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古文獻視域下的絲路民族文化變遷

□馬小玲

絲綢之路(簡稱絲路silk road)形成于公元前3世紀,是連接東西方政治、經濟的交通要道,更是不同文化交流的紐帶。在這一文化交流要道上行進的部族至少有15個,使用的語言和文字不少于20種。根據德國學者勒柯克(Le Coq)的調查,僅在絲路交通要沖吐魯番就出土了19種語言的古代文獻。

我國文化語言學的倡導人申小龍認為:“語言是人類文化成長的關鍵,其他文化現象的產生和存在都以語言為基礎。如果人類文化是一個由各種文化現象編織在一起的網絡,那么,語言就是這個網絡的總的結?！?申小龍:《語言的文化闡釋》,知識出版社1992年,第17頁)質言之,一部民族文化發展的歷史也就是民族語言發展的歷史,因此一種語言實質就是一種文化的體現。本文就是以語種和文獻的變遷為線索,探討絲路文化的三個歷史階段。絲綢之路民族文化的變遷主要由語言和文字來體現,其支配力量是民族語言所承載的文化和宗教。

一 印歐文化

(一) 印歐文化的萌芽(公元前4—紀元開始)

從公元前20世紀到公元前5世紀之間,在黑海草原的印歐游牧民族陸續離開草原,開始了近1500年的大遷徙活動,這一活動對世界文明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到公元前4世紀左右,古代印歐人種已遍布在東亞、北亞及中亞和西亞等地區,因其人種“深目高鼻”男子多須,在漢文獻中被稱之為胡人。今新疆早在月氏人西遷之前便有印歐人種的足跡?！渡胶＝洝ず葨|經》云:“國在流沙外者,大夏、豎沙、居繇、月支之國?！?/p>

公元前2000—前1800年之間,也就是印歐人種第一次大遷徙時期,一支從中亞草原向南遷徙的印歐人進入了絲路南北道的綠洲地區。公元前1200—前1000年之間,所謂印歐人種吐火羅人也進入絲路南北道的交匯地區。在史前時代大批印歐人種移居絲路綠洲的基礎上,一些屬于印歐人種的部族陸續遷入。至公元前334—前320年左右,即希臘亞歷山大東征,引起大批操印歐語系語言的伊蘭人進入絲路綠洲之后,印歐文化開始在絲路萌芽。

印歐文化萌芽的典型標志就是古波斯語、帝國阿拉美語、古巴克特利亞語、塞語等在絲路西段——中亞地區開始流行,阿拉美文、古波斯文、古巴克特利亞文、佉盧文、希臘文、塞文等文獻陸續出現。根據哈爾瑪塔(Harmata)的觀點,“上述語言大多屬印歐語系伊蘭語支,多為印歐人的后裔在絲路西段所使用?！?Hartmann. Indrasennas Beichte Ein Sanskrit-text in uigurischer Schrift aus Turfan[J].Berliner Indologische Studien,1996(9-10):203-216)其中阿拉美銘文6處、巴克特利亞銘文5-6處、佉盧文陶片、錢幣、石刻銘文若干件、希臘文碑銘、陶片、銀器銘文數量也不少。塞人文獻(以南部塞語方言為代表),主要是指佉盧文和婆羅密文石刻。關于這一時期的伊蘭語支文獻的特點,可以基本概括為行數少、內容簡單、形式單一、流布地區較為集中等。例如坎大哈石刻、艾哈農阿拉美陶片等。

(二) 印歐文化的發展(公元1—6世紀)

公元1世紀前后,在絲路南北道及其周圍逐步形成了若干由印歐人種部族形成的城邦之國,如樓蘭、于闐、莎車、車師等。這些城邦國家的居民主要是塞人、屬于印歐部族后裔的吐火羅人、粟特人以及月氏人等。

印歐文化發展的顯著標志是絲路南北道印歐語族語種文獻的大量出現,印歐語族語言對宗教的傳播以及犍陀邏佛教藝術的誕生等。

屬于印歐語族的語言有吐火羅語、犍陀邏語、粟特語、和闐塞語,它們主要流行于絲路中段,即塔里木盆地。其中吐火羅文獻包含若干佛經、佛教故事、誦佛詩歌等。絲路出土的吐火羅文獻主要存在于西格(Sieg)和西格凌(Siegling)刊布的《吐火羅語殘卷·A方言》《吐火羅語殘卷·B方言》,托馬森(Thomas)刊布的《吐火羅語殘卷·B方言》,其中包括《法句經》、佛本生故事、情書、護照等,以及新疆博物館所藏《彌勒會見記》等(大約在5世紀)。除殘卷外,還有一些吐火羅粗刻和碑銘。吐火羅語寫就的佛教文獻有:《十誦律》《雜阿含經》《一百五十贊頌》《波逸提法》等;犍陀邏語佉盧文文獻主要為世俗文書,包括國王赦諭、公私信札、各種契劵、簿籍帳歷。目前已知的佉盧文文獻多被收錄在《斯坦因在中國突厥斯坦所發現的佉盧文字集錄》中,共收763件。粟特文文獻主要有宗教文獻、社會經濟文書、錢文、印章、碑刻、壁畫題記、書簡等。迄今刊布的粟特語主要文獻有:粟特古信、《維摩詰經》《大般涅槃經》《佛說善惡因果經》、《大悲經》等佛教文獻以及景教、摩尼教文獻《巨人書》《福音書》等。除穆格山文書屬于7-8世紀外,大多數粟特文文獻屬于公元2—7世紀。和闐塞語屬于中古伊蘭語,它比其他中古伊蘭語更古一些。大多數和闐塞語文獻是佛教文獻,屬于佛教文獻的有《彌勒授記》《妙法蓮華經》《觀世音陀羅尼》《阿彌陀贊》《般若婆羅密多經》《普賢行原贊》等。

從史前直到6世紀,印歐語系語言在絲路南北道都是地區優勢語言,一些絲路地名就是用印歐語系語言來命名,用漢字來記音的。例如于闐(Hvatana)就是塞人一部落名稱的譯音(尉遲),莎車是古代塞人(Saka)族稱的漢字記音,龜茲(Kuci)一名是古代西吐火羅語kutsi(意為白,古代龜茲人多姓白)漢字音譯,疏勒(Suγlak)地名則屬于東伊蘭語支,是古代粟特語的一種方言對粟特人自己的稱呼。由于佛經的翻譯和漢語、印歐語系語言的接觸,從而出現了一種漢語變體——佛教漢語。蔣紹愚先生研究發現,經由佛經翻譯所導致的語言接觸使得漢語有了完結與完成兩種語義范疇的對立。漢語中的一些佛教詞語,如沙門、沙彌、須彌、彌勒、佛、分衛等就是來自吐火羅語。

在這一歷史時期,史稱三夷教的祆教、摩尼教和景教陸續進入絲路地區,其主要傳播者就是粟特人。英國貝利等人研究,“絲路諸國在接受佛教之前曾經信仰過祆教?！?Baily. KHOTANESE TEXTS[M].LONDON: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1969:59)佛教在中亞的流布亦是憑借這些印歐語系語言。斯坦因(Stein)就認為:“和田和尼雅一帶的佉盧文字的出現是與佛教的傳播聯系在一起的?！?斯坦因:《沿著古代中亞的道路》,巫新華 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13頁)

絲路的藝術形式主要有壁畫和舞蹈。植根于希臘藝術的大夏、貴霜王朝的壁畫在佛教誕生前就已傳到絲路南北道,如尼雅就曾出土手持豐裕羊角的希臘女神狄刻。由希臘藝術和佛教藝術結合產生的犍陀羅藝術在南北朝時期進入鼎盛發展的時期,這在龜茲石窟、米蘭壁畫或丹丹烏里克遺址能夠得到充分體現。

二 突厥文化

(一)突厥文化的萌芽(公元6—8世紀)

6世紀以后,絲路南北道的印歐文化影響有所衰減。造成這一變化的直接原因是伊蘭人的本土化、中原影響的深入和突厥文化的萌芽。

公元554—558年,西突厥與波斯聯合進攻呾噠,并瓜分其領土。在占領于闐后,西突厥室點密的牙帳設在龜茲以北阿羯田山北麓裕勒都斯溪谷;611年西突厥射匱可汗也將牙帳設于此地。后突厥汗國默啜可汗于709年進行西征,并將勢力擴展到絲路西段的鐵門關(與大食統治范圍相接壤)。古突厥文碑銘《毗伽可汗碑》《闕立啜碑》《翁金碑》也記錄了后突厥對焉耆、和闐、龜茲、哈密、別失八里的戰爭。突厥人的入侵雖然沒有改變絲路南北道主要居民的面貌,但至少使王族發生變化。龜茲、焉耆王姓本來就帶有伊蘭色彩,至隋唐時已開始突厥化。

佛教入唐以后又大規模逆向傳于絲路南北道,這在客觀上促進了漢文化的流布。這種反哺表現在石窟壁畫內容和佛經翻譯上。庫木吐拉千佛洞就是漢人開鑿、漢僧主持的,其經變畫不同于西域本生畫。于闐出身的提云般若、實叉難陀、智嚴、尸羅達摩等翻譯了大量的漢文佛經。

突厥文化萌芽的典范代表就是古代突厥文在絲路西段和中段的傳播以及文獻的出現,粟特人對古代突厥文的推廣等。

絲路古代突厥文文獻主要集中在絲路西段的七河流域和費爾干納盆地。屬七河流域的有墓石、錢幣、日用品和木棒上的銘文;屬費爾干納地區的有陶器和金屬器皿的若干短小銘文。在穆格山文檔中還發現了寫在皮革上的古代突厥文文書。此外在吐魯番亞爾和屯、吐裕溝、火焰山公社、米蘭戍堡等也發現了一些8世紀左右的古代突厥文文獻。

從公元前2世紀到唐朝末年,粟特人在絲綢之路貿易中占支配地位?！顿Y治通鑒》卷184載:“突厥遣其柱國康鞘利等送馬千匹詣李淵為互市?！碧貏e是突厥可汗,往往多信任粟特人?！顿Y治通鑒》卷192載:“頡利又好信任諸胡而疏突厥?！痹谂c突厥人經商共事的時候,粟特人必然會使用突厥語。慣于在絲路上行商的粟特人,進而將突厥文化傳布到各地。

(二)突厥文化的發展(公元8—10世紀)

8—10世紀是突厥文化(包括回鶻文化)在絲路南北道快速發展的階段,其突出表現在:絲路南北道地方政權的突厥化,回鶻文文獻的大量創制,回鶻文對宗教傳播的促進,突厥—回鶻文化的推廣等。

9世紀前后,繼牟羽可汗親來絲路重鎮高昌延請摩尼僧以來,漠北回鶻汗國的勢力開始西傾。9世紀上半葉,在絲路上已經有了若干回鶻統轄地區。840年回鶻汗國滅亡后,西遷的一支回鶻(約20—30萬帳)遷到別失八里、高昌及葛邏祿人居住的楚河、塔拉斯河流域。852年,其中部分回鶻建立高昌回鶻王國,其勢力一直延伸到焉耆、庫車一帶。西走葛邏祿的部分回鶻促進了絲路南道的突厥化。從漠北回鶻汗國的古代突厥文碑銘來看,突厥如尼文—粟特文雙語文獻已出現。高昌回鶻王國建立不久,就用回鶻文逐步取代古代突厥文?；佞X文來源于古代粟特人使用的草體粟特文,而后者又來自阿拉美文。突厥人和回鶻人在與粟特人的交往中逐漸采用了這種文字。屬于10世紀左右的回鶻文文獻,大多屬于佛教文獻。多數社會經濟文書、書信、歷史文獻以及密宗文獻等應當屬于10世紀以后?，F存主要回鶻佛教文獻主要有:《阿含經》《諸方平安經》《法集要頌》《彌勒會見記》《十業道譬喻鬘》《佛所行贊》《無量壽經》《俱舍論》《緣起論》《妙法蓮華經》《八陽神咒經》等。

高昌回鶻王國建立不久,就用回鶻文逐步取代古代突厥文。屬于10世紀左右的回鶻文文獻,大多為佛教文獻。多數社會經濟文書、書信、歷史文獻以及密宗文獻等應當創作于10世紀以后。

回鶻遷居高昌后,繼承和發展了當地存在已久的佛教、摩尼教、景教和儒教文化,創造出輝煌的回鶻文化,并對絲路南北道的文化產生重大影響?；佞X文化的最大特點就是混合性,即將印歐文化、漢文化、突厥—回鶻文化融為一體。由于這一形式適應了絲路南北道城邦居民的需要,從而極大地推廣了突厥—回鶻文化。

自8世紀后半葉回鶻改宗摩尼后,摩尼教就成為回鶻人精神生活中的重要一環,因此許多摩尼教文獻就是用摩尼文和回鶻文寫就的。例如《摩尼教贊美詞》、《沙卜拉干》譯文殘卷、《摩尼教寺院文書》、《美味經》、《摩尼教徒書信》等。

以高昌為中心的突厥—回鶻文化圈,也對絲路南北道的文化產生影響。如回鶻日歷本身用粟特語寫出,每日先寫粟特語的七曜歷,然后配列音寫漢文的甲、乙、丙、定等十干名稱,再用粟特語寫突厥人使用的十二支獸名,最后把五行譯為粟特語。由于西遷的回鶻人不論是在政治上還是在人數上都占優勢,突厥—回鶻語逐漸成為絲路南北道的通用語言。原著居民的印歐語系語言逐漸消亡,不再被使用。當然在這一同化、融合的過程中,原著居民的語言也給戰勝的突厥-回鶻語以某種程度的影響,進而成為其底層語言。由于底層語言是印歐語系語言,它在客觀上促進了突厥文化的流布。

同樣,突厥文化的影響也發生在絲路西段。今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等地流行的粟特語、花拉子模語等伊蘭語逐漸為突厥—回鶻語所取代。語言是文化的載體,語言的通行勢必會導致文化的跨界傳播,從而擴大文化的影響程度。絲路突厥化的形成,使得回鶻—突厥語逐漸戰勝了當地的印歐語系語言成為通用語,隨之而來的就是回鶻-突厥語成為傳播絲路宗教的主要工具。

7—10世紀,景教在中原內地十分興旺。景教的傳播基本上是從小亞細亞和敘利亞,沿著絲綢之路進行的。因此,絲路南北道諸城邦大都有景教信仰。高昌回鶻亦接受景教,并用回鶻文翻譯和創作了大量的景教文獻。根據宗德曼(Zonderman)、威廉姆斯(Wilhemlms)的統計,保留在德國科學院的就有50余件,如《巫師的崇拜》《圣喬治殉難記》《回鶻基督徒婚禮上的頌詞》《祈禱文》等。

三 伊斯蘭文化

(一) 伊斯蘭文化的萌芽(公元10—14世紀)

伊斯蘭文化在絲路南道的萌芽始于10世紀左右,它是伴隨著絲路西線的伊斯蘭化、佛國湮沒和佛教沒落、王朝語言的興起、花拉子模文化的影響而同時進行的。但是,這一時期的伊斯蘭文化多止步于絲路南道和西段。

751年在塔拉斯河畔,阿拉伯軍隊對唐朝軍隊的勝利,把唐朝在那里的影響一掃而光,從而為伊斯蘭教勢力的東進打開了大門。阿拉伯人對帕米爾以西綠洲的統治大大推進了當地的伊斯蘭化。伊斯蘭教的薩曼尼王朝不斷進攻喀喇汗王朝,至遲10世紀中期,喀喇汗王朝就皈依了伊斯蘭教。從11世紀史學家阿卜達勒·加菲爾的著作《喀什史》中可知:“喀喇汗王朝的薩吐克·布格拉汗首先率領其人民接受伊斯蘭教?！?艾布·福圖赫·阿卜杜勒·加法爾·阿勒馬伊:《喀什噶爾史》,新疆社會科學院油印本1985年,第18頁)

布格拉汗之子木薩對居住在巴拉沙袞的長支大汗發動宗教戰爭,并滅掉長支可汗,從而使絲路南道開始伊斯蘭化。11世紀(1006年)時,信仰佛教的和闐王國被信仰伊斯蘭教的喀喇汗朝滅亡。自此,該地居民也皈依了伊斯蘭教。公元千年左右,佛教在印度中心地區就銷聲匿跡了。在和闐被征服的最后階段,印度因素再次對和闐文化生活產生影響,這一點表現在密教的產生上。隨著和闐的淪陷,佛教在絲路南道的影響越來越小。這對致力于傳播佛教的突厥-回鶻文化而言,是一個巨大的打擊。

在喀喇汗王朝時期,以喀什為中心的廣大區域使用哈卡尼亞語(或曰喀什語或王朝語言)?？雇醭囊了固m文獻是用哈卡尼亞語寫就的,其中最為著名的是馬赫穆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語大詞典》、尤素甫·巴拉薩袞的長詩《福樂智慧》。伊布拉音穆提義認為:“回鶻語和哈卡尼亞語的區別只是由于用這兩種語言所寫成的書面文獻反映的文化不同(回鶻語書面文獻主要反映佛教、摩尼教環境中創造的文化,哈卡尼亞語反映伊斯蘭教影響下產生的文化)?！?依布拉音·穆提義:《維吾爾文化研究點滴》,民族出版社2015年,第186頁)宗教文化的不同亦在文獻中得到體現。在用回鶻語寫成的書面文獻里翻譯或直接借用的梵語、吐火羅語及漢語名詞術語比較多,而在哈卡尼亞語中吸收阿拉伯、波斯語的名詞術語則較多。換而言之,哈卡尼亞語也是突厥文化和伊斯蘭文化的淺層混合體。

金帳汗國雖然只是在絲路西段的北部地區,但是其克普恰克-花拉子模文獻對于伊斯蘭文化的傳播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屬于克普恰克-花拉子模文獻的主要有阿布·海嚴的《智慧的禮品》、庫特普的《胡斯勞與席琳》、花拉子米的《愛情書》等。

(二) 伊斯蘭文化的發展(公元15—19世紀)

伊斯蘭文化在絲路南道的深入,在北道的發展主要與伊斯蘭教的漸進東傳、察合臺語的形成、察合臺文獻的繁榮密不可分。

1347年,東察合臺汗國禿黑帖木兒率先皈依伊斯蘭教,其所屬16萬蒙古人變成了穆斯林,此舉為后來伊斯蘭教最終在絲路南北道占據統治地位奠定了基礎。至16世紀,伊斯蘭教在絲路南北道諸地多數居民的精神生活中完全占有主導地位。

察合臺語形成于帖木兒王朝時期(1405—1502年),是在阿拉伯語和波斯語的影響下,從哈卡尼亞語演變而成的。它主要采用阿拉伯文的28個字母、并從波斯文借用了4個字母。此外,還吸收了阿拉伯文的若干元音、輔音字母以及其他輔助符號。根據統計,察合臺語中的阿拉伯語、波斯語借詞曾一度達到50%～60%。

察合臺文獻主要流行于絲路西段和絲路南北道。15世紀是察合臺文獻中的古典文學發展的黃金時期,代表性作品有:魯特菲的《詩集》、納瓦伊的《詩集》等。16世紀的察合臺文獻主要有昔班尼的《詩集》、哈衣達爾的《拉什德史》、巴布爾的《巴布爾回憶錄》。17、18世紀,絲路南北道的察合臺文學又迎來了一個新的黃金時代,這方面的文獻主要有:尼扎里的《不幸人的故事》、沙伊爾阿訇的《伊斯蘭之書》等。

語言不僅僅是人們用來表達自己對世界的看法,表達自己思想感情的工具,它還沉淀著歷史文化的密碼,因此參研一門語言,可以追溯歷史,找到還原歷史演變的關鍵。海德格爾曾說過:“語言是存在的家”。世界就在我們的語言之中,同樣民族語言存在于民族體之中,通過民族語言的變化,可以推演出民族的變遷。絲路現代民族是經過數千年語言、文化和宗教的沖撞與融合形成的,這一民族融合的進程從未被間斷過。 “那仁”、“馕”“抓飯”“手抓肉”是絲路各民族都愛吃的美食,“坎土曼”、“皮亞孜”“冬不拉”是絲路各民族的通用詞匯,“養成共有之信仰學藝及其他趣嗜,經無數年,無數人協同努力所積之共業,厘然成為一特異之文化框系,與異系接觸,則對他而自覺為我?！?梁啟超:《飲冰室文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4頁)一個民族的發展與繁榮,是一個不斷學習和借鑒的過程,一個民族的驕傲是以具有吸引力、魅力的強大民族文化為基礎的。絲路歷史、文化和民族的變遷也證明了一個開放的民族,一個善于學習的民族會是一個強大的、具有生命力的民族,而一個封閉的民族終將被歷史長河所湮滅。

綜上所述,絲路之所以擁有如此絢爛多彩的文化,不僅是因為歐亞大陸被絲綢之路所貫通,更是因為在歷史的長河中,這一片富有魅力的土壤不斷進行著語言、文化、民族的融合,不斷汲取著東西方文明的精華,才鑄造了人文與民族的完美結合,造就了今天絲路的多彩文化。研究絲路的文化,對古代東西方文明的交流意義和語言學的意義非常深遠。特別是絲路東段的文化研究,為我們探尋中華文化共同體的形成提供了發展脈絡,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形成提供了歷史依據。