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在紅軍長征時期的民族統戰工作探析

林 旭， 鄒 琪

（1.淮陰工學院，江蘇淮安 223003； 2.淮陰師范學院，江蘇淮安 223300）

一、朱德在紅軍長征時期創造性開展民族統戰工作

（一）宣傳民族平等思想，確保紅軍順利通過少數民族聚居區

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各民族大雜居小聚居，因少數民族多分布在邊疆、邊遠地區，一旦出現民族問題就有可能帶來邊防問題。在紅軍長征時期，我國中西部地區的民族矛盾嚴重，民族關系惡劣。這一方面源于清末以來中央政府無暇顧及民族地區的糾紛，對其放任自流；另一方面源于國民黨當局奉行大漢族主義，故意制造民族間的壁壘，嚴禁民族間的交流。正是由于這些歷史上、政策上、地域上的問題，使得民族糾紛不斷，民族歧視嚴重，各民族之間的隔閡越來越深，關系越來越遠。因此，如何消除此時中西部地區民族間的隔閡，這是紅軍在進入這些地區時面臨的首要問題。

早在1934 年11 月，紅軍進入湖南藍山縣時，總政治部就發布了長征時期第一份有關民族工作的指導性文件——《關于爭取少數民族工作的指示》，其中明確提出：“野戰軍今后的機動和戰斗都密切的關聯著爭取少數民族的問題。這個問題之解決，對于實現我們的戰略任務有決定的意義。因之各軍團政治部，必須立即把這個問題提到最重要的地位?！盵1]由此可見，毛澤東、朱德等黨的主要領導人在紅軍剛剛進入湖南少數民族聚居區時，就意識到開展民族統戰工作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及時地為紅軍能夠順利通過少數民族聚居區作了思想上和工作上的準備。

1935 年5 月，中央紅軍行軍至四川西部的彝族聚居區，朱德命令紅軍指戰員認真貫徹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布的指示，即“在行軍中應爭取少數民族”[2]。當月22 日，朱德在冕寧縣群眾大會上講話，強調彝族和漢族都是一家人，應該平等相處，只有團結起來打倒軍閥、打倒蔣介石，才能過上好日子。同時，朱德以紅軍總司令的身份發布了《中國工農紅軍布告》，強調：“中國工農紅軍，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漢平民，都是兄弟骨肉……紅軍萬里長征，所向勢如破竹……軍紀十分嚴明，不動一絲一粟……希望努力宣傳，將此廣播西蜀?！盵3]這一布告以通俗易懂的語言，向當地彝族同胞介紹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隊伍，鄭重地宣示了我黨積極倡導的民族平等思想。布告中涉及的內容很多，處處體現著朱德對民族統戰工作的重視。需要指出的是，雖然布告中只提到了彝族，但是它卻有著廣泛性和普適性。這里的“彝人”應該不僅限于今天的彝族同胞，它泛指紅軍已經遇到和即將遇到的各少數民族同胞。同時，該布告囊括的內容很多，其適用性很廣，因此才有“將此廣播西蜀”的號召?？梢哉f，它的頒布為紅軍順利行軍、開展民族統戰工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也進一步豐富了黨的民族政策。

通過朱德的講話和布告的發布，民族平等思想深入彝族同胞心中，當地開明的土司和普通群眾開始試著去接觸共產黨和紅軍。在了解了黨的宗旨和紅軍的革命目標后，他們紛紛視紅軍為親人，主動為紅軍提供補給，為紅軍做向導，與紅軍結下了深厚的民族情誼。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故事是當地的果基家頭人小葉丹和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還按照當地習俗“歃血為盟”，這段故事也成為一段佳話。1935 年5 月24 日在小葉丹和彝族同胞的護送下，中央紅軍順利通過了大涼山彝族地區，抵達大渡河南岸安順場，為搶渡大渡河贏得了寶貴的時間。

1936 年初，在朱德率領中央紅軍、紅四方面軍進入西康藏族聚居區前，國民黨當局就派出官員威脅、恐嚇當地的頭人及寺院的喇嘛，不允許他們同紅軍接觸。同時，還對紅軍進行妖魔化宣傳，使得不明真相的藏族同胞紛紛躲了起來。為了消除當地群眾對紅軍的誤會，解決紅軍的補給問題，朱德要求所有指戰員務必“尊重當地的風俗習慣，愛護藏胞的一草一木，不經允許不進藏胞的房屋”[4]。為了能夠盡快爭取到當地群眾對紅軍的支持，朱德要求在城鎮、村寨四處張貼告示宣布：藏、漢各民族一律享有平等權利；各民族要像兄弟一樣團結友愛；禁止民族間的壓迫和歧視。同時，他還要求把對待藏族同胞的一些注意事項，編成歌曲相互傳唱，以便戰士們能時刻牢記，處處遵守。

在朱德的要求下，紅軍指戰員一邊堅決貫徹，一邊積極宣傳民族平等的思想。當地的藏族同胞看到了告示，看到了紅軍幫自己管著牲畜、看著家門，驚訝又感動，逐漸打消了心中的顧慮。通過與紅軍的多次接觸，當地白利寺的五世格達活佛認定紅軍并非如國民黨宣傳的那樣可怕，便主動出面聯系附近寺廟出錢出糧支援紅軍，“僅白利寺就支援紅軍糧食青稞三萬多斤，豌豆四千多斤”[5]。朱德知道此事后，決定爭取格達活佛等僧俗兩界的上層人士，發揮他們在當地藏族同胞中的影響力。4 月初，朱德親自前往白利寺拜訪格達活佛，細致地為他講解了共產黨的性質和宗旨，以及中國共產黨對待少數民族同胞的政策和所提倡的民族平等思想。格達活佛聽后深受感動和鼓舞，由衷稱贊“紅軍真是一支仁義之師啊”[6]，就此也與朱德成為了真摯的朋友。得知紅軍缺少足夠的補給，格達活佛第一個站出來，代表白利寺、聯合甘孜喇嘛寺與紅軍簽署了《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甘孜喇嘛寺、白利喇嘛寺互助條約》。根據條約中“喇嘛寺負責供給紅軍糧食和一部分物質資材”[7]，格達活佛帶領當地的喇嘛、藏胞為紅軍送衣送糧，幫助紅軍渡過了難關。

進入少數民族聚居區后，朱德帶領紅軍指戰員廣泛傳播民族平等思想，積極做好民族統戰工作，深受當地少數民族同胞的歡迎，黨和紅軍也受到了他們真誠的擁戴。也正是如此，紅軍才得以順利通過少數民族聚居區，實現了戰略轉移、北上“抗日”的目標。

“在人的實踐過程中，合目的性原則才真正成為統率全局的主導性原則?！盵18]與此相適應，在刑法中，解釋方法之桂冠當屬合目的解釋，并且刑法首要追求法益保護，因此就法目的性而言，對被保護法益以及刑法規定的保護范圍的認識就有著重要意義[9]。在司法實踐中，對這種法益性質的理解直接關系著定罪處罰。

（二）尊重少數民族宗教信仰，加強各民族間的團結

紅軍經過的少數民族聚居區，除了自然環境惡劣、民族關系復雜外，還有一個突出的問題，就是宗教信仰問題。在我國有宗教信仰的少數民族很多，有些民族甚至是全民信教，如：信奉藏傳佛教的有藏族、蒙古族、土族、裕固族等，還有很多少數民族信奉本民族的原始宗教。在漫長的民族發展過程中，宗教對他們產生了極其巨大的影響，宗教的文化、理念、思維，滲透到了這些民族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因此，在很多信教的少數民族看來，別人對待其宗教信仰的態度在一定程度上就等同于別人對待他們民族的態度、對待他們人民群眾的態度。由此可見，想要處理好民族問題、團結少數民族同胞，就必須要解決好宗教信仰的問題。

對于宗教在少數民族群眾中的地位和影響力，紅軍是深有體會的，“番民極迷信宗教……番人不管是下種、牲畜、疾病、婚喪、生兒育女都要去找喇嘛。于是，喇嘛的無上權威便在番人群眾中建立起來了。無怪乎每家番人都有精致的經堂、經書，無怪乎搗毀了他的經堂比挖他的祖墳還要厲害，要和你拼個死活”[8]。由此可見，宗教信仰問題在少數民族群眾中非常敏感，這是紅軍行軍過程中必須面對且亟待解決的問題。為了處理好少數民族同胞的信教問題，使紅軍得到當地群眾的支持，朱德等黨和紅軍的主要領導人結合當時少數民族聚居區的實際情況，先后制定、出臺了一系列的布告、指令。

朱德早就意識到，務必要謹慎地對待少數民族的宗教信仰問題。1934 年12 月，他在貴州牙屯堡（今屬湖南通道侗族自治縣）向中央警衛團作報告時就已經明確指出：在少數民族聚居區，特別要尊重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注意團結少數民族群眾。

1935 年8 月，在紅軍進入回族聚居區后，“朱德立即與張國燾、陳昌浩聯名發出《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總司令部布告》”[9]。此后，又相繼出臺了《回民地區守則》《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對回族人民的宣言》等。這些文件明確指出，“保護回民信教自由，不得擅入清真寺，不得損壞回民經典”[10]，“我們根據信仰自由的原則，保護清真寺，擔?；孛裥叛龅慕^對自由”[11]。通過以上相關文件，顯示出尊重少數民族的宗教信仰、保護少數民族的宗教場所，被上升到法令的高度，為紅軍在民族地區做好相關的宗教工作提供了有力的依據和參考。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文件雖然是針對回族聚居區宗教問題而出臺的，但是它們在其他少數民族地區依然適用，其核心內容是完全一致的。

1936 年初，朱德率領紅軍解放了康北高原的道孚、爐霍。他要求紅軍指戰員向當地的僧俗群眾廣泛宣傳“宗教信仰自由”，“念經、敬佛、當喇嘛聽其自愿”，“準許人民信菩薩，不愿當喇嘛的準許還俗”[12]等宗教政策，使得紅軍在當地得到了藏族同胞的真心擁護，建立了深厚的軍民情誼。同年2 月，在紅軍幫助下建立的道孚縣博巴（“博巴”是藏語音譯，意為藏族或藏人）自治政府出臺的《道孚縣博巴政府關于喇嘛和喇嘛寺暫行條例》明文規定：“保護喇嘛和喇嘛寺及經書佛像；信教自由，不得強迫信教。已當喇嘛的有還俗自由……喇嘛有出外念經的自由……法律面前無論僧俗一律平等?！盵13]這份條例是在朱德等黨和紅軍領導人關懷下制定頒布的，是“目前能夠見到的紅色政權在少數民族地區頒發的最早的宗教管理法規之一”[14]。它非常明確地體現出黨對于少數民族宗教信仰自由的尊重態度，涉及的內容十分廣泛。同時，該條例經由道孚縣博巴自治政府第一次代表大會審議通過，具有法律效力。以法律的形式出臺管理條例，保障人民群眾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這在當時是前所未有的創舉。當地的藏族同胞發自內心地感激中國共產黨和紅軍，信教群眾、寺廟喇嘛紛紛傾盡所有支援紅軍，視紅軍戰士為親人。正因為紅軍得到了當地藏族群眾的理解、支持，他們的基本補給才有了保障，黨的革命事業才能夠繼續。

同年4 月初，朱德率領紅軍進入康北重鎮甘孜縣，他要求紅軍戰士不準侵擾寺廟，不動藏族人供奉的一切宗教器物，不進入藏族人視為神山、神水的區域。紅軍戰士的軍紀嚴明、秋毫無犯，給當地藏族同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不顧國民黨官員先前發布的禁止接觸紅軍的命令，熱情接待紅軍戰士，積極為部隊籌集軍糧、軍馬。為了爭取當地宗教上層人士對紅軍的支持，朱德帶領隨行參謀主動去拜會格達活佛，活佛坦言：“貴軍到達甘孜之前，這里對你們有許多謠言和猜疑。今日一睹總司令和各位的風采，便使那些謠言不攻自破了?！盵15]朱德與格達活佛先后交談了九次，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格達活佛通過自己在當地的影響力，積極調動藏族同胞支援紅軍，“僅半年時間，就為紅四方面軍籌集青稞一百三十四石，豌豆二十二石，支援軍馬十五匹，牦牛十九頭，并救護了大批紅軍傷病員”[16]。

長征時期，朱德等黨的領導人帶領紅軍指戰員，以尊重少數民族宗教信仰為紐帶，宣傳了黨的革命宗旨、團結了少數民族群眾與民族地區的宗教上層人士，使得黨和紅軍的偉大事業得到了各兄弟民族的理解和支持。實踐證明，朱德帶領紅軍在少數民族地區制定實施的宗教政策是正確的、合理的，其統戰效果相當顯著。

（三）落實民族解放政策，推動少數民族聚居區的革命運動

紅軍長征時期，我國很多少數民族聚居區仍然保留著落后的封建社會制度，這些地區社會生產力極其低下，經濟發展滯后，當地人民飽受封建統治者壓迫和奴役。在西南民族地區，軍閥、地主對當地人民進行著殘酷的民族壓迫，他們一方面實行暴力統治，一方面加緊進行經濟剝削和掠奪。加之當地匪患不斷，這就使得少數民族同胞的生活困苦不堪，由此也激發了人民的武裝反抗。雖然反抗被一次次血腥鎮壓，但是少數民族同胞爭取解放、追求自由的信念愈加強烈，斗爭意識也不斷增強，他們迫切地需要一股強大的力量來帶領自己進行革命斗爭。而中國共產黨及紅軍的到來，就使得這些少數民族同胞看到了革命的希望。

1935 年5 月，中央紅軍為了搶渡大渡河，在毛澤東、朱德等人的率領下途經冕寧彝族聚居區。由于冕寧彝族同胞長期受到國民黨反動派的剝削和壓迫，加之反動派對紅軍的丑化宣傳，使得當地彝人害怕、仇視漢族人和紅軍。為了消除彝族同胞對紅軍的敵意，朱德要求紅軍指戰員積極宣傳黨的宗旨和革命主張，并帶領當地人民進行武裝革命。在紅軍的幫助下，冕寧縣城內外的革命氣勢高漲，冕寧縣革命委員會得以成立。在成立大會上，朱德指出：“彝、漢是一家，窮人要團結起來，打倒蔣介石和四川軍閥，才能翻身過好日子?！盵17]同時，朱德親自發布了《中國工農紅軍布告》，布告強調：“中國工農紅軍，解放弱小民族……可恨四川軍閥，壓迫彝人太毒；苛捐雜稅重重，又復妄加殺戮……凡我彝人群眾，切莫懷疑畏縮；趕快團結起來，共把軍閥驅逐。設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盵18]布告闡述了黨和紅軍的民族政策，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為解放各族人民而不懈奮斗的偉大革命目標。在紅軍的帶領下，彝族同胞革命斗志高漲，他們打土豪、分田地，廢除了“換班坐質”制度，釋放了關押在“夷卡”中坐質的家支頭人。為了更好地團結彝族同胞，使紅軍獲得支持和擁護，毛澤東、朱德、劉伯承等人親自拜訪當地各頭人，向他們宣傳黨的革命宗旨和革命目標，受到了頭人們的真誠相待，很多彝族青年還志愿參加紅軍，積極投身于全民族的解放斗爭中。

1936 年春，根據紅四方面軍發布的《康（定）、道（孚）、爐（霍）戰役計劃》，朱德率領紅軍向西康藏族聚居區前進。西康藏族聚居區主要包括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全部和西藏昌都市的一部分，當時很多地方仍然保持著封建農奴制經濟形態。需要指出的是，西康藏族聚居區各縣名義上都有國民黨政府委派的縣長，但實際統治者仍然是過去的土司頭人。封建土司頭人占據著當地絕大部分的生產資料，并享有各種特權，廣大藏族民眾則要繳納沉重的賦稅，還要承擔名目眾多的勞役和攤派。同時，土司頭人濫用刑罰，對藏族民眾進行恐怖統治。飽受壓迫奴役的廣大藏族同胞，迫切地想要從苦難深淵中獲得解放。

該年3 月至4 月，紅軍在朱德等人的率領下，以摧枯拉朽之勢，迅速解放了西康藏族聚居區北部的道孚、爐霍、甘孜等縣。為了更好地進行民族統戰工作，紅軍根據《中央關于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中“可以采取人民共和國及人民革命政府的形式”[19]，并結合當地的實際情況，先后在道孚、爐霍、甘孜縣建立了博巴政府，縣以下還建立了區、鄉兩級博巴政府。博巴政府的建立使得藏族同胞破天荒地擁有了自己管理本民族事務的權利，這是黨的民族“自治主張的一次大膽嘗試，也是康北藏族人民掀起革命運動高潮的重要標志”[20]。積極宣傳黨的革命政策，協助窮苦藏民建立博巴政府，使得朱德等黨的領導人和紅軍戰士受到了當地藏族同胞的熱烈歡迎和真心擁護。他們紛紛稱贊紅軍是“菩薩兵”、“仁義之師”，不少青壯年藏族民眾還踴躍地參加紅軍，藏族干部天寶回憶說：“僅丹巴縣巴底鄉參軍的就有270 人，我家黨壩鄉參軍的少先隊員就有72 人?！盵21]為了更好地團結當地的宗教上層人士，鞏固新生的博巴政府，朱德再次去白利寺拜訪好朋友格達活佛，邀請他在即將成立的“中華蘇維埃中央博巴政府”中任職。經過朱德的再三勸說，格達活佛答應出任職務，并為中央博巴政府的籌備和建立傾盡心血。

1936 年5 月5 日，在各縣博巴政府的基礎上，中華蘇維埃中央博巴自治政府在甘孜縣成立，朱德主持了成立大會，格達活佛被選舉為自治政府副主席。中央博巴自治政府是“藏族歷史上的第一個人民政權”[22]，在成立當天便明確宣布：“我們的旗幟是博巴獨立，我們當前的任務是興番滅蔣?！盵23]在成立大會上還通過了中央博巴自治政府的施政綱領，主要內容有：第一，推翻國民黨官僚，沒收其在博巴領土內侵占的財產；第二，實行民族平等自由，博巴人民擁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第三，在博巴領土內的其他非藏族民眾，可以享受博巴人的一切權利；第四，成立自衛軍，保衛博巴政權和博巴人民；第五，政教分離，宗教信仰自由；第六，與紅軍永久盟好，無條件地為紅軍籌措軍糧、馬料、羊毛；第七，調派支前勞力，安置、救助紅軍傷病員。[24]在黨和紅軍扶持下建立的博巴自治政權，因其鮮明的革命性、真實的民主性、廣泛的代表性，受到了當地各民族的真心擁護，被親切地稱為“自己的政府”“郎加尼瑪夏（天上出現了太陽）”。

朱德帶領紅軍在行軍途中，積極開展民族統戰工作，不僅幫助他們打碎了束縛在自己身上的枷鎖，還幫助他們建立了自治政權，使他們享有了前所未有的民主和自由。獲得新生的少數民族同胞，紛紛心向共產黨和紅軍，自愿集合在“興番滅蔣”“抗日救國”的革命旗幟下，與紅軍一起進行艱苦卓絕的革命斗爭。這不僅推動了民族地區的革命運動，也為長征的最終勝利打下了堅實的群眾基礎。

二、朱德在紅軍長征時期民族統戰工作的當代啟示

長征歷時兩年，途經湘、滇、黔、康、川、青、甘、陜等14 個省，其中不乏眾多的少數民族聚居地。朱德等共產黨人始終把統戰工作放在重要位置，認真落實黨的民族政策，積極團結各少數民族同胞，為長征的最終勝利打下了堅實的群眾基礎?？梢哉f，朱德在紅軍長征時期進行的民族統戰工作，不僅為黨的革命事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也有利于豐富黨的民族理論，完善黨的民族政策。這些行之有效的統戰實踐，也對現今我們開展民族統戰工作有著重要的啟示和借鑒意義。

（一）貫徹民族平等原則是開展民族統戰工作的前提基礎

我國少數民族眾多，各民族呈現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口分布狀態，民族事務復雜且繁多。在紅軍長征時，根據民族平等原則，朱德等黨的領導人在統一戰線政策的指引下帶領紅軍指戰員廣泛開展民族統戰工作，逐漸消除了因歷史因素、人為因素、宗教因素而形成并長期存在的民族隔閡、民族歧視，為黨今后在處理民族問題時貫徹民族平等原則奠定了理論與實踐基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在頒布的“五四憲法”中就明確規定“各民族一律平等”[25]。后來憲法雖幾經修訂，但民族平等原則卻一直沒變，最新修訂的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各民族一律平等。國家保障各少數民族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禁止對任何民族的歧視和壓迫?！盵26]隨著社會的進步，我國各個領域都迎來了新的發展和挑戰，民族工作也面臨一些挑戰。但是，無論民族問題如何錯綜復雜，做好民族統戰工作的前提——堅持各民族一律平等，是永遠不變的。因此，我們必須將民族平等原則貫穿到民族統戰工作的始終，維護各民族平等團結，促進各民族共同繁榮發展，這樣才能提高我國的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

（二）尊重少數民族宗教信仰是開展民族統戰工作的重要途徑

眾所周知，我國很多少數民族有著自己的宗教信仰，不少民族甚至是全民信教，宗教文化影響著他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尊重少數民族宗教信仰關系到民族平等和團結，是我們開展民族統戰工作的重要途徑，也是我們黨必須長期堅持實施的民族政策。早在紅軍進入少數民族聚居區時，朱德就積極倡導尊重少數民族宗教信仰，在發布的《共產黨紅軍對番人主張》中就明確寫到：“番人信教自由，念經敬佛當喇嘛聽其自愿?！盵27]這不僅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漢族與少數民族間的隔閡，更建立起了如朱德與格達活佛這般深厚的民族情誼。事實證明，由于歷史和社會等因素，使得宗教在少數民族群眾中有著深刻的影響與極高的地位，這就使得宗教問題與民族問題常常交織在一起。如果我們處理不好少數民族的宗教信仰問題，就會傷害少數民族同胞的情感，影響民族間的和諧關系。相反，如果少數民族同胞的宗教信仰被尊重，就能夠拉近各民族間的情感，推動民族統戰工作的順利開展。因此，新時代想要繼續做好民族統戰工作，團結好少數民族同胞，我們就必須一以貫之地尊重少數民族宗教信仰。

（三）了解少數民族文化習俗是開展民族統戰工作的方法手段

由于社會歷史和地理條件等諸多因素，我國各少數民族在發展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獨有的文化傳統和風俗習慣。想要做好民族統戰工作，就必須了解、尊重他們的文化習俗。這在紅軍長征進入少數民族地區時，共產黨人就已經注意并做到了。朱德率領紅軍總部和紅四方面軍到達川西北地區時，就曾發布大量有關民族工作的布告，要求紅軍指戰員尊重當地少數民族的飲食禁忌、社會組織、語言文字、服飾舞蹈等在內的一切文化習俗。如1935 年6 月發布的《關于黨在番人中的工作決議》，就要求紅軍戰士“細心的了解番人里邊的政治經濟狀況，人口分布情形，生產情形，剝削關系與統治制度，階級劃分、文化、宗教、風俗習慣、生產”[28]。應該說，對當地少數民族文化習俗的了解、尊重、接納，拉近了紅軍與他們間的距離。不僅使紅軍與他們的關系更加和諧融洽，還及時解決了軍隊的補給問題，為長征中順利通過少數民族聚居區創造了良好的群眾基礎與物質支持。在西藏和平解放后，朱德更是對即將進藏工作的解放軍強調：“要尊重藏族同胞的生活習慣，學會藏語……和藏族同胞親密相處?！盵29]由此可見，了解少數民族的文化習俗，是我們在任何時期開展民族統戰工作都必須堅持的方針。只有這樣，才能增進各民族間的情感，有利于相關工作的順利開展。

（四）堅持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開展民族統戰工作的支撐保障

長征時期，為了將少數民族同胞從長期被壓迫、被奴役的環境中解救出來，朱德等黨的領導人帶領紅軍在少數民族地區建立了一批紅色革命政權，例如：湘西龍山地區的“苗漢聯合蘇維埃政府”、涼山彝族聚居區的“冕寧縣革命委員會”、康北藏族聚居區的“博巴自治政府”、川西藏族聚居區的“格勒德沙政府”等。這些民族自治政權使得少數民族同胞獲得了翻身做主的權利，而他們為了捍衛自己來之不易的權利，打土豪、分田地、積極組織生產、組建革命武裝力量，為民族區域治理以及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建立積累了經驗。從內蒙古自治區成立到民族區域自治被明確載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最終成為我國一項基本政治制度。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中指出：“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加強和改進黨的民族工作，全面推進民族團結進步事業?！盵30]由于我國一些少數民族地區仍處于欠發達狀態，各地區的發展水平也千差萬別，因此黨中央多次強調，“把牢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務，關鍵在于認清民族地區的發展問題，也就是要幫助民族自治地方發展經濟、改善民生”[31]。而只有堅持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才能夠逐漸消除我國民族地區因人口、資源分布等因素導致的經濟文化發展不平衡，才有利于各民族的發展和國家的繁榮。因此，作為我國基本政治制度之一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為我們開展民族統戰工作，團結各民族同胞一同建設祖國，提供了重要的支撐保障。我們也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統一戰線是凝聚人心、匯聚力量的強大法寶?！盵32]長征時期，朱德帶領紅軍指戰員從宣傳民族平等思想、尊重少數民族宗教信仰、落實民族解放政策等方面積極開展民族統戰工作，既團結了當地的少數民族同胞，確保了長征的最終勝利，也為后來這些地區的解放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朱德這些卓有成效的民族統戰工作，豐富和發展了黨的民族思想理論，對當下我們堅定不移地走好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開展好新時代的民族統戰工作具有重要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