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制與價值雙重維度：人口空間均衡研究進展與展望

程 晨 丁金宏 顧高翔 田 陽

一 引言

中國作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人口問題長期處于國策地位。人口規劃通常是國家發展規劃的先導性內容，十分需要前瞻性的價值目標。2008 年前后，人口學家適時提出了“人口均衡”理念呼應了政府需求，基本出發點是希望將“均衡”作為人口國策的價值目標，將綜合人口國策完整地表達為建設“人口均衡、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三型社會，而后中國人口的中長期規劃也明確了將長期均衡作為發展目標。人口均衡包含人口自身的內均衡和人口與資源環境、經濟社會的外均衡，內均衡是指在適度水平上的人口總量及其自然增長、機械增長，人口性別年齡結構，人口素質及受教育程度，就業就學及社會保障，人口區域分布等；外均衡包括人口與資源條件的匹配，人口與生態環境的適應，人口與經濟總量、經濟結構協調，人口與家庭婚姻及生育和諧等。人口學者習慣于關心也更加熟悉于人口的內均衡，當人口均衡外延到人口與資源環境、經濟社會時，人口學者往往覺得難以駕馭而變得語焉不詳，或者簡單托付于協調、平衡、合理等抽象概念，可認為當前研究對于人口均衡的理論和實證基本沒有擺脫內平衡的框框。

本文聚焦人口空間均衡問題是人口均衡研究的空間轉向，是對人口均衡理論研究及人口均衡發展戰略規劃實踐中的外均衡特別是空間視角的強調。但人口空間均衡研究仍存在諸多困惑，即人口空間均衡是什么？如何理解區分不同維度的人口空間均衡？當前人口空間均衡的研究看上去內涵是豐富而全面的，但終難免以“適度”“協調”“合理”“優化”等近義類舉來代替性質定義，對人口空間均衡的本質內涵的探討還稍欠一層。因此，對不同維度的人口空間均衡含義展開辨析，探討機制與價值雙重維度的均衡，既是均衡不同多義性統一的理論需求，也是實現國家人口長期均衡戰略目標的應用需求。把握了人口空間均衡問題，就把握了中國的人地關系宏觀格局，也就把握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空間均衡問題，它能夠有力地幫助我們緩解甚至解決新時代面臨的不平衡發展問題。

二 人口空間均衡的雙重維度：機制均衡與價值均衡

（一）機制維度的人口空間均衡

在微觀經濟學中，均衡是指在完全競爭市場條件下生產者與消費者就商品價格和成交量達成的平衡，這種平衡具有相當的穩定性，任何單方面的變動比如供給量增加或需求量增加，都會被市場力量拉回到均衡位置，這就是微觀經濟學的一般均衡或瓦爾拉斯均衡。另一個與之關聯較大的是生態學、地理學等領域中的生態平衡，在特定的生態系統中，各類食肉動物、食草動物和植物之間的比例關系長期保持穩定狀態，單要素在一定閾值內的擴大或者減少都將不可持續，會被自然系統拉回到均衡狀態。無論是經濟學還是生態學，均衡的原旨都是在供求關系和自然條件等外部力量作用下，市場或生態系統實現或保持的穩定平衡，把這個意義移植到人口空間均衡中，學者所做的關于機制維度的人口空間均衡探索大體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 從宏觀經濟學的市場要素引申的人口空間均衡及社會經濟結構的均衡

1979 年Graves 和Linneman 率先提出人口遷移的均衡概念，并以此描述宏觀經濟的市場要素特別是個人（家庭）遷移引申出的空間均衡問題，家庭在任意兩地獲得的效用水平相等即為均衡，地區的氣候、種族文化等非經濟因素會對以收入為代表的經濟因素起到補償差異作用，否則個人（家庭）會選擇遷移。隨后，西方學界嘗試在收入、就業機會等經濟因素之外探索人口遷移的緣由，并開創了空間均衡模型及關于均衡與非均衡問題的激烈討論（Graves, 1980; Evans, 1990; Harrigan ＆ McGregor,1998）。Graves（1980）構建的均衡模型試圖在尋找經濟以外的影響遷移流動的因素，提出地區之間收入與失業率的差異反映的并非通常假設的實際效用不均衡，而是包含了對以氣候因素為代表的空間差異補償，較好的氣候條件可對較低的預期收入產生的負面影響起到抵消作用。Evans（1990）指出1990 年代關于遷移與區域間差異的實證研究均是假設區域經濟處于均衡態，個人對不同地區的收入、地租及生活設施便利度差異不敏感，可將其資本化為工資和財產差異，但實證研究似乎證實區域經濟不均衡，區域間差異并未充分轉化為工資和財產價值。Hunt（1993）強調遷移行為人的消費舒適性動機，在受到任何不均衡干擾后，通過遷移產生工資、地租等補償差異使人口分布迅速恢復空間分布均衡狀態。Schachter 和Althaus（1989）的人口空間均衡假設一個地區遷入與遷出的總流量相等，因此凈遷移為零。

人口空間均衡是人口在地區間的效用無差別，人口空間分布與其他自然或社會體系一樣易受外力影響而偏離均衡狀態，但可通過市場和遷移的調整重返之前的均衡或達到新的均衡（范力達，1994）。王德等（2003）從理想均衡狀態下中國各地區理論人口與遷移潛力出發，驗證了遷移對區域經濟差異的均衡過程及機制研究。丁金宏等（1994、2005）提出人口在區域間的分布及再分布過程是社會物理力在起重要作用，中國當代人口遷移流量、流向都有其背后的資源環境和社會經濟力量在推動或拉動，其中資源環境力屬于靜力，社會經濟力屬于動力，個人身份條件、主觀意志等是內摩擦力，遷移距離、文化差異性等是外摩擦力。Casetti（2010）指出勞動力總是流向邊際勞動生產率較高的部門，當邊際勞動生產率處于下降時，勞動力部門均衡會發生緩慢轉移，實現由非均衡向均衡的市場演化；若城市部門邊際勞動生產率是城市規模的非單調函數，在市場力量驅動下，就業城鄉分布均衡格局會由農村主導轉為城市主導。孫斌棟、魏旭紅（2015）認為空間均衡狀態是指各區域間在收入、就業機會及教育醫療等公共設施質量的均等化；在人口自由流動狀態下，當地區間達到GDP、收入和生活質量等人均意義上的均等化，勞動力流動才能達到穩定狀態，即為“空間均衡”狀態（陸銘、李鵬飛，2022），各地區人均GDP 各處均等時的人口分布狀態即為理想的完全均衡人口分布（尹虹潘等，2014）。此類先導性論文實際上更契合于西方市場語境的宏觀和微觀人口空間均衡。

2. 自然地理空間規定性影響下的人口及其他要素的空間均衡

傳統人口學中，有關人口結構優化、人口分布平衡等方面的研究，實質上也是人口空間均衡問題的學術淵源，按照這個思路，人口空間均衡問題與地理學中的人地關系論是一脈相承的，傳統人地關系學說受環境決定論影響較大，“地”并不是只被動承受著來自“人”的壓力，即“地”的承壓能力并不會因人類活動強度的提高而無止境擴張，其通過生態環境系統制約人類活動的強度與改變自然資源供給的形式，繼而影響人地關系的發展（楊宇等，2019）。人地關系論認為人口總量受區域獨特的地理條件資源制約，任意區域甚至整個地球均存在人口容量的“天花板”，因此人口空間均衡問題也對應于傳統的人口容量問題，但就發展意義而言，人口空間分布與發展相互作用。一般認為自然地理空間規定性影響下的人口空間均衡是指人口與自然地理條件、資源環境承載力結合的相對概念（陳明星等，2021；李佳洺等，2017），從人口分布層面而言均衡是人口數量在空間上的合理分布（陳友華、孫永健，2021），一個國家或地區可持續供養的人口規模應與其資源承載力相匹配（肖金成、李軍培，2005）。吳瑞君、朱寶樹（2016）基于人地關系視角提出“均”是人口數量的均勻分布，“衡”是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承載力之間的平衡，人口均衡分布要義在于“均而不衡，衡而不均，不患不均，重在求衡”。

西方學者較早利用第一次人口普查數據驗證了中國人口地理分布格局。高達了97.5%，城市分布極不均衡（布魯克，1958）。Alexander（1948）提出中國存在長江三角洲、華北平原、四川盆地、長江中部盆地和東南沿海五個人口稠密區，均符合人口聚集于低地的一般規律：土地平坦，沖積土容易到達；在中國南方的樹狀分布格局中，人口向河谷集中趨勢明顯。有學者認為胡煥庸線兩端94%對6%的人口分布懸殊差異反映的中國人口空間不均勻格局，是一種空間不均衡（王可，2011；曾永明、張利國，2017；楊強等，2016）。由于中國自然稟賦、經濟與政策等原因的影響，人口與經濟主要向東部沿海集聚（張建武等，2021）。2014 年11 月，李克強總理在談論中國城鎮化戰略時，強烈意識到以胡煥庸線為標志的地理約束的客觀存在，認為中國東西部不僅是人口多寡懸殊的問題，更是經濟、社會和城鎮化水平的高低落差問題，是發展機會的嚴重不平等問題。①參見：《李克強之問：“胡煥庸線”怎么破？》，http://www.gov.cn/guowuyuan/2014-11/28/content_2784332.htm。事實上，胡煥庸線界定的中國人口空間分布格局正是自然地理空間界定的人口及其他要素的空間均衡。人口的地理分布是人口空間均衡最直觀的視覺存在，但是人口空間分布如果離開資源環境的基礎和社會經濟的空間內容，便只是單一的人口密度差異性，可以評判其是否均勻，但無法鑒別其是否均衡。均衡問題看上去似乎是從平均或者均勻狀態引發而來，例如胡煥庸線東西兩側人口的懸殊差異，揭示的是東西部人口分布的不均勻、不均等，但此種不均勻或不均等卻不能等同于不均衡性，相反這是中國獨特的自然地理空間與社會地理格局制約下的人口空間均衡。但若據此認為中國人口在東西部之間、各省區之間以及城鄉之間完全均衡，類似于經濟學當中的“一般均衡”，那就走上了存在主義的歧途。

不同國家或地區都有自身獨特的人口地理格局，且均可找到自然條件依據。受地理氣候條件與歷史特殊性的影響，西班牙人口宜居區僅為12.7%，人口高度集聚于首都馬德里及沿海地帶，空間分布極不均衡，占比過高的無人區可能會影響經濟活動在公司、部門和空間之間的分布（Gutiérrez, et al., 2023）。歐洲移民首選地是美國東部尤其東北部，最早形成人口集聚區，隨后向南、向西擴散，但美國中部氣候干燥，偏西地帶有洛基山脈阻隔，人口密度顯著低于東部，即使是西海岸，由于地理條件和歷史進程的滯后，人口密度也不及美東地區（Jones, 1990）。在埃及，受用地、降水等自然稟賦的嚴格限制，人口主要聚集于“上埃及”（水源豐裕的狹長的尼羅河河谷）和“下埃及”（三角洲），人口增長正在繼續侵蝕經濟發展，人口與資源間的不平衡正是埃及面臨的最大不平衡（Alan, 1952; Mubarak,2008）。這一類的人口空間均衡實際上也是人口與資源、環境及經濟供養能力的穩定平衡狀態，在工業文明之前，自然系統的供養能力相對比較穩定，定耕生活方式比游牧有更高的人口生產力和家庭規模（Lee, 1994; Locay, 1997），在西非薩赫勒地區自然資源特別是水資源的承載能力極為有限，而由于殖民文化的介入，死亡率已經開始下降，人口總量不斷突破自然極限，人口增長與環境限制之間的矛盾突出（French, 1989）。進入工業文明時代后，人類開發資源的能力提升，資源利用的深度和廣度在拓展，地球、國家和區域的人口承載能力都有了顯著提升，由此建立起來的人口均衡實際上是一種更微妙也更脆弱的平衡（Falkenmark ＆ Widstrand, 1993; Meadows et al., 1972）。Wackernagel 等（1999）運用生態足跡理論構建了國家級的人口空間分布與自然資源相均衡的自然資本核算模型，在意大利做實證研究的基礎上擴散應用到52 個國家，成為人口空間均衡與可持續發展領域的一個成功的研究案例。

3．城市化進程中居民點體系（聚落空間）的人口空間均衡

在世界各國的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整個國家的人口都在城鄉之間、不同等級的城市之間不斷地交換、流動和重新分配，是不均衡力驅動下的空間均衡問題。城鄉分布的代表性指標是城市化率，城市化是動態進化的過程，與工業化、現代化進程密切關聯，是由現代化進程所控制的城鄉人口空間均衡（Hu, 2002）。不同城市規模的人口分布表征著社會資源的市場分配秩序，規模大的城市數量少，規模小的城市數量多，這也是齊夫序位-規模規則（Zipf rank-size rule）定義的人口空間均衡（Stewart,1947; Mino, 1995）。齊夫規則意味著城市規模分布與城市序位存在反比關系，當城市數目足夠多時，城市規模分布近乎連續，但中心地理論卻認為城市規模分布是分級不連續的，這就是克里斯塔勒規則或勒施景觀（沃爾特·克里斯泰勒，2010；勒施，2013）。城市內部的人口均衡分布由級差地租模式決定，臨近城市中心地價地租高，勞動者或家庭為分攤成本選擇密集居住，形成人口密度由中心向外圍的同心圈層遞減結構（Casetti, 1971; Burgess, 1926）。Miron（1979）將人口遷移與城鄉勞動力市場運轉作為城市化進程基本動力，建立了城市人口增減平衡的人口均衡模型。Puga（1997）從產業結構及其影響的商品交易成本的視角討論不同職業的人口在空間中的聚散及區域人口均衡問題，認為高交易成本行業傾向于跟隨最終消費者，這一類職業空間會形成在都市區域的高度集聚，而低交易成本的行業則表現出相當的“松腳性”（foot loose），職業空間分布更傾向于均衡擴散。Mojica 等（2011）認為鐵路網絡是地區經濟發展與人口分布不均的關鍵因素，結構化鐵路網建設加劇了農村地區的人口流出，也影響著國家城市結構和等級的變化；歐共體主導的歐洲鐵路規劃使得西南歐鐵路網在促進新生產與消費中心崛起的同時，也導致了部分邊境地區的邊緣化及資金、人口的不平衡分布。南亞的印度文明聚落分布經歷了從眾多的小規模聚落和少量較大的城市中心轉移到相對均衡的無核聚落模式（Petrie ＆ Bates, 2017）。

機制維度下的人口空間均衡強調的是一種理想的多因素之間的穩定平衡態，是一個客觀視角下的狀態。人口空間均衡是通過某種機制達成的一種穩定甚至靜止的結果，追求的是實現過程，此種過程也是自然達成的結果，重點關注在市場機制下沒有外力強制干預的人口自由流動達成的結果，此種均衡是受人的行為的規律、市場經濟的規律，或自然條件的限制而形成的一種穩定平衡的狀態，即達成動態平衡的人口空間結構。

（二）價值人口空間均衡的內涵外延與中國語境

人口均衡是中國人口發展的重要戰略目標，包括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兩部分，內部均衡是指各要素之間要維持平衡，各要素自身也要保持理想狀態。比如價值維度的人口內部均衡是指實現人口總量適度、素質全面提升、結構優化、合理分布及系統內部各要素之間的協調平衡發展等目標（翟振武、楊凡，2010；張耀軍等，2010），并使人口的再生產、質量、結構和分布等向更高級均衡狀態發展的過程（李建民，2010）；外部均衡是指人口作為一個整體，應該與外部各方面因素的發展相平衡。人口發展既不能落后于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等因素的發展，也不能超出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等因素所能承受的范圍，一般認為人口空間均衡是人口均衡的空間表現，是人口分布結構的相對平衡（劉慧，2012；王穎等，2011；穆光宗，2011）。

按照學界觀點，價值維度的人口空間均衡是一種理想狀態，以結果為導向，強調結果是“協調”“適應”“適度”“優化”“合理”等即為均衡。既然作為價值目標，倡導者就希望把一切關于人口的美好愿望充填其中，讓均衡成為勻稱、美觀、協調、合理、優化等的代名詞，也變相造成了學術概念過度泛化和無所不包。這一方面源于打造“國策配套”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恰好表明了人口問題遠比資源、環境問題更為復雜，能找到一個為多數人認同的價值共識已經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梢哉J為人口均衡及人口空間均衡的提出以及研究熱潮的出現，是中國人口學家與衛健委“共謀”的結果，其不因學科發展“自然增長”醞釀產生，而是由管理需求“機械增長”催生而出，但這并不意味著人口空間均衡缺乏科學性，只是其科學內涵需要更多的闡釋和宣傳，以獲得全社會的認知和認同。

價值維度的人口均衡及人口空間均衡代表了中國人口學者對中國人口發展的價值引導和理想追求，可以說在人口學界開拓了一片中國學術園地，也有了較為豐富的研究，是中國學者對人口學的新貢獻。這一話語體系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得到西方學者的響應，純粹的西方學者幾乎都不涉及中國語境的人口均衡領域，這反映了中國與西方國家制度背景的差異性，中國是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制度，中央和地方政府承擔著大量的分配國家資源、建設和諧社會的責任，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也承擔著相應的學術責任，而西方的政府、學者都身處私有制主導的自由資本主義，他們沒有責任也沒有意識去策劃和引導國家的人口發展方向。

（三）雙重維度: 機制均衡與價值均衡并存，但存在話語隔膜

廣義的人口空間均衡，主要由價值與機制雙重維度構成，但當前兩種維度的均衡并行存在，且存在話語隔膜。價值維度上的人口空間均衡研究更多地探討價值目標和政策規范，是理想的價值導向，從某種意義上可將其比喻成“優秀”的人口空間結構，但機制維度上的人口空間均衡不等同于價值維度上的最高境界，不能將其簡單理解為人口結構優化或合理分布，人口結構優化意味著人口成分在特定符合價值導向的增減進出；而機制上的人口空間均衡只是人口數量在空間結構上的進出，并不含有任何評判人口空間結構是否優良、優勝劣汰或消除“不優秀”人口結構的價值取向。價值均衡強調結果，希望能達成優良或理想的結果；機制均衡則更關注過程，強調通過某種機制達成的一種穩定平衡的狀態。

辯證地看，中國目前關于價值維度的人口空間均衡的研究也有向機制人口空間均衡研究學習借鑒的地方，機制維度的人口空間均衡分析大多建立在較為嚴謹規范的經濟學、生態學學理上，注重從歷史過程和現實實證中尋找均衡的證據和均衡點所在，揭示了更多的機理性和規律性，而價值維度的均衡研究更多地探討價值目標和政策規范，有時失之理想化。

三 人口空間均衡在中國的實踐探索

中國語境的人口空間均衡是一個植根于社會現實、與國家政策緊密相關的研究領域，隨著均衡導向的確立，中國政府與人口學者、經濟學者、管理學者等開展了許多深入細致的方法與實證研究：

（一）關于中國及各地區人口空間均衡發展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原因分析

學者們從國家與亞國家尺度如大區、省區、省內區域等區域層次對中國存在的人口空間均衡實證問題作了諸多探索。張車偉、蔡翼飛（2013）構造不匹配指數分析1978—2010 年中國省際區域數據，發現區域不匹配度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1978—1990 年先小幅下降，1990—2003 年大幅提高，2003—2010 年開始穩步下降，2003 年是中國區域格局由非均衡走向均衡的“拐點”，中國區域差距已經出現收斂跡象。陳剛強等（2008）認為中國城市人口空間集聚的不均衡發展趨勢在區域間與區域內部的城市間均有體現；局部區域人口空間集聚作用的范圍進一步擴大；經濟欠發達地區的空間集聚趨勢體現了生產要素的進一步集聚，不均衡性提高；發達地區人口空間集聚呈現區域一體化趨勢。彭希哲、劉宇輝（2004）指出從生態系統平衡的角度來看，目前中國人口已嚴重超過環境資源可持續發展的最優規模，在未來一段時期內繼續控制總人口的增長仍然有其必要性。曾永明、張利國（2017）探討了中國分縣尺度人口分布格局演變與人口分布非均衡性測度，提出1990—2010 年間中國人口空間分布格局未發生實質性變化，“胡煥庸線”具有頑健性；且人口密度兩端極值縮小易被理解成人口空間分布非均衡性在減??；但1990—2010 年分縣人口基尼系數的變化實際上代表人口空間分布不均衡正在加劇。李佳洺等（2017）提出1990 年前由于戶籍約束、“限制大城市，鼓勵中小城市發展”的建設導向使得胡煥庸線東南側人口處于相對均衡狀態，1990 年后迅速呈現以長三角、珠三角等少數城市群為中心的人口集聚格局。廖建輝、李鋼（2014）關注了中國人口素質空間分布均衡問題，普查數據顯示人口素質空間分布整體上逐步趨向均衡，區域間相對差在逐漸縮小，中學以上學歷人口空間分布變化趨向收斂，小學以下學歷人分布不平衡狀態加劇。

大城市人口激增與均衡控制問題引起了學界的廣泛討論，相關研究在空間范圍選擇上往往聚焦于北京、上海、廣州、成都等大城市。北京當前存在人口結構不合理、發展不均衡等問題，而城市的單一中心結構是其產生“大城市病”的直接原因。中央在通州選址建設城市副中心，正是為對其進行人口總量調控，繼而推動人口均衡分布（李萬亮，2018）。與北京相比，武漢人口空間均衡性較低，但就其自身發展而言，武漢內部人口空間重構以及郊區化發展則導致城市人口集聚的空間差異減弱，人口空間均衡性得到提升（馮健、張琦楠，2021）。在上海，資源利用模式比資源總量對城市適度人口規模的制約更深刻，現代服務業發展會對上海適度人口變動產生先集聚后擴散的影響，繼而進入深度郊遷擴散發展階段（任遠，2005）。在廣州，人口空間分布的圈層結構依舊顯著，且呈現明顯的向心集聚特征，近八成新增流動人口選擇靠近市中心居住，其“南拓、北優、東進、西聯、中調”的空間均衡發展戰略收效甚微（翁藝丹等，2015）。在北上廣等特大城市層面，人口空間布局不只是單個城市的問題，已擴展到跨省區、跨地市的格局，并演變為城市體系和區域發展層面的問題（高向東、吳文鈺，2005；黃榮清,2008）。事實上在高度城市化地區，人口布局也面臨國家層面上的兩難選擇，一是東部沿海城市群經濟發展條件優良，理應對中國人口的生存與發展負起更多責任；二是就維護落后地區發展機會的角度而言，中西部人口份額不能長期向下滑落（王桂新，2013；羅淳，2013；陳明星等，2016）。習近平總書記就提出過與空間均衡發展相關的“胡煥庸線”東西側所凸顯的區域發展不平衡不協調的問題①參見：《習近平：推動中國生態文明建設邁上新臺階》，http://www.gov.cn/xinwen/2019-01/31/content_5362836.htm。，胡煥庸線揭示了東南與西北在發展水平、發展潛力等方面的巨大差距，似乎成為平衡協調發展的嚴重障礙。劉慧（2012）比較了成都與北上廣的人口發展均衡格局，認為成都的集中系數與不均衡指數均低于北上廣，表明一線城市更傾向于非均衡發展。浙江省人口與經濟集中度的一致性較低，人口分布和經濟發展存在不均衡性，說明其正在向后行業化時代邁進（顧佳麗，2014）。周炎炎（2015）認為在單極驅動背景下，西部省會城市趨向于極化發展會直接影響到城市空間人口的均衡發展?，F有文獻多是以單個大城市為研究單元，假定空間同質性或空間相互獨立，涉及跨區域或全國尺度的人口空間分布研究較少，對空間相關性、依賴性及區域的差異性考慮得不夠充分。

（二）人口空間均衡在中國的界定與測量方法的探索

人口空間均衡具體內涵往往見仁見智，定量的測量更是處于探索階段。茆長寶、陳勇（2011）從人口發展與內部均衡度、發展梯度、可持續發展度四個視角構建人口內部均衡發展評價模型對西部地區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2000—2007 年西部人口均衡度呈增長態勢，且增速高于同期全國水平，但內部各省間發展差距較大。龔文海（2014）建立了人口長期均衡發展評價體系和模型，實證發現中原經濟區人口均衡發展水平略微低于全國水平；內部各地市也不均衡，各指標發展程度也不均衡，指出限制自身均衡發展的重要因子是人口質量與空間分布，人口與社會、資源的均衡狀況是影響人口空間均衡的最關鍵因素（龔文海，2014）。

人口發展及其空間均衡問題與經濟發展息息相關，中國建國后經歷了空間均衡發展、非均衡發展到較為協調發展的三個階段（冷志明、張鐵生，2009）。1980 年代前后實施的改革開放不僅使中國東部地區率先發展，推動了整個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也造成了中國東西部發展的差異巨大（景躍軍、張錦，2003）。20 世紀末中國提出“西部大開發”戰略以期調節東西部發展差距，但未達到預期效果，人口空間分布的不均衡性得以維持甚至放大，人口與經濟、資源分布及區域人口結構等不平衡現象仍較嚴重，只是相對于經濟要素，人口集中度略低（王桂新、黃穎鈺，2005）。肖金成、李軍培（2005）構建相對承載力模型計算中國人口空間分布結構均衡狀況，結果表明西部地區綜合資源承載力超載嚴重而東部相對富余，且此種不均衡的人口壓力狀況有逐步加劇趨勢，建議人口自西向東遷移。蔣子龍等（2014）利用增量分析、不均衡指數等方法研究了2001—2010 年中國人口與經濟的空間集聚與均衡過程，認為人口與經濟要素呈沿海沿江等空間發展軸集聚；人口與經濟不均衡度先擴大后減小，整體呈現向空間相均衡發展態勢。

王德等（2003）計算了國內分地區GDP 與人口分布基尼系數，指出中國人口空間分布雖極不均衡，但此種不均衡與經濟發展的空間不均衡一致。沈續雷等（2009）指出1995—2007 年中國分省市人口空間分布與經濟發展水平在東南和西北方向均呈現不均衡變化趨勢。尹虹潘等（2014）認為2005—2012 年中國以經濟分布為基準的人口分布均衡度在逐漸提高且處于集聚化發展趨勢中，應通過聚集來促進人口與經濟在更高水平的分布均衡。楊成鋼、曾永明（2014）的研究揭示了人口流動地理格局與外商直接投資（FDI）的區位選擇之間存在顯著關聯性，同時也反映了人口區域均衡與經濟地理要素之間的呼應關系。

劉華軍等（2014）利用Dagum 基尼系數、kernel 密度估計等方法研究了1989—2011 年中國分省人口老齡化的空間非均衡動態演進，指出人口老齡化存在中、西部低，東部高梯度分布的顯著空間非均衡特征。聶高輝、晏佳惠（2019）也使用Dagum 基尼系數分析了中國東、中、西部人口老齡化空間非均衡程度，認為西部空間非均衡度最高而東西空間非均衡差距最大。蘇理云等（2018）基于Moran's I 與泰爾指數對人口出生率的空間分布及差異作動態分析，認為中國人口出生率空間非均衡性自東向西逐步提升；空間差異顯著但在逐步縮小，且各區域內部差異顯著高于區域間的差異。許淑娜采用地理聯系率、人口-經濟不一致指數等指標計算了河南縣域人口-經濟空間分布的整體與局部不均衡性，研究發現河南人口與經濟分布局部不均衡在1980—1995 年逐步提高，隨后處于波動狀態；不均衡性呈現聚集的全局空間關聯模式，人口極化聚集區不斷擴大且空間上逐步聚集（許淑娜，2014）。當前研究對于人口空間均衡度指標的構成要素有較好的共識，但對于具體指標的選取及量化方法缺少成熟方案，現有模型多采用人口重心、基尼系數、Moran's I 指數、洛倫茲曲線等傳統指標，有研究嘗試了關于人口老齡化、人口與經濟分布等空間均衡度的定量評價，但尚未建立科學的人口空間均衡度評價體系。

四 總結與未來展望

（一）研究總結

人口空間均衡是中國人口學界與政府管理部門之間共同策劃的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話題，學者們參與了一些研討，但更多地是從相關或相近領域切入的學術研究。國內學者在人口空間均衡學術醞釀與學術概念的內涵外延、全國及各地區人口空間均衡發展存在的主要問題與原因分析、均衡度界定與測量方法的探索等方面作了一些探索，而國外研究則在理論與建模方面作了更多的探索。但囿于各自的學科背景與學術經歷，學者們的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主要表現在：

首先，當前研究大多停滯在人口空間均衡的理念分析和價值倡導層面上，對其科學定義和學術內涵的探討還稍欠一層。人口均衡問題主要是人口學者、地理學者和衛健委熱心倡導并組織開展研究工作，人口學、地理學領域以外學者對此知之甚少。辯證地看，建立在較規范的經濟學、物理學學理上或追求人地關系協調的人口空間均衡研究，注重從歷史過程和實證分析中尋找均衡的證據，相對更為嚴謹；而將人口空間均衡與價值目標和政策規范結合，則失之理想化。

其次，研究視角過于宏觀。過往人口均衡研究多聚焦于宏觀層面上人口分布的均衡性與影響人口分布的外部因子，鮮有研究著眼微觀層面上人口遷移行為，缺少從微觀的個體行為去構建人口空間均衡的動力機制，然而人口遷移行為正是人口空間均衡分布的微觀理性機制。且現有研究多假定空間同質性或空間相互獨立，對空間相關性、依賴性及區域的差異性考慮得不夠充分。

再者，技術方法存在缺陷?，F有的大量研究采用計量、統計、實證等方法，而計量統計方法只能從統計上表述人口與資源環境或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無法將各個要素動態聯系起來，因此目前仍缺乏對人口-環境-經濟-技術之間動態關系和動力學機制的研究，無法動態聯系人口發展過程中的技術發展和經濟及資源環境影響，對人口的綜合需求、自然資源環境、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稍欠考慮，解決問題的意識較為薄弱。

最后，人口空間均衡如何形成國際學術語境。當前中國人口均衡及人口空間均衡研究實際上是存在話語危機的，一方面是人口學的均衡與經濟學、物理學等其他學科在均衡術語的表達和運用上各說各話，另一方面在國際人口學界，幾乎找不到與中國學者旨趣相同的學術論文，有的只是一些與人口空間均衡間接關聯的話題，如以人為本、減少地區間不平等、可持續發展等，純粹西方學者幾乎都不涉及中國語境的人口空間均衡領域。相比之下西方的政府、學者更多地是從學術本體生發話題，其優點是學術話語體系自然連貫，但顯然與中國學者在服務政府方面的學術問題上產生了話題隔膜。東西方學者在研究技術路線上存在差異，西方學者因為缺乏政府的引導性，更多關注自下而上的實證研究，特別注重個人和家庭的效用均衡。中國學者更多從政府的規劃理念出發，自上而下地談宏觀的功用，是宏觀到微觀；西方學者是微觀到宏觀，雙方都有各自的出發點與立足點，如何融會貫通是重中之重。

（二）研究展望

文章通過回顧與分析國內外人口空間均衡的理論前沿研究，探討新時代以人口空間均衡為重點的人口均衡研究的重要價值及局限性；結合中國語境，探討人口空間均衡與中國本地應用的理論與現實關聯，力圖為中國人口空間均衡發展實踐提供借鑒。

在今后的研究中，首先需要把人口空間均衡這一具有很強應用價值的概念進行學科化、學術化探索，探究人口空間均衡的性質定義及其與經濟學、物理學等相關學科中業已存在的均衡概念的關聯性與可類比性，研究需要回歸均衡的本源，即供需平衡，并從微觀個體行為的角度去解釋這種平衡狀態，即通過微觀層面上的人口跨區域遷移行為來刻畫此種平衡，關注影響人口遷移的微觀動力機制，包括區域間的經濟社會和資源環境條件差異，以及區域本身的地理位置等。唯其如此，方能使人口空間均衡問題上升到比較純粹的學術高度，納入人口學的國際話語體系。

另外對未來在人口空間均衡方面研究的展望，也應包括新的研究方法的應用，例如結合系統動力學和計算模型方法，設計不同模型的動態耦合機制。當前人口地理學的研究較少涉及計算模型及系統動力學，引入計算模型，使得人口空間均衡成為一個可度量、可比較、可規劃的人口發展優化工具。目前中國的人口學者、地理學者、規劃學者都在尋找和探索人口空間均衡測量的方法和模型，運用系統建模及地理分析工具，可為建構和分析人口空間均衡提供有效的方法，從而實現對人口空間動態均衡模型過程中人口-經濟-資源環境之間復雜動態關系和機制的刻畫。

其次，價值維度的人口空間均衡是中國學者倡導的，并且在中國人口發展規劃和管理運作中得到應用，中國人口的中長期規劃明確了將長期均衡作為發展目標，但是對于長期均衡特別是外均衡所表現出來的問題的總結還不夠深入、系統、突出，關于人口與資源環境、社會經濟的關系涉及較少，都需要比較準確可靠的實證依據。至于人口與社會經濟方面面臨的外均衡問題規劃中涉及得更少，基本回歸到人口老齡化及相關社會保障等內平衡問題?？梢哉J為我們對于人口均衡的理論和實證研究還基本沒有擺脫內平衡的框框，在外部因素影響下，如何建立合理的、為高質量發展提供保障的中國人口空間均衡格局，制定何種經濟社會政策促進整個社會的均衡發展。這既是人口空間均衡不同多義性統一的理論需求，也是實現國家高質量發展與人口長期均衡戰略目標的應用需求。

再者，對于價值與機制兩種均衡，雖然直接針對的研究對象都是人口問題，但兩種均衡并行存在，鮮有對話溝通。研討價值均衡的主要是人口學者和人口規劃工作者，這類學者往往按照價值評判去研究均衡；研究機制均衡則是地理學者和經濟學者，這類學者則較少關注均衡的價值維度，機制與價值均衡屬于兩個不同的話語體系并各自獨立發展。目前學界對價值人口空間均衡已有諸多研究與見解，但機制均衡在研究中往往被忽略，或者說其發展重心仍在相鄰學科。兩者存在話語隔膜本身也是歷史發展的過程，客觀地說是因為發展的學科視角不同，溝通條件也不夠成熟。但盡管如此，兩者仍是相向而行的，機制均衡是通過過程尋求結果，價值均衡則是通過目標尋求路徑。未來希望在價值與機制兩種話語體系的人口均衡中搭建溝通的橋梁，建立一種能夠將雙重維度聯系關聯的、綜合的人口均衡概念。具體而言，即從機制維度上的人口空間均衡入手，以價值均衡作為參數控制參量，闡明機制與價值雙重維度的均衡的互補關系。

最后，中國語境下的人口空間均衡是人口學與政府管理部門之間共同策劃的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話題，學者們參與的研討更多是從相關或相近領域切入的學術研究。而西方學者都身處私有制主導的自由資本主義環境下，較少有責任意識去策劃和引導國家的人口發展方向。要消除中西方均衡語境的話題隔膜，一方面需要加強溝通，傳播中國的學術理念，另一方面也要學習西方學者，努力開展政府話題向社會話題、學術話題的轉化接軌工作。對于中國學者而言，需更多借鑒西方學者的研究，將西方自下而上的研究和中國自上而下的研究結合借用，尋找交叉點與共同點，達成共同的語境或話語體系。具體到人口空間均衡問題上，需深入推敲人口空間均衡的學術內涵和科學標準，使之成為可理解、可量化的學術指標，提升人口空間均衡理論的國際共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