究院電子商務研究所副研究員洪勇看來，人工智能可能面臨自然資源消耗、產品更新換代產生各種垃圾等環境倫理問題，隱私泄露、歧視、失業、安全風險等個人倫理問題，以及推理能力、可解釋性等技術倫理問題。?同前注?。我們研究法律科技是為現實服務，目的是少走彎路。對于那些走錯了路的人，代價是慘痛的，但是對于那些走對了路的人，回報是驚人的。?參見［英］勞拉·恩普森（Laura Empson）編，王進喜譯：《現代律師事務所管理：新的挑戰，新的視角》，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 年版，第2 頁。未來的律師事務所必須創新發展，在法律科技加持下明確發展戰略和提升變革能力，這樣才能適應法治社會和數字經濟時代對律師事務所提出的轉型升級、提升質效的高質量發展要求。法律科技作為“新技術”在法律領域的學術話語和學理表達是一個非常具有研究價值的領域，即著眼于信息時代新技術去探索法律科技的價值和一般規律。未來，至少還應在法律科技與律師實務、律所數字化、行業管理、法律科技倫理準則和體系建設等領域繼續進行深度考察和研究。同時，法律科技作為法律與科技交叉前沿領域，未來可以納入科技法學?新華社：中共中央辦公廳 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強新時代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研究的意見》，http://www.gov.cn/zhengce/2023-02/26/content_5743383.htm，2023 年2 月26 日。這一新興法學交叉學科專業體系。從司法實踐和法學學術兩個層面澄清法律科技（學）的概念和價值導向，有利于法律科技向人類生態文明和法律向善的方向發展。

最后，在習近平法治思想指導下，在科技倫理引領下，法律科技將為未來法律服務市場的重構奠定堅實的基礎。在此基礎上構建的律師、律師事務所以及法律服務市場將為人民群眾帶來更具普惠價值的法律服務，滿足數字經濟社會法律服務需求和國家法治建設、誠信社會建設和中國式社會治理現代化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