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的“陣地”：二十世紀上半葉楹聯中的革命意識

秦紅玉

（湖南師范大學，湖南長沙 410081）

楹聯是中華民族一種極為獨特的藝術形式，它根植于中華民族古老的文化沃土，雅俗兼具的音韻規則、靈活生動的藝術形態、典型突出的民族特色，使其一直廣泛流傳在中國民間，成為大眾喜聞樂見的文學體式之一。雖然二十世紀初研究者們對傳統文化的探究與溯源未能讓楹聯成功進入學界的視野，但不可否認的是，楹聯這種具備極強群眾基礎的文化形式，一直是中國民眾傳遞思想、意識和精神話語的重要工具。十九世紀末，席卷整個中華民族的革命浪潮也同樣在楹聯文化中掀起了波瀾，各方有志之士在革命斗爭中將其鮮明的思想意識注入楹聯作品，形成了一道可觀的壯麗之景。因而，二十世紀上半葉層出不窮的楹聯創作，作為民族革命意識彰顯的又一“陣地”，不應被研究者們所忽視和遺忘。這部分革命色彩鮮明的楹聯創作蘊含著特定時代的社會思想和意識，是當時革命精神和傳統文化共同孕育出的寶貴產物。二十世紀上半葉出現的楹聯作品不僅借漢語文字描繪出革命斗士英勇的戰斗姿態和無畏的斗爭精神，還在字里行間流露出革命倡導者們磅礴的生命勁氣和崇高的思想理念。

一

鴉片戰爭后，中國社會經歷了前所未有之重大變局，西方列強的入侵導致中國從封建的主權國家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在此過程中，中國社會也在不斷地接受著西方現代化的思想和理念，催生出新的工商業模式和新的政治意識。從以太平天國運動為代表的農民革命到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再到“五四運動”開啟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最后到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取得革命的勝利，革命意識在中國近現代社會的發展歷程中長期存在，并保持著多樣且鮮活的姿態。無數革命人士通過語言文字，以演講、文章、著作的方式向社會大眾推介革命思想，抒發自身的見解，從而達到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目的。比如，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是對其民主思想的高度概括；毛澤東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是對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道路的理念闡釋；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2]向社會大眾系統地闡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等。誠然，革命理論和思想綱領的闡述依賴一定篇幅的文本材料，《三民主義》的雛形是興中會的成立誓詞以及《興中會章程》中的部分內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毛澤東寫給林彪的一封長信；《新民主主義論》原是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發言時的數頁演講稿。革命家們很少用小詩、短歌、楹聯等進行思想論述，而是經常選用演講稿、議論文、書信、報告文學等形式。一是因為后者本身所具備的社會功用性，二是因為革命理論的闡述和分析無法在體量短小的文學體裁中實現，但這并不意味著革命的意識沒有深入楹聯、短歌這一類精簡的文體中。恰恰相反，作為具有極強靈活性和包容性的藝術形式，楹聯在二十世紀上半葉這段革命意識飛揚的歷史時期，憑借其源遠流長的文化根基和頑強的生命活力[3]，展現出別樣的時代風采。

根據筆者所集資料顯示，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涌現大量具有濃郁革命意識的楹聯作品。1906 年，徐特立聽聞清政府與帝國主義簽訂賣國條約后，悲憤至極，提刀斷指，用鮮血書寫了“驅除韃虜 恢復中華”[4]八字聯①，以表其反帝反清的革命決心。孫中山于1923年為國民黨所題“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須努力”[5]一聯，常被早期共產黨人運用于針對時局提出政策之時。郭沫若紀念辛亥革命所寫的春聯——“共和三尺劍光復一戎衣”[6]，描述了革命人士在開創共和路上用三尺寶劍披荊斬棘，為光復祖國社稷身披戎裝征戰四方的英勇姿態。又如民國元年新春聯，“化九大州為一國，并十八省為一家，共和升平，億姓合群沾幸福 立三代后未有功，開五千年未有奇，脫離壓制，同胞努力挽強權”[7]上聯指明辛亥革命平割據之亂局，使天下為一家，億萬人民共享喜悅歡樂之情，下聯進一步贊頌革命的重要意義，從歷史的高度講述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兩千余年封建君主專制，這是“三代后”“五千年”都從未有過的功績。同時，“同胞努力挽強權”既是對辛亥革命者英勇行為的夸贊，也是對廣大同胞革命意識的呼喚，與上述提到的楹聯“同志仍需努力”有異曲同工之妙。胡適為梁啟超所寫的挽聯也蘊含了濃郁的革命意識——“文字收功，神州革命 生平自許，中國新民”[8]。愛國將領馮玉祥曾多次寫就楹聯，號召將士保家衛國、勇敢斗爭，如“抗戰必須到底 堅持就是勝利”[9]“孝子賢孫，須先救國 志士仁人，最重保民”[10]“救民安有息肩日 革命方為絕頂人”[11]，以及其為烈士秋瑾所寫的挽聯——“丹心結出和平果 碧血常開自由花”[12]，表露出他對秋瑾不畏生死的英勇行為的欽佩和對追尋和平自由的革命事業的支持。此外，“五四”街頭也出現了百姓創作的革命楹聯，如“齊心救國，豈貪區區之微利？ 挽救學生，不釋萬萬不開門!”[13]。

由此可見，救亡圖存、自由共和的革命意識在此時期的楹聯創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從十九世紀下半葉起對“救國”“保民”“驅爾異族”的奮力呼號，到辛亥革命后對“革命”“自由”“民主共和”的有意識性倡導，楹聯文化始終積極地參與到中國革命歷史發展的每一時期。更重要的是，這些帶有鮮明革命色彩的楹聯并不僅僅被當作政治宣傳的標語口號，而且憑借其自身的功用性和靈活性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上述所舉具有濃郁革命意識的春聯、門聯、挽聯、贈聯等多類型楹聯便是最好的例證。換言之，在二十世紀上半葉這一時期，楹聯這種街頭巷尾隨處可見、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民間藝術，一直是革命人士宣揚革命思想、英勇戰斗的重要“陣地”之一，其中描繪的斗爭姿態和蘊含的民族精神正是對當時仁人志士革命意識的又一寫照。

這些楹聯的創作者們身份多樣，有軍人、政客、學者等，他們大多都受到了新文化的影響，對楹聯有著某種“復雜心態”。一方面，在格律和體例上有著嚴格規則的楹聯是傳統文化的典型代表，從文體上而言，它是革命的對象；另一方面，楹聯作為民間文化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已然深刻地影響了清末至民國時期的文人學者，而其語言簡潔、結構對稱、節奏鮮明等特點，更是成為傳達革命思想的“利器”。因而，楹聯這種“既繼承了舊體詩詞高雅嚴正的特征，又兼容了民間藝術的智慧”的藝術形式，以其雅俗融合的姿態成為知識分子視野中的一塊“自由之地”。[3]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的“革命”楹聯創作中，“革命的意識”與“傳統的形式”以一種相互融合且動態平衡的姿態共存，這在新文化運動熱情高漲的年代是一種較為特殊且典型的現象，也代表著特定時代知識分子對楹聯文化復雜而矛盾的內心。

二

二十世紀上半葉，楹聯作品的革命意識表現在思想和文體的雙重層面。聯家們不僅將革命的觀念融入不同類別的楹聯創作中，還通過引用革命詞語、概述革命典故、暢想光明未來等方法，傳遞自身的革命思想和政治態度，并用白話文和簡單句的形式進行寫作，在語言和體例上做到了一定的革新。

第一，二十世紀上半葉不同種類的楹聯都存在著一定的革命意識，或是直接展露革命熱情、歌頌革命精神、憧憬自由未來，如革命事業恭賀聯、春聯、挽革命斗士聯、革命認識的自題聯等；或是通過批判諷刺敵對勢力展露自身對民主革命的支持與向往，如諷喻性行業聯、諷喻聯等。

辛亥武昌起義后，各地層出不窮的革命楹聯流露出全國軍民的歡呼喜悅之情，他們猶如呼吸到了一口自由的空氣，對武昌起義的熱切心情和對中國未來的美好憧憬在這些革命楹聯中展露無遺。例如，對聯大師吳恭亨祝賀長沙光復所寫的紀念聯，將其對革命事業初步成功的歡慶之情展現得淋漓盡致：“厥功首功，武昌響，長沙應 今日何日，專制死，自由生?！盵14]此聯聯腳節奏為“平仄仄 仄仄平”，雖不嚴格符合馬蹄韻規則，但聯句“仄起平收”，音韻協和。聯句不長，卻道明了“武昌”與“長沙”在革命事業上的攜手聯動，“專制死，自由生”一句更是有天地昭蘇、日月重光之感。又如，“脫君主以倡民權，倏忽義旗飛來，十八省英雄，虎攫龍拿，轉瞬河山歸大漢 順天心而膺革命，恰似陽春復始，五千年政治，武功文德，同胞努力奠神州”[15]一聯，將“民權”與“革命”并置而言，出語對語用詞氣勢磅礴，全國各省的革命英雄都參與到這偉大的事業中來。同時也號召更多的同胞加入革命的隊伍，共同努力“奠神州”。再如湖南軍政府大門聯（春聯）——“由新朔，慶和新春，民國新，政治新，衣冠人物新，錦繡江山更新。約同胞，跳上舞臺，酌酒獻椒，消受一番新歲月 排大清，光復大漢，宗旨大，強權大，種族精神大，經綸事業尤大。講共和，鏟除封建，掀天揭地，造成無數大英雄”[16]，談論“新”與“大”兩種概念，上聯歌頌革命首次起義，民國初立，萬象更新，流露出民國“新歲月”亟待各地同胞一同消受的歡愉之情。下聯上升到民族精神的偉大層面，革命旨在鏟除封建，創立共和，以達到開新天辟新地之目的。軍營戰士的英勇無畏和對中國革命的昂揚熱情在“新”與“大”的評論中展露無遺。

眾所周知，春聯的書寫內容是多方面的，除悼亡等有所避諱的內容外，大部分話題都可以在春聯中提到。以上兩聯便是將“新春”與“革命”共同融于聯句，不僅對革命已取得的初步成果進行贊揚，又對民國的自由未來賦予殷切祝福，符合春節“除舊迎新”的用途?！按郝撘獙懗鰰r代精神風貌，歷代春聯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當時的社會精神風貌”[17]，這些民國初年軍政府門聯，在繼承傳統春聯談論吉祥、祝福、志向等特點的基礎之上，融入了時代的關鍵性特征，寫出了革命初期中國社會的真實情況，具有一定的史學價值。當時，年僅19 歲的郭沫若也創作了二三十副長聯（春聯），其中不乏革命意識濃郁之作，這些春聯主要由“絕句”“律詩”轉化而來，技巧上相對簡單，卻也傳遞出郭沫若強盛的愛國熱情和對革命的赤誠之心?！皳糁腋吒?，英雄意洽三杯酒 彈琴復長嘯，壯士胸羅八萬兵”[18]一聯，化用盧楠詩句“燕臺擊筑且高歌”和王維五絕《竹里館》中的“彈琴復長嘯”，用“高歌”和“長嘯”表達革命勝利后郭沫若內心的喜悅?！疤一ù核樘煅?，寄語武陵人，于今可改秦衣服 鐵馬金戈回地軸，吟詩錦城客，此后休嗟蜀道難”[19]一聯是郭沫若較為得意的兩副春聯之一，這副長聯集七律和五律的對偶句成聯，句腳音韻“平平仄 仄仄平”符合傳統馬蹄韻，對仗工整，節奏鮮明?！皣鴦菀炎兏?，冉冉春回，問東君猶名皇否？ 天心早眷顧，眈眈虎視，嗟西虜其奈我何！”[20]一聯高度贊揚了辛亥武昌起義的壯舉。聯句中，“東君”原指“春神”，此處暗指清帝。出語第三小句“問東君猶名皇否？”用疑問句的形式道出數千年的封建王朝專制統治已然結束，未來是自由民主的中國。對語指西方帝國主義的“虎視眈眈”，中國雖有外患，但“天心”早已眷顧，聯作者堅信中國一定能擺脫列強的控制，以傲然姿態立于世界之林?！皢枴迸c“嗟”二字可謂神來之筆，將郭沫若對封建王朝、帝國主義的不屑與批判，和對中國的堅定信心與美好祝福展露無遺。郭沫若后來在《少年時代》自傳中追憶此時的心境，以為“只要把頭上的豚尾一剪，把那原始的黃色大龍旗的商標一掉換，把異民族的滿清政府一推倒，中國便立地可以成為‘醒獅’，便把英美德法意奧日俄等當時的所謂八大強當成幾個湯團一樣，一口吞下”[21]。此番言論，雖稍顯幼稚，卻也流露出少年郭沫若內心強烈的愛國之情和豪邁的革命意識。此外，郭沫若在春聯“故國同春色歸來，直欲硯池溟渤筆昆侖，裁天樣大旗橫書漢字 民權如海潮暴發，何難郡縣歐非城美奧，把地球員幅竟入版圖”[22]中，形容“民權”如“海潮般”爆發，甚至要將“地球員幅”納入版圖，青年人的凌云壯志和革命熱情一覽無余。

與春聯對革命事業的積極熱烈不同，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挽革命人士聯不僅有對逝者生前光輝業績的贊揚歌頌，也有對“革命尚未成功”的惋惜哀悼。實際上，挽聯作為治喪祭祀、追悼紀念用的楹聯，既是“為逝者送行”，也是“給親友安慰”[23]，以真實性和專一性為主要特點。比如，各界人士挽孫中山聯中出現的濃郁革命色彩和典型時代特征：

為東亞造和平，拯斯民于水火；

與列寧相伯仲，極世界之哀榮。

——吳玉章挽孫中山聯[24]

先二百年獨創名言視孔仲尼馬克思盧梭皆如無物；

后廿四史別開生面合朱元璋華盛頓列寧而為一人。[25]

——楊銓（楊杏佛）挽孫中山聯

是中國自由神，三民五權，推翻歷史數千年專制之局；

愿吾儕后死者，齊心協力，完成先生一二件未竟之功。

——蔡元培挽孫中山聯[26]

救國主義，最良無過三民；能令赤系蒼生，得公天下。

革命導師，長逝難經兩載；仍若青天白日，長照人間。

——劉大白挽孫中山聯[27]

國共合作的基礎如何，孫先生云：共產主義是三民主義的好朋友。

抗日勝利的原因安在，國人皆曰：侵略陣線是和平陣線的死對頭。

——毛澤東紀念孫中山、追悼抗戰中陣亡烈士聯[28]

第一聯中，吳玉章將孫中山與列寧并論，認為二者皆為救民于水火中的英雄人物，強調孫中山對中國社會的重要影響。挽孫中山聯中，經?？梢娐撟髡邔O中山與列寧、馬克思、盧梭、甘地、孔子等人一同論述，或是共同歌頌其所達之高度，或是用后者襯托前者的豐功偉績。如上述所舉第二聯，楊杏佛將孫中山與國內外歷史偉人并舉，甚至發出“獨創名言”“皆如無物”“別開生面”和“合為一人”的豪言壯語，由此可見革命志士們對先驅者的敬仰與尊崇。第三聯，蔡元培在出語中將孫中山稱為中國的“自由神”，極盡贊揚孫的偉大歷史功勛，后兩句概述孫中山扭轉千年專制局面的壯舉，對語是對吾輩、后輩發出“齊心協力”的呼號，希望將自由與革命的理念繼續傳揚?！巴瓿上壬欢淳怪Α币痪?，既是蔡元培對當時仁人志士的倡導和期許，也是對革命領袖“大業未成而中道崩殂”的哀悼和惋惜。全聯語言通俗平白，又如行云流水，一氣呵成。第四聯是劉大白為孫中山所作二十多副挽聯中的一首，提到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并尊稱他為“革命導師”，斯人雖已去兩載，而其心系蒼生的救國精神和革命意識仍然長照人間。第五聯作于1938 年延安，毛澤東寫此聯既是紀念孫中山逝世十三周年，也是追悼抗日英勇犧牲的革命戰士。對聯以句中句的形式，打破了傳統楹聯少用標點符號的規則，且句中多次運用現代虛詞“的”，使楹聯語言樸實，句式簡單，意義明了，卻最直觀地表達出對革命先鋒孫中山先生的尊敬，以及對侵略行為的批判和對和平民主的推崇。實際上，“革命”“三民”“共和”等都是挽孫中山聯中常見的核心概念。這些楹聯有很大一部分是直接敘述其生前的革命事跡，贊揚其自由、大同和博愛的革命精神。因特殊的時代背景，挽孫中山聯不同于傳統挽聯，追悼者們不再為了展示自我才情而故用華麗辭藻，而是更直接、更精確地將敘述目光放在孫中山的思想內核上，即民主革命的意識和精神。如，北京基督教青年會所寫挽聯———“民國其體 共和之魂”，用簡短的八個字道出革命領袖孫中山作為“體”和“魂”的重要地位，用詞質樸，意義深遠。

部分自題聯在表達聯家個人志向、品性的同時，也流露出較強的革命意識。這種意識雖不具備明確的革命方向，但作為革命理念的前期精神儲備，為革命意識的最終形成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比如，革命烈士李甲秾的自題聯：“吃苦是良圖，作苦事，用苦心，費苦勁，苦境終成樂境 偷閑非善策，說閑話，好閑游，做閑事，閑人就是廢人?！盵29]從聯面上看，出語和對語似乎與革命話題無關，但實際上，此聯對“苦”與“樂”“閑”與“廢”的反復論述，道出了李甲秾倡導先苦后甜、爭做實事的人生信條?！俺钥唷辈攀恰傲紙D”“偷閑”絕非“善策”的理念，同樣是他作為一名無產階級革命斗士所追尋的真理。1932 年，李甲秾面對曹明陣的嚴刑拷打，始終堅貞不屈，最后為共產黨的革命事業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他在獄中所寫的七言絕筆詩便與這副自題聯蘊含的勇敢奉獻、爭做實事的思想相呼應——“以身許國志如山，早把生死置等閑 戰斗一生為革命，粉身碎骨也心甘”[30]。章太炎、李大釗、朱自清、周恩來等人的自題聯亦是如此：

肩頭伊尹誰能任

腳底鴟夷未了心

——章太炎自題[31]

鐵肩擔道義

妙手著文章

——李大釗自題[32]

但得夕陽無限好

何須惆悵近黃昏

——朱自清自題[33]

與有肝膽人共事

從無字句處讀書

——周恩來自題[34]

章太炎自題聯以“誰能任”一問出語，究竟誰是當今社會的“伊尹（商朝開國元勛）”，能擔起滅清開國之重任。下聯以熱血為國的豪情呼吁更多的仁人志士加入革命隊伍中來，義無反顧為國家事業犧牲，絕不動搖初心。此聯用“伊尹”和“鴟夷”兩個典故，抒發作者胸中的浩然之氣，既符合章太炎文人學者的身份，也同他驚世駭俗的政論文章一樣，有著相似的宣傳鼓動性。聯句于七言出對之間，道明了章太炎誓死為國、昂揚奮進的革命心聲。李大釗自題聯更像是一句戰斗誓言，化用明中期著名諫臣楊繼盛的名聯“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35]，以“妙”替“辣”，新意頓生。李大釗希望以鋼鐵般堅硬的肩膀擔起革命的正義事業，用巧妙的文字寫就激勵人心的文章以宣傳中國共產黨的精神理念，這同時也是他精神內核和革命事業的真實寫照。而朱自清的自題聯看似是感嘆時間與人生的關系，實際上是朱自清樂觀生活、積極奮進的精神寫照?！按寺撘娪谧髡呱皶覆ＡО逑隆盵36]，作為一種人生觀時刻影響著朱自清，正是在這種“夕陽無限好”的思想引導下，朱自清晚年即使病痛纏身，仍堅持寫作，在極短的時間內創作了《新詩雜談》《論雅俗共賞》等作品。第三聯是周恩來早年所寫的楹聯，強調要同忠誠、無私、意志堅定的同志往來共事，要到社會實踐的“無字句”中去學習知識，開拓視野，其中蘊含的革命意識一目了然。

通過上述分析可知，不論是門聯、春聯，還是革命人士挽聯、自題聯，都是從正面宣揚進步意識和戰斗思想，表達的是聯家們對革命事業的熱情和追崇。同樣，二十世紀上半葉也存在著這樣一批楹聯，它們用明嘲暗諷的語言文字和夸張精巧的修辭方式痛批反革命勢力，將敵對面的腐朽黑暗赤裸裸地暴露在陽光下。比如，近現代著名楹聯大師劉師亮所寫楹聯——“普天同慶，慶得自然，慶慶慶，當慶慶，當慶當慶當當慶；舉國若狂，狂到極點，狂狂狂，懂狂狂，懂狂懂狂懂懂狂”[37]。此聯頻繁使用摹聲詞“當慶”和“懂狂”，諧音現場敲鑼打鼓發出的“鐺鏘”和“哐鏜”聲，熱鬧程度可見一斑。更重要的是，摹聲詞占楹聯整體字數一半以上，大量的重復不僅沒有給楹聯造成蒼白、機械的消極影響，反而賦予此諷喻聯以生動、形象的畫面，對袁世凱行為的不屑與譏諷一目了然。此般情感豐富的諷喻聯亦出現在“五四運動”當天的街頭，大量斥罵漢奸賣國賊的行業諷喻聯凸顯出社會各界人士濃郁的革命意識。一家帽子店貼出的大門聯：“大家舍卻頭顱，去拼國賊 不必到我店中，來買帽子?！盵13]這樣蘊含深切反思精神和革命意識的諷喻聯直到現在也依然是大眾手中強有力的發聲“武器”。聞一多被暗殺時，時人作諷喻聯表達內心的怨憤和仇恨，直接用白話俗語謾罵國民黨的無恥行徑，猛批他們的腐敗統治：“愛和平有罪，要民主有罪，爭自由有罪，見他媽的鬼，那狗屁憲法 打內戰可以，賣國家可以，殺學者可以，滾你娘的蛋，這無恥政府?！盵38]此聯橫批“黨國所賜”更是與上下兩聯聯句相呼應，可謂是敢怒敢罵、灑血為國的典范。

第二，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楹聯在語言音韻和句式體例上也做到了一定的革新。眾所周知，楹聯是一種集視覺觀賞性和聽覺感悟性于一體的藝術樣式。在視覺上表現出極強的對稱美和均衡美，而在聽覺上以節奏美和韻律美為首要特點。與唐宋時期的傳統楹聯寫作不同，此時期的楹聯語言總體上呈現出白話化和大眾化的傾向。隨著“不須古典之言”“我手寫我口”“文學改良芻議”等主張的提出，楹聯文體在語言、音韻、句式上的革新愈發明顯?；蛘哒f，在文體革命不斷發展的時代，聯作家們開始有意識地用俗語、俚語創作楹聯，更有部分學者不再遵循嚴格的古典平仄規則，更自由更隨性地寫就貼近民眾生活的楹聯作品。這些白話化的楹聯在文體和內容的雙重層面傳遞出鮮明的革命意識，作為優秀的民間文學代表，更加深入人心。

比如，俞慶棠挽魯迅聯：

不做空頭文學家，死者已用了鐵筆鐵肩，挑過民族解放的擔子；

要作真心革命者，活人要拿出赤心赤血，趕走壓迫中華的敵人。[39]

從對聯的內容上看，俞慶棠用平實質樸的語言將魯迅描繪成為國家解放、為民族崛起而奮斗的文學家和革命家，在下聯更是呼吁社會大眾做真心的革命者，勇于用赤膽忠心同敵對勢力作斗爭。聯句用“鐵筆鐵肩”“民族解放”“真心革命”“赤心赤血”等詞，既傳遞出作者極強的民族覺醒意識，又表現為對革命事業的熱烈倡導。值得一提的是，此挽聯中使用了助詞“了”和“的”，這在傳統楹聯，尤其是以莊重肅穆為首要特點的挽聯中，是較為少見的。助詞屬于虛詞一類，在句子中僅起到輔助作用，并不具備實際意義。而俞慶棠在此聯中對語助詞的運用，一方面使得聯句更加真實平白，符合魯迅作為新文化運動倡導者的身份；另一方面，虛詞在傳統楹聯文化中的輸入是“五四”新女性俞慶棠對白話文運動的一種支持和響應，彰顯出她進步思想中的文體革命意識。從對聯的平仄音韻來看，此聯句腳為“平平仄 仄仄平”，符合馬蹄韻正格，平仄相對，仄起平收。但聯句中音韻變化不完全符合平仄相對、音韻相諧的總體要求，出現一定的變化。

顯然，出身教育世家又作為時代新女性的俞慶棠是有意識、有目的地為魯迅創作挽聯，此聯在內容上表達了對魯迅生前所做革命事業的敬仰和對其解放精神的贊揚，在文體上用實際行動展示了作者推行文體革命和白話運動的意圖，既是一副情真意切的挽聯作品，又具有特定時代和歷史的深遠價值。二十世紀上半葉同時在內容表達和音韻體例上呈現鮮明革命特質的楹聯創作數不勝數，筆者這里不再一一贅述。

三

楹聯，作為一種具有堅實民眾基礎的文學樣式，是特定歷史時期的真實反映，各界人士通過楹聯創作抒發日常情感，表達內心思想。從某種意義上說，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楹聯以其包容、開放、多元的姿態，從“音”“形”“義”三方面接納了時代的變革。這部分楹聯是古典韻文文化與近現代革命意識碰撞交融后的產物，它們在不打破傳統楹聯文化對稱美和韻律美的原則之上，進一步與社會意識、時代特征接軌，逐漸成了“我手寫我口”的實踐性文體之一。二十世紀上半葉的聯作家們通過創作蘊含革命意識的楹聯作品，表達自身愿為國家、為民族奮斗犧牲的豪情壯志，賦予楹聯以革命宣傳性和政治鼓動性的特點，使其成為中國革命和民族解放的戰斗陣地。盡管楹聯文化因其短小、精簡的體量無法成為革命家辯論和批判的主要陣地，但其自身所具備的大眾化和民間化的特質，卻是革命熱情高揚的年代所急需的。因此，與民間歌謠、口號標語一樣，二十世紀上半葉的絕大部分楹聯承擔起了進步思想宣傳和革命熱情渲染的重要作用。比如，劉師亮諷刺民國某法院聯，“有條有理 無法無天”[40]，與法院的“明鏡高懸”和“執法如山”形成鮮明對比，諷刺意味強烈。再如，1931 年“九一八”事變后，時人為了追悼死難的同胞寫了一副二字挽聯：“死！生？”聯句意為：寧肯站著死，不愿倒著生。將顛倒的漢字與感嘆號、疑問號相結合，表達出時人對革命烈士的敬仰與追崇，同時也流露出自身堅定的革命信念和不屈意志。更難得的是，此聯出語“死”與對語“生”在音韻上滿足平仄相對，仄起平收的傳統楹聯規則，可謂絕妙。

隨著白話文運動的逐漸發展，愈來愈多的聯作家們開始用俗語、俚語創作楹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楹聯作品的文化性。二十世紀上半葉，楹聯創作中“涌入”的大量革命思想意識，不僅是民族氣節和時代精神的彰顯，也是對楹聯藝術所蘊含的傳統審美韻味的解構。這些因革命宣傳而存在的楹聯作品，在具備極強目的性和鼓動性的同時，忽視了其仍屬于古典韻文文體范疇的本質，這導致一些革命意識強烈的楹聯創作呈現去感情化、去文化化、去格律化，乃至平面化、簡單化的傾向。比如馮玉祥賀女兒女婿新婚的喜聯——“民主新伴侶 自由兩先鋒”[41]，聯句中蘊含的革命精神不用多說，但此聯因用詞過于簡單隨性，體量較小，整體上更像是一句口號，而非楹聯。又如李大釗挽孫中山的214 字長聯中，出語和對語各六句，其中第一句分別為：“廣東是現代思想匯注之區”與“中華為世界列強競爭所在”[42]。顯然，這兩句不論是在平仄音韻，還是在句式結構上，都不符合傳統楹聯的規則，頗有宣傳標語的意味。

但仍有一部分從舊時代里脫胎出來的文人學者，他們將新潮思想融入舊體形式中，創作了一系列充滿古典韻味的革命楹作，“新”與“舊”在這些作品中完美調和。章太炎便是其中典型代表。魯迅尊稱老師章太炎為“有學問的革命家”，章太炎的楹聯作品證實了這一點：（挽梁啟超）“進退上下，式躍在淵，以師長責言，匡復深心姑屈己 恢詭譎怪，道通為一，逮梟雄僭制，共和再造賴斯人！”[43]此聯不論是在句法上，還是在用詞上，都是以文言古體為主，全聯僅用一個外來詞——“共和”。聯句提到了梁啟超與其師父康有為的恩怨，并將梁啟超反對帝制的行為稱之為“共和再造”，概括貼切，旨向鮮明。此外，章太炎為孫中山寫的數對挽聯也是舊瓶裝新酒——以文言的形式承載時代的革命意識。比如：“孫郎使天下三分，當魏德初萌，江表豈讓忘襲許 南國是吾家舊物，怨靈修浩蕩，武關無故入盟秦?！盵44]此聯不同于一般的挽孫中山聯，重點不在頌揚逝者生前的功績，而是嘆息孫中山寄希望于軍閥勢力，北上會談的行為。章太炎對孫中山敬挽的背后，蘊含的是喚起民眾警惕反動派的目的，從而提升革命隊伍對社會時局的認識程度。

總的來說，在二十世紀上半葉這個民族意識不斷覺醒的年代，不論是完全白話化的楹聯，還是新舊風格交織的楹聯，都傳遞出聯作家個人獨特的文人情懷，同時也彰顯出這個時代的先進知識分子群體對國家、對社會的積極關注與參與。聯家們將自己內心濃郁的家國情懷融入楹聯創作，賦予楹聯藝術更為廣闊、更為深遠的價值內涵。實際上，特殊時期高揚的革命熱情與救國意志給楹聯創作帶來的平面化和政治化影響，是無法避免的，我們應當正視這種現象。楹聯作為一種“被邊緣化”的文學樣式，與處在中心的小說、詩歌、散文等不同，它以一種更為包容、更為自由、更為多元的姿態接納了當時知識分子的思想和理念。也恰恰是這種“非主流性”的文學地位，與其一直以來堅實的群眾基礎相結合，使得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楹聯創作成為“我手寫我口”的自由之陣地，革命的思想和意識也得以在這“副戰場”中張揚。

注釋：

①二十世紀上半頁創作的楹聯中，有一部分本身帶有標點，有一部沒有標點。對于沒有標點的對聯，上下聯之間用空一個字符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