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請托與治理

孫 旭

（中國政法大學，北京 10088）

中國古代社會“人情文化”特征較為明顯，情與法的關系一直是法治面臨的基本問題，歷代法治也并非用情大于法、情法協調等關系所能簡單概括，特別是立法本意與執行情況、民眾意識之間的反差，人情裹挾下官員的法治思維多元化，具體治理措施的左右搖擺與艱難探索等，使之成為古代法制建設、法治文化中很有特色的部分，也為當代人情腐敗治理提供了思路與借鑒。其中，請托罪的法條制定及實踐治理比較典型地體現了情與法的關系，一直是政治和法律領域的難題?？梢哉f，自從中國古代國家產生以來，針對請托的立法和司法實踐從未停止過。漢武帝時出現獨立的請托罪法，并在唐代達到成熟①，此后延續至清代。

一、請托與《唐律疏議》中的懲處

請托在古代也稱請謁、聽請、囑托（又作屬托）、請求等，指以人情為主要交換憑據，通過曲枉法律規章來自謀私利的違法行為。其參與者有欲謀私利的請托者與掌握行政司法權力的受托者兩方。按請托者與受托者關系的不同，請托可分為兩類：一是人情請托，雙方是較單純的熟識關系，以人情為依托，特點是感情色彩濃厚，常沒有第三方知曉；二是勢要請托，請托者是權豪勢要之人，受托者懾于其威勢而枉法，特點是受托者往往處于被動地位，較公開化。

唐律的代表法典是《唐律疏議》，律文成于貞觀間，疏議成于永徽至開元間，是中國現存最早、最完整的成文法，也是世界法制史上的一座豐碑。其《職制》類主要收錄與官員博名、財產犯罪相關的條款17 條，其中有“有所請求”條，專述不涉及錢物的請托犯罪。

有所請求

諸有所請求者，笞五十。謂從主司求曲法之事。即為人請者，與自請同。主司許者，與同罪。主司不許，及請求者皆不坐。已施行者，各杖一百。

【疏】議曰：凡是公事，各依正理，輒有請求，規為曲法者，笞五十。即為人請求，雖非己事，與自請同，亦笞五十。主司許者，謂然其所請，亦笞五十，故云“與同罪”。若主司不許，及請求之人皆不坐。已施行，謂曲法之事已行，主司及請求之者各杖一百，本罪仍坐。

所枉罪重者，主司以出入人罪論。他人及親屬為請求者，減主司罪三等。自請求者，加本罪一等。

【疏】議曰：所枉重者，謂所司得囑請，枉曲斷事，重于一百杖者，主司得出入人罪論。假如先是一年徒罪，囑請免徒，主司得出入徒罪，還得一年徒坐。他人及親屬為請求者，減主司罪三等，唯合杖八十。此則減罪輕于已施行杖一百，如此之類，皆依杖一百科之。若他人、親屬等囑請徒二年半罪，主司曲為斷免者，他人等減三等，仍合徒一年。如此之類，減罪重于杖一百者，皆從減科。若身自請求而得枉法者，各加所請求罪一等科之。

即監臨勢要。勢要者，雖官卑亦同。為人囑請者，杖一百。所枉重者，罪與主司同。至死者，減一等。

【疏】議曰：監臨者，謂統攝案驗之官。勢要者，謂除監臨以外，但是官人，不限階品高下，唯據主司畏懼不敢乖違者，雖官卑亦同。為人囑請曲法者，無問行與不行、許與不許，但囑即合杖一百。主司許者，笞五十。所枉重于杖一百，與主司出入坐同。主司據法合死者，監臨勢要合減死一等。[1]

由上可以看出：第一，將請托犯罪列入《職制》類，強調了其主體是官員。事實上無財請托者很多都是權勢之人；第二，繼承了漢律請托與賄賂分離（與賄賂相關的請托另有“受人財為請求”“有事以財行求”“監主受財枉法”“事后受財”諸條）、請托者亦受懲處的原則，規定的更為明確；第三，主司已許，雖未施行，亦要受懲，與漢律事已行才受懲不同；第四，請托者若為官吏，懲處重于普通人，因其本為知法、執法者之故；第五，規定頗為細致具體，區分了輕重不同的情況，可操作性強。

《唐律疏議》的請托罪法吸收了前代立法的思路做法，較為完備詳細，標志著請托罪立法已走向成熟，其量刑的原則、對象、幅度等基本為宋、明、清各代承襲。將主要基于人情的請托單獨立法，與雜有錢物的請托區別開來（雜有錢物的請托在《唐律疏議》中屬于贓罪），是唐律乃至中國古代法律的一大特色，體現出中國法治文化的獨特性。反觀外國古代重要法典，有對法官公正廉潔的強調和規定，但沒有獨立的請托罪法，這從古代諸法典中都可看出，如古巴比倫《漢謨拉比法典》（公元前十八世紀）、古赫梯《赫梯法典》（公元前十五世紀）、古羅馬《十二銅表法》（公元前五世紀）、古印度《摩奴法典》（公元前二世紀至二世紀）、古法蘭克《薩利克法典》（五世紀）、古羅馬《學說匯纂》第48卷（羅馬刑事法，六世紀）等。獨立、詳細的請托罪法是中國重人情文化背景下保證法律權威的產物，是法律對人情突圍的重大努力。

唐律將請托當作違法行為加以懲處，可以說是比較徹底的法治思維，但在實踐中卻始終無法真正貫徹實施。

二、唐代的科舉、干謁與請托

與漢代以察舉選官不同，唐代以科舉——分科考試選官，照理會排斥人的因素，使請托屏跡。但實際上，唐代的科舉選官實行的并不徹底，同時還有薦舉、門蔭等途徑，故而無法完全排除人的因素。而且唐代科舉考試不糊名，由主考官決定去取，“唐世科舉之柄，專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為之助，謂之通榜”[2]。在這種情況下，士子為了科考及第，常干謁有名望者，冀其向主考官推薦。干謁的常見方式是行卷，“所謂行卷，就是應試的舉子將自己的文學創作加以編輯，寫成卷軸，在考試以前送呈當時在社會上、政治上和文壇上有地位的人，請求他們向主司即主持考試的禮部侍郎推薦，從而增加自己及第希望的一種手段。這也就是一種憑借作品進行自我介紹的手段”[3]。唐代著名詩人如王維、李白、杜甫、白居易、韓愈等，都曾通過行卷或書信等方式求知于人。

最初，主考官畏于時評，有所顧忌，“其取人也，畏于譏議，多公而審”[4]；不問派系、門第，不準請托，“當時唯務切磋，不分黨甲，絕僥幸請托之路，有推賢讓能之風。等列標名，僅同科第；既為盛事，固可公行”[5]，這在當時確實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既然薦舉在科考中占有重要分量，而“賞識”在某種程度上又因人而異、沒有一定之規，一些權貴為子弟、親朋前途計，遂開始動用人際關系，請托于人。這對當時的社會風氣造成非常不好的影響，更多的文人為了求取功名，挖空心思，尋覓、請求、逢迎，干謁遂由正常的自我推薦方式蛻變為請托。武則天時，左補闕薛登批評當時的“覓舉”現象：“今之舉人，……或明制才出，試遣搜揚，驅馳府寺之門，出入王公之第。上啟陳詩，唯希欬唾之澤；摩頂至足，冀荷提攜之恩。故俗號舉人，皆稱覓舉。覓為自求之稱，未是人知之辭?！盵6]文人的自尊、自信至此基本無存。就當時社會而言，“今之得舉者，不以親，則以勢；不以賄，則以交”[7]，請托盛行，初生的科舉考試制度遭到極大破壞。

不只是科考領域的干謁易引發請托，事實上，只要有人，注重人情，就會發生請托，只不過科考直接關系到富貴功名，表現得最為突出。

三、唐代皇帝對請托的態度

請托罪法明載于律典，依其懲處請托行為，即可達到限制、打擊人情干預司法行政的目的。但由中國古代權治社會的屬性決定，法律的社會地位是次要的、從屬的，良法美意不一定能通過執行得到實現，“條文的規定是一回事，法律的實施又是一回事。某一法律不一定能執行，成為具文。社會現實與法律條文之間，往往存在著一定的差距”[8]。請托罪法的執行亦然，這主要表現在皇帝對請托的態度上。本質上，皇權是規則的出處，也是規則最大的破壞力量，皇權對請托的治理，底層邏輯是以是否危及統治地位為限，但也不是每一個統治者都有這種理智，故常表現為其立場的動搖和目標上標榜自己的明君人設。

（一）曲從私情，接受親近之人的請托

在是否接受請托的問題上，作為皇帝有兩種心態需要關注：一是身份上的公與私，皇帝職位本身是國家公器，同時皇帝也是個體的存在，有自己的親情、友情、愛憎；二是后果上的輕微與嚴重，是否認識到后果的嚴重性、長遠性。唐代皇帝有預防請托等人情腐敗的意識，如太宗即位時曾言：“以天下為公，無私于物?！盵9]高宗因不滿官場講人情的習氣，曾問計于長孫無忌：“聞所在官司，行事猶互觀情面，多不盡公?！盵10]這是從皇帝職位及長遠效果著眼的，一般皇帝都會有這種意識，這直接關系到社會運行及皇權穩固。但若涉及私情，皇帝往往會拋卻公義甚至利用公職來營私徇情，顯示出認識的分裂與矛盾。

長孫皇后異母兄長孫安業參與謀反將被誅，長孫皇后跪求太宗：“安業之罪，萬死無赦。然不慈于妾，天下知之，今置以極刑，人必謂妾恃寵以復其兄，無乃為圣朝累乎！”[11]長孫皇后在父親去世后，被長孫安業逐回外家。后長孫皇后富貴，反請太宗厚加恩禮，使之位至將軍。長孫皇后擔心此次長孫安業被誅，別人會誤以為是自己乘機報復兄長，從而“為圣朝累”?？紤]到長孫皇后此前的行為，“為圣朝累”很可能是其為長孫安業請托的冠冕理由。太宗最后同意從輕懲處，長孫安業被“減流越巂”[12]。這種對私情的維護，是以對法律的破壞為代價的。

高宗時衛尉卿尉遲寶琳脅迫人做妾，侍御史劉藏器彈劾其歸還。尉遲寶琳為尉遲敬德的嫡長子，憑此身份，“私請帝止其還”。劉藏器幾次彈劾，高宗出于私情，“凡再劾再止”，出面平息。劉藏器慷慨陳詞：“法為天下縣衡，萬民所共，陛下用舍繇情，法何所施？今寶琳私請，陛下從之；臣公劾，陛下亦從之。今日從，明日改，下何所遵？彼匹夫匹婦猶憚失信，況天子乎?！盵13]一針見血地指出私情對公法的破壞。高宗被迫同意，但仍心內銜之，后遷劉藏器為比部員外郎。這能看出皇帝對請托認識的二重性：對于劉藏器的觀點，高宗也是認可、無法辯駁的，但內心又希望自己作為個人的私情也能兼顧到。這種矛盾心理反映出另一更深層次的認識——自己此次徇情是輕微的，只是整個司法實踐中一個小小的個案，不會對國家治理產生較大的、長遠的危害。事實上這一徇情案件確實也相對不大，但對當事人來說就是大事，對社會風氣的侵蝕也會起到助推作用，高宗顯然沒有充分認識到“千里之堤，潰于蟻穴”的道理，沒有意識到皇帝徇私對社會公義的巨大破壞。

玄宗也曾有類似做法。其寵愛的樂工胡雛曾犯法，洛陽令崔隱甫欲逮之。胡雛請求玄宗搭救。玄宗著意安排此事，“非時，托以他事，召隱甫對”，并安排胡雛“在側”。玄宗指著胡雛道：“就卿乞此得否？”崔隱甫道：“陛下此言，是輕臣而重樂人也?！碧岢鲛o官。玄宗只好給自己找臺階下，托言“朕與卿戲耳”，同意崔隱甫將胡雛帶走。俄頃又“有敕釋放”[14]，仍欲包庇之?？梢娦谑钦嫘南霂椭r的，然而崔隱甫已杖殺之。

中宗時曾大行“斜封官”，越過中書、門下兩省的制衡自行封官?！顿Y治通鑒》載：“安樂、長寧公主及皇后妹郕國夫人、上官婕妤、婕妤母沛國夫人鄭氏、尚宮柴氏、賀婁氏，女巫第五英兒、隴西夫人趙氏，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賕。雖屠沽臧獲，用錢三十萬，則別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錢三萬，則度為僧尼。其員外、同正、試、攝、檢校、判、知官，凡數千人。西京、東都各置兩吏部侍郎，為四銓，選者歲數萬人?！盵15]“斜封官”是唐中宗縱容請托的標志性現象，其出于私心的受托行為不但破壞了國家制度，敗壞了社會風氣，還給后世留下不良影響。宋代“內降”、明代“朝奉官”均可溯源于此，但他本人對這一做法的破壞性及長遠影響顯然缺乏足夠認識。

針對高宗“互觀情面，多不盡公”[16]的詢問，長孫無忌曾回答：“此豈敢言無，然肆情曲法，實亦不敢。至于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不能免?！盵17]長孫無忌領導編纂《唐律疏議》，其對律法的意義、請托罪法的條文及如何懲處應有深入了解，且其也是守法的高官，這段話比較典型地反映了一般官吏對請托的認識：大的不能、不敢，小的接受，在法與情之間取得平衡；這一點，即便皇帝也不能免俗?；实郾救藢Υ艘残闹敲?。玄宗時，駙馬都尉王守一請求為其父建造高規格墳墓，玄宗答應。宋璟、蘇颋上疏請止，玄宗悅之：“朕每欲正身率下，況于妻子，何敢私之!然此乃人所難言。卿能固守典禮，以成朕美，垂法將來，誠所望也?！盵18]己身不得已而曲從私情，卻期望臣子“固守典禮，以成朕美”，典型地反映了皇帝處在私情與公義的夾縫中而左右搖擺的心態。在皇權缺乏有力制約的情境下，公義與私情的區分只能靠皇帝本人深入的認識、理性的克制、長久的堅持及臣子公忠的進諫來實現，但這些非基于制度性保障的主觀性行為顯然難以有效持續。

（二）認識偏狹，鄙視、迫害、舉發請托者

《唐律疏議》沒有舉發請托的規定，直至明清，律典中都沒有這一規定，但有些明清皇帝提出舉發請托的要求。唐代皇帝沒有提出這一要求，不僅于此，還出于認識上的偏狹，鄙視、迫害舉發者。

據《新唐書》所載，魏知古早年得姚崇引薦，后與姚崇并列為相，但為姚崇所輕。姚崇奏請任命魏知古為吏部尚書，主持東都洛陽選士，魏知古心內“憾焉”。時姚崇二子在洛陽，“通賓客饋遺，憑舊請托”。魏知古返京后，“悉以聞”。一日，玄宗詢問姚崇其子才學及住居，姚崇揣摩上意，奏云：“臣二子分司東都，其為人多欲而寡慎，是必嘗以事干魏知古?！毙诒疽詾橐Τ鐣觾鹤?，不想無私坦言，心內大喜，詢問何由知之。姚崇道曾薦拔魏知古于微時，兒子們可能因此“必謂其見德而請之”。玄宗于是“愛崇不私而薄知古，欲斥之”[19]。姚崇反為之請，玄宗乃止，但卒罷魏知古為工部尚書?！杜f唐書》《次柳氏舊聞》所記與此有所不同?！杜f唐書》未記此事，僅言“姚崇深忌憚之，陰加讒毀，乃除工部尚書，罷知政事”[20]，即姚崇迫害魏知古?！洞瘟吓f聞》則言“以吏部尚書宋璟門下過官，知古心銜之，思有以中之者”[21]，即魏知古存心報復姚崇。無論魏知古舉發請托是否出于報復之心，姚崇二子請托都是實情，玄宗不懲處請托，反以魏知古舉發之行為負心從而打擊之，頗不公允。

德宗也曾鄙視、迫害令狐峘對請托的舉發：有士子杜封者，故相鴻漸子，求補弘文生。炎嘗出杜氏門下，托封于峘。峘謂使者曰：“相公誠憐封，欲成一名，乞署封名下一字，峘得以志之?！毖撞灰鈲`賣，即署名托封。峘以炎所署奏論，言：“宰相迫臣以私，臣若從之，則負陛下；不從，則炎當害臣?！钡伦诔鍪鑶栄?，炎具言其事。德宗怒甚，曰：“此奸人，無可奈何?！庇麤Q杖流之。炎苦救解，貶衡州別駕。[22]

謝紅星指出《唐摭言》卷一四《主司失意》亦記此事，其中“峘惶恐甚，因進其私書”[23]，認為：“按《舊唐書》所載，當是令狐峘存心坑害楊炎，但無論如何楊炎向令狐峘請托是實，其錯在先?！盵24]德宗怒責令狐峘，在于其以詐術獲得證據，就一般道德意義而言，顯然屬于缺德。相對于貌似正直的舉發請托及不“負陛下”[25]的表白，缺德牽涉官德，更讓德宗不屑，故重責之。但其舉發請托本身基于法治意識，德宗沒有意識到此而適當褒揚，也不懲處請托者，從認識上顯得比較狹隘。

舉發請托為發現請托的途徑之一，對請托者具有一定的威懾力。玄宗、德宗不積極倡導臣子舉發請托，反怒斥舉發者為“薄”[26]、“奸人”[27]，予以貶官，認識上的偏狹，導致其客觀上認可了“正人”較輕微的請托行為，對整個官場風氣產生直接的負面影響?；实鄣倪@種態度，究其根源，一方面是輕視請托的危害，在中國古代公私界限不明確的社會文化心理之下，認為請托“應該”，“沒什么大不了”，“大家都這么做”，不認為有多大危害；另一方面是儒家思想影響，在儒家德治理念背景下，“隱惡揚善”成為教化民眾及為人處世的基本思路和美德體現。因而對舉發請托一直心懷警惕甚至反感，生怕為了短期效果而妨礙世道人心的長遠教化，反映的依然是法治意識欠缺。

（三）缺乏度量，借懲處請托以打擊與己政見不合者

自古以來，借懲處請托之名，行打擊報復之實的情況并不鮮見，但主要發生于官員之間。特別是明代，政治黑暗，黨爭嚴重，不少朝臣借懲處請托而黨同伐異。但玄宗卻以帝王之尊，借懲處請托以打擊與己政見不合者，顯示出缺乏肚量的一面。

玄宗對中書令張九齡的直言敢諫不滿：“事總由卿？”后借懲處張九齡好友、中書侍郎嚴挺之的請托案，將其罷免。嚴挺之前妻再嫁之夫蔚州刺史王元琰坐贓，玄宗命三司使審訊，嚴挺之出面為其請托。玄宗察之，告張九齡：“王元琰不無贓罪，嚴挺之囑托所由輩有顏面?！本琵g曰：“此挺之前妻，今已婚崔氏（又與王元琰離婚，再嫁崔姓），不合有情?！毙谠唬骸扒洳恢?，雖離之，亦卻有私?！贝撕?，玄宗“籍前事，以九齡有黨，與裴耀卿俱罷知政事，拜左、右丞相，出挺之為洺州刺史，元琰流于嶺外”。張九齡與嚴挺之交好但并未結黨，且嚴挺之請托一事，張九齡并未參與，只因曾“違忤圣情”[28]，即為玄宗懷恨，借懲處請托而打擊，這對政治生態的影響是極壞的。

太宗乃一代明君，高宗雖平庸卻不昏庸，玄宗是先明后暗。太宗把法律上升到“國之權衡也，時之準繩也”[29]的高度，太宗、高宗還幾次召集朝臣進行大規模的立法活動，成果之一是制定了堪稱中國古代立法史高峰的《唐律疏議》，但在請托的問題上，他們都不是很明智——或曲從私情，接受親近之人的請托；或認識偏狹，鄙視、迫害舉發請托者；或缺乏肚量，借懲處請托以打擊與己政見不合者，說明在他們的心目中，請托不是一種很嚴重的犯罪，自己有權凌駕于法律之上。請托罪法是古代最沒有被很好執行的法條之一，就唐代的社會環境來看，皇帝帶頭輕視、破壞是原因之一。

當然，唐代也有比較重視治理請托的皇帝。睿宗時，宦官閭興貴以事請托長安令李朝隱。李朝隱不受其請，“命拽出之”。睿宗聞而贊曰：“卿為京縣令能如此，朕復何憂?！盵30]乃下制：“宜加一階，用表剛烈?？商写蠓?。特賜中上考，兼絹百匹?！盵31]這是所知最早的對拒絕請托的獎勵。

太極元年（712 年）四月辛丑，為解決長期以來法紀隳墮的衰態，睿宗下制對官員實行重罰：“‘自今已后，造偽頭首者斬，仍沒一房資財，同用蔭者并停奪?！瑫r，為保障這一嚴刑峻法的實現，特別申明：‘上下官僚輒緣私情相囑者，其受囑人宜封狀奏聞。成器已下，朕自決罰。其余王公已下，并解見任官，三五年間不須齒錄。其進狀人別加褒賞。御史宜令分察諸司?！盵32]這是所知最早的對舉發請托的獎勵。

上述措施對拒絕、舉發請托者具有吸引力，對請托者也構成威懾力，因為請托者事前得考量對方是否會為了獲得獎勵而拒絕、舉發自己?？上Р恢固拼?，放眼整個中國古代，能制定這樣措施的皇帝少之又少。

四、唐代請托犯罪的特點

請托雖為中國古代社會所共有的一種現象，但受時代風潮、政治斗爭等因素的影響，在不同歷史階段，還是“一代有一代之請托”的。唐代請托在參與者的身份等方面，頗能體現出一些特殊性。

（一）后妃、公主等參與請托

在其他朝代，無論是請托者，還是受托者，基本上都以男性為主，但在唐代，卻頗多后妃、公主、女官參與請托的例子。

關于后妃請托，除了前舉太宗的長孫皇后，還有肅宗的張皇后。張皇后“寵遇專房，與中官李輔國持權禁中，干預政事，請謁過當”[33]?；屎笊钣诨实凵磉?，接近最高權力中心，故而有機會請托、受托。

此外，公主請托、受托在唐代也表現得很突出。睿宗即位后，因對政治和權力不感興趣，將大部分政事交給太平公主和太子李隆基處理，太平公主權力大熾。蕭至忠任晉州刺史時，為改京職，向太平公主請托，“誅韋氏之際，至忠一子任千牛，為亂兵所殺，公主冀至忠以此怨望，可與謀事，即納其請”[34]。韋后專權，寵愛安樂公主，安樂公主藉以請托、受托。中宗命中書侍郎趙彥昭出使吐蕃，趙彥昭“以既充外使，恐失其權寵”[35]。司農卿趙履溫私謂之曰：“公國之宰輔，而為一介之使，不亦鄙乎？……（趙履溫）因陰托安樂公主密奏留之。于是以左衛大將軍楊矩使焉”[36]。王維對此也有描述：“中宗之時，后宮用事，女謁寖盛，主柄潛移?！盵37]

玄宗寵愛楊貴妃，封其三姊為韓國夫人、虢國夫人、秦國夫人，恃寵請托，“四方賂遺，輻湊其門，惟恐居后，朝夕如市”[38]。

韓非子曾言：“近習女謁并行，百官主爵遷人，用事者過矣?！盵39]可見女謁由來已久，但以唐代為盛。唐時女性所受束縛較少，社會地位相對較高，而且其時出了中國第一位女皇帝武則天，為宮廷女性樹立了擁有野心、爭取權力的榜樣。在她之后，太平公主、安樂公主都嘗試著把握權力。因此，唐代后妃、公主參與請托的例子比較多。當然，也正因為武則天的君臨天下對男性世界構成震撼，后世皇帝開始防范枕邊人對權力的熱衷，后妃、公主參與請托的現象遂較難出現。

（二）權要請托時態度囂張

請托為律法所不容，受托者需為之承擔風險，故請托者對受托者多溫言細語、小心求助。但在唐代特殊的社會氛圍下，多有請托者對受托者頤指氣使、態度囂張的情況。

武則天時，張昌宗、張易之兄弟拜官進爵，勢力熏天，其弟張昌儀為洛陽令，“請屬無不從”。曾有薛姓選人以五十金請托張昌儀，張昌儀以其狀授天官侍郎張錫。后張錫不慎失其狀，向張昌儀詢問。張昌儀罵道：“不了事人！我亦不記，但姓薛者即與之?！盵40]連求托者的姓名亦記不確切，可見其專以收錢為意。

裴思謙則以其誓達目的的再三請托，顯示出態度的囂張。高鍇在文宗時主持貢舉，舉子裴思謙打通宦官仇士良的關節，被排在第一名。高鍇當面斥責并將其驅逐出場。次年裴思謙懷揣仇士良書信進入貢院，高鍇不欲定其為狀元，裴思謙曰：“卑吏面奉軍容處分，裴秀才非狀元請侍郎不放（裴思謙如果中不了狀元，請你不要讓他及第）?！盵41]仇士良其人，權勢熏天，心狠手辣，《新唐書》說他“殺二王、一妃、四宰相，貪酷二十余年”[42]，可見一斑。高鍇知得罪不起，只好同意。

一些普通文人在請托被拒后，出于報復目的，也表現得很囂張。開元二十四年（736），考功員外郎李昂主試雋、秀等科。其性剛急，不容物，欲革舉人請謁風氣：“如有請托于時、求聲于人者，當悉落之?！盵43]李昂舅薦舉鄰居李權，李昂怒，當眾責備李權，并欲通過點評其文章瑕疵以折辱之。李權預感自己必然落第，生計報復李昂，指斥李昂的詩有“犯上”之嫌。這已不單是評論人才高下的問題，而是涉及到人身迫害。雖然最后李權以“風狂不遜”而被下為吏，但李昂經此挫折，由“強愎，不受囑請”，一變而為“及是，有請求者，莫不先從”[44]。請托不遂而加以報復，乃因視請托為理所當然。

請托者態度囂張固然與唐代政治黑暗、法治敗壞有關，但也離不開皇帝對請托罪法的輕視、破壞。太宗、高宗、玄宗總體上來說都是有作為的皇帝，但他們卻輕視、破壞請托罪法，這實際上向臣民釋放出一種請托并非嚴重違法行為、請托罪法無關緊要的信號，在這種情況下，請托者大張其事、態度囂張就不足為怪了。

（三）受托者需揣摩、迎合請托者的心理

一般情況下，請托者會比較明白地提出請求意愿，以便受托者斟酌辦理。但在唐代，有些勢要言辭隱晦，不似請托，但其實有著特殊的意思表達，受托者需仔細揣摩，主動受托，投其所好。

楊國忠之子楊暄舉明經，禮部侍郎達奚珣考之不及格，欲黜落之，但懼怕楊國忠，遂派子達奚撫至楊宅試探。楊國忠聞之，“卻立，大呼曰：‘我兒何慮不富貴，豈藉一名，為鼠輩所賣耶！’”[45]楊國忠身為宰相權傾朝野，熟悉官場潛規則的人都會主動徇情，而不是被動受托。正是出于這樣的心理，楊國忠才沒有出面為兒子活動，但禮部侍郎達奚珣顯然不諳人情世故。達奚撫的試探，是楊國忠為兒子爭取中第的最后時機，他必須表明自己的態度，并將達奚珣置于道德的負面評判之下。這給達奚珣造成巨大的壓力，最后不得不錄取其子。楊國忠采取“咄嗟”方式，即呵斥的態度，以不請托為請托，曲折地達成了謀私的目的。

婁師德為兵部尚書時，有婁姓鄉人“為屯官犯贓，都督許欽明欲決殺”，請眾鄉人前來請托。婁師德加以拒絕：“犯國法，師德當家兒子亦不能舍，何況渠？”次日與許欽明宴會時，他又明言：“莫以師德寬國家法?！笨此畦F面無私、不會請托。但接下來，他的行為又表現得情意深切——先以父執口吻教誨婁姓鄉人，繼而送以槌餅，要其“作個飽死鬼”。[46]這傳達出一種信息：其與婁姓鄉人有著密切的情感聯系。不言請托，但請托之基礎——情感赫然而在，官場之人許欽明自然深諳其中原委，遂釋之不問。謝紅星言“有些請托甚至是用反向的方式暗示的”[24]，有一定道理。婁師德乃唐朝宰相、名將，狄仁杰曾贊“婁公盛德”[47]，有德之人尚且請托、受托，其他人可想而知，這充分體現出人們對請托有著深厚的社會認同感。

憑借有限的信息去揣摩權要的意思，難免用力過猛，發生誤會。嗣薛王李知柔昭宗時為大京兆，劉纂寒棲京師，與一醫工交好，醫工為東樞密院吳開府門徒。醫工為李知柔診脈時，言及劉纂之窮且屈，恰巧試官以解送等第稟告，“知柔謂纂是開府門人來囑，斯必開府之意也，非解元不可。由是以纂居首送，纂亦不知其由”[48]。真實情況是，劉纂并未請托醫工——吳開府門人來囑，吳開府甚至不知有劉纂其人。李知柔過于敏感的官場神經，使其在想象中自行完成了對上司囑托的建構并實現之，毫無根底的劉纂因之受益。

為了增加所托事件成功的幾率，受托者有時還要主動迎合，設計彌縫，掩人耳目。李林甫玄宗時知選，寧王“私謁十人”。李林甫曰：“就中乞一人賣之?！庇谑欠胚x榜，云：“據其書判，自合得留。緣囑寧王，且放冬集?！盵49]雖然黜落一人，卻保證了其他人錄取的合理性。

請托者言辭隱晦、不著痕跡，受托者揣摩迎合并努力達成，都源于上司對下屬的威勢傲慢，這也與唐代的官場腐敗有直接關系。

（四）請托不遂加劇黨爭

請托的潛在危害，除了易致賄賂，還與黨爭有所關聯。若請托達成，有助于鞏固已有的關系，從而成為結黨的溫床；請托被拒，加之政見不合，則易加劇黨爭。這一點，在唐代表現得很突出。

唐時，“科舉制度的誕生，庶族士人登上政治舞臺，對于憑藉門第蔭封取得官位的權貴不啻是個嚴重威脅，……從唐代中葉開始，憑仗門蔭的官僚貴族與依靠科舉入仕的新官僚各自結成朋黨，展開了激烈的斗爭”[50]。其中歷時最長、范圍最廣、斗爭最激烈的是“牛李黨爭”。其始，官場因藩鎮割據等背景而互相傾軋，形成兩個對立的派別，而其矛盾的激化以至最終形成對立的牛、李二黨，則與請托被拒有直接的關系。

穆宗長慶元年（821），禮部侍郎錢徽、右補闕楊汝士主持科舉。西昌節度使段文昌得楊渾之家藏書畫，“面托錢徽，繼以私書保薦”；翰林學士李紳亦“托舉子周漢賓于徽”[51]。如果上述請托達成，出于感激等原因，官員之間的關系、唐代的黨爭格局等都會發生較大變化。但榜出后，段文昌、李紳所薦之人均名落孫山，可見沒有相當程度的人情、關系，請托很難達成。不止于此，中書舍人李宗閔之婿蘇巢以及主考官楊汝士之弟楊殷士均考中，令人生疑。段文昌上奏穆宗：“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進士皆子弟無藝，以關節得之?！彪p方矛盾進一步激化。穆宗詢問諸學士，李德裕、元稹、李紳皆曰：“誠如文昌言?！盵52]穆宗派人復試，十人不中選，錢徽、李宗閔、楊汝士被貶官，其大為懷恨，雙方矛盾遂至不可調和地步，形成對立的牛、李二黨，“比相嫌惡，因是列為朋黨，皆挾邪取權，兩相傾軋。自是紛紜排陷，垂四十年”[53]。

為了暫時之利而拋棄成見，請托于人，注定了合作的基礎是薄弱的。在這種情況下，因請托不遂而轉相對立，形成并加劇黨爭，亦屬必然。

《唐律疏議》將請托單獨立法，表明在立法層面明確將請托作為危害公義法治的私情惡行來對待，將人情干擾完全推到了法治的對立面，這是法律自身的邏輯性、體系性所決定的，表明對請托的法律屬性的認識已達到較高層次。這也是統治者以出于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從而確保江山穩固為目的，是主要受法家思想影響的結果。但在實際社會生活中，人情因素無處不在，加之受儒家德治觀念的影響，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情況比較普遍，甚至連皇帝也不甚重視請托治理，甚至破壞相關的治理成果，配套的預防措施也不夠嚴密，導致請托治理與立法本意之間存在較大差距。盡管如此，請托罪法的存在本身就彰顯出法治思維，也一直提醒著立法者、執法者、守法者去關注、利用、維護這一法條，從而促使請托治理不斷深化，促進法治思想不斷深入人心。這在后世，特別是明清時期的請托治理實踐中體現得更清晰。由此反觀唐律的請托罪立法，可以看出其在法制史上的重要價值。時至今日，如何處理法、理、情之間的關系仍然是現代法治之路上難以繞開的問題，也許從古人的身上，我們可以得到某種啟示。

注釋：

①相關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謝紅星“唐代的請托及其法律治理困境”，《法學家》，2014 年第6 期；“人情、賄賂與權勢——唐代請托罪法深論”，《甘肅政法學院學報》，2016 年第3 期；周永坤“中國古代‘請托’立法及其現代意義”，《河北學刊》，2013 年第1 期。本文與上述文章的區別在于將請托與賄賂區別開來探討，以凸顯請托的法律價值與文化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