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初期的農村教育革新
——基于相關檔案文獻的考察

張 英 季衛兵

（南京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江蘇南京，210094）

農村教育是中國教育的基礎領域。新中國成立初期，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為發展農村教育制定并實施了一系列方針和政策，農村教育作為一項戰略性、基礎性工作得到重視和加強。本文從相關檔案文獻中梳理出有關農村教育的重要論述，展現中國共產黨在這一時期領導農村教育變革的重要歷程，并嘗試歸納其規律和經驗。

一、新中國成立初期加強農村教育的緊迫性

加強農村教育是新中國成立初期經濟建設的迫切需要。新中國成立時，“我國農村地區的文盲率高達95%”［1］，嚴重制約了農村經濟的恢復與發展。1949年6月，毛澤東作出了“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2］這一重要論斷，并認為“社會主義建設不能等消滅文盲后進行”［3］，要求對農民的教育要與農業合作化運動結合起來。

加強農村教育是新中國成立初期政治建設的迫切需要。發展工農教育必須把政治教育與文化、技能教育相結合，“用社會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武裝知識分子和人民群眾”［4］。圍繞這一主線，黨和國家層面強化了農村教育服務新中國建設的價值旨歸和實踐導向。1950年，政務院明確提出要打破“教育是超階級”的錯誤思想，強調“教育為工、農、兵服務”。［5］

加強農村教育是新中國成立初期農村廣大干部、群眾的迫切需要。新中國成立前夕，我國農村教育幾乎停滯，只有極少數人群能接受教育。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基層干部由于缺乏文化，在工作中面臨嚴峻挑戰，而隨著土地改革的完成，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翻身的廣大農村群眾在思想上逐漸得到解放，也希望能夠多識字、有文化，為國家建設貢獻更大力量。

二、新中國成立初期農村教育的重點群體

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和政府十分注重研究農村人口的具體特點，有針對性地推動農村教育發展。普通農民、學齡兒童和農村干部群體構成了當時農村教育的主要對象。

長期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在當時占農村勞動人口的大多數。一方面，這一群體的絕大多數認同共產黨的領導，但對黨的施政方針存在理解不到位、執行不徹底情形，亟須進行政治引導。針對“部分農民存在的集體經營與個體經營兩種思想的矛盾”［6］，中共中央在領導農業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注重提高農民的社會主義覺悟，逐步使集體經營觀念更占優勢。另一方面，農民要改變“面朝黃土背朝天”或單純代際手工技藝傳遞的生存境遇，就離不開必要的文化知識和生產技能。廣大農民只有不斷學習先進技術，才能從總體上提高農村生產力。

農村學齡兒童是提高農業生產力的生力軍。新中國成立前，“我國小學入學率不到20%，中學入學率只有6%”［7］，農村地區的比例則更低。新中國成立后，黨和國家把提高農村學齡兒童接受教育的比例作為重點任務，一方面及時糾正當時農村學校教育脫離生產實際的偏向，促使學生所學能有效對接勞動生產需要，另一方面，鑒于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全國農村教育難以整齊劃一地推進，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各校從實際出發辦農村教育。例如，“規定初級小學的入學年齡原則上不超過12歲，高級小學的入學年齡原則上不超過16歲，嚴格限制不足學齡的兒童入學。但對于已入學的超齡生，采取辦法讓他們繼續留校學習，在師資條件允許且超齡生較多的地方辦速成班，或單獨辦速成小學”［8］。

這一時期，農村干部隊伍的能力素養與農村建設需求存在較大差距。為此，中央把農村干部教育作為農村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針對部分農村干部不敢、不愿領導生產的傾向，黨和政府對其加強思想政治教育，使他們能在農業生產和農村建設中充分發揮管理和組織作用。1950年，政務院頒布《關于舉辦工農兵中學和工農兵文化學校的指導意見》，提出在幾年內把全國工農兵的文化水平提高到中學水平。在實踐中，黨和政府為農村干部舉辦了大規模的工農兵中學和文化補習學校，選拔有條件的農村干部到高、中等學校深造。

三、新中國成立初期農村教育的主要內容

1.政治與政策教育

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和國家把加強政治和政策教育作為農村教育的首要任務。例如，強調“應在所有農民業余學校設立政治課”［9］，基本政治原則和主要方針政策應納入文化課教學中。同時，“應該經常進行工農聯盟教育”［10］，注重引導農民正確理解國家工業化對全國和整個農村的重要性，使他們認識到工人和農民、城鎮和鄉村是相互支持的關系，從而“安心從事農業生產，不要盲目涌向城市”［11］。此外，加強對農民增產增收的政策指導，實行獎勵農民生產的政策，并借此在農民中倡導勤勞致富，幫助他們加強自我改造，在農民中強化“在個體經濟的基礎上發展集體經濟，逐步從個體走向集體”［12］的思想認識。

2.文化知識傳播與普及

由于新中國成立初期農村人口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基本語言文字和基本科學知識的普及成為農村教育的重中之重。這一時期，中共中央多次強調，社會主義社會不可能在文盲基礎上發展，只有開展農民業余文化教育和辦好各類農村學校，改變我國農村的文化落后狀況，才能適應新中國農村建設的新任務。為此，中共中央提出“識字教育應成為新中國農民文化教育的核心”［13］，加強農民的業余文化教育，在過渡時期基本掃除農村青壯年文盲。同時，強調“農民的文化教育要為農業生產服務”［14］，要求各地合理確定完成掃盲的標準，并積極組織已達到掃盲標準的農民進一步學習珠算、生產生活常識等。

3.農業技術推廣

農民的主要工作是發展農業生產，在農村推進農業機械化需要有大批專業人士，同時新型畜牧設備、化肥等生產要素的出現，也要求農民必須提高農業生產技能。因此，對農村人口加強農業技術教育是新中國成立初期農村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了使農村群眾學到技術知識，當時全國多地的合作社開設了技術技能課程。例如，山西省解虞縣西張耿村農業生產合作社于1955年成立了農業技術夜校，幫助廣大社員“學習農業科學技術”［15］，該夜校堅持“少講精講，學以致用”的原則，開設的技能培訓課程深受學員歡迎。在技術推廣過程中，各地黨委政府還注重發揮農村黨員干部的帶頭作用，把群眾組織起來購買新式農具，并使他們掌握新式農具的使用方法。

四、新中國成立初期農村教育的組織實施

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央及地方政府緊密結合農村工作實際和人口特征，積極穩妥地部署并開展識字運動，興辦農村學校，在教育條件上予以各項保障。

開展農民業余教育和大力推進農村掃盲教育。1949年，教育部召開了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強調冬學是適應群眾需要、與現實工作密切相關的教育形式，應在全國農村試行。1950年，教育部指出“發展農民業余教育是文化教育的基本任務之一”［16］。在實際工作中，推行把農民的季節性業余教育與全年的業余教育結合起來。在此過程，提倡“以民教民”［17］，即引導文化水平較高的農民教育文化水平較低的農民。除此之外，1952年政府部門主導建立了自上而下的各級掃盲委員會，掀起了學文化的高潮。例如，西南軍區的文化教員祁建華發明了“速成識字法”，使農民的識字率大大提高，對農村掃盲教育十分有效。

辦好農村基礎教育學校。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和政府積極采取措施推進農村中小學建設。一是采取接收、改造、興辦結合的方式推進農村學校建設。1952年，教育部發布了《關于接辦私立中小學的指示》，組織推動在全國范圍內接辦私立中小學并將其改為公立學校。此外，還酌情組織分散的半日班、早學、夜校等其他教育機構。二是舉辦方式上實行多軌并行。提出用“公辦民助”“村學村辦”等方法辦校，同時允許“民學民辦”，倡導在群眾自愿的基礎上，以自籌資金為主、政府補助為輔進行辦學。針對農村學校大量校舍急待修繕和辦學經費不足問題，中共中央要求有的地方“盡可能撥一部分土地作學田，并將7%的地方附加糧大部分用作教育經費”［18］。三是堅持農村學校教育的正確辦學方向，使教育為農村生產生活服務。例如，強調升學不是學生畢業后的唯一出路，“小學和中學教育都應注重勞動教育”［19］，以便中小學畢業生能廣泛參與到工業和農業生產。四是著力優化農村師資隊伍。一方面利用學習研究小組和短期培訓課程提高業余教師文化水平和業務能力，另一方面積極遴選優秀人才充實到農村教師隊伍中，并“設法改善教員的生活待遇”［20］。

以大眾傳媒為載體開展教育。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和政府以大眾傳媒為載體在農村進行政治宣傳教育和文化知識推廣。一是鼓勵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為農村群眾創作優秀作品。以出版便于農民閱讀和理解的通俗書報為重點，鼓勵出版機構和有關專家“采用講座、雜志和報紙?？确绞綄θ罕娺M行宣傳教育”［21］。二是鼓勵文藝工作者面向農村文化建設需要開展文藝創作和文藝展演，發展農村急需的廣播、電影、戲劇等事業，“推動文藝為人民服務”［22］。三是通過推廣普通話促進科學知識的普及。中共中央要求“各團支部和各工會組織大力推廣普通話”［23］，并要求青年團員發揮帶頭作用。同時，要求農民業余學校推廣普通話教學，各地廣播電臺在日常節目中適當使用普通話。

更加注重發揮農民群眾的主體作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農村教育注重對受眾群體特點的分析和研判，充分尊重農村人口參與學習、教育、培訓等的主體性，努力激發他們的學習積極性。一是實行榜樣示范法，將農民中善于組織群眾學習文化知識和開展互助生產的積極分子推選為勞動模范，給予適當的物質與精神獎勵。同時允許農民通過農業合作社的集體力量，自己組織開展一定規模的文化學習和教育活動。二是各地黨委和政府相關部門積極指導和幫助農民，在為他們及時解決生產資料等方面困難的同時加大對農具使用、農業生產等知識的宣傳普及。例如，山東萊陽地委根據合作社發展需求供應生產農具，同時對農民進行耐心的技術輔導，使得新農具在勞動群眾中受到歡迎和得到大規模推廣。［24］

五、結語

總的來說，新中國成立初期的農村教育得到了較大發展。首先，我國農村教育為廣大農村人口提供了比較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機會。其次，大大提高了農民參與新中國建設的熱情和能力，他們在掌握文化知識和技術本領的同時，政治素養也得到了提高，強化了參與農村建設和農業生產的主人翁意識。同時，以農民文化素養提升為前提，農業生產效率得到提升，促進了農村文化產業的振興，有力帶動了國民經濟得以恢復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