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戰時期的淮南銀行研究

常 琛

(華中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0)

淮南抗日根據地作為華中根據地的中樞地區,位于安徽省東部和江蘇省西部,由津浦路東、路西兩個抗日根據地發展、壯大而成。在根據地建設的過程中,淮南根據地創立了以淮南銀行為核心的金融體系,并促進了根據地的財政、貿易、農業、手工業等方面協同發展。對根據地的鞏固及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近年來,學界對根據地銀行的研究逐漸興起,或是從根據地銀行的某一職能入手,考究根據地某一方面金融政策及其作用;或者以某一根據地銀行為研究主體,探究其在抗日戰爭中所發揮的積極影響①。但對于抗戰時期淮南根據地所創建的淮南銀行卻缺乏較為深入的研究。本文擬對淮南銀行自1942年創立至1945年抗戰期間的發展脈絡、職能、歷史地位等進行考察,為相關研究提供參考。

一、淮南銀行的發展脈絡

武漢會戰結束后,抗日戰爭逐漸轉為相持階段。日軍奉行“以戰養戰”的經濟策略,在華中地區開始大范圍的經濟掠奪。

在金融層面,1939年日方有關機關施行“限制日方提取日幣存款”“抑制日幣資金發放”“設置法幣資金集團”等貨幣政策[1](P244),以既無實物保障又無信用的日本通貨,擾亂后方金融秩序,掠奪根據地及大后方物資。同時,日寇開展經濟層面的清鄉運動,在經濟上吸引資源,高價收買糧食,推銷日本貨,后實行經濟封鎖,禁止布匹藥材入境,并于掃蕩時大燒大搶[2](P173)。但法幣卻在與日偽的金融戰中日漸處于下風。1941年以后,重慶物價增長率超過國民政府貨幣發行增長率,說明國民政府進入惡性通貨膨脹期[3]。嚴峻的外部挑戰促使根據地政府不斷調適金融政策,形成淮南銀行獨特的發展脈絡。

(一)1942年2月前:初創期

根據地政權穩定后,政府發行一些小額流通券用作輔幣。據楊聯回憶:“1940夏,因市面輔幣(銅元和鉛幣)流通缺少,天長、來安經抗日民主政府批準由合作社組織印發了小額流通券,以資市面周轉。但由于當時技術、設備條件太差,易生弊端,繼又收回作廢?！盵4](P440)發行小額流通券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根據地市場內貨幣流通量不足的現象,為發行貨幣積累了有益經驗。但發行輔幣無法進一步改善根據地的金融狀況。1941年,鄧子恢在路東臨時參議會上的講話指出:“要維持金融穩定,基本的辦法是在于自己設立銀行,象華北一樣由自己銀行發行鈔票流通市面?！盵2](P187)依此要求,根據地著手籌備淮南銀行。

淮南銀行首任行長龔意農為銀行的人員及設備方面做了堅實的籌備工作。據當時淮南銀行工作人員葛靖回憶:“行長龔意農著手挑選懂得印刷、繪雕技術的精干可靠的人員。經過各方調查研究,找到葉純、王世覺、金月祥、呂風沙、米納等十幾人預備編入淮南銀行印刷科。并經過多方努力終于通過天長縣一個石印商人從敵占區搞到一個五角的票版。后從上海買來一臺新的圓盤機,同時來了幾名熟練的技術工,最后通過地下黨和商人到上海買來高級道令紙?！盵5](P156-157)上述準備工作為淮南銀行的成立奠定基礎。

(二)1942年2月—1943年冬:探索期

1942年2月,淮南銀行正式在天長縣葛家巷成立,與淮南行署總金庫合署辦公,由龔意農任行長,領導淮南銀行日常工作。銀行在陳家磚井村莊籌建了印制科,5月成功印制出第一批淮南幣。同時,印制科在邵家營也正式成立。1943年反掃蕩后,印制科遷往黃塘寺[4](P395)。

在淮南幣順利發行的同時,銀行繼續擴充工作人員。葛靖回憶:“龔意農找到七個愿去淮南銀行工作的同學,……又調來兩位骨干,一是盱胎縣糧食局長孫炳炎同志,暫時負責發行業務和購糧工作。另一位是從財經處調來的史中同志,負責會計工作。這時淮南銀行才從財經處獨立出來,銀行的機構算是初步建立起來了?！盵5](P158-159)上海地下黨組織也派出干部,負責抗幣的打印號碼、校對、點票和加蓋印記等工作。

此后,銀行各項業務隨之開展。信貸、結算等工作基本參照以往制度,但手續稍有簡化。各縣的貨物檢查處和交通要道口的稅收分處設立兌換所,負責兌換法幣以及來往軍政人員使用的抗幣。

根據地下轄各縣逐步設立了銀行的分支機構,在貨管局內設立銀行辦事處對外辦理銀行業務,組織上受貨管局領導,業務上受淮南銀行領導[4](P441)。同時,針對各縣級以下黨委對財經工作領導的不足,根據地黨委要求各縣委下增設財政經濟委員會,以掌握財經政策,檢查、督促各財經部門工作。黨加強對經濟工作的領導,避免了基層組織的渙散。

由于路西地區戰亂較多,經常遭受襲擾,銀行成立時間較路東地區略晚,于1942年8月在定遠縣藕塘鎮任家湖成立。其受淮南銀行總行和路西聯防辦事處雙重領導[6](P117)。

(三)1944年春—1945年8月:完善期

隨著抗戰形勢的不斷變化,淮南銀行的各項職能及自身建設也不斷完善。一是銀行各縣級機構逐步健全。銀行改辦事處為支行,建立起“總行—支行”的機構框架,在高郵、六合、嘉山、盱眙、甘泉縣大儀設立支行,并建立銅城辦事處(后改為高寶縣支行)。路西支行在定遠縣境內池河、藕塘、大橋、朱灣設立4個支行[6](P117)。二是組織架構進一步調整?；茨香y行先是分課,后改為科,包括人事科、業務科、會計科、出納科(金庫),并設有秘書管理銀行內務。部分科下面設股,包括秘書領導下的行政股[4](P451)。機構和組織架構的健全,使淮南銀行更好的發揮其在金融領域的支配作用,開展各項職能,促進貿易、稅收等工作的開展。

抗戰勝利前夕,由于華中各根據地已經連成一片,金融交互更加密切。為統一根據地貨幣,新四軍政治部在1945年8月要求:“著即成立華中銀行,并授權發行華中券,適應各地金融斗爭及經濟建設之需要。通行華中各解放區,與鹽阜、江淮、淮南、淮北、蘇南等地方券等價使用,積極開展業務?！盵7](P175)淮南銀行正式并入華中銀行,改為華中銀行第三分行,完成其歷史使命。

二、淮南銀行的基本職能

淮南銀行將各項職能貫穿根據地建設的各個方面,在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發揮其在金融領域的獨特作用,保證了根據地金融的良性運行。

(一)制定金融政策,為根據地財政經濟良性運行提供金融指南

抗日戰爭中,淮南銀行的金融政策具有戰時性,隨著形勢發展而不斷調整。

淮南根據地始終禁止偽幣流通?！霸跀辰y治區游擊區,發動廣大人民借用法幣和拒用偽幣。在我根據地區。則從政治上來動員和從經濟上來保證廣大人民逐漸信用抗幣與徹底拒用偽幣?！盵8](P61)在1941年,已做到敵偽幣絕跡[2](P187)。而淮北抗日根據地“直至1943年8月,淮泗、淮寶兩縣偽中儲、聯銀券在中心區均通流無阻,邊幣打折使用,偽幣作祟很大,本署一再通令禁用偽幣,淮泗、淮寶兩縣執行不了?！雹诳梢?淮南根據地對偽幣的禁絕效果較為明顯。

國民黨停發新四軍軍費是根據地對法幣政策轉化的關鍵節點[9]。停發軍費前,國共雙方雖有小部分摩擦,但總體以法幣為本位幣,在日常結算時使用法幣。1940年底,國民黨停發新四軍軍餉,各抗日民主根據地開始自給自足,逐步發行抗幣以取代法幣,建立以抗幣為核心的金融體系。

1942年,中央財經部指示“華北較鞏固的根據地與法幣斷絕聯系,華中不甚鞏固的根據地,只好從減少法幣跌價所給他的損失方面想辦法?！盵10](P509)于是,華中局要求各根據地應分三階段逐步將抗幣與法幣脫鉤,即抗幣與法幣等價平行流動、抗幣獨占流通界并與法幣限制兌換、抗幣獨占流通界并脫離法幣影響[8](P64)?；茨细鶕貙τ诜◣诺恼吲c華中局設想相似。

第一,淮南幣發行前。根據地“一元券及五毛以下的輔幣可說已斷絕來源,破爛的更無處可換”[8](P63),因此于1940年在路西地區發行流通券10萬,年底收回87 000多,并準備續發20萬[11](P190)。這一時期,淮南根據地的政策仍是在日常流通中以法幣為主,根據地發行小額輔幣作為法幣的補充彌補日常流通中輔幣不足的現象。

第二,淮南銀行成立后,根據地內貨幣流通仍以法幣為主,淮南幣為補充,但開始對法幣采取相關限制措施。一是根據供求情況合理調整淮南幣與法幣的比價,1942年為1∶3,1943年則為1∶5[12](P68)。二是嚴格管控貿易,對于進出口貨品進行嚴厲管控,一切禁運資敵或禁止出入口之物品,武裝走私或違抗檢査者,經査屬實,予以沒收之處分③。由此根據地贏得掌控物資的主動權,能夠靈活調控淮南幣與法幣之間的比價。三是利用貸款及工資等形式投放淮南幣,加之淮南幣的高信用,填補了禁用法幣后的貨幣空缺。

第三,禁止法幣在根據地流通。1944年5月,中共華中局財經會議要求華中根據地內比較安定鞏固的根據地地區,如蘇中一、二分區,蘇北、淮南、淮北地區,于一年之后一律停用法幣,改以抗幣為各地區的本位幣[12](P115)。

(二)印制、發行根據地貨幣,確保根據地金融秩序

淮南幣是淮南銀行順利開展其職能的重要工具之一。1942年淮南銀行建立后,即著手發行貨幣。銀行連同路西及路東聯防辦事處統一用棒紙以木刻耕田圖案,石印出第一批淮南幣。后續增發的淮南幣票面金額分“十元、五元、一元、貳角、壹角”5種。后由于國民黨政府濫發鈔票,法幣不斷貶值,根據地又增發“五十元、一百元、五百元”3種面值的淮南幣。

淮南銀行通過限制淮南幣的流通范圍,規范根據地金融秩序。由于淮南幣的戰時性,銀行對其流通范圍做了一定的規定。根據地內路西地區環境較為動蕩,經常受到敵偽掃蕩,故路西支行發行的紙幣為路西版,僅在淮南幣正面下方加印路西兩字。路東路西兩行所發行的紙幣只能在各自區域內使用,無法互相使用[4](P460)。同理,淮南幣與其他根據地的貨幣亦無法通用,在貨檢站兌換所內兌換方可使用。

隨著貨幣發行量的增多,假幣成為銀行一大困擾。1943年,東南辦事處金庫主任發現有假鈔票流通,經查實為揚州販來根據地,販假鈔的罪犯即被審判槍決。為防止偽造,淮南銀行主要采取兩種手段,一是采用木刻版、多套色、精加工的辦法增加印刷難度[4](P447);二是用自制的土紙印鈔票,配合手工制作防假印記,如蓋印蓋號碼等[8](P65)。

華中銀行成立后,于1945年10月著手統一華中地區貨幣,宣布銀行、稅收機關貿易經營機關和合作社必須無限制收兌各地抗幣,包括蘇中江淮幣、鹽阜幣、淮南幣、淮北幣、江淮蘇南幣,以及蘇浙幣、大江幣等一律等價收兌[7](P29)?；茨蠋磐瓿蓺v史使命,逐步退出流通領域。

(三)發放貸款,支援根據地經濟建設

淮南根據地政府盡管與敵人進行殘酷的經濟斗爭,但十分重視改善人民生活,主要是通過銀行發放貸款。

1941年前,根據地發放貸款大多是無組織的。此后,淮南根據地與各地合作社兼辦借貸所,把農行貸款及地方公款之一部份撥為借貸所基金,再由借貸所向大戶借款轉借農民[2](P185),逐步開展貸款工作?；茨香y行所發行的農貸,基本帶有半救濟性質,利率較低,如移民、救災貸款,扶持生產的耕牛、種子等農貸均不計息,而一般的工商貸款則以月息一分計[12](P63)。工商業方面,淮南銀行為根據地的民辦及公辦商業機構提供工商業貸款,如為天高農具工廠提供了兩批共計90萬元的貸款[13]。農業方面,銀行為廣大農戶提供多種貸款,如1941年盱嘉縣的農貸種類有耕牛、水利、貧農、救災、種子、移民、棉貸、小本、邊幣等九種之多。

淮南銀行發放的貸款為根據地生產提供了大量資金。至1944年11月總共放出現洋417 131元和糧食8 324石,連現洋總共則為4 579 131元。有80%以上的農民借過貸款[2](P464)。1944年,淮南銀行擴大貸款規模,規定將淮南幣發行額的十分之六至十分之七作為農貸基金,幫助群眾發展生產[12](P117)。

(四)代理金庫、儲存物資及匯兌,保障根據地日常運轉

淮南銀行成立時,即與金庫合署辦公,履行代理金庫的職能。在日常工作中,銀行與金庫一班人馬,兩塊牌子,主要負責統一經收各項公款。其中,對于逾期者,將催收或報告上級部門,并根據淮南行政公署財經處簽發的現金支付命令撥款交付領用單位[12](P112)。

收購物資作為淮南幣的實物準備,也是淮南銀行的日常工作之一。根據薛暮橋物資本位論思想,淮南銀行在發行貨幣時以糧食等物資作為準備資金,將淮南幣的發行量十分之三至十分之四,作為物價購買手段發行[12](P117)。物價上升,淮南銀行便出售儲備物資回收淮南幣,平抑物價;物價下降,銀行便增發淮南幣,由淮南銀行收購物資,回調物價。使根據地的物價一直維持在相對穩定的狀態,以鞏固淮南幣信用。

根據地對部分戰時緊缺物資需求較大,且存在私營工商業者,因此對外貿易成為經濟活動的重要部分。但是,淮南幣與其他抗幣不能通用,貨幣兌換成為淮南銀行的日常職能之一?；茨香y行將物價購買手段發行的淮南幣作為對外匯兌基金[12](P117),展開貨幣兌換工作。在根據地交界處,稅檢機關負責兌換淮南幣。下轄各縣內,支行兌換所及稅檢機關負責向所在地公營商店接洽,使其代負義務兌換責任,并要求根據地之間的進出口貿易商行及商人收兌邊幣[12](P109)。

三、淮南銀行的歷史作用

(一)保障市場貨幣流通,維護根據地金融秩序

淮南銀行制定合理的金融政策,維護了根據地內部貨幣市場的穩定?！敖麄巍倍窢幍某晒﹂_展,保證流通市場內既無偽幣又壓低其幣值。至1945年,持淮南幣1元,最高可換偽幣600元, 最低也可換180元[7](P201),打破了敵偽政權對淮南根據地的經濟封鎖。

淮南銀行對法幣的限制,有效防止敵人利用法幣破壞根據地金融市場?；茨香y行規定淮南幣與法幣的匯率為1:50,但實際70到90元法幣才能換到1元淮南幣[7](P201)。這些措施打破了日偽利用法幣對根據地的掠奪,同時減少了法幣政策對根據地的負面影響,保障根據地金融相對穩定。

淮南銀行排擠法幣后,用淮南幣填補金融市場內的空白,不斷擴大流通范圍。不僅游擊區和邊緣區群眾愿意使用淮南幣,敵占區的商人也愿意以淮南幣結算[14](P289)。促使根據地形成獨立自主的區域性貨幣市場,為根據地金融發展提供有力支持。

(二)充分發揮金融的“血液”作用,推動根據地經濟發展

淮南銀行的各項政策以保障人民生活安居樂業,實現根據地自給自足為目的,為根據地生產提供了支持?；茨香y行發放的各項生產和工商業貸款,也促進了根據地農業、水利、工業等各部門發展,推動了根據地經濟發展。

淮南銀行推動根據地工商業走向繁榮。如淮南天高農具廠,1944年7月—11月總計出售農具3 172 460元,盈余388 025元;此外,得自強公司紅利120 000元,皮革廠8 500元,四個月共凈賺516 553元[13]。此外,桐城市內的新新紡織廠、各油坊等也在政府的注資下展現活力。工商業的發展使根據地內市場煥發生機,同時也推動了根據地私營工商業的發展。

農業方面,淮南銀行發放貸款,緩解了農民生產資料的緊缺。1943年路東旱災時,總計災民有20萬人之多,銀行開展了挖塘筑壩、借麥種、借耕牛等運動,有效救助了災民④。1944年,來安縣已組織起互助小組3 909個,省工、省伙食、多收糧折合53 614 523元法幣[2](P479)。根據地農業的蓬勃發展,對于保障根據地日常物資需要,以及籌措對日作戰所用物資,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

紡織業方面,廣大織戶獲得大量貸款,發展了土紡土織業。在銀行的努力下,淮南根據地增加了10余萬架家庭單頭紡機,幾千架織布機,幾百架鐵織布機,使婦女群眾每紡一斤紗即可獲得一斗多糧食[4](P114)。行情較差時,銀行還以市價收購布匹等充作物資儲備,以防布賤傷民,全過程保障根據地紡織業。

淮南銀行對于根據地生產及民生的投入,增加了根據地的財政收入,間接為革命事業籌措了大量經費。據不完全統計,1944年淮南根據地財政收入為淮南幣794 584 123.65元,而1941年則為6 904 946.77元法幣[4](P77-79)⑤,三年間提升了兩倍有余,在戰爭年代極為不易。

(三)激發民眾政治認同感,為革命事業增添助力

淮南銀行加大對民生的投入,提高人民參加革命的熱情?；茨蠋诺姆€定流通是經濟平衡運行的“定海神針”,經濟的良性發展使得淮南抗日民主政權成為人心所向,在根據地內涌現出一股“參軍熱”。據淮南根據地干部回憶,解決了糧食和財政的問題,各處涌現出送子參軍、送夫參軍的現象[4](P518)。由于民眾革命熱情高漲,1943年末,根據地擴編至五個主力團,并在下屬9個縣區或辦事處設有支隊,部隊規模大幅擴大。

此外,淮南銀行的各項政策為團結根據地內外愛國人士提供助力。在制定經濟政策時,銀行即提出“不與抗日商人爭利,而是聯合抗日商人幫助抗日商人,打破敵偽奸商操縱封鎖?！盵2](P218)1942年的盱眙城區,“商業停滯,商人處于尷尬境地”,根據地適時成立五洋商業組合,“負責給盱眙城內配送物資,商人才有一線生機”⑥。對敵占區愛國人士的支持,為革命事業結交許多“朋友”。如在淮西地區錢集偽鄉長陶大矮子,“經常在日軍來清剿前送情報給我軍,同時我軍還常把傷病員轉移到他們鄉公所里養傷”⑦。

四、結 論

在淮南銀行存續的三年半時間里,其不斷發揮自身職能,深度融入根據地各項事業的發展之中?；茨香y行以淮南幣為工具,逐步清理貨幣市場,形成以淮南幣為本位的區域性獨立貨幣市場。此外,淮南銀行將大批淮南幣投入生產領域,助力生產運動,促進農業發展。另外,通過施行貿易管制,根據地在對外貿易時保證了出超地位?；茨香y行與根據地各行各業的有機融合,促進根據地經濟良性發展,為根據地建起了堅固的金融堡壘。

淮南銀行的順利運行,關鍵在于黨的堅強領導。革命戰爭年代,不僅要擴充“槍桿子”,還要充實“錢袋子”,而黨的領導則是充實“錢袋子”的關鍵所在。銀行成立之初,根據地突出黨在金融工作的核心地位,強調黨是軍政民的政治領導者,是最高組織[11](P166),強化黨的領導權威。此外,通過實踐不斷修正斗爭策略以適應革命形勢需要,也是淮南銀行成功的重要經驗之一。根據地提出要把黨的政策貫穿到每一個具體問題,杜絕空談[2](P247)?；茨香y行的成功實踐,離不開廣大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持。

注 釋：

①對于根據地銀行職能的研究,魏曉鍇、李娜:《無聲硝煙:冀南銀行的金融斗爭》,《軍事歷史研究》,2018年第3期;高石鋼、楊雙利:《論抗戰時期陜甘寧邊區農貸形態的演變》,《中國農史》,2013年第5期;陳爭平、尹秀秀:《抗戰時期中國農貸扶貧經驗——以紅色金融企業北海銀行為例》,《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21年第6期。對于根據地銀行的整體研究,李娜:《冀南銀行運行機制研究(1939-1948)》,山西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0年6月;鐘欽武:《革命視野下的金融:北海銀行研究》,山東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9年6月。

②參見豫皖蘇魯邊區黨史辦公室、安徽省檔案館《淮北抗日根據地史料選輯(第五輯)》,內部資料,淮南市報社印刷廠印刷,1985年,第83頁。

③參見華中抗日根據地和解放區工商稅收史編寫組《華中抗日根據地和解放區工商稅收史料選編》,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安徽滁州報社印刷廠印刷,內部發行,1986年,第132頁。

④參見中國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研究會《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史料選(第七輯)》,上海人民出版社,江蘇寶應印刷廠印刷,內部發行,1983年,第492頁。

⑤其中,津浦路東根據地收入為1月份—9月份。1941年收入按1944年匯率折合淮南幣為345 247 338.5元。

⑥參見政協江蘇省盱眙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盱眙文史資料選輯(第6輯)》,盱眙印刷廠印刷,內部資料,1989年,第187頁。

⑦參見中共長豐縣黨史辦公室《長豐烽火(長豐縣黨史資料匯編)》,安徽省文化廳印刷廠,內部資料,1986年,第19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