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中國特色人口理論的創新及其意義
——基于馬克思主義再生產理論的視角

付可楨

理論的創新發展一方面離不開對自身問題式的系統反思和對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思想史探索基本經驗的總結和吸收，另一方面也離不開對當下社會實踐的歷史性展開過程中孕育的重大現實問題的時代觀照。馬克思主義再生產理論視域中的人口問題隨著近些年國際形勢的加速演進和我國國家發展戰略作出的重大調整再次被凸顯出來。站在思想史的基礎上，結合人類文明新形態發展的內涵要求，系統梳理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到當代西方社會批判思想家在人口問題上的理論探索和演進歷程，將有助于我們總結出理論生產及其再生產的內在邏輯和基本經驗，進一步推動新時代人口理論的創新和發展。

一、對馬爾薩斯的批判：以“人口過?！眴栴}為中心

人口問題作為全面影響社會歷史發展進程的重大問題，在人類社會整體進入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后日益凸顯。在此之前的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人類社會歷史發展依照的是一種線性循環模式，人口的增多或減少受自然災害、疾病、戰爭等因素調節，總體比較穩定。到了資本主義社會，它受人為的生產、生活影響更大，進入社會調節階段。在馬克思恩格斯之前，西方便有不少人口學家、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對人口問題進行了分析和研究，但囿于缺乏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指導，得出的結論往往是膚淺和片面的。

以“人口過?！眴栴}舉隅，馬爾薩斯從人口按幾何級數增長而生存資料按算術級數增長兩個“人類本性的固定法則”出發，主張人口的增長不能超出農業的發展，否則會出現人口過剩。馬克思恩格斯跳出馬爾薩斯所依據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原理（肇始于休謨、斯密等蘇格蘭啟蒙運動思想家），批判他錯誤的人口論，指出“人口過?！敝皇恰跋鄬θ丝谶^?！?，即存在不能滿足資本增殖的過剩人口，而這些過剩人口構成了資本家用來干預勞動力市場的產業后備軍，資本家只需要為他們提供獲得必要的生活資料的條件（如出臺濟貧法）即可。雖然馬爾薩斯肯定了在動物界和植物界，生命的繁衍受自然環境如食物、空間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制約，但是他將資本主義社會這一特殊的發展階段所呈現出來的饑餓和貧困的制約泛化為自然法則是相當不準確的，甚至通過訴諸宗教中道德感化的方式來化解存在于現實中的客觀矛盾。因為“在人類當中，自然法則表現為苦難與罪惡?？嚯y是貧困的絕對必然的結果。罪惡也是貧困很可能會帶來的后果，因而我們看到到處都有罪惡，但也許不應把罪惡稱為貧困的絕對后果?？梢酝ㄟ^磨礪道德，抵御一切罪惡的誘惑”。[1]（p8）但是，仔細分析來看，他之所以會想出這樣宗教般的解決路徑，是因為他未能夠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內在矛盾運動的思路去科學把握資本主義社會運行的特殊規律。實際上，資本主義社會出現的饑餓與貧困的問題不單單是自然法則的約束，更為深層次的原因在于現實社會中不平等的生產關系，特別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剝削關系。恩格斯在1844 年《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中從競爭的視角深刻剖析了人口問題，指出饑餓和貧困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即私有制帶來的社會問題。他說：“這種學說（即人口論——筆者注）的創始人馬爾薩斯斷言，人口總是威脅著生活資料，一當生產增加，人口也以同樣比例增加，人口固有的那種其繁衍超過可支配的生活資料的傾向，是一切貧困和罪惡的原因?！盵2]（p78）馬爾薩斯固執地堅持當時流行的土地肥力遞減規律，即隨著土地耕種次數和頻率的不斷增多，肥力持續下降，能夠產出的食物不斷減少，所以合理控制人口的增長規模和速度，保持兩者的相對平衡就顯得非常重要。在他看來：“人口增殖力和土地生產力天然地不相等，而偉大的自然法則卻必須不斷使它們的作用保持相等，我認為，這便是阻礙社會自我完善的不可克服的巨大困難?！盵1]（p8）馬爾薩斯這里雖然看到了人口所經受的周期性危機和波動，但是忽視了競爭規律在調節人口、就業和生活資料上所發揮的關鍵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此時已經通過競爭的視角來看待資本主義的發展，他對此批判說：“如果馬爾薩斯不這樣片面地看問題，那么他必定會看到，人口過?；騽趧恿^剩是始終與財富過剩、資本過剩和地產過剩聯系著的。只有在整個生產力過大的地方，人口才會過多?！盵2]（p80）事實上，隨著資本家加大對資本的社會性投入和機器的推廣使用，生產力得到了不斷提高，就能夠提供更多的生活資料。于是，穩定的食物增長和供應為人口的持續增長提供了必要的外部條件。但是，馬爾薩斯居于英國的不完全經驗，仍然堅持“人口的增加必然受到生活資料的限制。當生活資料增加的時候，人口總是增加。較強的人口增殖力，為貧困和罪惡所抑制，因而實際人口同生活資料保持平衡”。[1]（p54）他始終緊盯的是人口與生活資料兩者的關系，而忽視了生產力發展在創造生活資料、促進人口增長方面所發揮的積極作用，最終陷入了西方理論界提出的人口發展陷阱。這不得不說是他的一個重大理論局限，也自然成為了馬克思恩格斯在“人口相對過?！眴栴}上對其進行批判的靶子。

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恩格斯的《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給馬克思初步涉獵進入研究經濟學產生了非常重要的思想指引作用，這體現在《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和《德意志意識形態》等早期文本的寫作和思考中。在《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以哲學的人本主義批判重述并超越了國民經濟學所取得的一般成果，對資本、土地和勞動三者的關系進行了分析和考察，沿著恩格斯的理論腳步批判了資本主義不合理的生產關系。他對人口問題的關注則是內涵于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科學分析和批判之中的，由此，他看到了勞動異化和工人生存狀況的艱難窘境，也吹響了后續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與恩格斯一道從生產的視角闡明人類社會歷史發展一般規律的號角。而關于未來社會人的生產及其限度問題，恩格斯在1881 年致卡爾·考茨基的信中強調：“人類數量增多到必須為其增長規定一個限度的這種抽象可能性當然是存在的。但是，如果說共產主義社會在將來某個時候不得不像已經對物的生產進行調節那樣，同樣也對人的生產進行調節，那么正是這個社會，而且只有這個社會才能無困難地做到這點?！盵3]（p455）也就是說，隨著未來社會生產力的進一步解放和向前發展，人口的全面發展和現代化水平的提升，人口本身無論是質量還是數量與資源稟賦、環境承載力等因素更適應，與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情況更和諧。

二、馬克思恩格斯的探索：從生產到再生產理論的系統建構

馬克思恩格斯將人的生產問題納入社會物質生產的諸環節來宏觀透視，前期《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和《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理論探索和積累，使得后續《德意志意識形態》和《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的考察有著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思想史基礎和方法論支撐。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他們肯定了有生命的個人對于人類歷史的前提性意義：“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因此，第一個需要確認的事實就是這些個人的肉體組織以及由此產生的個人對其他自然的關系……任何歷史記載都應當從這些自然基礎以及它們在歷史進程中由于人們的活動而發生的變更出發?！盵2]（p519）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歷史是由有生命的個人創造的，但是在這一過程中，人本身的生產更具有基礎性的前提意義。也就是說，人是歷史的真正和唯一主體，歷史是為我性的存在，沒有人的歷史是沒有內容和意義的。與動物不同的是，在人類社會，生活資料的生產與人自身的生產內在地統一于同一過程中，“一當人開始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即邁出由他們的肉體組織所決定的這一步的時候，人本身就開始把自己和動物區別開來。人們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同時間接地生產著自己的物質生活本身”。[2]（p519）只有當作為有生命的人得到生產和延續，才會有后來社會生活的教育科技、衛生醫療、社會保障等其他上層建筑的不斷豐富和完善。馬克思說：“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這個前提是：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而且，這是人們從幾千年前直到今天單是為了維持生活就必須每日每時從事的歷史活動，是一切歷史的基本條件?！盵2]（p531）如此廣義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馬克思在1859年《〈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基于對現代資產階級社會考察的基礎上，再次進行了強調和深化，他的結論是：“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盵4]（p591）

生產是以現實的歷史為前提的，也就是說，人們生產什么以及怎樣生產它都被相應的歷史條件所規定，我們只能居于現有的歷史條件進行生產。馬克思恩格斯說：“人們用以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的方式，首先取決于他們已有的和需要再生產的生活資料本身的特性。這種生產方式不應當只從它是個人肉體存在的再生產這方面加以考察。更確切地說，它是這些個人的一定的活動方式，是他們表現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他們的一定的生活方式。個人怎樣表現自己的生命，他們自己就是這樣。因此，他們是什么樣的，這同他們的生產是一致的——既和他們生產什么一致，又和他們怎樣生產一致。因而，個人是什么樣的，這取決于他們進行生產的物質條件?！盵2]（p519-520）進一步說，生產力的發展取決于整個社會交往和分工的豐富程度和發展水平。歷史地看，交往和分工的深入和細化，也使得人類社會形態實現從原始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性演進，而從氏族、部落、家庭到國家發展的背后，所有制及其背后的社會關系也相應地發生了變更。這在恩格斯1884 年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科學分析和說明。

遺憾的是，物質資料生產與人的生產之間的關系在馬爾薩斯那里雖然也有談及，但是它們的關系并沒有得到科學的認識和理解。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對于這一問題的求解，除了需要回到生產視域，更要將它進一步向前推進到再生產視域。因為生產它不是單一的過程，它需要與諸多的再生產過程共同構成一個循環系統：“一開始就進入歷史發展過程的第三種關系是：每日都在重新生產自己生命的人們開始生產另外一些人，即繁殖。這就是夫妻之間的關系，父母和子女之間的關系，也就是家庭?！盵2]（p532）人的繁殖或再生產一方面在家庭內部表現為一種倫理關系，另一方面在整個國家社會的層面就表現為人口問題，它涉及的不僅是單個生命個體，更是整個社會群體。從家庭的內部分工到社會的大分工，機器大工業和商業交通的發展，構成了社會化大生產，它極大地改變了農業社會主要依靠體力勞動獲得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方式，使得世界在普遍交往的狀態中日益聯結成世界市場。馬克思恩格斯說：“生命的生產，無論是通過勞動而生產自己的生命，還是通過生育而生產他人的生命，就立即表現為雙重關系：一方面是自然關系，另一方面是社會關系，社會關系的含義在這里是指許多個人的共同活動，不管這種共同活動是在什么條件下、用什么方式和為了什么目的而進行的?！盵2]（p532）不難發現，馬克思恩格斯對生產的考察總是同工業和交換的發展和歷史聯系起來研究和探討的，在他們看來，人的生產不僅是生命本身的生產，而且是社會關系的生產，因而是兩種生產的辯證統一。關于這一帶有總體性質的初步結論，恩格斯后來借助摩爾根《古代社會》中關于人類社會的史前史研究成果，推進了早期唯物主義的歷史研究，使得早在19 世紀40 年代創立的（廣義）歷史唯物主義有了更為堅實和豐富的歷史材料的支撐。恩格斯指出：“根據唯物主義觀點，歷史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結底是直接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但是，生產本身又有兩種。一方面是生活資料即食物、衣物、住房以及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產；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產，即種的繁衍。一定歷史時代和一定地區內的人們生活于其下的社會制度，受著兩種生產的制約：一方面受勞動的發展階段的制約，另一方面受家庭的發展階段的制約?！盵5]（p15-16）“兩種生產”理論中的這種“歸根結底”的決定性意義再次表明，歷史唯物主義僅僅作為對人類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一般科學說明，不能夠作為“萬金油”隨意涂抹，否則，它就必然走向反面，淪為最大的“方法論帝國主義”和形而上學。因此，它需要具體化，也就是對于特定具體的社會生產方式的歷史分析，譬如馬克思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展開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以歷史現象學的方式呈現出資本塑造的世界圖景（資本打碎了一切舊的血緣、宗法、倫理的社會關系，人與人的關系被物與物的關系所中介，甚至最后被簡化為商品—貨幣—資本關系）及其相應表征，并在此工作基礎上試圖以三大拜物教批判穿透宰制世界的現代性迷霧。

家庭和婚姻制度變遷的歷史進一步表明，人口問題的解決仍然需要依靠生產力的繼續解放發展和相關人口制度和理論的創新。恩格斯指出：“正是資本主義生產注定要把這種結婚方式打開一個決定性的缺口。它把一切都變成了商品，從而消失了過去留傳下來的一切古老的關系，它用買賣、‘自由’契約代替了世代相因的習俗，歷史的法?！盵5]（p93）在資本主義社會，貨幣作為一種新的社會力量支配著社會關系構成及其生產，現代大工業的發展和社會化的大分工，機器的普及化運用和推廣，使得婦女和兒童走出家庭、進入工廠，走上工作崗位?！吧a的每一進步，同時也就是被壓迫階級即大多數人的生活狀況的一個退步。對一些人是好事，對另一些人必然是壞事，一個階級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對另一個階級的新的壓迫。這一情況的最明顯的例證就是機器的采用，其后果現在已是眾所周知了?！盵5]（p197）機器的大規模使用，方便資本家對勞動力市場的調控，通過“相對過剩人口”的生產，維持一定的失業人口存在，將勞動力工資控制在較低的水平上，以此來維持穩定的相對剩余價值。往后，伴隨著氏族社會的瓦解，單獨的家庭慢慢構成社會生產的基本單位和細胞，在這基礎上，作為一種異己力量的早期國家逐漸形成。在國家那里，它承認“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沖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斗爭中把自己的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該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圍以內”，[5]（p189）這就埋下了未來國家權力干預生產生活甚至走向生命治理的理論潛能。

三、人口治理的生命政治學轉向：從馬克思到?？?/h2>

?？略诜ㄌm西學院系列講座①?？伦?970年起直至1984年逝世，擔任法蘭西學院“思想體系史”教席教授，除了1977年休假，他一直都在法蘭西學院授課。按照法蘭西學院關于教學的相關規定，教授每年都要講述獨創性的研究，授課內容都要更新，而他關于生命政治討論的文本集中在《必須保衛社會》（1976）、《安全、領土與人口》（1978）和《生命政治的誕生》（1979）中。中對人口問題予以了重點關注，總結梳理出了西方社會人口治理的譜系學：規訓機制、安全機制和調節機制。?？孪噍^于馬克思的重要推進在于系統闡釋了西方社會人口治理的生命政治學轉向。20 世紀70 年代，隨著西方社會全面進入新自由主義的歷史發展階段，資本由馬克思那個時代對人的外部控制轉向為主體自身內部的再生產，后一種方式顯得更加隱秘和深重。?？掳l現，機器流水線對工人的外部控制變成了生命權力對主體自身的內部生產，道德、紀律、法律在日常生產生活中對人的行為發生著越來越重要的調節作用?？膳碌氖?，這種轉向從現實政治到人文科學形成了一整套知識和話語體系，“從自然史轉向生物學，從財富分析轉向政治經濟學，從普通語法學轉向歷史語文學，有一個引發這個轉變的關鍵因素（opérateur），它使所有這些知識系統發生顛覆，轉向研究生命、工作和生產的科學，轉向語言科學，應當在人口這個方面尋找這個關鍵因素”。[6]（p63）?？聦W洲治理的譜系學進行了歷史梳理（從封建的君主權力到近代資產階級的權力，從對家庭財富的治理到對社會和國家財富的治理），在清理出理論的地平之后，進而轉向對權力的微觀分析——現代國家的總體治理包含系統的安全—人口—治理機制，“當所面對的不再是君主權力，而是政府治理和治理藝術的時候，就有了人口”。[6]（p64）在?？履抢?，人口一出場就成為權力作用和治理的對象，從近代啟蒙時期外部的懲罰到新自由主義時期內部主體的自我技術，“權力把自己理解為一種調節，它只能通過每個人的自由才能運轉……這是一種權力的技術”。[6]（p38）權力通過既有的規范性將人區分為正常與不正常，采取不同的方式進行差異化的治理，于是，生命政治的邏輯成為主導西方國家社會治理的核心原則?？梢赃M一步看到的是，?？略凇侗仨毐Ｐl社會》的最后一講（1976 年3 月17日）講到了生命權力（bio-pouvoir，使人死，讓人活）的誕生，生命在紀律和規則的作用下變成各種數據被整體納入國家治理的對象中去，實現了政治化和國家化。在現代國家治理體系中，國家關心的是人口的總體態勢而非單一的、具體的個人，包括人口總量、出生率和死亡率、性別比例、年齡構成、民族構成等等。?？峦ㄟ^對權力關系進行具體研究，描繪出權力的“一般草圖”（權力的“譜系學”）。在從解剖政治學（使人死，讓人活）到生命政治學（使人活，讓人死）的歷史性轉換過程中，懲戒與調節構成權力的主要技術和工藝，權力嵌入日常生產生活的微觀細節中，構成了現代生產的政治。②幾乎與?？绿幱谕粫r期，英國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布洛維基于自己多年來的駐廠經驗和親身觀察，對于西方工廠中運行的生產的政治展開了比較系統的研究和論述，可進一步參看[英]麥克·布洛維：《生產的政治：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工廠下的政體》，周瀟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從思想史的效應來看，?？碌纳卫碚撛杏隽擞绊懏敶奈鞣郊みM政治話語。

?？旅翡J地發現：“在18 世紀，治理的藝術轉向了政治科學，統治權支配的政體轉向了治理技術支配的政體，這個轉向是圍繞著人口而發生的，因此也是圍繞著政治經濟學的誕生而發生的?！盵6]（p89-90）治理已經成為一門技術，通過?？聦χ卫硇g（gouvernementalité）的譜系學分析，可以看到，中世紀對靈魂的治理已過渡為近現代對人口的政治治理。國家已經變成認識和分析的對象，從公共管理到國家治理。對財務、生活必需品、生命健康和工作及其產品的管理，形成了人口的政治經濟學，而政治經濟學作為主要的知識形式，從誕生起經歷了從重商主義到重農主義的發展。生產、交換、流通和消費四個環節對權力局部的、微觀的分析，形成了人口—財富的組合。歷史話語、知識話語和權力話語共同形成了現代知識—權力裝置，塑造了整個社會運行的基本規則和功能架構，“通過束縛和固化，權力成為秩序的奠基者和擔保人；而歷史正是這樣一種話語。通過它，保證秩序的兩種功能會得到鞏固并變得更有效率”。[7]（p72-73）這意味著，權力是一種共時性、結構性的動態力量關系，“統治和權力同時產生，也就是說，不管它是什么，不存在不能用一部分人統治另一部分人的術語來分析權力的歷史形式”。[7]（p115）18 世紀中期西方出現了政治經濟學和統計學，資本家通過運用它們指導國家和政府實現對人口總體的宏觀調節和治理，達到一種比例的平衡和權力的內部運轉，“這種新治理技藝，我認為其本質特征是大量的內部復雜機制的運用，但是它們的功能——正是在這一點上，它與國家理由顯出差別——不是保證國家的軍力、財富、力量的增長，不是保證國家無限定（indéfinie）的增長，而是從內部限制治理權力的實施”。[8]（p24）國家理論、治理術的國家化（國家治理術，gouvernementalité d'Etat）和國家權力的普遍化，這些都是?？绿岢龅母拍罟ぞ吆痛罱ㄆ饋淼膶ξ⒂^權力的分析框架，“法律和秩序、國家和市民社會以及生命政治：這就是長達兩百年的自由主義歷史中，我設法想要指出的三個論題”。[8]（p65）

土地面積、資源稟賦、民族構成等歷來都是影響某個國家在一定時期內制定人口政策、干預人口再生產的重要參考因素。二戰以來，人口優生學作為現代國家治理的一種手段，經歷了空間與歷史雙重的譜系學演變。在技術、知識與新自由主義合謀的西方，政治經濟學試圖將勞動重新引入經濟學的分析領域中。譬如，現代醫療、生命健康、公共衛生和社會保障，新自由主義者從經濟角度分析社會關系，涉及人口統計學、社會學、心理學、社會心理學等現代知識，自由主義的治理術與市民社會中不同的治理術相互交錯、支撐、爭論和斗爭，如此生命政治便誕生了。在?？驴磥恚骸笆忻裆鐣且粋€治理技術學概念，確切說它是治理技術學的相關項，而治理技術學的合理措施應該以法律的方式與一種生產和交換過程意義上的經濟相掛鉤?！盵8]（p261-262）在新自由主義時代，西方社會經濟、法律和技術作為治理的手段被全面整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套現代治理體系。治理的無處不在和無所不包詮釋了資本主義社會對人的全方位和全方面的控制。如此，人口不僅是一個家庭倫理的問題，更是一個社會政治問題，國家權力的毛細血管已經滲透到個人及其家庭的生殖系統，并通過醫療保健、社會保障等多渠道對人的生命及其生產實施全面管理和干預。如此，保障和實現人的再生產不僅是國家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一個“好公民”必須配合的義不容辭的政治責任和義務。

四、新時代中國特色人口理論的創新及其意義

人口是關乎經濟社會發展的全局性、長期性、戰略性的支撐要素。從馬克思主義再生產理論的視角來分析和透視當前我國人口發展的現狀和突出問題，科學把握現階段人口發展規律和未來走向，積極應對人口發展呈現出來的少子化、老齡化、區域人口增減分化等多趨勢性特征疊加帶來的挑戰，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人口理論的創新發展就顯得尤為迫切和必要。為此，全國從上到下、從中央到地方做出了積極響應和重大部署，將它納入國家整體發展戰略予以研究。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屆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強調：“人口發展是關系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事，必須著力提高人口整體素質，以人口高質量發展支撐中國式現代化?！盵9]這為新時代研究和貫徹落實積極應對人口發展問題的戰略提出了新任務和新要求，進一步指明了工作的原則和努力的方向。百年來我國發展的歷史和實踐表明，現代化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其根本在于人的現代化和整體素質的全面提高，這意味著人們具有更好的身體健康素質、更強的科學文化素質和更高的思想道德素質。不過，需要明確的是，“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現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現代化標準……我國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我國14 億人口要整體邁入現代化社會，其規模超過現有發達國家的總和，將徹底改寫現代化的世界版圖，在人類歷史上是一件有深遠影響的大事”。[10]（p123）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它既有世界各國現代化呈現出來的普遍特征，又有基于自身國情的中國特色。在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性展開過程中，必須全面認識、正確看待我國人口發展新形勢，需要將對人口再生產的一般分析上升到對人口規律的科學揭示和認識上，在市場化和城鎮化的全面加速推進過程中，更加注重對人口數量和質量進行動態調節，努力保持適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規模，促進人口均衡發展和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相協調。因此，在服務于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未來定向上，新時代中國特色人口理論堅持了守正創新，彰顯了豐富的實踐意蘊和時代價值。

第一，新時代中國特色人口理論將經典馬克思主義的人口理論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的再生產理論推進到當代，開辟了理論發展的新境界。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理論的生命在于聯系實際進行創新，在于與時俱進和繼往開來。世界歷史進入新的發展階段，人類發展又站在新的十字路口，人類新文明形態的創造更加凸顯了經典馬克思主義生產與再生產理論的時代價值。誠然，馬克思恩格斯等經典作家雖然沒有寫作和出版專門的人口學著作，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他們在人口問題上存在理論的空場，相反，他們關于人口問題的討論內涵于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分析和批判中。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馬克思如果在邏輯上不將《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生產理論推進到《資本論》中的再生產理論層次，就無法科學透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機制，也就無法從根本上闡明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同樣，新時代中國特色人口理論如果停留于生產、不從再生產的視角來進行探索和創新，就無法從根本上把握人口發展的內在規律，就無法從大歷史觀的高度看清人口的生產與再生產對于國家和民族發展所具有的重大戰略意義。在這點上，新時代中國特色人口理論既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重大理論判斷和科學方法論，又及時因應世界形勢變化特別是緊密結合我國國家戰略調整的現實需要進行了理論創新和實踐總結，將馬克思主義關于人口問題的研究提升到新的層次，實現了認識的新飛躍和新突破。

第二，新時代中國特色人口理論為世界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科學應對和有效解決人口發展難題提供了中國方案，貢獻了中國智慧。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在創新人口治理新模式上積累了較為豐富和寶貴的實踐經驗。從計劃生育到單獨二孩、全面二孩、放開三孩的人口生育政策進行了歷史性的動態調整，這些重大決策部署展現的是國家統籌經濟社會發展和國家戰略安全的現實和長遠發展利益，對生命（人口的數量和質量）實施的動態調節權力。人口規模巨大是推動中國式現代化的首要特點和基本人口國情，對于人口安全和經濟社會發展而言，既是機遇，又是挑戰，但總體上機遇大于挑戰，并且當前總體形勢可控。較為充足的勞動力人口和數量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良好的人口環境和優勢，但人口發展也存在總和生育率持續走低、人口老齡化突出、人口性別結構長期失衡和人口城市化率較低的現實挑戰和短板。因此，需要在國家發展的總體戰略層面，更加全面統籌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的關系，優化區域經濟布局和國土空間關系體系，優化人口結構，維護人口安全，促進人口高質量發展。繼續保持適度平衡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穩步提升全體國民的身體健康素質、科學文化素質和思想道德素質，抓好、用好、用活現有的人口紅利，將人口數量和規模優勢轉化為人才和發展的智慧優勢，為加快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源源不斷地提供強大的智力支持。同時，在中國式現代化的背景下，積極科學和有效應對人口發展的少子化、老齡化、區域人口增減分化等現實問題，需要加強部門聯動、全方位發力、全要素投入，特別是要加強對關系人民群眾日常生產生活的教育、住房、就業、醫療、社保、養老等重點領域的統籌謀劃和協同推進，增強人的生產的社會化，緩解和降低社會整體人口生育、養育和教育的經濟成本和機會成本，為加快塑造素質優良、總量充裕、結構優化、分布合理的現代化人力資源提供良好的社會環境和政策支撐。

第三，新時代中國特色人口理論是對西方生命政治學的文明超越，是黨領導人民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在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方面，從以往的“管理”到黨的十八大之后的“治理”，這種細微的表述上的新變化，體現的不僅是行政方式的轉變，更是施政理念的重大革新和歷史進步。在西方幾百年來的現代化歷史進程中，科學技術雖然經歷了不斷的積累、更新和迭代，在社會層面也得到了廣泛普及和運用，加速了社會的運轉和財富的積累，但是也加劇了社會貧富分化和階級的對抗，它并沒有帶來人的全面發展、人的真正解放和全面多向度發展以及文明形態的再創造，而是異化為資本奴役人、機器排擠人的工具。以此為鑒，新時代需要在運用科學技術進行賦能提升、提速增效的同時，讓社會治理更有人文關懷，這是我們在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過程中超越資本主義社會治理的重要價值向度和應有之義。提前謀劃，做好結構性布局和頂層制度設計是我們黨在長期治國理政的實踐中所形成的優良傳統。因此，新時代加強人口現代化的理論研究，需要系統總結黨歷年來領導制定和實施人口政策的基本經驗，需要以系統觀念統籌謀劃人口問題，以改革創新推動人口高質量發展，需要堅持和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人口高質量發展同人民高品質生活緊密結合起來，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撮要言之，人口的高質量發展事關中華民族永續生存的前途命運，事關國家長遠發展的戰略利益。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社會形態理論與人類文明新形態具有高度契合的內在關系，從馬克思恩格斯對馬爾薩斯人口理論的批判，到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以人口的高質量發展支撐中國式現代化的重大命題，呈現出來的是馬克思主義人口理論不斷結合新的時代特點進行創新的歷史圖譜。這為新時代人口理論的守正創新提供了寶貴的理論資源和重要的思想遵循，更為我們科學應對百年變局和世界形勢新變化提供了具有哲學高度和歷史縱深的理論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